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两代对西部的开发
李清凌
在西部开发的大潮中,如何看待历史上的开发成就?具体地讲,汉唐盛世西部经济是否曾居全国领先的地位?《光明日报》2000年8月11日头版题为《历史的警示》一文,针对“西部经济在汉唐盛世初不稍逊于东部”的观点说,“历史时期中国西部除关中平原和川西平原这两小块区域稍显富庶之外,经济大多相对落后于东部地区”,并以汉、唐建都于关中需要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从东部地区运输粮食、布匹到京城,作为“最简单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证据”。文章还认为若说历史时期西部有过辉煌的开发成就,就是“随意曲解历史”,等等。
我以为此论大可商榷。汉、唐前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高峰期,然而它的辉煌与两代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密切相关。说汉、唐前期(不是全部历史时期)西北社会经济一度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有史可征。在西部开发大潮涌动的今天,承认和尊重这一历史事实,以教育和鼓舞人民在西部开发中树立必胜的信念和决心。
一代盛世的出现是经济、政治、文化的总体表现,汉、唐前期开发西部,在上述诸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创造性成果。仅以西北经济而论,可述者就有数项。一是制度建设,西汉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屯田制度。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西汉政府派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后,为了巩固这一军事成果,进而向西域拓展,于是派军渡过黄河,从朔方郡(今内蒙古伊盟西北)以西至令居(令甘肃永登县),在有水利农耕条件的地方,修渠开田,常年配备五六万人屯种①。元鼎六年(前111年),西汉政府设置酒泉等郡后,进一步配备开田官,利用六十余万兵士边戍守,边屯田②,扩大了屯田规模。不久,又在陇西、金城、河西和西域相继建立或扩大了屯田区③。此后,历代政府继续推广这一制度,到唐朝“诸军州管屯总九百九十有二”④。其中西北关内、陇右、河西三道就有584屯⑤。汉唐屯田成功,解决了当时非常棘手的西北军需问题,减轻了内地民众飞刍挽粟,千里致粮的负担,为两代经略西北和西域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二是国营马牧业成就。马是古代国防的主要物资。早在周孝王时,秦非子在氵开渭之间主持国马繁殖,“马大蕃息”⑥。秦朝在中央政权机构的太仆寺下设牧师苑官或牧师官,主管西、北边地的牧马。汉承秦制,设置了牧师苑和专官,发展国营马牧业。西汉有“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治北边、西边,分养马三十万头”⑦。此后历代官牧不废。唐初从贞观到麟德(627—665年)近四十年间,国营牧马发展到706万匹。开元十三年(725年)统计,河陇一带的牧马存栏数仍有43万匹。这是唐朝军事强盛的基础之一,也是其综合国力强盛的一个侧面。
三是手工业成就。这里只举代表国家和时代水平的雏形纸、金属器、木犁耧车制造和丝麻毛纺织技术为例。
雏形纸。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蔡伦将书写用纸的成功样品奏呈给皇帝。在此之前,纸的发明还有一段漫长的过程⑧。代表这一发展过程的雏形纸已在新疆的罗布淖尔、陕西扶风县、西安灞桥、甘肃天水放马滩、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古居延地区发现了。
从当时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水平来看,这些纸不可能是从中原内地运来,而只能是手工业基础较好的京师长安及其周围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1974年,考古工作者又在甘肃武威旱滩坡附近东汉墓中发现了公元2世纪后半叶的带字纸,离蔡伦生时不远,说明东汉时期造纸术经蔡伦改进后很快就传到西北,因而西北地区已经制造和使用书写纸。到唐代,造纸术经今新疆东部的西州,进而传到阿拉伯和欧洲,西北先民为造纸术的发明和传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金属铸造技术。西北是我国考古发现铜器最早的地方。汉唐时期西北的金属制造技术无疑是全国领先。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那匹震撼了考古学界的铜奔马,它三足腾空,左后足踏在飞鸟背上,昂首嘶鸣,似欲追风逐电。铜奔马通身比例匀称,丰满矫健,其生动形态不亚于任何生马,是概括当时良马的一切优点而铸造的“名马式”,即标种的良马,是形象化的《相马经》,它充分反映出当时西北金属铸造业达到的高超水平。唐代西北金属冶制技艺又有新的提高。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发掘出两瓮唐朝遗物,包括金银制的杯、碗、壶、盘、觞、盒、匚也、罐、薰球、锅、鼎、瓿等205件,种类丰富,造形多样,各个器物纹饰差别较大。技术鉴定表明,当时在金银器制作中已使用了扳金、浇铸、焊接、切削、抛光、铆、镀、捶打、錾刻、镂空等工艺,而且多数器物都是综合应用各种工艺技术制造,加工件很少有轴心摆动的现象,可能使用了简单的工作机⑨。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织金锦用的扌念金线,直径最细为0016毫米,每米3000转,可与现代机制线相媲美。蹙金绣、蹙银绣等,都是当时无与伦比的奇技。
木犁耧车制作技术。武威磨咀子出土的西汉牛犁模型,结构包括犁床、犁捎、犁箭、犁铧、犁金辟、犁辕和犁衡等,是当时最先进的耕具。考古工作者于发现犁的同时,还在居延屯田遗址发现了一件“木耧车脚”,是赵过在长安发明“代田法”时创造的三行条播器或三脚耧的实物遗存。这意味着当时西北制造耧犁等先进生产工具的技术,代表国家级水平。
纺织技术。在！⒑帧⒚唷⒙橹造等方面,西北工匠也有许多精妙的专长。1959年在新疆民丰县汉墓中发现的丝织物和彩色毛毯,其织造技法已和今天的完全相同。有几件组织细密的花毛织物,使用了纬线起花的织法,是我国西北少数民族的发明,有别于内地工匠在经线上起花的传统技艺。唐代西北纺织技术的提高,与纺织原料的优化分不开。以细褐为例,当时由西域引入临洮、兰州一带的パ,毛绒很细,是织褐的上等原料,它的繁殖成功和推广,大大地提高了这一带毛褐的质量,从此以后,兰州细褐就成为全国著名的特产。
此外,汉唐时代西北的制陶、刻玉、建筑业等都有悠久的历史和高超的技艺。
四是民族贸易、地区贸易和中外贸易的成就。汉唐两代,西北沿“丝绸之路”的贸易繁荣空前,中国的拳头产品是丝绸,西域各国的拳头产品是良马。绢马交易自汉以来历世不衰,是内地与西北、中国与中亚等地最基本、最主要的交易物。唐代中亚、西亚,远至非洲甘棠国,欧洲东罗马,南亚天竺(印度)、尼泊尔、１(克什米尔)等国的使臣商人,都通过“丝绸之路”,将本地土产品及珍奇异宝源源不断地运来内地进贡或销售。开元天宝时期,长安有胡商四千余人,有的数十年逗留不归。凉州“商旅往来,无有停绝”⑩。《旧唐书·地理志三》记载,吐谷浑、契Α⑺冀岬炔,寄居凉州者五千多户,一万七千多人。甘、肃、瓜、沙等州,也有大量胡商。国内东西部贸易极为兴盛繁荣,随着经济文化交流活动的加强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在丝绸之路沿线兴起了一批商业都会和国际贸易市场,如长安、咸阳、凤翔、平凉、天水、陇西、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哈密、吐鲁番、疏勒等。
至于汉唐两代在西部疆域的拓展及地方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创造性成就,这里不拟细述。它对汉唐两代人博大襟怀、刚健气质的形成也起了巨大的滋育作用。
汉唐两代开发西部尤其西北的成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它奠定了两代国家富强文明的基础。人们知道,战国秦汉以来,关东(今河南、山东两省)、河北(今河北省一带)、关西(今陕、甘及四川成都平原一带)是中国当时社会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关西就是“秦地”,它包括今西北大部分地区及成都平原。《史记》、《汉书》多处提到秦汉时代这里发达的社会经济。如《汉书》云:秦地“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南有巴、蜀、广汉、犍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自武威以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11。《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与此略同。以占全国十分之三的土地、人口,而创造了占全国十分之六的社会财富,这不就是巨大的物质创造成就!
唐朝经过一百多年的开发,到玄宗时西北社会经济也居于全国前列。《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二载(753年)八月条记载:“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闫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无如陇右。”安远门是唐长安城西边北来第二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就到西域即今新疆了。司马迁、班固、司马光都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历史家,他们的著作历来被看作信史,难道他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西北历史的记载反倒不实?至于汉唐建都关中却需要从东部地区运输粮食布匹到京师,那是极其正常的,试问历史上有哪一个政权不将全国的粮食百物运往京师?汉唐两代建都于西部本身不就证明了这里经济情况良好,可以满足建都的要求吗?
汉唐两代拓展开发西北的成就,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增添了不少的光彩。广袤的国土,雄厚的物质基础,多元繁荣的文化,是汉唐两代广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气吞万里的雄勇气慨的物质基础。它既反映了中华民族蒸蒸日上的精神面貌,又作为一种传统力量,影响着当时和后人的行为。然而,没有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就没有如霞蒸蔚,如日丽天的汉唐盛世,也就没有汉唐两代在当时世界上国力强大、经济和社会制度先进的地位。汉唐两代之所以能在开发西部中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一是当时统治者比较能够妥当地处理各民族关系;二是有充满生气的创新意识;三是对周边国家和民族实行开放的政策。我们总结和重视这些历史经验,是要提醒人们认识西部的落后并不是天设地造、自古已然,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积累起来的。任何物质性成就或辉煌,都是相比较而言和不断变化的,西部经济今天是落后了,但它确曾有过辉煌一时的昨天,落后与辉煌是可以转换的;讲历史决不是要人们亦步亦趋地按古人的办法去干。总之,笔者认为,目前,影响我国经济全面腾飞的东西部发展的差距,是唐“安史之乱”以后直到近现代,随着民族矛盾冲突的加剧和战乱,逐渐形成和拉大的,绝非亘古已然的事。正确认识西部开发的历史,从中总结有益的经验,是西部开发的智慧和力量源泉之一。
① 《史记》卷111《匈奴列传》。
② 《汉书》卷24下《食货志》。
③ 详见拙著:《西北经济史》第二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④⑤ 《大唐六典》卷7。按各道所列屯数统计实有1139屯。
⑥ 《史记》卷5《秦本纪》。
⑦ 《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
⑧ 参见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9页。
⑨ 见《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六章第594页。
⑩ 嘉庆《永昌县志》。
11《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八下》。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责任编辑:倪金荣
在西部开发的大潮中,如何看待历史上的开发成就?具体地讲,汉唐盛世西部经济是否曾居全国领先的地位?《光明日报》2000年8月11日头版题为《历史的警示》一文,针对“西部经济在汉唐盛世初不稍逊于东部”的观点说,“历史时期中国西部除关中平原和川西平原这两小块区域稍显富庶之外,经济大多相对落后于东部地区”,并以汉、唐建都于关中需要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从东部地区运输粮食、布匹到京城,作为“最简单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证据”。文章还认为若说历史时期西部有过辉煌的开发成就,就是“随意曲解历史”,等等。
我以为此论大可商榷。汉、唐前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高峰期,然而它的辉煌与两代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密切相关。说汉、唐前期(不是全部历史时期)西北社会经济一度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有史可征。在西部开发大潮涌动的今天,承认和尊重这一历史事实,以教育和鼓舞人民在西部开发中树立必胜的信念和决心。
一代盛世的出现是经济、政治、文化的总体表现,汉、唐前期开发西部,在上述诸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创造性成果。仅以西北经济而论,可述者就有数项。一是制度建设,西汉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屯田制度。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西汉政府派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后,为了巩固这一军事成果,进而向西域拓展,于是派军渡过黄河,从朔方郡(今内蒙古伊盟西北)以西至令居(令甘肃永登县),在有水利农耕条件的地方,修渠开田,常年配备五六万人屯种①。元鼎六年(前111年),西汉政府设置酒泉等郡后,进一步配备开田官,利用六十余万兵士边戍守,边屯田②,扩大了屯田规模。不久,又在陇西、金城、河西和西域相继建立或扩大了屯田区③。此后,历代政府继续推广这一制度,到唐朝“诸军州管屯总九百九十有二”④。其中西北关内、陇右、河西三道就有584屯⑤。汉唐屯田成功,解决了当时非常棘手的西北军需问题,减轻了内地民众飞刍挽粟,千里致粮的负担,为两代经略西北和西域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二是国营马牧业成就。马是古代国防的主要物资。早在周孝王时,秦非子在氵开渭之间主持国马繁殖,“马大蕃息”⑥。秦朝在中央政权机构的太仆寺下设牧师苑官或牧师官,主管西、北边地的牧马。汉承秦制,设置了牧师苑和专官,发展国营马牧业。西汉有“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治北边、西边,分养马三十万头”⑦。此后历代官牧不废。唐初从贞观到麟德(627—665年)近四十年间,国营牧马发展到706万匹。开元十三年(725年)统计,河陇一带的牧马存栏数仍有43万匹。这是唐朝军事强盛的基础之一,也是其综合国力强盛的一个侧面。
三是手工业成就。这里只举代表国家和时代水平的雏形纸、金属器、木犁耧车制造和丝麻毛纺织技术为例。
雏形纸。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蔡伦将书写用纸的成功样品奏呈给皇帝。在此之前,纸的发明还有一段漫长的过程⑧。代表这一发展过程的雏形纸已在新疆的罗布淖尔、陕西扶风县、西安灞桥、甘肃天水放马滩、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古居延地区发现了。
从当时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水平来看,这些纸不可能是从中原内地运来,而只能是手工业基础较好的京师长安及其周围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1974年,考古工作者又在甘肃武威旱滩坡附近东汉墓中发现了公元2世纪后半叶的带字纸,离蔡伦生时不远,说明东汉时期造纸术经蔡伦改进后很快就传到西北,因而西北地区已经制造和使用书写纸。到唐代,造纸术经今新疆东部的西州,进而传到阿拉伯和欧洲,西北先民为造纸术的发明和传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金属铸造技术。西北是我国考古发现铜器最早的地方。汉唐时期西北的金属制造技术无疑是全国领先。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那匹震撼了考古学界的铜奔马,它三足腾空,左后足踏在飞鸟背上,昂首嘶鸣,似欲追风逐电。铜奔马通身比例匀称,丰满矫健,其生动形态不亚于任何生马,是概括当时良马的一切优点而铸造的“名马式”,即标种的良马,是形象化的《相马经》,它充分反映出当时西北金属铸造业达到的高超水平。唐代西北金属冶制技艺又有新的提高。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发掘出两瓮唐朝遗物,包括金银制的杯、碗、壶、盘、觞、盒、匚也、罐、薰球、锅、鼎、瓿等205件,种类丰富,造形多样,各个器物纹饰差别较大。技术鉴定表明,当时在金银器制作中已使用了扳金、浇铸、焊接、切削、抛光、铆、镀、捶打、錾刻、镂空等工艺,而且多数器物都是综合应用各种工艺技术制造,加工件很少有轴心摆动的现象,可能使用了简单的工作机⑨。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织金锦用的扌念金线,直径最细为0016毫米,每米3000转,可与现代机制线相媲美。蹙金绣、蹙银绣等,都是当时无与伦比的奇技。
木犁耧车制作技术。武威磨咀子出土的西汉牛犁模型,结构包括犁床、犁捎、犁箭、犁铧、犁金辟、犁辕和犁衡等,是当时最先进的耕具。考古工作者于发现犁的同时,还在居延屯田遗址发现了一件“木耧车脚”,是赵过在长安发明“代田法”时创造的三行条播器或三脚耧的实物遗存。这意味着当时西北制造耧犁等先进生产工具的技术,代表国家级水平。
纺织技术。在！⒑帧⒚唷⒙橹造等方面,西北工匠也有许多精妙的专长。1959年在新疆民丰县汉墓中发现的丝织物和彩色毛毯,其织造技法已和今天的完全相同。有几件组织细密的花毛织物,使用了纬线起花的织法,是我国西北少数民族的发明,有别于内地工匠在经线上起花的传统技艺。唐代西北纺织技术的提高,与纺织原料的优化分不开。以细褐为例,当时由西域引入临洮、兰州一带的パ,毛绒很细,是织褐的上等原料,它的繁殖成功和推广,大大地提高了这一带毛褐的质量,从此以后,兰州细褐就成为全国著名的特产。
此外,汉唐时代西北的制陶、刻玉、建筑业等都有悠久的历史和高超的技艺。
四是民族贸易、地区贸易和中外贸易的成就。汉唐两代,西北沿“丝绸之路”的贸易繁荣空前,中国的拳头产品是丝绸,西域各国的拳头产品是良马。绢马交易自汉以来历世不衰,是内地与西北、中国与中亚等地最基本、最主要的交易物。唐代中亚、西亚,远至非洲甘棠国,欧洲东罗马,南亚天竺(印度)、尼泊尔、１(克什米尔)等国的使臣商人,都通过“丝绸之路”,将本地土产品及珍奇异宝源源不断地运来内地进贡或销售。开元天宝时期,长安有胡商四千余人,有的数十年逗留不归。凉州“商旅往来,无有停绝”⑩。《旧唐书·地理志三》记载,吐谷浑、契Α⑺冀岬炔,寄居凉州者五千多户,一万七千多人。甘、肃、瓜、沙等州,也有大量胡商。国内东西部贸易极为兴盛繁荣,随着经济文化交流活动的加强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在丝绸之路沿线兴起了一批商业都会和国际贸易市场,如长安、咸阳、凤翔、平凉、天水、陇西、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哈密、吐鲁番、疏勒等。
至于汉唐两代在西部疆域的拓展及地方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创造性成就,这里不拟细述。它对汉唐两代人博大襟怀、刚健气质的形成也起了巨大的滋育作用。
汉唐两代开发西部尤其西北的成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它奠定了两代国家富强文明的基础。人们知道,战国秦汉以来,关东(今河南、山东两省)、河北(今河北省一带)、关西(今陕、甘及四川成都平原一带)是中国当时社会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关西就是“秦地”,它包括今西北大部分地区及成都平原。《史记》、《汉书》多处提到秦汉时代这里发达的社会经济。如《汉书》云:秦地“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南有巴、蜀、广汉、犍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自武威以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11。《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与此略同。以占全国十分之三的土地、人口,而创造了占全国十分之六的社会财富,这不就是巨大的物质创造成就!
唐朝经过一百多年的开发,到玄宗时西北社会经济也居于全国前列。《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二载(753年)八月条记载:“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闫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无如陇右。”安远门是唐长安城西边北来第二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就到西域即今新疆了。司马迁、班固、司马光都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历史家,他们的著作历来被看作信史,难道他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西北历史的记载反倒不实?至于汉唐建都关中却需要从东部地区运输粮食布匹到京师,那是极其正常的,试问历史上有哪一个政权不将全国的粮食百物运往京师?汉唐两代建都于西部本身不就证明了这里经济情况良好,可以满足建都的要求吗?
汉唐两代拓展开发西北的成就,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增添了不少的光彩。广袤的国土,雄厚的物质基础,多元繁荣的文化,是汉唐两代广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气吞万里的雄勇气慨的物质基础。它既反映了中华民族蒸蒸日上的精神面貌,又作为一种传统力量,影响着当时和后人的行为。然而,没有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就没有如霞蒸蔚,如日丽天的汉唐盛世,也就没有汉唐两代在当时世界上国力强大、经济和社会制度先进的地位。汉唐两代之所以能在开发西部中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一是当时统治者比较能够妥当地处理各民族关系;二是有充满生气的创新意识;三是对周边国家和民族实行开放的政策。我们总结和重视这些历史经验,是要提醒人们认识西部的落后并不是天设地造、自古已然,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积累起来的。任何物质性成就或辉煌,都是相比较而言和不断变化的,西部经济今天是落后了,但它确曾有过辉煌一时的昨天,落后与辉煌是可以转换的;讲历史决不是要人们亦步亦趋地按古人的办法去干。总之,笔者认为,目前,影响我国经济全面腾飞的东西部发展的差距,是唐“安史之乱”以后直到近现代,随着民族矛盾冲突的加剧和战乱,逐渐形成和拉大的,绝非亘古已然的事。正确认识西部开发的历史,从中总结有益的经验,是西部开发的智慧和力量源泉之一。
① 《史记》卷111《匈奴列传》。
② 《汉书》卷24下《食货志》。
③ 详见拙著:《西北经济史》第二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④⑤ 《大唐六典》卷7。按各道所列屯数统计实有1139屯。
⑥ 《史记》卷5《秦本纪》。
⑦ 《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
⑧ 参见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9页。
⑨ 见《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六章第594页。
⑩ 嘉庆《永昌县志》。
11《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八下》。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责任编辑:倪金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