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河南的天灾人祸

1942年冬,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的天津小伙子张高峰,被《大公报》聘为战地记者,派到河南。他被河南的灾荒震惊了,奋笔写了一篇6000字的报道《饥饿的河南》。1943年2月1日,《大公报》以《豫灾实录》为题,发表了这篇报道。2月2日,《大公报》社社长王芸生亲自撰写了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将逼迫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质问中央的赈灾款项为何迟迟不到位?为何不征发既得利益集团资产救灾?对灾民却要敲骨吸髓地征粮?
蒋介石看到《大公报》的报道和社评勃然大怒,2月2日晚即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3月初,张高峰在河南被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遭刑讯。王芸生为此找到陈布雷。陈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严令征粮不得延缓。
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得知此事后决定,约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去河南看个究竟。和张高峰一样,两个外国人也被河南地狱般的场景惊呆了:无穷无尽的灾民队伍,因寒冷、饥饿、精疲力竭而倒下;寻找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大人将孩子煮着吃了;野狗在肆无忌惮地撕吞死尸;全家人自杀的场面比比皆是……他愤怒地写道:“没有人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官僚机构层层掩盖真相,政府非但不作为,而且变本加厉盘剥灾民。军队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军官们用吃空额的办法囤积粮食,在黑市上高价卖给教会和清廉官员,他们再拿去救济灾民……”白修德还当面向蒋介石反映了情况,蒋开始显得不耐烦,看到白修德现场拍的照片,才拿出本子记下了一些有关官员的名字,但事后,洛阳电报局帮助白修德电传文章的发报员也掉了脑袋。
其实蒋介石并非不知灾情。1942年灾情初现时,蒋介石就接到军方密报。随后,他在西安召开的“前方军粮会议”上宣布,河南军粮征收250万石,虽然有所减少但不能免征。粮食部长把250万石,改成了250万包,一石约140斤,一包约200斤,这样就多征了100多万石。河南灾情严重,还要征粮,国内舆论可以压制,国际舆论不好搪塞。于是,蒋介石派张继和张厉生去河南视察。这二人秉承蒋的旨意:救灾不能减征军粮,不能夸大灾情,影响抗战。二人把缩小的灾情向蒋汇报后,蒋介石批了1.2亿元法币救灾。这点钱还被河南政府秘书长和省银行行长挪去做买卖,到1943年秋,才下发一些发霉的麦子,此时河南至少已饿死了300万人,而当时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是:1602人。
1942年,河南超额完成了军粮征收指标,得到蒋介石的褒奖。
在蒋介石看来,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战场,因此他提出“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一面让几十万驻军就地取材,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河南3000万子民。正是沿着这个逻辑,他在1938年下令炸花园口黄河大堤,导致1942年河南大灾。
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在38天的战斗中,5万日军打败了40万国军,河南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日军在汤恩伯部的仓库中缴获的面粉就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吃一年的。日本人拿出这些军粮来赈济百姓,于是,汤恩伯的军队在撤退中遇到豫西山地农民的截击,整连整连地被解除武装,军官被枪杀、活埋。对此,白修德说:“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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