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前期俄（苏）蒙贸易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渠占辉
关于俄(苏)与蒙古地区(包括内、外蒙古)的贸易关系,历来为中外学者所重视,并且已有不少成果发表。但就已有的研究成果分析,发现不少论著对两地贸易关系的分析仅局限在定性的描述上,缺少以统计资料为凭的实证分析,如有的文章仅凭个别年份的贸易数字,就据此得出超出其研究时段的结论,显然,该结论是颇值得商榷的。这种状况也是现在此研究领域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有关近代时期蒙古的对外贸易资料从来未经系统地整理过,资料难于收集,论文写作就难免成为无米之炊。本文在借鉴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海关贸易报告作第一手资料,以史实为依据来阐明论者的一个主要观点,即从晚清末年到民国初年,俄国虽有不平等条约作为侵华的庇护,但直至旧俄政权崩溃,俄国对蒙古的贸易并不成功,蒙古地区与祖国内地间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到苏联成立时,上述格局依然未变。苏联对蒙贸易的实质性变化出现在其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完成的末期,此时的苏联已初步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经济转型。正是凭借其前任政权所不具备的工业优势和贸易吸引力,再配合前一时期俄(苏)在外蒙古政治扩张的成功,使得苏联终于扭转了自沙俄时代起,俄国人在对蒙贸易上获利不多的局面。由于近代蒙古的对外贸易主要是面向俄(苏)的直接贸易和经中国内地的转口贸易,所以俄(苏)在对蒙贸易中由不成功到成功的转变,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必然是蒙古地区(主要是外蒙古)与中国内地经贸往来的大幅减少和逐渐疏远。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俄国在蒙古贸易的初步尝试
中国的通商口岸向俄国开放是在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1862年中俄双方又订有“中俄陆路通商章程21款”及1869年的“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晚清侵华诸列强中,除俄国外,别国均不和中国领土接壤,所以英美等国对华的直接贸易地点名义上是在中国的各通商口岸,而俄国因和中国领土毗邻,所以在俄国的要求下,又特订立陆路边境贸易条约。此例一开,后来又为英、法、日三国效仿,它们分别同中国在云南和东三省也订有陆路边境贸易条约。在中俄陆路边境贸易条约中,涉及俄蒙贸易的条约内容主要有:两国边界百里内可以免税,中国所属各处各盟设官与不设官的地方,均由沿边卡伦稽查而不纳税;由俄国商人携货物从中国内地到蒙古销售,或俄商从蒙古贩货到中国内地,均要相应纳出入内地的厘金或子口税①。
尽管俄国商人早在19世纪中叶既已获得不平等条约给予的在华贸易免税特权,但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俄国对蒙古的贸易并未取得多大进展。据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俄国向蒙古地区出口的大宗商品只有食糖一项②。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俄国与中国的贸易重点地区在东三省,那里有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和出海港口海参崴,非常便于俄国由陆路和海路进出货物。俄国对蒙古的贸易尚未引起它政策上的足够重视。但当1905年俄国在与日本争夺东三省的战争中战败后,沙俄政府被迫把与中国边疆地区的贸易重点转向蒙古和新疆。众所周知,蒙古地区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近代时期蒙古的人均牲畜占有量已居世界前列,那里除少量的土地用于耕种外,其余的土地都被用于畜牧业,皮毛和乳、肉类是蒙古用来换取粮食和其他日用消费品的主要出口品。换句话说,该地区对除畜产品以外的其他商品都有较大的潜在需求。俄国商人也正是看到了这一商机,从1910年开始,加紧了对蒙古地区的经济考察。查阅当时的中国报刊,经常可见有某某俄国探险家深入蒙古的消息见诸报端,可见俄国觊觎蒙古的举动已引起当时中国的极大关注。但从1909—1911年的实际情况看,俄对蒙的出口贸易还未有好转迹象,这表现在其出口贸易额及出口商品种类仍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③:
如上表所示,至1911年,俄国出口蒙古地区的糖和面粉均呈下降之势,且其出口量很小,机制品的出口量虽已超过前期的食糖,位居出口值第一,但其出口值也才将近二十万海关两,贸易形势并不乐观。
1912年外蒙的一些王公在俄国的支持下宣布外蒙“自治”,接着俄国很快承认外蒙的“自治”,并立即派出工商使团参加在外蒙库伦举行的商贸会议。但外蒙的“自治”并没马上使俄国获得它所希望的贸易利益。事实上,俄国依旧从外蒙进口皮毛和牲畜,而俄国对外蒙的出口仍然只占俄国对外贸易的很小部分,至1913年时,俄国对外蒙的出口额仅占该年俄国出口总值的02%④。1914—1920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革命,俄国的对外贸易几乎停滞,对蒙贸易也被迫中断。
总之,从19世纪末到俄国革命发生前的这段时期,俄国对蒙贸易并不顺利,所获得的贸易利益也不可观。俄国在对蒙贸易中一再受阻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俄国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加上俄国国内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俄国在对蒙贸易中不能占居优势。具体来说,俄国虽于晚清时与西方列强一道,参与侵略中国,但对比列强间的经济实力,俄国的工业化程度与当时的英美等国相比,尚有一定差距。其国内工业的构成主要是轻工业,重工业只占很小的比例。一战前俄国的年均机器进口只占其总进口的1?5,且进口的机器主要用于旧设备更新,而不是扩大工业规模的需要。再考察一战前俄国的出口情况,它出口品中有2?3是农产品,其中粮食出口又占到40%,另有不到1?3的出口才是工业制成品⑤。当时的俄国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其工业水平并不高。所以当众列强打开中国国门后,面对相同的市场机遇,俄国这个“帝国主义国家中最薄弱的链条”,其工业产品很难如英美等国的产品那样获得更多的对华贸易的优势。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口岸城市还是边远省份,市场上最畅销的外国机制货首推棉货类和煤油。大量的棉货类产品主要来自英、美、日、印等国,在这些老牌儿纺织业强国和刚崛起的新秀的强力竞争下,俄国货实难占有一席之地;俄国的煤油虽在中国有一定的销售量,但也受到美国美孚油、亚细亚油和东南亚苏门答腊油的有力竞争。前者以质量和密布的销售网见长,后者以价格低廉取胜。特别是当旧俄政权被推翻后,俄制煤油就基本从中国市场上消失了。总之,与当时工业先进国家相比,俄国工业发展水平的低下,是俄国对华贸易,包括对蒙贸易不太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俄国自身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决定了俄国产品在远东地区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俄国的工业主要集中在其领土的东部,也就是常说的欧洲部分,其与远东各国接壤的西部(亚洲部分)尚属农业区或半工业区,而且其欧亚领土间的交通运输极不顺畅,运输成本高昂。如此一来,单纯靠向蒙古输出粮食或其他日用消费品,俄商又势必难同在这方面有很大优势的旅蒙汉商相抗衡。
汉商在对蒙贸易上的传统优势地位,是俄国对蒙贸易受阻的另一重要原因。相比之下,汉商在内外蒙古的经营史更为悠久。较早的旅蒙商人入蒙约始自清代康乾时期。尽管汉商早期在蒙古的经营活动也曾受到清政府的严格限制,但后来随着清政府财政的拮据,汉商的纳税逐渐成为维持政府在蒙古地区军事开支的一项重要来源,于是清政府对汉商在蒙古的经营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⑥。
汉商在蒙古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库伦、扎萨克图汉、归化城和科布多等地,它们是中国政府指定的汉蒙贸易区。以归化城的贸易为例,在归化城交易的大宗商品是蒙古地区需求量较大的砖茶、糖和五金制品。砖茶多产自安徽祁门和湖北的羊楼洞,据记载每年平均约有5万箱砖茶从茶叶集散地汉口转运而来,约占总输入量70%的砖茶销往外蒙古。金属制品主要是农用机具和生活用品,每年输入归化约50万斤,其产地绝大多数来自山西的潞安、孟县和定襄。金属制品除在内蒙消费一部分外,其余都运往外蒙古和新疆。归化城糖的年输入量约为120万斤,其中白糖占40%,红糖占50%,冰糖占10%。归化城的汉商商号如双盛公、义成昌,每年要从天津运糖到归化,也大多销往外蒙古⑦。在归化城从事对蒙贸易的大汉商达30余家,中小汉商400多家。大盛魁、元盛德和天义德是清末最大的三家,这三家的资本均在100万元以上,都在外蒙古设有多处分号。而俄商在整个蒙古地区的商号最多时才40余家。另外,随着贸易的繁盛,在各类商业组织之中又衍生出“通事行”一类的中介翻译机构。“通事行”对蒙汉两地语言和商情均非常通晓,一般汉蒙商人均乐于雇佣“通事行”的人为自己服务,这为旅蒙汉商与蒙族商民的交往提供了便利。另外,旅蒙汉商不论大小,均以“集锦社”(相当于旅蒙汉商的同业公会)的名义参与对蒙贸易。由此可见,汉商在蒙古所拥有的统一且庞大的商业组织和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是当时包括俄国商人在内的所有外国洋行难以企及的。
二、苏联对蒙古贸易的扩大
1921年外蒙古建立蒙古君主立宪政权,1924年正式定国名为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建立后,把贸易重点由过去的整个蒙古地区转向蒙古国。1923年,苏蒙签订条约,涉及双边经贸的条款有:(1)苏联专家应在蒙古国自然资源开发、工业和贸易发展方面得到充分的信任;(2)蒙古国的矿产资源由苏蒙合作开发。1924年在苏联经济学家的策划下,蒙古国成立蒙古银行(即蒙古国的中央银行),该银行与苏联的中央银行有业务关系,苏联的中央银行持有蒙古银行50%的股份。随后,苏蒙联合成立由国家控股的合资外贸企业,专门负责苏联和蒙古国间的贸易关系,并且像同远东其他地区贸易一样,苏联对蒙古国实行进出口特惠关税,当苏联企业同蒙古贸易时,可不必向苏联外贸管理机构申请进出口许可证(此时,苏联对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实行的是保护关税和严格的进出口许可证制度)⑧。苏联对蒙古国贸易体制改革的积极参与和对它不断的经济渗透,取得的一个主要成效是将蒙古的对外贸易管理权,像苏联那样置于国家机器手中,使之成为国家垄断经济的一部分,这就从根本上禁止了在蒙古国从事一切私人或民间形式的贸易。如此一来,苏联即打着两国官方贸易的旗号,独自垄断了对蒙古的贸易,排斥了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内地与蒙古国的贸易往来,逐步削弱了中国和蒙古间的经济影响。此外,苏联政府还根据蒙古的实际生活水平,针对性地让国内有关企业多生产价格低廉的产品。
为了与对蒙古的直接贸易政策相配合,苏联在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期间(1928—1932年),特别加大了在本国西部地区的投资。在“一五”期间,苏联向西部地区开始了较大规模的移民,并在包括钢铁、纺织、皮革、化工、纸张、食品、建筑材料等产业方面投资2.98亿卢布。为了解决由于工业发展而造成的能源不足,苏联在西部投资1400万卢布修建了数座大型发电厂,还开发了几座大型的煤矿⑨。苏联欧亚领土间的运输能力在“一五”期间也大为改善,1913年时俄国中亚地区铁路的运输量约为200万吨,到1932年苏联借助西土铁路使该地区的运输能力提高500万吨以上⑩。至“一五”计划后期,苏联已完成工业化的初步建设,西部领土内落后的经济面貌大为改观。与此同时,苏蒙贸易也在不断扩大,蒙古国在苏联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加大。以苏联对蒙古的出口贸易为例,1931年时,苏联向蒙古共出口货物达37343万卢布,蒙古国成为当时远东地区进口苏联产品货值最大的国家,而在1931年以前,处在这一位置的一直是波斯。苏联向蒙古的出口商品除食品和油类产品外,还包括纺织品、糖、水泥、机械、电器、化学制品等工业品。而蒙古向苏联的出口仍以皮毛和牲畜为主,1924—1925年,蒙古向苏联的羊毛出口占其总出口的13%,同种商品出口到中国的比重则占到86%。但1928—1929年,苏联所占的比重已上升到93%,而中国则下降为6.5%,此时蒙古已成为苏联的原料供给国。关于蒙古国在俄(苏)对外贸易中所处地位的变化,可从下表的资料中反映出来:
与苏联在蒙古贸易取得成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汉商在蒙古经营市场的萎缩。1923—1926年期间,蒙古经由中国内地的对外贸易已有下降先兆,如蒙古的牲畜经中国内地出口一项,与1912年以前相比就减少了75%。贸易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于蒙古政府向汉商征收高额出口关税和对汉商的一些歧视性政策。1926年9月,归化和张家口两地的商会曾就汉蒙贸易中的问题提出改进的具体措施。如:希望蒙古政府以平等地位对待汉商;减少关税;恢复自由贸易;蒙古政府应偿还其所欠汉商的债务;恢复中国商业金融机构在蒙古的业务活动等。但上述建议收效甚微。仅在1926—1927年,在蒙古的汉商企业就有60余家倒闭。1923—1926年,由蒙古运经中国内地口岸出口的商品货值,总体趋势尚能维持年均250万海关两以上。1926—1930年,蒙古经中国出口的货值逐年递减,最后三年的出口值锐减到年均仅57484海关两11。综上所述,俄国和后来的苏联在蒙古地区的贸易,共同的特点都是以经济和政治手段交互运用来完成的。但两个政权在蒙古获得的实际贸易利益前后却大相径庭。沙俄虽恃有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但因其经济实力的不足,以及蒙古地区与祖国内地间保持有长久而紧密的经贸关系,导致俄国并没有像英美等国那样,在中国的部分领土上享受到由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尽管旧俄在其执政末期已意识到对蒙贸易政策的不完善,意欲调整但为时已晚。苏联建成后,在处理同蒙古国的经济关系上,仍采取了扩大贸易政策。为此,苏联在加速自身经济改造的同时,将蒙古国的国家经济管理体制照苏联的模式作了变革,在蒙古建立起一套和苏联外贸及信贷机构对口的国有经济组织,这就首先从行政管理关系上掌握了对蒙古的贸易大权,并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蒙古与中国间的经济“脐带”。继而,在其“一五”计划末期,苏联的工业规模和在远东的运输能力已大大超越旧俄时代,最终确立了对蒙古贸易的优势地位。
① 童蒙正:《中国陆路关税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64～66页。
② VioletConolly,SovietEconomicPolicyintheEast,p.93,
OxfordUniversityPress,1933.
③ 表中俄国出口商品的计价单位原为卢布,今据1912年(1912年以前中国海关关册中未见有卢布与海关两的汇率记载)卢布与中国海关贸易计值单位海关两的汇兑率折算成海关两,这样便于比较俄蒙与中蒙的贸易趋势。1海关两=1.45卢布。
④ J.D.Yanson,ForeignTradeintheU.S.S.R.,p.75,London
VictorGollanczLTD,1934.
⑤ 上引书,pp.40～42.
⑥ 费正清等著:《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0～61页。也可参见,《旅蒙商大盛魁》第12辑,内蒙古文史资料出版社,第48～49页。
⑦ TheChineseEconomicMonthly,p.144,1926. ⑧ G.P.Paton,TheOrganisationofForeignTradeoftheUnionof
SovietSocialistRepublics.p.12&15,London:Printedand
PublishedbyHisMajestysOffice,1931.
⑨ VioletConolly,SovietTradefromthePacifictothe
Levant,pp.11～13,OxfordUniversityPress,1935.
⑩ K.N.Tverskoi,TheUnifiedTransportSystemoftheU.S.
S.R.,p164,VictorGollanczLTD,1935.
11 《津海关贸易报告》,1928年、1929年、1930年。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社会科学与外国语学院)责任编辑:林 屹
关于俄(苏)与蒙古地区(包括内、外蒙古)的贸易关系,历来为中外学者所重视,并且已有不少成果发表。但就已有的研究成果分析,发现不少论著对两地贸易关系的分析仅局限在定性的描述上,缺少以统计资料为凭的实证分析,如有的文章仅凭个别年份的贸易数字,就据此得出超出其研究时段的结论,显然,该结论是颇值得商榷的。这种状况也是现在此研究领域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有关近代时期蒙古的对外贸易资料从来未经系统地整理过,资料难于收集,论文写作就难免成为无米之炊。本文在借鉴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海关贸易报告作第一手资料,以史实为依据来阐明论者的一个主要观点,即从晚清末年到民国初年,俄国虽有不平等条约作为侵华的庇护,但直至旧俄政权崩溃,俄国对蒙古的贸易并不成功,蒙古地区与祖国内地间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到苏联成立时,上述格局依然未变。苏联对蒙贸易的实质性变化出现在其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完成的末期,此时的苏联已初步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经济转型。正是凭借其前任政权所不具备的工业优势和贸易吸引力,再配合前一时期俄(苏)在外蒙古政治扩张的成功,使得苏联终于扭转了自沙俄时代起,俄国人在对蒙贸易上获利不多的局面。由于近代蒙古的对外贸易主要是面向俄(苏)的直接贸易和经中国内地的转口贸易,所以俄(苏)在对蒙贸易中由不成功到成功的转变,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必然是蒙古地区(主要是外蒙古)与中国内地经贸往来的大幅减少和逐渐疏远。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俄国在蒙古贸易的初步尝试
中国的通商口岸向俄国开放是在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1862年中俄双方又订有“中俄陆路通商章程21款”及1869年的“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晚清侵华诸列强中,除俄国外,别国均不和中国领土接壤,所以英美等国对华的直接贸易地点名义上是在中国的各通商口岸,而俄国因和中国领土毗邻,所以在俄国的要求下,又特订立陆路边境贸易条约。此例一开,后来又为英、法、日三国效仿,它们分别同中国在云南和东三省也订有陆路边境贸易条约。在中俄陆路边境贸易条约中,涉及俄蒙贸易的条约内容主要有:两国边界百里内可以免税,中国所属各处各盟设官与不设官的地方,均由沿边卡伦稽查而不纳税;由俄国商人携货物从中国内地到蒙古销售,或俄商从蒙古贩货到中国内地,均要相应纳出入内地的厘金或子口税①。
尽管俄国商人早在19世纪中叶既已获得不平等条约给予的在华贸易免税特权,但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俄国对蒙古的贸易并未取得多大进展。据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俄国向蒙古地区出口的大宗商品只有食糖一项②。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俄国与中国的贸易重点地区在东三省,那里有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和出海港口海参崴,非常便于俄国由陆路和海路进出货物。俄国对蒙古的贸易尚未引起它政策上的足够重视。但当1905年俄国在与日本争夺东三省的战争中战败后,沙俄政府被迫把与中国边疆地区的贸易重点转向蒙古和新疆。众所周知,蒙古地区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近代时期蒙古的人均牲畜占有量已居世界前列,那里除少量的土地用于耕种外,其余的土地都被用于畜牧业,皮毛和乳、肉类是蒙古用来换取粮食和其他日用消费品的主要出口品。换句话说,该地区对除畜产品以外的其他商品都有较大的潜在需求。俄国商人也正是看到了这一商机,从1910年开始,加紧了对蒙古地区的经济考察。查阅当时的中国报刊,经常可见有某某俄国探险家深入蒙古的消息见诸报端,可见俄国觊觎蒙古的举动已引起当时中国的极大关注。但从1909—1911年的实际情况看,俄对蒙的出口贸易还未有好转迹象,这表现在其出口贸易额及出口商品种类仍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③:
如上表所示,至1911年,俄国出口蒙古地区的糖和面粉均呈下降之势,且其出口量很小,机制品的出口量虽已超过前期的食糖,位居出口值第一,但其出口值也才将近二十万海关两,贸易形势并不乐观。
1912年外蒙的一些王公在俄国的支持下宣布外蒙“自治”,接着俄国很快承认外蒙的“自治”,并立即派出工商使团参加在外蒙库伦举行的商贸会议。但外蒙的“自治”并没马上使俄国获得它所希望的贸易利益。事实上,俄国依旧从外蒙进口皮毛和牲畜,而俄国对外蒙的出口仍然只占俄国对外贸易的很小部分,至1913年时,俄国对外蒙的出口额仅占该年俄国出口总值的02%④。1914—1920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革命,俄国的对外贸易几乎停滞,对蒙贸易也被迫中断。
总之,从19世纪末到俄国革命发生前的这段时期,俄国对蒙贸易并不顺利,所获得的贸易利益也不可观。俄国在对蒙贸易中一再受阻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俄国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加上俄国国内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俄国在对蒙贸易中不能占居优势。具体来说,俄国虽于晚清时与西方列强一道,参与侵略中国,但对比列强间的经济实力,俄国的工业化程度与当时的英美等国相比,尚有一定差距。其国内工业的构成主要是轻工业,重工业只占很小的比例。一战前俄国的年均机器进口只占其总进口的1?5,且进口的机器主要用于旧设备更新,而不是扩大工业规模的需要。再考察一战前俄国的出口情况,它出口品中有2?3是农产品,其中粮食出口又占到40%,另有不到1?3的出口才是工业制成品⑤。当时的俄国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其工业水平并不高。所以当众列强打开中国国门后,面对相同的市场机遇,俄国这个“帝国主义国家中最薄弱的链条”,其工业产品很难如英美等国的产品那样获得更多的对华贸易的优势。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口岸城市还是边远省份,市场上最畅销的外国机制货首推棉货类和煤油。大量的棉货类产品主要来自英、美、日、印等国,在这些老牌儿纺织业强国和刚崛起的新秀的强力竞争下,俄国货实难占有一席之地;俄国的煤油虽在中国有一定的销售量,但也受到美国美孚油、亚细亚油和东南亚苏门答腊油的有力竞争。前者以质量和密布的销售网见长,后者以价格低廉取胜。特别是当旧俄政权被推翻后,俄制煤油就基本从中国市场上消失了。总之,与当时工业先进国家相比,俄国工业发展水平的低下,是俄国对华贸易,包括对蒙贸易不太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俄国自身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决定了俄国产品在远东地区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俄国的工业主要集中在其领土的东部,也就是常说的欧洲部分,其与远东各国接壤的西部(亚洲部分)尚属农业区或半工业区,而且其欧亚领土间的交通运输极不顺畅,运输成本高昂。如此一来,单纯靠向蒙古输出粮食或其他日用消费品,俄商又势必难同在这方面有很大优势的旅蒙汉商相抗衡。
汉商在对蒙贸易上的传统优势地位,是俄国对蒙贸易受阻的另一重要原因。相比之下,汉商在内外蒙古的经营史更为悠久。较早的旅蒙商人入蒙约始自清代康乾时期。尽管汉商早期在蒙古的经营活动也曾受到清政府的严格限制,但后来随着清政府财政的拮据,汉商的纳税逐渐成为维持政府在蒙古地区军事开支的一项重要来源,于是清政府对汉商在蒙古的经营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⑥。
汉商在蒙古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库伦、扎萨克图汉、归化城和科布多等地,它们是中国政府指定的汉蒙贸易区。以归化城的贸易为例,在归化城交易的大宗商品是蒙古地区需求量较大的砖茶、糖和五金制品。砖茶多产自安徽祁门和湖北的羊楼洞,据记载每年平均约有5万箱砖茶从茶叶集散地汉口转运而来,约占总输入量70%的砖茶销往外蒙古。金属制品主要是农用机具和生活用品,每年输入归化约50万斤,其产地绝大多数来自山西的潞安、孟县和定襄。金属制品除在内蒙消费一部分外,其余都运往外蒙古和新疆。归化城糖的年输入量约为120万斤,其中白糖占40%,红糖占50%,冰糖占10%。归化城的汉商商号如双盛公、义成昌,每年要从天津运糖到归化,也大多销往外蒙古⑦。在归化城从事对蒙贸易的大汉商达30余家,中小汉商400多家。大盛魁、元盛德和天义德是清末最大的三家,这三家的资本均在100万元以上,都在外蒙古设有多处分号。而俄商在整个蒙古地区的商号最多时才40余家。另外,随着贸易的繁盛,在各类商业组织之中又衍生出“通事行”一类的中介翻译机构。“通事行”对蒙汉两地语言和商情均非常通晓,一般汉蒙商人均乐于雇佣“通事行”的人为自己服务,这为旅蒙汉商与蒙族商民的交往提供了便利。另外,旅蒙汉商不论大小,均以“集锦社”(相当于旅蒙汉商的同业公会)的名义参与对蒙贸易。由此可见,汉商在蒙古所拥有的统一且庞大的商业组织和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是当时包括俄国商人在内的所有外国洋行难以企及的。
二、苏联对蒙古贸易的扩大
1921年外蒙古建立蒙古君主立宪政权,1924年正式定国名为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建立后,把贸易重点由过去的整个蒙古地区转向蒙古国。1923年,苏蒙签订条约,涉及双边经贸的条款有:(1)苏联专家应在蒙古国自然资源开发、工业和贸易发展方面得到充分的信任;(2)蒙古国的矿产资源由苏蒙合作开发。1924年在苏联经济学家的策划下,蒙古国成立蒙古银行(即蒙古国的中央银行),该银行与苏联的中央银行有业务关系,苏联的中央银行持有蒙古银行50%的股份。随后,苏蒙联合成立由国家控股的合资外贸企业,专门负责苏联和蒙古国间的贸易关系,并且像同远东其他地区贸易一样,苏联对蒙古国实行进出口特惠关税,当苏联企业同蒙古贸易时,可不必向苏联外贸管理机构申请进出口许可证(此时,苏联对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实行的是保护关税和严格的进出口许可证制度)⑧。苏联对蒙古国贸易体制改革的积极参与和对它不断的经济渗透,取得的一个主要成效是将蒙古的对外贸易管理权,像苏联那样置于国家机器手中,使之成为国家垄断经济的一部分,这就从根本上禁止了在蒙古国从事一切私人或民间形式的贸易。如此一来,苏联即打着两国官方贸易的旗号,独自垄断了对蒙古的贸易,排斥了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内地与蒙古国的贸易往来,逐步削弱了中国和蒙古间的经济影响。此外,苏联政府还根据蒙古的实际生活水平,针对性地让国内有关企业多生产价格低廉的产品。
为了与对蒙古的直接贸易政策相配合,苏联在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期间(1928—1932年),特别加大了在本国西部地区的投资。在“一五”期间,苏联向西部地区开始了较大规模的移民,并在包括钢铁、纺织、皮革、化工、纸张、食品、建筑材料等产业方面投资2.98亿卢布。为了解决由于工业发展而造成的能源不足,苏联在西部投资1400万卢布修建了数座大型发电厂,还开发了几座大型的煤矿⑨。苏联欧亚领土间的运输能力在“一五”期间也大为改善,1913年时俄国中亚地区铁路的运输量约为200万吨,到1932年苏联借助西土铁路使该地区的运输能力提高500万吨以上⑩。至“一五”计划后期,苏联已完成工业化的初步建设,西部领土内落后的经济面貌大为改观。与此同时,苏蒙贸易也在不断扩大,蒙古国在苏联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加大。以苏联对蒙古的出口贸易为例,1931年时,苏联向蒙古共出口货物达37343万卢布,蒙古国成为当时远东地区进口苏联产品货值最大的国家,而在1931年以前,处在这一位置的一直是波斯。苏联向蒙古的出口商品除食品和油类产品外,还包括纺织品、糖、水泥、机械、电器、化学制品等工业品。而蒙古向苏联的出口仍以皮毛和牲畜为主,1924—1925年,蒙古向苏联的羊毛出口占其总出口的13%,同种商品出口到中国的比重则占到86%。但1928—1929年,苏联所占的比重已上升到93%,而中国则下降为6.5%,此时蒙古已成为苏联的原料供给国。关于蒙古国在俄(苏)对外贸易中所处地位的变化,可从下表的资料中反映出来:
与苏联在蒙古贸易取得成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汉商在蒙古经营市场的萎缩。1923—1926年期间,蒙古经由中国内地的对外贸易已有下降先兆,如蒙古的牲畜经中国内地出口一项,与1912年以前相比就减少了75%。贸易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于蒙古政府向汉商征收高额出口关税和对汉商的一些歧视性政策。1926年9月,归化和张家口两地的商会曾就汉蒙贸易中的问题提出改进的具体措施。如:希望蒙古政府以平等地位对待汉商;减少关税;恢复自由贸易;蒙古政府应偿还其所欠汉商的债务;恢复中国商业金融机构在蒙古的业务活动等。但上述建议收效甚微。仅在1926—1927年,在蒙古的汉商企业就有60余家倒闭。1923—1926年,由蒙古运经中国内地口岸出口的商品货值,总体趋势尚能维持年均250万海关两以上。1926—1930年,蒙古经中国出口的货值逐年递减,最后三年的出口值锐减到年均仅57484海关两11。综上所述,俄国和后来的苏联在蒙古地区的贸易,共同的特点都是以经济和政治手段交互运用来完成的。但两个政权在蒙古获得的实际贸易利益前后却大相径庭。沙俄虽恃有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但因其经济实力的不足,以及蒙古地区与祖国内地间保持有长久而紧密的经贸关系,导致俄国并没有像英美等国那样,在中国的部分领土上享受到由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尽管旧俄在其执政末期已意识到对蒙贸易政策的不完善,意欲调整但为时已晚。苏联建成后,在处理同蒙古国的经济关系上,仍采取了扩大贸易政策。为此,苏联在加速自身经济改造的同时,将蒙古国的国家经济管理体制照苏联的模式作了变革,在蒙古建立起一套和苏联外贸及信贷机构对口的国有经济组织,这就首先从行政管理关系上掌握了对蒙古的贸易大权,并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蒙古与中国间的经济“脐带”。继而,在其“一五”计划末期,苏联的工业规模和在远东的运输能力已大大超越旧俄时代,最终确立了对蒙古贸易的优势地位。
① 童蒙正:《中国陆路关税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64～66页。
② VioletConolly,SovietEconomicPolicyintheEast,p.93,
OxfordUniversityPress,1933.
③ 表中俄国出口商品的计价单位原为卢布,今据1912年(1912年以前中国海关关册中未见有卢布与海关两的汇率记载)卢布与中国海关贸易计值单位海关两的汇兑率折算成海关两,这样便于比较俄蒙与中蒙的贸易趋势。1海关两=1.45卢布。
④ J.D.Yanson,ForeignTradeintheU.S.S.R.,p.75,London
VictorGollanczLTD,1934.
⑤ 上引书,pp.40～42.
⑥ 费正清等著:《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0～61页。也可参见,《旅蒙商大盛魁》第12辑,内蒙古文史资料出版社,第48～49页。
⑦ TheChineseEconomicMonthly,p.144,1926. ⑧ G.P.Paton,TheOrganisationofForeignTradeoftheUnionof
SovietSocialistRepublics.p.12&15,London:Printedand
PublishedbyHisMajestysOffice,1931.
⑨ VioletConolly,SovietTradefromthePacifictothe
Levant,pp.11～13,OxfordUniversityPress,1935.
⑩ K.N.Tverskoi,TheUnifiedTransportSystemoftheU.S.
S.R.,p164,VictorGollanczLTD,1935.
11 《津海关贸易报告》,1928年、1929年、1930年。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社会科学与外国语学院)责任编辑:林 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