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视角下网络监督的非理性隐忧及其化解

    崔恒　张晓瑜

    

    

    摘 要：“微博反腐”是网络监督的一种形式。本文从语言和心理的角度对近年来一系列“微博反腐”案件中转发与评论的内容进行分析后认为：“微博反腐”在成为一种新兴的外部监督方式的同时还存在一些非理性的隐患。其原因在于：微博自身及使用人群的特点，中国长期制度化监督的不足与民意的积存，集群行为的特点以及公众政治知识与民主能力和意识的欠缺。因此，通过建立和实施体制内外有效对接的制度化监督机制，规范民主程序，保障公众民主权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重建社会价值体系等措施，可以消解网络监督非理性隐忧，使其成为一种有效的体制外监督方式。

    关 键 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网络监督；微博反腐；非理性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4）09-0018-06

    收稿日期：2014-03-30

    作者简介：崔恒（1981—），男，山东济南人，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民族廉政中心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在站研究人员，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学，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张晓瑜（1992—），女，湖南怀化人，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使用和普及，网络监督已成为一种被广泛应用的外部监督方式。网络监督以其独有的优势添补了传统外部监督的不足，与内部监督相互配合，推动了我国廉洁政府建设。然而，网络监督过程中时而表现出来的非理性行为使人们对网络监督的效用以及可能带来的更复杂的社会问题产生了担忧。在网络监督中，微博以其使用便捷、信息交流高速等特点被迅速用作监督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一种新型网络媒体。近年来，多起腐败案件的查处都是首先由微博揭露出来的。本文对近年来一系列的“微博反腐”案件进行实证了研究，分析了网络监督的优势与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而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视角提出消解网络监督过程中的非理性行为的方法，寄希望于使网络真正成为理性而有效的行政监督方式。

    一、网络监督的非理性现状：语言与心理的分析

    网络监督作为外部监督的一种形式属于政治参与范畴。理性政治参与是对政治参与理想状态的期许。理性政治参与究竟是何种状态，关涉到人们对理性与非理性的理解。理性与非理性是含义错综复杂的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含义。在政治学领域，理性与非理性的含义也十分复杂。卢卡奇将非理性主义与希特勒主义联系起来，认为非理性主义“具有统一的反动社会的基础”，是残暴的反动政治的哲学基础；[1]近代以来，以洛克等为代表的政治理性主义与传统神学政治形成了鲜明对比；公共行政中官僚制的理性表现为对高效率行政的追求。而政治参与中的理性意指何种状态呢？

    在日常思维和语言中，非理性在不同的领域似乎有着某些达成共识的含义。如在哲学领域，非理性或被认为是思维和逻辑的混乱，或被认为是强调世界发展的偶然性和无序性；在经济学领域，非理性被认为是不符合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在社会学领域，非理性被视为去个性化，缺少理智判断，逻辑简单，易于从众的群氓表现等。有学者在梳理了存在论、认识论和行为方式等意义上的非理性含义后指出：“总起来说，非理性是指人们在信念上不相信现实会逐渐趋向合理的目标，也不信赖人类主体的理智、认识能力和道德良知，坚持认为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的运作归根到底是受盲目的冲动操纵的。”“至少，人们知道非理性是与本能、冲动、狂热、盲目、荒谬和感性相联系的。”[2]据此，盲目、冲动、暴力、逻辑简单、理智欠缺、容易冲动、违背法律与制度等成为描述政治参与领域非理性表现的词汇。在一系列“微博反腐”案件中，的确充斥着上述类型的言行。如散播谣言，进行恶意人身攻击，侵犯隐私，妨碍司法公正，语言粗俗，缺乏理智判断等。本文将此类言行视为网络监督非理性的表现。

    网络监督究竟是一种对现行监督制度予以弥补的监督手段，还是在公众的民主意识与能力欠缺而又迫切希望参与政治生活的情况下，被一种新型技术简单拖拽进政治生活的非理性行为？在利用微博揭露和追责腐败行为时，网民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非理性行为？这些非理性行为是否严重到足以抵消微博作为体制外监督方式的积极效用？非理性行为产生的原因为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针对相关案例进行实证研究。想象不能补充缺少的事实。[3]

    语言是人类心理的反映，心理是行为的内在动因。在虚拟社区中，语言更成为心理与思想体现的主要媒介，反映着人们潜在的行为可能。在虚拟社区中，很难对通过微博揭露腐败行为与跟踪评论者进行心理与行为的实际观察。只能通过其在微博中发表的语言判断其心理活动与潜在行为的可能。通过与现实社会中人们对相关案件的评论进行比较，可以从一个角度研判网络监督中非理性言行存在的程度。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舆情网联合发布的《2012年微博年度报告》的数据显示，2012年，在广受关注的15起真实的“微博反腐”案件中，通过微博举报的共有6起，占40%。在其余9起案件中，微博虽然没有直接作为举报平台，但其巨大转发量对案情的推动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很多腐败案件在人民监督网等网站发布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但一旦被放到微博后便迅速引起重大反响。本文选取上述15起案件中的典型案例，基于语言与心理分析的思路，对典型案件的微博转发及评论情况进行了统计与分析。

    本文分别对相关的腐败案件在新浪、腾讯微博的前5000条评论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可以将所有评论归结为以下几类，每项在所有评论中所占比重如下：对被举报者外貌的评论达27%；支持举报者的比例为20%；认为案件有阴谋的比例为17%；评论内容涉黄，低俗，存在暴力倾向的语言为23%；认为当官好的评论占到10%：表示中国反腐力量薄弱的仅为2%；认为腐败与反腐都应该是体制问题的评论仅为0.5%；要求政府公开立案调查的评论为0.5%。（见表1）

    据此本文认为：

    第一，网络监督中的非理性言行的确占相当大的比重。评价相貌、涉黄等评论属于典型的非理性评论内容。评论中对被举报者进行人身攻击的言论几乎占到所有评论的30%之多，涉黄、低俗评论所占比例高达23%，甚至对“艳照”等反腐案件的很多评论是对被举报者性能力的嘲讽和猜测。这两项加起来占所有评论的55%。这些评论显然是非理性的谩骂，充其量是发泄不满，呈现多数暴力的形态，这绝非理性政治参与的表现。

    第二，对事件、反腐处于无知和价值观扭曲的评论也占有一定比例。有很大一部分的人评论说“当官就是好”，如有评论说：“当官就是好，美女如云。”对此回应者也甚多。还有部分跟贴和转发的评论仅仅是单纯的支持或者反对爆料该事件者。这几类评论的比例之和达到47%。

    第三，对反腐仅有经验性的、直观的感性认识，缺乏理性认知。如有人评论说“反腐力量薄弱”和“事件被夸大”。有相当一部分人怀疑不雅视频背后有阴谋，有网友表示“举报人也非好东西，官商勾结不成，狗咬狗”；也有小部分人表示无奈地认为：“网络反腐还是靠小三暴露，英雄难过美人关”；“发现就处理，不发现就不处理，很不公平，这世界有几个男人经得住美色勾引”。这几类评论占所有评论的19%。

    虽然第二、第三两类评论不像低俗、暴力语言那样属于典型的非理性参与言行，然而，持此类评论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微博所揭露的事件缺乏正确的认知和态度，缺乏正确看待和评价事件的相关知识。如果将虚拟空间的事件转换到现实中，持此类评论者似乎很难给予正确的评价。他们比较容易受到错误言论的引导，有可能成为现实生活中非理性参与的潜在群体。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所有评论似乎都偏离了正确的价值观，对事件及其主角采取嘲弄的语气，对事件持质疑和猜测的态度的原因就在于政府与社会沟通的渠道不畅通。

    第四，理性强调应该加强制度化反腐的比例极少。要求政府立案侦查和强调腐败与反腐皆是制度问题的观点代表理性的观点，仅占1%。有网友表示“制度不改，打倒一个雷政富还有千千万万个雷政富”。这类理性声音所占比重极小。

    由此可见，在虚拟空间的“微博反腐”中，的确存在大量的非理性的言行。那么在现实社会中，情况又会如何呢？回到现实社会，就相同案件，对300名18至60岁的不同职业、学历、收入及网络使用情况的公众采取了问卷调查和当面访谈的调研方法。结果发现非理性言论的存在程度大大降低。而同时发现匿名问卷和当面访谈的结果又有所不同。在当面访谈的实验组中，恶语重伤、语言涉黄的比例仅占5.1%；认为政府应该介入调查，需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进行反腐的比例高达44.7%；评论中出现价值观偏移，对事件认识模糊的占到50.2%。在匿名问卷调查的实验组中，上述三类的比例分别为22.9%、39.8%和37.3%。

    可见，在虚拟空间中人们的行为与现实中的行为的确存在差异，微博监督的非理性言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然而，通过对虚拟空间与现实社会的比较笔者发现，即使在现实社会，随着人们所面对的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非理性程度也存在差异。如匿名状态比面对面交流人们表现出的非理性言行多。在隐匿身份的虚拟社会和在现实社会中隐匿身份的情况下，人们非理性行为的程度相差不是很大。根据群体理论，人们在群体状态下比较容易受传染而表现出非理性行为，而现实中问卷和访谈都是在个人处于单独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可能也是现实社会中人们较少表现出非理性言行的原因。由此，我们也不必过分担忧“微博反腐”中大量爆发的非理性言行，甚至由于“晕轮效应”认为非理性言行只会在虚拟空间中产生。其实，在现实社会中，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某些非理性行为产生的土壤，会导致无论在虚拟空间还是在现实社会中，只要有一定时机，非理性行为就会表现出来。

    二、“微博反腐”过程中非理性言行产生的原因

    通过对相关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微博反腐”过程中的确存在比较严重的非理性言行。在利用微博进行网络监督的过程中，需要防止出现溢出效应，将非理性情绪从虚拟空间带到现实社会中。因为一旦不良情绪和非理性行为“走出网络，回归现实”，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大危害。[4]虽然在现实社会中也存在非理性行为与土壤，而在网络环境中，非理性行为的产生也有其自身的原因。

    第一，微博自身的特点是“微博反腐”过程中非理性言行产生的原因之一。2009年，微博被评价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我国微博的一大特点就是“强烈关注时事”。由普通网民临时客串的“报道者”，有效突破了某些信息屏障，赶在了传统媒体报道和政府新闻发布的前面，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发布第一手的信息，对突发事件进行“现场直播”。[5]主要特点体现在，一是微博进入门槛低。只需在新浪、腾讯等门户网站注册微博账号就可进入微博这一平台，分享和交流信息。二是信息传播面广。据新浪微博2013年的统计，2013年2月份新浪微博注册用户已达3亿，其中活跃用户占9%。三是信息传播速度快且形象。之所以叫做“微博客”就在于它的即时性，通过简短几个字或几句话迅速地分享信息，且可以附加照片、视频，增加了形象性。四是微博具有身份隐匿性，目前大多数网站在注册微博时无需实名认证。由此，人们在微博上的言论可以突破传统媒体受到的形形色色的管制，也就是说，在微博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自媒体”。

    这些特点使微博不仅成为一种非常简单、便捷的揭露腐败案件的方式，信息传播速度极快、极广以及信息的形象化容易刺激人们的感官神经，激起人们内心的冲动，而且不用担心受到打击报复。微博使更多人敢于揭露腐败行为，但却增加了随意性和不负责任的可能。

    第二，微博使用人群及其心理是造成微博监督存在非理性言行的又一原因。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数据显示，国内微博用户从年龄上看，10岁-39岁的用户总访问量占81.68%，总页面浏览量占85.84%；从学历上看，高中学历以下用户占74.88%；从收入上看，5000元以下的占92.2%。其中，无收入群体人数最多，达9183.5万人，学生用户是微博用户中最大的群体。据新浪微博2012年用户数据分析显示，其用户中“80后”占55%，“90后”及“00后”占37%。微博是近几年来新兴的网络媒体，微博使用群体分布还不均衡，尚未发展成一种为各年龄、职业、学历和阶层所接受和使用的媒体，更没有被视为一种常规反腐工具。很多腐败案件通过微博予以揭露是出于偶然或正式制度渠道不够畅通之时的无奈选择。有网络数据统计显示，通过微博宣泄个人情绪的比例高达70%-80%，而关注和思考热点时事的比例却相对较低。从微博关注的对象来看，大多数是现实中的朋友或者虚拟社区中的熟人，因此，类似反腐一类的公共事件除部分人外，并非是微博用户主要关注的兴趣点。因此，微博充其量只起到快速扩散新闻的作用。这也是对“微博反腐”过程中表现出的非理性行为表示不必过多担忧的原因。

    第三，外部监督途径与效用的缺失是微博监督过程中非理性言行产生的另一原因。对政府的外部监督主要包括个人、社会团体与大众媒体等的监督行为。长期以来，我国的行政监督与反腐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外部监督作用不强。外部监督乏力导致公众对制度化监督缺乏信心，一旦出现一种能够便捷、隐匿地“监督”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工具，公众就会“迫不及待”地加以利用。从而导致了片面依靠网络这种反腐与监督方式，形成虚拟空间的非理性行言行，有时候不免会干扰制度化监督的进程。外部监督乏力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普通公众缺乏监督能力。即使给予他们微博这种监督方式，普通公众也难以理性地运用。在近年来网络反腐中出现的大量不雅照片和低俗的评论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第四，公众不满意见的积压也是微博监督过程中非理性言行产生的原因。不可否认，在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存在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导致公众对政府及某些公务人员的不满。在缺乏顺畅沟通渠道的情况下，这些不满和意见长期得不到表达，一旦有了表达渠道，公众往往会采取过激的、非理性的方式表达心中的不满情绪。

    第五，“微博反腐”过程中网民的非理性表现是集群行为的必然结果。“集群行为是指那些在相对自发的、无组织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因为某种普遍的影响和鼓舞而发生的行为。”[6]它包括人们成群向银行去挤兑；剧场里火警之声大作，观众仓惶逃脱；在一部分人中兴起的某种一时的爱好；群体发财之梦；充满敌忾且又无组织的示威行动；暴乱；群体行为；服饰的流行以及宗教的狂热等。[7]“其实，象时狂、恐慌、谣言和流言这类常发生在公众中的社会心理现象也说明，公众确实有可能是非理性的。”[8]同时，“某些社会群体是由潜在的非理性冲动赋予活力的”。[9]今天集群行为不仅发生在现实社会中，也发生在虚拟社会中。“微博反腐”的“政治狂欢”与学者所描述的集群行为的非理性表现极像。

    第六，公众缺乏一定的政治知识，缺乏理性参与政治生活的知识基础。对政治知识的了解不仅是对事实政治等新闻的知晓，更是对政治学相关知识的了解。比较而言，我国公众对相应政治知识的欠缺会导致公众在政治参与过程中表现出非理性行为，即网络监督仅从个人感性及直觉的理解出发。

    第七，我国公众的民主政治意识和能力较为欠缺，没有形成民主的性格。民主的性格是懂得尊重、爱、妥协与宽容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特征是在民主实践过程中逐渐培育的。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才真正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程。公众的民主政治意识的培育和能力的提高有待加强。这也是在政治参与中公众表现出暴力、低俗非理性言行的原因。

    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视角下网络监督非理性隐忧的消解

    如何做到既能发挥微博在反腐与监督中的优势与作用，又能消除虚拟空间的非理性带来的隐患，防止现实中的“全民政治热”和群氓政治的扩展，需要从制度到文化再到技术的一整套改革措施与方法。其中技术性的改进是非常重要的。在科学技术方面，如网络媒体进行自我管理和政府对之适当监管，对某些过激、低俗言论进行屏蔽。在法律技术上，完善法律法规，对涉嫌侵犯隐私等侵权行为进行明确规定和有效侦查与审理。在舆论技术上，不断对公众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总之，要消除网络监督过程中的非理性隐患是一个复杂的，需要多学科、多领域合作的改革过程。将网络监督视为公众参与的一种形式，属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范畴，因此，本文仅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角度提出如下消除网络监督中非理性言行的对策。

    第一，从“运动反腐”走向制度化反腐，使内外监督渠道实现有效对接，协调发展。网络监督是伴随着我国加大反腐力度而大规模展开的。因此，需要尽快建立或畅通制度化反腐渠道。在立法监督和司法监督起到应有的作用同时，拓宽除互联网以外其它的公众监督渠道，比如通过信访和社会团体反映公众的意见。同时要尽快制定针对微博等网络监督形式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网络监督行为，使监督进入常态化、制度化，形成内外部协调发展的监督机制。要建立透明化政府，在广泛吸纳民意，听取公众意见的同时，及时向公众传递政府运作的真实过程；对腐败案件及时查处并及时公布，尽量减少无根据的猜测，提升政府公信力，实现内外部监督的有效沟通和对接。

    第二，从形式民主走向程序民主，保障公众民主权利，提升公众的政治效能感。公众在“微博反腐”中表现出来的非理性行为与公众参与的低效能感密切相关。一旦发现参与的机会则呈现出盲目的、“井喷式”参与的特点。因此，要逐渐拓宽公众参与的渠道，更重要的是使公众的意见能够得到切实的表达和尊重，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利益能够得到保障。使公众树立起理性参与的观念。只有这样才能使公众能够不过激、不偏执、不抵触、不失望；才会在各种公众参与过程中表现出理性行为。

    第三，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培育公众民主参政的意识与能力。社会民主是与国家民主相对而言的，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指家庭、企事业单位、社会基层组织、社会团体中的民主。简单地说就是指人们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有参与决定和执行的权利。我国社会民主发展薄弱，不仅使公众缺乏民主参与的意识与能力，而且对人们性格与行为方式的养成也具有消极影响。因此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不仅能够使公众逐渐形成参与的习惯，而且能够逐渐培养公众的公共理性，形成民主的性格。

    第四，提升公众的政治知识水平。政治知识是政治主体对政治系统、政治结构、公共政策、政治权威、政治事件的认知。[10]政治知识是公众理解和参与的知识储备和前提条件。只有具备一定的政治知识才能够理性地参与。目前我国公众的政治知识水平还仅停留在对某些热点时事的一知半解上，片面的了解与缺乏认知的知识，必然导致公众在参与过程中言语与行为的非理性。因此，提升公众的政治知识水平是实现理性公众参与的文化条件。

    第五，重建社会价值是网络理性反腐的精神依托。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任何人都不能侵犯。公众在微博上进行网络监督时也不得损及他人的隐私权、名誉权以及人格权等。在各类“微博反腐”的评论中，损坏他人名誉，诋毁他人人格，明显存在价值观扭曲的言论司空见惯。这即是涂尔干提出的社会价值失范的表现。因此，无论是通过新兴网络媒体进行反腐，还是使制度化反腐渠道发挥有效作用都需要重建社会价值体系，既要使公务人员转变官僚主义的价值观念，又要使公众具有公民道德；珍惜公民的权利，懂得遵守和履行公民的义务。

    【参考文献】

    [1]（匈）卢卡奇.理性的毁灭 非理性主义的道路——从谢林到希特勒[M].王玖兴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8.

    [2]韩震.重建理性主义[M].北京出版社，1998.53-5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C].人民出版社，1994.246.

    [4]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01）.

    [5]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社会蓝皮书 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55.

    [6]（美）波普诺.社会学（下册）[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566-567.

    [7]（美）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册）[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216.

    [8]周晓虹.集群行为：理性与非理性之辨[J].社会科学研究，1994，（05）.

    [9]（德）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M].张旅平译.三联书店，2002.

    [10]林嘉诚.政治心理形成与政治参与行为[M].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9.

    （责任编辑：牟春野）

    Abstract：“Micro-blog anti-corruption” is a form of network supervision. After analyzing the contents which are retweeted and commented in “micro-blog anti-corruption” cas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anguage and psychology，this article thinks that：“micro-blog anti-corruption” is becoming an emerging external supervision mode，but there are some irrational hidden troubles in it at the same time，the reasons are：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blog and its users，the long period lack of institutionalized supervision in China and the folk accumulation，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ouping behavior and the lack of public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democracy ability and consciousness.Therefore，through establishing and implementing institutionalized supervision mechanism that realized the effective docking of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system，rebuilding social value system and such measures，we could eliminate the irrational hidden trouble of network supervision， and make it to become an effective supervision mode outside the system.

    Key words：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network supervision；micro-blog anti-corruption；irrat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