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现代十位著名物理学家（一）
徐汉屏
我国近现代出现了有不少著名的科学家致力于物理学研究，为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收集整理了互联网上的相关资料，介绍其中十位物理学家的生平事迹与研究成果。
吴有训——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
吴有训（1897.4.26—1977.11.30），字正之，江西高安人，闻名世界的物理学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科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和组织者，对中国科学事业特别是新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吴有训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赴美人芝加哥大学，随康普顿从事物理学研究，1926年获博士学位，1926年秋回国，先后在江西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厉、历任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中央大学校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校务委员会主任。
解放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1977年在北京逝世。
吴有训在物理学领域中的重要成就是：在参与康普顿的X射线散射研究的开创工作时，他以精湛的实验技术和卓越的理论分析，验证了康普顿效应。
康普顿效应发现于1922年，这一发现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经典物理观念根深蒂固，康普顿效应一经提出，就遭到人们的怀疑和非难，有人认为实验证据不够充分，提出新的实验结果，做出新的解释，向康普顿的结论挑战，为了取得更全面的实验证据，康普顿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物理实验室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吴有训工作最有成效，他以高超的实验技术、严密细致的，为康普顿效应的确认做出了重大贡献。
吴有训1921年底赴美，1922年1月进入芝加哥大学，正好在这两年，康普顿以访问学者身份在芝加哥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所以，吴有训几乎从一开始就和康普顿一起进行X射线的散射实验，康普顿最初发表的论文只涉及一种散射物质（石墨），尽管已经获得了明确的资料，但终究还只限于某一特殊条件，难以令人信服，为了证明这一效应的普遍性，吴有训在康普顿的指导下，做了七种物质的X射线散射曲线。
1924年他与康普顿合作发表《经过轻元素散射后的钼Ka射线的波长》，1925年11月，美国物理学会第135届会议就定在吴有训所在的实验室召开，会上宣读或交流的论文共有60篇，吴有训的论文排在第一位他报告的题目是《康普顿效应中的变线与不变线之间能量的分布》，论文有力地证明了康普顿效应的客观存在。
1926年，吴有训以“康普顿效应”为题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同年回国，康普顿非常赞赏吴有训的才干，晚年曾向杨振宁说：吴有训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学生，在他的一本著作中引用了吴有训所作的15种物质散射曲线，这张图一直被各种著作和教科书引用，成了康普顿效应最有力的实验证据之一。
吴有训进一步研究康普顿效应，并且把康普顿效应的理论向前推进，有一段时期前苏联学者鉴于吴有训的工作对肯定康普顿效应有功绩，因此将康普顿效应改称为康普顿一吴有训效应，吴有训却公开表示不同意，表现了一位科学家求实的态度和谦虚的美德，
30年代中，他在清华大学讲授近代物理和普通物理学，注重实验课，并指导许多届学生的毕业论文工作，他不辞辛劳，诲人不倦，亲自指导查阅文献，制备实验装置；以严谨的科学作风培养出许多优秀学生。
吴有训在大学的物理学教育中有几个突出的特点，他注重基本概念、注重科学思维的条理性，启发学生从简单的事实中悟出深刻的道理来；重视实验教学，大力宣导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强调理论与实验并重的观点；强调培养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自学能力；注意将国内外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引入课堂，尽力使学生在学习基础物理学知识的同时，能及时了解该学科的一些前沿情况；十分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他认为，即使是物理系的学生，也不能只学物理学课程，而应学习一些相关相近的其他科目，甚至是人文课程，这样才能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吴有训在科学事业领导工作中始终认真负责，虚心听取各方意见，择善而从，赢得了同事们的敬爱，他有魄力，有远见，促进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吴有训一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对中国科学院的建设以至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建院初期，他对调整和充实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力量和布局倾注了心血；他既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关心新兴技术科学的发展，强调科学研究应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在制订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时，他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倡议并参加拟订加速发展新技术的紧急措施，为我国半导体、自动化、电子学、电脑技术的起步，做了大量工作，他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他是科学院研究生委员会主任，从50年代起，就亲自过问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中国科技大学创建后，他带到学校讲授普通物理等基础课程，他还非常关心青年科学家的成长，
吴有训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之前，就已担当起中国科学院对外科学使者的角色从整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前半叶，他每年或者率团出访，或者大量会见和接待来访的外国科学家代表团和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吴有训晚年在我国一系列对西方的科技交流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先后陪同国家领导人会见过杨振宁、任之恭、陈省身、林家翘、李政道、丁肇中等著名华裔科学家，发挥著名科学家的余热。
王淦昌——中国核科学奠基人
王淦昌（1907.5.28—1998.12.10），江苏常熟支塘镇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
王淦昌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0年人德国柏林大学，1933年获博士学位，抗战前回国，曾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任教，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及名誉所长、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并曾任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核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顾问，中国科协副主席等职。
王淦昌在粒子物理学方面造诣很深，早年提出了用云室来研究高能射线性能的新方法，40年代初提出通过轻原子核俘获K壳层电子释放中微子时产生的反冲中微子的创造性实验方法，建国初期，他主要领导宇宙线的研究工作，在云南落雪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很快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外同行的注意。
1956年秋天，他作为中国的代表，到原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后来又担任副所长，并且亲自领导一个实验小组，开展高能实验物理的研究，自从1930年英国科学家狄拉克首先从理论上预言存在电子的反粒子——正电子，1932年美国物理学家安德逊利用云雾室从宇宙线中发现正电子以后，实验物理学家一直在寻找各种粒子的反粒子，如果所有的粒子都有反粒子，这将证明微观世界中一个重要的规律，就是对称性，粒子与反粒子——正与反——的对称，当时，各种介子的反粒子已经确证了，反质子，反中子也先后发现了，摆在实验物理学家面前的一个挑战性课题，就是寻找反超子，王淦昌果断地把寻找新奇粒子（包括各种超子的反粒子），作为小组的主要研究课题。
为此，王淦昌设计了精巧的实验他考虑到反超子的寿命很短，要想比较可靠地捕捉到这类粒子，用能够显示粒子径迹的气泡室作为主要探测器比较理想，实验小组自己动手，建造了气泡室，用7r介子作为炮弹，在加速器上进行实验，王淦昌把握着研究进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及时地嘱咐组员们在观察气泡室拍摄到的照片时应该着重注意的地方，1959年3月9日，终于从4万对底片中，找到了一个产生反西格马负超子的事例，从而发现了超子的反粒子——反西格马负超子，首次观察到了在基本粒子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带奇异夸克的反粒子。
王淦昌小组的工作，受到各国物理学家的赞扬，1972年，美籍华人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回国访问时对周恩来总理说：联合原子核所这台加速器上所做的唯一值得称道的工作，就是王淦昌先生及其小组对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1982年，王淦昌和丁大钊、王祝翔因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而荣获国家颁发的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物理学家获得的最高荣誉。
王淦昌指挥了中国核武器原理试验及中子发生器的设计工作，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研究试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1963年春天，王淦昌带头离开北京，离开自己的家和亲人，到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去工作，那时候，基地刚刚开始建设，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又是在海拔3 200米的青海高原，高寒缺氧，气压低，水烧不开，馒头蒸不熟，年轻人走路快了都喘气，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王淦昌仍坚持深入到车间、实验室和试验场地，去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兴致勃勃地和同志们讨论问题，常常和大家一起工作到深夜，对每项技术，每个数据，每次实验的准备工作，他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保证了一次一次实验都获得成功，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茫茫戈壁滩上，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接着是轰轰轰的爆炸声……原子弹爆炸了！在观察所里的人们叫着，跳着，抱着，互相祝贺，王淦昌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过了两年8个月，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又爆炸成功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美国用了7年4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这里面有王淦昌的心血，此后，王淦昌又成功地领导了中国前三次地下核试验。
人们称王淦昌为核弹先驱他却谦虚地说：“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员，”
王淦昌还在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海水里含有大量的氘，氘、锂等都是能进行聚变反应的核燃料，受控聚变一旦实现，将是人类解决能源问题的根本途径，惯性约束是世界上公认很有希望的一种实现受控聚变的方法，早在1964年，王淦昌就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也使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科研工作走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1984年，他又领导开辟了氟化氪准分子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新领域，并且取得了很好的进展。
王淦昌也是一位教育专家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任教期间，他提倡启发式教学，循循善诱，重视学生的基础教育和实践能力，他认为只有扎实的基础，才能出人才，出成果，不论做实验，还是上课，他都鼓励学生动脑筋去思考问题，讲出自己的想、法，他讲课时深入浅出，简洁明了，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并自己去解决问题
王淦昌非常关心中国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事业的发展，1986年3月，他与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一起提出了对中国高技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建议，国务院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高技术发展的“863计划”，为中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王淦昌是中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在70年科研生涯中，他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他说：“我们应该要求自己站在世界科学发展的前列，只有这样，才能带领青年人去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
我国近现代出现了有不少著名的科学家致力于物理学研究，为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收集整理了互联网上的相关资料，介绍其中十位物理学家的生平事迹与研究成果。
吴有训——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
吴有训（1897.4.26—1977.11.30），字正之，江西高安人，闻名世界的物理学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科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和组织者，对中国科学事业特别是新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吴有训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赴美人芝加哥大学，随康普顿从事物理学研究，1926年获博士学位，1926年秋回国，先后在江西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厉、历任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中央大学校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校务委员会主任。
解放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1977年在北京逝世。
吴有训在物理学领域中的重要成就是：在参与康普顿的X射线散射研究的开创工作时，他以精湛的实验技术和卓越的理论分析，验证了康普顿效应。
康普顿效应发现于1922年，这一发现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经典物理观念根深蒂固，康普顿效应一经提出，就遭到人们的怀疑和非难，有人认为实验证据不够充分，提出新的实验结果，做出新的解释，向康普顿的结论挑战，为了取得更全面的实验证据，康普顿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物理实验室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吴有训工作最有成效，他以高超的实验技术、严密细致的，为康普顿效应的确认做出了重大贡献。
吴有训1921年底赴美，1922年1月进入芝加哥大学，正好在这两年，康普顿以访问学者身份在芝加哥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所以，吴有训几乎从一开始就和康普顿一起进行X射线的散射实验，康普顿最初发表的论文只涉及一种散射物质（石墨），尽管已经获得了明确的资料，但终究还只限于某一特殊条件，难以令人信服，为了证明这一效应的普遍性，吴有训在康普顿的指导下，做了七种物质的X射线散射曲线。
1924年他与康普顿合作发表《经过轻元素散射后的钼Ka射线的波长》，1925年11月，美国物理学会第135届会议就定在吴有训所在的实验室召开，会上宣读或交流的论文共有60篇，吴有训的论文排在第一位他报告的题目是《康普顿效应中的变线与不变线之间能量的分布》，论文有力地证明了康普顿效应的客观存在。
1926年，吴有训以“康普顿效应”为题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同年回国，康普顿非常赞赏吴有训的才干，晚年曾向杨振宁说：吴有训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学生，在他的一本著作中引用了吴有训所作的15种物质散射曲线，这张图一直被各种著作和教科书引用，成了康普顿效应最有力的实验证据之一。
吴有训进一步研究康普顿效应，并且把康普顿效应的理论向前推进，有一段时期前苏联学者鉴于吴有训的工作对肯定康普顿效应有功绩，因此将康普顿效应改称为康普顿一吴有训效应，吴有训却公开表示不同意，表现了一位科学家求实的态度和谦虚的美德，
30年代中，他在清华大学讲授近代物理和普通物理学，注重实验课，并指导许多届学生的毕业论文工作，他不辞辛劳，诲人不倦，亲自指导查阅文献，制备实验装置；以严谨的科学作风培养出许多优秀学生。
吴有训在大学的物理学教育中有几个突出的特点，他注重基本概念、注重科学思维的条理性，启发学生从简单的事实中悟出深刻的道理来；重视实验教学，大力宣导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强调理论与实验并重的观点；强调培养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自学能力；注意将国内外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引入课堂，尽力使学生在学习基础物理学知识的同时，能及时了解该学科的一些前沿情况；十分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他认为，即使是物理系的学生，也不能只学物理学课程，而应学习一些相关相近的其他科目，甚至是人文课程，这样才能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吴有训在科学事业领导工作中始终认真负责，虚心听取各方意见，择善而从，赢得了同事们的敬爱，他有魄力，有远见，促进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吴有训一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对中国科学院的建设以至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建院初期，他对调整和充实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力量和布局倾注了心血；他既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关心新兴技术科学的发展，强调科学研究应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在制订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时，他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倡议并参加拟订加速发展新技术的紧急措施，为我国半导体、自动化、电子学、电脑技术的起步，做了大量工作，他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他是科学院研究生委员会主任，从50年代起，就亲自过问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中国科技大学创建后，他带到学校讲授普通物理等基础课程，他还非常关心青年科学家的成长，
吴有训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之前，就已担当起中国科学院对外科学使者的角色从整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前半叶，他每年或者率团出访，或者大量会见和接待来访的外国科学家代表团和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吴有训晚年在我国一系列对西方的科技交流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先后陪同国家领导人会见过杨振宁、任之恭、陈省身、林家翘、李政道、丁肇中等著名华裔科学家，发挥著名科学家的余热。
王淦昌——中国核科学奠基人
王淦昌（1907.5.28—1998.12.10），江苏常熟支塘镇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
王淦昌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0年人德国柏林大学，1933年获博士学位，抗战前回国，曾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任教，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及名誉所长、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并曾任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核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顾问，中国科协副主席等职。
王淦昌在粒子物理学方面造诣很深，早年提出了用云室来研究高能射线性能的新方法，40年代初提出通过轻原子核俘获K壳层电子释放中微子时产生的反冲中微子的创造性实验方法，建国初期，他主要领导宇宙线的研究工作，在云南落雪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很快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外同行的注意。
1956年秋天，他作为中国的代表，到原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后来又担任副所长，并且亲自领导一个实验小组，开展高能实验物理的研究，自从1930年英国科学家狄拉克首先从理论上预言存在电子的反粒子——正电子，1932年美国物理学家安德逊利用云雾室从宇宙线中发现正电子以后，实验物理学家一直在寻找各种粒子的反粒子，如果所有的粒子都有反粒子，这将证明微观世界中一个重要的规律，就是对称性，粒子与反粒子——正与反——的对称，当时，各种介子的反粒子已经确证了，反质子，反中子也先后发现了，摆在实验物理学家面前的一个挑战性课题，就是寻找反超子，王淦昌果断地把寻找新奇粒子（包括各种超子的反粒子），作为小组的主要研究课题。
为此，王淦昌设计了精巧的实验他考虑到反超子的寿命很短，要想比较可靠地捕捉到这类粒子，用能够显示粒子径迹的气泡室作为主要探测器比较理想，实验小组自己动手，建造了气泡室，用7r介子作为炮弹，在加速器上进行实验，王淦昌把握着研究进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及时地嘱咐组员们在观察气泡室拍摄到的照片时应该着重注意的地方，1959年3月9日，终于从4万对底片中，找到了一个产生反西格马负超子的事例，从而发现了超子的反粒子——反西格马负超子，首次观察到了在基本粒子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带奇异夸克的反粒子。
王淦昌小组的工作，受到各国物理学家的赞扬，1972年，美籍华人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回国访问时对周恩来总理说：联合原子核所这台加速器上所做的唯一值得称道的工作，就是王淦昌先生及其小组对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1982年，王淦昌和丁大钊、王祝翔因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而荣获国家颁发的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物理学家获得的最高荣誉。
王淦昌指挥了中国核武器原理试验及中子发生器的设计工作，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研究试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1963年春天，王淦昌带头离开北京，离开自己的家和亲人，到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去工作，那时候，基地刚刚开始建设，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又是在海拔3 200米的青海高原，高寒缺氧，气压低，水烧不开，馒头蒸不熟，年轻人走路快了都喘气，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王淦昌仍坚持深入到车间、实验室和试验场地，去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兴致勃勃地和同志们讨论问题，常常和大家一起工作到深夜，对每项技术，每个数据，每次实验的准备工作，他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保证了一次一次实验都获得成功，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茫茫戈壁滩上，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接着是轰轰轰的爆炸声……原子弹爆炸了！在观察所里的人们叫着，跳着，抱着，互相祝贺，王淦昌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过了两年8个月，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又爆炸成功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美国用了7年4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这里面有王淦昌的心血，此后，王淦昌又成功地领导了中国前三次地下核试验。
人们称王淦昌为核弹先驱他却谦虚地说：“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员，”
王淦昌还在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海水里含有大量的氘，氘、锂等都是能进行聚变反应的核燃料，受控聚变一旦实现，将是人类解决能源问题的根本途径，惯性约束是世界上公认很有希望的一种实现受控聚变的方法，早在1964年，王淦昌就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也使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科研工作走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1984年，他又领导开辟了氟化氪准分子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新领域，并且取得了很好的进展。
王淦昌也是一位教育专家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任教期间，他提倡启发式教学，循循善诱，重视学生的基础教育和实践能力，他认为只有扎实的基础，才能出人才，出成果，不论做实验，还是上课，他都鼓励学生动脑筋去思考问题，讲出自己的想、法，他讲课时深入浅出，简洁明了，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并自己去解决问题
王淦昌非常关心中国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事业的发展，1986年3月，他与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一起提出了对中国高技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建议，国务院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高技术发展的“863计划”，为中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王淦昌是中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在70年科研生涯中，他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他说：“我们应该要求自己站在世界科学发展的前列，只有这样，才能带领青年人去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