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历史真实：知易行难
？眼关键词？演求真，求实，学科特质，史证，史识
？眼中图分类号？演G63 ？眼文献标识码？演B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4）03-0058-05
求真、求实是历史教学的底线，还原历史真实是历史研究和教学的共同心愿，但是，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真正实践起来还很不容易。拜读李翰、林育娴老师《历史课程改革：知易行难——基于实践的历史教学思考》（《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3年第5期，以下简称李林文）一文后，我深受启发。李林文称：“要通过历史教育养成这样健全的人格，前提是要教学生说真话。”很有见地。我认为当下历史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人为造成当前历史教科书部分内容不真实和取舍的不恰当”，也是事实。但文中的所举的几个事例，似亦有同样的“内容不真实和取舍的不恰当”等问题，笔者不敢苟同。
作者在论述“不恰当的取舍，呈现一面而隐藏另外一面，使教科书的真实程度也大打折扣，进而影响人们的判断”时列举了很多实例，其中有“讲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却不讲给英法联军带路的是中国人”，这里，作者显然是要批判。中国人具体何指，作者未言明。在野史中广为流传的是龚自珍之子龚孝拱（龚橙），然正史至今未载，其他人连野史都未见，我想李老师、林老师也很难说出第二人。
然而，倘若告诉学生龚孝拱是引导外国侵略者焚园的罪魁祸首，作为历史教师，那是不负责任的以讹传讹。早自1999年起，已经先后有叶斌、汪荣祖、王开玺等多位学者对此事证伪。①由学术界研究可知，最先侵入圆明园的是法军，与龚孝拱无关。英国人出于报复焚烧圆明园，与龚孝拱无关。庚申之后至少八年内，世人尚未把圆明园和龚孝拱联系起来。晚清名士赵烈文乃龚孝拱好友、为人正直，在其卷帙浩繁的日记里，也未见相关记载。相反，却记载了江苏巡抚丁日昌对龚孝拱的造谣中伤、龚孝拱热心关注国事、赵烈文自己多次在曾国藩面前为龚孝拱辩诬的种种事实。不仅如此，遍查《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等官书，《翁同■日记》《李慈铭日记》等当年在京官员的日记，以及洋人的回忆录，除了对当地奸民匪人于英法抢劫之后乘机入园哄抢的记述，却没有发现龚孝拱引领英军入园焚抢的任何记载。
龚孝拱，名橙，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生于上海。龚孝拱家学渊源，是一个很有造诣的学者。1841年，祖父、父亲相继去世，他失去依靠，开始四处谋生。晚年长期定居上海。龚孝拱先是帮魏源编纂了《元史新编》《蒙雅》等著作。魏源在临终前，还要求家人将自己的遗著交给龚孝拱，并请他写纪念文章附于集后，可见其对龚孝拱学问人品的器重。1858年，友人曾寄圃把他介绍给了英国外交官威妥玛。1860年秋，他作为威妥玛随员入京，并与威妥玛等西人相处很融洽。1862年，上海地方士绅与外国侨民在各自官方的授意下，成立中外会防局，作为借英法军队助剿太平军的专门机构。在会防局筹备和成立的过程中，龚孝拱起了重要作用。龚孝拱对中国文化始终没有失去信心，但因他为稻粱谋成为英国外交官的雇员，英法联军进京他确实随行，后穷困潦倒又不检细行，放荡不羁，既让人看不惯，又得罪了许多人，被人扣上屎盆子也算事出有因。谣言经过不断层累变成了“历史”，至今仍被广为传播，包括纪连海等名师。很显然，补充这样的不真实的“历史”，不但不能还原历史真实，还会影响学生的正确判断。学生在知道真相后，除感到又一次受历史老师的“骗”外，还能有什么收获？
李林文称：“老师准确把握好了内容，能将历史课堂化繁为简，课堂也更深刻。但是，今天的历史课堂，充斥的是假话、空话、套话”。接着以2010年一道广东高考模拟题为例，题目如下：
1906年，中国人简照南兄弟办的南洋烟草公司生产的“白鹤”卷烟特别畅销，英美烟草公司以“白鹤”烟标与其“玫瑰”烟标颜色相近为借口，诬告“南洋”侵权，香港当局于是没收焚毁“白鹤”牌香烟，“南洋”发展遭重创。这说明了
A.外国资本主义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
B.封建势力严重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
C.官僚资本对民族工业进行排挤和打击
D.民族资本主义由经济萎缩走向全面崩溃
答案A。李林文断定：“这道题目编制得是很粗糙，命题者选择性地寻找符合自己偏见的信息，去证明自己的想象和强化自己的判断，用固有的结论去一套了事。这是哪门子的历史教育！？如果我们还有思考的能力，有点实事求是的精神，一眼就看得出来，南洋公司就是侵权了，英国早在工业革命前就有商标法和知识产权了，这就是游戏规则。”
身为历史教师，如果“我们还有思考的能力，有点实事求是的精神”，便不难看出，整段话过于情绪化，对革命史观反应过度，尤其缺乏历史学科所特有的史证意识。
揆诸史实，英美烟草公司破坏南洋公司信誉的行为是长期的、连续的。早在1906南洋烟草公司成立之初，英美公司就诬称其“白鹤”牌商标“影射”英美烟公司的“玫瑰”牌，“双喜”牌香烟“影射”英美烟公司的“三炮台”，迫使南洋公司将价值2000余元的“白鹤”烟在香港督府前付之一炬，并禁止“双喜”烟在香港出售，致使南洋烟草遭受严重损失，连年亏损，负债20余万元，不得不拍卖改组。1909年，广东南洋烟草公司改名为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东山再起，1915年英美公司便指控南洋“三喜”牌“影射”其“三炮台”，要南洋“遍登各埠广告认罪”，赔偿律师诉讼费，南洋公司不得不将“三喜”改为“喜雀”牌，销路顿减三分之一。①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美公司又先后诬指南洋公司的“无双”烟“伪冒”其“三炮台”，“金斧”牌“影射”其“大厌巴士”，多次提出诉讼，借此败坏南洋烟草的声誉。即使1906年有侵权之嫌，但我想南洋公司不至于一次次授人以柄，英美烟草公司打压之目的昭然若揭。
实际上，这一史实早已得到学界主流观点的认同，只是用词渐趋缓和，立场逐步客观。新时期的研究以史全生教授为代表，他认为：“纵观英美烟公司对南洋公司的排挤打击，有些是属于正常的市场竞争，也有许多属于不正当竞争，具有资本主义侵略的性质。”关于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勾结官府，减轻税收，降低成本，提高其竞争能力，打击排挤民族资本卷烟。其次，打击“南洋”的商标牌号，破坏“南洋”的声誉。第三，垄断原料。第四，诬称南洋公司为“日资”“日货”。第五，暗中破坏。“由此可见，英美烟公司当年为了排挤打击中国的民族工业，是无所不用其极的。”①由于南洋公司是当时民族卷烟工业中最大的一家，也是英美烟公司在华最大的竞争对手，因此，它所遭受的损害自然最大。
可见，以英美烟草公司为代表，外国资本主义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是中国近代社会的真实存在，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并非某位命题者“自己的偏见”，更非“假话、空话、套话”。尽管该题立意比较陈旧，但整体而言，材料比较严谨，结论比较合理，二者之间具有逻辑关系，评一个中等质量应该没有问题，而非编制得“很粗糙”。
而作者“一眼就看出来，南洋公司就是侵权了”才是最大的问题，是明显的偏见。1906年南洋烟草公司与英美烟草公司的纠纷是一个涉及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知识产权法的法律纠纷，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法律问题，如仅凭题干的信息，即使知识产权法专家也不能立刻得出结论。不知作者如何一眼看出，证据何在？“英国早在工业革命前就有商标法和知识产权了”？显然不是，而题干中有关是否侵权的线索只有一条——南洋的“玫瑰”烟标与英美的“白鹤”烟标颜色相近。这一点，即使按照一般高中生的知识理解，也很难构成侵权。道理很简单，譬如华为某款手机与国外某品牌手机颜色相近，便是侵权，那国产手机还如何生存？若如此，当今社会上不同公司的同类产品的商标颜色相近的太多了，岂不都是侵权？
从专业角度看，在知识产权的权利生成环节，商标法把具备“显著性”并“不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的标识作为注册商标的条件。传统观念上，颜色并不被作为商标使用，消费者往往将颜色视为商品或其包装的描述性或装饰性特征。故颜色一般很难被单独注册为商标。申请商标时不指定颜色（即黑白色商标），法律未禁止在实际使用时使用彩色，但对颜色不予以单独保护。“所谓近似商标是指在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文字与图形的整体结构上，与注册商标相比较，易使消费者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的商标。判定近似商标，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主要从商标的音、形、义三方面，结合构图、颜色及整体结构等因素，进行对比，采取隔离观察、整体观察、要部观察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综合判定。在判定中，应当以可能使消费者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为基本条件，但不以造成实际误认为必要条件。”②可见，依现代商标法，仅仅颜色相近不可能构成侵权。
1906年的香港南洋“玫瑰”烟标与英美的“白鹤”烟标颜色相近是否构成侵权，还需要专门的调查考证。要搞清这个案子，必须先获得充足的原始资料，认真分析双方商标的具体情况才能确定，绝非易事。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无论如何，根据题干的材料，一位普通的历史教师一眼是绝对看不出来的，遑论中学生。
李林文称：“有人总是要特别强调，中国的中学历史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形成优良公民品德。这是句正确的废话，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想把学生培养成道德败坏的人。看看我们今天的情况：酒驾、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不负责任的行为比比皆是……为什么我们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就历史教育而言，很大原因就是我们的内容取舍出了问题，价值观出了问题。就像‘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我们只偏重于抨击殖民主义者的强权政治，却对为什么产生这种不平等的原因语焉不详。如果我们能讲讲是因为当时的部分中国人随地吐痰造成的，这样或许更全面。”
这段话的逻辑或许有些混乱。首先，“中学历史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形成优良公民品德”属于历史教育价值论的重要内容，其核心是要培育现代公民，对于历史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所有重视历史课程公民教育价值的国家都会强调这一点。它绝不应该属于所谓的在道理上无可非议而没有实际作用和指导价值的“正确的废话”，作者还是过于情绪化。其后，作者认为当今国人欠缺公德，就历史教育而言是“内容取舍出了问题，价值观出了问题”，显然他们对历史教育的价值观还是很重视的。其实，李林文中还有不少其他类似的表达，如“历史教育的目的，是带来一个健康的社会，让新的一代有幸福的生活、健康的心态”，“国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国民素质”等。而这与本段首句作者认定的所谓“正确的废话”论显然自相矛盾。
有关“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李林文毫不怀疑，实际上学界一直有争议，这似乎有失偏颇。直到今天，中外学者们对历史上的外滩公园（今称黄浦公园）究竟有没有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争论不休。从历史档案中，至今没有查到明确的信息。能查到的工部局最早的相关文件，是1885年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章程》的第24项共6条，其中第1条说“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第5条说“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但许多文人学者言之凿凿地说，他们确实亲眼看见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牌子。对此，上海社科院熊月之先生论述说，为什么在1900年以前的文献中，迄今未见到将公园规则第1条和第5条相提并论的情况，到1900年以后就多起来了？这有两种可能：一，1900年后公园确实出现过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二，是民族主义兴起后，人们很容易从这种公园规则中品出辱华的味道，从繁琐的规则中演变出简单的“华人与狗”。①
上海著名女作家陈丹燕为求证此事真伪，先去伦敦，再去美国，最后是上海，查过正规的历史出版物、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所有会议记录，甚至小学的历史书，发现没有人或历史照片能够明确证明，外滩公园曾经竖立过“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的这样一块牌子。陈丹燕甚至找到了曾经出现在影视作品里的那块“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牌子的制造者。“他是我一个很早就认识的人。他的师父曾在60年代造过这个牌子，当时是为了一个上海史的展览，而他是80年代造牌子的人。他告诉我，牌子其实是在一种玩笑的过程中造的，大家还在讨论，应该是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写？如果是工部局造的牌子，应该是纯英文的还是中英文的，是英文在上面还是中文在上面？”②通过一系列福尔摩斯探案似的访问，陈丹燕认为，“华人与狗不得进入”是一段伪造历史。很多国外学者的看法也与陈丹燕类似。
至于当年洋人限制华人入园的主要原因，作者的取舍也有问题，因为绝非仅仅“部分中国人随地吐痰”，而是华人普遍不守公德，有史料记载，在外滩公园允许华人凭券入园后，华人“有挟妓以入者，此已犯西人之所忌，而妓又爱花成癖，往往一见鲜花，必欲折取”。“中国人入适园后，往往不顾公益，任意涕唾，任意坐卧，甚而到于大小便亦不择方向……”在租界的华人公园开放后，有华人游客“一人欲独坐一凳，不肯与人共坐……巡捕遂斥此人之非是，彼即骂詈不绝。又有游园诸华人见此人与捕忿争，亦不问事之是非，咸助此人，大有与捕为难之势”。③
从理论上来分析，还原历史真实——知易行难，这是由历史学科特质所决定的。
还原历史真实不仅需要知识的积淀，还需要有考证的意识和功力。历史学是介于科学和艺术、客观和主观之间的一门特殊学科，其客观性、科学性最突出的表现即“史由证来，论从史出”。搜寻史料——鉴别史料——解读史料——运用史料论证，这是史学研究的一般过程。历史之证据源于史料，正确的史料是史学求真的基础。史料的形成与整理离不开人，则其必然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故在使用之前必须辨别真伪及价值高低。
2011年版《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指出：“要学会从多种渠道获取历史信息，理解以历史材料为依据来解释历史的重要性，初步形成重证据的历史意识。”这是对历史课程长期以来忽视培养学生证据意识的纠偏。诚如冯一下教授所言：“长期以来，我们总认为考证（考据）是旧史家的雕虫小技，不值一提，总以为深入分析、透彻说理才显得有学问。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甚至可以说是无知的表现。对史学研究者和历史教师来说，考证（考据）是必须具有的基本功。”中学历史老师理应有高度的职业敏感，对来源不可靠或心生疑惑的材料，一定要追根溯源，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加以鉴别、分析，最大程度地做到去伪存真，披沙拣金。历史教师在利用史料和把握史实方面，要为学生作出示范，坚持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的原则。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模糊可能比精准更科学。若暂时难有定论，至少在引用时谓其“据说、据传”等。“存疑”“留白”以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也是历史教学的一种重要方法。
言必有据、据必有证、证必充分的史证意识理应成为历史教学的核心意识，但是目前的形势不容乐观。当下课堂史料教学大行其道，故事、细节屡见不鲜，野史艳事、小说传奇等信手拈来，但很少有教师对使用的材料详加考辨。譬如鸦片战争中“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总督”叶名琛，甲午海战中的定镇“两舰三弹说”“主炮晾衣论”“慈禧挪用海军三千万建颐和园”，解放战争时期“陕北佳县杀驴支军故事”等，虽早已被学界证伪，仍然在历史课堂上广为流传。如此不但不能还原历史真实，还会以讹传讹，适得其反。
同时，相较于自然科学严密的确定性和可控性，历史学科极具变化性、多元性，历史学中纯粹的、线性的演进微乎其微，“历史活动是由有思维的人的活动构成的，表现出强烈的个别性、偶然性”，①故中学历史课程在基础教育学科中变化最迅速、最猛烈。史料乃历史学基石，史学方法、理论为框架，史家各显其能，反复论证，得出自己的观点、结论，最终构建出自己的历史大厦。史料、史实、方法、理论与史家五大因素，皆带有不同程度的主观性，充满着变数。史实推翻史实，史料更新史料，史家辩驳史家，史观批评史观，其中任一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导致新的观点、结论出现，这些因素还会产生叠加效应，以致“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也是矣”。②学术中的历史百家争鸣，若干年后很可能完全不一样。是故，历史的真理性是很有限的，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只能达到相对真理，但绝不会穷尽绝对真理。在证据不足或学界尚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让多种说法共存是最好的办法。
拨云见日、厘清事实乃专业研究者的责任所在，了解学术动态、吸收研究新成果是专业教师的知识所需。但实际情况却非常令人担忧，没有时间甚至没有意识充电是教师们的普遍现象。年年重复旧说，岁岁因袭陈论，只能与真实的历史相去更远。譬如政治史里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下“国家变成一个人的国家、政治成为一个人的政治”，“君主专制不断强化”，北洋海军建军后“未添一船”，“古希腊民主政治是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源头”，“落后必然挨打”；经济史中“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一战期间短暂的春天”，“民国时期（1912—1949年）民族工业曲折的发展”，“罗斯福新政利用了凯恩斯主义”；文化史中“法家提倡法制建设”，“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思想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反应”，等等。学术研究是历史教学的源头，用学术界的新成果改写中学历史教科书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此，教师不可仅就教材说历史，更不可照搬材料说历史。只有不断地“充电放电”，不断地反思辩难，才能引领学生接近更真实的历史。
【作者简介】薛伟强，男，1976年生，河北定州人，江苏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教育及中国近代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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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求实是历史教学的底线，还原历史真实是历史研究和教学的共同心愿，但是，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真正实践起来还很不容易。拜读李翰、林育娴老师《历史课程改革：知易行难——基于实践的历史教学思考》（《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3年第5期，以下简称李林文）一文后，我深受启发。李林文称：“要通过历史教育养成这样健全的人格，前提是要教学生说真话。”很有见地。我认为当下历史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人为造成当前历史教科书部分内容不真实和取舍的不恰当”，也是事实。但文中的所举的几个事例，似亦有同样的“内容不真实和取舍的不恰当”等问题，笔者不敢苟同。
作者在论述“不恰当的取舍，呈现一面而隐藏另外一面，使教科书的真实程度也大打折扣，进而影响人们的判断”时列举了很多实例，其中有“讲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却不讲给英法联军带路的是中国人”，这里，作者显然是要批判。中国人具体何指，作者未言明。在野史中广为流传的是龚自珍之子龚孝拱（龚橙），然正史至今未载，其他人连野史都未见，我想李老师、林老师也很难说出第二人。
然而，倘若告诉学生龚孝拱是引导外国侵略者焚园的罪魁祸首，作为历史教师，那是不负责任的以讹传讹。早自1999年起，已经先后有叶斌、汪荣祖、王开玺等多位学者对此事证伪。①由学术界研究可知，最先侵入圆明园的是法军，与龚孝拱无关。英国人出于报复焚烧圆明园，与龚孝拱无关。庚申之后至少八年内，世人尚未把圆明园和龚孝拱联系起来。晚清名士赵烈文乃龚孝拱好友、为人正直，在其卷帙浩繁的日记里，也未见相关记载。相反，却记载了江苏巡抚丁日昌对龚孝拱的造谣中伤、龚孝拱热心关注国事、赵烈文自己多次在曾国藩面前为龚孝拱辩诬的种种事实。不仅如此，遍查《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等官书，《翁同■日记》《李慈铭日记》等当年在京官员的日记，以及洋人的回忆录，除了对当地奸民匪人于英法抢劫之后乘机入园哄抢的记述，却没有发现龚孝拱引领英军入园焚抢的任何记载。
龚孝拱，名橙，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生于上海。龚孝拱家学渊源，是一个很有造诣的学者。1841年，祖父、父亲相继去世，他失去依靠，开始四处谋生。晚年长期定居上海。龚孝拱先是帮魏源编纂了《元史新编》《蒙雅》等著作。魏源在临终前，还要求家人将自己的遗著交给龚孝拱，并请他写纪念文章附于集后，可见其对龚孝拱学问人品的器重。1858年，友人曾寄圃把他介绍给了英国外交官威妥玛。1860年秋，他作为威妥玛随员入京，并与威妥玛等西人相处很融洽。1862年，上海地方士绅与外国侨民在各自官方的授意下，成立中外会防局，作为借英法军队助剿太平军的专门机构。在会防局筹备和成立的过程中，龚孝拱起了重要作用。龚孝拱对中国文化始终没有失去信心，但因他为稻粱谋成为英国外交官的雇员，英法联军进京他确实随行，后穷困潦倒又不检细行，放荡不羁，既让人看不惯，又得罪了许多人，被人扣上屎盆子也算事出有因。谣言经过不断层累变成了“历史”，至今仍被广为传播，包括纪连海等名师。很显然，补充这样的不真实的“历史”，不但不能还原历史真实，还会影响学生的正确判断。学生在知道真相后，除感到又一次受历史老师的“骗”外，还能有什么收获？
李林文称：“老师准确把握好了内容，能将历史课堂化繁为简，课堂也更深刻。但是，今天的历史课堂，充斥的是假话、空话、套话”。接着以2010年一道广东高考模拟题为例，题目如下：
1906年，中国人简照南兄弟办的南洋烟草公司生产的“白鹤”卷烟特别畅销，英美烟草公司以“白鹤”烟标与其“玫瑰”烟标颜色相近为借口，诬告“南洋”侵权，香港当局于是没收焚毁“白鹤”牌香烟，“南洋”发展遭重创。这说明了
A.外国资本主义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
B.封建势力严重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
C.官僚资本对民族工业进行排挤和打击
D.民族资本主义由经济萎缩走向全面崩溃
答案A。李林文断定：“这道题目编制得是很粗糙，命题者选择性地寻找符合自己偏见的信息，去证明自己的想象和强化自己的判断，用固有的结论去一套了事。这是哪门子的历史教育！？如果我们还有思考的能力，有点实事求是的精神，一眼就看得出来，南洋公司就是侵权了，英国早在工业革命前就有商标法和知识产权了，这就是游戏规则。”
身为历史教师，如果“我们还有思考的能力，有点实事求是的精神”，便不难看出，整段话过于情绪化，对革命史观反应过度，尤其缺乏历史学科所特有的史证意识。
揆诸史实，英美烟草公司破坏南洋公司信誉的行为是长期的、连续的。早在1906南洋烟草公司成立之初，英美公司就诬称其“白鹤”牌商标“影射”英美烟公司的“玫瑰”牌，“双喜”牌香烟“影射”英美烟公司的“三炮台”，迫使南洋公司将价值2000余元的“白鹤”烟在香港督府前付之一炬，并禁止“双喜”烟在香港出售，致使南洋烟草遭受严重损失，连年亏损，负债20余万元，不得不拍卖改组。1909年，广东南洋烟草公司改名为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东山再起，1915年英美公司便指控南洋“三喜”牌“影射”其“三炮台”，要南洋“遍登各埠广告认罪”，赔偿律师诉讼费，南洋公司不得不将“三喜”改为“喜雀”牌，销路顿减三分之一。①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美公司又先后诬指南洋公司的“无双”烟“伪冒”其“三炮台”，“金斧”牌“影射”其“大厌巴士”，多次提出诉讼，借此败坏南洋烟草的声誉。即使1906年有侵权之嫌，但我想南洋公司不至于一次次授人以柄，英美烟草公司打压之目的昭然若揭。
实际上，这一史实早已得到学界主流观点的认同，只是用词渐趋缓和，立场逐步客观。新时期的研究以史全生教授为代表，他认为：“纵观英美烟公司对南洋公司的排挤打击，有些是属于正常的市场竞争，也有许多属于不正当竞争，具有资本主义侵略的性质。”关于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勾结官府，减轻税收，降低成本，提高其竞争能力，打击排挤民族资本卷烟。其次，打击“南洋”的商标牌号，破坏“南洋”的声誉。第三，垄断原料。第四，诬称南洋公司为“日资”“日货”。第五，暗中破坏。“由此可见，英美烟公司当年为了排挤打击中国的民族工业，是无所不用其极的。”①由于南洋公司是当时民族卷烟工业中最大的一家，也是英美烟公司在华最大的竞争对手，因此，它所遭受的损害自然最大。
可见，以英美烟草公司为代表，外国资本主义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是中国近代社会的真实存在，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并非某位命题者“自己的偏见”，更非“假话、空话、套话”。尽管该题立意比较陈旧，但整体而言，材料比较严谨，结论比较合理，二者之间具有逻辑关系，评一个中等质量应该没有问题，而非编制得“很粗糙”。
而作者“一眼就看出来，南洋公司就是侵权了”才是最大的问题，是明显的偏见。1906年南洋烟草公司与英美烟草公司的纠纷是一个涉及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知识产权法的法律纠纷，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法律问题，如仅凭题干的信息，即使知识产权法专家也不能立刻得出结论。不知作者如何一眼看出，证据何在？“英国早在工业革命前就有商标法和知识产权了”？显然不是，而题干中有关是否侵权的线索只有一条——南洋的“玫瑰”烟标与英美的“白鹤”烟标颜色相近。这一点，即使按照一般高中生的知识理解，也很难构成侵权。道理很简单，譬如华为某款手机与国外某品牌手机颜色相近，便是侵权，那国产手机还如何生存？若如此，当今社会上不同公司的同类产品的商标颜色相近的太多了，岂不都是侵权？
从专业角度看，在知识产权的权利生成环节，商标法把具备“显著性”并“不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的标识作为注册商标的条件。传统观念上，颜色并不被作为商标使用，消费者往往将颜色视为商品或其包装的描述性或装饰性特征。故颜色一般很难被单独注册为商标。申请商标时不指定颜色（即黑白色商标），法律未禁止在实际使用时使用彩色，但对颜色不予以单独保护。“所谓近似商标是指在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文字与图形的整体结构上，与注册商标相比较，易使消费者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的商标。判定近似商标，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主要从商标的音、形、义三方面，结合构图、颜色及整体结构等因素，进行对比，采取隔离观察、整体观察、要部观察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综合判定。在判定中，应当以可能使消费者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为基本条件，但不以造成实际误认为必要条件。”②可见，依现代商标法，仅仅颜色相近不可能构成侵权。
1906年的香港南洋“玫瑰”烟标与英美的“白鹤”烟标颜色相近是否构成侵权，还需要专门的调查考证。要搞清这个案子，必须先获得充足的原始资料，认真分析双方商标的具体情况才能确定，绝非易事。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无论如何，根据题干的材料，一位普通的历史教师一眼是绝对看不出来的，遑论中学生。
李林文称：“有人总是要特别强调，中国的中学历史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形成优良公民品德。这是句正确的废话，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想把学生培养成道德败坏的人。看看我们今天的情况：酒驾、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不负责任的行为比比皆是……为什么我们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就历史教育而言，很大原因就是我们的内容取舍出了问题，价值观出了问题。就像‘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我们只偏重于抨击殖民主义者的强权政治，却对为什么产生这种不平等的原因语焉不详。如果我们能讲讲是因为当时的部分中国人随地吐痰造成的，这样或许更全面。”
这段话的逻辑或许有些混乱。首先，“中学历史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形成优良公民品德”属于历史教育价值论的重要内容，其核心是要培育现代公民，对于历史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所有重视历史课程公民教育价值的国家都会强调这一点。它绝不应该属于所谓的在道理上无可非议而没有实际作用和指导价值的“正确的废话”，作者还是过于情绪化。其后，作者认为当今国人欠缺公德，就历史教育而言是“内容取舍出了问题，价值观出了问题”，显然他们对历史教育的价值观还是很重视的。其实，李林文中还有不少其他类似的表达，如“历史教育的目的，是带来一个健康的社会，让新的一代有幸福的生活、健康的心态”，“国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国民素质”等。而这与本段首句作者认定的所谓“正确的废话”论显然自相矛盾。
有关“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李林文毫不怀疑，实际上学界一直有争议，这似乎有失偏颇。直到今天，中外学者们对历史上的外滩公园（今称黄浦公园）究竟有没有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争论不休。从历史档案中，至今没有查到明确的信息。能查到的工部局最早的相关文件，是1885年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章程》的第24项共6条，其中第1条说“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第5条说“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但许多文人学者言之凿凿地说，他们确实亲眼看见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牌子。对此，上海社科院熊月之先生论述说，为什么在1900年以前的文献中，迄今未见到将公园规则第1条和第5条相提并论的情况，到1900年以后就多起来了？这有两种可能：一，1900年后公园确实出现过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二，是民族主义兴起后，人们很容易从这种公园规则中品出辱华的味道，从繁琐的规则中演变出简单的“华人与狗”。①
上海著名女作家陈丹燕为求证此事真伪，先去伦敦，再去美国，最后是上海，查过正规的历史出版物、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所有会议记录，甚至小学的历史书，发现没有人或历史照片能够明确证明，外滩公园曾经竖立过“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的这样一块牌子。陈丹燕甚至找到了曾经出现在影视作品里的那块“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牌子的制造者。“他是我一个很早就认识的人。他的师父曾在60年代造过这个牌子，当时是为了一个上海史的展览，而他是80年代造牌子的人。他告诉我，牌子其实是在一种玩笑的过程中造的，大家还在讨论，应该是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写？如果是工部局造的牌子，应该是纯英文的还是中英文的，是英文在上面还是中文在上面？”②通过一系列福尔摩斯探案似的访问，陈丹燕认为，“华人与狗不得进入”是一段伪造历史。很多国外学者的看法也与陈丹燕类似。
至于当年洋人限制华人入园的主要原因，作者的取舍也有问题，因为绝非仅仅“部分中国人随地吐痰”，而是华人普遍不守公德，有史料记载，在外滩公园允许华人凭券入园后，华人“有挟妓以入者，此已犯西人之所忌，而妓又爱花成癖，往往一见鲜花，必欲折取”。“中国人入适园后，往往不顾公益，任意涕唾，任意坐卧，甚而到于大小便亦不择方向……”在租界的华人公园开放后，有华人游客“一人欲独坐一凳，不肯与人共坐……巡捕遂斥此人之非是，彼即骂詈不绝。又有游园诸华人见此人与捕忿争，亦不问事之是非，咸助此人，大有与捕为难之势”。③
从理论上来分析，还原历史真实——知易行难，这是由历史学科特质所决定的。
还原历史真实不仅需要知识的积淀，还需要有考证的意识和功力。历史学是介于科学和艺术、客观和主观之间的一门特殊学科，其客观性、科学性最突出的表现即“史由证来，论从史出”。搜寻史料——鉴别史料——解读史料——运用史料论证，这是史学研究的一般过程。历史之证据源于史料，正确的史料是史学求真的基础。史料的形成与整理离不开人，则其必然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故在使用之前必须辨别真伪及价值高低。
2011年版《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指出：“要学会从多种渠道获取历史信息，理解以历史材料为依据来解释历史的重要性，初步形成重证据的历史意识。”这是对历史课程长期以来忽视培养学生证据意识的纠偏。诚如冯一下教授所言：“长期以来，我们总认为考证（考据）是旧史家的雕虫小技，不值一提，总以为深入分析、透彻说理才显得有学问。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甚至可以说是无知的表现。对史学研究者和历史教师来说，考证（考据）是必须具有的基本功。”中学历史老师理应有高度的职业敏感，对来源不可靠或心生疑惑的材料，一定要追根溯源，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加以鉴别、分析，最大程度地做到去伪存真，披沙拣金。历史教师在利用史料和把握史实方面，要为学生作出示范，坚持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的原则。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模糊可能比精准更科学。若暂时难有定论，至少在引用时谓其“据说、据传”等。“存疑”“留白”以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也是历史教学的一种重要方法。
言必有据、据必有证、证必充分的史证意识理应成为历史教学的核心意识，但是目前的形势不容乐观。当下课堂史料教学大行其道，故事、细节屡见不鲜，野史艳事、小说传奇等信手拈来，但很少有教师对使用的材料详加考辨。譬如鸦片战争中“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总督”叶名琛，甲午海战中的定镇“两舰三弹说”“主炮晾衣论”“慈禧挪用海军三千万建颐和园”，解放战争时期“陕北佳县杀驴支军故事”等，虽早已被学界证伪，仍然在历史课堂上广为流传。如此不但不能还原历史真实，还会以讹传讹，适得其反。
同时，相较于自然科学严密的确定性和可控性，历史学科极具变化性、多元性，历史学中纯粹的、线性的演进微乎其微，“历史活动是由有思维的人的活动构成的，表现出强烈的个别性、偶然性”，①故中学历史课程在基础教育学科中变化最迅速、最猛烈。史料乃历史学基石，史学方法、理论为框架，史家各显其能，反复论证，得出自己的观点、结论，最终构建出自己的历史大厦。史料、史实、方法、理论与史家五大因素，皆带有不同程度的主观性，充满着变数。史实推翻史实，史料更新史料，史家辩驳史家，史观批评史观，其中任一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导致新的观点、结论出现，这些因素还会产生叠加效应，以致“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也是矣”。②学术中的历史百家争鸣，若干年后很可能完全不一样。是故，历史的真理性是很有限的，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只能达到相对真理，但绝不会穷尽绝对真理。在证据不足或学界尚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让多种说法共存是最好的办法。
拨云见日、厘清事实乃专业研究者的责任所在，了解学术动态、吸收研究新成果是专业教师的知识所需。但实际情况却非常令人担忧，没有时间甚至没有意识充电是教师们的普遍现象。年年重复旧说，岁岁因袭陈论，只能与真实的历史相去更远。譬如政治史里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下“国家变成一个人的国家、政治成为一个人的政治”，“君主专制不断强化”，北洋海军建军后“未添一船”，“古希腊民主政治是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源头”，“落后必然挨打”；经济史中“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一战期间短暂的春天”，“民国时期（1912—1949年）民族工业曲折的发展”，“罗斯福新政利用了凯恩斯主义”；文化史中“法家提倡法制建设”，“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思想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反应”，等等。学术研究是历史教学的源头，用学术界的新成果改写中学历史教科书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此，教师不可仅就教材说历史，更不可照搬材料说历史。只有不断地“充电放电”，不断地反思辩难，才能引领学生接近更真实的历史。
【作者简介】薛伟强，男，1976年生，河北定州人，江苏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教育及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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