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洋货流行”与消费风气演变
李长莉
[摘要]晚清开口通商后，“洋货”开始大批输入并逐渐流行，经过初销、流行阶段，直至清末的普及，从作为奢侈品进入上层“剩余消费”领域，到普及于广大民众生活日用“必需消费”领域，使工业机器制品进入民众日常生活，形成近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的社会生活基础。由此引起人们消费风气的演变，从被国人视为有害道德的炫耀性消费风气，到人们逐渐接受洋货，群相趋从，新奇相尚，形成流行时尚性消费风气，直至洋货进入日常生活一般消费品领域，形成实用性消费风气。市场的消费规则，贯穿传统与近代的日常生活的“经济实用”消费原则，引导民众通过与日常生活相连接的市场接受了近代工商业制度，体验到了近代工商业给人们生活带来的福祉，认识了近代工商业技术进步的趋势。这就是洋货流行给晚清中国人的生活启蒙，也为当时社会变革与转型奠定了民众生活基础。
[关键词]晚清，洋货，消费方式，社会生活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457-6241（2014）02-0003-09
自鸦片战争后开口通商，西洋各国开始向中国大批量输入推销西洋机器制品——时称“洋货”，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开始发生巨大改变。此后迄清末的70年时间里，随着洋货输入销售持续增多，中国人购买使用洋货的人数也持续增多，地域日广，形成“洋货流行”并日益扩展的景象。与此相伴随，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及消费方式也发生了极大改观，由此形成了民众日常生活的启蒙，成为晚清近代工商业发展及社会转型的民众生活基础。对此问题以往少有关注，本人在以前的论著中曾对若干侧面作过一些讨论，但对于“洋货流行”的发展过程及引起民众消费方式的变化，以及与中国社会近代化转型的深层联系，均尚需作深入的考察剖析，本文即拟对此作一尝试。
一、洋货初销、流行与普及
欧洲器物早在明末清初就通过海上贸易运到中国，主要是钟表、八音盒、温度计、玻璃制品、毛织品等，因制作奇巧，为中国所无，一般称为“西洋奇器”或“西洋奇货”。又因数量有限，价格昂贵，一般不是生活必需的实用物品，而主要是供人观赏的“玩好之物”，故被视为域外奢侈品，有的作为贡品进献于皇帝，或藏于宫廷，或赏赐给亲贵官宦，也有一些与对外贸易有关或贸易口岸的富商官宦购买，用以赏玩炫耀，而一般百姓难得见到，更无力购买。
鸦片战争后开口通商，西方列强开始向中国批量输入西洋制品，并向各地市场销售，成为在市场上流通、人们在街头商铺里可以看到或购买的货品，人们通称之为“洋货”。在1842年开口通商直至1912年清朝灭亡的70年间，洋货从开始批量输入销售，到日渐推广行销而流行开来，直至普及到城乡民众的日常生活，经过了一个持续发展过程，呈现洋货日渐流行的趋势。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洋货初销时期（1840～1860年代）
自五口通商以后，原来仅有广州一口狭窄渠道的中西通商大门，首先从东南沿海豁然洞开，英、法为首的欧美各国商人通过这些口岸开始批量输入商品。1860年后东北沿海和长江流域又增开多处通商口岸，初步形成覆盖全国东部和中部广大地区的洋货输入主干线。在此二三十年间，进出口贸易逐年增长，洋货输入的数量和种类持续增多。据统计，仅从主要对华进口国英国每年输入商品量来看，1845年时输入总值为240万镑，1860年增至436万镑，到1869年时增至800万镑，二十多年间增加三倍多。
但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在小农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一般民众的衣食住行生活日用物品，基本上是自产自用、自给自足，只有少量不能自产自制的物品，通过本地集市交换补充也基本可以满足，因而生活日用品对外来物品需求甚少。又由于人们普遍生活不富裕，对超出必需生活物品的需求十分有限，生活日用品的市场狭小，所以输入的洋货起初销售并未很快增长。通商初期进口的洋货，原有的钟表、玻璃制品、毛织品等非实用的“玩好之物”，仍然是少数人问津的“奢侈品”，输入量增加不多。新增及输入量增长较快的是具有一定实用性的生活日用品，开始批量输入。其中鸦片由于是新开辟并具独占性的依赖性嗜好消费领域，没有旧货的市场竞争，吸食人数也不断增多，因而通商初期一直是进口洋货的大宗，约占一半左右。后来随着输入日用杂货种类增多，特别是棉织品及其他一些低端日用杂货批量输入，市场逐渐扩大，销量日增，鸦片的比例有所下降，日用洋杂货的比例持续上升，特别是一些适用而又价格不高的低端日用洋货，因销售量增大而进口量有所增加。如价低实用的洋针，上海在1867年时进口21百万枚，两年后增至89百万枚，可见这类日用小洋杂货行销日广。
随着输入量增多，洋货作为一种新商品日渐进入销售市场。首先是在通商城市里，出现了专门售卖洋货的洋货行和洋杂货店，或是原来的土货店也增加了洋杂货品。如上海在开埠数年后，租界地区已随处可见中外商行店铺里，摆放着各种奇巧洋货。1860年代一位上海人记述道：“阗阅间所陈西洋奇器……如观星镜、显微镜、寒暑针、风雨针、电气秘机、火轮机器、自鸣虫鸟能行，天地球之类，下至灯瓶盂碟一切玩具，制甚精巧，亦他地所无。”这些还属于实用性不强的奢侈品，而在一些日用杂货零售店铺里，也可以看到日用洋杂货。如1862年《上海新报》上刊登一家商行售卖“外国杂货”的广告，开列有“新到什锦饼干、酸果、洋醋、吕宋烟、罢（白）兰地、小面镜仔、东洋竹篮仔等”。
但是，在开埠初期的一二十年间，像洋布、洋针、洋皂、玻璃制品等日用洋货，虽多制作精致，外观漂亮，有的也比土货更好用，但由于售价比土货贵，普通人家还很少购用，人们只是把它们看作有钱人为好奇炫新才会买的奢侈品、高档品。所以，这一时期进口的洋货大多销售不旺。例如作为洋货中比较普通的洋布，直至上海开埠七八年后，上海才出现了第一家专门卖洋布的清洋布店。所以，到1849年，上海进口总值才增为1209千镑，比五年前只增加了一倍多。只是到了五十年代后半期，特别是六十年代以后，增长幅度才开始增大。
（二）洋货流行时期（1870年代—1894年）
进入1870年代以后，一方面洋货市场持续开拓，一方面洋货制造和运输成本降低，使零售价普遍下降，遂使洋货销售进入了畅销期，洋货的输入量呈激增态势。如据一项统计，1870年进口洋货总值6400万海关两，比六年前增长了近38%，1880年增至7900万海关两，1890年更增至12700万海关两，比1870年增加一倍。货物品种的比例也有变化，初期一直占进口货物大宗的鸦片比例有所下降，棉织品及其他杂货的比例上升。
这一时期洋货畅销表现在销售量大且种类繁多，一些经济实用的日用洋货更多地散布于市场。如上海70年代专门经营进口杂货的洋广杂货店就不下百十家。在1872年4月30日《申报》创刊号上，一家“衡隆洋货号”刊登的广告上可以看到，这个洋货号所售的有镜子、洋纺织品等日用洋货，洋纺织品的品种即有哈唰大呢、哆啰彩呢、羽毛、哔叽、花素羽纱、羽茧、羽绉、羽绫、新式五彩花布、各样牌子原布、粗细斜纹、洋标布等十多种。武汉于1860年开埠后，杂货行号也广泛经销日用五金、钟表眼镜、火柴肥皂、假珠宝、化妆品、玩具、针织袜等日用洋货。
通商城市的周围地区，因商贾贩运之便和受城市风气的影响而随之出现洋货流行之风。有人记上海周边地区洋货流行情况，如松江府：“上海番舶所聚，洋货充斥，民易炫惑。洋货率始贵而后贱，市商易于财利，喜为贩运，大而服食器用，小而戏耍玩物，渐推渐广，莫之能遏。”1880年代中期，有人记邻近天津的玉田，人们日常所需洋货“至不可胜数”，甚至说“饮食日用日洋货者，殆不啻十之五矣”。到了1870—1880年代以后，日用洋货不仅成了城市居民的日常流行用品，而且也流行于内地村镇。在深居腹地的四川，就有从武汉沿长江运来的洋货销往各地。1870年代后期，一个外来游客在邻近四川的偏僻地区云南昭通，就在商店里看到陈列着不少洋货，有洋布、钟表、钮扣、玻璃、洋铁器等。
但这一时期，多数洋货还被视为时尚物品和中高档用品，在城里人和乡镇中上社会流行，在内地、特别是乡村下层社会，由于购买力有限，一般生活日用品还大多沿用成本极低的旧物。在广大内地城乡地区，购用洋货被人们视为是赶时髦、追时尚的过度消费。
（三）洋货普及时期（1895—1911年）
中日甲午战争后直至清末，全国又增开了数十处通商口岸，全国通商口岸达到百余个，遍布南北各地，洋货通过这些口岸源源输入，持续增长，销售地域也更广。同时，中国本土出现发展近代工商业的热潮，中外商人设厂仿造一些低端日用“洋货”，如火柴、洋布、纸烟等。这些本土“仿造洋货”成本比输入品低，因而价格更低廉，虽然往往质量比输入品差，但功能仍优于土货，因而受到消费能力不高的中下层人欢迎。这时人们俗称的“洋货”，既有西洋货，也有来自日本的东洋货，一般也包括本土以西法仿造的“仿洋货”（包括我国商人设厂制造的“国货”），实为西式机制品的总称。洋货量多价廉促使更广更快地持续流行，导致洋货的普及。这一时期，一些生活实用洋货，特别是一些物美价廉又经济实用的低端日用洋杂货（包括仿洋货），日渐普及到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有的基本取代了原有土货而成为人们的日用必需品，特别是本土的“仿洋货”以经济实用的优势，加速了机制品在人们生活中的普及。
这一时期日用洋货的普及，体现在无论城乡上下各个阶层民众，普遍购用洋货作为生活日用品，而且涉及面广。如1904年有文论道：
自通商以来，洋货之灌入中国者，几不可以数计，大约外自各城巨镇，内至穷乡僻壤，上自豪商巨贾，下自穷户小民，惟一日三餐或犹守其旧俗，不尽喜食西人之物，其余则身之所衣，手之所用，殆无一不于洋货是赖。……窃谓近人喜用洋货之习业已滔滔皆是，不可复挽，而洋货亦实有可以畅销之理，更非人力所能禁遏。
进入人们生活的洋货不仅数量大增，而且种类丰富多样，几乎遍及人们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如据在北京的日本人1905—1906年调查，北京市场上的日用杂货只有少部分土产品，多数已经是来自上海、广东、天津的机制品，即俗称的“洋货”。其种类繁多，常见的生活日用品如火柴、洋灯、钟表、棉布、衣服、帽子、毛巾、手帕、纽扣、洋针、颜料、纸烟、蜡烛、香皂、香水、玻璃镜、洋伞、纸类、文具、机械类、皮包等。
城镇居民由于生活日用品大多需要购自市场，因而购用洋货更为普遍，特别是通商城市居民，衣食起居生活日用更是普遍购用洋货，有的已经成为日常生活必需品。时人有记云：“家居都会商埠者，则起居衣服饮食及一切日用品奢侈品，更无一而非洋货，其心目中，固以为非舶来之品，无一适用也。”
日用洋货的普及由城市扩展到乡村。有记上海附近的嘉定县自光绪中叶以后洋货逐渐普及的情形道：“取火之物，向用火石……光绪乙未（1895年）、丙申（1896年）之际，始改用火柴，俗称‘自来火，为欧洲之输入品。……洗衣去垢，曩日皆用本地所产之皂荚，自欧美肥皂行销中国后，遂无用皂荚者。……窗格旧用蛎壳，亦有以纸糊者；光绪中叶以后，则多用玻璃矣。”一些日常生活所需的低档细小、花费不多的生活日用品，已经销往城乡各地，广为普及，即使是穷乡僻壤也可见到。有记云：“晚近以来……洋货进口日增月盛，人之起居衣食，无论富贵贫贱，几无一人不用洋货。”文中列举火柴、洋布、食糖三种外洋输入的日常用品，谓：“虽穷乡僻壤，求之于市，必有所供。”另有人记道：“洋货盛行于中国，凡乡僻之地吾人苟能涉足者，如香烟、洋灯、珠绒、面巾等类皆能具之。”
清末时期虽然洋货（机制品）在全国各地城乡日益普及，但城乡之间、大城市与边远乡村之间还是有差别，甚至有很大差别。一些比较偏远，特别是交通不便的内地乡村，人们仍然主要沿袭着传统自制自用的消费习惯，购用洋货种类既少，数量也有限，特别是生活贫困的下层乡民，除衣食生存之外，往往无力有其他消费，生活日用习惯也少有变化。洋货机制品由城市向乡村呈阶梯性普及，普及程度依不同地区而有较大差距，使得城乡间生活方式的差别也更拉大。
洋货流行的路线图，是沿着洋货的运输销售、路线，以沿海沿江通商城市为中心、向周边城镇乡村辐射扩展，伴随洋货的输入量持续增长、售价逐步下降，从初销到流行、又至普及而逐步推进。洋货逐步流行的过程，是机制品大市场开拓与形成的过程，也是中国民众接受洋货、引入日常生活，最终成为生活日用必需品的过程。在洋货逐步流行的不同阶段中，中国人形成了一些消费风气，体现了消费方式的演变。
二、消费风气的演变
洋货从进入人们的消费生活，到逐渐流行直至普及，成为人们生活消费品的主体，由此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面貌，也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进而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规则和消费伦理。千百年来，中国广大民众过着耕织自给的小农生活，日常生活消费品大多自产自给、自制自用，只有少量不能自制的物品，一般在本地域内也可交换获得，因而向外的市场需求很小。城市居民虽对市场交换依赖较多，但人数有限，难以形成大规模市场需求。而“洋货”作为一种外来通过市场行销的商品，是怎么打破中国人世代相沿的自产自用的消费屏障，取代人们祖辈相传的自制自用的物品，成为城乡民众的生活日用品呢？在此过程中中国人的消费方式发生了怎样的转换呢？这需沿着中国人的消费方式所体现的消费原则，通过考察洋货流行所带来的消费方式的变化而寻求答案。
人们的生活消费可分为维持基本生存所需的“必需消费”和超出生存所需的“剩余消费”两个领域。自古以来中国广大中下层民众过着耕织自给的小农生活，大多物质资源紧缺，衣食难得温饱，特别是广大农村人口，往往缺衣少食，大多数人仅能支撑维持生存所必需的衣食住行用等“必需消费”，是生存型的生活状态。与这种维持生存的“必需消费”相对应的消费原则是“经济实用”，即以最小的代价换取基本生存需求的满足，由此形成崇尚“节俭”的消费伦理，并得到古往今来、社会上下的一致肯定和推崇。人们在满足了维持生存的“必需消费”之上，如还有消费余力，还会寻求满足享受及增加社会价值等心理需求的消费，可称之为“剩余消费”，与这种消费相对应的消费原则是“增值原则”，即寻求增加享受快乐和社会价值等心理满足。“必需消费”基于满足人维持生存的生理需求，在一定物质条件和一般平均消费水平的基础上有一定的限度；而“剩余消费”则是基于人追求享乐和占有欲的心理欲求，因而是无止境的。人如果过度追求“剩余消费”的扩张，追求奢侈挥霍，便会损害“必需消费”以至危及人的基本生存之需，正因为如此，在“剩余消费”领域中国传统消费伦理提倡“戒奢”，与“必需消费”领域的“尚俭”相对应。但由于等级制度和礼制的存在，民间实际生活中，一般有“剩余消费”能力的人是居于上位等级身份的人，他们往往遵行“适度消费”原则，即依自己的身份和财力而适度消费，以使这种“剩余消费”既有“增值”效果，又无危及“必需消费”的弊害。最初作为外来奢侈品的洋货，正是首先从“剩余消费”领域，在“增值原则”的驱动助推下，进人中国人的消费生活之中。而洋货由流行到普及，最终取代旧物而成为人们的生活日用品，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里扎根发展，又是凭借“经济实用”的传统消费原则而走进“必需消费”领域的结果。这一过程表现为洋货消费风气的几度变化。
（一）炫耀性消费风气
洋货被中国人所接受，首先是从“剩余消费”领域开始的，表现为富人的“炫耀性消费”风气，即在洋货初销时期作为上层的奢侈品消费方式。
在洋货初销时期，进口洋货还被人们视为是超出实际生活需要的奢侈品和高档品时，因价格一般比较昂贵，一般人没有购买能力，购用洋货的主要是直接从事进出口贸易，经手或接触洋货的买办、商人，以及富家、官宦等城市中上层，他们是易于接触到洋货，并有一定“剩余消费”能力的人。他们购买洋货，大多目的不在其应用价值，而是作为满足享受心理和社会增值需求的“剩余价值”。洋货作为奢侈品，奇巧精致、光怪陆离、价格昂贵、新鲜稀少、一般人不易拥有，因而标志着财富、身份、资源和能力，拥有洋货者，就像以往拥有价格昂贵的珠宝玉器、名贵古董的上等人，还增加了洋人势力、“发洋财”的资源和新的机会等新价值，对于购买者有增值效果。因此，首先吸引那些有“剩余消费”能力的富人竞相购买，并乐于向人炫耀，如摆设、展示、穿着、佩戴、赠送等，形成了炫耀性消费洋货的风气。
最初热衷购用洋货的是通商城市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买办、商人，他们往往出身低微，由于从事贸易而快速致富，即所谓“发洋财”。他们急于向外界展示自己的财富、成功、能力，以及对“发洋财”这一新资源的掌握，希图提高自己的社会分量，因此他们以易于接触洋货的便利和充足的财力，乐于购用被人们视为奢侈品的奇巧昂贵的洋货向外界炫耀，以此作为达到上述目的的一个手段，遂首先兴起炫耀性消费之风。随之而起的是通商城市里富有的巨绅世宦，富有资财，也乐于购用奇巧洋货以呈豪斗富。如稍后有人追溯洋货流行引起奢靡之风的源起情形道：
溯当立约互市之初，滨海大埠，富商巨贾与西商懋迁有无，动致奇赢。财力既裕，遂于起居服食诸事斗异矜奇，视黄金如粪土，见者以为观美，群起效之。……其始通商大埠有此风气，继而沿及内地各处。
随着富商绅宦竞购洋货以炫耀形成风气，通商城市文人、商贾及一般市民中也开始追逐此风。商人富绅购用洋货，主要是作为炫耀富有的奢侈品，文人们购买洋货，则大多是出于社交需要，作为馈赠、招待亲友的礼品。如在上海西人书馆助西人译书的文士王韬，1860年记往某友人家作客，友人“特出西洋名酒为饷，味极甘淳可口”。可见，洋酒已成为上海文人雅聚的时尚饮品。王韬喜欢交游，他虽收入不多，但也购买一些西洋玻璃杯、洋皂用来赠送亲朋好友。如他返里应试去访友，即赠以玻璃杯、洋皂。他携友人访妓，也带着一卷洋布作为送给妓女的礼物，“馈以西洋退红布一端，（妓女）阿珍喜甚，即宝藏于箧”。在洋货还被视为奢侈品之时，购买这些日用洋货以作为馈赠亲朋的礼品，成为当时的时尚。
在传统生活中，由于有既定与传承的一整套等级礼制，人们需依自己的身份等级而衣食穿用，遵行既定的生活秩序。而一些衣食住行用等生活物品消费，也相应的具有一定等级礼制寓意或色彩，有的甚至很严格细密，如服色舆制、住宅形制等。如若逾越不尊，则会受到社会的压力甚至惩戒。但是洋货这种新的外来物品进入人们的生活中，其社会符号意涵则与传统物品有所不同。人们在洋货消费领域，虽然官员儒士或许有一些“华夷之辨”的“政治伦理”负面意识，但没有等级礼制的约束。人们购用洋货，不涉及礼制，可以不顾忌等级身份。因此，洋货消费为社会等级下方之人，在礼制之外打开了一片新的自由消费领域。作为奢侈品和高档品的奇巧洋货，其所附有的洋人势力、商业资源、机会能力等社会价值，在新兴商业领域代表着生存优势资源，因而首先是通商城市的买办、商人等富有者，竞相购买奇巧洋货，以为炫耀，形成洋货消费的炫耀性消费风气。他们也因此在新兴的洋货消费领域居于上端，在这方面提升了自身的影响力。炫耀性消费在洋货初销时期，在洋货数量种类较少、售价较高而被视为奢侈品和高档品时期，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这一风气虽后来在奢侈品和高档品洋货消费领域继续存在，但随着洋货品类日多、售价日降，越来越多的洋货日益退去奢侈品光环，进入普通消费领域，炫耀性消费风气的效应也随之减弱。同时在此风气影响之下，越来越多的人追随这一风气，并带入一般洋货消费中而形成群体规模，遂日益扩展而成流行时尚性消费风气。
（二）流行时尚性消费风气
进入1870年代以后，洋货日渐流行，购买使用洋货的从原来买办、商人、富人扩展到通商城市市民，其他乡镇中上层社会，人群日益扩大，形成流行时尚性消费风气。所谓流行时尚消费，即在较短时间内，在较大规模的人群中对某种商品种类或式样等形成群起崇尚、竞相仿效、争趋购用的群体消费效应，时尚品往往是人们可普遍购用并有一定观赏性的物品。
1870—1880年代以后，洋货已由通商城市及沿海一带，流行到北方和内地广大地区，尤其是那些适用廉价的生活日用品，在广大内地城镇乡村也受到广泛欢迎。日用洋货被人们视为高、中档品，受到人们崇尚，在通商城市里日渐流行，购用洋货成为时尚，一些物美价廉的日用品在市民中形成流行之风。这种风气还日渐扩展到乡镇，人们皆以购用洋货为时尚，形成了洋货流行之风。90年代初有人回顾通商后洋货流行的情形道：“道光季年，中外通商而后，凡西人之以货物运至中国者，陆离光怪，几于莫可名言。华人争先购归，以供日用。初祗行于通商各口岸，久之而各省内地亦皆争相爱慕，无不以改用洋货为奢豪。”呵见，到这时购用洋货以为时尚的流行风气已由通商城市而蔓延至内地。
比如像50年代还很少有中国人购用的钟表，到70年代以后，在通商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流行起来。如在上海一些烟馆、酒楼、妓馆等娱乐场所，墙上都挂着钟表。同时还流行怀表，来往于街头的士商往往衣服上挂一块怀表。人们既把它作为计时的工具，同时也作为一种时尚装饰。如一人记上海人以挂怀表为时尚：“时辰表挂于襟头，俗式也。”后来在上海妇女中还流行起女子专用的精致小型“金钱表”，有记道：“光绪中叶，妇女有以小表佩于衣衽间以为饰者，或金或银，而皆小如制钱，故呼日金钱表。”
这一时期通商城市人们以购用洋货为时尚，竞相仿效，流行成风。如1872年有人记述在街头看到时髦的上海人“撑洋伞于路上，挂时表于身旁”。有人记光绪中叶妇女时兴戴眼镜——“自光绪中叶以后，妇女之好修饰者，亦皆戴之以为美观矣”。又有记洋烟的流行：“光绪中叶，都会商埠盛行雪茄烟与卷烟，遂鲜有吸水烟者矣。”有人记上海的买办商贾、富家子弟中，流行购用怀表、墨镜、西洋香水、纸烟等，以为时尚。有人记这时期时髦的上海人流行打扮：“时新衣服剪纱罗，倾瓶香水浑身洒”，“一段洋烟插口斜，墨晶眼镜避尘沙”。90年代人们争用洋货为时尚的风气仍不稍减，《申报》刊文讽刺上海富家子弟喜用洋货而赶时髦趋时尚的风气道：“一衣服也，绸缎绫罗非不华美，而偏欲以重价购洋绸。一饮馔也，山珍海错非不鲜肥，而必欲以番菜为适口。围棋、象戏亦足消闲，而独以打弹（指西式台球、保龄球——引者注）为娱乐。水烟、旱烟素所呼吸，而独以昔加（即雪茄——引者注）为新奇。甚且衣袜、眼镜、手巾、胰脂，大凡来自外洋者，无不以为珍贵。”1880年代初，有描述天津租界洋式装饰的时髦打扮道：“原广东通商最早，得洋气在先，类多效泰西所为。尝以纸卷烟叶，衔于口吸食之。……更有洋人之侍僮马夫辈，率多短衫窄绔，头戴小草帽，口衔烟卷，时辰表链，特挂胸前，顾影自怜，唯恐不肖。”武汉也是华夷杂居的通商城市，市民穿戴洋式装饰之风也颇为盛行。有竹枝词咏人们流行洋式装饰和香水的情形道：“不男不女不华洋”，“花露满身过土挡，一塘臭水也生香。
这种追逐洋货时尚流行的风气起于通商城市，后渐延及内地乡镇。如湖南兴宁县光绪初年有记衣饰时尚变化过程，以往乡民皆穿用自家织的土布，但此时却以穿洋布为时尚，“哔叽、哆啰大呢，相习成风，而于妇人尤甚”。还有记北京市郊的顺义1900年后衣饰追求时尚化，争相穿用机织洋布情形道：“自庚子变法，效仿外洋，服布多用洋货或爱国布。”
时尚流行性消费风气，反映了商品市场流通更多地影响人们的生活，人们可以通过大市场流通了解时尚流行风气，并购买跨地域的流行商品，通过大市场，人们有了范围更广的跨地域横向联系。人们通过市场与远方或另一个城市的陌生人群形成超越家族、亲缘、地域等封闭性小圈子的消费群体，他们之间虽互不相识，但却由于市场和流行时尚而形成横向的无形群体，形成共同的时尚追求、共同的偏好、共同的消费方式甚至生活方式，审美观和生活情趣也因而趋近。这是对以往封闭、纵向、狭窄的社会人际关系圈子的突破，反映着市场经济下社会群体扩大，以及个人与社会开放关系的伸展。洋货跨地域的大市场流通，使消费者得以形成跨地域的社会性群体意识和群体关系，这是以往小市场封闭圈所不可能有的，而个人与社会的这种开放与自由关系，正是近代公民社会的生活基础。洋货成为时尚追逐品，代表着精致、奇巧、美观、时尚、享受、舒适，由这种大规模群体形成的时尚流行消费风气，意味着横向联系的社会群体对洋货所代表的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使人们形成对洋货所代表的新生活形态的向往心理，这就是大市场和由此形成的时尚流行风所产生的影响社会的力量。同时，也由于与消费时尚远近、趋离关系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成为一种新的划分社会群体的界线，如城里人与乡下人，“洋气”与“土气”等，其中具有新的社会意涵，形成了新的群体偏好与取向，成为动摇旧社会结构，形成多元而富有改良生机的新社会结构元素。
起于通商城市、后扩及广大内地城乡的流行时尚化消费方式，由于近代工商业品物美价廉，数量品种繁多及市场广大，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消费空间。近代社会互动增多，社会流动和社会交往加剧，使人们的相互影响及对社会性消费的需求增多。近代城市生活使消费时尚化，新的消费形式由中上社会引导，遍及市民各个阶层。如上海、天津等大商业城市市民流行的消费方式，成为新潮时髦、洋气洋味的流行时尚标志，在这些城市居民中兴起而造成的争奇斗艳、追赶时尚的消费方式和风气，被守旧人或外地人目为奢靡之风。传统以生活必需为限的节俭消费观念，在洋货市场及流行时尚消费的强力冲击下，日渐消减。这种超过生存必需的“剩余消费”，是生活日用工业化和市场化带来的近代消费主义时代的开始。而这种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支柱的近代消费方式，使得城乡间和贫富阶层间形成了清晰的界线。这种消费方式的变化，给社会经济变动带来影响，也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深远影响。
（三）市场实用性消费风气
在清末洋货流行并日渐普及，许多低端小洋货成为广大城乡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进入“必需消费”领域以后，人们购买消费这类日用洋货，已经不再注重其新奇、时尚、高档等外在性价值，而依据“经济实用”的准则作选择。在这种延续传统的消费准则下，对一般消费者来说，甚至是洋货还是土货、洋货还是国货等都已经不再重要，人们更看重的是其实用价值，及与同类商品的“性价比”。这是将洋货作为实用品的市场理性消费方式。市场理性选择方式，是大市场下、商品日益数量多、种类多、可比较、自由选择之下的市场理性消费方式，也是与近代化大生产和大市场相适应的消费方式。从“必需消费”领域适用“经济实用”原则这一意义上来说，这种“近代”的消费方式与“传统”的消费方式的原则是相通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发生改变的是商品和市场，商品由稳定单一变为多样而多变，市场由封闭狭小而变为开放与大流通，人们的选择度更高，自由度更大，也更需了解大市场，作理性选择，这就是近代化市场经济下的消费方式。这正是洋货由流行到普及所带来的人们消费方式的根本性改变。
洋货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人所要关心、比较、选择的日用必需品，就需要以市场理性态度，按经济实用原则，对洋货与土货作出比较与选择，通过比较而认识洋货性价比优于土货，洋货替代土货成为必然趋势。如时人所述：
自与各国通商以来，迄今不过七十余年，而洋货充斥各处，已有洪水滔天之势。盖吾国工业素不讲究，各种物品，皆粗劣不堪，既不适用，又不悦目，一旦光怪陆离之物杂陈市肆，国人任意选购，俨有抛弃本货沉溺洋货之势。大者佳者无论矣，甚至零星杂物，亦惟洋货是用。
一部分日用生活用品的洋货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其既适于用，价格又低廉，符合人们“经济实用”的消费原则传统，人们自然乐于购买使用。如火柴的流行普及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传统取火工具是火石或称火镰，用铁片敲击出火星，引燃纸媒而取火，为各家皆备的日用品。火石虽经久耐用，但火石矿有限，因而需钱购买，用其取火时需要反复敲击，不易引燃。而西洋输入的机制火柴则以小小木棍，一头粘上少许硫磺，在药纸板上轻轻一擦，即燃起火苗，可直接引火点用，远比传统火镰轻巧方便，故人称之为“自来火，因来自西洋，故又俗称“洋火”。火柴成本低价钱便宜，所以颇受人们的欢迎，很快便广为人们使用，以其适用价廉的优势，销售不断推广，市场需求不断扩大，日益取代旧火石而成为普及开来的日用品。1872年浙江宁波海关的一份商务报告说：“进口火柴在大部分城市已经侵夺了火石和铁片的地位，而且火柴的使用正在一年比一年更为普遍。”锯其所说，这时每盒火柴仅批售一文，价格确实是十分低廉，即使一般下层人也买得起，这样实用经济的东西自然受到人们的欢迎，因而其输入量和销售量迅速增加。1880年的一份海关商务报告说：“中国输入的外国制造品中，任何东西都不及火柴这样受到人们的欢迎并如此迅速地增加的。”②在北方辽宁通商口岸牛庄1882年也有报告说：“火柴贸易情况很好，它已完全代替了原来的打火石和铁片的地位。”据统计，1870年代以后，各口岸火柴的进口量逐年增加，1867年进口量为8万罗，到1894年时已达662万罗。当时火柴包装是每一罗为144盒，660万罗总计约9·5亿盒，如按当时4亿人计算，则年均一人两盒多，足见这时火柴销售量之大。
火柴的流行与普及，是由于其物美价廉的优势，适应“经济实用”的消费原则，因而被中国人接受为日常生活的必需日用品，从而进入维持生存的“必需消费”领域，使洋货取代土货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扎下了根。稍后有人述及上海开埠后数十年间，人们生活日用洋货取代土货的情形道：
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而不适则归淘汰，此天演之公例也。不必征诸远，征诸四十年来沪上淘汰之种种事物可矣。试略举如下事，多不烦引也。如有轮船而沙船淘汰，有洋布而土布淘汰，有洋针而本针淘汰，有皮鞋、线袜而钉鞋、布袜淘汰，有火柴而火石淘汰，有纸烟、雪茄而水烟、旱烟淘汰。
日用洋货就是凭借着其物美价廉的市场优势，适应中国人“经济实用”消费原则，在市场的作用下而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日用领域，取代了中国人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传统土制生活用品。
由日用洋货的普及，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必需消费”领域，人们延续“经济实用”的消费原则，以市场理性的自由选择，弃土取洋的过程，接受了大工业制品和大市场经济的消费制度。人们通过这种消费方式与市场相连接，通过了解市场，比较品类，理性选择，由机制品和大市场而联结为社会整体消费群体，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日益趋近并连为一体，从而有了对市场和产品的相同要求，产生了共同的消费愿望和经济要求，成为推动市场发展，进而推动工商业发展的民众基础和生活消费动力。
三、结语
通过考察晚清时期洋货在人们消费生活中从初销、流行到普及的发展过程，以及相应的消费风气演变，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一些认识。
洋货进入中国人的生活，最早是以奢侈品而进入高端的“剩余消费”领域，从而避开了广大中国民众传统生活基础上形成的“自制自用”式维持生存的“必需消费”领域这一长久封闭坚固的消费壁垒，在中国人的生活消费领域打开了缺口。然后，洋货又以不断趋近中国人“经济实用”消费原则的市场优势而进入日常生活消费领域，直至普及到日用生活必需品的“必需消费”领域，从而使洋货所代表的工业机器制品，进入民众的生活日用当中，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扎下了根，形成了近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的民众生活基础。
洋货以最初的“西洋奇货”外来奢侈品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引起过度消费，形成被国人视为有害道德的炫耀性消费风气。后随着人们在消费市场上逐渐接受洋货，群相趋从，新奇相尚，形成流行时尚性消费风气。直至洋货进入日常生活一般消费品领域，人们日益从市场理性态度，以传统“经济实用”原则而选择消费，不再计较洋货与土货之别，形成实用性消费风气。人们开始从市场统一的角度来衡量商品、选择商品，在关系到生活日用必需品的市场选择中，任何“华洋之别”的伦理批评和政治阻止都是软弱无力的。所以，在晚清随着洋货的逐渐流行，社会舆论中指责洋货为损害道德世风的“奇技淫巧”、指责购用洋货是“崇洋”和“洋奴”的声音日渐微弱，直至清末洋货普及之后，随着最保守的人在实际生活中也不得不用洋货，这种声音遂告消失，并且被“提倡国货”——自己仿造洋货的上下交相呼吁所取代。市场的消费规则，贯穿传统与近代的日常生活的“经济实用”消费原则，引导民众通过与日常生活相连接的市场接受了近代工商业制度。市场的力量使人们统一了认识，无论新派旧派，从普遍趋同的日常消费生活中，统一了对近代工商业的认可，形成促使近代工商业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强大社会内在动力。
人们通过在日常生活中的洋货流行与普及，认识了洋货及其所代表的近代工商业和大市场的优势，体验到了近代工商业给人们生活带来的福祉，认识了近代工商业技术进步的趋势。人们在消费洋货的日常生活体验中，也亲身实践了大市场中自由比较、理性辨别和自主选择的自由意识。作为大市场的消费者和消费群体中的一员，个人开始以相对自由自主的姿态来选择生活，个人开始与开放的社会相连接，这是个人趋向近代市场经济和社会化生活的进步，也是走向公民社会的进步。这就是洋货流行给晚清中国人的生活启蒙，也为当时社会变革与转型奠定了民众生活基础。
【责任编辑：吴丹】
[摘要]晚清开口通商后，“洋货”开始大批输入并逐渐流行，经过初销、流行阶段，直至清末的普及，从作为奢侈品进入上层“剩余消费”领域，到普及于广大民众生活日用“必需消费”领域，使工业机器制品进入民众日常生活，形成近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的社会生活基础。由此引起人们消费风气的演变，从被国人视为有害道德的炫耀性消费风气，到人们逐渐接受洋货，群相趋从，新奇相尚，形成流行时尚性消费风气，直至洋货进入日常生活一般消费品领域，形成实用性消费风气。市场的消费规则，贯穿传统与近代的日常生活的“经济实用”消费原则，引导民众通过与日常生活相连接的市场接受了近代工商业制度，体验到了近代工商业给人们生活带来的福祉，认识了近代工商业技术进步的趋势。这就是洋货流行给晚清中国人的生活启蒙，也为当时社会变革与转型奠定了民众生活基础。
[关键词]晚清，洋货，消费方式，社会生活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457-6241（2014）02-0003-09
自鸦片战争后开口通商，西洋各国开始向中国大批量输入推销西洋机器制品——时称“洋货”，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开始发生巨大改变。此后迄清末的70年时间里，随着洋货输入销售持续增多，中国人购买使用洋货的人数也持续增多，地域日广，形成“洋货流行”并日益扩展的景象。与此相伴随，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及消费方式也发生了极大改观，由此形成了民众日常生活的启蒙，成为晚清近代工商业发展及社会转型的民众生活基础。对此问题以往少有关注，本人在以前的论著中曾对若干侧面作过一些讨论，但对于“洋货流行”的发展过程及引起民众消费方式的变化，以及与中国社会近代化转型的深层联系，均尚需作深入的考察剖析，本文即拟对此作一尝试。
一、洋货初销、流行与普及
欧洲器物早在明末清初就通过海上贸易运到中国，主要是钟表、八音盒、温度计、玻璃制品、毛织品等，因制作奇巧，为中国所无，一般称为“西洋奇器”或“西洋奇货”。又因数量有限，价格昂贵，一般不是生活必需的实用物品，而主要是供人观赏的“玩好之物”，故被视为域外奢侈品，有的作为贡品进献于皇帝，或藏于宫廷，或赏赐给亲贵官宦，也有一些与对外贸易有关或贸易口岸的富商官宦购买，用以赏玩炫耀，而一般百姓难得见到，更无力购买。
鸦片战争后开口通商，西方列强开始向中国批量输入西洋制品，并向各地市场销售，成为在市场上流通、人们在街头商铺里可以看到或购买的货品，人们通称之为“洋货”。在1842年开口通商直至1912年清朝灭亡的70年间，洋货从开始批量输入销售，到日渐推广行销而流行开来，直至普及到城乡民众的日常生活，经过了一个持续发展过程，呈现洋货日渐流行的趋势。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洋货初销时期（1840～1860年代）
自五口通商以后，原来仅有广州一口狭窄渠道的中西通商大门，首先从东南沿海豁然洞开，英、法为首的欧美各国商人通过这些口岸开始批量输入商品。1860年后东北沿海和长江流域又增开多处通商口岸，初步形成覆盖全国东部和中部广大地区的洋货输入主干线。在此二三十年间，进出口贸易逐年增长，洋货输入的数量和种类持续增多。据统计，仅从主要对华进口国英国每年输入商品量来看，1845年时输入总值为240万镑，1860年增至436万镑，到1869年时增至800万镑，二十多年间增加三倍多。
但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在小农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一般民众的衣食住行生活日用物品，基本上是自产自用、自给自足，只有少量不能自产自制的物品，通过本地集市交换补充也基本可以满足，因而生活日用品对外来物品需求甚少。又由于人们普遍生活不富裕，对超出必需生活物品的需求十分有限，生活日用品的市场狭小，所以输入的洋货起初销售并未很快增长。通商初期进口的洋货，原有的钟表、玻璃制品、毛织品等非实用的“玩好之物”，仍然是少数人问津的“奢侈品”，输入量增加不多。新增及输入量增长较快的是具有一定实用性的生活日用品，开始批量输入。其中鸦片由于是新开辟并具独占性的依赖性嗜好消费领域，没有旧货的市场竞争，吸食人数也不断增多，因而通商初期一直是进口洋货的大宗，约占一半左右。后来随着输入日用杂货种类增多，特别是棉织品及其他一些低端日用杂货批量输入，市场逐渐扩大，销量日增，鸦片的比例有所下降，日用洋杂货的比例持续上升，特别是一些适用而又价格不高的低端日用洋货，因销售量增大而进口量有所增加。如价低实用的洋针，上海在1867年时进口21百万枚，两年后增至89百万枚，可见这类日用小洋杂货行销日广。
随着输入量增多，洋货作为一种新商品日渐进入销售市场。首先是在通商城市里，出现了专门售卖洋货的洋货行和洋杂货店，或是原来的土货店也增加了洋杂货品。如上海在开埠数年后，租界地区已随处可见中外商行店铺里，摆放着各种奇巧洋货。1860年代一位上海人记述道：“阗阅间所陈西洋奇器……如观星镜、显微镜、寒暑针、风雨针、电气秘机、火轮机器、自鸣虫鸟能行，天地球之类，下至灯瓶盂碟一切玩具，制甚精巧，亦他地所无。”这些还属于实用性不强的奢侈品，而在一些日用杂货零售店铺里，也可以看到日用洋杂货。如1862年《上海新报》上刊登一家商行售卖“外国杂货”的广告，开列有“新到什锦饼干、酸果、洋醋、吕宋烟、罢（白）兰地、小面镜仔、东洋竹篮仔等”。
但是，在开埠初期的一二十年间，像洋布、洋针、洋皂、玻璃制品等日用洋货，虽多制作精致，外观漂亮，有的也比土货更好用，但由于售价比土货贵，普通人家还很少购用，人们只是把它们看作有钱人为好奇炫新才会买的奢侈品、高档品。所以，这一时期进口的洋货大多销售不旺。例如作为洋货中比较普通的洋布，直至上海开埠七八年后，上海才出现了第一家专门卖洋布的清洋布店。所以，到1849年，上海进口总值才增为1209千镑，比五年前只增加了一倍多。只是到了五十年代后半期，特别是六十年代以后，增长幅度才开始增大。
（二）洋货流行时期（1870年代—1894年）
进入1870年代以后，一方面洋货市场持续开拓，一方面洋货制造和运输成本降低，使零售价普遍下降，遂使洋货销售进入了畅销期，洋货的输入量呈激增态势。如据一项统计，1870年进口洋货总值6400万海关两，比六年前增长了近38%，1880年增至7900万海关两，1890年更增至12700万海关两，比1870年增加一倍。货物品种的比例也有变化，初期一直占进口货物大宗的鸦片比例有所下降，棉织品及其他杂货的比例上升。
这一时期洋货畅销表现在销售量大且种类繁多，一些经济实用的日用洋货更多地散布于市场。如上海70年代专门经营进口杂货的洋广杂货店就不下百十家。在1872年4月30日《申报》创刊号上，一家“衡隆洋货号”刊登的广告上可以看到，这个洋货号所售的有镜子、洋纺织品等日用洋货，洋纺织品的品种即有哈唰大呢、哆啰彩呢、羽毛、哔叽、花素羽纱、羽茧、羽绉、羽绫、新式五彩花布、各样牌子原布、粗细斜纹、洋标布等十多种。武汉于1860年开埠后，杂货行号也广泛经销日用五金、钟表眼镜、火柴肥皂、假珠宝、化妆品、玩具、针织袜等日用洋货。
通商城市的周围地区，因商贾贩运之便和受城市风气的影响而随之出现洋货流行之风。有人记上海周边地区洋货流行情况，如松江府：“上海番舶所聚，洋货充斥，民易炫惑。洋货率始贵而后贱，市商易于财利，喜为贩运，大而服食器用，小而戏耍玩物，渐推渐广，莫之能遏。”1880年代中期，有人记邻近天津的玉田，人们日常所需洋货“至不可胜数”，甚至说“饮食日用日洋货者，殆不啻十之五矣”。到了1870—1880年代以后，日用洋货不仅成了城市居民的日常流行用品，而且也流行于内地村镇。在深居腹地的四川，就有从武汉沿长江运来的洋货销往各地。1870年代后期，一个外来游客在邻近四川的偏僻地区云南昭通，就在商店里看到陈列着不少洋货，有洋布、钟表、钮扣、玻璃、洋铁器等。
但这一时期，多数洋货还被视为时尚物品和中高档用品，在城里人和乡镇中上社会流行，在内地、特别是乡村下层社会，由于购买力有限，一般生活日用品还大多沿用成本极低的旧物。在广大内地城乡地区，购用洋货被人们视为是赶时髦、追时尚的过度消费。
（三）洋货普及时期（1895—1911年）
中日甲午战争后直至清末，全国又增开了数十处通商口岸，全国通商口岸达到百余个，遍布南北各地，洋货通过这些口岸源源输入，持续增长，销售地域也更广。同时，中国本土出现发展近代工商业的热潮，中外商人设厂仿造一些低端日用“洋货”，如火柴、洋布、纸烟等。这些本土“仿造洋货”成本比输入品低，因而价格更低廉，虽然往往质量比输入品差，但功能仍优于土货，因而受到消费能力不高的中下层人欢迎。这时人们俗称的“洋货”，既有西洋货，也有来自日本的东洋货，一般也包括本土以西法仿造的“仿洋货”（包括我国商人设厂制造的“国货”），实为西式机制品的总称。洋货量多价廉促使更广更快地持续流行，导致洋货的普及。这一时期，一些生活实用洋货，特别是一些物美价廉又经济实用的低端日用洋杂货（包括仿洋货），日渐普及到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有的基本取代了原有土货而成为人们的日用必需品，特别是本土的“仿洋货”以经济实用的优势，加速了机制品在人们生活中的普及。
这一时期日用洋货的普及，体现在无论城乡上下各个阶层民众，普遍购用洋货作为生活日用品，而且涉及面广。如1904年有文论道：
自通商以来，洋货之灌入中国者，几不可以数计，大约外自各城巨镇，内至穷乡僻壤，上自豪商巨贾，下自穷户小民，惟一日三餐或犹守其旧俗，不尽喜食西人之物，其余则身之所衣，手之所用，殆无一不于洋货是赖。……窃谓近人喜用洋货之习业已滔滔皆是，不可复挽，而洋货亦实有可以畅销之理，更非人力所能禁遏。
进入人们生活的洋货不仅数量大增，而且种类丰富多样，几乎遍及人们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如据在北京的日本人1905—1906年调查，北京市场上的日用杂货只有少部分土产品，多数已经是来自上海、广东、天津的机制品，即俗称的“洋货”。其种类繁多，常见的生活日用品如火柴、洋灯、钟表、棉布、衣服、帽子、毛巾、手帕、纽扣、洋针、颜料、纸烟、蜡烛、香皂、香水、玻璃镜、洋伞、纸类、文具、机械类、皮包等。
城镇居民由于生活日用品大多需要购自市场，因而购用洋货更为普遍，特别是通商城市居民，衣食起居生活日用更是普遍购用洋货，有的已经成为日常生活必需品。时人有记云：“家居都会商埠者，则起居衣服饮食及一切日用品奢侈品，更无一而非洋货，其心目中，固以为非舶来之品，无一适用也。”
日用洋货的普及由城市扩展到乡村。有记上海附近的嘉定县自光绪中叶以后洋货逐渐普及的情形道：“取火之物，向用火石……光绪乙未（1895年）、丙申（1896年）之际，始改用火柴，俗称‘自来火，为欧洲之输入品。……洗衣去垢，曩日皆用本地所产之皂荚，自欧美肥皂行销中国后，遂无用皂荚者。……窗格旧用蛎壳，亦有以纸糊者；光绪中叶以后，则多用玻璃矣。”一些日常生活所需的低档细小、花费不多的生活日用品，已经销往城乡各地，广为普及，即使是穷乡僻壤也可见到。有记云：“晚近以来……洋货进口日增月盛，人之起居衣食，无论富贵贫贱，几无一人不用洋货。”文中列举火柴、洋布、食糖三种外洋输入的日常用品，谓：“虽穷乡僻壤，求之于市，必有所供。”另有人记道：“洋货盛行于中国，凡乡僻之地吾人苟能涉足者，如香烟、洋灯、珠绒、面巾等类皆能具之。”
清末时期虽然洋货（机制品）在全国各地城乡日益普及，但城乡之间、大城市与边远乡村之间还是有差别，甚至有很大差别。一些比较偏远，特别是交通不便的内地乡村，人们仍然主要沿袭着传统自制自用的消费习惯，购用洋货种类既少，数量也有限，特别是生活贫困的下层乡民，除衣食生存之外，往往无力有其他消费，生活日用习惯也少有变化。洋货机制品由城市向乡村呈阶梯性普及，普及程度依不同地区而有较大差距，使得城乡间生活方式的差别也更拉大。
洋货流行的路线图，是沿着洋货的运输销售、路线，以沿海沿江通商城市为中心、向周边城镇乡村辐射扩展，伴随洋货的输入量持续增长、售价逐步下降，从初销到流行、又至普及而逐步推进。洋货逐步流行的过程，是机制品大市场开拓与形成的过程，也是中国民众接受洋货、引入日常生活，最终成为生活日用必需品的过程。在洋货逐步流行的不同阶段中，中国人形成了一些消费风气，体现了消费方式的演变。
二、消费风气的演变
洋货从进入人们的消费生活，到逐渐流行直至普及，成为人们生活消费品的主体，由此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面貌，也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进而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规则和消费伦理。千百年来，中国广大民众过着耕织自给的小农生活，日常生活消费品大多自产自给、自制自用，只有少量不能自制的物品，一般在本地域内也可交换获得，因而向外的市场需求很小。城市居民虽对市场交换依赖较多，但人数有限，难以形成大规模市场需求。而“洋货”作为一种外来通过市场行销的商品，是怎么打破中国人世代相沿的自产自用的消费屏障，取代人们祖辈相传的自制自用的物品，成为城乡民众的生活日用品呢？在此过程中中国人的消费方式发生了怎样的转换呢？这需沿着中国人的消费方式所体现的消费原则，通过考察洋货流行所带来的消费方式的变化而寻求答案。
人们的生活消费可分为维持基本生存所需的“必需消费”和超出生存所需的“剩余消费”两个领域。自古以来中国广大中下层民众过着耕织自给的小农生活，大多物质资源紧缺，衣食难得温饱，特别是广大农村人口，往往缺衣少食，大多数人仅能支撑维持生存所必需的衣食住行用等“必需消费”，是生存型的生活状态。与这种维持生存的“必需消费”相对应的消费原则是“经济实用”，即以最小的代价换取基本生存需求的满足，由此形成崇尚“节俭”的消费伦理，并得到古往今来、社会上下的一致肯定和推崇。人们在满足了维持生存的“必需消费”之上，如还有消费余力，还会寻求满足享受及增加社会价值等心理需求的消费，可称之为“剩余消费”，与这种消费相对应的消费原则是“增值原则”，即寻求增加享受快乐和社会价值等心理满足。“必需消费”基于满足人维持生存的生理需求，在一定物质条件和一般平均消费水平的基础上有一定的限度；而“剩余消费”则是基于人追求享乐和占有欲的心理欲求，因而是无止境的。人如果过度追求“剩余消费”的扩张，追求奢侈挥霍，便会损害“必需消费”以至危及人的基本生存之需，正因为如此，在“剩余消费”领域中国传统消费伦理提倡“戒奢”，与“必需消费”领域的“尚俭”相对应。但由于等级制度和礼制的存在，民间实际生活中，一般有“剩余消费”能力的人是居于上位等级身份的人，他们往往遵行“适度消费”原则，即依自己的身份和财力而适度消费，以使这种“剩余消费”既有“增值”效果，又无危及“必需消费”的弊害。最初作为外来奢侈品的洋货，正是首先从“剩余消费”领域，在“增值原则”的驱动助推下，进人中国人的消费生活之中。而洋货由流行到普及，最终取代旧物而成为人们的生活日用品，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里扎根发展，又是凭借“经济实用”的传统消费原则而走进“必需消费”领域的结果。这一过程表现为洋货消费风气的几度变化。
（一）炫耀性消费风气
洋货被中国人所接受，首先是从“剩余消费”领域开始的，表现为富人的“炫耀性消费”风气，即在洋货初销时期作为上层的奢侈品消费方式。
在洋货初销时期，进口洋货还被人们视为是超出实际生活需要的奢侈品和高档品时，因价格一般比较昂贵，一般人没有购买能力，购用洋货的主要是直接从事进出口贸易，经手或接触洋货的买办、商人，以及富家、官宦等城市中上层，他们是易于接触到洋货，并有一定“剩余消费”能力的人。他们购买洋货，大多目的不在其应用价值，而是作为满足享受心理和社会增值需求的“剩余价值”。洋货作为奢侈品，奇巧精致、光怪陆离、价格昂贵、新鲜稀少、一般人不易拥有，因而标志着财富、身份、资源和能力，拥有洋货者，就像以往拥有价格昂贵的珠宝玉器、名贵古董的上等人，还增加了洋人势力、“发洋财”的资源和新的机会等新价值，对于购买者有增值效果。因此，首先吸引那些有“剩余消费”能力的富人竞相购买，并乐于向人炫耀，如摆设、展示、穿着、佩戴、赠送等，形成了炫耀性消费洋货的风气。
最初热衷购用洋货的是通商城市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买办、商人，他们往往出身低微，由于从事贸易而快速致富，即所谓“发洋财”。他们急于向外界展示自己的财富、成功、能力，以及对“发洋财”这一新资源的掌握，希图提高自己的社会分量，因此他们以易于接触洋货的便利和充足的财力，乐于购用被人们视为奢侈品的奇巧昂贵的洋货向外界炫耀，以此作为达到上述目的的一个手段，遂首先兴起炫耀性消费之风。随之而起的是通商城市里富有的巨绅世宦，富有资财，也乐于购用奇巧洋货以呈豪斗富。如稍后有人追溯洋货流行引起奢靡之风的源起情形道：
溯当立约互市之初，滨海大埠，富商巨贾与西商懋迁有无，动致奇赢。财力既裕，遂于起居服食诸事斗异矜奇，视黄金如粪土，见者以为观美，群起效之。……其始通商大埠有此风气，继而沿及内地各处。
随着富商绅宦竞购洋货以炫耀形成风气，通商城市文人、商贾及一般市民中也开始追逐此风。商人富绅购用洋货，主要是作为炫耀富有的奢侈品，文人们购买洋货，则大多是出于社交需要，作为馈赠、招待亲友的礼品。如在上海西人书馆助西人译书的文士王韬，1860年记往某友人家作客，友人“特出西洋名酒为饷，味极甘淳可口”。可见，洋酒已成为上海文人雅聚的时尚饮品。王韬喜欢交游，他虽收入不多，但也购买一些西洋玻璃杯、洋皂用来赠送亲朋好友。如他返里应试去访友，即赠以玻璃杯、洋皂。他携友人访妓，也带着一卷洋布作为送给妓女的礼物，“馈以西洋退红布一端，（妓女）阿珍喜甚，即宝藏于箧”。在洋货还被视为奢侈品之时，购买这些日用洋货以作为馈赠亲朋的礼品，成为当时的时尚。
在传统生活中，由于有既定与传承的一整套等级礼制，人们需依自己的身份等级而衣食穿用，遵行既定的生活秩序。而一些衣食住行用等生活物品消费，也相应的具有一定等级礼制寓意或色彩，有的甚至很严格细密，如服色舆制、住宅形制等。如若逾越不尊，则会受到社会的压力甚至惩戒。但是洋货这种新的外来物品进入人们的生活中，其社会符号意涵则与传统物品有所不同。人们在洋货消费领域，虽然官员儒士或许有一些“华夷之辨”的“政治伦理”负面意识，但没有等级礼制的约束。人们购用洋货，不涉及礼制，可以不顾忌等级身份。因此，洋货消费为社会等级下方之人，在礼制之外打开了一片新的自由消费领域。作为奢侈品和高档品的奇巧洋货，其所附有的洋人势力、商业资源、机会能力等社会价值，在新兴商业领域代表着生存优势资源，因而首先是通商城市的买办、商人等富有者，竞相购买奇巧洋货，以为炫耀，形成洋货消费的炫耀性消费风气。他们也因此在新兴的洋货消费领域居于上端，在这方面提升了自身的影响力。炫耀性消费在洋货初销时期，在洋货数量种类较少、售价较高而被视为奢侈品和高档品时期，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这一风气虽后来在奢侈品和高档品洋货消费领域继续存在，但随着洋货品类日多、售价日降，越来越多的洋货日益退去奢侈品光环，进入普通消费领域，炫耀性消费风气的效应也随之减弱。同时在此风气影响之下，越来越多的人追随这一风气，并带入一般洋货消费中而形成群体规模，遂日益扩展而成流行时尚性消费风气。
（二）流行时尚性消费风气
进入1870年代以后，洋货日渐流行，购买使用洋货的从原来买办、商人、富人扩展到通商城市市民，其他乡镇中上层社会，人群日益扩大，形成流行时尚性消费风气。所谓流行时尚消费，即在较短时间内，在较大规模的人群中对某种商品种类或式样等形成群起崇尚、竞相仿效、争趋购用的群体消费效应，时尚品往往是人们可普遍购用并有一定观赏性的物品。
1870—1880年代以后，洋货已由通商城市及沿海一带，流行到北方和内地广大地区，尤其是那些适用廉价的生活日用品，在广大内地城镇乡村也受到广泛欢迎。日用洋货被人们视为高、中档品，受到人们崇尚，在通商城市里日渐流行，购用洋货成为时尚，一些物美价廉的日用品在市民中形成流行之风。这种风气还日渐扩展到乡镇，人们皆以购用洋货为时尚，形成了洋货流行之风。90年代初有人回顾通商后洋货流行的情形道：“道光季年，中外通商而后，凡西人之以货物运至中国者，陆离光怪，几于莫可名言。华人争先购归，以供日用。初祗行于通商各口岸，久之而各省内地亦皆争相爱慕，无不以改用洋货为奢豪。”呵见，到这时购用洋货以为时尚的流行风气已由通商城市而蔓延至内地。
比如像50年代还很少有中国人购用的钟表，到70年代以后，在通商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流行起来。如在上海一些烟馆、酒楼、妓馆等娱乐场所，墙上都挂着钟表。同时还流行怀表，来往于街头的士商往往衣服上挂一块怀表。人们既把它作为计时的工具，同时也作为一种时尚装饰。如一人记上海人以挂怀表为时尚：“时辰表挂于襟头，俗式也。”后来在上海妇女中还流行起女子专用的精致小型“金钱表”，有记道：“光绪中叶，妇女有以小表佩于衣衽间以为饰者，或金或银，而皆小如制钱，故呼日金钱表。”
这一时期通商城市人们以购用洋货为时尚，竞相仿效，流行成风。如1872年有人记述在街头看到时髦的上海人“撑洋伞于路上，挂时表于身旁”。有人记光绪中叶妇女时兴戴眼镜——“自光绪中叶以后，妇女之好修饰者，亦皆戴之以为美观矣”。又有记洋烟的流行：“光绪中叶，都会商埠盛行雪茄烟与卷烟，遂鲜有吸水烟者矣。”有人记上海的买办商贾、富家子弟中，流行购用怀表、墨镜、西洋香水、纸烟等，以为时尚。有人记这时期时髦的上海人流行打扮：“时新衣服剪纱罗，倾瓶香水浑身洒”，“一段洋烟插口斜，墨晶眼镜避尘沙”。90年代人们争用洋货为时尚的风气仍不稍减，《申报》刊文讽刺上海富家子弟喜用洋货而赶时髦趋时尚的风气道：“一衣服也，绸缎绫罗非不华美，而偏欲以重价购洋绸。一饮馔也，山珍海错非不鲜肥，而必欲以番菜为适口。围棋、象戏亦足消闲，而独以打弹（指西式台球、保龄球——引者注）为娱乐。水烟、旱烟素所呼吸，而独以昔加（即雪茄——引者注）为新奇。甚且衣袜、眼镜、手巾、胰脂，大凡来自外洋者，无不以为珍贵。”1880年代初，有描述天津租界洋式装饰的时髦打扮道：“原广东通商最早，得洋气在先，类多效泰西所为。尝以纸卷烟叶，衔于口吸食之。……更有洋人之侍僮马夫辈，率多短衫窄绔，头戴小草帽，口衔烟卷，时辰表链，特挂胸前，顾影自怜，唯恐不肖。”武汉也是华夷杂居的通商城市，市民穿戴洋式装饰之风也颇为盛行。有竹枝词咏人们流行洋式装饰和香水的情形道：“不男不女不华洋”，“花露满身过土挡，一塘臭水也生香。
这种追逐洋货时尚流行的风气起于通商城市，后渐延及内地乡镇。如湖南兴宁县光绪初年有记衣饰时尚变化过程，以往乡民皆穿用自家织的土布，但此时却以穿洋布为时尚，“哔叽、哆啰大呢，相习成风，而于妇人尤甚”。还有记北京市郊的顺义1900年后衣饰追求时尚化，争相穿用机织洋布情形道：“自庚子变法，效仿外洋，服布多用洋货或爱国布。”
时尚流行性消费风气，反映了商品市场流通更多地影响人们的生活，人们可以通过大市场流通了解时尚流行风气，并购买跨地域的流行商品，通过大市场，人们有了范围更广的跨地域横向联系。人们通过市场与远方或另一个城市的陌生人群形成超越家族、亲缘、地域等封闭性小圈子的消费群体，他们之间虽互不相识，但却由于市场和流行时尚而形成横向的无形群体，形成共同的时尚追求、共同的偏好、共同的消费方式甚至生活方式，审美观和生活情趣也因而趋近。这是对以往封闭、纵向、狭窄的社会人际关系圈子的突破，反映着市场经济下社会群体扩大，以及个人与社会开放关系的伸展。洋货跨地域的大市场流通，使消费者得以形成跨地域的社会性群体意识和群体关系，这是以往小市场封闭圈所不可能有的，而个人与社会的这种开放与自由关系，正是近代公民社会的生活基础。洋货成为时尚追逐品，代表着精致、奇巧、美观、时尚、享受、舒适，由这种大规模群体形成的时尚流行消费风气，意味着横向联系的社会群体对洋货所代表的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使人们形成对洋货所代表的新生活形态的向往心理，这就是大市场和由此形成的时尚流行风所产生的影响社会的力量。同时，也由于与消费时尚远近、趋离关系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成为一种新的划分社会群体的界线，如城里人与乡下人，“洋气”与“土气”等，其中具有新的社会意涵，形成了新的群体偏好与取向，成为动摇旧社会结构，形成多元而富有改良生机的新社会结构元素。
起于通商城市、后扩及广大内地城乡的流行时尚化消费方式，由于近代工商业品物美价廉，数量品种繁多及市场广大，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消费空间。近代社会互动增多，社会流动和社会交往加剧，使人们的相互影响及对社会性消费的需求增多。近代城市生活使消费时尚化，新的消费形式由中上社会引导，遍及市民各个阶层。如上海、天津等大商业城市市民流行的消费方式，成为新潮时髦、洋气洋味的流行时尚标志，在这些城市居民中兴起而造成的争奇斗艳、追赶时尚的消费方式和风气，被守旧人或外地人目为奢靡之风。传统以生活必需为限的节俭消费观念，在洋货市场及流行时尚消费的强力冲击下，日渐消减。这种超过生存必需的“剩余消费”，是生活日用工业化和市场化带来的近代消费主义时代的开始。而这种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支柱的近代消费方式，使得城乡间和贫富阶层间形成了清晰的界线。这种消费方式的变化，给社会经济变动带来影响，也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深远影响。
（三）市场实用性消费风气
在清末洋货流行并日渐普及，许多低端小洋货成为广大城乡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进入“必需消费”领域以后，人们购买消费这类日用洋货，已经不再注重其新奇、时尚、高档等外在性价值，而依据“经济实用”的准则作选择。在这种延续传统的消费准则下，对一般消费者来说，甚至是洋货还是土货、洋货还是国货等都已经不再重要，人们更看重的是其实用价值，及与同类商品的“性价比”。这是将洋货作为实用品的市场理性消费方式。市场理性选择方式，是大市场下、商品日益数量多、种类多、可比较、自由选择之下的市场理性消费方式，也是与近代化大生产和大市场相适应的消费方式。从“必需消费”领域适用“经济实用”原则这一意义上来说，这种“近代”的消费方式与“传统”的消费方式的原则是相通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发生改变的是商品和市场，商品由稳定单一变为多样而多变，市场由封闭狭小而变为开放与大流通，人们的选择度更高，自由度更大，也更需了解大市场，作理性选择，这就是近代化市场经济下的消费方式。这正是洋货由流行到普及所带来的人们消费方式的根本性改变。
洋货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人所要关心、比较、选择的日用必需品，就需要以市场理性态度，按经济实用原则，对洋货与土货作出比较与选择，通过比较而认识洋货性价比优于土货，洋货替代土货成为必然趋势。如时人所述：
自与各国通商以来，迄今不过七十余年，而洋货充斥各处，已有洪水滔天之势。盖吾国工业素不讲究，各种物品，皆粗劣不堪，既不适用，又不悦目，一旦光怪陆离之物杂陈市肆，国人任意选购，俨有抛弃本货沉溺洋货之势。大者佳者无论矣，甚至零星杂物，亦惟洋货是用。
一部分日用生活用品的洋货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其既适于用，价格又低廉，符合人们“经济实用”的消费原则传统，人们自然乐于购买使用。如火柴的流行普及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传统取火工具是火石或称火镰，用铁片敲击出火星，引燃纸媒而取火，为各家皆备的日用品。火石虽经久耐用，但火石矿有限，因而需钱购买，用其取火时需要反复敲击，不易引燃。而西洋输入的机制火柴则以小小木棍，一头粘上少许硫磺，在药纸板上轻轻一擦，即燃起火苗，可直接引火点用，远比传统火镰轻巧方便，故人称之为“自来火，因来自西洋，故又俗称“洋火”。火柴成本低价钱便宜，所以颇受人们的欢迎，很快便广为人们使用，以其适用价廉的优势，销售不断推广，市场需求不断扩大，日益取代旧火石而成为普及开来的日用品。1872年浙江宁波海关的一份商务报告说：“进口火柴在大部分城市已经侵夺了火石和铁片的地位，而且火柴的使用正在一年比一年更为普遍。”锯其所说，这时每盒火柴仅批售一文，价格确实是十分低廉，即使一般下层人也买得起，这样实用经济的东西自然受到人们的欢迎，因而其输入量和销售量迅速增加。1880年的一份海关商务报告说：“中国输入的外国制造品中，任何东西都不及火柴这样受到人们的欢迎并如此迅速地增加的。”②在北方辽宁通商口岸牛庄1882年也有报告说：“火柴贸易情况很好，它已完全代替了原来的打火石和铁片的地位。”据统计，1870年代以后，各口岸火柴的进口量逐年增加，1867年进口量为8万罗，到1894年时已达662万罗。当时火柴包装是每一罗为144盒，660万罗总计约9·5亿盒，如按当时4亿人计算，则年均一人两盒多，足见这时火柴销售量之大。
火柴的流行与普及，是由于其物美价廉的优势，适应“经济实用”的消费原则，因而被中国人接受为日常生活的必需日用品，从而进入维持生存的“必需消费”领域，使洋货取代土货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扎下了根。稍后有人述及上海开埠后数十年间，人们生活日用洋货取代土货的情形道：
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而不适则归淘汰，此天演之公例也。不必征诸远，征诸四十年来沪上淘汰之种种事物可矣。试略举如下事，多不烦引也。如有轮船而沙船淘汰，有洋布而土布淘汰，有洋针而本针淘汰，有皮鞋、线袜而钉鞋、布袜淘汰，有火柴而火石淘汰，有纸烟、雪茄而水烟、旱烟淘汰。
日用洋货就是凭借着其物美价廉的市场优势，适应中国人“经济实用”消费原则，在市场的作用下而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日用领域，取代了中国人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传统土制生活用品。
由日用洋货的普及，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必需消费”领域，人们延续“经济实用”的消费原则，以市场理性的自由选择，弃土取洋的过程，接受了大工业制品和大市场经济的消费制度。人们通过这种消费方式与市场相连接，通过了解市场，比较品类，理性选择，由机制品和大市场而联结为社会整体消费群体，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日益趋近并连为一体，从而有了对市场和产品的相同要求，产生了共同的消费愿望和经济要求，成为推动市场发展，进而推动工商业发展的民众基础和生活消费动力。
三、结语
通过考察晚清时期洋货在人们消费生活中从初销、流行到普及的发展过程，以及相应的消费风气演变，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一些认识。
洋货进入中国人的生活，最早是以奢侈品而进入高端的“剩余消费”领域，从而避开了广大中国民众传统生活基础上形成的“自制自用”式维持生存的“必需消费”领域这一长久封闭坚固的消费壁垒，在中国人的生活消费领域打开了缺口。然后，洋货又以不断趋近中国人“经济实用”消费原则的市场优势而进入日常生活消费领域，直至普及到日用生活必需品的“必需消费”领域，从而使洋货所代表的工业机器制品，进入民众的生活日用当中，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扎下了根，形成了近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的民众生活基础。
洋货以最初的“西洋奇货”外来奢侈品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引起过度消费，形成被国人视为有害道德的炫耀性消费风气。后随着人们在消费市场上逐渐接受洋货，群相趋从，新奇相尚，形成流行时尚性消费风气。直至洋货进入日常生活一般消费品领域，人们日益从市场理性态度，以传统“经济实用”原则而选择消费，不再计较洋货与土货之别，形成实用性消费风气。人们开始从市场统一的角度来衡量商品、选择商品，在关系到生活日用必需品的市场选择中，任何“华洋之别”的伦理批评和政治阻止都是软弱无力的。所以，在晚清随着洋货的逐渐流行，社会舆论中指责洋货为损害道德世风的“奇技淫巧”、指责购用洋货是“崇洋”和“洋奴”的声音日渐微弱，直至清末洋货普及之后，随着最保守的人在实际生活中也不得不用洋货，这种声音遂告消失，并且被“提倡国货”——自己仿造洋货的上下交相呼吁所取代。市场的消费规则，贯穿传统与近代的日常生活的“经济实用”消费原则，引导民众通过与日常生活相连接的市场接受了近代工商业制度。市场的力量使人们统一了认识，无论新派旧派，从普遍趋同的日常消费生活中，统一了对近代工商业的认可，形成促使近代工商业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强大社会内在动力。
人们通过在日常生活中的洋货流行与普及，认识了洋货及其所代表的近代工商业和大市场的优势，体验到了近代工商业给人们生活带来的福祉，认识了近代工商业技术进步的趋势。人们在消费洋货的日常生活体验中，也亲身实践了大市场中自由比较、理性辨别和自主选择的自由意识。作为大市场的消费者和消费群体中的一员，个人开始以相对自由自主的姿态来选择生活，个人开始与开放的社会相连接，这是个人趋向近代市场经济和社会化生活的进步，也是走向公民社会的进步。这就是洋货流行给晚清中国人的生活启蒙，也为当时社会变革与转型奠定了民众生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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