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军阀兴学之事略谈
周志刚
[关键词]近代军阀，教育，评价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5－0067－05
近代军阀给我们的印象往往是粗鲁之人，对教育也漠不关心，事实果真如此吗?本文对东北、华北、西南等地的割据势力的兴学之事作了一个初步研究，结论是这些近代军阀为了自己的治区能长远发展，往往采取了重视教育的政策，客观上推动了当地的文教发展。
一、构建东北教育基础的张作霖父子
张作霖虽未受过良好教育，但他在发迹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知识分子的作用，也逐渐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1921年12月，张作霖会见了美国教育家孟禄博士，孟禄主张应“竭力注意专门教育，多造就些科学的人材”，“中国用自己的人材，开发自己的地利。满洲之将来，不可限量。”张作霖听后，认为“孟先生说得很对。凡国家若想富强，哪有不注重教育与实业，会能成功的呢。”1922年，根据张作霖的意见，奉天省公署成立了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王永江被推举为主任委员，张作霖告诉王永江：“开学越快越好，用钱告诉我，不管多少，我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但东北大学是非办不可。”
东北大学办起之后，张作霖在学校用地、仪器购买、教师聘请、公派留学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东北大学创建后的五年中，仅基础建设一项就先后投资银元600万左右，此外，每年拨给经费150万元，远高于当时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表示重视，张学良亲自担任第三任东北大学校长，参与学校具体事务的管理。张学良深知，教育之本，在于师资，他公开向全国招纳英才，不惜重金礼聘。名流学者如章士钊、梁漱溟、黄侃、梁思成等，都先后执教于东大，当时的东北大学，一般教授月薪已达300现洋，高者竟达到800元，在国内学界实属少见。
除办东北大学外，张氏父子还有其他办学成就。如鉴于交通人才极感缺乏，张作霖于1927年用北京交通部名义，顶着日本方面的不满。在锦州建立了“东北交通大学”。1928年，张学良创办了“同泽女子中学”，成为东三省“独以吾校为最”的女子中学；同年始每年向奉天省教育会捐款500万元作为“中小学教育永久基金”；1929年，张学良鉴于“本省人民知识浅陋”，又力主在各县办“新民小学”若干。
由于张作霖父子重视教育事业，也带动不少机关和个人投资兴办教育，东北兴学之风蔚然而起，特别是辽宁增长更为迅速。据统计，1929年的小学生数。辽宁(奉天)是601199人，较1923年的320531人增长280668人。增长数目居全国之首。辽宁的初级中学90所，仅次于广东，占全国1013所的8.9％，高级中学16所，占全国166所的9.6％。居全国前列。这些成绩的取得和张氏父子的重教是分不开的。
二、义务教育全国领先的阎锡山
阎锡山也是地方大员中比较重视教育的人物，他办学的目的就是让治民“做好人有饭吃”。阎锡山普及国民教育的措施和步骤是：一、扩充师范学校，培养师资队伍；二、调查学龄儿童，筹款设学；三、劝导入学，实行强迫教育；四、分期普及义务教育。通过这些措施和步骤，山西省内普通小学逐年增加。据统计，到1921年，省内共有普通高等小学校近500所，在校学生约近5万人；男女国民学校19463处，学生人数722156(其中男校16297处，学生627571人；女校3166处，学生94585人)。当时山西人口逾千万，在学龄者应不下百万oI，成为全国普及国民教育的模范地区。
为了造福乡里，1915年9月，阎锡山私人出资。在家乡河边村创立了两等小学校(此两等指初等和高等，即完小——编者注)，购置体育器械、标本仪器，中西书籍多种，教学用具，无不齐全。1919年，阎锡山又出资兴办“川至中学校”，取“百川归至”(阎锡山字百川)之意，进而又将10万元存入德生厚银号，以其利息为该校经费。1923年夏，阎锡山为复兴山西商业，造就人材，又为该校集资10万元，增设商业速成科，并设立科学奖。阎锡山为了造就家乡子弟，开始不但不收学费，每年还给每个学生发一身制服，后来由于学生日多，开支颇巨，就开始收取学费，不过费用较低，除有钱人家的孩子上学外，贫穷人家的子弟来此上学的也不少。川至中学校内总共盖有7排砖瓦房，每排20间，用作教室和宿舍。另外还建有大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等。学校后面是占地数亩的体育场，设有足球、网球、篮球等场地，并有秋千、浪桥等设施。1922年10月，原国务总理颜惠庆曾来校参观，称赞川至学校“规模宏大，建筑宏壮”，题赠“菁莪乐佩”的牌匾，挂在大礼堂前。
由于山西在教育方面成绩明显，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于1919年10月在太原举行。1920年3月19日，北京政府通令各省参酌山西办法，推行义务教育。美国教育家孟禄博士同阎锡山谈话时也称：“贵省教育发达，久已声闻海外，今日得亲至贵省观光，实为荣幸之至!巧时阎锡山的办学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三、开化民智的刘文辉
刘文辉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边防总指挥，他在1930年独资创办私立建国中学，“以预备将来国家建设之基础人才”，刘文辉为建中定下的校训是“勤毅精诚”，为“持身要勤俭，做事要毅力，求学要精深，处事要诚恳”之意。在私立中学学杂费较公办学校高的情况下，该校特设置免费生名额，以鼓励学科优异而家境贫寒的学生报考。建国中学还高薪延聘名教师、留学生、大学教授任教以保证教学质量，比如罗孝予、雷伴书、杨雁南、宋诚之等都是很有声望的教师。建国中学每周星期一有一节课举行“纪念周”活动，当时校长姚勤如为了活跃学校学术气氛，增加学生的见闻，利用每次“纪念周”时间邀请学者、名流等来校讲演，其中有吴又陵(吴虞)、马叙伦、庞石帚、方叔轩等人，对开阔学生的视野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建国中学男女兼收，领该地女生入学之先。由于管理严格，办学成绩突出，很短时间内建国中学就成为当地一所十分出色的学校了。
1933年，二刘(刘文辉与刘湘)争川，刘文辉败走雅安，后被任命为西康省政府主席。在任期间，他推行“厉行经济建设，加强民族联系，发展边疆教育，加紧组训民众，改善人民生活，澈底澄清吏治”的施政方针，根据以往的施政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拟定了教育行政计划及中心工作，为了“提高文化，启发民智，使教育与生活打成一片，教育与政治互相呼应”，在整顿义务教育、扩充边疆教育、增设职业学校、整顿中等学校、组织巡回教育队、办理普及教育等方面积极推进，取得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等方面“空前未有的进展”。他还表示“今后康省的教育，只有一天一天的发展。也必须如此，使能够奠定新西康基础，完成新西康的建设。”中国电影事业的先驱孙明经在西康考察中发现，最
好的建筑往往是校舍，学生穿着也比较整齐，反而一些县政府的办公室比较简陋。据说，孙当时问一个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这个县长回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四、政坛失意，韬晦办学的徐树铮
徐树铮是皖系重要将领，被称为段祺瑞的“小诸葛”。1915年，因其与袁世凯不和被免去了陆军次长之职，为韬晦计，在北京创办正志中学。徐树铮是清朝秀才，读过中国不少古籍。他一生最推崇的是姚鼐所编的《古文辞类纂》，认为一切经国大计、治事律身的道理都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正是对桐城派青睐有加，他为正志中学请了桐城派著名学者林纾、姚永朴、姚永概、马其昶等任教。徐树铮非常尊重姚永概等几位老先生，他经常亲自搀扶他们进入教室登上讲坛，每逢星期三晚上，还约请几位老先生，及吴阊生、臧荫松等一起吃馆子，大家一起畅谈。后来林纾和姚永概先后去世。徐树铮深为痛惜，“每一念及，辄复涕零”。
正志中学与一般中学不同的是特别重视军事训练，头一年就练习军操，第三、四年就用步枪操练，寝室饭厅的规则，和日本士官学校的一样；这里不学英文，而学法文德文。从以上办学内容可以看出徐树铮想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日德的军事文化相结合，以日本士官学校为楷模，培养自己未来事业的传人。
徐树铮作为校长，经常置身师生之间，了解教学情况，亲自过目林纾、姚永概等批改过的学生作业，选择其中的佳作，张贴在教室里，供大家切磋，借以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徐树铮还时常到教室里，屏息危坐，和学生一起听课。军事操练时，常有个别学生怕吃苦，不能坚持到底，徐树铮发现后。就严加训导，并作示范，不管何人，决不迁就。在遵守校规校纪方面，即使自己的儿子也不能例外，他的大儿子徐审义，是该校第一期学生，在校吃住读书，周末回家，母亲心疼他，给他作了卤菜放在衣袋里带到学校去，都被舍监搜去充公。为了勉励正志学生，徐树铮还专门写了一首《赠正志诸生》：
敛才宜就范，道德发文章。莫恃聪华秀，空嬉岁月长。古今都修习，贤智亦荒唐。惟有千秋业，名山不可忘。匹夫兴亡责，不后不我先。群儿竞逐逐，君子独乾乾。大道直如发，千钧任一肩。鸡鸣天欲晓：珍重组生鞭!
受徐树铮办学的影响，陕督陈树藩在西安创办成德中学，校名取自《礼记》中的“成德达才”，办学体例仿正志中学。由于陈树藩舍得投入，成德中学办学条件很好，且校规严，校风好，办学成绩突出，在陕西声誉很高。
五、唐继尧创办东陆大学
民国成立后，各地兴学之风渐盛，云南省长唐继尧和云南省首批留美学生董泽(雨苍)等人“拟在滇中办一大学，以为培养人才，昌明学术之远图”，以改变云南“文化之肇育，视中州为独后”的格局，酝酿成立东陆大学。经过三年准备，1923年4月，东陆大学(以唐继尧号“东大陆主人”而命名)成立，奠基之日，唐继尧作训词，并颁布“自尊，致知，正义，力行”的校训。学校性质为私立，原因是当时“国事纷纭，教育事业常被军政当局看作可有可无的事。且每因经费影响而至倒闭，如果定为公办，必受政府种种限制，且经费由政府负责，就不便向社会募捐，有碍于大学的发展。最后乃决定仿照欧美私立大学的办法，定为私立，使经费独立，能够达到自由发展的目的”。宗旨定为“发扬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造就专才。”董泽为首任校长，王九龄为名誉校长，设立董事会，唐继尧任董事长。在创办东陆大学过程中，唐继尧作为创办人首次认捐1万元，继又认捐50万元，为该校募捐起了带头作用，由于他的两次慷慨解囊，带动了之后学校的资金筹措工作。
唐继尧从开始计划、酝酿、筹备到经办东陆大学，前后共历13年，学校成立前他运筹策划，其间政局变幻，虽经历下野流亡风波，但筹备之事并没间断；学校成立后，唐继尧作为东陆大学的创办人、董事长，一直对学校“提撕辅翼罔间始终”，“以致知力行诲诸生”，“以自由研究为教旨”，“筹措校费”，“无微弗至”，仅四、五年间，即取得了明显成绩，“以其时间之短，进行之速，与办理之认真，至有今日之效果，可谓难能可贵矣”。由于唐继尧对学校贡献突出，在其于1927年病故时，东陆大学曾鸣炮三响为其创始人致哀。三○年代，东陆大学先后变动为省立云南大学、国立云南大学，成为民国时期中国重点大学之一，对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上面所谈的直接办学的军阀之外，向学校捐款捐地支持办学的更多，如江苏督军李纯(秀山)将家产的四分之一约50万捐给南开作为南开发展的基金。当然，以此认为所有军阀都重视教育，那也不符合史实。孟禄一行在中国考察教育，到处访问高级长官，了解他们对中国教育的态度和政策。在奉天、山西，孟禄同张作霖、阎锡山相谈甚洽，然而在山东，当孟禄等人兴冲冲来到督署之后，却被告知督军“未允许相见”，差役往返三四次，都说“督军有病，请改日再来”，使得孟禄一行扫兴而去。皖系军阀倪嗣冲自1913年至1920年任安徽都督期间，对安徽教育可以说是百般摧残，如在1913年9月以“财政支出异常”为名，让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停办半年，“以缓财力”。1914年通令全省中小学停办一年，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1913年，倪嗣冲的安武军竟两次夜侵安庆蚕桑学堂，集体强奸女生，致使该校师生愤而自杀者十余人，全国舆论一致要求惩办罪魁祸首，可倪嗣冲竟包庇不予追究。总的来说，军阀在长期经营的治所，为长远计往往较重视教育，而一些经常换防的地区往往被掠夺得更多，教育就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了。
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军阀相比，在边远地区或内地军阀的教育态度和政策对治地带来的影响更大。这是因为沿海地区与西方接触较早，西方文化渗透较多，人们的受教育意识较强；新产业的出现，需要大批受教育的人才，自官方到民间都能意识到教育的重要，官办、民办学校都较发达，浙、苏、闽等地区的“兴学绅商主动力量远大于官府力量”，办教育和受教育成为了人们的日常习惯，即便出现对教育不甚关心的军阀或官吏，这些地区的民间教育发展依然势头很强。相对落后的边缘地区和内地就不同了，由于消息闭塞，经济落后，人们受教育的意识不强，民间办学力量弱小，故而统治者对教育的态度和措施对治地的教育发展带来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以上奉、晋、川、滇等系兴学事例即属此类。其实，论办学的总体水平，沿海地区和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更高，只不过是民间办学的大潮遮掩了官方办学的成绩，反倒显得政府对教育的支持不如内地有力了。
在看材料过程中，笔者还发现军阀办学的结果和其主观意图往往还出现背离的现象。袁世凯之后，军阀集团的分裂成为趋势。如何维系自己的统治，有远见的军阀除使用武力外，还会采用影响更长远的方法，即用道德维系来强化自己的统治。教育不可避免就会成为道德维系的重要手段，他们需要一种体现“忠”的观念来规范人们的思想，维护自己的统治，因此，孔孟之道作为教化人民、维护统治的政治工具是最合适的，如张作霖在1920年欲把外语学校改为“存古学堂”、阎锡山在办学中亲自为学生讲解《四书》内容、徐树铮推崇桐城派等无不是这种道德观念的诉求，然而教育毕竟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近代中国社会经历着巨大转折的时候，教育本身不可能置身世外。为了培养经济等方面的实用人才，军阀们办的学校还是要将“声光化电”和外语引入课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中体西用”教育宗旨的一种继承。但“西用”使受教育者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知道了更先进的东西，并移花接木地把这一部分引进并实施于传统的中国社会，“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也促使了中国教育向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到三。年代，现代教育在中国基本确立，军阀赖以维系道德教化的读经课程几乎就从课堂上消失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军阀办的学校后台强硬，当地的教育行政机关对其监督往往比较松懈，这恰恰为进步力量提供了一个隐蔽场所，在五四运动中，陈树藩的成德中学成为西安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对学生思想禁锢甚严的川至中学在三○年代建立起了共产党的支部等等，保守的学校孕育了激进的运动，这也是当初军阀办学时预料不到的。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方向为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际。
[责任编辑吴丹]
[关键词]近代军阀，教育，评价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5－0067－05
近代军阀给我们的印象往往是粗鲁之人，对教育也漠不关心，事实果真如此吗?本文对东北、华北、西南等地的割据势力的兴学之事作了一个初步研究，结论是这些近代军阀为了自己的治区能长远发展，往往采取了重视教育的政策，客观上推动了当地的文教发展。
一、构建东北教育基础的张作霖父子
张作霖虽未受过良好教育，但他在发迹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知识分子的作用，也逐渐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1921年12月，张作霖会见了美国教育家孟禄博士，孟禄主张应“竭力注意专门教育，多造就些科学的人材”，“中国用自己的人材，开发自己的地利。满洲之将来，不可限量。”张作霖听后，认为“孟先生说得很对。凡国家若想富强，哪有不注重教育与实业，会能成功的呢。”1922年，根据张作霖的意见，奉天省公署成立了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王永江被推举为主任委员，张作霖告诉王永江：“开学越快越好，用钱告诉我，不管多少，我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但东北大学是非办不可。”
东北大学办起之后，张作霖在学校用地、仪器购买、教师聘请、公派留学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东北大学创建后的五年中，仅基础建设一项就先后投资银元600万左右，此外，每年拨给经费150万元，远高于当时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表示重视，张学良亲自担任第三任东北大学校长，参与学校具体事务的管理。张学良深知，教育之本，在于师资，他公开向全国招纳英才，不惜重金礼聘。名流学者如章士钊、梁漱溟、黄侃、梁思成等，都先后执教于东大，当时的东北大学，一般教授月薪已达300现洋，高者竟达到800元，在国内学界实属少见。
除办东北大学外，张氏父子还有其他办学成就。如鉴于交通人才极感缺乏，张作霖于1927年用北京交通部名义，顶着日本方面的不满。在锦州建立了“东北交通大学”。1928年，张学良创办了“同泽女子中学”，成为东三省“独以吾校为最”的女子中学；同年始每年向奉天省教育会捐款500万元作为“中小学教育永久基金”；1929年，张学良鉴于“本省人民知识浅陋”，又力主在各县办“新民小学”若干。
由于张作霖父子重视教育事业，也带动不少机关和个人投资兴办教育，东北兴学之风蔚然而起，特别是辽宁增长更为迅速。据统计，1929年的小学生数。辽宁(奉天)是601199人，较1923年的320531人增长280668人。增长数目居全国之首。辽宁的初级中学90所，仅次于广东，占全国1013所的8.9％，高级中学16所，占全国166所的9.6％。居全国前列。这些成绩的取得和张氏父子的重教是分不开的。
二、义务教育全国领先的阎锡山
阎锡山也是地方大员中比较重视教育的人物，他办学的目的就是让治民“做好人有饭吃”。阎锡山普及国民教育的措施和步骤是：一、扩充师范学校，培养师资队伍；二、调查学龄儿童，筹款设学；三、劝导入学，实行强迫教育；四、分期普及义务教育。通过这些措施和步骤，山西省内普通小学逐年增加。据统计，到1921年，省内共有普通高等小学校近500所，在校学生约近5万人；男女国民学校19463处，学生人数722156(其中男校16297处，学生627571人；女校3166处，学生94585人)。当时山西人口逾千万，在学龄者应不下百万oI，成为全国普及国民教育的模范地区。
为了造福乡里，1915年9月，阎锡山私人出资。在家乡河边村创立了两等小学校(此两等指初等和高等，即完小——编者注)，购置体育器械、标本仪器，中西书籍多种，教学用具，无不齐全。1919年，阎锡山又出资兴办“川至中学校”，取“百川归至”(阎锡山字百川)之意，进而又将10万元存入德生厚银号，以其利息为该校经费。1923年夏，阎锡山为复兴山西商业，造就人材，又为该校集资10万元，增设商业速成科，并设立科学奖。阎锡山为了造就家乡子弟，开始不但不收学费，每年还给每个学生发一身制服，后来由于学生日多，开支颇巨，就开始收取学费，不过费用较低，除有钱人家的孩子上学外，贫穷人家的子弟来此上学的也不少。川至中学校内总共盖有7排砖瓦房，每排20间，用作教室和宿舍。另外还建有大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等。学校后面是占地数亩的体育场，设有足球、网球、篮球等场地，并有秋千、浪桥等设施。1922年10月，原国务总理颜惠庆曾来校参观，称赞川至学校“规模宏大，建筑宏壮”，题赠“菁莪乐佩”的牌匾，挂在大礼堂前。
由于山西在教育方面成绩明显，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于1919年10月在太原举行。1920年3月19日，北京政府通令各省参酌山西办法，推行义务教育。美国教育家孟禄博士同阎锡山谈话时也称：“贵省教育发达，久已声闻海外，今日得亲至贵省观光，实为荣幸之至!巧时阎锡山的办学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三、开化民智的刘文辉
刘文辉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边防总指挥，他在1930年独资创办私立建国中学，“以预备将来国家建设之基础人才”，刘文辉为建中定下的校训是“勤毅精诚”，为“持身要勤俭，做事要毅力，求学要精深，处事要诚恳”之意。在私立中学学杂费较公办学校高的情况下，该校特设置免费生名额，以鼓励学科优异而家境贫寒的学生报考。建国中学还高薪延聘名教师、留学生、大学教授任教以保证教学质量，比如罗孝予、雷伴书、杨雁南、宋诚之等都是很有声望的教师。建国中学每周星期一有一节课举行“纪念周”活动，当时校长姚勤如为了活跃学校学术气氛，增加学生的见闻，利用每次“纪念周”时间邀请学者、名流等来校讲演，其中有吴又陵(吴虞)、马叙伦、庞石帚、方叔轩等人，对开阔学生的视野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建国中学男女兼收，领该地女生入学之先。由于管理严格，办学成绩突出，很短时间内建国中学就成为当地一所十分出色的学校了。
1933年，二刘(刘文辉与刘湘)争川，刘文辉败走雅安，后被任命为西康省政府主席。在任期间，他推行“厉行经济建设，加强民族联系，发展边疆教育，加紧组训民众，改善人民生活，澈底澄清吏治”的施政方针，根据以往的施政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拟定了教育行政计划及中心工作，为了“提高文化，启发民智，使教育与生活打成一片，教育与政治互相呼应”，在整顿义务教育、扩充边疆教育、增设职业学校、整顿中等学校、组织巡回教育队、办理普及教育等方面积极推进，取得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等方面“空前未有的进展”。他还表示“今后康省的教育，只有一天一天的发展。也必须如此，使能够奠定新西康基础，完成新西康的建设。”中国电影事业的先驱孙明经在西康考察中发现，最
好的建筑往往是校舍，学生穿着也比较整齐，反而一些县政府的办公室比较简陋。据说，孙当时问一个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这个县长回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四、政坛失意，韬晦办学的徐树铮
徐树铮是皖系重要将领，被称为段祺瑞的“小诸葛”。1915年，因其与袁世凯不和被免去了陆军次长之职，为韬晦计，在北京创办正志中学。徐树铮是清朝秀才，读过中国不少古籍。他一生最推崇的是姚鼐所编的《古文辞类纂》，认为一切经国大计、治事律身的道理都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正是对桐城派青睐有加，他为正志中学请了桐城派著名学者林纾、姚永朴、姚永概、马其昶等任教。徐树铮非常尊重姚永概等几位老先生，他经常亲自搀扶他们进入教室登上讲坛，每逢星期三晚上，还约请几位老先生，及吴阊生、臧荫松等一起吃馆子，大家一起畅谈。后来林纾和姚永概先后去世。徐树铮深为痛惜，“每一念及，辄复涕零”。
正志中学与一般中学不同的是特别重视军事训练，头一年就练习军操，第三、四年就用步枪操练，寝室饭厅的规则，和日本士官学校的一样；这里不学英文，而学法文德文。从以上办学内容可以看出徐树铮想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日德的军事文化相结合，以日本士官学校为楷模，培养自己未来事业的传人。
徐树铮作为校长，经常置身师生之间，了解教学情况，亲自过目林纾、姚永概等批改过的学生作业，选择其中的佳作，张贴在教室里，供大家切磋，借以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徐树铮还时常到教室里，屏息危坐，和学生一起听课。军事操练时，常有个别学生怕吃苦，不能坚持到底，徐树铮发现后。就严加训导，并作示范，不管何人，决不迁就。在遵守校规校纪方面，即使自己的儿子也不能例外，他的大儿子徐审义，是该校第一期学生，在校吃住读书，周末回家，母亲心疼他，给他作了卤菜放在衣袋里带到学校去，都被舍监搜去充公。为了勉励正志学生，徐树铮还专门写了一首《赠正志诸生》：
敛才宜就范，道德发文章。莫恃聪华秀，空嬉岁月长。古今都修习，贤智亦荒唐。惟有千秋业，名山不可忘。匹夫兴亡责，不后不我先。群儿竞逐逐，君子独乾乾。大道直如发，千钧任一肩。鸡鸣天欲晓：珍重组生鞭!
受徐树铮办学的影响，陕督陈树藩在西安创办成德中学，校名取自《礼记》中的“成德达才”，办学体例仿正志中学。由于陈树藩舍得投入，成德中学办学条件很好，且校规严，校风好，办学成绩突出，在陕西声誉很高。
五、唐继尧创办东陆大学
民国成立后，各地兴学之风渐盛，云南省长唐继尧和云南省首批留美学生董泽(雨苍)等人“拟在滇中办一大学，以为培养人才，昌明学术之远图”，以改变云南“文化之肇育，视中州为独后”的格局，酝酿成立东陆大学。经过三年准备，1923年4月，东陆大学(以唐继尧号“东大陆主人”而命名)成立，奠基之日，唐继尧作训词，并颁布“自尊，致知，正义，力行”的校训。学校性质为私立，原因是当时“国事纷纭，教育事业常被军政当局看作可有可无的事。且每因经费影响而至倒闭，如果定为公办，必受政府种种限制，且经费由政府负责，就不便向社会募捐，有碍于大学的发展。最后乃决定仿照欧美私立大学的办法，定为私立，使经费独立，能够达到自由发展的目的”。宗旨定为“发扬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造就专才。”董泽为首任校长，王九龄为名誉校长，设立董事会，唐继尧任董事长。在创办东陆大学过程中，唐继尧作为创办人首次认捐1万元，继又认捐50万元，为该校募捐起了带头作用，由于他的两次慷慨解囊，带动了之后学校的资金筹措工作。
唐继尧从开始计划、酝酿、筹备到经办东陆大学，前后共历13年，学校成立前他运筹策划，其间政局变幻，虽经历下野流亡风波，但筹备之事并没间断；学校成立后，唐继尧作为东陆大学的创办人、董事长，一直对学校“提撕辅翼罔间始终”，“以致知力行诲诸生”，“以自由研究为教旨”，“筹措校费”，“无微弗至”，仅四、五年间，即取得了明显成绩，“以其时间之短，进行之速，与办理之认真，至有今日之效果，可谓难能可贵矣”。由于唐继尧对学校贡献突出，在其于1927年病故时，东陆大学曾鸣炮三响为其创始人致哀。三○年代，东陆大学先后变动为省立云南大学、国立云南大学，成为民国时期中国重点大学之一，对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上面所谈的直接办学的军阀之外，向学校捐款捐地支持办学的更多，如江苏督军李纯(秀山)将家产的四分之一约50万捐给南开作为南开发展的基金。当然，以此认为所有军阀都重视教育，那也不符合史实。孟禄一行在中国考察教育，到处访问高级长官，了解他们对中国教育的态度和政策。在奉天、山西，孟禄同张作霖、阎锡山相谈甚洽，然而在山东，当孟禄等人兴冲冲来到督署之后，却被告知督军“未允许相见”，差役往返三四次，都说“督军有病，请改日再来”，使得孟禄一行扫兴而去。皖系军阀倪嗣冲自1913年至1920年任安徽都督期间，对安徽教育可以说是百般摧残，如在1913年9月以“财政支出异常”为名，让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停办半年，“以缓财力”。1914年通令全省中小学停办一年，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1913年，倪嗣冲的安武军竟两次夜侵安庆蚕桑学堂，集体强奸女生，致使该校师生愤而自杀者十余人，全国舆论一致要求惩办罪魁祸首，可倪嗣冲竟包庇不予追究。总的来说，军阀在长期经营的治所，为长远计往往较重视教育，而一些经常换防的地区往往被掠夺得更多，教育就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了。
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军阀相比，在边远地区或内地军阀的教育态度和政策对治地带来的影响更大。这是因为沿海地区与西方接触较早，西方文化渗透较多，人们的受教育意识较强；新产业的出现，需要大批受教育的人才，自官方到民间都能意识到教育的重要，官办、民办学校都较发达，浙、苏、闽等地区的“兴学绅商主动力量远大于官府力量”，办教育和受教育成为了人们的日常习惯，即便出现对教育不甚关心的军阀或官吏，这些地区的民间教育发展依然势头很强。相对落后的边缘地区和内地就不同了，由于消息闭塞，经济落后，人们受教育的意识不强，民间办学力量弱小，故而统治者对教育的态度和措施对治地的教育发展带来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以上奉、晋、川、滇等系兴学事例即属此类。其实，论办学的总体水平，沿海地区和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更高，只不过是民间办学的大潮遮掩了官方办学的成绩，反倒显得政府对教育的支持不如内地有力了。
在看材料过程中，笔者还发现军阀办学的结果和其主观意图往往还出现背离的现象。袁世凯之后，军阀集团的分裂成为趋势。如何维系自己的统治，有远见的军阀除使用武力外，还会采用影响更长远的方法，即用道德维系来强化自己的统治。教育不可避免就会成为道德维系的重要手段，他们需要一种体现“忠”的观念来规范人们的思想，维护自己的统治，因此，孔孟之道作为教化人民、维护统治的政治工具是最合适的，如张作霖在1920年欲把外语学校改为“存古学堂”、阎锡山在办学中亲自为学生讲解《四书》内容、徐树铮推崇桐城派等无不是这种道德观念的诉求，然而教育毕竟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近代中国社会经历着巨大转折的时候，教育本身不可能置身世外。为了培养经济等方面的实用人才，军阀们办的学校还是要将“声光化电”和外语引入课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中体西用”教育宗旨的一种继承。但“西用”使受教育者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知道了更先进的东西，并移花接木地把这一部分引进并实施于传统的中国社会，“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也促使了中国教育向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到三。年代，现代教育在中国基本确立，军阀赖以维系道德教化的读经课程几乎就从课堂上消失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军阀办的学校后台强硬，当地的教育行政机关对其监督往往比较松懈，这恰恰为进步力量提供了一个隐蔽场所，在五四运动中，陈树藩的成德中学成为西安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对学生思想禁锢甚严的川至中学在三○年代建立起了共产党的支部等等，保守的学校孕育了激进的运动，这也是当初军阀办学时预料不到的。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方向为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际。
[责任编辑吴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