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纪念辛亥革命９０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余 莲
21世纪的第一年,在辛亥革命爆发90周年纪念的前夕,“天津市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10月9日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隆重举行。来自天津各高校、学术团体的著名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共六十多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并提交了论文。
会议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关于辛亥革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和历史意义,有论文指出:由于对于辛亥革命后社会动荡局面的偏见,而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充分。辛亥革命在经济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政治上推翻了反动的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使中华民族主体地位恢复,其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意义实在难以估量:“民国初年的政治动乱未能从总体上中断中华民族自辛亥革命开始从沉沦转而上升并进而崛起的大趋势”,“……新文化运动既是它的间接成果,也是对它的补课”。辛亥革命的宝贵遗产还在于它制定了完整的革命斗争的口号,在中国建立民主革命国家,在革命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慨和革命精神,为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了先河。辛亥革命还是一场“解放思想的伟大革命”,它突破了农民、改良派等的局限性,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对清末新政、立宪运动的评价在高度上尽有不同,但学者们都认为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辛亥革命的爆发,立宪运动使专制政治被迫收敛,人民的政治觉悟渐次开启,改革的思潮逐渐居于当时社会的主流,为此后革命形势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立宪团体的活动和立宪派领导的保路运动则“直接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另有论文则认为清末新政的目的虽然只在于极力维护清朝统治,但它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措施给予当时社会的影响,可以说“这是一场具有近代意义或全面改革的运动”。
在市民社会理论框架下,研究辛亥革命过程中商团所起的作用在论文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辛亥革命爆发后,社会动荡引起的市场混乱不堪的状况,政府已经无力控制,但商会在此时挽救市面、拯救与维护商民合法权益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所不同的是,上海和天津、武汉等地的商会,由于地理环境、政治气氛及政治性格等原因,他们所采取的态度截然不同,南方等商会旗帜鲜明地站到了革命的一面,而天津商会却选择了与袁世凯政权的合作。论文也分析了天津商会参政态度。作为商会的下属组织商团,无论在上海还是天津,都在革命动荡的社会中警察无力维持秩序的情况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维持地方治安,保护商民财产,积极参与慈善赈济活动等,所不同的是,上海商团投身革命协助革命派夺取了政权。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影响,构成了不少论文的内容。从乡村社会控制体制来说,清末民初,以警察体制取代保甲制是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社会、乡村社会近代化的特征,而由于传统乡村社会基本模式、革命运动的发展对于乡村权利体系的挑战以及警察制度远不适应乡村的中国乡村社会,造成了30年代保甲制度的复活。国民党把保甲制度纳入现代政治体制,体现了清末民初乡村政治权力由“绅治”到“官绅联治”进而到“官治”的进展趋势。中国社会观念的改革而引起的传统习俗,如婚丧等礼仪形式的变革也构成了研究的重要内容。
此外,辛亥革命与天津的关系也成为这次会议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为进一步研究辛亥革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推动了天津学术界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更进一步的发展。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联合会)责任编辑:蔡世华
21世纪的第一年,在辛亥革命爆发90周年纪念的前夕,“天津市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10月9日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隆重举行。来自天津各高校、学术团体的著名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共六十多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并提交了论文。
会议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关于辛亥革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和历史意义,有论文指出:由于对于辛亥革命后社会动荡局面的偏见,而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充分。辛亥革命在经济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政治上推翻了反动的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使中华民族主体地位恢复,其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意义实在难以估量:“民国初年的政治动乱未能从总体上中断中华民族自辛亥革命开始从沉沦转而上升并进而崛起的大趋势”,“……新文化运动既是它的间接成果,也是对它的补课”。辛亥革命的宝贵遗产还在于它制定了完整的革命斗争的口号,在中国建立民主革命国家,在革命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慨和革命精神,为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了先河。辛亥革命还是一场“解放思想的伟大革命”,它突破了农民、改良派等的局限性,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对清末新政、立宪运动的评价在高度上尽有不同,但学者们都认为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辛亥革命的爆发,立宪运动使专制政治被迫收敛,人民的政治觉悟渐次开启,改革的思潮逐渐居于当时社会的主流,为此后革命形势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立宪团体的活动和立宪派领导的保路运动则“直接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另有论文则认为清末新政的目的虽然只在于极力维护清朝统治,但它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措施给予当时社会的影响,可以说“这是一场具有近代意义或全面改革的运动”。
在市民社会理论框架下,研究辛亥革命过程中商团所起的作用在论文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辛亥革命爆发后,社会动荡引起的市场混乱不堪的状况,政府已经无力控制,但商会在此时挽救市面、拯救与维护商民合法权益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所不同的是,上海和天津、武汉等地的商会,由于地理环境、政治气氛及政治性格等原因,他们所采取的态度截然不同,南方等商会旗帜鲜明地站到了革命的一面,而天津商会却选择了与袁世凯政权的合作。论文也分析了天津商会参政态度。作为商会的下属组织商团,无论在上海还是天津,都在革命动荡的社会中警察无力维持秩序的情况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维持地方治安,保护商民财产,积极参与慈善赈济活动等,所不同的是,上海商团投身革命协助革命派夺取了政权。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影响,构成了不少论文的内容。从乡村社会控制体制来说,清末民初,以警察体制取代保甲制是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社会、乡村社会近代化的特征,而由于传统乡村社会基本模式、革命运动的发展对于乡村权利体系的挑战以及警察制度远不适应乡村的中国乡村社会,造成了30年代保甲制度的复活。国民党把保甲制度纳入现代政治体制,体现了清末民初乡村政治权力由“绅治”到“官绅联治”进而到“官治”的进展趋势。中国社会观念的改革而引起的传统习俗,如婚丧等礼仪形式的变革也构成了研究的重要内容。
此外,辛亥革命与天津的关系也成为这次会议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为进一步研究辛亥革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推动了天津学术界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更进一步的发展。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联合会)责任编辑:蔡世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