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开眼看世界”
？眼关键词？演清廷，“开眼看世界”，西方
？眼中图分类号？演G63 ？眼文献标识码？演B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4）03-0053-05
近代史领域有一个通行的说法，鸦片战争前，由于清廷推行闭关锁国政策，闭目塞听，故对西方的认识几乎是“一团漆黑”，尔后才出现了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开眼看世界”的一批先进人物。“一团漆黑——开眼看世界”之说，似最早由范文澜先生提出，时至今日，依然有巨大影响，几成定论。①
陈旭麓先生似早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于《论“中体西用”》一文中谈到：“经鸦片战争，继之以第二次鸦片战争，沿海极少数官员开始注视外部世界，较早的有杨炳南撰述的《海录》，之后有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四说》，梁廷■的《海国四说》，徐继■的《瀛环志略》等书。”②陈先生将杨炳南与林则徐等并列，用人们不太熟悉的《海录》与众所周知的《四洲志》《海国图志》等对举。近年来学术界也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朱维铮先生指出：“直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最后一名西洋监正式退休返欧，道光皇帝才决定钦天监由通晓西洋历法的汉官担任，能说此前清廷君臣对于域外世界都两眼一抹黑吗？可见，倘说迟至鸦片战争前夜，才有谁‘开眼看世界，只好说昌言者于史无知的程度，已如清末倭仁、徐桐者流。”其理由包括：自汉至明，中外交流，从未中断；顺、康、雍、乾、嘉、道等朝皇帝都曾接触或了解过一些西方事物。③
笔者从嘉、道时期的相关上谕和奏折中窥探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围绕“开眼看世界”一说，略陈刍荛之见，以期就教于方家。
从嘉道时期的上谕和奏折中，可以发现，清廷对西方的了解虽然不多，并且不是十分精确，这些认知中往往也夹杂着“天朝上国”的傲慢和对“蛮夷”的不屑一顾，但也并非“一团漆黑”。
据笔者所知，乾隆皇帝（后期）提及英国时已经表现出了一些焦虑，其在谕旨中提到英国，“在西洋诸国中较强悍，且闻向在海洋有劫掠各国商船之事”，对马戛尔尼使团提出的要求，表现出不满和焦虑，“如此非分于求，究其心怀叵测，不可不留心筹计……因思各省海疆，最为紧要”。④乾隆的紧张与焦虑或多或少正是基于某种了解的基础之上。
清廷自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开始，只许外国商船在广州通商。当时的广州与“外夷”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对“外夷”的认知自然较其他地方更为深入。提及英国的奏折、上谕并不在少数：阮元在道光三年的奏折中称，“粤东距口英咭口利数万里，风汛靡常”。①1832、1834、1835年，卢坤的奏折分别提到，“查口英咭口利在内地贸易，已历三百年”，②“该国（英国—引者注）大班在粤远离本国数万里”。③“该夷目（英国—引者注）身入中华，距本国数万里”，④“夷人远涉重洋，在内地通商贸易”。⑤清廷命广东方面查禁鸦片，数位总督、巡抚的奏折或许可以说明某些问题，试举几例：
两广总督蒋攸钅舌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的奏折对“咪口利口坚”（美国—引者注）的认识颇具代表性，蒋氏认为：
且近年贸易，除口英咭口利之外，凡吕宋、贺兰、口瑞国等船，或一年来二三只，或间岁不来，惟咪 口利口坚货船较多，亦最为恭顺。该夷（美国—引者注）并无国主，止有头人，系部落中公举数人，拈阄轮充，四年一换。贸易事务，任听各人自行出本经营，亦非头人主持差派。⑥
若说蒋氏所言乃随意杜撰，怎会如此精准？况且，这些话出现在上呈于嘉庆皇帝的奏折中，想必蒋氏不会“信口开河”。美国总统确由选举产生，四年一任，美商在广州的贸易活动也并非国家行为。尽管蒋氏的认知与事实并不完全吻合，“部落中公举数人，拈阄轮充”等语不无谬误之处，但毫无疑问，蒋氏对美国及其来华商人是有所了解的，他将这些情况报告给了嘉庆皇帝。
蒋氏之例，绝非个案。奉命查禁烟片的两广总督阮元在1821年奏折中提到，鸦片大致有三个来源：“一系大西洋、一系口英咭口利，一系咪口利 口坚”，“口英咭口利鸦片，访系水梢等人私置，其公司舡主尚不敢自带。独咪口利口坚国因少国王钤束，竟系舡主自带鸦片来粤”。⑦据有关研究，英国东印度公司并不直接参与鸦片走私，而是将鸦片在孟买以拍卖的方式售与港脚商人（私商），由他们走私到中国。⑧“少国王钤束”与蒋攸钅舌之奏折提到的“该夷并无国主”，含义相似，似可理解为美国并没有国王。
1831年，广东巡抚朱桂桢在奏折中说：
缘自通商纳税以来，垂二百年，凡各国夷商，如米利坚、港脚、贺兰、小吕宋等来广者，不下二十余国，而英吉利较为富强，各夷商均听英吉利大班之言。⑨
16世纪以降，英国积极参与世界霸权的争夺，不断扩充殖民地，在同西班牙、荷兰、法国的角逐中渐居上风，加之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当时的英国确实是西方最强盛的国家，朱氏的认知基本上也同历史实际相吻合。
1830年，两广总督李鸿宾在上呈道光皇帝的奏折中提到：
鸦片流毒无穷，为害尤巨，诚如圣谕，必截其来路，禁其分销，乃能澄源绝流，俾免遁匿。惟分销系在内地，密为之防，与严制以法，尚可随时处置。来路则出自外夷，相隔大海至数万里之遥。若欲阻其不至，非若越南、暹罗等国，如有违法，尚可严切照会该国国王，敕令禁止。是来路似未易截，仍惟有严禁分销，使其辗转偷买之地在堵御。该夷等见发贩不行，致无重利可图，或抑其满载而来之念，是仍以禁分销为截其来路之策。⑩
李氏认为，“外夷”难于控制，与越南、泰国等国不同，其距清朝“数万里之遥”，不可能从源头上阻止“外夷”走私鸦片。若对域外一无所知，李鸿宾绝对不会有“禁分销”之议。
以上材料均出自《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也仅仅只是鸦片战争前所有奏折、上谕中的一小部分，大概已能说明某些问题，倘若充分发掘各式史料，历史是否可能“重写”，亦未可知？
清廷如何获知域外世界的情况，有学者认为，“对中国官方来说，《海录》却是直到19世纪40年代为止的主要信息来源。林则徐在《查明外国船只骗华民出国情形折》中便引用了谢清高的材料”。①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鸦片战争前清廷完全可能并且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知西方的情况，或通过传教士的宣传读物，或通过与西方商人的中介——洋行，②甚至在同西方的实际接触中，获得了一些真实的信息。
谢清高在鸦片战争前即有过海外经历，谢氏在海外“习其语言，记其岛屿、扼害、风俗、物产，十四年而后返澳”。双目失明后，其口授由举人杨炳南整理，编成《海录》一书，约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刊刻。整理《海录》的安京称谢氏为“清代最早开眼看世界、介绍世界的重要人物之一”。谢、杨二人在澳门相遇后，杨氏将自己所知域外“传闻”，“征于谢君”，所见“或合或不合”。③由此说明，在此之前，杨氏对于域外世界似已有所了解。
在当时的广东，不仅远涉重洋的“夷人”中有“通晓内地语言文字”者，与“夷人”接触的粤省平民通晓“夷语”者，亦不乏其人。1831年，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上奏道光皇帝，痛陈鸦片之害以及禁烟之策。冯氏在奏折中特意强调：“臣祖籍广东，访闻确切，凡所缕陈，皆系现在情形。”④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广东当地官员对域外世界的认识自然更为丰富和深入，其“信息渠道”也更为广泛。
（一）传教士的宣传资料
西方传教士接踵而至，一部分在广州刊刻宣扬“基督福音”的宣传品，由于清廷的禁教政策，且英国已在东南亚据有新加坡等殖民地，大部分传教士多在东南亚一带活动，或创办报纸，或刊刻中文书籍，一些宣传品又从东南亚流入广东。这些宣传品虽主要用于传教，但其中亦不乏介绍西方历史、地理、风俗、政治等情况的文字。
鸦片战争前，虽然清廷只开一口与“夷”通商，但“夷船”（主要是英船）也时常驶至闽、浙、苏、鲁沿海，船中多载有传教士一同前行，所到之处，无不散布“夷书”，清廷官员曾接触过北上“夷船”所散布的“夷书”。在长期通商的广东，类似的书籍必定不在少数。这些宣传读物也成为林则徐、魏源、徐继■等人了解世界的重要凭借。⑤
《大英国人事略说》即北上“夷船”所布之书，山东巡抚讷尔经额于1832年将此书（下文简称《事略说》）上呈军机处一事表明：清廷高层接触过传教士的这些宣传品，也极有可能通过这些宣传品了解到了域外世界的一些情况。⑥《事略说》提到：“英国人原居之地，距中华有七万里之遥，即是其船往南转亚非里加州之大地方遂来东北，到粤必行这样的远路。”称赞英国人航海技术，“坐船快捷，安然渡行，泛此重大海洋，其敢为本事可见也”；如此描述英国在海上的“霸权”：
洋面海贼国敌等，都不敢向攻也……英国国朝之志意，屡被人在东土妄称及，即有假言，以英国总是多贪广开新地。除英国母地外，其在欧罗巴亦有贵地方，在北亚米利加其亦有好大地方。又在西析度，其有海岛盛多，在亚非利加极南好望之角为英国属地。又于太平洋有属英国许多发达下落之地方，终者在亚细亚州多有海岛，且析都斯坦古国各地方，皆入英国版图矣。其最近中国属英国之下落地方为能埠、马地班埠、马拉加埠、与先嘉波埠……其边界近乎毗连，即云南省发的一条河，流英国一所地方，而入大海。①
英国地处欧洲大陆西北部，那时的来华货船从好望角经印度洋、南海，到达广东。此时的英国在全球占据了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并且已开始在东南亚扩张，该河很可能是澜沧江，《事略说》提到的英国殖民地，已同清朝近在咫尺，其描述与事实也基本吻合。该书“1832年出版，由马治平用英文写成，马礼逊译成中文”，②其字句或有问题，但所述基本无误。上文中广东巡抚朱桂桢等对英国的认识很可能就是从此类文献而来的。
囿于客观条件，笔者无法看到传教士的宣传资料，仅从熊月之先生的论著中了解到相关情况。传教士的《地理便童略传》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描述美国：
六十九问：花旗国之朝廷如何？答曰：花旗国之朝廷，略像英吉利之朝廷，都有两大会。治理法律、粮税等事，惟花旗国无国王，只有一人称总理者治国家的事，期在任四年，然后他人得位。③
该书于1819年在马六甲出版。笔者将其同1817年蒋攸钅舌等人的奏折比对后发现，蒋氏关于美国的知识极有可能来自于《地理便童略传》相类似的读物，他获知这些知识的时间至少也在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之前。
（二）实际接触
西方船只不时驶抵广东以北洋面，这常常引起清廷的警惕，而由此所引发的冲突也就接踵而至。道光年间已屡有奏折提及英船违反“天朝定制”，在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沿海地区活动。1832年，一英船驶至奉天海面，地方官的反应是“船身高大，蓬桅异样，恐系夷船北来”。④同年，一艘英国船驶至广东以北海面，引起了地方守卫的警惕，派人随时跟踪监视。道光皇帝下令，命清廷水师在闽粤交界洋面，“实力巡查”，遇有“夷船”，水师要“严行堵截”，强调如果“夷船”再由“粤洋面窜入内地洋面”，不仅水师官兵要被“据实严参”，而且还要“惟该督是问”。⑤但此后，类似事件并未止歇。
1834年，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来到广东，期间与清朝围绕往来文书、通商等问题产生了一系列争执，学界称之为“律劳卑事件”。英国兵船与清方发生冲突，两广总督卢坤提到，“该夷船止有两只，番稍止三四百人，别无长技，所持铜炮之利，可以及远摧坚……且该夷素性凶狡，向来持其船坚炮利，蚕食诸夷，一旦创之太甚，必不甘心，以后势必狡焉思逞”。很显然，卢氏已经感觉到了情形的严重，他命令水师在澳门洋面巡查，加强防备，“事关边衅，必当深思远虑，计出万全，何敢取快一时，而贻将来之患”。⑥
这些奏折中不无天朝上国的虚骄之语，但不可否认，卢氏在同英方的实际接触中，感受到了英国的强大。卢坤此后在奏折中仍不时提及英国兵船比清廷水师舰只更为先进，“口英咭口利所恃不过船只高大坚厚。安放炮位较多，内地师船因需巡历浅洋，不能如夷船之高大”。①此后卢坤也一直密切注视着英国两艘兵船的动向，据卢氏1835年（道光十五年）奏折称，两兵船先后于1834年（道光十四年）九月十四日和十月初六返回。道光帝依然惴惴不安，“海洋辽阔，夷船虽报归帆，仍旧加意查探”。②
可以肯定的是：清廷高层肯定有多种渠道来了解“外夷”，或许主观上他们中的一部分并不愿意甚至也不屑于了解，但并不能以此说明清廷对域外世界“一无所知”。
总之，鸦片战争前的清廷已经对西方有所了解，这些对西方的认知中往往夹杂着想象、臆测和偏见，而且了解也并不是很多，但也不能以“一团漆黑”概之。
龚缨晏先生《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英国的认知》一文的结论是：
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英国的最为主要的错误观念在于：首先，将英国等同于中国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周边落后国家，将英国仅仅视作是又一个蛮夷之国，而不知道这是一个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周边国家的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人们基本上认为英国不可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即使中英爆发战争，英国也绝不是中华帝国的对手。③
笔者以为此说值得深入探讨，鸦片战争前清廷已经感觉到了英国同周边国家的差异，不会将其同越南、暹罗等国等量齐观。龚先生所论并非无根之谈，但似乎只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若以整体概之，未免失之笼统。清廷已经感觉到了英国的强大，一旦开战，未必有必胜的把握。否则两广总督卢坤在面对英国时绝对不会如此谨慎，而乾隆帝更不会表现出焦虑与紧张。在清廷某些官员眼中，英国同周边国绝对是不一样的，英国不仅“船坚炮利”，而且“较为富强”，越南、暹罗等国绝不可能给清廷带来难以因应的鸦片问题。
陈寅恪先生曾说：“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④“一团漆黑——开眼看世界”之说，从整体而言，有一定道理，但后来者若仅止步于此，则不利于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充分认识历史状貌的纷繁复杂。此说涵盖面较广，过于“黑白分明”，犹如夜晚的天空中也会有皎洁的月光和闪烁的繁星，鸦片战争清廷对西方的认识绝不会完全是“一团漆黑”。袭用陈寅恪先生之语，此说过于“条理与统系”，似有遗漏其他历史信息之嫌。
尽管清廷高层对西方已有了初步的认知，并且已经越发表现出种种焦虑与紧张，但并未因此而改弦更张，在武备方面有所改变的。即便是鸦片战争后，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国图志》也并未引起太多的注意。而真正的革新，还要等到二十年后的洋务运动，当然，此已非本文所欲置喙。
【作者简介】戴自鹏，男，1990年生，云南曲靖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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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领域有一个通行的说法，鸦片战争前，由于清廷推行闭关锁国政策，闭目塞听，故对西方的认识几乎是“一团漆黑”，尔后才出现了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开眼看世界”的一批先进人物。“一团漆黑——开眼看世界”之说，似最早由范文澜先生提出，时至今日，依然有巨大影响，几成定论。①
陈旭麓先生似早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于《论“中体西用”》一文中谈到：“经鸦片战争，继之以第二次鸦片战争，沿海极少数官员开始注视外部世界，较早的有杨炳南撰述的《海录》，之后有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四说》，梁廷■的《海国四说》，徐继■的《瀛环志略》等书。”②陈先生将杨炳南与林则徐等并列，用人们不太熟悉的《海录》与众所周知的《四洲志》《海国图志》等对举。近年来学术界也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朱维铮先生指出：“直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最后一名西洋监正式退休返欧，道光皇帝才决定钦天监由通晓西洋历法的汉官担任，能说此前清廷君臣对于域外世界都两眼一抹黑吗？可见，倘说迟至鸦片战争前夜，才有谁‘开眼看世界，只好说昌言者于史无知的程度，已如清末倭仁、徐桐者流。”其理由包括：自汉至明，中外交流，从未中断；顺、康、雍、乾、嘉、道等朝皇帝都曾接触或了解过一些西方事物。③
笔者从嘉、道时期的相关上谕和奏折中窥探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围绕“开眼看世界”一说，略陈刍荛之见，以期就教于方家。
从嘉道时期的上谕和奏折中，可以发现，清廷对西方的了解虽然不多，并且不是十分精确，这些认知中往往也夹杂着“天朝上国”的傲慢和对“蛮夷”的不屑一顾，但也并非“一团漆黑”。
据笔者所知，乾隆皇帝（后期）提及英国时已经表现出了一些焦虑，其在谕旨中提到英国，“在西洋诸国中较强悍，且闻向在海洋有劫掠各国商船之事”，对马戛尔尼使团提出的要求，表现出不满和焦虑，“如此非分于求，究其心怀叵测，不可不留心筹计……因思各省海疆，最为紧要”。④乾隆的紧张与焦虑或多或少正是基于某种了解的基础之上。
清廷自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开始，只许外国商船在广州通商。当时的广州与“外夷”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对“外夷”的认知自然较其他地方更为深入。提及英国的奏折、上谕并不在少数：阮元在道光三年的奏折中称，“粤东距口英咭口利数万里，风汛靡常”。①1832、1834、1835年，卢坤的奏折分别提到，“查口英咭口利在内地贸易，已历三百年”，②“该国（英国—引者注）大班在粤远离本国数万里”。③“该夷目（英国—引者注）身入中华，距本国数万里”，④“夷人远涉重洋，在内地通商贸易”。⑤清廷命广东方面查禁鸦片，数位总督、巡抚的奏折或许可以说明某些问题，试举几例：
两广总督蒋攸钅舌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的奏折对“咪口利口坚”（美国—引者注）的认识颇具代表性，蒋氏认为：
且近年贸易，除口英咭口利之外，凡吕宋、贺兰、口瑞国等船，或一年来二三只，或间岁不来，惟咪 口利口坚货船较多，亦最为恭顺。该夷（美国—引者注）并无国主，止有头人，系部落中公举数人，拈阄轮充，四年一换。贸易事务，任听各人自行出本经营，亦非头人主持差派。⑥
若说蒋氏所言乃随意杜撰，怎会如此精准？况且，这些话出现在上呈于嘉庆皇帝的奏折中，想必蒋氏不会“信口开河”。美国总统确由选举产生，四年一任，美商在广州的贸易活动也并非国家行为。尽管蒋氏的认知与事实并不完全吻合，“部落中公举数人，拈阄轮充”等语不无谬误之处，但毫无疑问，蒋氏对美国及其来华商人是有所了解的，他将这些情况报告给了嘉庆皇帝。
蒋氏之例，绝非个案。奉命查禁烟片的两广总督阮元在1821年奏折中提到，鸦片大致有三个来源：“一系大西洋、一系口英咭口利，一系咪口利 口坚”，“口英咭口利鸦片，访系水梢等人私置，其公司舡主尚不敢自带。独咪口利口坚国因少国王钤束，竟系舡主自带鸦片来粤”。⑦据有关研究，英国东印度公司并不直接参与鸦片走私，而是将鸦片在孟买以拍卖的方式售与港脚商人（私商），由他们走私到中国。⑧“少国王钤束”与蒋攸钅舌之奏折提到的“该夷并无国主”，含义相似，似可理解为美国并没有国王。
1831年，广东巡抚朱桂桢在奏折中说：
缘自通商纳税以来，垂二百年，凡各国夷商，如米利坚、港脚、贺兰、小吕宋等来广者，不下二十余国，而英吉利较为富强，各夷商均听英吉利大班之言。⑨
16世纪以降，英国积极参与世界霸权的争夺，不断扩充殖民地，在同西班牙、荷兰、法国的角逐中渐居上风，加之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当时的英国确实是西方最强盛的国家，朱氏的认知基本上也同历史实际相吻合。
1830年，两广总督李鸿宾在上呈道光皇帝的奏折中提到：
鸦片流毒无穷，为害尤巨，诚如圣谕，必截其来路，禁其分销，乃能澄源绝流，俾免遁匿。惟分销系在内地，密为之防，与严制以法，尚可随时处置。来路则出自外夷，相隔大海至数万里之遥。若欲阻其不至，非若越南、暹罗等国，如有违法，尚可严切照会该国国王，敕令禁止。是来路似未易截，仍惟有严禁分销，使其辗转偷买之地在堵御。该夷等见发贩不行，致无重利可图，或抑其满载而来之念，是仍以禁分销为截其来路之策。⑩
李氏认为，“外夷”难于控制，与越南、泰国等国不同，其距清朝“数万里之遥”，不可能从源头上阻止“外夷”走私鸦片。若对域外一无所知，李鸿宾绝对不会有“禁分销”之议。
以上材料均出自《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也仅仅只是鸦片战争前所有奏折、上谕中的一小部分，大概已能说明某些问题，倘若充分发掘各式史料，历史是否可能“重写”，亦未可知？
清廷如何获知域外世界的情况，有学者认为，“对中国官方来说，《海录》却是直到19世纪40年代为止的主要信息来源。林则徐在《查明外国船只骗华民出国情形折》中便引用了谢清高的材料”。①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鸦片战争前清廷完全可能并且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知西方的情况，或通过传教士的宣传读物，或通过与西方商人的中介——洋行，②甚至在同西方的实际接触中，获得了一些真实的信息。
谢清高在鸦片战争前即有过海外经历，谢氏在海外“习其语言，记其岛屿、扼害、风俗、物产，十四年而后返澳”。双目失明后，其口授由举人杨炳南整理，编成《海录》一书，约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刊刻。整理《海录》的安京称谢氏为“清代最早开眼看世界、介绍世界的重要人物之一”。谢、杨二人在澳门相遇后，杨氏将自己所知域外“传闻”，“征于谢君”，所见“或合或不合”。③由此说明，在此之前，杨氏对于域外世界似已有所了解。
在当时的广东，不仅远涉重洋的“夷人”中有“通晓内地语言文字”者，与“夷人”接触的粤省平民通晓“夷语”者，亦不乏其人。1831年，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上奏道光皇帝，痛陈鸦片之害以及禁烟之策。冯氏在奏折中特意强调：“臣祖籍广东，访闻确切，凡所缕陈，皆系现在情形。”④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广东当地官员对域外世界的认识自然更为丰富和深入，其“信息渠道”也更为广泛。
（一）传教士的宣传资料
西方传教士接踵而至，一部分在广州刊刻宣扬“基督福音”的宣传品，由于清廷的禁教政策，且英国已在东南亚据有新加坡等殖民地，大部分传教士多在东南亚一带活动，或创办报纸，或刊刻中文书籍，一些宣传品又从东南亚流入广东。这些宣传品虽主要用于传教，但其中亦不乏介绍西方历史、地理、风俗、政治等情况的文字。
鸦片战争前，虽然清廷只开一口与“夷”通商，但“夷船”（主要是英船）也时常驶至闽、浙、苏、鲁沿海，船中多载有传教士一同前行，所到之处，无不散布“夷书”，清廷官员曾接触过北上“夷船”所散布的“夷书”。在长期通商的广东，类似的书籍必定不在少数。这些宣传读物也成为林则徐、魏源、徐继■等人了解世界的重要凭借。⑤
《大英国人事略说》即北上“夷船”所布之书，山东巡抚讷尔经额于1832年将此书（下文简称《事略说》）上呈军机处一事表明：清廷高层接触过传教士的这些宣传品，也极有可能通过这些宣传品了解到了域外世界的一些情况。⑥《事略说》提到：“英国人原居之地，距中华有七万里之遥，即是其船往南转亚非里加州之大地方遂来东北，到粤必行这样的远路。”称赞英国人航海技术，“坐船快捷，安然渡行，泛此重大海洋，其敢为本事可见也”；如此描述英国在海上的“霸权”：
洋面海贼国敌等，都不敢向攻也……英国国朝之志意，屡被人在东土妄称及，即有假言，以英国总是多贪广开新地。除英国母地外，其在欧罗巴亦有贵地方，在北亚米利加其亦有好大地方。又在西析度，其有海岛盛多，在亚非利加极南好望之角为英国属地。又于太平洋有属英国许多发达下落之地方，终者在亚细亚州多有海岛，且析都斯坦古国各地方，皆入英国版图矣。其最近中国属英国之下落地方为能埠、马地班埠、马拉加埠、与先嘉波埠……其边界近乎毗连，即云南省发的一条河，流英国一所地方，而入大海。①
英国地处欧洲大陆西北部，那时的来华货船从好望角经印度洋、南海，到达广东。此时的英国在全球占据了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并且已开始在东南亚扩张，该河很可能是澜沧江，《事略说》提到的英国殖民地，已同清朝近在咫尺，其描述与事实也基本吻合。该书“1832年出版，由马治平用英文写成，马礼逊译成中文”，②其字句或有问题，但所述基本无误。上文中广东巡抚朱桂桢等对英国的认识很可能就是从此类文献而来的。
囿于客观条件，笔者无法看到传教士的宣传资料，仅从熊月之先生的论著中了解到相关情况。传教士的《地理便童略传》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描述美国：
六十九问：花旗国之朝廷如何？答曰：花旗国之朝廷，略像英吉利之朝廷，都有两大会。治理法律、粮税等事，惟花旗国无国王，只有一人称总理者治国家的事，期在任四年，然后他人得位。③
该书于1819年在马六甲出版。笔者将其同1817年蒋攸钅舌等人的奏折比对后发现，蒋氏关于美国的知识极有可能来自于《地理便童略传》相类似的读物，他获知这些知识的时间至少也在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之前。
（二）实际接触
西方船只不时驶抵广东以北洋面，这常常引起清廷的警惕，而由此所引发的冲突也就接踵而至。道光年间已屡有奏折提及英船违反“天朝定制”，在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沿海地区活动。1832年，一英船驶至奉天海面，地方官的反应是“船身高大，蓬桅异样，恐系夷船北来”。④同年，一艘英国船驶至广东以北海面，引起了地方守卫的警惕，派人随时跟踪监视。道光皇帝下令，命清廷水师在闽粤交界洋面，“实力巡查”，遇有“夷船”，水师要“严行堵截”，强调如果“夷船”再由“粤洋面窜入内地洋面”，不仅水师官兵要被“据实严参”，而且还要“惟该督是问”。⑤但此后，类似事件并未止歇。
1834年，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来到广东，期间与清朝围绕往来文书、通商等问题产生了一系列争执，学界称之为“律劳卑事件”。英国兵船与清方发生冲突，两广总督卢坤提到，“该夷船止有两只，番稍止三四百人，别无长技，所持铜炮之利，可以及远摧坚……且该夷素性凶狡，向来持其船坚炮利，蚕食诸夷，一旦创之太甚，必不甘心，以后势必狡焉思逞”。很显然，卢氏已经感觉到了情形的严重，他命令水师在澳门洋面巡查，加强防备，“事关边衅，必当深思远虑，计出万全，何敢取快一时，而贻将来之患”。⑥
这些奏折中不无天朝上国的虚骄之语，但不可否认，卢氏在同英方的实际接触中，感受到了英国的强大。卢坤此后在奏折中仍不时提及英国兵船比清廷水师舰只更为先进，“口英咭口利所恃不过船只高大坚厚。安放炮位较多，内地师船因需巡历浅洋，不能如夷船之高大”。①此后卢坤也一直密切注视着英国两艘兵船的动向，据卢氏1835年（道光十五年）奏折称，两兵船先后于1834年（道光十四年）九月十四日和十月初六返回。道光帝依然惴惴不安，“海洋辽阔，夷船虽报归帆，仍旧加意查探”。②
可以肯定的是：清廷高层肯定有多种渠道来了解“外夷”，或许主观上他们中的一部分并不愿意甚至也不屑于了解，但并不能以此说明清廷对域外世界“一无所知”。
总之，鸦片战争前的清廷已经对西方有所了解，这些对西方的认知中往往夹杂着想象、臆测和偏见，而且了解也并不是很多，但也不能以“一团漆黑”概之。
龚缨晏先生《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英国的认知》一文的结论是：
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英国的最为主要的错误观念在于：首先，将英国等同于中国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周边落后国家，将英国仅仅视作是又一个蛮夷之国，而不知道这是一个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周边国家的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人们基本上认为英国不可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即使中英爆发战争，英国也绝不是中华帝国的对手。③
笔者以为此说值得深入探讨，鸦片战争前清廷已经感觉到了英国同周边国家的差异，不会将其同越南、暹罗等国等量齐观。龚先生所论并非无根之谈，但似乎只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若以整体概之，未免失之笼统。清廷已经感觉到了英国的强大，一旦开战，未必有必胜的把握。否则两广总督卢坤在面对英国时绝对不会如此谨慎，而乾隆帝更不会表现出焦虑与紧张。在清廷某些官员眼中，英国同周边国绝对是不一样的，英国不仅“船坚炮利”，而且“较为富强”，越南、暹罗等国绝不可能给清廷带来难以因应的鸦片问题。
陈寅恪先生曾说：“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④“一团漆黑——开眼看世界”之说，从整体而言，有一定道理，但后来者若仅止步于此，则不利于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充分认识历史状貌的纷繁复杂。此说涵盖面较广，过于“黑白分明”，犹如夜晚的天空中也会有皎洁的月光和闪烁的繁星，鸦片战争清廷对西方的认识绝不会完全是“一团漆黑”。袭用陈寅恪先生之语，此说过于“条理与统系”，似有遗漏其他历史信息之嫌。
尽管清廷高层对西方已有了初步的认知，并且已经越发表现出种种焦虑与紧张，但并未因此而改弦更张，在武备方面有所改变的。即便是鸦片战争后，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国图志》也并未引起太多的注意。而真正的革新，还要等到二十年后的洋务运动，当然，此已非本文所欲置喙。
【作者简介】戴自鹏，男，1990年生，云南曲靖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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