东北易帜的实现及其原因分析
[关键词]东北易帜 ，张学良，蒋介石，延期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4）09-0065-06
1928年12月29日，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张学良在奉天省府大礼堂举行了东北三省易帜典礼，宣布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史称东北易帜。
东北易帜结束了中国延续了十几年的北洋军阀混乱的分裂割据局面，客观上形成了全国一致对外、共同抗日的局面，彻底打消了日本帝国主义意图利用奉系在中国东北建立地方傀儡政权的计划和野心，增强了中国抵制日本侵略的力量，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件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
东北易帜最早的提出和国民政府的“第二次北伐”是分不开的。1928年5月，随着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的开始，北伐军一路向北，相继攻克石家庄、张家口、德州，兵锋直抵北京、天津，而东北军由于各方面原因节节败退，这时东北军和国民政府的关系、京津问题、东北善后等问题就不得不被提上了双方的议事日程。
5月30日，奉命北上的南京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孔繁蔚、尹扶一在北京与东北军将领张学良、杨宇霆等人接洽，就京津停战、京津善后及东北易帜等问题展开了磋商和谈判，孔繁蔚提出应以奉军在政治上易帜、在军事上撤出关外为先决条件。①同时，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为加速东北问题的解决，也向奉系方面提出解决东北问题的三点意见：
1.不使东三省为日本保护，致我中国失地;
2.从速退出关外，勿守滦河，以免内战;
3.如张作霖能下野，则蒋介石亦可下野。②
6月4日，双方代表再次在北京商谈。这次因为北伐军即将进入北京、天津，孔繁蔚代表国民政府就解决东北问题提出了三项比较强硬的条件：
1.东三省必须改悬青天白日旗;
2.孙、张、褚所部必须接受国民政府改编;
3.奉方必须服从国民政府的命令。③
但这三项条件有点城下之盟的意思，几乎等于是叫奉军缴械投降。当时东北军虽然战败，但并未受到大的打击，主力仍在。谈判结果可想而知，因双方分歧太大，谈判未达成协议。
随着6月8日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12日接收天津，东北问题如何解决就成为国民政府必须要面临的首要问题。16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阎锡山向张学良明确提出了解决东北问题的条件：
1.东三省军民兵官宣言服从三民主义，改挂青天白日旗;
2.改组东三省政府为委员制，并由国民政府派委员加入;
3.须受国民政府命令指挥;
4.东三省各地设立国民党及宣传机关。
比较前面蒋、孔提出的解决条件，阎锡山提出的条件更加苛刻，不仅要求悬挂青天白日旗，服从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介入东北地方政治，这和北伐军占领平津，兵威正盛有很大关系。
同时，由于张作霖刚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紧急处理张作霖死后的权力交接和东北稳定问题便成为当时奉系的重中之重，暂时无暇顾及其他问题，包括东北易帜。秘密回到奉天后的张学良在奉系大佬张作相等人的辅佐下，于6月18日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并发表了《就任奉天军务督办通电》，在这份通电中他并没有提到东北统一及和平问题，只是说要“罢兵言和，反对内战，尊重民意，取诸公决。”但由于当时他还同时面临着国民政府、日本关东军和东北军内部当权派等几方的压力，特别是国民革命军挟胜利之威，有武力解决东北之势，所以他也不能完全割断和国民政府的交涉和谈判，因此在就任当日对路透社记者的谈话中，比较含糊地表示愿在平等和平的条件下和国民政府继续谈判统一问题。
在初步掌握东北局势后，为进一步缓解东北地区面临的压力，张学良于7月1日试探性抛出东北易帜谈判的信号，他致电蒋介石、谭廷■等，表示拥护统一：
为贯彻和平起见……学良当以民意为依归。所盼当局诸公，以国家大计为前提，同时收束军事;一面以最简捷办法，速开国民会议，解决目前一切重要问题。学良爱乡爱国，不甘后人，决无妨害统一之意。①
同时他指派全权代表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贻赴北京面见蒋介石，商谈东北易帜具体事宜。3日，蒋介石向报界公布“政府处分东三省问题”三项基本原则作为回应，提出要和平解决东北问题：
（一）以政治手腕为三省人民谋福利;
（二）对三省新旧派兼容并顾，不偏于任何方面;
（三）以公正办法处理东省政务军事。②
并于11日在北京香山碧云寺单独接见张学良特派代表邢士廉等四人，表示只要东北易帜并服从三民主义，其他条件均可商谈，并希望东北三省能“目下立即改帜”。
张学良接到邢士廉等人的电报后，立即表示愿意对国民政府服从到底，决定东三省于7月22日实行易帜，并要求汤玉麟于19日宣布热河先行易帜，东北易帜的实现初现曙光。
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历来视东北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就是因为不愿满足日本的权益而被炸死，因此虽然热河在7月19日通电全国宣布“一律服从三民主义，改易青天白日旗帜”，但是东北三省的易帜并没有不像蒋介石和张学良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其中的过程比较艰难，经历了几次延期才最终完成。
在7月初，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就已通过秘密渠道得知东北可能于7月中旬易帜，遂于7月12日奉命会晤张学良，提出严重警告，表示日本政府反对东北易帜，如果东北非要易帜，将会导致东北陷入混乱。16日，林久治郎又再次向张学良提出警告，表示日本政府对张学良和国民政府的合作不会坐视不理。
迫于这种形势且没有得到国民政府关于东北地区人事权归属的明确答复，在原定易帜日的前一天即7月21日，张学良不得不致电蒋介石，告知因为日本的威胁东北暂不能在22日易帜，并希望能和蒋见面详谈：
情况实望晤面，既可面罄苦痛，并可切商此后进行办法。
但蒋介石接电后认为张学良是有意推延，拒绝了见面的请求，他在23日复电张学良，仍要求张毅然断行东北易帜。但张学良经过多方考虑，于24日复电蒋介石，表示东北易帜不能立时实行，并非故弄手段，因探知日方表示如奉方不听劝告易帜，即行使用武力，并强硬表示：
如兄以为非易帜不可，则弟只有去职。
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也只好回电表示谅解，并希望张学良“务必努力前进，以达最终志愿”。
东北易帜的初步受挫并没有满足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心，为了进一步打消张学良的易帜意愿，8月4日，日本特使林权助借吊唁张作霖为名会晤张学良，当面提出东三省与国民政府的妥协合作，将会使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和特殊地位受到极大损害，希望张学良暂时采取观望态度，不要和国民政府妥协合作，如果东三省蔑视日本的警告，实行易帜，则日本必采取自由行动。对于林权助的威胁，张学良虽然比较强硬：“我的决心必以东三省人民的意志为依归，我不能违背三省民心而有所作为。”①但现实形势却迫使他不得不慎重其事。因为为压迫张学良就范，日军在东北各地地方制造了很多冲突和爆炸案，同时数千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在奉天火车站集结以武力示威，使东北整个局势立即变得紧张起来，当时张学良接任东北权力也才2个月左右，这也就使得对东北易帜本来就意见不一的东北军内部更加纷扰。
8月10日，经过多方权衡，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延期三个月，但为表明易帜决心他也与国民政府代表方本仁商定三点：
1.东三省服从国民政府命令;
2.以张学良为东三省军政首脑;
3.易帜以三个月为犹豫期，以便办理外交。②
同时张学良加紧了东北军内部整理和统一工作：一方面加紧说服以杨宇霆为首反对东北易帜的东北军亲日派高级将领;另一方面努力改革东北内政，裁撤军队，同时解决了亲日派张宗昌和褚玉璞武装，为东北易帜扫清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障碍。
应该说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和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政府出于各种考虑都希望东北早日易帜，但是双方在东北军事、外交、内政等方面仍有很多现实的分歧需要解决。为了加快易帜进程，蒋介石表示东北外交由中央应付，并每月拨l000万元给东北军做军饷，同意东北“内政仍由现职各员维持，概不更动。重大人事，先由张请委，然后再由中央任命”，同时希望张学良能于10月10日双十节当日宣布东北易帜。这虽然等于实际承认了东北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张学良仍认为10月10日易帜还是为时过早，他回电蒋介石：
东北易帜，早具决心在前，实因某方压迫，致生障碍……现计算约定之期，已不甚远，敝处拟积极准备，事前秘不使知，筹备就绪，即行通电宣布。
但因此时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势力的矛盾日益加深，蒋极希望能通过东北易帜的实现进一步树立自己的权威，因而在接到张的拒绝电文后仍极力对其进行劝说：
易帜之事，全系我国内政，彼方本不能公然干涉，况目下党国形势，团结一致，彼尤无可借口，为从来所未有，此正其时。如尊处果能出此决心，中正深信彼绝不敢有所举动。故希毅然主持，三省同时宣布，愈速愈妙。
但此时对张学良来说并不具备“毅然”的时机，他再次向蒋说明因外交环境所迫，易帜不得不徐图解决，但已在积极准备，蒋对此也只好同意，其希望东北三省能在10月10日易帜向双十节献礼的愿望泡汤。③
其实，张学良出于各方面的考虑还是希望东北早日易帜的。之后他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10月21日，张学良在接见奉天商务总会、教育会等法团代表时表示将尊重民意，至迟在11月15日前实行易帜。后因和日本交涉吉敦铁路问题被迫延期。
但这并未影响张学良易帜的决心。11月6日，张学良利用派莫德惠和王家桢为专使赴日本参加日本天皇即位大典的机会，向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表达了张学良“必须易帜”的决心，田中表示“此为中国内政问题”，这实际上对东北易帜表示了默认，为年底的东北易帜扫除了最大的障碍。①
在这之后，东北易帜的步伐明显加快。12月1日，张学良派全权代表邢世廉、王树翰面见蒋介石，报告东北易帜最近情况。6日，蒋介石亲笔致信张学良再次表示，东北内政由现有职员维持，对外问题由中央负责，希望即刻易帜。在得到国民政府关于他对东北拥有绝对控制权的保证后，张学良于13日召集东北军将领讨论东北易帜问题，商定于1929年元旦易帜，同时由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致电张学良表示东北易帜应越快越好，不必等到1929年元旦实行，而应于12月29日完成。24日张学良再次召开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讨论蒋介石的意见，最后一致决定东北三省于12月29日同时易帜，并密令各地在事前应保守秘密。27日张学良电呈蒋介石表示已密令东北三省于29日易帜。28日，张学良正式将易帜事电呈国民政府。
12月29日，张学良正式通电全国宣告东北易帜，称：“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并在奉天省大礼堂举行了易帜典礼，同时宣誓就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接着，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任命奉、吉、黑、热四省政府官员，东北军也被正式列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东北各地包括奉天、黑龙江、吉林、热河四省政府驻地公署、总商会、驻军营房和商店、学校、企业及各公共团体等均悬挂出青天白日旗。由此，东北三省正式并入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也第一次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②
东北易帜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自清末以来，由于内忧外患的不断加剧，中央政府权力呈现日趋衰弱的态势，1912年虽然爆发了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变，特别是1916年袁世凯死后，由于北洋集团群龙无首，在当时没有人有力量支配整个中国，再加上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为了保护他们在华利益，纷纷寻求建立其在地方统治的代言人，因此当时中国各地有实力特别是有自己军队的将领为了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利益，纷纷以省为界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虽然在名义上仍接受北京政府的领导，但实际权力如行政、财政、军事、教育等重要权力大都由各个军阀自己支配。
直到1926年国民革命军实施北伐才改变了这一局面。始于1926年7月9日的北伐，声势猛烈，一路向北，到1927年3月，就已经连克武汉、南昌、南京和上海等南方重要城市，长江以南基本被北伐军控制，“战斗之烈，取胜之速，军威之盛，实为我国现代史上所罕见”。③中间虽然经历了国民党的各种争斗，但这种统一的态势并没有改变。之后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进行的“二次北伐”也进展顺利，在2个月内就占领了北京、天津。6月15日，南京政府就宣布“统一告成”，但是这只是南京政府单方面的宣布而已，因为当时的东北三省还掌握在张学良手上，直到1928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国民政府才实现了自袁世凯后的形式上的统一。
可见，东北易帜的完成虽然只是在形式上宣布了全国的统一，但是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和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就指出：“张学良于一九二八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这件大事，不仅在三千年国史上史无前例，在世界史上也鲜有其俦。”④但东北易帜从提出到最终完成并非是“顺理成章”之事，其间经历了比较复杂艰难的过程，它的最终实现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促成：
第一，是由全国人民一致希望国家统一的历史潮流和民意所决定的。北伐战争爆发后，国民革命军一路攻势凌厉，进展迅速，很快就消灭了孙传芳和吴佩孚主力，虽然之后国民党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但是毕竟和之前腐败无能的北洋军阀有很大的不同，使一般民众看到了一举改变民国成立后军阀混战、割据、军令政令不一、苛捐杂税多于牛毛局面的希望，全国统一已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东北民众也不例外，虽然说在张作霖的领导下东北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但是为了争权夺利，爆发了两次直奉战争，使东北物价飞涨、满目疮痍，东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也强烈渴望和平，要求统一。在东北易帜交涉过程中就有很多民众自发起来要求东北易帜、全国统一。如10月底，黑龙江省教育会负责人向东北保安会吁请“毅然决然，迅即改旗易制”;11月8日，吉林省城学生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召集各校学生及民众一万多人，手持青天白日旗，散发传单，高喊“东北统一”的口号;11月10日，长春市很多地方，群众自发行动起来，悬挂青天白日旗……这些都表明当时希望全国统一已成历史趋势，东北易帜的提出和最终完成客观上是顺应了这种民意和潮流。
第二，张学良的因素。东北易帜的完成虽然说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但是这也是和东北军最高统帅张学良的个人努力分不开的。因为虽然不排除张学良在谈判初期有希望通过东北易帜交涉延缓国民政府进攻，避免两线作战、稳定东北局势的打算，“藉统一运动，以巩固个人地盘与权利”。①如在7月28日东北易帜谈判紧张之际，为缓解北伐军对东北军的军事压力，张学良致电白崇禧，请白等部暂停东征，8月4日，张学良在会见国民政府代表时又再次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对热河及津京以东地区奉军的军事行动。但是东北易帜最终的完成是和张学良舍弃个人利益顾全大局的爱国情怀分不开的。因为作为当时的东北最高统帅，张学良也完全可以采取自保的拖延战略来对付国民政府的统一战略，因为时值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正因为裁军矛盾日益激烈，东北三省又一直比较独立，虽然蒋介石等意欲统一东北，但是慑于日本的压力也不敢轻举妄动。从易帜延期的几次交涉来看，虽然蒋介石极为希望东北马上易帜，并极力游说张学良，但是当张学良告之需要延缓易帜，蒋介石也是鞭长莫及，除了继续游说之外，也无其他更好的办法。由此可见，张学良是完全可以暂时采取只顾东北地方利益的自保做法，东北军内部如杨宇霆等就是持这种看法的人，但是张学良希望中国统一，为此，他毅然决然地实行东北易帜，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爱国军人在东北易帜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作为统治东北一方的统帅，在东北易帜谈判时，张学良也一直强调和要求与国民政府进行对等谈判，而不是投降和收编。因此，在东北易帜以后，东北实质上是相对独立的，只是在名义上统一于国民政府，军政、财政、行政权、人事任命等权利还都是由张学良决定，南京国民政府并不能干预到东北地方的内部事务，因此东北易帜在客观上也达到了张学良名义上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实际上实行“分治合作”，独立控制东北的目的。②
第三，蒋介石的因素。东北易帜的和平现实是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特别是蒋介石的努力分不开。因为在当时国民政府内部以冯玉祥、阎锡山等为首的强硬派，特别是冯玉祥和奉系矛盾很深，他们认为张作霖死后东北已失领导中心，士气涣散，力主乘胜出击，出兵关外，彻底消灭奉军，以绝后患。③蒋介石一方面也希望尽快统一中国，乘战胜之威一鼓而下，但之前爆发的济南事件还历历在目，武力解决东北很可能会引起日本出兵干涉，引发和日本人的冲突。对于这种矛盾的心态，1928年7月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说得很清楚：
对奉的正当办法自然是用军队去讨伐，但是我们一用军队去讨伐，日本一定又要出兵来捣乱。……因为要避免那疯狗一样的日本政府的凶焰，不得不用政治方法去解决东三省政局。①
因此作为政治家的蒋介石更倾向于政治解决。在东北谈判之初，蒋介石为了更好地处理东北问题，就特地致电在南京的谭廷■，要求由他自己来统一处理东北问题：
奉方事现由中（正）负责接洽，如有该处代表来京商承者，请转知国府各委员一概拒绝，以免纷歧。
而且，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蒋介石也逐渐放弃了要求改编奉系军队，奉系官员由国民政府选派等令奉方当时无法接受的条件，表示东北地方内部事务仍由现职各员维持，概不更动。重大人事，先由张学良请委，再由中央任命。正是蒋介石采取的这种先易后难，先易帜再解决其他问题的现实态度和政治保证，使东北易帜的进程大大加快，也保证了东北易帜的和平完成。②
第四，当时的国际局势有利于东北易帜。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及逐渐稳固，英美等大国为了保护其在中国的利益，反对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纷纷承认南京国民政府并和它建立关系，同时对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和裁撤领事裁判权等运动也给予了积极支持，希望能改善对华关系，扩大在华利益。但是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1927年上台以后推行了一系列比较强硬，激进的侵华政策，如济南惨案、满蒙自治、皇姑屯事件，这不但使中日关系急剧恶化，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特别是济南惨案，引起了全国性的反日运动。全国自发形成了抵制日货运动，以中国出口到日本的糖为例，1928年5月为25000多吨，到7月就只有3700多吨，对日本的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日本激进派不得不稍作收敛。同时，日本政府这些过于激烈的举动，特别是在东北的急速扩张，也引起了英美等西方大国的担忧，害怕日本会独霸中国进而影响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于是英美等国对日本势力的扩张进行了干涉和牵制。如1928年8月，美国驻华公使马泰瑞特地访问东北，与东北军将领杨宇霆等交谈，表示东北易帜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方面支持东北易帜。③英国方面也表示了对东北易帜的支持。这种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也使田中内阁受到了日本国内舆论的强烈攻击，包括枢密院、贵族院等日本保守势力，都认为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是极其错误的作法。在野党则利用皇姑屯事件攻击田中内阁，要求追究该事件的具体责任。这都对田中内阁形成了极大压力，田中政府自顾不暇，从而使它对东北易帜的实现不能有太过激烈的反应和举动。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1928年11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面对张学良的“决心”，只能默然表示“此为中国内政问题”。当时国际环境的支持和日本内部势力的纷乱和不能作为就成了东北易帜成功实现的重要条件。
【作者简介】全骜颉，男，湖北黄梅人，历史教学社编辑。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4）09-0065-06
1928年12月29日，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张学良在奉天省府大礼堂举行了东北三省易帜典礼，宣布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史称东北易帜。
东北易帜结束了中国延续了十几年的北洋军阀混乱的分裂割据局面，客观上形成了全国一致对外、共同抗日的局面，彻底打消了日本帝国主义意图利用奉系在中国东北建立地方傀儡政权的计划和野心，增强了中国抵制日本侵略的力量，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件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
东北易帜最早的提出和国民政府的“第二次北伐”是分不开的。1928年5月，随着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的开始，北伐军一路向北，相继攻克石家庄、张家口、德州，兵锋直抵北京、天津，而东北军由于各方面原因节节败退，这时东北军和国民政府的关系、京津问题、东北善后等问题就不得不被提上了双方的议事日程。
5月30日，奉命北上的南京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孔繁蔚、尹扶一在北京与东北军将领张学良、杨宇霆等人接洽，就京津停战、京津善后及东北易帜等问题展开了磋商和谈判，孔繁蔚提出应以奉军在政治上易帜、在军事上撤出关外为先决条件。①同时，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为加速东北问题的解决，也向奉系方面提出解决东北问题的三点意见：
1.不使东三省为日本保护，致我中国失地;
2.从速退出关外，勿守滦河，以免内战;
3.如张作霖能下野，则蒋介石亦可下野。②
6月4日，双方代表再次在北京商谈。这次因为北伐军即将进入北京、天津，孔繁蔚代表国民政府就解决东北问题提出了三项比较强硬的条件：
1.东三省必须改悬青天白日旗;
2.孙、张、褚所部必须接受国民政府改编;
3.奉方必须服从国民政府的命令。③
但这三项条件有点城下之盟的意思，几乎等于是叫奉军缴械投降。当时东北军虽然战败，但并未受到大的打击，主力仍在。谈判结果可想而知，因双方分歧太大，谈判未达成协议。
随着6月8日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12日接收天津，东北问题如何解决就成为国民政府必须要面临的首要问题。16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阎锡山向张学良明确提出了解决东北问题的条件：
1.东三省军民兵官宣言服从三民主义，改挂青天白日旗;
2.改组东三省政府为委员制，并由国民政府派委员加入;
3.须受国民政府命令指挥;
4.东三省各地设立国民党及宣传机关。
比较前面蒋、孔提出的解决条件，阎锡山提出的条件更加苛刻，不仅要求悬挂青天白日旗，服从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介入东北地方政治，这和北伐军占领平津，兵威正盛有很大关系。
同时，由于张作霖刚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紧急处理张作霖死后的权力交接和东北稳定问题便成为当时奉系的重中之重，暂时无暇顾及其他问题，包括东北易帜。秘密回到奉天后的张学良在奉系大佬张作相等人的辅佐下，于6月18日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并发表了《就任奉天军务督办通电》，在这份通电中他并没有提到东北统一及和平问题，只是说要“罢兵言和，反对内战，尊重民意，取诸公决。”但由于当时他还同时面临着国民政府、日本关东军和东北军内部当权派等几方的压力，特别是国民革命军挟胜利之威，有武力解决东北之势，所以他也不能完全割断和国民政府的交涉和谈判，因此在就任当日对路透社记者的谈话中，比较含糊地表示愿在平等和平的条件下和国民政府继续谈判统一问题。
在初步掌握东北局势后，为进一步缓解东北地区面临的压力，张学良于7月1日试探性抛出东北易帜谈判的信号，他致电蒋介石、谭廷■等，表示拥护统一：
为贯彻和平起见……学良当以民意为依归。所盼当局诸公，以国家大计为前提，同时收束军事;一面以最简捷办法，速开国民会议，解决目前一切重要问题。学良爱乡爱国，不甘后人，决无妨害统一之意。①
同时他指派全权代表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贻赴北京面见蒋介石，商谈东北易帜具体事宜。3日，蒋介石向报界公布“政府处分东三省问题”三项基本原则作为回应，提出要和平解决东北问题：
（一）以政治手腕为三省人民谋福利;
（二）对三省新旧派兼容并顾，不偏于任何方面;
（三）以公正办法处理东省政务军事。②
并于11日在北京香山碧云寺单独接见张学良特派代表邢士廉等四人，表示只要东北易帜并服从三民主义，其他条件均可商谈，并希望东北三省能“目下立即改帜”。
张学良接到邢士廉等人的电报后，立即表示愿意对国民政府服从到底，决定东三省于7月22日实行易帜，并要求汤玉麟于19日宣布热河先行易帜，东北易帜的实现初现曙光。
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历来视东北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就是因为不愿满足日本的权益而被炸死，因此虽然热河在7月19日通电全国宣布“一律服从三民主义，改易青天白日旗帜”，但是东北三省的易帜并没有不像蒋介石和张学良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其中的过程比较艰难，经历了几次延期才最终完成。
在7月初，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就已通过秘密渠道得知东北可能于7月中旬易帜，遂于7月12日奉命会晤张学良，提出严重警告，表示日本政府反对东北易帜，如果东北非要易帜，将会导致东北陷入混乱。16日，林久治郎又再次向张学良提出警告，表示日本政府对张学良和国民政府的合作不会坐视不理。
迫于这种形势且没有得到国民政府关于东北地区人事权归属的明确答复，在原定易帜日的前一天即7月21日，张学良不得不致电蒋介石，告知因为日本的威胁东北暂不能在22日易帜，并希望能和蒋见面详谈：
情况实望晤面，既可面罄苦痛，并可切商此后进行办法。
但蒋介石接电后认为张学良是有意推延，拒绝了见面的请求，他在23日复电张学良，仍要求张毅然断行东北易帜。但张学良经过多方考虑，于24日复电蒋介石，表示东北易帜不能立时实行，并非故弄手段，因探知日方表示如奉方不听劝告易帜，即行使用武力，并强硬表示：
如兄以为非易帜不可，则弟只有去职。
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也只好回电表示谅解，并希望张学良“务必努力前进，以达最终志愿”。
东北易帜的初步受挫并没有满足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心，为了进一步打消张学良的易帜意愿，8月4日，日本特使林权助借吊唁张作霖为名会晤张学良，当面提出东三省与国民政府的妥协合作，将会使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和特殊地位受到极大损害，希望张学良暂时采取观望态度，不要和国民政府妥协合作，如果东三省蔑视日本的警告，实行易帜，则日本必采取自由行动。对于林权助的威胁，张学良虽然比较强硬：“我的决心必以东三省人民的意志为依归，我不能违背三省民心而有所作为。”①但现实形势却迫使他不得不慎重其事。因为为压迫张学良就范，日军在东北各地地方制造了很多冲突和爆炸案，同时数千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在奉天火车站集结以武力示威，使东北整个局势立即变得紧张起来，当时张学良接任东北权力也才2个月左右，这也就使得对东北易帜本来就意见不一的东北军内部更加纷扰。
8月10日，经过多方权衡，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延期三个月，但为表明易帜决心他也与国民政府代表方本仁商定三点：
1.东三省服从国民政府命令;
2.以张学良为东三省军政首脑;
3.易帜以三个月为犹豫期，以便办理外交。②
同时张学良加紧了东北军内部整理和统一工作：一方面加紧说服以杨宇霆为首反对东北易帜的东北军亲日派高级将领;另一方面努力改革东北内政，裁撤军队，同时解决了亲日派张宗昌和褚玉璞武装，为东北易帜扫清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障碍。
应该说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和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政府出于各种考虑都希望东北早日易帜，但是双方在东北军事、外交、内政等方面仍有很多现实的分歧需要解决。为了加快易帜进程，蒋介石表示东北外交由中央应付，并每月拨l000万元给东北军做军饷，同意东北“内政仍由现职各员维持，概不更动。重大人事，先由张请委，然后再由中央任命”，同时希望张学良能于10月10日双十节当日宣布东北易帜。这虽然等于实际承认了东北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张学良仍认为10月10日易帜还是为时过早，他回电蒋介石：
东北易帜，早具决心在前，实因某方压迫，致生障碍……现计算约定之期，已不甚远，敝处拟积极准备，事前秘不使知，筹备就绪，即行通电宣布。
但因此时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势力的矛盾日益加深，蒋极希望能通过东北易帜的实现进一步树立自己的权威，因而在接到张的拒绝电文后仍极力对其进行劝说：
易帜之事，全系我国内政，彼方本不能公然干涉，况目下党国形势，团结一致，彼尤无可借口，为从来所未有，此正其时。如尊处果能出此决心，中正深信彼绝不敢有所举动。故希毅然主持，三省同时宣布，愈速愈妙。
但此时对张学良来说并不具备“毅然”的时机，他再次向蒋说明因外交环境所迫，易帜不得不徐图解决，但已在积极准备，蒋对此也只好同意，其希望东北三省能在10月10日易帜向双十节献礼的愿望泡汤。③
其实，张学良出于各方面的考虑还是希望东北早日易帜的。之后他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10月21日，张学良在接见奉天商务总会、教育会等法团代表时表示将尊重民意，至迟在11月15日前实行易帜。后因和日本交涉吉敦铁路问题被迫延期。
但这并未影响张学良易帜的决心。11月6日，张学良利用派莫德惠和王家桢为专使赴日本参加日本天皇即位大典的机会，向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表达了张学良“必须易帜”的决心，田中表示“此为中国内政问题”，这实际上对东北易帜表示了默认，为年底的东北易帜扫除了最大的障碍。①
在这之后，东北易帜的步伐明显加快。12月1日，张学良派全权代表邢世廉、王树翰面见蒋介石，报告东北易帜最近情况。6日，蒋介石亲笔致信张学良再次表示，东北内政由现有职员维持，对外问题由中央负责，希望即刻易帜。在得到国民政府关于他对东北拥有绝对控制权的保证后，张学良于13日召集东北军将领讨论东北易帜问题，商定于1929年元旦易帜，同时由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致电张学良表示东北易帜应越快越好，不必等到1929年元旦实行，而应于12月29日完成。24日张学良再次召开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讨论蒋介石的意见，最后一致决定东北三省于12月29日同时易帜，并密令各地在事前应保守秘密。27日张学良电呈蒋介石表示已密令东北三省于29日易帜。28日，张学良正式将易帜事电呈国民政府。
12月29日，张学良正式通电全国宣告东北易帜，称：“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并在奉天省大礼堂举行了易帜典礼，同时宣誓就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接着，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任命奉、吉、黑、热四省政府官员，东北军也被正式列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东北各地包括奉天、黑龙江、吉林、热河四省政府驻地公署、总商会、驻军营房和商店、学校、企业及各公共团体等均悬挂出青天白日旗。由此，东北三省正式并入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也第一次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②
东北易帜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自清末以来，由于内忧外患的不断加剧，中央政府权力呈现日趋衰弱的态势，1912年虽然爆发了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变，特别是1916年袁世凯死后，由于北洋集团群龙无首，在当时没有人有力量支配整个中国，再加上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为了保护他们在华利益，纷纷寻求建立其在地方统治的代言人，因此当时中国各地有实力特别是有自己军队的将领为了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利益，纷纷以省为界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虽然在名义上仍接受北京政府的领导，但实际权力如行政、财政、军事、教育等重要权力大都由各个军阀自己支配。
直到1926年国民革命军实施北伐才改变了这一局面。始于1926年7月9日的北伐，声势猛烈，一路向北，到1927年3月，就已经连克武汉、南昌、南京和上海等南方重要城市，长江以南基本被北伐军控制，“战斗之烈，取胜之速，军威之盛，实为我国现代史上所罕见”。③中间虽然经历了国民党的各种争斗，但这种统一的态势并没有改变。之后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进行的“二次北伐”也进展顺利，在2个月内就占领了北京、天津。6月15日，南京政府就宣布“统一告成”，但是这只是南京政府单方面的宣布而已，因为当时的东北三省还掌握在张学良手上，直到1928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国民政府才实现了自袁世凯后的形式上的统一。
可见，东北易帜的完成虽然只是在形式上宣布了全国的统一，但是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和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就指出：“张学良于一九二八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这件大事，不仅在三千年国史上史无前例，在世界史上也鲜有其俦。”④但东北易帜从提出到最终完成并非是“顺理成章”之事，其间经历了比较复杂艰难的过程，它的最终实现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促成：
第一，是由全国人民一致希望国家统一的历史潮流和民意所决定的。北伐战争爆发后，国民革命军一路攻势凌厉，进展迅速，很快就消灭了孙传芳和吴佩孚主力，虽然之后国民党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但是毕竟和之前腐败无能的北洋军阀有很大的不同，使一般民众看到了一举改变民国成立后军阀混战、割据、军令政令不一、苛捐杂税多于牛毛局面的希望，全国统一已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东北民众也不例外，虽然说在张作霖的领导下东北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但是为了争权夺利，爆发了两次直奉战争，使东北物价飞涨、满目疮痍，东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也强烈渴望和平，要求统一。在东北易帜交涉过程中就有很多民众自发起来要求东北易帜、全国统一。如10月底，黑龙江省教育会负责人向东北保安会吁请“毅然决然，迅即改旗易制”;11月8日，吉林省城学生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召集各校学生及民众一万多人，手持青天白日旗，散发传单，高喊“东北统一”的口号;11月10日，长春市很多地方，群众自发行动起来，悬挂青天白日旗……这些都表明当时希望全国统一已成历史趋势，东北易帜的提出和最终完成客观上是顺应了这种民意和潮流。
第二，张学良的因素。东北易帜的完成虽然说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但是这也是和东北军最高统帅张学良的个人努力分不开的。因为虽然不排除张学良在谈判初期有希望通过东北易帜交涉延缓国民政府进攻，避免两线作战、稳定东北局势的打算，“藉统一运动，以巩固个人地盘与权利”。①如在7月28日东北易帜谈判紧张之际，为缓解北伐军对东北军的军事压力，张学良致电白崇禧，请白等部暂停东征，8月4日，张学良在会见国民政府代表时又再次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对热河及津京以东地区奉军的军事行动。但是东北易帜最终的完成是和张学良舍弃个人利益顾全大局的爱国情怀分不开的。因为作为当时的东北最高统帅，张学良也完全可以采取自保的拖延战略来对付国民政府的统一战略，因为时值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正因为裁军矛盾日益激烈，东北三省又一直比较独立，虽然蒋介石等意欲统一东北，但是慑于日本的压力也不敢轻举妄动。从易帜延期的几次交涉来看，虽然蒋介石极为希望东北马上易帜，并极力游说张学良，但是当张学良告之需要延缓易帜，蒋介石也是鞭长莫及，除了继续游说之外，也无其他更好的办法。由此可见，张学良是完全可以暂时采取只顾东北地方利益的自保做法，东北军内部如杨宇霆等就是持这种看法的人，但是张学良希望中国统一，为此，他毅然决然地实行东北易帜，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爱国军人在东北易帜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作为统治东北一方的统帅，在东北易帜谈判时，张学良也一直强调和要求与国民政府进行对等谈判，而不是投降和收编。因此，在东北易帜以后，东北实质上是相对独立的，只是在名义上统一于国民政府，军政、财政、行政权、人事任命等权利还都是由张学良决定，南京国民政府并不能干预到东北地方的内部事务，因此东北易帜在客观上也达到了张学良名义上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实际上实行“分治合作”，独立控制东北的目的。②
第三，蒋介石的因素。东北易帜的和平现实是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特别是蒋介石的努力分不开。因为在当时国民政府内部以冯玉祥、阎锡山等为首的强硬派，特别是冯玉祥和奉系矛盾很深，他们认为张作霖死后东北已失领导中心，士气涣散，力主乘胜出击，出兵关外，彻底消灭奉军，以绝后患。③蒋介石一方面也希望尽快统一中国，乘战胜之威一鼓而下，但之前爆发的济南事件还历历在目，武力解决东北很可能会引起日本出兵干涉，引发和日本人的冲突。对于这种矛盾的心态，1928年7月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说得很清楚：
对奉的正当办法自然是用军队去讨伐，但是我们一用军队去讨伐，日本一定又要出兵来捣乱。……因为要避免那疯狗一样的日本政府的凶焰，不得不用政治方法去解决东三省政局。①
因此作为政治家的蒋介石更倾向于政治解决。在东北谈判之初，蒋介石为了更好地处理东北问题，就特地致电在南京的谭廷■，要求由他自己来统一处理东北问题：
奉方事现由中（正）负责接洽，如有该处代表来京商承者，请转知国府各委员一概拒绝，以免纷歧。
而且，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蒋介石也逐渐放弃了要求改编奉系军队，奉系官员由国民政府选派等令奉方当时无法接受的条件，表示东北地方内部事务仍由现职各员维持，概不更动。重大人事，先由张学良请委，再由中央任命。正是蒋介石采取的这种先易后难，先易帜再解决其他问题的现实态度和政治保证，使东北易帜的进程大大加快，也保证了东北易帜的和平完成。②
第四，当时的国际局势有利于东北易帜。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及逐渐稳固，英美等大国为了保护其在中国的利益，反对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纷纷承认南京国民政府并和它建立关系，同时对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和裁撤领事裁判权等运动也给予了积极支持，希望能改善对华关系，扩大在华利益。但是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1927年上台以后推行了一系列比较强硬，激进的侵华政策，如济南惨案、满蒙自治、皇姑屯事件，这不但使中日关系急剧恶化，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特别是济南惨案，引起了全国性的反日运动。全国自发形成了抵制日货运动，以中国出口到日本的糖为例，1928年5月为25000多吨，到7月就只有3700多吨，对日本的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日本激进派不得不稍作收敛。同时，日本政府这些过于激烈的举动，特别是在东北的急速扩张，也引起了英美等西方大国的担忧，害怕日本会独霸中国进而影响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于是英美等国对日本势力的扩张进行了干涉和牵制。如1928年8月，美国驻华公使马泰瑞特地访问东北，与东北军将领杨宇霆等交谈，表示东北易帜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方面支持东北易帜。③英国方面也表示了对东北易帜的支持。这种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也使田中内阁受到了日本国内舆论的强烈攻击，包括枢密院、贵族院等日本保守势力，都认为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是极其错误的作法。在野党则利用皇姑屯事件攻击田中内阁，要求追究该事件的具体责任。这都对田中内阁形成了极大压力，田中政府自顾不暇，从而使它对东北易帜的实现不能有太过激烈的反应和举动。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1928年11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面对张学良的“决心”，只能默然表示“此为中国内政问题”。当时国际环境的支持和日本内部势力的纷乱和不能作为就成了东北易帜成功实现的重要条件。
【作者简介】全骜颉，男，湖北黄梅人，历史教学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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