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科书应反映新的史学研究成果
方 骏
几乎每部介绍元代历史或中西交通史的书籍都会提到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4年)及其举世闻名的游记。但早在19世纪70年代,学术界就有人指出《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中国的记载有不少遗漏,如英国的亨利·玉尔(HenryYule,1820-1889年)在其翻译的《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就曾指出波罗遗漏了诸如万里长城、茶叶、妇女缠足、鸬鹚捕鱼、印刷、汉字等足以反映中国特色的事物和风俗①。20世纪60年代,德国著名的蒙古学家傅海波(HerbertFranke)在其《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一文中,再次提出《马可波罗游记》中没有提到中国茶叶和汉字以及他自称任官扬州、贡献投石机协助攻陷襄阳等说法,或无史料支持或被证明错误,认为人们有理由据此对波罗一家长期居住中国的说法产生怀疑②。70年代末以后,更多的英美学者发表了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文章,他们的观点引起不少中国学者的注意和反驳。辩论双方主要有英美方面的海格尔(JohnHaeger)、克鲁纳斯(CraigClunas)以及伍德(FrancesWood),而中国方面则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杨志玖教授为代表性人物③。这些学术探讨,特别是过去二十多年来杨志玖教授同海格尔、克鲁纳斯以及伍德等人的笔战,在蒙元史和中外关系史学界,可谓人所皆知。但可惜的是,两岸三地的普及性历史读物,特别是大中学校历史教科书对马可波罗是否来华及担任高官等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没有什么反映④。本文选择部分两岸三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列举它们有关马可波罗的记载,希望引起历史教育工作者对教科书内容与史学研究成果脱节问题的注意,并探讨其原因,提出一些改变现状的粗浅想法。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
相对于多卷本或读者对象层次较高的中国通史著作,中学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内容相对简单,但由于用者人数众多,它们的影响很大。从本人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两岸三地的中学教科书大多没有吸收过去二十多年来史学界有关马可波罗的研究成果,这可以从下面几段摘录略见端倪。
由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次印刷的地方九年制义务教育初中教科书《历史》(七年级第二学期),对马可波罗其人其事的叙述,基本上沿用过去几十年的一贯说法:元朝时,中西交往频繁,来华的外国人中最著名的是马可·波罗。马可·波罗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他的父亲和叔父都曾经到东方经商,会见过忽必烈。元朝初年,17岁的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父来中国。他们从地中海东岸的阿迦城出发,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进入今新疆境内,历时4年,终于到达大都。马可·波罗很快学会了蒙语和汉语,受到元世祖的信任和重用。他在元朝做官17年,元世祖经常招他进宫,请他介绍欧洲各国的历史和现状。他曾奉命去各省巡视,遍游中国各地,搜集了大量的风俗人情材料和奇闻轶事。他还代表元政府出使外国,到过越南、印尼等地。1292年,马可·波罗乘船回意大利。后来,由他口述途中见闻,并由友人笔录成书,这就是闻名中外的《马可·波罗行纪》。⑤
台湾初高中分别被称为国民中学和高级中学。国民中学初一教本地史(台湾史),初二讲本国史(中国史),初三授世界史。高级中学一年级讲授中国史,高中二年级由学生从"世界文化─历史篇"、"世界文化─地理篇"、"现代社会"三科中选修二科,高三由学生从"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二科中选读一科⑥。台湾的中小学教科书由台湾"国立"编译馆负责编印。国民中学的"中国历史"教材共分两册,古代史和近现代史各一册,内容简单,元代部分没有提到马可波罗。1995年第11版的高级中学《历史》(高中第二册)内容也不多,对马可波罗是这样介绍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Polo)在元世祖朝,任官十七年,获致巨富;回国后口述游记,描绘东方各国的情形,盛道中国的富庶,激发欧洲人的冒险心,以通商、传教为目的,争赴东方,于中西文化的沟通,厥功至伟。⑦
香港中学分初中(中一至中三)、高中(中四中五)和预科(中六中七),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各自独立成科,分别用中文和英文编写教材及讲授。初中阶段,凡开设中国历史课的学校,初中生均需修读;高中阶段文理分科,只有文科学生才修读中西史,预科也是这样⑧。教科书一般是一年级一大册,中一至中五总共五册,预科没有固定教材,由任课教师从各类参考书中自选,印发给学生。
香港的教科书实行"一纲多本"制,没有统一的中学历史教材,目前教育署推荐给全港中学使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多达十几种。较多中学使用的有四套,其中最多学校使用的一套初中《中国历史》(第二册)对马可波罗来华的描述也没有新的内容:马可孛罗在元世祖时跟随父亲及叔父到中国经商,后在元朝任官,并在中国居住了十七年,多次代表朝廷出使各国,亦曾奉命护送皇室公主出嫁伊儿汗国。他回国意大利,口述其东游之所见所闻,再由别人笔录成《马可孛罗游记》,当中盛赞中国物产丰富,手工业发达,特别描述了大都的繁华,认为远胜欧洲。
⑨该套教科书的高中部分(第五册)没有特别介绍马可波罗,只是供教师使用的教师版(名曰《教师手册》)第三章《元代东西文化交流》中在提及马可波罗时附注如下:马可孛罗:意大利威尼斯人,1271年来华,在元朝当官十七年,并多次代表朝廷出使异国。他归国后,口述著成《东方见闻录》(即《马可孛罗游记》),盛赞中国的的繁荣与昌明,他说大都"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轰动了当时的欧洲。马可孛罗的东来及其"游记",激发了日后西欧人寻求通往东方航路的原动力。⑩
二
不难看出,上述两岸三地的中学教科书在介绍马可波罗时,基本上没有反映史学界过去二十多年来有关他是否来过中国,懂不懂汉文,有没有担任元朝高官等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可能有二。一,也许有人认为,中学生知识层次相对较低,在必要的史学知识还未掌握的情况下,把史学最新研究成果介绍给他们,反而会影响他们掌握基本的历史知识。二,中学教科书的编者通常人数不多,而且有些不是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学者(特别是在香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对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吸收。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研究成果,作出将哪些融入教科书中的明智决定,并非易事。
要将不断涌现的史学研究成果写进教科书中,确实有相当的难度,但并非不可能。在实行中小学教材统编的内地和台湾,中学教科书是有条件吸收史学研究成果的,因为两地的中学教材都要经过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的审查。例如,199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发行的全国统编教材初中《中国历史》,是经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历史学科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印行全国的。该套教材的顾问和历史学科审查委员包括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11。台湾的高级中学《历史》由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审编者为该馆高级中学历史科教科用书编审委员会12。这个编审委员会的多数成员是台湾极有学术水平和地位的专家或历史教育家。香港情况有所不同。由出版商自行组织的教材编写人员,根据香港课程发展处制定的课程大纲来编写教科书,编成后送交课程发展处审定,通过者由教育署建议全港的学校使用。通常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者往往既有中学教师,也有高校教授。但因为是少数人的个体作业,力量有限,以致教科书内容有不少过时的地方13。说不过去的是,内地和台湾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一样存在内容过时的现象。
三
学术研究的成果,如果只能局限于狭小的专家圈子,质量再好,也没有太大意义。像有关马可波罗来没来过中国,以及他是否懂得汉文、曾任扬州总管等问题的探讨和争论,蒙元史界、中西关系史界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多数读者并不知情,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如何普及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呢?最主要的方法,大概就是融其于通俗读物了。普及性书籍的读者,远远超过任何专门著作的读者,大中学校的教科书更是如此。
要编写好的通俗读物实际上并不容易,因为编写者需要对所写对象有全面深刻的了解,才能深入浅出。这需要有学术专家的参与,改变编写普及读物低人一等的心理。史学大师陈垣(1880-1971年)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呼吁全社会应关注教科书的编写14。被誉为当代美国三大历史学家的耶鲁大学史景迁(JonathanSpence)教授,是一位值得效仿的融学术研究于普及性读物的一流学者。这位因景仰司马迁而取反映其敬意汉名的西方史学大家,写出包括《寻找现代中国》(TheSearchforModernChina)、《天安门: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革命1895-1980》(TheGateofHeavenlyPeace:TheChineseandTheirRevolu瞭ion,1895-1980)等十多部畅销书,对推动西方人了解现代中国历史,起了极大作用15。当然,要在短时间内改变人们轻视普及性读物的心理,并不容易。事实上,就连史景迁这样的常春藤大学名牌教授,在北美也有少数学者对之颇有微词。在现实中,每个学术单位升级评分时,教材类书籍是远远比不上专题研究著作的,甚至根本不算成果。
除了需要有专家学者参与外,普及学术研究成果的另一个条件是观念的改变。正在进行的重要学术讨论,不一定非要有"定论"后才能写进普及性读物,包括中学教科书。西方的学者在这一方面做得较好,英国历史学家罗伯兹(J.A.G.Roberts)撰写的中国通史教材,虽然篇幅不长,但却能及时吸收中西史学界研究的最新成果。其1999年出版的《简明中国史》与1996年发行的《中国历史》相比,就进一步更新了学术界在马可波罗研究上的最新发展16。西方学者著述时,讲究吸收、参考、提及同一课题他人的相关研究,而不仅仅是引用原始材料。任何书籍或文章,如果不及时吸收或提及他人的研究成果,都会遭到批评17。相比之下,国内的普遍做法是强调征引原始材料,对第二手研究甚少提及。这种情况的出现多数并非作者不知情,因为不少学者在其著述里,对自己在同一或相近问题上的研究也全然不提,这同国内学术界的传统做法有关,而这一方面,西方学术界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① HenryYule,TheTravelsofMarcoPolo(London:JohnMurray,1921,thirdedition),pp.110～111.
② HerbertFranke,"Sino-WesternContactsundertheMon瞘olEmpire",JournaloftheRoyalAsiaticSociety(HongKongBranch),vol.6(1966),pp.53～54.
③ 关于马可波罗是否来华的争论历史,可参见谭晓琳、弓建中:《新一轮的质疑与回答》,载《蒙古学信息》1999年第3期,第20～26页;弗朗西丝·伍德著,洪允息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译者的话》;余士雄主编:《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
④ 也有例外。邱树森为《大学历史丛书》所写的《元朝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在介绍马可波罗来华基本史事后,就谈到有关的争论,见其书第508页;樊树志的《国史概要》(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00年版),虽然全书元朝部分只有34页,也对有关马可波罗来华的争论有一定的介绍,见樊书第361～363页。
⑤ 《历史》(七年级第二学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次印刷,第47页。
⑥ 王仲孚:《国高中历史课程新标准简介》。《人文及社会学科教学通讯》第五卷第五期,第6～10页。
⑦ 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历史》(高级中学第二册),台北"国立"编译馆1995年第11版,第89页。
⑧ 香港课程发展议会于2000年11月推出一份名曰《学会学习》(LearningtoLearn)的咨询文件,其中《个人、社会及人文学科》部分,建议全港各中学采用不同的方式教授中国历史,如继续保持其独立授课的地位;与世界历史合并授课;与世界历史、地理、经济及公共事务等科合并组成新人文学科授课;学校以自己编写、裁剪的教材授课。此议遭到大多数中学历史教师的强列反对。
⑨ 《中国历史》(第二册),香港文达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第2版,第144～145页。
⑩ 《中国历史》(第五册),香港文达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第1版,第218页。
11 《中国历史》(第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版。
12 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高级中学)《历史》,台北"国立"编译馆1995年第11版。
13香港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内容过时现象,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例如,方骏:《"九儒十丐":一个至今仍被香港中学中史教科书广泛引用的神话》。《教育曙光》第37期(1996年11月),第100～103页。
14 陈垣:《科学工作者应重视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科学通报》1954年7月号。
15 除了上述两部被美国大学广泛采用为教科书的著作外,史景迁还写了《改变中国:西方顾问在中国1620-1960》(ToChangeChina:WesternAdvisersinChi瞡a,1620-1960)、《王妇之死》(DeathofWomanWang)、《胡氏的问题》(QuestionofHu)、《中国皇帝:康熙的自画像》(EmperorofChina:Self-portraitofKang-hsi)、《利玛窦的记忆宫殿》(TheMemoryPalaceofMatteoRicci)、《上帝的中国之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GodsChineseSon:TheTaipingHeavenlyKingdomofHongXiuquan)、《毛泽东》(MaoZedong)等畅销书。
16 J.A.G.Roberts,AHistoryofChina,volume1,Prehisto瞨ytoC.1800(NewYork:St.MartinsPress,1996),p.196;AConciseHistoryofChina(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9),p.111.
17 1988年,荷兰莱顿的Brill出版社印发的《男性的焦虑和女性的贞节:明清时期中国人的伦理价值观念》(MaleAnxietyandFemaleChastity:AComparativeStudyofChineseEthicalValuesinMing-ChingTimes)一书,因为没有提及几篇早前发表的探讨类似问题的英文文章,被一篇书评特别点出。见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52:1(1992),p.362.
(作者单位: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责任编辑:倪金荣·
几乎每部介绍元代历史或中西交通史的书籍都会提到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4年)及其举世闻名的游记。但早在19世纪70年代,学术界就有人指出《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中国的记载有不少遗漏,如英国的亨利·玉尔(HenryYule,1820-1889年)在其翻译的《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就曾指出波罗遗漏了诸如万里长城、茶叶、妇女缠足、鸬鹚捕鱼、印刷、汉字等足以反映中国特色的事物和风俗①。20世纪60年代,德国著名的蒙古学家傅海波(HerbertFranke)在其《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一文中,再次提出《马可波罗游记》中没有提到中国茶叶和汉字以及他自称任官扬州、贡献投石机协助攻陷襄阳等说法,或无史料支持或被证明错误,认为人们有理由据此对波罗一家长期居住中国的说法产生怀疑②。70年代末以后,更多的英美学者发表了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文章,他们的观点引起不少中国学者的注意和反驳。辩论双方主要有英美方面的海格尔(JohnHaeger)、克鲁纳斯(CraigClunas)以及伍德(FrancesWood),而中国方面则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杨志玖教授为代表性人物③。这些学术探讨,特别是过去二十多年来杨志玖教授同海格尔、克鲁纳斯以及伍德等人的笔战,在蒙元史和中外关系史学界,可谓人所皆知。但可惜的是,两岸三地的普及性历史读物,特别是大中学校历史教科书对马可波罗是否来华及担任高官等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没有什么反映④。本文选择部分两岸三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列举它们有关马可波罗的记载,希望引起历史教育工作者对教科书内容与史学研究成果脱节问题的注意,并探讨其原因,提出一些改变现状的粗浅想法。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
相对于多卷本或读者对象层次较高的中国通史著作,中学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内容相对简单,但由于用者人数众多,它们的影响很大。从本人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两岸三地的中学教科书大多没有吸收过去二十多年来史学界有关马可波罗的研究成果,这可以从下面几段摘录略见端倪。
由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次印刷的地方九年制义务教育初中教科书《历史》(七年级第二学期),对马可波罗其人其事的叙述,基本上沿用过去几十年的一贯说法:元朝时,中西交往频繁,来华的外国人中最著名的是马可·波罗。马可·波罗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他的父亲和叔父都曾经到东方经商,会见过忽必烈。元朝初年,17岁的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父来中国。他们从地中海东岸的阿迦城出发,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进入今新疆境内,历时4年,终于到达大都。马可·波罗很快学会了蒙语和汉语,受到元世祖的信任和重用。他在元朝做官17年,元世祖经常招他进宫,请他介绍欧洲各国的历史和现状。他曾奉命去各省巡视,遍游中国各地,搜集了大量的风俗人情材料和奇闻轶事。他还代表元政府出使外国,到过越南、印尼等地。1292年,马可·波罗乘船回意大利。后来,由他口述途中见闻,并由友人笔录成书,这就是闻名中外的《马可·波罗行纪》。⑤
台湾初高中分别被称为国民中学和高级中学。国民中学初一教本地史(台湾史),初二讲本国史(中国史),初三授世界史。高级中学一年级讲授中国史,高中二年级由学生从"世界文化─历史篇"、"世界文化─地理篇"、"现代社会"三科中选修二科,高三由学生从"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二科中选读一科⑥。台湾的中小学教科书由台湾"国立"编译馆负责编印。国民中学的"中国历史"教材共分两册,古代史和近现代史各一册,内容简单,元代部分没有提到马可波罗。1995年第11版的高级中学《历史》(高中第二册)内容也不多,对马可波罗是这样介绍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Polo)在元世祖朝,任官十七年,获致巨富;回国后口述游记,描绘东方各国的情形,盛道中国的富庶,激发欧洲人的冒险心,以通商、传教为目的,争赴东方,于中西文化的沟通,厥功至伟。⑦
香港中学分初中(中一至中三)、高中(中四中五)和预科(中六中七),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各自独立成科,分别用中文和英文编写教材及讲授。初中阶段,凡开设中国历史课的学校,初中生均需修读;高中阶段文理分科,只有文科学生才修读中西史,预科也是这样⑧。教科书一般是一年级一大册,中一至中五总共五册,预科没有固定教材,由任课教师从各类参考书中自选,印发给学生。
香港的教科书实行"一纲多本"制,没有统一的中学历史教材,目前教育署推荐给全港中学使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多达十几种。较多中学使用的有四套,其中最多学校使用的一套初中《中国历史》(第二册)对马可波罗来华的描述也没有新的内容:马可孛罗在元世祖时跟随父亲及叔父到中国经商,后在元朝任官,并在中国居住了十七年,多次代表朝廷出使各国,亦曾奉命护送皇室公主出嫁伊儿汗国。他回国意大利,口述其东游之所见所闻,再由别人笔录成《马可孛罗游记》,当中盛赞中国物产丰富,手工业发达,特别描述了大都的繁华,认为远胜欧洲。
⑨该套教科书的高中部分(第五册)没有特别介绍马可波罗,只是供教师使用的教师版(名曰《教师手册》)第三章《元代东西文化交流》中在提及马可波罗时附注如下:马可孛罗:意大利威尼斯人,1271年来华,在元朝当官十七年,并多次代表朝廷出使异国。他归国后,口述著成《东方见闻录》(即《马可孛罗游记》),盛赞中国的的繁荣与昌明,他说大都"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轰动了当时的欧洲。马可孛罗的东来及其"游记",激发了日后西欧人寻求通往东方航路的原动力。⑩
二
不难看出,上述两岸三地的中学教科书在介绍马可波罗时,基本上没有反映史学界过去二十多年来有关他是否来过中国,懂不懂汉文,有没有担任元朝高官等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可能有二。一,也许有人认为,中学生知识层次相对较低,在必要的史学知识还未掌握的情况下,把史学最新研究成果介绍给他们,反而会影响他们掌握基本的历史知识。二,中学教科书的编者通常人数不多,而且有些不是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学者(特别是在香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对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吸收。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研究成果,作出将哪些融入教科书中的明智决定,并非易事。
要将不断涌现的史学研究成果写进教科书中,确实有相当的难度,但并非不可能。在实行中小学教材统编的内地和台湾,中学教科书是有条件吸收史学研究成果的,因为两地的中学教材都要经过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的审查。例如,199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发行的全国统编教材初中《中国历史》,是经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历史学科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印行全国的。该套教材的顾问和历史学科审查委员包括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11。台湾的高级中学《历史》由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审编者为该馆高级中学历史科教科用书编审委员会12。这个编审委员会的多数成员是台湾极有学术水平和地位的专家或历史教育家。香港情况有所不同。由出版商自行组织的教材编写人员,根据香港课程发展处制定的课程大纲来编写教科书,编成后送交课程发展处审定,通过者由教育署建议全港的学校使用。通常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者往往既有中学教师,也有高校教授。但因为是少数人的个体作业,力量有限,以致教科书内容有不少过时的地方13。说不过去的是,内地和台湾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一样存在内容过时的现象。
三
学术研究的成果,如果只能局限于狭小的专家圈子,质量再好,也没有太大意义。像有关马可波罗来没来过中国,以及他是否懂得汉文、曾任扬州总管等问题的探讨和争论,蒙元史界、中西关系史界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多数读者并不知情,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如何普及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呢?最主要的方法,大概就是融其于通俗读物了。普及性书籍的读者,远远超过任何专门著作的读者,大中学校的教科书更是如此。
要编写好的通俗读物实际上并不容易,因为编写者需要对所写对象有全面深刻的了解,才能深入浅出。这需要有学术专家的参与,改变编写普及读物低人一等的心理。史学大师陈垣(1880-1971年)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呼吁全社会应关注教科书的编写14。被誉为当代美国三大历史学家的耶鲁大学史景迁(JonathanSpence)教授,是一位值得效仿的融学术研究于普及性读物的一流学者。这位因景仰司马迁而取反映其敬意汉名的西方史学大家,写出包括《寻找现代中国》(TheSearchforModernChina)、《天安门: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革命1895-1980》(TheGateofHeavenlyPeace:TheChineseandTheirRevolu瞭ion,1895-1980)等十多部畅销书,对推动西方人了解现代中国历史,起了极大作用15。当然,要在短时间内改变人们轻视普及性读物的心理,并不容易。事实上,就连史景迁这样的常春藤大学名牌教授,在北美也有少数学者对之颇有微词。在现实中,每个学术单位升级评分时,教材类书籍是远远比不上专题研究著作的,甚至根本不算成果。
除了需要有专家学者参与外,普及学术研究成果的另一个条件是观念的改变。正在进行的重要学术讨论,不一定非要有"定论"后才能写进普及性读物,包括中学教科书。西方的学者在这一方面做得较好,英国历史学家罗伯兹(J.A.G.Roberts)撰写的中国通史教材,虽然篇幅不长,但却能及时吸收中西史学界研究的最新成果。其1999年出版的《简明中国史》与1996年发行的《中国历史》相比,就进一步更新了学术界在马可波罗研究上的最新发展16。西方学者著述时,讲究吸收、参考、提及同一课题他人的相关研究,而不仅仅是引用原始材料。任何书籍或文章,如果不及时吸收或提及他人的研究成果,都会遭到批评17。相比之下,国内的普遍做法是强调征引原始材料,对第二手研究甚少提及。这种情况的出现多数并非作者不知情,因为不少学者在其著述里,对自己在同一或相近问题上的研究也全然不提,这同国内学术界的传统做法有关,而这一方面,西方学术界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① HenryYule,TheTravelsofMarcoPolo(London:JohnMurray,1921,thirdedition),pp.110～111.
② HerbertFranke,"Sino-WesternContactsundertheMon瞘olEmpire",JournaloftheRoyalAsiaticSociety(HongKongBranch),vol.6(1966),pp.53～54.
③ 关于马可波罗是否来华的争论历史,可参见谭晓琳、弓建中:《新一轮的质疑与回答》,载《蒙古学信息》1999年第3期,第20～26页;弗朗西丝·伍德著,洪允息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译者的话》;余士雄主编:《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
④ 也有例外。邱树森为《大学历史丛书》所写的《元朝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在介绍马可波罗来华基本史事后,就谈到有关的争论,见其书第508页;樊树志的《国史概要》(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00年版),虽然全书元朝部分只有34页,也对有关马可波罗来华的争论有一定的介绍,见樊书第361～363页。
⑤ 《历史》(七年级第二学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次印刷,第47页。
⑥ 王仲孚:《国高中历史课程新标准简介》。《人文及社会学科教学通讯》第五卷第五期,第6～10页。
⑦ 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历史》(高级中学第二册),台北"国立"编译馆1995年第11版,第89页。
⑧ 香港课程发展议会于2000年11月推出一份名曰《学会学习》(LearningtoLearn)的咨询文件,其中《个人、社会及人文学科》部分,建议全港各中学采用不同的方式教授中国历史,如继续保持其独立授课的地位;与世界历史合并授课;与世界历史、地理、经济及公共事务等科合并组成新人文学科授课;学校以自己编写、裁剪的教材授课。此议遭到大多数中学历史教师的强列反对。
⑨ 《中国历史》(第二册),香港文达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第2版,第144～145页。
⑩ 《中国历史》(第五册),香港文达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第1版,第218页。
11 《中国历史》(第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版。
12 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高级中学)《历史》,台北"国立"编译馆1995年第11版。
13香港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内容过时现象,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例如,方骏:《"九儒十丐":一个至今仍被香港中学中史教科书广泛引用的神话》。《教育曙光》第37期(1996年11月),第100～103页。
14 陈垣:《科学工作者应重视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科学通报》1954年7月号。
15 除了上述两部被美国大学广泛采用为教科书的著作外,史景迁还写了《改变中国:西方顾问在中国1620-1960》(ToChangeChina:WesternAdvisersinChi瞡a,1620-1960)、《王妇之死》(DeathofWomanWang)、《胡氏的问题》(QuestionofHu)、《中国皇帝:康熙的自画像》(EmperorofChina:Self-portraitofKang-hsi)、《利玛窦的记忆宫殿》(TheMemoryPalaceofMatteoRicci)、《上帝的中国之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GodsChineseSon:TheTaipingHeavenlyKingdomofHongXiuquan)、《毛泽东》(MaoZedong)等畅销书。
16 J.A.G.Roberts,AHistoryofChina,volume1,Prehisto瞨ytoC.1800(NewYork:St.MartinsPress,1996),p.196;AConciseHistoryofChina(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9),p.111.
17 1988年,荷兰莱顿的Brill出版社印发的《男性的焦虑和女性的贞节:明清时期中国人的伦理价值观念》(MaleAnxietyandFemaleChastity:AComparativeStudyofChineseEthicalValuesinMing-ChingTimes)一书,因为没有提及几篇早前发表的探讨类似问题的英文文章,被一篇书评特别点出。见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52:1(1992),p.362.
(作者单位: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责任编辑:倪金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