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胡同的由来

    张岩

    胡同是北京的一大特色，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元朝。历经元、明、清、民国长时间的发展，胡同已经成为北京地区的标志。胡同内环境优美，很多建筑都保留了明清古典建筑的特色；胡同里人际关系和谐，互相帮助，形成了一个由不同家庭组成的小团体。如果不去胡同转一转，北京游是不完美的。为了能更好地了解胡同文化，笔者简要介绍一下老北京的胡同是如何形成的，胡同的命名又代表什么含义？

    一、胡同的形成

    老北京胡同的形成，最早可追溯至元朝。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大一统皇朝，在元朝建立之前，蒙古族在蒙古草原上的管理制度就已经具备了“胡同”特色。当时为了战争的需要，蒙古族部落阶级在富有水源的区域，将自己的营帐紧密的连在一起，中间以一条过道隔开，称之为“gudum”，意为水源。这种管理方式一方面可以加强本部族民众之间的联系，形成人人互助的形式；另一方面，当发生战争的时候，可以迅速召集全部落的人组织抵抗或者撤退，灵活机动，富有效率。当元朝定都北京之后，就将这种传统带入北京，形成了老北京胡同。

    元朝的北京胡同，是和四合院联系在一起的。四合院自西周就已经存在，是中国古代风水观念的产物，讲究的是方正有序。元世祖忽必烈“诏旧城居民之过京城老，以赀高及居职者为先，乃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分给居住在大都的富商、官员当住宅，从此开始了北京传统四合院房屋大面积形成的时期。四合院之间用过道隔开，形成横平竖直，错落有致的胡同，继承了蒙古部落时期的军事管理传统。有了胡同的隔离与疏导，北京城就成了一个由少数游牧民族安营扎寨的大本营。难怪当代作家汪曾祺都要赞叹：“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方向感强应当也是蒙古人的传统，他们在广阔无垠的大草原上放牧时，一般均需按照日出日落来辨明方向，才不会迷路。

    二、胡同的发展

    元朝时期胡同的具体情况，据史料记载：有29个巷通，384个火巷。火巷是建筑中的消防通道，比胡同略窄一些，也可以看做是胡同的一种。当然同样有观点认为火巷比胡同宽。元代胡同的名称并不统一，叫忽洞、胡通等。同时，在一些文学作品中，我们也能够发现胡同的影子。元代关汉卿的《单刀会》第三折：“你孩儿到那江东，旱路里摆着马军，水路里摆着战船，直杀一个血胡同。”元代李好古所编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张羽问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砖塔儿胡同在今北京西四南大街，地名沿用至今。在元杂剧中都出现了胡同的名字，说明胡同文化在元朝已经十分繁盛了。

    明朝徐达占领大都后，将元大都北城墙向南迁移五里，南城墙向南迁移二里。不过元大都的格局并没有变化。1403年，朱棣从侄子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夺取帝位，是为明太宗成祖皇帝，建元永乐。自永乐四年（1406年）起，朱棣开始建造北京城池，筑造皇宫，准备迁都。北平是朱棣分封之地，朱棣在这里统治30多年，根基比较深厚；另外北平处于北方汉族农业区域与少数民族畜牧业区域的交界点，交通方便，地势险要，是汉族、蒙古族、满族等各族政治、经济交流的中心以及北方政治与军事要地，定都于北京不只是可抵抗从北侵入的蒙古残余势力，还可以更深入地管理东北地区，由南则可控制中原及南方广大地区，非常有利于维持全国统一。经过十五年的劳作，北京建设工程基本完成。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下令正式迁都北京。迁都北京之后，朱棣命令南方江南和北方山西、山东的人口迁徙至北京，北京的人口大量增加。人口增加之后，北京的胡同数量也大量增加。从明北京城内复原图上看，明朝时期北京共有街巷胡同约629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就有357条。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明世宗下令增筑外城，虽然外城没有像内城那样经过严格规划，但是也形成了不少的胡同。明朝人张爵在《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一书中记载，明朝北京共有“街巷胡同约1170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459条”，说明北京城外的胡同也不少。综合测算，明朝胡同的数量是元朝的四倍左右。

    1644年，明末农民起义将领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灭亡。清军联合明朝残余势力，以“为君父复仇”的名义趁势入关，将李自成部队赶出北京城，自己占领北京。清占领北京后，没有变动明代北京城市格局。清代雍正、乾隆时期以后，皇城允许百姓穿行，并且渐渐有人定居，也形成了许多胡同。据清朝官员朱一新所写的《京师坊巷志稿》一书所记载，清朝时大约已有街巷胡同2076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 978条之多。清朝胡同的数量是明朝的两倍，元朝的八倍。

    民国时期，北京胡同的数量又有所增加。依据日本人多田贞一在《北京地名志》一书中所记载，当时北京共有3200条胡同。之所以会比清朝胡同数量增加，与大量军阀势力的亲属入驻北京有关。当时很多军阀都通过占领北京作为号令天下的资本，当他们占领北京后，其一家老小就随之居住于北京。这些军阀资金雄厚，在北京修建胡同，内设四合院专供军阀家属居住。不过由于很多军阀在北京的时间不长，当被其他军阀赶走后，原建的四合院继续沿用，因此胡同的数量增加有限。

    建国以后，北京城区有名的街巷有6074条，其中胡同1330条，街274条，巷111条，道85条，里71条，路37条。这些大大小小的胡同犬牙交错，组成了姿态万千的京城。胡同的深处是无数温馨的家园，这就是北京人对胡同有着浓厚感情的重要原因。

    总体来看，胡同是蒙古人入主中原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北京一道亮丽的景观。

    三、胡同名称的由来

    老北京胡同的命名方式多种多样，具体而言，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1.以胡同的形状命名

    老北京胡同纵横交错，宽窄大小不一，形状多样，因此很多胡同就以其形状来命名。

    八道湾胡同。北京叫八道湾的老胡同一共有四个，除了一个位于新街口的八道湾，其他分别位于鼓楼西大街、东四北大街和崇文门内。“八道湾”并不是说这个胡同有八个路口，而是表示其蜿蜒曲折，四通八达之意。1919年文学家鲁迅曾经在新街口的八道湾居住过，并在这里完成了《阿Q正传》、《风波》、《故乡》、《社戏》等著作。

    耳朵眼胡同。耳朵眼胡同是位于北京儿童医院西部复兴南街向北约100米路东的第一个胡同，此胡同呈东北、西南走向，全长不够100米，是一个死胡同。之所以成为耳朵眼胡同，是因为此处入口十分狭窄，进入中部后逐步宽敞，后面还有一大片空地。其形状确实如耳朵眼一般。耳朵眼胡同的居民较少，不过这不起眼的小胡同里却出了一位很有名气的京剧演员——李菊盛。他就住在这个胡同后部北侧的一个小四合院里。

    东罗圈胡同。东罗圈胡同位于北京市区东南部，朝阳门南小街西面，隶属朝阳门街道办事处管辖，胡同呈南北走向，蜿蜒曲折。北起史家胡同，南至干面胡同，东接朝阳门南小街。全长359米，宽3米。因其酷似罗圈而得名，胡同内有清代大臣刘墉的庙宇。

    2.以胡同内标志性建筑或者物品命名

    老北京胡同内有很多古老的建筑，这些建筑是胡同的标志，因此以标志性建筑来命名的胡同也不少。

    东堂子胡同。东堂子胡同是处于北京市东城区的一条元朝老胡同，其东至朝阳门内南小街，西达东单北大街，是北京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老胡同之一。因其内部有祭神庙宇而得名（清代将祭神的庙称为堂子）。东堂子胡同与中国近现代史具有紧密的关联。在东堂子胡同中，不仅坐落着清朝末期专门负责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留有蔡元培、沈从文、吴阶平、林巧稚、丁西林等对中国近代现代史政治、学术、科技等方面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名人故居。

    石虎胡同。石虎胡同是在西单北大街路东侧的一个小胡同，面积不大。这里曾经住着很多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显贵，如顺治时期被招为驸马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康熙时期军机大臣马齐、乾隆皇帝之孙绵德、民国时期教育部长汤化龙等，都曾经在这里居住过。

    柏树胡同。柏树胡同是明朝建造的胡同，因栽种大量柏树而得名。它位于大栅栏地区西南侧，全长245米，宽5.7米。柏树胡同是北京八大胡同之一，很多会馆都曾设立于此，名气很大。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长庚的堂号“四箴堂”也在此。

    3.以吉祥语命名

    还有一些用吉祥语命名的胡同，名字中蕴含着祈求多福多寿、吉利安康的美好愿望，最出名的就是安福胡同。它位于北京新华门附近，呈东西走向，东至石碑胡同，西到宣武门内大街，是一个清代乾隆时期扩建的明代胡同。据《日下旧闻考》记载：香妃五叔与堂兄等帮助清朝统治者平定新疆回部叛乱有功，故“乾隆二十五年奉旨授白和卓为回子佐领，以投诚回众编为一佐领，于西长安街路南段回回营（安福胡同）一所居之”，“内设办事房，以内府官董其事”。除了安福胡同外，喜庆胡同、喜鹊胡同、福顺胡同、福盛胡同、寿长胡同、寿逾百胡同等的命名也是如此。

    4.以官府名称命名

    明清时期，一些官府在北京设立胡同，其中就有以官府名称来命名的。

    惜薪司胡同。惜薪司胡同位于北京新西城区中部，北至西安门大街，南到西红门胡同，因明朝惜薪司衙门[1]位于此而得名。

    贡院胡同。贡院胡同坐落于北京通州区的西北侧，旧城东北面，北大街中段东部。东起天后宫胡同，西到北大街，与贡院前街呈“丁”字形结构，因贡院[2]得名。

    5.以名人命名

    明清时期，北京作为首都，居住着很多达官显贵，他们所在的胡同大多就以其名称、官衔命名。

    三保老爹胡同。三保老爹胡同位于西城区什刹海街道。东至德胜门内大街，与弘善胡同相连；西到棉花胡同，与航空胡同接壤；南侧与花枝胡同贯通。这里有明朝永乐年间航海家三保太监郑和的房屋，明代称之为三保老爹胡同或三宝胡同。清代改称三不老胡同，俗称三不老、三伯老胡同。

    总而言之，胡同是北京的名片，是北京文化的象征，具有一种永恒的魅力，这种魅力在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的记忆。

    参考资料：

    [1]王越.北京胡同起源再探——论胡同与水井无关[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

    [2]孙曦.北京胡同：寻找记忆中的“老味道”[J].文化月刊，2011（1）.

    [3]骆玉兰.北京胡同名称与文化演变[J].中国文化报，2011（4）.

    [4]吴淞楠.古代北京胡同管理研究[J].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3（1）.

    [5]凌玲.消逝的北京胡同[J].科学大观园，2012年（8）.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