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世纪中国人移民加拿大原因初探
吴金平
中国人最早移民加拿大是在19世纪50年代。那时,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弗雷塞地区发现金矿,立即吸引了世界各地渴望发财致富的的人们前来淘金,希望能从此改变自己贫穷的经济状况。中国人也不例外,已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地区淘金的中国人自不必说,远在中国本土的人民也跃跃欲试,纷纷前往,华侨在加拿大的生活就此开始。
中国人移民加拿大的历史,是近代史上中国人向世界各地移民历史的组成部分,它是在当时世界移民大潮的波涛中出现的。在通常情况下,国际间移民现象的出现,都是由移民者所在的家乡国的“推力”和他们所向往的接受国的“拉力”这两种因素的混合而决定的。这两种力推动了人类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移民热潮①。中国人移民加拿大的模式也是如此。不过,除了上述的“推力”和“拉力”这两种主要作用力之外,汽船代替木帆船在大海航行,中国政府放松、乃至解除对中国人移民海外的限制,中外交流渠道的畅通等,对中国人移民加拿大无疑也起了很大作用。
一、中国的推力
近代中国人移民加拿大的内部“推力”是由几种力量综合作用而形成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无力与分崩离析、外国的侵略与干涉、人口膨胀的压力,以及接二连三的自然灾害。这些力量的交互作用,导致中国社会内部落后动荡、民不聊生,移民海外似乎是一些中国人自己,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使其子孙,摆脱似乎是永无尽头的贫穷,以及其他不利生存环境的惟一可走的道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继一个腐败、软弱的清王朝之后,又是几届庸碌无能的共和政府,这些政府既不能实行新的政治制度,又不能控制国内的盗匪横行和连年战乱,以及消灭或者减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更无法抵御外国的侵略与干涉。
近代中国可以说是多灾多难、内忧外患。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它自1644年起就一直由清王朝统治。虽然明朝末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但这种萌芽一直受到明、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阶级的压制,长期未能有适合的土壤出苗生根,并茁壮成长。清王朝末期,也曾出现了一些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但为数甚少,在中国经济中不占主导地位。因此,近代中国经济实质上是由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组成的自然“匮乏”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大多数的可耕地由少数地主垄断,农民使用原始而简单的生产工具租地耕作,生产所获的大部分或是作为地租交给地主,或是以各种税收的名义交给国家,农民们被迫担负着似乎是代代都还不清的债务。这样的农民经济,使得农业技术的提高和农产品的大规模生产根本不可能发生,最终只能造成长期不变的短缺经济②。
短缺经济本来就导致了中国人民的贫穷与落后,人口膨胀和接二连三的自然灾害更使这种短缺经济雪上加霜。人口的迅速增长,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并没有伴随着一个农产品产量和新经济机会的相应提高,因而,这成为清王朝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据估计,从1750年到1850年,中国的人口几乎增加了1倍,即从1750年的2亿至2.5亿人增加到1850年的4.1亿人。可是耕地面积仅仅从1766年的9.5亿亩增加到1873年的12.1亿亩③。相对于人口数而言,可耕地严重不足,而且还被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种情况的后果是许多人成为土地很少的农民或者根本没有土地的佃农。在广东省,1788年有70%的农民是佃户④。顺治时,广东人均耕地有七亩多;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人均耕地已不足两亩;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仅为1.3亩⑤。根据中外学者推算,清代的比例常数为,“平均每人约得四亩可获生计”。这个标准为“温饱常数”或“饥寒界限”,低于它社会就会动荡。在台山县,19世纪早期已达到50万人,全县总面积为4600平方公里,但可耕地只有400平方公里,其余则是山砾地,每平方公里的可耕地要养活1300人⑥。台山地区人均耕地只有1.2亩,不仅低于温饱常数,还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当时广东佃农的年收入大概是1.03两白银,其价值可买谷159.8斤,食物严重不足。由于很多人失业,所以盗匪横行。当然也有很多人离开家乡,漂泊海外,因为中国其他地方也一样贫穷。“族之子姓发达后,陋于疆界,土地偏小,庐舍纵横,田园益蹙。食多生寡,故士农工商,维持生活颇费踌躇,于是乎奔走外洋”⑦。加拿大的早期华侨多来自广东省并不是偶然的。
19世纪后期,中国还遭受了农业减产及洪水和饥荒等连续的自然灾害。1898年以后,山东省几乎每年黄河都发生泛滥,成千上万的人死亡。长江、汉水流域洪水迭发和农业收益减少的记载也比比皆是。从1851年到1908年,广东省台山县遭受过14次大的洪水、7次飓风、4次地震、2次干旱、4次瘟疫和5次饥荒⑧。为争夺有限的土地等自然经济资源,各地农村经常发生械斗。从1856年起,在广东省台山县发生了持续12年的“土客械斗”(“土”即讲粤语的原住民,“客”即讲客家方言、从外地迁徙而来的居民)。这场械斗波及恩平、开平、阳春、高明、阳江、新宁、高要等县,因械斗造成的死亡人数就有两三万人之多。械斗双方抓获的俘虏,不少被押往香港、澳门,再卖往美洲充当“猪崽”华工。仅就客家人而言,被土人掠卖或自卖到南美的即达二三万人,其他不堪械斗之苦的农民,亦大批逃往香港、澳门和海外⑨。正当中国人民在封建专制统治下苦苦挣扎之际,外国殖民主义强行进入了这个工业落后的国家。
外国的的侵略与干涉,加深了中国政治的腐败与无能,使得经济更加落后,人民更加陷于贫穷困苦之中。在清王朝依旧沉醉在自然经济的“天朝泱泱大国”中怡然自得的时候,欧美列强基本上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着工业革命,英、法、美等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随着生产方式的机械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产品的急剧增加,英、法等国急于为其过剩的产品找到市场和销路,同时也为了获取资本主义再生产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它们采取了向外扩张贸易和拓展殖民地的政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都曾是英国殖民帝国的组成部分。在美国等地独立以后,落后而又人口众多、大部分自然资源尚未开发的古老中华帝国,自然成为英国等帝国主义扩张中的首选地之一。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自然经济国家,清政府禁止输入消费品,英国开拓中国市场的努力因而接连失败,它与中国的贸易出现严重的入超。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决定向中国倾销鸦片。从1801年到1839年,巨额的鸦片贸易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中国与英国的贸易由出超变为入超,导致白银价格上涨,中国货币不断贬值,农民陷入赤贫的深渊。中国经济与社会处于崩溃的边沿。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清政府派遣林则徐于1839年去广东查禁鸦片,在虎门海滩销烟。英国政府向中国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中国迅速战败。1842年8月29日,腐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鸦片战争,标志着西方列强侵略、奴役中国的开始。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清王朝再次战败。沙俄也乘人之危,在外兴安岭领土问题上武力胁迫中国,结果,清政府只得与这三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至此,几乎全部中国国土都被迫对外开放通商;中国失去关税自主权;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赔款给英法各800万两白银;中国契约工人可以被卖到海外作苦力,清政府不准人民出海的禁令被打破;外国获得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允许外国派驻外交使团到北京;传教士可以自由到内地建立教堂;中国东北、西北的大片领土割让给俄国;等等。1894年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4月17日,战败的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日本获得进入中国内地开工厂的权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与日本,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1900年7月,八国联军(英法美德俄日意奥)借口义和团运动进攻北京,8月攻陷北京。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这八个国家以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签订了《辛丑条约》,外国获得在北京等地的驻军权,不准中国人民进行反帝活动,中国赔款4.5亿两白银。从此,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
这样,经过一系列的侵略和战争,到1898年,中国已被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完毕,几乎全部国土都成了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中国迅速丧失了自主统治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权利,巨额的赔款负担转嫁到中国人民头上,税收猛涨,使本已陷入赤贫的广大农民更加苦不堪言。长城以北属于沙皇俄国,长江流域属于英国,山东属于德国,法、英共管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到1911年止,中国除割让台湾、东北、香港等地外,还开放了82个通商口岸,在16个城市设立了“租界”。随着外国投资的增加,中国大约80%～90%的重工业、运输业和通讯业、消费品市场被外国投资者所垄断。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建造铁路,侵吞重要矿山、农田和房屋,破坏中国水运,并展开了激烈竞争。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被破坏,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村完全破产。成千上万的农民被驱赶出自己的家园和村庄,成为强盗和游民,手工业者失去了生计。例如,在广东与湖南、广西交界处,聚集的绿林好汉就达一万多人,这些人大都是失业的劳工、贫穷的农民。他们或许由于战乱,或许由于贪婪的地方官的敲诈,或是躲避自然灾害而聚集在一起,以对付那些贪婪的地方收税官员。他们也对过往的商人、地主和旅游者实施抢劫。在中国,杀富济贫是对付不公与剥削的一种最直接的反抗方式。由于广州丧失了惟一对外贸易港口的地位,一万多名搬运工人和一万多名船民因此失去生计,他们原先主要靠从江西贩运茶叶经梅岭南下广州为生。广州的货场工人、商人同样也失业了;便宜的英国棉布使得广州的纺织业大受打击,堆在广州货场的棉布腐烂变质,与此相关的工人与商人的生活陷入窘境⑩。由于受到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多重压迫,在19世纪大半时期以及20世纪前2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人民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已不再是维持既有生活水平的问题,而是如何保持最基本的生存。
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困境,导致了从1843年到1850年间大约有一百次地方性的农民起义和暴动,1851年至1864年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把这种起义和暴动推向顶点。太平天国运动波及大半个中国,尤其是南部地区,其主要成员有秘密会党成员、矿工、农民、运输工人和失业者。这次农民起义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明显地反映了遭受饥饿痛苦的农民的绝望以及知识分子想通过激进手段改变不利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之努力灛伂嫛Ｌ平天国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央政府的权威在形式上已经重新树立起来,但在乡间依然是盗匪横行,各种私人武装正在成为中国农村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
在十分绝望的情况下,移民海外似乎是这些地区的人民惟一可行的选择。一般而言,中国人民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不愿离开祖先的墓地,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繁衍的故里。他们的生活是与家乡、祖先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是不会离开自己的家乡,去远方谋生的,除非以某种方式迫使他这么做,因为他的生活信条便是这样的:“像树木一样,扎根于某一处滋养、繁衍、腐烂。”而且一般来说,中国人即使离开家乡,也没有不返归故里的。他的希望是富足还乡,安度晚年,直到死去,这样死后就能葬入祖坟山中12。移民加拿大的华侨也是如此,这种选择实属无奈。
二、加拿大的拉力
迁入地加拿大“拉力”的形成,主要是英国在那里的殖民开发,形成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当地劳动力无法满足,不得不迁入劳动力以满足这种需求。加拿大在11世纪就有欧洲人进入,地理大发现后,先后沦为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19世纪的时候,加拿大成为英国一家的独占殖民地,法国退出。英国在19世纪完成工业革命后,对外殖民掠夺的主要方式,也从资本积累时期的赤裸裸海盗式抢劫,以及利用东方各国原有的奴隶制、封建制进行强迫性的搜刮和盘剥,变为以商品输出为主的掠夺方式;但与此同时,西方宗主国也加强了对东方殖民地的原料掠夺,所以在商品输出之外,还向东方投入了一定数量的资本,用以开矿、筑铁路、开辟港口等建设。各项建设,急需大量劳动力。但是,整个加拿大,尤其是西部新建立的殖民地,劳动力极其缺乏。甚至到1853年的时候,在后来成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9486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外来的白人450人,土著居民印第安人约10000～15000人13。白人移民不愿来到这里是有原因的,在美国的太平洋铁路建成之前,由于当时东西部的交通不便,来自欧洲和加拿大东部的白人移民要想到达不列颠哥伦比亚,要么乘船绕道南美麦哲伦海峡,再沿太平洋北上;要么沿着北美大陆的印第安人小道径直前往。在美国的太平洋铁路建成之后,虽然他们可以由美国乘火车横越美洲大陆,到达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再坐船北上。但是,前面提到的所有办法不但费时、费钱,使一些移民望而却步,而且由于美国的气候和居住条件、生活条件,比位于北方尚未开发的不列颠哥伦比亚更优越,这部分移民自然选择美国而不是不列颠哥伦比亚殖民地。尽管殖民地采取种种措施,鼓励白人移民,尤其是英国移民,但即使是淘金热的拉动也未能带来足够的白人移民,以满足这个新殖民地的开发所需。只是在华人帮助建成加拿大太平洋大铁路以后,白人才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
同欧洲其他殖民者一样,以前英国殖民者在美洲殖民地的开发过程中,劳动力的来源主要是欧洲的白人契约奴以及来自非洲的黑奴。但它准备大力开发加拿大殖民地的时候,奴隶贸易已经被欧洲各国包括它自己所废止,从而断绝了来自非洲的劳动力供应,而白人契约奴的使用更是早就因为得不偿失和道德原因而势微。一方面是劳动力供应在减少,另一方面是殖民地开发中对劳力的需求在激增。于是,亚洲人口就成为英国等西方殖民者取得劳动力的丰富资源。亚洲劳动力之所以受青睐是因为亚洲不仅人口众多,是一个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库,而且劳动力价格也低廉。英国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在中国攫取了许多特权,也为它掠夺中国劳动力提供了机会。
三、迁移过程中间环节的畅通和技术因素的改善
具备推力与拉力这两个条件并不等于就具备了移民的所有条件,它只是一个必备条件。只有迁移的中间环节畅通无阻和技术条件都具备以后,迁移行为才有可能发生。
在1840年以前,中国人口外迁过程的中间环节并不畅通,这是因为明清两个朝代都实行海禁政策。虽然这种政策并不能完全阻止中国人外迁异域,但因为有这种限制,所以尽管明末清初就已经出现了外来的拉力与中国内部的推力,但外迁现象并不严重,规模也不大。“1840年以后,之所以形成大规模的国际迁移高潮,除了迁出地的‘推力的增强和迁入地‘拉力的增强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海禁政策的取缔,使得迁移过程不再有海禁的限制”14。鸦片战争以后,尽管清政府依然实行海禁政策,但是,其门户既然已被英国等殖民主义国家用炮火轰开,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它再想闭关自守已不可能,海禁政策事实上也随之渐趋瓦解。在与中国政府签订条约之前,英国等殖民主义者就已经开始掠夺中国劳动力了,其主要内容为“苦力贸易”。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于1860年10月24日签订的中英《续增条约》第五款对此予以明确的法律承认,从而使得苦力贸易合法化。该条文规定如下:“戊午年(1858年)定约互换以来,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据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该省大吏亦宜时与大英钦差大臣查照各口地方情形,会定章程,为保全前项华工之意。”151866年,清政府又被迫与英法签订了招工章程条约20款,即《续定招工章程条约》,允许英法在中国任何地方招募劳工;1868年,中国与美国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即著名的《蒲安臣条约》,规定两国人民“或愿长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为是”16。这一条约实际上是为美国在华招募劳动力奠定法律基础的。虽然直到1893年以后,清政府才正式废除海禁政策,但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它连有损其尊严的苦力贸易都不能制止,反而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淫威下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之合法化,更别说严格实施海禁了。海禁的松弛和废止,使得中国人移民海外的道路畅通无阻,成为中国人在这一时期大规模外迁的一个基本条件。
轮船代替木船进行远洋航行也是中国人移民美洲的重要条件。19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人出洋都乘坐中国帆船,航程时间长,载客量小,且受季风等自然因素影响大,因而移民流量小。19世纪50年代以后,外国轮船开始航行于中国沿海港口,并搭载甚至掠夺华工出洋。旧金山、维多利亚与香港、澳门等地之间有轮班定期来往。由于轮船运输既省钱又安全,很快成为移民出洋的主要交通工具。
四、中外交流渠道的畅通
如果说上述三大要素是中国人移民加拿大行为得以进行的先决条件,那么,中外交流渠道的畅通则是中国人移民加拿大的现实基础。
在移民加拿大的人中,主要是广东人,这首先是因为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广东人得享中外交流之便利。“与欧洲人的接触一直是激励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力量之一,而欧洲人第一次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尝试主要是由葡萄牙人通过广东的港口才进入中国的”17。澳门在1557年成了葡萄牙人从事贸易活动的中转站,以后几个世纪一直是西方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主要港口。1596年,英国人第一次加入对中国贸易的不成功尝试,1600年,东印度公司成立,英国开始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1757年,广州成为主要的贸易集散地和中国与西方交往的中心。美国人于1784年第一次与广州进行贸易。广州被选为惟一的通商口岸,一是因为其良好的口岸设施。二是因为其距北京遥远,清廷把商业看成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如果这种罪恶是必要的话,也应该让它远离文明的中心(北京),把它放到一个南方城市去”20。此外,在鸦片战争后,香港被割让与英国,成为中西方交往的又一重要港口。
与外国人的接触,开阔了广东人的眼界,他们可以早于中国内地的人们获得外部世界的消息,思想也比内地人更加开放,较之普通中国人反对移民海外的情绪要小。因为就贫穷与人口和土地的压力而言,广东并不是最糟糕的。例如,在嘉庆十七年(1812年),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以江苏、安徽、山东、湖北、河南、江西、福建等省为最密,其中第一位的江苏,每平方公里382.95人,第八位的福建为126.71人19。咸丰元年(1851年)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还是以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最密,依次为448人、310人、232人、225人,而广东只有122人20。所以,贫穷和生活的压力并不是广东人移民加拿大的决定性因素。广东人独特的地理环境及因此所养成的独特心理,才是促使他们移民海外的重要因素。这是除福建等少数地方以外的其他省份人民所缺乏的。
当1848年美洲的萨克拉门托地区发现金子的消息传到广东的时候,立即引起骚动。“付给劳工高工资的消息在广州附近的农民中悄悄地传送”,另外加上商人的游说,他们迅速行动起来,他们积攒钱或借钱作为路费,乘船越过太平洋,来到他们向往的金山之国———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21。商人的游说往往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当时在广州一带张贴和散发的一份招工广告这样写道:“美国人是非常富裕的民族。彼等需要华人前往,极表欢迎。彼处有丰厚工资,大量上等房舍、食物与衣著。你可随时寄信或汇款给亲友,我等可负责传递与驳汇,稳当无误。此是一个文明国家,并无大清官吏或官兵;全体一视同仁,巨绅不比细民为大。现有许多中国人,已在彼处谋生,自非一陌生地方。在彼处,承祀中国神祈,本公司亦设有代办。你无需畏惧,会逢幸运,有志者请莅临香港或广州本公司接洽,当竭诚指引进行。美国金钱极丰富而有盈余,如欲赚取工资及保障工作,可向本公司申请,便得保证。”22尽管华工移民美洲有些是自愿的,有些则是被拐骗的,甚至是被绑架当作猪崽贩卖而去,华工的历史是充满着辛酸和血泪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华工的继续移民。早期移民发财(但往往并不确切)的消息传遍乡里之后,立刻引起连锁反应,刺激当地更多的人移民海外。他们就这样———先是少数人,然后数以百计,最后数以千计的人来到北美洲。1848年,只有300名中国人来到加利福尼亚,但1852年就增加到了2.5万名。其中,少数人发了点小财,多数人未能如愿,但他们多半还是留在那里,发财的梦想依旧。美洲“成为金山,成为希望、繁荣与稳定的代名词”23。1858年,加拿大的弗雷塞河(FraserRiver)与汤普森河(ThompsonRiver)沿岸发现金子的消息传到加利福尼亚,这里的华侨有一些或乘船从旧金山前往维多利亚,或徒步到达不列颠哥伦比亚的采矿区。他们成为中国人移民加拿大的先驱。后来,更多中国人从香港、澳门和夏威夷等地来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加入“淘金”的行列。在1872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决定修建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大铁路,以开发西部资源。由于劳动力短缺,大量华侨从美国或香港等地被招募而来,充当铁路工人。餐馆工人、零售商人、农夫、木匠、洗衣工、仆役等职业也吸收了大量的中国人。为了使全家人能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一家人总是想方设法送出至少一个男丁到海外去,希望他能在三五年后能带回几百加元24。在中国的内部推力与加拿大的外部拉力的相互作用之下,广东人就这样来到了加拿大。
①④⑤⑨12 [加拿大]李胜生著、宗力译:《加拿大的华人与华人社会》,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7、18、29、19、19页。
② RebeccaB.Aiken,MontrealChinesePropertyOwnershipandOccupationalChange,1881-1981,AMSPress,Inc.,NewYork,1988,p.16.
③20 [新加坡]陈国贲著,王业龙、王毅译,杨立文、陈国贲校:《烟与火———蒙特利尔的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和3、11页。
⑥ 孙谦著:《清代华侨与闽粤社会变迁》,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⑦ DavidChuenyanLai,Chinatowns,TownswithinCitiesinCanada,Vancouver:
UniversityofBritishColumbiaPress,1988,p.20.
； ⑧ 福建南安县丰山族谱(抄本)。转引自孙谦著:《清代华侨与闽粤社会变迁》,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⑩ 王大鲁:《赤溪县志》卷八,《副编·开县事记》。转引自孙谦著:《清代华侨与闽粤社会变迁》,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111924AnthonyB.Chan,GoldMountain,theChineseintheNewWorld,Vancouver:
NewStarBooks,1983,pp.28～31,pp.22～33,p.32.
13 [美国]明恩溥著、匡燕鹏译:《中国人的性格》,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14李春晖、杨生茂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页。
15朱国宏著:《中国的海外移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16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57年9月第一版,1982年第二次印刷,第145页。
17志刚:《初始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
20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骠7,《清代各省人口密度》。转引自吴申元著:《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页。 21行龙:《中国近代人口史论纲》。《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2期。转引自注释⑥孙谦著:《清代华侨与闽粤社会变迁》,第32页。
22MaryRobertsCoolidge,ChineseImmigration,NewYork,1909,p.17.
23刘伯骥著:《美国华侨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76年,第37页。
25 [加拿大]詹姆斯·莫顿著、张澍智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中国人》。载陈翰笙主编,卢文迪、彭家礼、陈泽宪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七辑·美国与加拿大华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06页。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历史系)责任编辑:倪金荣
中国人最早移民加拿大是在19世纪50年代。那时,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弗雷塞地区发现金矿,立即吸引了世界各地渴望发财致富的的人们前来淘金,希望能从此改变自己贫穷的经济状况。中国人也不例外,已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地区淘金的中国人自不必说,远在中国本土的人民也跃跃欲试,纷纷前往,华侨在加拿大的生活就此开始。
中国人移民加拿大的历史,是近代史上中国人向世界各地移民历史的组成部分,它是在当时世界移民大潮的波涛中出现的。在通常情况下,国际间移民现象的出现,都是由移民者所在的家乡国的“推力”和他们所向往的接受国的“拉力”这两种因素的混合而决定的。这两种力推动了人类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移民热潮①。中国人移民加拿大的模式也是如此。不过,除了上述的“推力”和“拉力”这两种主要作用力之外,汽船代替木帆船在大海航行,中国政府放松、乃至解除对中国人移民海外的限制,中外交流渠道的畅通等,对中国人移民加拿大无疑也起了很大作用。
一、中国的推力
近代中国人移民加拿大的内部“推力”是由几种力量综合作用而形成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无力与分崩离析、外国的侵略与干涉、人口膨胀的压力,以及接二连三的自然灾害。这些力量的交互作用,导致中国社会内部落后动荡、民不聊生,移民海外似乎是一些中国人自己,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使其子孙,摆脱似乎是永无尽头的贫穷,以及其他不利生存环境的惟一可走的道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继一个腐败、软弱的清王朝之后,又是几届庸碌无能的共和政府,这些政府既不能实行新的政治制度,又不能控制国内的盗匪横行和连年战乱,以及消灭或者减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更无法抵御外国的侵略与干涉。
近代中国可以说是多灾多难、内忧外患。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它自1644年起就一直由清王朝统治。虽然明朝末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但这种萌芽一直受到明、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阶级的压制,长期未能有适合的土壤出苗生根,并茁壮成长。清王朝末期,也曾出现了一些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但为数甚少,在中国经济中不占主导地位。因此,近代中国经济实质上是由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组成的自然“匮乏”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大多数的可耕地由少数地主垄断,农民使用原始而简单的生产工具租地耕作,生产所获的大部分或是作为地租交给地主,或是以各种税收的名义交给国家,农民们被迫担负着似乎是代代都还不清的债务。这样的农民经济,使得农业技术的提高和农产品的大规模生产根本不可能发生,最终只能造成长期不变的短缺经济②。
短缺经济本来就导致了中国人民的贫穷与落后,人口膨胀和接二连三的自然灾害更使这种短缺经济雪上加霜。人口的迅速增长,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并没有伴随着一个农产品产量和新经济机会的相应提高,因而,这成为清王朝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据估计,从1750年到1850年,中国的人口几乎增加了1倍,即从1750年的2亿至2.5亿人增加到1850年的4.1亿人。可是耕地面积仅仅从1766年的9.5亿亩增加到1873年的12.1亿亩③。相对于人口数而言,可耕地严重不足,而且还被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种情况的后果是许多人成为土地很少的农民或者根本没有土地的佃农。在广东省,1788年有70%的农民是佃户④。顺治时,广东人均耕地有七亩多;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人均耕地已不足两亩;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仅为1.3亩⑤。根据中外学者推算,清代的比例常数为,“平均每人约得四亩可获生计”。这个标准为“温饱常数”或“饥寒界限”,低于它社会就会动荡。在台山县,19世纪早期已达到50万人,全县总面积为4600平方公里,但可耕地只有400平方公里,其余则是山砾地,每平方公里的可耕地要养活1300人⑥。台山地区人均耕地只有1.2亩,不仅低于温饱常数,还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当时广东佃农的年收入大概是1.03两白银,其价值可买谷159.8斤,食物严重不足。由于很多人失业,所以盗匪横行。当然也有很多人离开家乡,漂泊海外,因为中国其他地方也一样贫穷。“族之子姓发达后,陋于疆界,土地偏小,庐舍纵横,田园益蹙。食多生寡,故士农工商,维持生活颇费踌躇,于是乎奔走外洋”⑦。加拿大的早期华侨多来自广东省并不是偶然的。
19世纪后期,中国还遭受了农业减产及洪水和饥荒等连续的自然灾害。1898年以后,山东省几乎每年黄河都发生泛滥,成千上万的人死亡。长江、汉水流域洪水迭发和农业收益减少的记载也比比皆是。从1851年到1908年,广东省台山县遭受过14次大的洪水、7次飓风、4次地震、2次干旱、4次瘟疫和5次饥荒⑧。为争夺有限的土地等自然经济资源,各地农村经常发生械斗。从1856年起,在广东省台山县发生了持续12年的“土客械斗”(“土”即讲粤语的原住民,“客”即讲客家方言、从外地迁徙而来的居民)。这场械斗波及恩平、开平、阳春、高明、阳江、新宁、高要等县,因械斗造成的死亡人数就有两三万人之多。械斗双方抓获的俘虏,不少被押往香港、澳门,再卖往美洲充当“猪崽”华工。仅就客家人而言,被土人掠卖或自卖到南美的即达二三万人,其他不堪械斗之苦的农民,亦大批逃往香港、澳门和海外⑨。正当中国人民在封建专制统治下苦苦挣扎之际,外国殖民主义强行进入了这个工业落后的国家。
外国的的侵略与干涉,加深了中国政治的腐败与无能,使得经济更加落后,人民更加陷于贫穷困苦之中。在清王朝依旧沉醉在自然经济的“天朝泱泱大国”中怡然自得的时候,欧美列强基本上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着工业革命,英、法、美等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随着生产方式的机械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产品的急剧增加,英、法等国急于为其过剩的产品找到市场和销路,同时也为了获取资本主义再生产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它们采取了向外扩张贸易和拓展殖民地的政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都曾是英国殖民帝国的组成部分。在美国等地独立以后,落后而又人口众多、大部分自然资源尚未开发的古老中华帝国,自然成为英国等帝国主义扩张中的首选地之一。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自然经济国家,清政府禁止输入消费品,英国开拓中国市场的努力因而接连失败,它与中国的贸易出现严重的入超。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决定向中国倾销鸦片。从1801年到1839年,巨额的鸦片贸易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中国与英国的贸易由出超变为入超,导致白银价格上涨,中国货币不断贬值,农民陷入赤贫的深渊。中国经济与社会处于崩溃的边沿。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清政府派遣林则徐于1839年去广东查禁鸦片,在虎门海滩销烟。英国政府向中国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中国迅速战败。1842年8月29日,腐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鸦片战争,标志着西方列强侵略、奴役中国的开始。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清王朝再次战败。沙俄也乘人之危,在外兴安岭领土问题上武力胁迫中国,结果,清政府只得与这三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至此,几乎全部中国国土都被迫对外开放通商;中国失去关税自主权;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赔款给英法各800万两白银;中国契约工人可以被卖到海外作苦力,清政府不准人民出海的禁令被打破;外国获得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允许外国派驻外交使团到北京;传教士可以自由到内地建立教堂;中国东北、西北的大片领土割让给俄国;等等。1894年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4月17日,战败的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日本获得进入中国内地开工厂的权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与日本,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1900年7月,八国联军(英法美德俄日意奥)借口义和团运动进攻北京,8月攻陷北京。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这八个国家以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签订了《辛丑条约》,外国获得在北京等地的驻军权,不准中国人民进行反帝活动,中国赔款4.5亿两白银。从此,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
这样,经过一系列的侵略和战争,到1898年,中国已被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完毕,几乎全部国土都成了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中国迅速丧失了自主统治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权利,巨额的赔款负担转嫁到中国人民头上,税收猛涨,使本已陷入赤贫的广大农民更加苦不堪言。长城以北属于沙皇俄国,长江流域属于英国,山东属于德国,法、英共管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到1911年止,中国除割让台湾、东北、香港等地外,还开放了82个通商口岸,在16个城市设立了“租界”。随着外国投资的增加,中国大约80%～90%的重工业、运输业和通讯业、消费品市场被外国投资者所垄断。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建造铁路,侵吞重要矿山、农田和房屋,破坏中国水运,并展开了激烈竞争。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被破坏,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村完全破产。成千上万的农民被驱赶出自己的家园和村庄,成为强盗和游民,手工业者失去了生计。例如,在广东与湖南、广西交界处,聚集的绿林好汉就达一万多人,这些人大都是失业的劳工、贫穷的农民。他们或许由于战乱,或许由于贪婪的地方官的敲诈,或是躲避自然灾害而聚集在一起,以对付那些贪婪的地方收税官员。他们也对过往的商人、地主和旅游者实施抢劫。在中国,杀富济贫是对付不公与剥削的一种最直接的反抗方式。由于广州丧失了惟一对外贸易港口的地位,一万多名搬运工人和一万多名船民因此失去生计,他们原先主要靠从江西贩运茶叶经梅岭南下广州为生。广州的货场工人、商人同样也失业了;便宜的英国棉布使得广州的纺织业大受打击,堆在广州货场的棉布腐烂变质,与此相关的工人与商人的生活陷入窘境⑩。由于受到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多重压迫,在19世纪大半时期以及20世纪前2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人民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已不再是维持既有生活水平的问题,而是如何保持最基本的生存。
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困境,导致了从1843年到1850年间大约有一百次地方性的农民起义和暴动,1851年至1864年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把这种起义和暴动推向顶点。太平天国运动波及大半个中国,尤其是南部地区,其主要成员有秘密会党成员、矿工、农民、运输工人和失业者。这次农民起义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明显地反映了遭受饥饿痛苦的农民的绝望以及知识分子想通过激进手段改变不利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之努力灛伂嫛Ｌ平天国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央政府的权威在形式上已经重新树立起来,但在乡间依然是盗匪横行,各种私人武装正在成为中国农村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
在十分绝望的情况下,移民海外似乎是这些地区的人民惟一可行的选择。一般而言,中国人民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不愿离开祖先的墓地,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繁衍的故里。他们的生活是与家乡、祖先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是不会离开自己的家乡,去远方谋生的,除非以某种方式迫使他这么做,因为他的生活信条便是这样的:“像树木一样,扎根于某一处滋养、繁衍、腐烂。”而且一般来说,中国人即使离开家乡,也没有不返归故里的。他的希望是富足还乡,安度晚年,直到死去,这样死后就能葬入祖坟山中12。移民加拿大的华侨也是如此,这种选择实属无奈。
二、加拿大的拉力
迁入地加拿大“拉力”的形成,主要是英国在那里的殖民开发,形成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当地劳动力无法满足,不得不迁入劳动力以满足这种需求。加拿大在11世纪就有欧洲人进入,地理大发现后,先后沦为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19世纪的时候,加拿大成为英国一家的独占殖民地,法国退出。英国在19世纪完成工业革命后,对外殖民掠夺的主要方式,也从资本积累时期的赤裸裸海盗式抢劫,以及利用东方各国原有的奴隶制、封建制进行强迫性的搜刮和盘剥,变为以商品输出为主的掠夺方式;但与此同时,西方宗主国也加强了对东方殖民地的原料掠夺,所以在商品输出之外,还向东方投入了一定数量的资本,用以开矿、筑铁路、开辟港口等建设。各项建设,急需大量劳动力。但是,整个加拿大,尤其是西部新建立的殖民地,劳动力极其缺乏。甚至到1853年的时候,在后来成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9486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外来的白人450人,土著居民印第安人约10000～15000人13。白人移民不愿来到这里是有原因的,在美国的太平洋铁路建成之前,由于当时东西部的交通不便,来自欧洲和加拿大东部的白人移民要想到达不列颠哥伦比亚,要么乘船绕道南美麦哲伦海峡,再沿太平洋北上;要么沿着北美大陆的印第安人小道径直前往。在美国的太平洋铁路建成之后,虽然他们可以由美国乘火车横越美洲大陆,到达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再坐船北上。但是,前面提到的所有办法不但费时、费钱,使一些移民望而却步,而且由于美国的气候和居住条件、生活条件,比位于北方尚未开发的不列颠哥伦比亚更优越,这部分移民自然选择美国而不是不列颠哥伦比亚殖民地。尽管殖民地采取种种措施,鼓励白人移民,尤其是英国移民,但即使是淘金热的拉动也未能带来足够的白人移民,以满足这个新殖民地的开发所需。只是在华人帮助建成加拿大太平洋大铁路以后,白人才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
同欧洲其他殖民者一样,以前英国殖民者在美洲殖民地的开发过程中,劳动力的来源主要是欧洲的白人契约奴以及来自非洲的黑奴。但它准备大力开发加拿大殖民地的时候,奴隶贸易已经被欧洲各国包括它自己所废止,从而断绝了来自非洲的劳动力供应,而白人契约奴的使用更是早就因为得不偿失和道德原因而势微。一方面是劳动力供应在减少,另一方面是殖民地开发中对劳力的需求在激增。于是,亚洲人口就成为英国等西方殖民者取得劳动力的丰富资源。亚洲劳动力之所以受青睐是因为亚洲不仅人口众多,是一个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库,而且劳动力价格也低廉。英国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在中国攫取了许多特权,也为它掠夺中国劳动力提供了机会。
三、迁移过程中间环节的畅通和技术因素的改善
具备推力与拉力这两个条件并不等于就具备了移民的所有条件,它只是一个必备条件。只有迁移的中间环节畅通无阻和技术条件都具备以后,迁移行为才有可能发生。
在1840年以前,中国人口外迁过程的中间环节并不畅通,这是因为明清两个朝代都实行海禁政策。虽然这种政策并不能完全阻止中国人外迁异域,但因为有这种限制,所以尽管明末清初就已经出现了外来的拉力与中国内部的推力,但外迁现象并不严重,规模也不大。“1840年以后,之所以形成大规模的国际迁移高潮,除了迁出地的‘推力的增强和迁入地‘拉力的增强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海禁政策的取缔,使得迁移过程不再有海禁的限制”14。鸦片战争以后,尽管清政府依然实行海禁政策,但是,其门户既然已被英国等殖民主义国家用炮火轰开,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它再想闭关自守已不可能,海禁政策事实上也随之渐趋瓦解。在与中国政府签订条约之前,英国等殖民主义者就已经开始掠夺中国劳动力了,其主要内容为“苦力贸易”。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于1860年10月24日签订的中英《续增条约》第五款对此予以明确的法律承认,从而使得苦力贸易合法化。该条文规定如下:“戊午年(1858年)定约互换以来,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据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该省大吏亦宜时与大英钦差大臣查照各口地方情形,会定章程,为保全前项华工之意。”151866年,清政府又被迫与英法签订了招工章程条约20款,即《续定招工章程条约》,允许英法在中国任何地方招募劳工;1868年,中国与美国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即著名的《蒲安臣条约》,规定两国人民“或愿长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为是”16。这一条约实际上是为美国在华招募劳动力奠定法律基础的。虽然直到1893年以后,清政府才正式废除海禁政策,但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它连有损其尊严的苦力贸易都不能制止,反而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淫威下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之合法化,更别说严格实施海禁了。海禁的松弛和废止,使得中国人移民海外的道路畅通无阻,成为中国人在这一时期大规模外迁的一个基本条件。
轮船代替木船进行远洋航行也是中国人移民美洲的重要条件。19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人出洋都乘坐中国帆船,航程时间长,载客量小,且受季风等自然因素影响大,因而移民流量小。19世纪50年代以后,外国轮船开始航行于中国沿海港口,并搭载甚至掠夺华工出洋。旧金山、维多利亚与香港、澳门等地之间有轮班定期来往。由于轮船运输既省钱又安全,很快成为移民出洋的主要交通工具。
四、中外交流渠道的畅通
如果说上述三大要素是中国人移民加拿大行为得以进行的先决条件,那么,中外交流渠道的畅通则是中国人移民加拿大的现实基础。
在移民加拿大的人中,主要是广东人,这首先是因为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广东人得享中外交流之便利。“与欧洲人的接触一直是激励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力量之一,而欧洲人第一次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尝试主要是由葡萄牙人通过广东的港口才进入中国的”17。澳门在1557年成了葡萄牙人从事贸易活动的中转站,以后几个世纪一直是西方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主要港口。1596年,英国人第一次加入对中国贸易的不成功尝试,1600年,东印度公司成立,英国开始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1757年,广州成为主要的贸易集散地和中国与西方交往的中心。美国人于1784年第一次与广州进行贸易。广州被选为惟一的通商口岸,一是因为其良好的口岸设施。二是因为其距北京遥远,清廷把商业看成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如果这种罪恶是必要的话,也应该让它远离文明的中心(北京),把它放到一个南方城市去”20。此外,在鸦片战争后,香港被割让与英国,成为中西方交往的又一重要港口。
与外国人的接触,开阔了广东人的眼界,他们可以早于中国内地的人们获得外部世界的消息,思想也比内地人更加开放,较之普通中国人反对移民海外的情绪要小。因为就贫穷与人口和土地的压力而言,广东并不是最糟糕的。例如,在嘉庆十七年(1812年),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以江苏、安徽、山东、湖北、河南、江西、福建等省为最密,其中第一位的江苏,每平方公里382.95人,第八位的福建为126.71人19。咸丰元年(1851年)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还是以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最密,依次为448人、310人、232人、225人,而广东只有122人20。所以,贫穷和生活的压力并不是广东人移民加拿大的决定性因素。广东人独特的地理环境及因此所养成的独特心理,才是促使他们移民海外的重要因素。这是除福建等少数地方以外的其他省份人民所缺乏的。
当1848年美洲的萨克拉门托地区发现金子的消息传到广东的时候,立即引起骚动。“付给劳工高工资的消息在广州附近的农民中悄悄地传送”,另外加上商人的游说,他们迅速行动起来,他们积攒钱或借钱作为路费,乘船越过太平洋,来到他们向往的金山之国———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21。商人的游说往往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当时在广州一带张贴和散发的一份招工广告这样写道:“美国人是非常富裕的民族。彼等需要华人前往,极表欢迎。彼处有丰厚工资,大量上等房舍、食物与衣著。你可随时寄信或汇款给亲友,我等可负责传递与驳汇,稳当无误。此是一个文明国家,并无大清官吏或官兵;全体一视同仁,巨绅不比细民为大。现有许多中国人,已在彼处谋生,自非一陌生地方。在彼处,承祀中国神祈,本公司亦设有代办。你无需畏惧,会逢幸运,有志者请莅临香港或广州本公司接洽,当竭诚指引进行。美国金钱极丰富而有盈余,如欲赚取工资及保障工作,可向本公司申请,便得保证。”22尽管华工移民美洲有些是自愿的,有些则是被拐骗的,甚至是被绑架当作猪崽贩卖而去,华工的历史是充满着辛酸和血泪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华工的继续移民。早期移民发财(但往往并不确切)的消息传遍乡里之后,立刻引起连锁反应,刺激当地更多的人移民海外。他们就这样———先是少数人,然后数以百计,最后数以千计的人来到北美洲。1848年,只有300名中国人来到加利福尼亚,但1852年就增加到了2.5万名。其中,少数人发了点小财,多数人未能如愿,但他们多半还是留在那里,发财的梦想依旧。美洲“成为金山,成为希望、繁荣与稳定的代名词”23。1858年,加拿大的弗雷塞河(FraserRiver)与汤普森河(ThompsonRiver)沿岸发现金子的消息传到加利福尼亚,这里的华侨有一些或乘船从旧金山前往维多利亚,或徒步到达不列颠哥伦比亚的采矿区。他们成为中国人移民加拿大的先驱。后来,更多中国人从香港、澳门和夏威夷等地来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加入“淘金”的行列。在1872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决定修建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大铁路,以开发西部资源。由于劳动力短缺,大量华侨从美国或香港等地被招募而来,充当铁路工人。餐馆工人、零售商人、农夫、木匠、洗衣工、仆役等职业也吸收了大量的中国人。为了使全家人能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一家人总是想方设法送出至少一个男丁到海外去,希望他能在三五年后能带回几百加元24。在中国的内部推力与加拿大的外部拉力的相互作用之下,广东人就这样来到了加拿大。
①④⑤⑨12 [加拿大]李胜生著、宗力译:《加拿大的华人与华人社会》,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7、18、29、19、19页。
② RebeccaB.Aiken,MontrealChinesePropertyOwnershipandOccupationalChange,1881-1981,AMSPress,Inc.,NewYork,1988,p.16.
③20 [新加坡]陈国贲著,王业龙、王毅译,杨立文、陈国贲校:《烟与火———蒙特利尔的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和3、11页。
⑥ 孙谦著:《清代华侨与闽粤社会变迁》,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⑦ DavidChuenyanLai,Chinatowns,TownswithinCitiesinCanada,Vancouver:
UniversityofBritishColumbiaPress,1988,p.20.
； ⑧ 福建南安县丰山族谱(抄本)。转引自孙谦著:《清代华侨与闽粤社会变迁》,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⑩ 王大鲁:《赤溪县志》卷八,《副编·开县事记》。转引自孙谦著:《清代华侨与闽粤社会变迁》,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111924AnthonyB.Chan,GoldMountain,theChineseintheNewWorld,Vancouver:
NewStarBooks,1983,pp.28～31,pp.22～33,p.32.
13 [美国]明恩溥著、匡燕鹏译:《中国人的性格》,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14李春晖、杨生茂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页。
15朱国宏著:《中国的海外移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16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57年9月第一版,1982年第二次印刷,第145页。
17志刚:《初始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
20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骠7,《清代各省人口密度》。转引自吴申元著:《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页。 21行龙:《中国近代人口史论纲》。《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2期。转引自注释⑥孙谦著:《清代华侨与闽粤社会变迁》,第32页。
22MaryRobertsCoolidge,ChineseImmigration,NewYork,1909,p.17.
23刘伯骥著:《美国华侨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76年,第37页。
25 [加拿大]詹姆斯·莫顿著、张澍智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中国人》。载陈翰笙主编,卢文迪、彭家礼、陈泽宪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七辑·美国与加拿大华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06页。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历史系)责任编辑:倪金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