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与学术的因应
黄磊
[摘要]目前有关戊戌维新的著述，基本皆以康有为为中心展开叙事，康氏也皆以高大光辉的领导者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然而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可知，康有为“领导者”形象是通过“层累的”文本构建不断丰富和饱满的，而这又强化了以其为中心的戊戌维新史实构建。这种“层累的”文本构建能够不间断的持续且为人们所认可，与近代以来的政治变迁和近代史学科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而自晚清以来激进思潮中“对新的崇拜”的思维模式，则是其深层次的原因。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和学界对学术独立的强调与追求，以康氏为中心的叙事模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关键词]戊戌维新，康有为，叙事框架，政治，语境转换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02-0033-0R
陈寅恪对戊戌维新曾有所论述，称“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其一为“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如“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以及陈宝箴等；其一为“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康有为作为戊戌维新的重要参与者，以其为中心叙述这段历史自有其学术价值。然而，自梁启超在最早对戊戌维新从整体上进行描述的《戊戌政变记》中，构建了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戊戌维新叙事框架后，后世史家基本都自觉或不自觉的沿用，并逐渐形成以康有为为中心的经典阐释体系，康氏之变法形象也通过“层累的”文本构建逐渐饱满高大。而作为变法另一源头的“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如张之洞等人，则长期处于反面或从属地位，其作用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近十余年才逐渐得到关注。此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其背后渗透着政治、近代史学科自身发展及近代以来激进思潮等因素的影响。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所说历史“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是“过去的事件跟前进中出现的将来的目标之间的对话”，似为一直以来维新变法研究的写照。
一、“当代史”著述中的康有为及
戊戌维新
维新变法夭折后不少著述对其皆有记载描述，其中较完整专门的大体有《戊政变记》《戊戌履霜录》《清廷戊戌朝变记》等。作为“当代人”撰写的“当代史”，通过对这三个文本的解读，可知时人对康有为及戊戌维新的认识不尽相同。
梁启超所撰《戊戌政变记》系第一部对戊戌维新从整体上进行描述的著作。梁氏追随老师康有为全程参与了变法，倡言变法影响甚大，世人以“康梁”并称。在《戊戌政变记》中他详细叙述了维新变法的全过程，康有为如何因力主变法而受光绪帝赏识并一跃而为其倚重之能臣，慈禧太后如何处心积虑谋废光绪帝发动政变等。被认为是“建立了一个以康有为为领袖和主线的戊戌维新运动宏观叙述框架”并为后世所沿用，奠定了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戊戌维新史实构建的基础，呵谓是以康氏为中心戊戌维新史实构建之渊薮。苏继祖辑录的《清廷戊戌朝变记》也对戊戌维新持肯定态度，但对部分问题的认识与梁启超有所不同。其一是查其全文苏继祖强调了翁同稣、张荫恒、张之洞等人在维新变法中的作用，以及荣禄、刚毅等人对变法的阻挠，并未对康有为等人做特别的强调，亦未将康有为当做核心人物对待；其二是苏继祖认为“然推之太后之心，未必不愿皇上能励精图治也，未必不愿天下财富民强也，至法当变不当变，未必有成见在胸也”，并且提到“正月，康初上之书，上呈于太后，太后亦为之动……变法调理，曾有懿旨焉”，这与梁启超认为慈禧太后极端顽固守旧，阻挠变法截然不同；其三是苏继祖将政变原因归结为守旧大臣在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间挑拨离间，他们“假公济私，群相纠合，以谮诬我皇上于素有嫌隙之皇太后前。以结党密谋，将不利颐和园，激太后之怒；以变乱成法，众心不服，悚太后之听；以联外夷，惑邪说，动太后乡疑惧”，以致“祸起萧墙”，发生政变，这又与梁启超认为慈禧太后对光绪帝“久蓄废立之志”迥异。胡思敬的《戊戌履霜录》亦较详细地记载了维新变法，但对戊戌维新及康有为持批判态度，他认为：“一二行险侥幸之徒，托名忠爱，鼓煽公卿；于是李端菜言学，荣禄、胡燏棻言兵，翁稣和议设昭信股票，新政始萌芽矣。”其中对康有为尤为敌视，称其“素行不检，颇干予外事，阴持大吏短长，粤人挪手咤骂比之邪匪”，且设“康有为构乱始末”专章详叙其“乱政”过程，对康氏之贬辱、攻击随处可见。同时，他也揭露了康有为狂妄自负的个性和不少朝野人士对其失之孟浪行为的反感，如“或传其字长素，盖以素王自比，争呼圣人揶揄之，有为益喜自负”，“御史安维峻见其书，大恶之，密具书纠参”，“至上海，立强学分会，遣使四方游说，湖广总督张之洞，辇金助之，附者渐众。所出月报，不用国号，以孔子降生纪年，之洞不悦，有责言”，“其疏发明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四说，末斥帝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总署得疏，大惊，指其疵，令删汰以进”诸如等等，认为他“虽名诡谲，其借以煽动流俗，不外勤请竭，结设党，卒亦无他技能”。
从上面可以看出在“当代人”撰写的“当代史”中，对康有为及维新变法若干关键问题的认识不尽相同，并未都将康有为当做维新变法的领导人，对其评价亦是褒贬不一。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著者个人政治立场或处境的迥异有着莫大的关系。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遭清廷通缉被迫流亡日本，《戊戌政变记》正值其流亡日本期间所撰，当时国内盛传康有为“结党谋徙置太后事。盖先欲剪太后党羽，故撰密旨，令袁世凯擒荣禄，即以新军入都移宫。袁不从，以告荣禄。荣密奏太后。太后震怒”，故而遭到缉捕。梁启超作为康党中最重要的成员，在其政治盟友惨遭杀害，舆论上亦处被动之际，为了争取外援、反击舆论攻击、推脱在政变中的责任、洗刷罪名和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故而将康有为塑造成力主变法却惨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迫害的维新变法领导者的光辉形象。“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系辑录《清廷戊戌朝变记》的苏继祖之“外舅”，该记系由苏继祖在戊戌年间于杨锐之子杨思永处抄录，此后由于各种原因逾二十余年才出版，故而该书不可避免地对戊戌维新持肯定态度。当时杨思永说“先父殉难，中朝外人，言者莫衷一是，此记纪月书日，默采精搜，至真且确，细读之，自知底蕴，无烦不肖泣述也”，且其文中多次为光绪帝、杨锐等人为国家富强锐意变法，却被“污蔑”为谋害慈禧太后鸣不平，作为被“冤杀”的杨锐的后人，他更多的是要为父亲正名，并未对慈禧太后持以敌意。撰写《戊戌履霜录》的胡思敬则是清末政坛上著名的保守派人物，反对戊戌变法、抵制立宪，清亡之后又以遗老自居参与过张勋复辟，故而对维新变法及康有为持批判态度，《戊戌履霜录》则是其一贯之保守思想在戊戌维新上的反映。然而，其对康有为的冷眼旁观亦有其独到之处，代表了部分人士对康氏之看法。
然而，自清廷于1901年实行新政以来，不少举措“实际并没有超出百日维新的范围，不过把百日的时间延长到五年，或把戊戌的一件命令，分作几次颁下罢了”，“其有超出戊戌维新的范围的，都是百日以内想做而尚未的”，至于康梁等人大力宣传的宪政主张已经蔚然成为潮流，为梁启超所构建的以康氏为中心的叙事框架得到广泛认同提供了土壤。胡思敬固然仍对戊戌维新及康有为竭尽诋毁（其著作于1913年刊印），但在舆论界基本肯定维新变法及康有为时，他的这种做法恰恰强化了康氏在维新变法中的核心地位（恐怕这是他没想到的），他在著述中对康有为不足的揭露则亦易被人忽略。同样，在此背景下苏著《清廷戊戌朝变记》与《戊戌政变记》中的不同，也常被后世学者所忽略，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二、从“新思想界勇士”到
实现近代化的典型人物
维新变法期间传人的进化论思想，对康有为领导者形象的塑造，及其在戊戌维新叙事中核心地位的强化有重要影响。当严复将进化论思想介绍人中国后影响甚巨，蔡元培曾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关严复为第一”，“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成为人人的口头禅”。“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发展理论使人们认识到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史学界也突破循环史观的既有认识形成进化史观。如顾颉刚曾说：“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启超也曾说：“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而在进化观的指导下才“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正是在新兴的进化史观的指导下，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思想界在对中国不足的认识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在第二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而被部分学者认为拿出《劝学篇》作为维新运动指导思想的张之洞，则被认为“在第二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风气的一个人，到了后半，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进化史观”顾名思义即认为历史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向“前”发展演进的。在经过清末立宪思潮洗礼过的人们看来，维新变法期间提出开国会、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等主张的康梁，自然要比主张“中体西用”的张之洞等人更能代表“前”。既然康梁等人更能代表社会发展的趋向，于是乎在进化史观的指导下作为当时“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新思想界勇士”，也就自然成为后世学者关注的重点，同样主张变法的翁同稣、张荫恒等人成了陪衬，至于慈禧太后、荣禄等“顽固派”和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则被直接打入另类，成为阻碍历史发展的势力，在此背景下以康氏为中心记叙维新变法更是理所当然。中国近代史早期的通史著作基本皆以此史观为指导，同时由于近代史作为新兴学科，当时对其并不重视，“近代史中的史实，离开我们的时代最近，与我们的关系最密切；就理论上而言，似应最受我们的重视”，“但是我国的史学界，却嗜古成癖，注意上古史而忽视近代史”，故而研究不足，早期的近代史著述一般都非常简略。在这些简略的著述中，有关戊戌维新的内容基本完全按照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如孟世杰1926年版的《中国最近世史》中，虽然“列出专章进行详细介绍的重视，但他基本上是根据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和照抄康有为的奏折和《光绪政要》，只是史料的堆砌，而缺乏分析和评论”；李泰棻著《中国最近世史》中所载戊戌变法事宜，无论从内容上看还是从思想性上看，基本上都采用梁氏《戊戌政变记》所载，文中注释也都全引自《戊戌政变记》；高博彦著《中国近百年史纲要》认为“甲午战后，我国国势益形颓危。忧时之士，乃有变法图强之主张……君宪派，康有为为之魁”，诸如等等，不胜枚举。
自进化史观成为指导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理论方法后，在逐步发展过程中形成“近代化叙事模式”。蒋廷黻在撰写构建了“近代化叙事模式”的《中国近代史》时正值艰难抗战时期，在“抗战救国”这一时代主题下，以蒋廷黻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未来的出路在于必须实现近代化，他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再者他还认为“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蒋廷黻将中国近代史归纳为“中国为摆脱外国侵略而向对手学习”的历史，认为国人曾先后提出四个“救国救民”的方案，即“自强运动”“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拳匪运动”和“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国救民的方案”，而这几个方案中除“拳匪运动”外都是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方案，而“拳匪运动”的失败恰也说明反对“西洋化”、近代化是行不通的。在此框架下蒋廷黻将维新变法解读为“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其最后目的是要改君主立宪”，认为“变法运动无疑的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认为康有为“提出一个伟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训，又适宜时局，其文章是我们所佩服的，其论调正合乎我们的胃口”。在蒋廷黻构建并在1949年以前居于主导地位的“近代化叙事模式”中，维新运动又具有了追求实现近代化的意义，并成为近代国人以实现近代化为主线的，环环相扣、步步递进的救国方案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康有为也从“新思想界勇士”成为近代中国实现近代化的典型人物，维新变法领导者的形象也更加高大。在“近代化叙事模式”下，维新变法及康有为等人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抬高且被固化，在此体系下若要对康有为及以其为中心的叙事框架表示质疑或否定，动摇其地位实非易事。因此，在“近代化叙事模式”下康有为的地位和作用得到空前的巩固，同时也强化了以其为中心的戊戌维新史实构建。
三、“资产阶级”性质的康有为及维新变法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部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观察中国社会、研究中国历史，在近代史方面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革命话语体系。其基本内涵即“一个主线”（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虽然革命话语体系早已饱受批判，但若考察其产生之时代背景对其“了解之同情”也许就更多些。“20世纪的中国以‘革命的多而频繁著称”，“可以说，20世纪中国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革命，很多通史或教科书也都捕捉到这一主线”，“1920年代开始，革命成为多个政党的共同诉求……革命不仅为多数党派所认同，也为多数无党派的知识分子所信奉，而且迅速形成一种普遍观念，认为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的根本手段。革命高于一切，革命受到崇拜”。就算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革命也一直是美国汉学界历史解释的范式，近代中国史都是以革命史为中心写的，据此来解释、批判其他历史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革命也被按照其成就被正面评价。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中备受欢迎。在“革命”蔚然成风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者以“革命”为指导解读中国近代史亦情理之中，虽然不同政党、阶层以及个体所理解的“革命”并不相同。在革命话语体系下，从“20世纪中国最早运用唯物史观撰写的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著作”——李鼎声著《中国近代史》认为康有为“的确是比较带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与新官僚的代表”，戊戌维新具有“资产阶级意识之改革运动”性质始，在不断的演绎和构建中其所具有的资产阶级性质日益明显。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中认为戊戌维新具有“改良主义的民权运动”@的性质，1953年翦伯赞等人主编的《戊戌变法》资料丛刊中则直接说：“他们企图运用政权的力量……并从而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苑书义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也将康梁等人称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说戊戌维新“是‘维资本主义之‘新”；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虽然精于具体史实之考证。但在阐释戊戌变法时仍说：“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作为新的社会力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才出现了康有为所领导的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维新变法中，康有为等“资产阶级”理所当然成为变法的领导者和核心。在此背景下有关戊戌维新著述几乎都以康有为为中心展开，对其迭次上书、著书讲说、创办报刊、设立学会等举动生动的描摹使得其维新变法领导者形象更加高大。
作为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史观，随着政治斗争的需要其重要的政治使命是要论证：“革命、造反的合理性，以便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提供合法性的依据。”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革命话语体系取代近代化话语体系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中，历史科学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是形成社会意识的一个主要工具。政治争论往往依赖于追溯历史事件，政治对手总要从历史中寻找合法性的证明，而社会发展的规划和纲领则反射着‘过去的教训。历史学家集科学工作者和政治意见的代理人两任于一身，他们的工作始终带有政治使命”，故而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史观指导下的近代史研究最重要的政治使命就是要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于是乎在革命史观下被解读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维新变法又增添了政治上的任务。政治与学术的交织使得在革命话语体系下，若要突破以康氏为中心的戊戌维新史实构建困难重重。如当房德邻在反驳邝兆江对康有为领导地位的质疑时，曾说：“如果他不是核心人物，那么一向被认为是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戊戌变法还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吗？抑或它仅仅是洋务运动的扩大而已？”虽然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诸多因素影响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视角”兴起，补充着传统“革命”话语体系不足。在“现代化视角”下虽然过去所谓的顽固派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一定的提升，戊戌维新的研究范围也扩大到思想文化、社会等领域，然而在“现代化”这样趋新的的探讨中维新派仍居于主导地位，洋务派和所谓的顽固派几乎处于失语状态，似乎戊戌维新时期对近代化之贡献都是严复、梁启超、谭嗣同、康有为等维新派所为，而康有为又是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无疑这又强化了康有为的地位和作用，使他身上的光环更加耀眼。当然，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化视角”的兴起打破了革命话语体系一统天下的局面，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为日后对以康氏为中心的叙事框架的质疑声音的产生埋下了思想的伏笔。当然总体而言，在革命话语体系占主导地位的近代史研究中，“现代化视角”的引入扩大了维新运动研究领域方面，但并未动摇在革命话语体系定下的基本基调。
四、学术语境转换下的危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所谓的“史学危机”，其主要表现为对革命范式的质疑和否定，致使革命话语体系的“历史中心地位岌岌可危”。这种危机的出现一方面是文革期间“不仅中国史学受到严重的摧残，中国大陆史学工作者所遭受的侮辱和损害，更是史无前例的”，在对文革史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也蕴含着“史学工作者个人十年积怨的宣泄”。如此背景下劫难重生后的史学工作者在对文革史学进行反思时不仅仅是要求告别“文革”，“进而要告别前十七年，甚至要反省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史”。另一方面是学人们也逐渐认识到“革命毕竟只是近代中国变革的一个方面”，实难从整体全面统摄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程。各种因素最终导致严重的“史学危机”。然而，“史学危机”的出现，更深层的思想根源则是学者们意欲摆脱政治因素对学术的干扰和影响，追求学术自由。
实际上中国近代史自其诞生起就“是为了服务于现实的政治需要”，“是为了直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主题”，就连标榜客观中立的陈恭禄也曾说其撰写《中国近代史》的目的之一是要为“将来建设之途径”提供借鉴参考，遑论在“抗战救国”背景下蒋廷黻所构建的近代化叙事模式和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革命史观了。然而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政治因素对历史学科的干涉和利用更趋严重。从1958年始史学领域就出现“拔白旗，插红旗”“以论带史”“打倒帝王将相”等激进作法，大批学者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文革兴起后“影射史学”盛行，历史研究完全丧失独立性与学术性，历史学科受到肆意摧残和践踏。文革结束后1979—1981年间兴起的“回到乾嘉去”史学思潮，可以说是对政治过分干预历史研究的强烈反弹。当然，“在今日中国的条件下，是不会有人公开举起‘回到乾嘉去的旗帜的”，但“我们可以从史学界1981年开始提倡呼吁强调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批评、指责、抑制‘重史轻论的现象中”，“看出这股潜滋暗长的思潮影响之大”。虽然并未有人公开打出“回到乾嘉去”的旗帜，明确提出具体的主张，但若剥去对其批评声音中的指责语调，对其主张也还是可以管中窥豹在。他们认为“搞历史是纯粹学术，着重搞考据、校勘”，“理论不重要，只有史料才重要，有了史料就有了一切”，“历史科学只凭史料说话”，“好研究小问题”，“强调所谓‘乾嘉考据”，“以‘史为‘实而以‘论为‘虚”，最终在当“回到乾嘉去”思潮被认为是要摆脱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时，结局不言而喻。“回到乾嘉去”思潮可以看做是在当时特殊政治环境中，部分学者对学术脱离或疏远政治干扰，追求学术独立的曲折表达。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学界学风突变“乾嘉传统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这种说法虽有夸大之处，但也表达出当代学人的切身感受”。20世纪90年代对陈寅恪的推崇很能说明时人的学术取向，陈氏之所以广受欢迎固然因其学问渊深，但时人更看重的似乎是以其为代表的学人所标榜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为学术而学术”的价值观，以及其敢于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向当时最高权威提出“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的不媚权贵的品性，甚至有学者说“‘陈寅恪热实际上是90年代中国学术研究范式变化的信号与标志”。无论如何评说，自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政治氛围的日渐宽松学术语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开始意欲摆脱功利性因素的影响，“强调学术研究的独立，强调学术自身的价值”，在研究方法上“由‘诠释到‘实证”是无疑的。
在这种学术语境转换的背景下，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戊戌维新史实构建受到极大的冲击。以康有为为中心来认识和解读戊戌维新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取向当然是很有价值的，然而自这种解读模式与近代化和革命话语体系发生密切联系后，当学界追求摆脱现实政治的影响更加注重实证时，其不足日益显现不少学者都提出质疑。较早如邝兆江教授曾在《历史研究》上撰文质疑康有为的领袖地位，虽论说牵强但还是给人不少启发；再如清华大学戚学民教授曾说：“在原体系（以康有为为中心叙述体系一笔者注）中，维新运动史和康有为思想和政治经历被视为同一个过程，康有为的活动被当作连缀戊戌变法史的时间断限内不同地域（北京、上海、湖北、广东等地）的政治和思想事件的内在逻辑。但是这个包含价值评判的系统，除了康有为一系的活动能够保持时空和意义的完整之外，其他的派别和人物都化为康有为活动的背景，或被摒出研究的视野。而从维新力量的多元视角来观察维新运动，原有体系则存在大量欠缺环节和空白地带。例如既然维新派不只有康有为一派，为什么只能从康有为的角度而不能从张之洞的角度来叙述戊戌变法史呢？而且李鸿章派和张之洞派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的活动对于全局有比康有为等更加重要而持续的影响，为什么不对他们做完整的研究呢？”明确提出以康有为为中心戊戌维新史实构建的不足，表达了重新构建叙述中心的呼声。江中孝教授认为：“以往有关戊戌维新历史的著述总把康有为视为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氏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戊戌维新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再比如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985—1900》（马勇著），在阐述维新变法时虽然形式上仍以康氏为中心，但在内容上早已突破以康氏为中心的限制，较大篇幅的客观记载了当时各方面人士的变法主张，如文中曾列举胡燏棻《变法自强疏》中的变法举措，并且说明其意义在于“主要是为了说明维新运动的发动并不是单纯是康梁系维新派和帝党领袖翁同稣等人之间的密谋和策划”，“议论改革、倡言变法在《马关条约》签订，尤其是换约之后已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经过光绪皇帝的鼓励，上书言事在官僚层、知识分子曾已经成为一种风气”，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对以康氏为中心的戊戌维新实施构建构成强大冲击。
通过学术史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戊戌维新史实构的形成和强化，受到政治因素、学科自身发展等方面的影响。然而，究其根源这一切都与近代以来的激进思潮是分不开的。无论是“革命”、“近代化”还是“现代化”等主张，无不都是当时较为新锐或激进的思潮，近代国人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思想是日趋激进，越来越激进的。在这种争相趋向激进、不断趋新的语境中，致使“中外过去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基本只给新派一边以发言权，而很少予旧派以申述的机会，使旧派基本处于程度不同的‘失语（voiceless）状态之中”，“尽管这一倾向近年来可见明显的改变”，但“晚清开始形成的‘新的崇拜在史学界显然仍有极大的影响”。正是在这种对“新的崇拜”的影响下产生的，在叙事和对人物、事件进行价值评判时不可避免地会倾向于更“新”的一方，以“新”为代表、为标准，“旧”则被忽略或处于从属地位。而具体到维新变法史时无论从近代化方面讲还是从革命史观方面讲，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无疑是更“新”的，因此在这种对“新的崇拜”的思维模式下，以康有为为中心进行戊戌维新史实构建是完全正确且毋庸置疑的，这也正是长期以来学界自觉或不自觉采取此叙事模式，甚少有人怀疑或就算有质疑的声音但难引起人们重视的根本原因。现在随着学人逐渐意识到这种思想倾向，注重对“失语”群体的研究和关注，客观上也动摇了以康氏为中心的戊戌维新史实构建的思想基础。
维新变法运动作为清廷面对严重的统治危机进行的自我救亡，当时几乎朝野内外臣工士人都参与其中，就连被视为最顽固的徐桐也曾提出变法的主张。“从全国语境看，甲午战争后真正纯粹的守旧派几乎已不存在”，诸多主张变法人士问的分歧在于如何变以及变法的步骤等问题上。在这种氛围中，言行激进且引起诸多非议的康有为只是诸多力主变法官员士大夫中的一员，只将其作为最重要的中心人物看待在当时环境下确实显得过于突兀。杨师天宏在探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系统性缺失时，曾谈到他所理解的系统性包括“建构了能够将多层面的历史事实摆放在合理位置的逻辑框架”。此语虽针对宏观的近代史叙事而言，在具体的微观的史实构建上，难道我们不也应如此吗？
【责任编辑：吴丹】
[摘要]目前有关戊戌维新的著述，基本皆以康有为为中心展开叙事，康氏也皆以高大光辉的领导者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然而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可知，康有为“领导者”形象是通过“层累的”文本构建不断丰富和饱满的，而这又强化了以其为中心的戊戌维新史实构建。这种“层累的”文本构建能够不间断的持续且为人们所认可，与近代以来的政治变迁和近代史学科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而自晚清以来激进思潮中“对新的崇拜”的思维模式，则是其深层次的原因。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和学界对学术独立的强调与追求，以康氏为中心的叙事模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关键词]戊戌维新，康有为，叙事框架，政治，语境转换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02-0033-0R
陈寅恪对戊戌维新曾有所论述，称“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其一为“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如“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以及陈宝箴等；其一为“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康有为作为戊戌维新的重要参与者，以其为中心叙述这段历史自有其学术价值。然而，自梁启超在最早对戊戌维新从整体上进行描述的《戊戌政变记》中，构建了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戊戌维新叙事框架后，后世史家基本都自觉或不自觉的沿用，并逐渐形成以康有为为中心的经典阐释体系，康氏之变法形象也通过“层累的”文本构建逐渐饱满高大。而作为变法另一源头的“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如张之洞等人，则长期处于反面或从属地位，其作用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近十余年才逐渐得到关注。此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其背后渗透着政治、近代史学科自身发展及近代以来激进思潮等因素的影响。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所说历史“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是“过去的事件跟前进中出现的将来的目标之间的对话”，似为一直以来维新变法研究的写照。
一、“当代史”著述中的康有为及
戊戌维新
维新变法夭折后不少著述对其皆有记载描述，其中较完整专门的大体有《戊政变记》《戊戌履霜录》《清廷戊戌朝变记》等。作为“当代人”撰写的“当代史”，通过对这三个文本的解读，可知时人对康有为及戊戌维新的认识不尽相同。
梁启超所撰《戊戌政变记》系第一部对戊戌维新从整体上进行描述的著作。梁氏追随老师康有为全程参与了变法，倡言变法影响甚大，世人以“康梁”并称。在《戊戌政变记》中他详细叙述了维新变法的全过程，康有为如何因力主变法而受光绪帝赏识并一跃而为其倚重之能臣，慈禧太后如何处心积虑谋废光绪帝发动政变等。被认为是“建立了一个以康有为为领袖和主线的戊戌维新运动宏观叙述框架”并为后世所沿用，奠定了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戊戌维新史实构建的基础，呵谓是以康氏为中心戊戌维新史实构建之渊薮。苏继祖辑录的《清廷戊戌朝变记》也对戊戌维新持肯定态度，但对部分问题的认识与梁启超有所不同。其一是查其全文苏继祖强调了翁同稣、张荫恒、张之洞等人在维新变法中的作用，以及荣禄、刚毅等人对变法的阻挠，并未对康有为等人做特别的强调，亦未将康有为当做核心人物对待；其二是苏继祖认为“然推之太后之心，未必不愿皇上能励精图治也，未必不愿天下财富民强也，至法当变不当变，未必有成见在胸也”，并且提到“正月，康初上之书，上呈于太后，太后亦为之动……变法调理，曾有懿旨焉”，这与梁启超认为慈禧太后极端顽固守旧，阻挠变法截然不同；其三是苏继祖将政变原因归结为守旧大臣在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间挑拨离间，他们“假公济私，群相纠合，以谮诬我皇上于素有嫌隙之皇太后前。以结党密谋，将不利颐和园，激太后之怒；以变乱成法，众心不服，悚太后之听；以联外夷，惑邪说，动太后乡疑惧”，以致“祸起萧墙”，发生政变，这又与梁启超认为慈禧太后对光绪帝“久蓄废立之志”迥异。胡思敬的《戊戌履霜录》亦较详细地记载了维新变法，但对戊戌维新及康有为持批判态度，他认为：“一二行险侥幸之徒，托名忠爱，鼓煽公卿；于是李端菜言学，荣禄、胡燏棻言兵，翁稣和议设昭信股票，新政始萌芽矣。”其中对康有为尤为敌视，称其“素行不检，颇干予外事，阴持大吏短长，粤人挪手咤骂比之邪匪”，且设“康有为构乱始末”专章详叙其“乱政”过程，对康氏之贬辱、攻击随处可见。同时，他也揭露了康有为狂妄自负的个性和不少朝野人士对其失之孟浪行为的反感，如“或传其字长素，盖以素王自比，争呼圣人揶揄之，有为益喜自负”，“御史安维峻见其书，大恶之，密具书纠参”，“至上海，立强学分会，遣使四方游说，湖广总督张之洞，辇金助之，附者渐众。所出月报，不用国号，以孔子降生纪年，之洞不悦，有责言”，“其疏发明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四说，末斥帝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总署得疏，大惊，指其疵，令删汰以进”诸如等等，认为他“虽名诡谲，其借以煽动流俗，不外勤请竭，结设党，卒亦无他技能”。
从上面可以看出在“当代人”撰写的“当代史”中，对康有为及维新变法若干关键问题的认识不尽相同，并未都将康有为当做维新变法的领导人，对其评价亦是褒贬不一。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著者个人政治立场或处境的迥异有着莫大的关系。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遭清廷通缉被迫流亡日本，《戊戌政变记》正值其流亡日本期间所撰，当时国内盛传康有为“结党谋徙置太后事。盖先欲剪太后党羽，故撰密旨，令袁世凯擒荣禄，即以新军入都移宫。袁不从，以告荣禄。荣密奏太后。太后震怒”，故而遭到缉捕。梁启超作为康党中最重要的成员，在其政治盟友惨遭杀害，舆论上亦处被动之际，为了争取外援、反击舆论攻击、推脱在政变中的责任、洗刷罪名和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故而将康有为塑造成力主变法却惨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迫害的维新变法领导者的光辉形象。“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系辑录《清廷戊戌朝变记》的苏继祖之“外舅”，该记系由苏继祖在戊戌年间于杨锐之子杨思永处抄录，此后由于各种原因逾二十余年才出版，故而该书不可避免地对戊戌维新持肯定态度。当时杨思永说“先父殉难，中朝外人，言者莫衷一是，此记纪月书日，默采精搜，至真且确，细读之，自知底蕴，无烦不肖泣述也”，且其文中多次为光绪帝、杨锐等人为国家富强锐意变法，却被“污蔑”为谋害慈禧太后鸣不平，作为被“冤杀”的杨锐的后人，他更多的是要为父亲正名，并未对慈禧太后持以敌意。撰写《戊戌履霜录》的胡思敬则是清末政坛上著名的保守派人物，反对戊戌变法、抵制立宪，清亡之后又以遗老自居参与过张勋复辟，故而对维新变法及康有为持批判态度，《戊戌履霜录》则是其一贯之保守思想在戊戌维新上的反映。然而，其对康有为的冷眼旁观亦有其独到之处，代表了部分人士对康氏之看法。
然而，自清廷于1901年实行新政以来，不少举措“实际并没有超出百日维新的范围，不过把百日的时间延长到五年，或把戊戌的一件命令，分作几次颁下罢了”，“其有超出戊戌维新的范围的，都是百日以内想做而尚未的”，至于康梁等人大力宣传的宪政主张已经蔚然成为潮流，为梁启超所构建的以康氏为中心的叙事框架得到广泛认同提供了土壤。胡思敬固然仍对戊戌维新及康有为竭尽诋毁（其著作于1913年刊印），但在舆论界基本肯定维新变法及康有为时，他的这种做法恰恰强化了康氏在维新变法中的核心地位（恐怕这是他没想到的），他在著述中对康有为不足的揭露则亦易被人忽略。同样，在此背景下苏著《清廷戊戌朝变记》与《戊戌政变记》中的不同，也常被后世学者所忽略，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二、从“新思想界勇士”到
实现近代化的典型人物
维新变法期间传人的进化论思想，对康有为领导者形象的塑造，及其在戊戌维新叙事中核心地位的强化有重要影响。当严复将进化论思想介绍人中国后影响甚巨，蔡元培曾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关严复为第一”，“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成为人人的口头禅”。“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发展理论使人们认识到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史学界也突破循环史观的既有认识形成进化史观。如顾颉刚曾说：“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启超也曾说：“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而在进化观的指导下才“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正是在新兴的进化史观的指导下，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思想界在对中国不足的认识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在第二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而被部分学者认为拿出《劝学篇》作为维新运动指导思想的张之洞，则被认为“在第二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风气的一个人，到了后半，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进化史观”顾名思义即认为历史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向“前”发展演进的。在经过清末立宪思潮洗礼过的人们看来，维新变法期间提出开国会、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等主张的康梁，自然要比主张“中体西用”的张之洞等人更能代表“前”。既然康梁等人更能代表社会发展的趋向，于是乎在进化史观的指导下作为当时“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新思想界勇士”，也就自然成为后世学者关注的重点，同样主张变法的翁同稣、张荫恒等人成了陪衬，至于慈禧太后、荣禄等“顽固派”和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则被直接打入另类，成为阻碍历史发展的势力，在此背景下以康氏为中心记叙维新变法更是理所当然。中国近代史早期的通史著作基本皆以此史观为指导，同时由于近代史作为新兴学科，当时对其并不重视，“近代史中的史实，离开我们的时代最近，与我们的关系最密切；就理论上而言，似应最受我们的重视”，“但是我国的史学界，却嗜古成癖，注意上古史而忽视近代史”，故而研究不足，早期的近代史著述一般都非常简略。在这些简略的著述中，有关戊戌维新的内容基本完全按照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如孟世杰1926年版的《中国最近世史》中，虽然“列出专章进行详细介绍的重视，但他基本上是根据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和照抄康有为的奏折和《光绪政要》，只是史料的堆砌，而缺乏分析和评论”；李泰棻著《中国最近世史》中所载戊戌变法事宜，无论从内容上看还是从思想性上看，基本上都采用梁氏《戊戌政变记》所载，文中注释也都全引自《戊戌政变记》；高博彦著《中国近百年史纲要》认为“甲午战后，我国国势益形颓危。忧时之士，乃有变法图强之主张……君宪派，康有为为之魁”，诸如等等，不胜枚举。
自进化史观成为指导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理论方法后，在逐步发展过程中形成“近代化叙事模式”。蒋廷黻在撰写构建了“近代化叙事模式”的《中国近代史》时正值艰难抗战时期，在“抗战救国”这一时代主题下，以蒋廷黻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未来的出路在于必须实现近代化，他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再者他还认为“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蒋廷黻将中国近代史归纳为“中国为摆脱外国侵略而向对手学习”的历史，认为国人曾先后提出四个“救国救民”的方案，即“自强运动”“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拳匪运动”和“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国救民的方案”，而这几个方案中除“拳匪运动”外都是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方案，而“拳匪运动”的失败恰也说明反对“西洋化”、近代化是行不通的。在此框架下蒋廷黻将维新变法解读为“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其最后目的是要改君主立宪”，认为“变法运动无疑的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认为康有为“提出一个伟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训，又适宜时局，其文章是我们所佩服的，其论调正合乎我们的胃口”。在蒋廷黻构建并在1949年以前居于主导地位的“近代化叙事模式”中，维新运动又具有了追求实现近代化的意义，并成为近代国人以实现近代化为主线的，环环相扣、步步递进的救国方案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康有为也从“新思想界勇士”成为近代中国实现近代化的典型人物，维新变法领导者的形象也更加高大。在“近代化叙事模式”下，维新变法及康有为等人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抬高且被固化，在此体系下若要对康有为及以其为中心的叙事框架表示质疑或否定，动摇其地位实非易事。因此，在“近代化叙事模式”下康有为的地位和作用得到空前的巩固，同时也强化了以其为中心的戊戌维新史实构建。
三、“资产阶级”性质的康有为及维新变法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部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观察中国社会、研究中国历史，在近代史方面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革命话语体系。其基本内涵即“一个主线”（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虽然革命话语体系早已饱受批判，但若考察其产生之时代背景对其“了解之同情”也许就更多些。“20世纪的中国以‘革命的多而频繁著称”，“可以说，20世纪中国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革命，很多通史或教科书也都捕捉到这一主线”，“1920年代开始，革命成为多个政党的共同诉求……革命不仅为多数党派所认同，也为多数无党派的知识分子所信奉，而且迅速形成一种普遍观念，认为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的根本手段。革命高于一切，革命受到崇拜”。就算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革命也一直是美国汉学界历史解释的范式，近代中国史都是以革命史为中心写的，据此来解释、批判其他历史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革命也被按照其成就被正面评价。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中备受欢迎。在“革命”蔚然成风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者以“革命”为指导解读中国近代史亦情理之中，虽然不同政党、阶层以及个体所理解的“革命”并不相同。在革命话语体系下，从“20世纪中国最早运用唯物史观撰写的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著作”——李鼎声著《中国近代史》认为康有为“的确是比较带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与新官僚的代表”，戊戌维新具有“资产阶级意识之改革运动”性质始，在不断的演绎和构建中其所具有的资产阶级性质日益明显。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中认为戊戌维新具有“改良主义的民权运动”@的性质，1953年翦伯赞等人主编的《戊戌变法》资料丛刊中则直接说：“他们企图运用政权的力量……并从而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苑书义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也将康梁等人称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说戊戌维新“是‘维资本主义之‘新”；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虽然精于具体史实之考证。但在阐释戊戌变法时仍说：“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作为新的社会力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才出现了康有为所领导的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维新变法中，康有为等“资产阶级”理所当然成为变法的领导者和核心。在此背景下有关戊戌维新著述几乎都以康有为为中心展开，对其迭次上书、著书讲说、创办报刊、设立学会等举动生动的描摹使得其维新变法领导者形象更加高大。
作为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史观，随着政治斗争的需要其重要的政治使命是要论证：“革命、造反的合理性，以便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提供合法性的依据。”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革命话语体系取代近代化话语体系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中，历史科学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是形成社会意识的一个主要工具。政治争论往往依赖于追溯历史事件，政治对手总要从历史中寻找合法性的证明，而社会发展的规划和纲领则反射着‘过去的教训。历史学家集科学工作者和政治意见的代理人两任于一身，他们的工作始终带有政治使命”，故而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史观指导下的近代史研究最重要的政治使命就是要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于是乎在革命史观下被解读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维新变法又增添了政治上的任务。政治与学术的交织使得在革命话语体系下，若要突破以康氏为中心的戊戌维新史实构建困难重重。如当房德邻在反驳邝兆江对康有为领导地位的质疑时，曾说：“如果他不是核心人物，那么一向被认为是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戊戌变法还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吗？抑或它仅仅是洋务运动的扩大而已？”虽然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诸多因素影响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视角”兴起，补充着传统“革命”话语体系不足。在“现代化视角”下虽然过去所谓的顽固派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一定的提升，戊戌维新的研究范围也扩大到思想文化、社会等领域，然而在“现代化”这样趋新的的探讨中维新派仍居于主导地位，洋务派和所谓的顽固派几乎处于失语状态，似乎戊戌维新时期对近代化之贡献都是严复、梁启超、谭嗣同、康有为等维新派所为，而康有为又是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无疑这又强化了康有为的地位和作用，使他身上的光环更加耀眼。当然，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化视角”的兴起打破了革命话语体系一统天下的局面，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为日后对以康氏为中心的叙事框架的质疑声音的产生埋下了思想的伏笔。当然总体而言，在革命话语体系占主导地位的近代史研究中，“现代化视角”的引入扩大了维新运动研究领域方面，但并未动摇在革命话语体系定下的基本基调。
四、学术语境转换下的危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所谓的“史学危机”，其主要表现为对革命范式的质疑和否定，致使革命话语体系的“历史中心地位岌岌可危”。这种危机的出现一方面是文革期间“不仅中国史学受到严重的摧残，中国大陆史学工作者所遭受的侮辱和损害，更是史无前例的”，在对文革史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也蕴含着“史学工作者个人十年积怨的宣泄”。如此背景下劫难重生后的史学工作者在对文革史学进行反思时不仅仅是要求告别“文革”，“进而要告别前十七年，甚至要反省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史”。另一方面是学人们也逐渐认识到“革命毕竟只是近代中国变革的一个方面”，实难从整体全面统摄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程。各种因素最终导致严重的“史学危机”。然而，“史学危机”的出现，更深层的思想根源则是学者们意欲摆脱政治因素对学术的干扰和影响，追求学术自由。
实际上中国近代史自其诞生起就“是为了服务于现实的政治需要”，“是为了直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主题”，就连标榜客观中立的陈恭禄也曾说其撰写《中国近代史》的目的之一是要为“将来建设之途径”提供借鉴参考，遑论在“抗战救国”背景下蒋廷黻所构建的近代化叙事模式和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革命史观了。然而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政治因素对历史学科的干涉和利用更趋严重。从1958年始史学领域就出现“拔白旗，插红旗”“以论带史”“打倒帝王将相”等激进作法，大批学者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文革兴起后“影射史学”盛行，历史研究完全丧失独立性与学术性，历史学科受到肆意摧残和践踏。文革结束后1979—1981年间兴起的“回到乾嘉去”史学思潮，可以说是对政治过分干预历史研究的强烈反弹。当然，“在今日中国的条件下，是不会有人公开举起‘回到乾嘉去的旗帜的”，但“我们可以从史学界1981年开始提倡呼吁强调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批评、指责、抑制‘重史轻论的现象中”，“看出这股潜滋暗长的思潮影响之大”。虽然并未有人公开打出“回到乾嘉去”的旗帜，明确提出具体的主张，但若剥去对其批评声音中的指责语调，对其主张也还是可以管中窥豹在。他们认为“搞历史是纯粹学术，着重搞考据、校勘”，“理论不重要，只有史料才重要，有了史料就有了一切”，“历史科学只凭史料说话”，“好研究小问题”，“强调所谓‘乾嘉考据”，“以‘史为‘实而以‘论为‘虚”，最终在当“回到乾嘉去”思潮被认为是要摆脱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时，结局不言而喻。“回到乾嘉去”思潮可以看做是在当时特殊政治环境中，部分学者对学术脱离或疏远政治干扰，追求学术独立的曲折表达。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学界学风突变“乾嘉传统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这种说法虽有夸大之处，但也表达出当代学人的切身感受”。20世纪90年代对陈寅恪的推崇很能说明时人的学术取向，陈氏之所以广受欢迎固然因其学问渊深，但时人更看重的似乎是以其为代表的学人所标榜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为学术而学术”的价值观，以及其敢于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向当时最高权威提出“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的不媚权贵的品性，甚至有学者说“‘陈寅恪热实际上是90年代中国学术研究范式变化的信号与标志”。无论如何评说，自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政治氛围的日渐宽松学术语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开始意欲摆脱功利性因素的影响，“强调学术研究的独立，强调学术自身的价值”，在研究方法上“由‘诠释到‘实证”是无疑的。
在这种学术语境转换的背景下，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戊戌维新史实构建受到极大的冲击。以康有为为中心来认识和解读戊戌维新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取向当然是很有价值的，然而自这种解读模式与近代化和革命话语体系发生密切联系后，当学界追求摆脱现实政治的影响更加注重实证时，其不足日益显现不少学者都提出质疑。较早如邝兆江教授曾在《历史研究》上撰文质疑康有为的领袖地位，虽论说牵强但还是给人不少启发；再如清华大学戚学民教授曾说：“在原体系（以康有为为中心叙述体系一笔者注）中，维新运动史和康有为思想和政治经历被视为同一个过程，康有为的活动被当作连缀戊戌变法史的时间断限内不同地域（北京、上海、湖北、广东等地）的政治和思想事件的内在逻辑。但是这个包含价值评判的系统，除了康有为一系的活动能够保持时空和意义的完整之外，其他的派别和人物都化为康有为活动的背景，或被摒出研究的视野。而从维新力量的多元视角来观察维新运动，原有体系则存在大量欠缺环节和空白地带。例如既然维新派不只有康有为一派，为什么只能从康有为的角度而不能从张之洞的角度来叙述戊戌变法史呢？而且李鸿章派和张之洞派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的活动对于全局有比康有为等更加重要而持续的影响，为什么不对他们做完整的研究呢？”明确提出以康有为为中心戊戌维新史实构建的不足，表达了重新构建叙述中心的呼声。江中孝教授认为：“以往有关戊戌维新历史的著述总把康有为视为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氏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戊戌维新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再比如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985—1900》（马勇著），在阐述维新变法时虽然形式上仍以康氏为中心，但在内容上早已突破以康氏为中心的限制，较大篇幅的客观记载了当时各方面人士的变法主张，如文中曾列举胡燏棻《变法自强疏》中的变法举措，并且说明其意义在于“主要是为了说明维新运动的发动并不是单纯是康梁系维新派和帝党领袖翁同稣等人之间的密谋和策划”，“议论改革、倡言变法在《马关条约》签订，尤其是换约之后已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经过光绪皇帝的鼓励，上书言事在官僚层、知识分子曾已经成为一种风气”，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对以康氏为中心的戊戌维新实施构建构成强大冲击。
通过学术史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戊戌维新史实构的形成和强化，受到政治因素、学科自身发展等方面的影响。然而，究其根源这一切都与近代以来的激进思潮是分不开的。无论是“革命”、“近代化”还是“现代化”等主张，无不都是当时较为新锐或激进的思潮，近代国人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思想是日趋激进，越来越激进的。在这种争相趋向激进、不断趋新的语境中，致使“中外过去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基本只给新派一边以发言权，而很少予旧派以申述的机会，使旧派基本处于程度不同的‘失语（voiceless）状态之中”，“尽管这一倾向近年来可见明显的改变”，但“晚清开始形成的‘新的崇拜在史学界显然仍有极大的影响”。正是在这种对“新的崇拜”的影响下产生的，在叙事和对人物、事件进行价值评判时不可避免地会倾向于更“新”的一方，以“新”为代表、为标准，“旧”则被忽略或处于从属地位。而具体到维新变法史时无论从近代化方面讲还是从革命史观方面讲，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无疑是更“新”的，因此在这种对“新的崇拜”的思维模式下，以康有为为中心进行戊戌维新史实构建是完全正确且毋庸置疑的，这也正是长期以来学界自觉或不自觉采取此叙事模式，甚少有人怀疑或就算有质疑的声音但难引起人们重视的根本原因。现在随着学人逐渐意识到这种思想倾向，注重对“失语”群体的研究和关注，客观上也动摇了以康氏为中心的戊戌维新史实构建的思想基础。
维新变法运动作为清廷面对严重的统治危机进行的自我救亡，当时几乎朝野内外臣工士人都参与其中，就连被视为最顽固的徐桐也曾提出变法的主张。“从全国语境看，甲午战争后真正纯粹的守旧派几乎已不存在”，诸多主张变法人士问的分歧在于如何变以及变法的步骤等问题上。在这种氛围中，言行激进且引起诸多非议的康有为只是诸多力主变法官员士大夫中的一员，只将其作为最重要的中心人物看待在当时环境下确实显得过于突兀。杨师天宏在探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系统性缺失时，曾谈到他所理解的系统性包括“建构了能够将多层面的历史事实摆放在合理位置的逻辑框架”。此语虽针对宏观的近代史叙事而言，在具体的微观的史实构建上，难道我们不也应如此吗？
【责任编辑：吴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