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英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畅 袁梨梨
[关键词]英国史，研讨会，南京大学
[中国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0457-6241（2014）02-0069-04
201年9月20日至22日，由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欧洲学会、英国驻华大使馆、英国驻上海领事馆、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主办，由南京大学英国与英联邦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英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参加本次研讨会的有来自国内外二十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学术期刊的80多名专家学者。会议共举行了9场学术报告会，就英国史、英帝国史、海洋大国与海洋战略以及其他世界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一、当前英国重大历史问题的
讨论与交流
英国史作为与会的专家学者最主要的研究领域，成为本次会议的热点论题之一。中外学者就英国的政治史、对外关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进行了极富学术价值的探讨。
首先，与会学者指出英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发展和外交政策对于英国民族国家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来自爱丁堡大学的哈里·迪金森教授考察了18、19世纪之交英国的激进主义运动，以及激进主义运动对英国大众政治参与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不能孤立地将19世纪之后的议会改革和选举权的扩大视为英国公众政治参与的起点，应该研究普通民众在此之前对政治的参与。激进主义运动正是这样一场大众政治运动，不论其本身的成败，这次运动证明英国在议会改革之前已经出现近代大众政治的诸多要素。牛津大学斯蒂文·冈教授讨论了亨利七世时期的英国新人（NewMan），认为这些新贵族虽由国王任命，但却不仅仅是国王的代理人。他们作为一个新的贵族群体利用其金钱资源在地方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挥了重大的影响。他们希望通过展示贵族的生活方式和承担贵族对地方社区的责任来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社会对其地位的认可。但是，这些花费也动摇了他们自身的政治基础，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亨利七世去世后失去了社会地位。与会中国学者则更多地关注现当代英国政治，并从中总结出英国政治发展的特点。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展鹏教授认为卡梅伦联合政府的宪法改革步伐因为国际局势和执政党之间的理念差异而放缓，向人民下放权力有限。他还认为苏格兰独立公投将对英国宪法产生相比宪法改革更加深远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张磊博士研究了英国议会利益登记及声明制度，认为这种举措对于防止腐败和权力寻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值得中国借鉴参考。南京大学陈仲丹教授就改革和革命理性选择的问题，结合托克维尔的经典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对英国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总结。
英国的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同样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关注。其中中英关系仍然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李世安教授考察了1942—1946年作为英国驻华大使的霍勒斯·薛穆爵士在中国的活动。作为英国外交官，薛穆爵士不仅恢复了英国在华的声誉，同时通过对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等情况的透彻认识为战时和战后英国制定对华政策作出了巨大贡献。安徽师范大学奚庆庆老师基于英国档案文献对战后初期的英国对华政策进行了考察，认为英国在这一时期适时地调整其对华政策，主动接受美国在对华关系上的主导地位，逐渐完成了向对华不干涉政策的转型。而对于当代中英关系与会专家也作了相关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江时学研究员和李靖堃研究员回顾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英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认为英国应该更加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崛起，促进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对于英国外交史，南京大学刘成教授论证了英国19世纪孤立主义外交政策，认为其并不是19世纪后半叶英国外交的新生事物，而是为了维护英帝国和欧洲均势，自19世纪初期以来英国外交原则的内在要求。苏州科技学院祝曙光教授考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协调外交政策，认为英国外交的管控是其失败的主因，从而从另一个角度考察了两战之间的英日关系。与会学者还对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北京外国语大学杨光杰副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傅聪博士分别就1997-2010年之间英国保守党在野期间其内部对于欧洲政策的分歧，保守党的理念右转和英国的低碳政策及其对欧盟的影响，考察了近年来英国与欧盟关系的几个重要层面，揭示了民族国家与地区共同体之间在政策和理念上的分歧。
其次，近年来英国经济与社会史成为中英两国进行学术研究的热点，会议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吴必康研究员认为英国近代以来经济政策的数次大变革中反映出国家干预与市场经济之间相互关系的变迁，其背后体现了权力与资本，变革与稳定的复杂关系。就国家与市场的互动这一问题，南京大学刘金源教授结合现实，研究了19世纪伦敦市场上牛奶掺假的情况及其对公众健康的威胁，论证了国家对于这种不当市场行为的管控方法，希望英国的经验可为现在中国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提供借鉴。兰州大学的柴彬教授考察了英国近代早期商业投机行为的原因和具体类型，以及英国政府的国家治理办法和成效，认为在近代早期英国通过王室法令对市场进行调控的效果较为有限。中国社会科学院田德文研究员从宏观经济与公共财政结构的层面，论证了英国政府在全球金融背景下的社会改革，认为国际金融市场与意识形态因素是现任保守党政府减慢推动社会改革步伐的原因。
河南大学阎照祥教授对19世纪迁入不列颠城镇的爱尔兰移民与不列颠主流群体相互冲突的原因进行了考察，认为掩盖在民族、宗教、城镇管理不善背后的真正原因是英国资本主义主导下的资源分配不公和阶级矛盾，并认为这种冲突推动了爱尔兰的民族意识和独立运动的发展。安徽师范大学傅新球教授发言探讨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婚姻变化与人口增长问题，认为工业化导致的人们婚姻习惯发生变化，这使得18世纪末19世纪初初婚年龄下降和终身未婚者比例降低。而两者共同作用引发的出生率上升才是这一时期英格兰人口迅速膨胀的主要因素。医疗史作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也得到了中外学者的热烈讨论。伯明翰大学乔纳森·赖纳茨博士通过考察18世纪伯明翰地区医院医生巡诊的档案中患者的回答可以看到患者对于事物的优先层次进行了排序，患者在医院中建立了一个感官的层次体系，从而为判明18世纪公众认识事物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南京大学闵凡祥副教授就英国国民健康体系60年来的发展进程进行了发言，他全面地分析了这一体系产生的原因和在执行中的优劣，并就其未来的改革方向以及对英国人民生活产生的重要影响进行了生动的论述，得到了与会英国学者的肯定。大连大学姜德福教授、南京晓庄学院丰华琴教授以及杭州师范学院周真真博士对英国的慈善与志愿组织进行了研究，分别论证了维多利亚时代贵族妇女的慈善活动的结构与形式、英国伦敦慈善组织协会的理论与实践以及进入21世纪以来英国政府与志愿组织结成的新型伙伴关系，三位专家均认为这种民间的组织与互助成为政府治理之外的有效补充。
与会专家还对史学史和史学方法论进行了许多重要论述。东北师范大学王晋新教授认为历史研究的基础仍然是对史料进行研读，他以对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经典文献的研究为例，证明了对经典文献史料的研究仍然在当代世界历史研究中有着重要作用。南京大学沈汉教授就当前英国史研究中整体把握与理论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近三十年来的英国史学著作在选题、视野、方法和水准上都有了重大飞跃，在维持英国史学传统和论述平实优点的基础上，其理论深度和概括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杭州师范大学张卫良教授评价了著名英国城市史家J.H.迪奥斯在英国城市史领域的研究成果，认为迪奥斯教授注重学术基础工作和交流平台的搭建，为城市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上海外国语大学高健教授以中国对英国的国别研究为例，提出国别研究具有理论研究和现实研究的双重特点，同时还服务于国家外交战略的发展，以该校英国研究中心为例探讨了国别研究的学科发展模式以及中国进行国别研究的重要意义。
二、英国思想文化与教育及其
国际化问题研究
紧跟现在英国史研究中注重进行文化研究的重要趋势，与会代表充分讨论了英国思想文化及教育对于英国历史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关于英国近代文明的形成与特征问题，南京大学的于文杰教授发言认为英国近代文明的形成是由英国本土的早期文明与国外文明进行多次融合并且共同成长的产物。他进一步将英国近代文明归纳为：宗教信仰的建立、古典文明的摄取、异质文明的融汇、大学精神的建树、探险意识的成长和保守心态的形成。而四川大学的何平教授则具体论述了中世纪牛津大学研习自然科学的思潮以及牛津学派对英国早期古典文献翻译、建立实验归纳与推论的科学方法论做出的重要贡献。他认为这一运动不仅形成了英国近代文明的特性，还是英国17世纪科学革命的先声。与会学者同样注意对近代以来英国文化与其国际化问题进行研究。南京大学研究生袁梨梨和盛仁杰分别论述莱利的人文主义历史观和英国文化对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的影响。上海外国语大学陈琦博士梳理了英国文化机构向全球推广英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机制、策略与政府的政策支持，研究了国家的文化战略与国家文化全球影响力之间的辩证关系。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石同云副教授回顾了英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历史，认为好莱坞的垄断和政府补贴的缺乏使得英国电影不得不依托美国的资金来宣传英国的文化形象，这使得英国电影在取得了相当成绩的同时但仍存在许多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王欣副教授则研究20世纪初“苏格兰文艺复兴”，探讨了文学家积极参与政治及其对苏格兰民族主义和苏格兰独立运动产生的影响等相关问题。吴赟副教授则就英国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化译介与传播问题做了发言，认为面对强势语境的困境，中国文化在世界传播的过程中必须进行自身改革，积极走出国门。山东大学宋全成教授就中国移民在欧洲的规模、特征和存在问题进行论述，总结了移民类型多元，华人团体发展迅速但参政意识薄弱等特点，并对未来欧洲中国移民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与会者同样对英国教育史特别是高等教育史进行了讨论。苏塞克斯大学的马修教授对自1963年英国政府发表“罗宾斯报告”以来英国大学教育的发展进行了论述。他认为虽然这份报告直接影响了60年代以来英国大学的方方面面，但是仍然必须将罗宾斯报告置于整个战后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背景之下，才能完整地论述高等教育从战后到现在的历史进程。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周小舟博士通过对权威机构报告的分析，全面概括了现在中英高等教育联合办学的成果与缺陷，认为在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中国教育界应该警惕西方国家利用这种手段进行知识倾销。而李阳博士后则研究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伦敦教育委员会，认为这一委员会是中产阶级积极参与教育改革并传播其思想的有力例证，对此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有助于厘清19世纪末期中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对研究阶级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提供了素材。
三、世界海洋问题与英帝国史研究
海洋文明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和重要的历史形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益于我们全面考察世界历史的诸多形态，有益于我国海洋发展战略的制定、国家海洋权力的维护和我国周边海洋建设事业的发展。针对这一问题，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张椿年教授作了关于世界海洋大国崛起问题的专题报告。张先生从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海洋文明及其与大陆文明之间的关系，以及海洋文明对世界大国的影响等方面阐明了观点。张先生还以英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海洋发展与外交战略的历史为案例，讨论西方海洋大国崛起的一般规律以及对我国现代文明建设的启示。
作为影响了世界数百年的重要历史进程，英帝国的发展和海外扩张在实体英帝国已经不存在的今天仍然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关注。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的迈尔斯·泰勒教授在报告中认为英帝国是一个建立在海权基础上的帝国，并进一步阐述了英国之所以成为海权霸主的原因以及英国利用海权的方式。他认为，英国极力维持自己的海军优势，并利用其确保自己对于全球商业贸易的统治仅仅是英国海权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海军在19世纪英国国内政治辩论中占据的不可削弱的重要地位和英国国内兴盛的海军文化。几种因素共同促成了英国相对于大陆帝国的海权优势，也造就了19世纪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南京大学洪霞副教授运用跨学科的方法考察了19世纪英帝国话语霸权兴起至消解的长时段过程，认为这种被建构起来的话语霸权实际上与英帝国相互支撑，也是帝国合法性的根本。话语霸权通过殖民地的教育和文化影响逐渐得到了英国和殖民地的双重赞同，成为双方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华东师范大学潘兴明教授认为英国采取实用主义的因地因时的差异化治理模式对其帝国进行管理，他将英帝国的殖民地区分为垦殖模式、公司模式、移民模式和国家模式四种典型模式，认为虽然每种模式的治理制度和治理效应都不尽相同，但是因为其结合了殖民地的实际情况，从而较好地维持了殖民地的稳定进而巩固了英帝国对殖民地的长期统治。
对于英联邦国家和移民问题与会学者也进行了论述。南京大学陈晓律教授在其主题演讲中通过考察英国殖民、马来人的本土因素和外来移民等因素交织下的马来西亚社会，讨论了马来人的特权的历史变迁，认为虽然马来人特权是一种不合理的平衡，但是对其进行改革却仍为时尚早。江苏师范大学张秋生教授介绍了近年来国内外澳大利亚研究的基本情况，认为在新时期海洋研究兴起的背景下，中国的英国史学界应该加强对澳大利亚问题的研究。
本次会议搭建了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会议先后共有50多位学者先后发表演讲并点评，进行了高质量的学术讨论。南京大学于文杰教授在会议总结中认为，这次会议继承了南京大学悠久的英国史研究传统，立足于海洋战略等热点问题，是一次成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他强调在中国英国史研究面临转型与提升的历史时期，国际英国史领域内的学术交往、国内高校与研究机构之间的相互协作，以及每一个学术群体内部的团结合作，对于中国英国史研究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爱丁堡大学的哈里·迪金森教授则深情回顾了英国史学界与中国史学界长达30多年的交往过程，并认为随着国际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两国学者可以充分地交换对英国历史的认识，对推动世界范围内的英国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在紧张激烈的会议之余，与会专家代表还与南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进行了深入交流。除此之外，使馆、数据库公司利用这次机会与大学和研究机构也进行了交流，就对外合作与英国史研究电子资源的利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次会议为进～步深入广泛地推进中国的英国史研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为南京大学乃至于整个中国英国史的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李婷轩】
[关键词]英国史，研讨会，南京大学
[中国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0457-6241（2014）02-0069-04
201年9月20日至22日，由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欧洲学会、英国驻华大使馆、英国驻上海领事馆、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主办，由南京大学英国与英联邦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英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参加本次研讨会的有来自国内外二十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学术期刊的80多名专家学者。会议共举行了9场学术报告会，就英国史、英帝国史、海洋大国与海洋战略以及其他世界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一、当前英国重大历史问题的
讨论与交流
英国史作为与会的专家学者最主要的研究领域，成为本次会议的热点论题之一。中外学者就英国的政治史、对外关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进行了极富学术价值的探讨。
首先，与会学者指出英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发展和外交政策对于英国民族国家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来自爱丁堡大学的哈里·迪金森教授考察了18、19世纪之交英国的激进主义运动，以及激进主义运动对英国大众政治参与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不能孤立地将19世纪之后的议会改革和选举权的扩大视为英国公众政治参与的起点，应该研究普通民众在此之前对政治的参与。激进主义运动正是这样一场大众政治运动，不论其本身的成败，这次运动证明英国在议会改革之前已经出现近代大众政治的诸多要素。牛津大学斯蒂文·冈教授讨论了亨利七世时期的英国新人（NewMan），认为这些新贵族虽由国王任命，但却不仅仅是国王的代理人。他们作为一个新的贵族群体利用其金钱资源在地方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挥了重大的影响。他们希望通过展示贵族的生活方式和承担贵族对地方社区的责任来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社会对其地位的认可。但是，这些花费也动摇了他们自身的政治基础，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亨利七世去世后失去了社会地位。与会中国学者则更多地关注现当代英国政治，并从中总结出英国政治发展的特点。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展鹏教授认为卡梅伦联合政府的宪法改革步伐因为国际局势和执政党之间的理念差异而放缓，向人民下放权力有限。他还认为苏格兰独立公投将对英国宪法产生相比宪法改革更加深远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张磊博士研究了英国议会利益登记及声明制度，认为这种举措对于防止腐败和权力寻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值得中国借鉴参考。南京大学陈仲丹教授就改革和革命理性选择的问题，结合托克维尔的经典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对英国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总结。
英国的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同样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关注。其中中英关系仍然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李世安教授考察了1942—1946年作为英国驻华大使的霍勒斯·薛穆爵士在中国的活动。作为英国外交官，薛穆爵士不仅恢复了英国在华的声誉，同时通过对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等情况的透彻认识为战时和战后英国制定对华政策作出了巨大贡献。安徽师范大学奚庆庆老师基于英国档案文献对战后初期的英国对华政策进行了考察，认为英国在这一时期适时地调整其对华政策，主动接受美国在对华关系上的主导地位，逐渐完成了向对华不干涉政策的转型。而对于当代中英关系与会专家也作了相关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江时学研究员和李靖堃研究员回顾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英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认为英国应该更加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崛起，促进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对于英国外交史，南京大学刘成教授论证了英国19世纪孤立主义外交政策，认为其并不是19世纪后半叶英国外交的新生事物，而是为了维护英帝国和欧洲均势，自19世纪初期以来英国外交原则的内在要求。苏州科技学院祝曙光教授考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协调外交政策，认为英国外交的管控是其失败的主因，从而从另一个角度考察了两战之间的英日关系。与会学者还对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北京外国语大学杨光杰副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傅聪博士分别就1997-2010年之间英国保守党在野期间其内部对于欧洲政策的分歧，保守党的理念右转和英国的低碳政策及其对欧盟的影响，考察了近年来英国与欧盟关系的几个重要层面，揭示了民族国家与地区共同体之间在政策和理念上的分歧。
其次，近年来英国经济与社会史成为中英两国进行学术研究的热点，会议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吴必康研究员认为英国近代以来经济政策的数次大变革中反映出国家干预与市场经济之间相互关系的变迁，其背后体现了权力与资本，变革与稳定的复杂关系。就国家与市场的互动这一问题，南京大学刘金源教授结合现实，研究了19世纪伦敦市场上牛奶掺假的情况及其对公众健康的威胁，论证了国家对于这种不当市场行为的管控方法，希望英国的经验可为现在中国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提供借鉴。兰州大学的柴彬教授考察了英国近代早期商业投机行为的原因和具体类型，以及英国政府的国家治理办法和成效，认为在近代早期英国通过王室法令对市场进行调控的效果较为有限。中国社会科学院田德文研究员从宏观经济与公共财政结构的层面，论证了英国政府在全球金融背景下的社会改革，认为国际金融市场与意识形态因素是现任保守党政府减慢推动社会改革步伐的原因。
河南大学阎照祥教授对19世纪迁入不列颠城镇的爱尔兰移民与不列颠主流群体相互冲突的原因进行了考察，认为掩盖在民族、宗教、城镇管理不善背后的真正原因是英国资本主义主导下的资源分配不公和阶级矛盾，并认为这种冲突推动了爱尔兰的民族意识和独立运动的发展。安徽师范大学傅新球教授发言探讨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婚姻变化与人口增长问题，认为工业化导致的人们婚姻习惯发生变化，这使得18世纪末19世纪初初婚年龄下降和终身未婚者比例降低。而两者共同作用引发的出生率上升才是这一时期英格兰人口迅速膨胀的主要因素。医疗史作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也得到了中外学者的热烈讨论。伯明翰大学乔纳森·赖纳茨博士通过考察18世纪伯明翰地区医院医生巡诊的档案中患者的回答可以看到患者对于事物的优先层次进行了排序，患者在医院中建立了一个感官的层次体系，从而为判明18世纪公众认识事物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南京大学闵凡祥副教授就英国国民健康体系60年来的发展进程进行了发言，他全面地分析了这一体系产生的原因和在执行中的优劣，并就其未来的改革方向以及对英国人民生活产生的重要影响进行了生动的论述，得到了与会英国学者的肯定。大连大学姜德福教授、南京晓庄学院丰华琴教授以及杭州师范学院周真真博士对英国的慈善与志愿组织进行了研究，分别论证了维多利亚时代贵族妇女的慈善活动的结构与形式、英国伦敦慈善组织协会的理论与实践以及进入21世纪以来英国政府与志愿组织结成的新型伙伴关系，三位专家均认为这种民间的组织与互助成为政府治理之外的有效补充。
与会专家还对史学史和史学方法论进行了许多重要论述。东北师范大学王晋新教授认为历史研究的基础仍然是对史料进行研读，他以对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经典文献的研究为例，证明了对经典文献史料的研究仍然在当代世界历史研究中有着重要作用。南京大学沈汉教授就当前英国史研究中整体把握与理论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近三十年来的英国史学著作在选题、视野、方法和水准上都有了重大飞跃，在维持英国史学传统和论述平实优点的基础上，其理论深度和概括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杭州师范大学张卫良教授评价了著名英国城市史家J.H.迪奥斯在英国城市史领域的研究成果，认为迪奥斯教授注重学术基础工作和交流平台的搭建，为城市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上海外国语大学高健教授以中国对英国的国别研究为例，提出国别研究具有理论研究和现实研究的双重特点，同时还服务于国家外交战略的发展，以该校英国研究中心为例探讨了国别研究的学科发展模式以及中国进行国别研究的重要意义。
二、英国思想文化与教育及其
国际化问题研究
紧跟现在英国史研究中注重进行文化研究的重要趋势，与会代表充分讨论了英国思想文化及教育对于英国历史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关于英国近代文明的形成与特征问题，南京大学的于文杰教授发言认为英国近代文明的形成是由英国本土的早期文明与国外文明进行多次融合并且共同成长的产物。他进一步将英国近代文明归纳为：宗教信仰的建立、古典文明的摄取、异质文明的融汇、大学精神的建树、探险意识的成长和保守心态的形成。而四川大学的何平教授则具体论述了中世纪牛津大学研习自然科学的思潮以及牛津学派对英国早期古典文献翻译、建立实验归纳与推论的科学方法论做出的重要贡献。他认为这一运动不仅形成了英国近代文明的特性，还是英国17世纪科学革命的先声。与会学者同样注意对近代以来英国文化与其国际化问题进行研究。南京大学研究生袁梨梨和盛仁杰分别论述莱利的人文主义历史观和英国文化对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的影响。上海外国语大学陈琦博士梳理了英国文化机构向全球推广英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机制、策略与政府的政策支持，研究了国家的文化战略与国家文化全球影响力之间的辩证关系。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石同云副教授回顾了英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历史，认为好莱坞的垄断和政府补贴的缺乏使得英国电影不得不依托美国的资金来宣传英国的文化形象，这使得英国电影在取得了相当成绩的同时但仍存在许多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王欣副教授则研究20世纪初“苏格兰文艺复兴”，探讨了文学家积极参与政治及其对苏格兰民族主义和苏格兰独立运动产生的影响等相关问题。吴赟副教授则就英国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化译介与传播问题做了发言，认为面对强势语境的困境，中国文化在世界传播的过程中必须进行自身改革，积极走出国门。山东大学宋全成教授就中国移民在欧洲的规模、特征和存在问题进行论述，总结了移民类型多元，华人团体发展迅速但参政意识薄弱等特点，并对未来欧洲中国移民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与会者同样对英国教育史特别是高等教育史进行了讨论。苏塞克斯大学的马修教授对自1963年英国政府发表“罗宾斯报告”以来英国大学教育的发展进行了论述。他认为虽然这份报告直接影响了60年代以来英国大学的方方面面，但是仍然必须将罗宾斯报告置于整个战后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背景之下，才能完整地论述高等教育从战后到现在的历史进程。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周小舟博士通过对权威机构报告的分析，全面概括了现在中英高等教育联合办学的成果与缺陷，认为在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中国教育界应该警惕西方国家利用这种手段进行知识倾销。而李阳博士后则研究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伦敦教育委员会，认为这一委员会是中产阶级积极参与教育改革并传播其思想的有力例证，对此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有助于厘清19世纪末期中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对研究阶级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提供了素材。
三、世界海洋问题与英帝国史研究
海洋文明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和重要的历史形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益于我们全面考察世界历史的诸多形态，有益于我国海洋发展战略的制定、国家海洋权力的维护和我国周边海洋建设事业的发展。针对这一问题，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张椿年教授作了关于世界海洋大国崛起问题的专题报告。张先生从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海洋文明及其与大陆文明之间的关系，以及海洋文明对世界大国的影响等方面阐明了观点。张先生还以英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海洋发展与外交战略的历史为案例，讨论西方海洋大国崛起的一般规律以及对我国现代文明建设的启示。
作为影响了世界数百年的重要历史进程，英帝国的发展和海外扩张在实体英帝国已经不存在的今天仍然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关注。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的迈尔斯·泰勒教授在报告中认为英帝国是一个建立在海权基础上的帝国，并进一步阐述了英国之所以成为海权霸主的原因以及英国利用海权的方式。他认为，英国极力维持自己的海军优势，并利用其确保自己对于全球商业贸易的统治仅仅是英国海权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海军在19世纪英国国内政治辩论中占据的不可削弱的重要地位和英国国内兴盛的海军文化。几种因素共同促成了英国相对于大陆帝国的海权优势，也造就了19世纪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南京大学洪霞副教授运用跨学科的方法考察了19世纪英帝国话语霸权兴起至消解的长时段过程，认为这种被建构起来的话语霸权实际上与英帝国相互支撑，也是帝国合法性的根本。话语霸权通过殖民地的教育和文化影响逐渐得到了英国和殖民地的双重赞同，成为双方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华东师范大学潘兴明教授认为英国采取实用主义的因地因时的差异化治理模式对其帝国进行管理，他将英帝国的殖民地区分为垦殖模式、公司模式、移民模式和国家模式四种典型模式，认为虽然每种模式的治理制度和治理效应都不尽相同，但是因为其结合了殖民地的实际情况，从而较好地维持了殖民地的稳定进而巩固了英帝国对殖民地的长期统治。
对于英联邦国家和移民问题与会学者也进行了论述。南京大学陈晓律教授在其主题演讲中通过考察英国殖民、马来人的本土因素和外来移民等因素交织下的马来西亚社会，讨论了马来人的特权的历史变迁，认为虽然马来人特权是一种不合理的平衡，但是对其进行改革却仍为时尚早。江苏师范大学张秋生教授介绍了近年来国内外澳大利亚研究的基本情况，认为在新时期海洋研究兴起的背景下，中国的英国史学界应该加强对澳大利亚问题的研究。
本次会议搭建了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会议先后共有50多位学者先后发表演讲并点评，进行了高质量的学术讨论。南京大学于文杰教授在会议总结中认为，这次会议继承了南京大学悠久的英国史研究传统，立足于海洋战略等热点问题，是一次成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他强调在中国英国史研究面临转型与提升的历史时期，国际英国史领域内的学术交往、国内高校与研究机构之间的相互协作，以及每一个学术群体内部的团结合作，对于中国英国史研究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爱丁堡大学的哈里·迪金森教授则深情回顾了英国史学界与中国史学界长达30多年的交往过程，并认为随着国际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两国学者可以充分地交换对英国历史的认识，对推动世界范围内的英国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在紧张激烈的会议之余，与会专家代表还与南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进行了深入交流。除此之外，使馆、数据库公司利用这次机会与大学和研究机构也进行了交流，就对外合作与英国史研究电子资源的利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次会议为进～步深入广泛地推进中国的英国史研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为南京大学乃至于整个中国英国史的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李婷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