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纪录片传播中的民族认同构建策略
【摘 要】 纪录片真实动态的影像符码在传播民族文化、提升民族成员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感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它是以真实去引发人们思考的艺术形式。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纪录片创作趋向繁荣，而当代纪录片创作更是走向多元化。将当代纪录片置于整个传播体系中考察，可以发现其通过文化策略、情感策略、市场策略、叙事策略诸方面完成了作为提升民族认同感及国家形象的认知中介和载体的自我定位。
【关 键 词】纪录片；民族认同；策略
【作者单位】毛现辉，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9.022
一、文化策略：社会成员自我身份的认同
民族文化是民族自身在漫长的发展衍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特征文化，是社会成员关系维系的纽带，也是社会成员产生归属感的直接动因。从符号学角度来讲，传播是一个意义生成的过程，而纪录片传播是构建国家民族形象，促进社会成员身份认同的一个信息流通体系。纪录片通过发掘民族文化展现民族精神内涵，增强社会成员民族认同感，或是通过对既往文化民俗的呈现，起到对当代社会规范进行引导的作用。
1.具有导向功能的主流纪录片
主流文化纪录片带来的更多的是民众对整个社会文化认知的趋同，具有思想引领的作用。它往往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特色，在促进民族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方面效果明显。以往纪录片创作大多注重创作者的主观表达，采用传统宏大叙事模式，而当代纪录片的创作手法日趋多元化，注重细节再现模式。当下热播的《厉害了，我的国》纪录片，摒弃以往宏大叙事模式，站在普通人视角关注国家，见证时代变迁，其创作者本身就是事件亲历者和建设者。这种创作模式淡化了创作者与受众群体的鸿沟，因此该纪录片在播出后受到了青年群体的热捧。“民族文化的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念的接受与赞同。”[1]当个人对具有共性特征的母体文化产生共鸣时，更易激发民族自豪感。
2.具有强烈人文关怀意识的精英纪录片
精英纪录片对民族文化特征更为关注，以反映社会现实为目的，追求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是这类纪录片的永恒主题。为把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语境的个体联系起来，精英纪录片通常把镜头对准偏远民族，表现他们原始的生存状态、生活习俗，或是表现一种对正在消失的民俗文化的忧患意识。如记录中国最后马帮生活的《德拉姆》，从深层次发掘马帮促进中外交流、促进民族文化融合的功能价值；《最后的山神》表现出来的是创作者对即将消失的鄂伦春文化的强烈文化忧思。在全球化背景下，具有现代文化背景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袭成为一个沉重的命题，审视与思考即将消失的弱势文化是这类纪录片创作者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弱势文化式微，带来的是受众更加关注的眼光，在这种共同的审视与思考中，受众的民族忧患意识被激发。
3.推进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大众纪录片
20世纪90年代，我国市场化经济浪潮席卷文化领域，纪录片走向平民化、大众化，关注日常生活中普通文化现象的大众纪录片兴起，这类纪录片的观众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且人数众多。2012年，央视播出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景观，该片“完成了一次以国家认同为主题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的传播”[2]。《舌尖上的中国》表现出一种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西方思想意识互相交融的创作模式。家族观念与伦理思想是贯穿这部纪录片的一条隐线，这在第一集中的解说词可见一斑：“刚出水的大鱼，在石把头的家里准备迎接除夕，依照老传统，年夜饭还是一桌全鱼宴。”在拍攝与制作技巧上，该纪录片融合了诸多当前西方纪录片的创作手法，镜头与声音的呈现尤其注重细节。如在一组组特写镜头下，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道道珍馐美馔，加上食物制作过程中“滋滋”“吱吱”等食物翻炒的声音细节，给观众带来的是双重视听享受。在镜头剪辑方面，画面快速跳转，节奏紧张明快。当传统美食通过一个个生动画面、一句句华丽解说、一首首优美音乐展示出来时，一家人围坐电视机前共同享受这道文化盛宴，带来的是国人的文化身份认同。
纪录片在以历史文化现象为影像文本反映时，离不开创作者对诸多史料的整理，这可以通过解说加画面的传统技巧进行体现。如《天下大同》《黄河》两部纪录片以解说词内容为主，以其他历史遗迹画面及人物采访镜头为辅助性内容。解说词本身词藻华美，历史文化意蕴浓厚，在宏达叙事模式下没有忽略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而另外一些纪录片如《圆明园》《故宫》等使用了影视特技加情景再现的崭新方式：在表现皇帝上朝及大臣朝拜的情景时，通过演员的角色扮演进行情景再现，将几百年前的景象搬上荧幕。这类历史文化纪录片自身的诉求与目的不尽相同，在创作技巧上也有不同侧重点，但都是在展示辉煌灿烂的传统民族文化，激发社会大众的民族意识。
二、情感策略：民族意识维系的纽带
共同的情感是维系民族意识的纽带，是全体成员在共同生活过程中逐渐萌发的一种集体意识。纪录片中的情感维度让其自身的内容更富有张力。在信息共享时代，中西文化交流频繁，国外纪录片以人为本的创作理念影响了我国纪录片创作，关注个体、表现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成为我国纪录片创作的重要方向。纪录片中的情感策略主要体现在叙事内容中，通过对个体性格、命运、行为等的直观呈现抓住受众心理，让受众产生共鸣，即“大众文本必须提供大众意义与大众快感” [3]。
纪录片中的情感表达元素可从三个维度解读，即创作者、表现者和受众，这三者之间关系紧密、互动明显。
1.创作者情感
就创作者而言，这种情感主要倾注在创作过程中。因每个导演自身文化背景、生活阅历、个性特点等的差异，对情感的理解把握与表达技巧不一而论，具体表现在创作过程中，包括题材选择、镜头景别拍摄、色彩光线使用、解说词创作、音乐选择、剪辑方式等。张以庆在创作纪录片《幼儿园》时，曾有人质疑他不拍孩子学绘画、学唱歌、玩游戏，最终要拍什么内容？对此他回应：“像六一、国庆，都是成人按他们的想法，让孩子们先排练两个月，再跳集体舞蹈，我们以为他们是快乐的，其实他们是痛苦的。”[4]这种完全以孩子的视角为展示内容的创作思维，是基于自身对儿童内心世界的情感换位思考。
2.表现对象情感
纪录片表现对象的情感元素体现在人物性格、语言对话及行为等方面。这种情感的表达通常是隐匿的、不明显的，需要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进行提炼和梳理。在纪录片《布衣中国》第五集中，先使用解说词“在国人的服装记忆里，更多人的第一件衣服出自母亲之手”，而后镜头转向北京顺义的一户农家，自幼失去母亲的儿媳马春丽在婆婆的指导下用针线给自己未出世的孩子缝制衣服。在一组组特写镜头下，针线缝制的内容被清晰地展示出来，包含了一个年轻母亲的感情寄托。“我妈给我带来的心里美好甜蜜的东西，一直留在我脑海里，等我有孩子了，我也要给他做一件衣服，我妈那时候有多爱我，我也让他感受到我有多爱他。”在这一针一线的缝制过程中，表达的是母爱亲情的传递。
3.受众情感
受众对信息的认可和接受是进一步传播的前提，在认知心理学上，引起受众注意的条件包含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因素，即“目的指向选择”和“刺激驱动捕获”。不同受众的文化教育水平、生活环境氛围存在差异，观看纪录片时的情感状态也会有所不同。在作品创作过程中，创作者通过恰当的途径引导，会让观众的这种情感得以迸发。如纪录片《人间世》通过医院这个反映人间情感冷暖的特殊场地，表现处于社会改革中的新型医患关系。该片通过层层递进，引导观众情感。首先，对潜在受众进行预估，明确观众以普通市民为主，语言表达定位为通俗浅显，易于观众接受。其次，深入了解表现对象的生活背景，导演在创作过程中与医生、护士、保安、患者关系紧密，能够合理预判情感走向，并巧妙抓住时机以进行展现。
三、叙事策略：灵活多元的创作模式
根据肯尼斯-伯克的“认同”理论。理想化认同主要是因为人们有着共同主张、态度、感觉和价值观。在纪录片叙事模式中，如果制作者在影像文本设定、情节安排、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与观众的情感和態度相统一，必将更易被观众接受。这种叙事模式是灵活多变的，具体可采用受众视角、故事性特征及细节化叙事的方式。
1.受众视角
采用受众视角，就是从平民的角度叙述事件，展现的是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如《我在故宫修文物》以受众视角反映了一群文物修复者的日常工作与生活。在第二集中，讲述工作者对一尊辽金时期的佛像的修复，解说词为“这里的绿色是最多的，又到了可以吃杏子的时节了”，一群平时忙碌的修复者拿出纸张铺在地面，一个人踩着高凳开始打杏子。这种场景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更易获得普通观众的心理认同。这与另外一部宏达叙事题材的纪录片《故宫》形成鲜明对比，《故宫》纪录片的解说词恢弘大气，历史文化意蕴浓厚，但对普通个体的关注不明显。在画面安排上，《我在故宫修文物》使用了诸多近景、特写等景别以及主观镜头，更多的是从受众视角去表达，使观众具有很强的代入感。
2.故事性特征
在文化消费主义的宏观时代背景下，纪录片故事化倾向是其走向市场的一个必然，也是让观众获得感性愉悦的大众文化的一部分。纪录片的独特艺术魅力是用一种故事化的叙事方法去演绎一个真实的事件，这与其他虚构故事的艺术不同，即“你将展示给你的观众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实的一种重构，这样的重构的依据是事件内在的逻辑、原动力和侧重点”[5]。为了更好地实现纪录片促进民族认同的功能，创作者采用恰当的故事化策略尤其重要。首先是故事主题的统一性。一部纪录片往往有多个故事内容，故事之间如果没有一个统筹全局的主题思想，内容就会彼此割裂且分散杂乱。纪录片《记住乡愁》用一种充满诗意的方式讲述中国乡土故事，每集的故事叙事都贯彻共性主题——“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以生活化的故事为依托，以乡愁为情感基础” [6]。其次是镜头选择的恰当安排。在一些历史题材纪录片中，往往需要拍摄情景再现场景，这时的镜头拍摄不宜使用特写画面。因为此时观众会下意识地将人物特写镜头与真实历史人物进行对比，所以这类镜头往往会被刻意回避。
3.细节化叙事
新媒体语境下，受众对文化消费品的接触呈现碎片化特征，对影视作品的观看往往是非连续性的片段化模式。在纪录片创作中，细节化叙事方式更为明显。在镜头拍摄上，特写画面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纪录片中。这种特写镜头对人物情感的表达作用是其他镜头所不具备的。在《舌尖上的中国》第一集《脚步》中，跟随解说词“这是剧变的中国，人和食物比任何时候走得更快……”分别出现的是养蜂人老谭夫妇、收割麦子的麦客、东海打渔夫妻的几组特写镜头，这些特写镜头是具有符号化特征的中国式面孔。声音的运用同样注重细节。如《大国工匠》第一集《大勇不惧》，在隧道爆破师彭祥华安装炸药这一场景中，铁具在隧道里的碰撞声、工人紧张的呼吸声、流水声等交替出现，观众与纪录片的叙事空间间隔被打破了，此时观众的心情是与片中人物同样紧张的。同时，在解说词创作上的细节体现，也是近几年纪录片创作的又一个典型化特征。
在纪录片中传递民族意识并不单是靠符号化的宏大题材表达，从细节入手，关注个体，表现普通人的人生，引起观众情感共鸣，不失为一种合理有效的方式。
四、市场策略：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理念
民族国家意识产生于近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著作《想象共同体》中提出，民族国家是社会成员“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想象共同体的完成依托社会大众传媒的信息传递功能。如果以纪录片形式推广国家文化、促进民族意识，则要求纪录片必须具备较强的市场意识，注重观众心理需求。马克思艺术生产论指出，“在市场语境下，艺术产品一般只有以市场形式进行流?通和走向市场，才能使自身的使用价值（审美价值）从潜在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7]。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纪录片创作打破原有命题模式，走向市场，观众的认可与否成为检验纪录片成败的试金石。
根据施拉姆和奥斯古德的传播学理论，传播过程要具备“反馈系统”，不仅要把信息传给受众，也要让受众的信息反馈通过各种途径回流。在纪录片创作前，创作者应树立以观众为中心的意识，预估观众对作品的心理期待值，在播出后收集观众的反馈信息，针对反馈信息调整创作思路并选择合适的创作方向。如央视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采用内容众筹模式，突显以“我”为中心，将百姓自拍画面和创作者拍摄画面混合剪辑。该片以亲历者的真实情感表现为特色，在电视及其他新媒体平台播出后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制作方又适时推出电影版纪录片，这是对市场化模式的一种新尝试。
随着当前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手机等新传播方式让观众的接受习惯和审美心理发生转变，而技术条件的进步则让创作主体走向多元化和平民化。创作者应在题材选择上注重内容的社会现实性，以贴近生活为原则。成功的题材选择与创作者对社会生活的深刻体会及对市场导向的精准把握紧密相关，在创作方法上探索新模式，根据观众接受心理采用个性化、故事化的叙述模式。如纪录片《英与白》的个性化创作方式，导演张以庆采用纪实性摆拍、全片无解说的形式使其风格独树一帜，这种大胆创新的理念源于他对纪录片纪实美学的深刻理解。
纪录片创作以市场为导向，并不意味着其可以像普通电影一样走纯娱乐化路线。纪录片要考虑观众的审美心理与接受习惯，但并不是一味地迎合观众的浅层次需求，如何兼顾纪录片的市场性和艺术性是每个创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促进民族文化传播，增强社会大众的民族认同感是时代赋予纪录片的使命。在当前时代语境和文化背景下，纪录片作为展示国家民族形象与文化的一张鲜活影像名片，要求创作者不断更新观念，从多个维度拓展纪录片传播民族文化、促进民族认同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白瑞雪. 女性形象与民族文化认同——以内蒙古新世纪小说为例[J]. 青年文学家，2016（32）.
[2]于烜. 从《舌尖上的中国》看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构建[J]. 北京社会科学，2012（6）.
[3][美]约翰·费斯克. 理解大众文化[M]. 王晓珏，宋伟杰译. 北京：中央编辑出版社，2001.
[4]涂燕平. 从张以庆作品看纪录片中编导意识的渗透[J]. 肇庆学院学报，2007（7）.
[5][美]迈克尔·拉毕格. 纪录片创作完全手册[M]. 何苏六，等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6]牛梦笛. 《记住乡愁》：用诗意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N]. 光明日报，2016-03-22.
[7]陈定家. 论市场语境下的艺术生产[D].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0.
【关 键 词】纪录片；民族认同；策略
【作者单位】毛现辉，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9.022
一、文化策略：社会成员自我身份的认同
民族文化是民族自身在漫长的发展衍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特征文化，是社会成员关系维系的纽带，也是社会成员产生归属感的直接动因。从符号学角度来讲，传播是一个意义生成的过程，而纪录片传播是构建国家民族形象，促进社会成员身份认同的一个信息流通体系。纪录片通过发掘民族文化展现民族精神内涵，增强社会成员民族认同感，或是通过对既往文化民俗的呈现，起到对当代社会规范进行引导的作用。
1.具有导向功能的主流纪录片
主流文化纪录片带来的更多的是民众对整个社会文化认知的趋同，具有思想引领的作用。它往往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特色，在促进民族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方面效果明显。以往纪录片创作大多注重创作者的主观表达，采用传统宏大叙事模式，而当代纪录片的创作手法日趋多元化，注重细节再现模式。当下热播的《厉害了，我的国》纪录片，摒弃以往宏大叙事模式，站在普通人视角关注国家，见证时代变迁，其创作者本身就是事件亲历者和建设者。这种创作模式淡化了创作者与受众群体的鸿沟，因此该纪录片在播出后受到了青年群体的热捧。“民族文化的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念的接受与赞同。”[1]当个人对具有共性特征的母体文化产生共鸣时，更易激发民族自豪感。
2.具有强烈人文关怀意识的精英纪录片
精英纪录片对民族文化特征更为关注，以反映社会现实为目的，追求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是这类纪录片的永恒主题。为把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语境的个体联系起来，精英纪录片通常把镜头对准偏远民族，表现他们原始的生存状态、生活习俗，或是表现一种对正在消失的民俗文化的忧患意识。如记录中国最后马帮生活的《德拉姆》，从深层次发掘马帮促进中外交流、促进民族文化融合的功能价值；《最后的山神》表现出来的是创作者对即将消失的鄂伦春文化的强烈文化忧思。在全球化背景下，具有现代文化背景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袭成为一个沉重的命题，审视与思考即将消失的弱势文化是这类纪录片创作者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弱势文化式微，带来的是受众更加关注的眼光，在这种共同的审视与思考中，受众的民族忧患意识被激发。
3.推进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大众纪录片
20世纪90年代，我国市场化经济浪潮席卷文化领域，纪录片走向平民化、大众化，关注日常生活中普通文化现象的大众纪录片兴起，这类纪录片的观众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且人数众多。2012年，央视播出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景观，该片“完成了一次以国家认同为主题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的传播”[2]。《舌尖上的中国》表现出一种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西方思想意识互相交融的创作模式。家族观念与伦理思想是贯穿这部纪录片的一条隐线，这在第一集中的解说词可见一斑：“刚出水的大鱼，在石把头的家里准备迎接除夕，依照老传统，年夜饭还是一桌全鱼宴。”在拍攝与制作技巧上，该纪录片融合了诸多当前西方纪录片的创作手法，镜头与声音的呈现尤其注重细节。如在一组组特写镜头下，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道道珍馐美馔，加上食物制作过程中“滋滋”“吱吱”等食物翻炒的声音细节，给观众带来的是双重视听享受。在镜头剪辑方面，画面快速跳转，节奏紧张明快。当传统美食通过一个个生动画面、一句句华丽解说、一首首优美音乐展示出来时，一家人围坐电视机前共同享受这道文化盛宴，带来的是国人的文化身份认同。
纪录片在以历史文化现象为影像文本反映时，离不开创作者对诸多史料的整理，这可以通过解说加画面的传统技巧进行体现。如《天下大同》《黄河》两部纪录片以解说词内容为主，以其他历史遗迹画面及人物采访镜头为辅助性内容。解说词本身词藻华美，历史文化意蕴浓厚，在宏达叙事模式下没有忽略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而另外一些纪录片如《圆明园》《故宫》等使用了影视特技加情景再现的崭新方式：在表现皇帝上朝及大臣朝拜的情景时，通过演员的角色扮演进行情景再现，将几百年前的景象搬上荧幕。这类历史文化纪录片自身的诉求与目的不尽相同，在创作技巧上也有不同侧重点，但都是在展示辉煌灿烂的传统民族文化，激发社会大众的民族意识。
二、情感策略：民族意识维系的纽带
共同的情感是维系民族意识的纽带，是全体成员在共同生活过程中逐渐萌发的一种集体意识。纪录片中的情感维度让其自身的内容更富有张力。在信息共享时代，中西文化交流频繁，国外纪录片以人为本的创作理念影响了我国纪录片创作，关注个体、表现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成为我国纪录片创作的重要方向。纪录片中的情感策略主要体现在叙事内容中，通过对个体性格、命运、行为等的直观呈现抓住受众心理，让受众产生共鸣，即“大众文本必须提供大众意义与大众快感” [3]。
纪录片中的情感表达元素可从三个维度解读，即创作者、表现者和受众，这三者之间关系紧密、互动明显。
1.创作者情感
就创作者而言，这种情感主要倾注在创作过程中。因每个导演自身文化背景、生活阅历、个性特点等的差异，对情感的理解把握与表达技巧不一而论，具体表现在创作过程中，包括题材选择、镜头景别拍摄、色彩光线使用、解说词创作、音乐选择、剪辑方式等。张以庆在创作纪录片《幼儿园》时，曾有人质疑他不拍孩子学绘画、学唱歌、玩游戏，最终要拍什么内容？对此他回应：“像六一、国庆，都是成人按他们的想法，让孩子们先排练两个月，再跳集体舞蹈，我们以为他们是快乐的，其实他们是痛苦的。”[4]这种完全以孩子的视角为展示内容的创作思维，是基于自身对儿童内心世界的情感换位思考。
2.表现对象情感
纪录片表现对象的情感元素体现在人物性格、语言对话及行为等方面。这种情感的表达通常是隐匿的、不明显的，需要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进行提炼和梳理。在纪录片《布衣中国》第五集中，先使用解说词“在国人的服装记忆里，更多人的第一件衣服出自母亲之手”，而后镜头转向北京顺义的一户农家，自幼失去母亲的儿媳马春丽在婆婆的指导下用针线给自己未出世的孩子缝制衣服。在一组组特写镜头下，针线缝制的内容被清晰地展示出来，包含了一个年轻母亲的感情寄托。“我妈给我带来的心里美好甜蜜的东西，一直留在我脑海里，等我有孩子了，我也要给他做一件衣服，我妈那时候有多爱我，我也让他感受到我有多爱他。”在这一针一线的缝制过程中，表达的是母爱亲情的传递。
3.受众情感
受众对信息的认可和接受是进一步传播的前提，在认知心理学上，引起受众注意的条件包含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因素，即“目的指向选择”和“刺激驱动捕获”。不同受众的文化教育水平、生活环境氛围存在差异，观看纪录片时的情感状态也会有所不同。在作品创作过程中，创作者通过恰当的途径引导，会让观众的这种情感得以迸发。如纪录片《人间世》通过医院这个反映人间情感冷暖的特殊场地，表现处于社会改革中的新型医患关系。该片通过层层递进，引导观众情感。首先，对潜在受众进行预估，明确观众以普通市民为主，语言表达定位为通俗浅显，易于观众接受。其次，深入了解表现对象的生活背景，导演在创作过程中与医生、护士、保安、患者关系紧密，能够合理预判情感走向，并巧妙抓住时机以进行展现。
三、叙事策略：灵活多元的创作模式
根据肯尼斯-伯克的“认同”理论。理想化认同主要是因为人们有着共同主张、态度、感觉和价值观。在纪录片叙事模式中，如果制作者在影像文本设定、情节安排、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与观众的情感和態度相统一，必将更易被观众接受。这种叙事模式是灵活多变的，具体可采用受众视角、故事性特征及细节化叙事的方式。
1.受众视角
采用受众视角，就是从平民的角度叙述事件，展现的是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如《我在故宫修文物》以受众视角反映了一群文物修复者的日常工作与生活。在第二集中，讲述工作者对一尊辽金时期的佛像的修复，解说词为“这里的绿色是最多的，又到了可以吃杏子的时节了”，一群平时忙碌的修复者拿出纸张铺在地面，一个人踩着高凳开始打杏子。这种场景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更易获得普通观众的心理认同。这与另外一部宏达叙事题材的纪录片《故宫》形成鲜明对比，《故宫》纪录片的解说词恢弘大气，历史文化意蕴浓厚，但对普通个体的关注不明显。在画面安排上，《我在故宫修文物》使用了诸多近景、特写等景别以及主观镜头，更多的是从受众视角去表达，使观众具有很强的代入感。
2.故事性特征
在文化消费主义的宏观时代背景下，纪录片故事化倾向是其走向市场的一个必然，也是让观众获得感性愉悦的大众文化的一部分。纪录片的独特艺术魅力是用一种故事化的叙事方法去演绎一个真实的事件，这与其他虚构故事的艺术不同，即“你将展示给你的观众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实的一种重构，这样的重构的依据是事件内在的逻辑、原动力和侧重点”[5]。为了更好地实现纪录片促进民族认同的功能，创作者采用恰当的故事化策略尤其重要。首先是故事主题的统一性。一部纪录片往往有多个故事内容，故事之间如果没有一个统筹全局的主题思想，内容就会彼此割裂且分散杂乱。纪录片《记住乡愁》用一种充满诗意的方式讲述中国乡土故事，每集的故事叙事都贯彻共性主题——“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以生活化的故事为依托，以乡愁为情感基础” [6]。其次是镜头选择的恰当安排。在一些历史题材纪录片中，往往需要拍摄情景再现场景，这时的镜头拍摄不宜使用特写画面。因为此时观众会下意识地将人物特写镜头与真实历史人物进行对比，所以这类镜头往往会被刻意回避。
3.细节化叙事
新媒体语境下，受众对文化消费品的接触呈现碎片化特征，对影视作品的观看往往是非连续性的片段化模式。在纪录片创作中，细节化叙事方式更为明显。在镜头拍摄上，特写画面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纪录片中。这种特写镜头对人物情感的表达作用是其他镜头所不具备的。在《舌尖上的中国》第一集《脚步》中，跟随解说词“这是剧变的中国，人和食物比任何时候走得更快……”分别出现的是养蜂人老谭夫妇、收割麦子的麦客、东海打渔夫妻的几组特写镜头，这些特写镜头是具有符号化特征的中国式面孔。声音的运用同样注重细节。如《大国工匠》第一集《大勇不惧》，在隧道爆破师彭祥华安装炸药这一场景中，铁具在隧道里的碰撞声、工人紧张的呼吸声、流水声等交替出现，观众与纪录片的叙事空间间隔被打破了，此时观众的心情是与片中人物同样紧张的。同时，在解说词创作上的细节体现，也是近几年纪录片创作的又一个典型化特征。
在纪录片中传递民族意识并不单是靠符号化的宏大题材表达，从细节入手，关注个体，表现普通人的人生，引起观众情感共鸣，不失为一种合理有效的方式。
四、市场策略：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理念
民族国家意识产生于近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著作《想象共同体》中提出，民族国家是社会成员“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想象共同体的完成依托社会大众传媒的信息传递功能。如果以纪录片形式推广国家文化、促进民族意识，则要求纪录片必须具备较强的市场意识，注重观众心理需求。马克思艺术生产论指出，“在市场语境下，艺术产品一般只有以市场形式进行流?通和走向市场，才能使自身的使用价值（审美价值）从潜在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7]。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纪录片创作打破原有命题模式，走向市场，观众的认可与否成为检验纪录片成败的试金石。
根据施拉姆和奥斯古德的传播学理论，传播过程要具备“反馈系统”，不仅要把信息传给受众，也要让受众的信息反馈通过各种途径回流。在纪录片创作前，创作者应树立以观众为中心的意识，预估观众对作品的心理期待值，在播出后收集观众的反馈信息，针对反馈信息调整创作思路并选择合适的创作方向。如央视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采用内容众筹模式，突显以“我”为中心，将百姓自拍画面和创作者拍摄画面混合剪辑。该片以亲历者的真实情感表现为特色，在电视及其他新媒体平台播出后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制作方又适时推出电影版纪录片，这是对市场化模式的一种新尝试。
随着当前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手机等新传播方式让观众的接受习惯和审美心理发生转变，而技术条件的进步则让创作主体走向多元化和平民化。创作者应在题材选择上注重内容的社会现实性，以贴近生活为原则。成功的题材选择与创作者对社会生活的深刻体会及对市场导向的精准把握紧密相关，在创作方法上探索新模式，根据观众接受心理采用个性化、故事化的叙述模式。如纪录片《英与白》的个性化创作方式，导演张以庆采用纪实性摆拍、全片无解说的形式使其风格独树一帜，这种大胆创新的理念源于他对纪录片纪实美学的深刻理解。
纪录片创作以市场为导向，并不意味着其可以像普通电影一样走纯娱乐化路线。纪录片要考虑观众的审美心理与接受习惯，但并不是一味地迎合观众的浅层次需求，如何兼顾纪录片的市场性和艺术性是每个创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促进民族文化传播，增强社会大众的民族认同感是时代赋予纪录片的使命。在当前时代语境和文化背景下，纪录片作为展示国家民族形象与文化的一张鲜活影像名片，要求创作者不断更新观念，从多个维度拓展纪录片传播民族文化、促进民族认同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白瑞雪. 女性形象与民族文化认同——以内蒙古新世纪小说为例[J]. 青年文学家，2016（32）.
[2]于烜. 从《舌尖上的中国》看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构建[J]. 北京社会科学，2012（6）.
[3][美]约翰·费斯克. 理解大众文化[M]. 王晓珏，宋伟杰译. 北京：中央编辑出版社，2001.
[4]涂燕平. 从张以庆作品看纪录片中编导意识的渗透[J]. 肇庆学院学报，2007（7）.
[5][美]迈克尔·拉毕格. 纪录片创作完全手册[M]. 何苏六，等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6]牛梦笛. 《记住乡愁》：用诗意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N]. 光明日报，2016-03-22.
[7]陈定家. 论市场语境下的艺术生产[D].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