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独尊儒术”还是“表彰六经”？
冯 波
[关键词]独尊儒术，表彰六经，教材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5－0036－03
教材是实施课程教学的重要资源，教材编写的科学性与否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实施的有效性，因此对教材的研究应该是教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同时，当下“一纲多本”的局面，丰富了教学资源，这在一方面适应和突显了使用人群的多样化需求，便于教师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另一方面。由于对课标理解的角度、深度的不同，在形成不同版本教材鲜明个性的同时，也会出现对某一历史问题表述不一甚至相互抵牾的情况。因此，为积极适应新课改，我们应该加强对教材的比较研究，大胆地质疑教材。我们认为，对教材进行发微式的挖掘，也有助于提高青年教师教学研究的水平。
参照目前各种版本的中学教材，我发现，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概念的表述，存在诸多不一的情况。为了更好地利用教材，发现不同教材差别之间对于历史教学的意义，笔者抛砖引玉，撰写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三种版本教材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表述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事件。对此，各种教科书都有表述。岳麓版历史教材必修(Ⅲ)为：
汉武帝即位后，进一步开拓发展大一统事业。他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儒学被确立为中央王朝的统治思想。
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武帝采纳。
董仲舒认为《春秋》推崇的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如果各师其道，各持一端，就无法维护大一统，因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人教版是：
董仲舒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付诸实行。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
人民版的表述如下：
汉武帝时代，完成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文化体制和文化政策的转变。
(汉武帝的)这些成就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政策有没有关系?
比较三个版本教材的表述，可以看出，岳麓版和人教版是较近的：第一，都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八个字加了双引号；第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发起者基本被认定为董仲舒。三个版本的不同有二：首先，岳麓版和人教版在表述的时候都使用了引号，而人民版没有；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区别，前两种教材表述都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后者则为“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这些表述，哪个最恰当?笔者倾向于人民版的说法。
二、董仲舒没有说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考察岳麓版和人教版的表述，从“建议”和“提出”的内容来看，引号应该是表示引用原文原话，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出自董仲舒之著作。如问谁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估计多数人会认为是董仲舒。不过，我遍考二十四史和四库全书，却并未发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八字的原文。
汉代最接近这一说法的是《汉书·武帝纪·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彰)六经。”此后，“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说法逐渐被后代接受，如唐代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帝王部二·汉武帝》，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郑樵的《通志·前汉纪第五下·武帝》、洪迈的《容斋随笔·汉武帝田蛤公孙弘》，元代郝经的《陵川集·去鲁记》，明代唐顺之的《稗编·文艺·四》中，都承袭了班氏的这一说法。另外，还有“表彰六经，罢黜百家”的表述，如宋代苏籀的《双溪集·见秦丞相第二书》、王迈的《膻轩集·武帝论四》，元代王恽的《秋涧集·谨习》，明代宋讷的《西隐集·浚县重修学碑》等。
笔者检索四库全书，对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述相近的说法取其要者梳理如下(不再赘列前文所引)：
及仲舒对册(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自汉氏之罢黜百家，崇尚经术。
(南宋孝宗皇帝)圣语谈道，下陋释老，独尊儒术。
今天子……乃罢黜百家，一用纯儒。
及武帝推明孔氏，罢黜百家。
前辈尝言，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之旨者，欲其道术之一也。
贞观科目家独尊孔氏。
汉董于思所以禁之，首请罢黜百家，以尊孔子。
经书传注又以宋儒所订者为准，此即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之旨。
《增通鉴》曰：汉武帝即位，首举贤良，方正亲策于庭，得董仲舒策，天子嘉之，于是罢黜百家，俾学者知尊孔氏。
从以上罗列的典籍来看，我们发现，并不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本，“罢黜百家”的说法较常见，而“独尊儒术”最早见于前揭宋代史浩所撰的《鄮峰真隐漫录》中，此后便不再出现，相近的说法是后世的“独尊孔氏”。董仲舒与汉武帝的对策中所提建议的原话到底是什么呢?在《史记》中并无明确记载，《汉书》的描述则比较清楚，在《举贤良对策》中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说法，应是班固对董仲舒对策的总结和发挥，而非董生原话。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近世学术大师梁启超在其《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中有段这样的评述：“董仲舒对策贤良，请表章(彰)六经，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自兹以往，儒学之尊严迥绝百流。”很明显，梁氏继承了班固在《汉书》中的说法。可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出现，是非常晚近的事情。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既不是董仲舒建议或汉武帝诏书的原话，也不是传世文献中的原文，而是晚近学人对董仲舒所上汉武帝《举贤良对策》内容的高度概括。至于谁人最先发此语，因笔者见识有限，实难确考。唯待通人解决。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才是最贴近历史文本的说法。因此，笔者赞同人民版教材之表述。但人民版教材此处亦有微瑕，“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既取诸班固《汉书》，则应在八字外加双引号，以表引用原文之意。
史料的引用关系到历史的真实性，也是学术规范的要求。对于教材中史料的引用，更是关系到教材论述的合理与否，对培养学生的史学意识和学术规范意识尤为重要。但限于各种条件(比如对资料的占有等)，这样的工作在中学一线教师这里是非常欠缺的，因此，除了要鼓励教师多做这样的“发微”工作外，更要求教材的编著者多注重细节的考察。另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贯穿“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的思想，在适量与合理的前提下，补充教材知识，开拓学生视野，鼓励学生大胆地质疑教材(包括援引的原始材料，观点与结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对教学和研究负责的态度。
[责任编辑吴丹]
[关键词]独尊儒术，表彰六经，教材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5－0036－03
教材是实施课程教学的重要资源，教材编写的科学性与否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实施的有效性，因此对教材的研究应该是教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同时，当下“一纲多本”的局面，丰富了教学资源，这在一方面适应和突显了使用人群的多样化需求，便于教师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另一方面。由于对课标理解的角度、深度的不同，在形成不同版本教材鲜明个性的同时，也会出现对某一历史问题表述不一甚至相互抵牾的情况。因此，为积极适应新课改，我们应该加强对教材的比较研究，大胆地质疑教材。我们认为，对教材进行发微式的挖掘，也有助于提高青年教师教学研究的水平。
参照目前各种版本的中学教材，我发现，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概念的表述，存在诸多不一的情况。为了更好地利用教材，发现不同教材差别之间对于历史教学的意义，笔者抛砖引玉，撰写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三种版本教材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表述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事件。对此，各种教科书都有表述。岳麓版历史教材必修(Ⅲ)为：
汉武帝即位后，进一步开拓发展大一统事业。他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儒学被确立为中央王朝的统治思想。
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武帝采纳。
董仲舒认为《春秋》推崇的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如果各师其道，各持一端，就无法维护大一统，因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人教版是：
董仲舒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付诸实行。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
人民版的表述如下：
汉武帝时代，完成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文化体制和文化政策的转变。
(汉武帝的)这些成就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政策有没有关系?
比较三个版本教材的表述，可以看出，岳麓版和人教版是较近的：第一，都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八个字加了双引号；第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发起者基本被认定为董仲舒。三个版本的不同有二：首先，岳麓版和人教版在表述的时候都使用了引号，而人民版没有；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区别，前两种教材表述都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后者则为“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这些表述，哪个最恰当?笔者倾向于人民版的说法。
二、董仲舒没有说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考察岳麓版和人教版的表述，从“建议”和“提出”的内容来看，引号应该是表示引用原文原话，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出自董仲舒之著作。如问谁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估计多数人会认为是董仲舒。不过，我遍考二十四史和四库全书，却并未发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八字的原文。
汉代最接近这一说法的是《汉书·武帝纪·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彰)六经。”此后，“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说法逐渐被后代接受，如唐代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帝王部二·汉武帝》，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郑樵的《通志·前汉纪第五下·武帝》、洪迈的《容斋随笔·汉武帝田蛤公孙弘》，元代郝经的《陵川集·去鲁记》，明代唐顺之的《稗编·文艺·四》中，都承袭了班氏的这一说法。另外，还有“表彰六经，罢黜百家”的表述，如宋代苏籀的《双溪集·见秦丞相第二书》、王迈的《膻轩集·武帝论四》，元代王恽的《秋涧集·谨习》，明代宋讷的《西隐集·浚县重修学碑》等。
笔者检索四库全书，对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述相近的说法取其要者梳理如下(不再赘列前文所引)：
及仲舒对册(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自汉氏之罢黜百家，崇尚经术。
(南宋孝宗皇帝)圣语谈道，下陋释老，独尊儒术。
今天子……乃罢黜百家，一用纯儒。
及武帝推明孔氏，罢黜百家。
前辈尝言，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之旨者，欲其道术之一也。
贞观科目家独尊孔氏。
汉董于思所以禁之，首请罢黜百家，以尊孔子。
经书传注又以宋儒所订者为准，此即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之旨。
《增通鉴》曰：汉武帝即位，首举贤良，方正亲策于庭，得董仲舒策，天子嘉之，于是罢黜百家，俾学者知尊孔氏。
从以上罗列的典籍来看，我们发现，并不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本，“罢黜百家”的说法较常见，而“独尊儒术”最早见于前揭宋代史浩所撰的《鄮峰真隐漫录》中，此后便不再出现，相近的说法是后世的“独尊孔氏”。董仲舒与汉武帝的对策中所提建议的原话到底是什么呢?在《史记》中并无明确记载，《汉书》的描述则比较清楚，在《举贤良对策》中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说法，应是班固对董仲舒对策的总结和发挥，而非董生原话。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近世学术大师梁启超在其《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中有段这样的评述：“董仲舒对策贤良，请表章(彰)六经，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自兹以往，儒学之尊严迥绝百流。”很明显，梁氏继承了班固在《汉书》中的说法。可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出现，是非常晚近的事情。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既不是董仲舒建议或汉武帝诏书的原话，也不是传世文献中的原文，而是晚近学人对董仲舒所上汉武帝《举贤良对策》内容的高度概括。至于谁人最先发此语，因笔者见识有限，实难确考。唯待通人解决。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才是最贴近历史文本的说法。因此，笔者赞同人民版教材之表述。但人民版教材此处亦有微瑕，“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既取诸班固《汉书》，则应在八字外加双引号，以表引用原文之意。
史料的引用关系到历史的真实性，也是学术规范的要求。对于教材中史料的引用，更是关系到教材论述的合理与否，对培养学生的史学意识和学术规范意识尤为重要。但限于各种条件(比如对资料的占有等)，这样的工作在中学一线教师这里是非常欠缺的，因此，除了要鼓励教师多做这样的“发微”工作外，更要求教材的编著者多注重细节的考察。另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贯穿“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的思想，在适量与合理的前提下，补充教材知识，开拓学生视野，鼓励学生大胆地质疑教材(包括援引的原始材料，观点与结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对教学和研究负责的态度。
[责任编辑吴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