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与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力作
潘国琪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商人、商帮和商会研究成了经济史研究的艳丽亮点,出了不少有影响的成果。但就商帮研究而言,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近代时期兴盛的传统商帮,如徽帮、晋帮等,对近代崛起的、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的浙江商帮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最近出版的由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陶水木博士撰写的《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一书(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3月出版)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该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同时也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课题研究成果。它以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作为考察区域,以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为主线,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比较全面、准确地论述了鸦片战争至1936年浙江商帮在上海经济近代化演进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了浙江商帮经营工商业的成功经验。笔者饶有兴趣地读完这部35万字的专著后,觉得具有以下特色:首先是选题独辟蹊径。近代浙江商帮的活动区域曾遍及全国各地,20世纪30年代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说:“其营业区域在长江南北,且利用交通之便,浸而蔓延各地,其大本营在上海、汉口二处,而南京、镇江、芜湖、九江等,亦在势力范围之内。”显然,要详尽考察近代浙江商帮在全国各地的活动情况是相当困难的。作者选择近代浙江商帮的大本营、中国近代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作为研究区域,第一次把近代商帮与上海区域经济近代化融合起来研究,这对于进一步开展商帮研究,对于深入研究区域经济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是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进行了许多创新研究,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如关于旧式商人转营新式商业是中国商业资产阶级产生的主要途径的观点;关于浙江商帮在上海近代商业产生阶段的地位、作用、特点的考察;关于浙江商帮与清末上海工业化的研究;关于浙江金融集团形成标志及其影响的研究,特别是浙江帮钱业集团形成原因的分析;关于旅沪浙江商帮成功经验的全面分析;关于印刷出版业应是民族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等。这些研究与观点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再次是依据史料对某些传统论点提出了挑战。如经济史界向来有“三大财团”之说,而该书则依据确凿资料指出:从人员关系上看,与其称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势力为江浙金融财团,“倒不如称其为浙江金融财团更为确切”;如果说1921年前存在着所谓的华北财团的话,那么之后“实际上已演化为浙江金融财团的组成部分”。又如以前认为,我国的银行与钱庄没有什么渊源关系,强调钱庄与新式银行矛盾与排斥的一面,而该书认为,在资本与人事等方面,我国新式银行“从一开始就与钱庄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最后是资料丰富、详凿。作者不但广泛查阅了已经编出的相关资料,而且引用了大量稀见或未曾面世的档案、家谱、宗谱、调查统计等资料。如上海市档案馆藏关于棉布、缫丝、绸缎、保险、银行、钱业、航运、总商会等同业公会档案及绍兴旅沪同乡会、四明公所与宁波旅沪同乡会、湖社等浙江旅沪同乡会档;引用了未曾为同行引用的《上海市钱业调查录》、《浙绍永锡堂征信录》等珍贵资料;发掘并引用了《上虞田氏宗谱》、《先考通奉府君年谱》、《金竹庭先生(桐)家传·墓志铭》、《王一亭居士事略》、《上虞经氏宗谱》、《项世澄赴告》、《镇海桕墅方氏族谱》等著名浙商或浙商家族的鲜见史料。这使书中的结论富有说服力。
当然,任何一本好书都难免有它的不足,我以为该书的不足主要是缺少总揽全书的精练的尾论或结论。另外,关于旅沪浙江商帮与上海外国势力、上海地方政府的关系及其对上海经济近代化的影响,浙江商帮对近代上海重大事件的态度及其对他们经济活动的关系等论述,也显得不够充分。但这些并不影响该书的学术价值,它依然是地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的力作。
(作者单位:杭州师院政治经济系)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商人、商帮和商会研究成了经济史研究的艳丽亮点,出了不少有影响的成果。但就商帮研究而言,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近代时期兴盛的传统商帮,如徽帮、晋帮等,对近代崛起的、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的浙江商帮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最近出版的由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陶水木博士撰写的《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一书(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3月出版)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该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同时也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课题研究成果。它以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作为考察区域,以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为主线,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比较全面、准确地论述了鸦片战争至1936年浙江商帮在上海经济近代化演进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了浙江商帮经营工商业的成功经验。笔者饶有兴趣地读完这部35万字的专著后,觉得具有以下特色:首先是选题独辟蹊径。近代浙江商帮的活动区域曾遍及全国各地,20世纪30年代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说:“其营业区域在长江南北,且利用交通之便,浸而蔓延各地,其大本营在上海、汉口二处,而南京、镇江、芜湖、九江等,亦在势力范围之内。”显然,要详尽考察近代浙江商帮在全国各地的活动情况是相当困难的。作者选择近代浙江商帮的大本营、中国近代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作为研究区域,第一次把近代商帮与上海区域经济近代化融合起来研究,这对于进一步开展商帮研究,对于深入研究区域经济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是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进行了许多创新研究,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如关于旧式商人转营新式商业是中国商业资产阶级产生的主要途径的观点;关于浙江商帮在上海近代商业产生阶段的地位、作用、特点的考察;关于浙江商帮与清末上海工业化的研究;关于浙江金融集团形成标志及其影响的研究,特别是浙江帮钱业集团形成原因的分析;关于旅沪浙江商帮成功经验的全面分析;关于印刷出版业应是民族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等。这些研究与观点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再次是依据史料对某些传统论点提出了挑战。如经济史界向来有“三大财团”之说,而该书则依据确凿资料指出:从人员关系上看,与其称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势力为江浙金融财团,“倒不如称其为浙江金融财团更为确切”;如果说1921年前存在着所谓的华北财团的话,那么之后“实际上已演化为浙江金融财团的组成部分”。又如以前认为,我国的银行与钱庄没有什么渊源关系,强调钱庄与新式银行矛盾与排斥的一面,而该书认为,在资本与人事等方面,我国新式银行“从一开始就与钱庄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最后是资料丰富、详凿。作者不但广泛查阅了已经编出的相关资料,而且引用了大量稀见或未曾面世的档案、家谱、宗谱、调查统计等资料。如上海市档案馆藏关于棉布、缫丝、绸缎、保险、银行、钱业、航运、总商会等同业公会档案及绍兴旅沪同乡会、四明公所与宁波旅沪同乡会、湖社等浙江旅沪同乡会档;引用了未曾为同行引用的《上海市钱业调查录》、《浙绍永锡堂征信录》等珍贵资料;发掘并引用了《上虞田氏宗谱》、《先考通奉府君年谱》、《金竹庭先生(桐)家传·墓志铭》、《王一亭居士事略》、《上虞经氏宗谱》、《项世澄赴告》、《镇海桕墅方氏族谱》等著名浙商或浙商家族的鲜见史料。这使书中的结论富有说服力。
当然,任何一本好书都难免有它的不足,我以为该书的不足主要是缺少总揽全书的精练的尾论或结论。另外,关于旅沪浙江商帮与上海外国势力、上海地方政府的关系及其对上海经济近代化的影响,浙江商帮对近代上海重大事件的态度及其对他们经济活动的关系等论述,也显得不够充分。但这些并不影响该书的学术价值,它依然是地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的力作。
(作者单位:杭州师院政治经济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