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儒教与知行论
［日本］竹内弘行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提出要彻底打倒的三大封建要素，即君主专制政治、地主经济体制及封建儒教思想。其中，封建儒教思想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对其中的封建因素应予以批判，另一方面，对其中的道德因素，应予以肯定。特别是明代儒学家王阳明（１４７２—１５２８年）所提倡的儒教思想（称“阳明学”），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占有其特殊的地位。在此，我将初步地阐明阳明学在近代中国再度登场的原因、影响及其结果。
一、阳明学再度登场的原因、经过
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弘扬阳明学的人是清朝末期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年）。
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逃亡日本，发行《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宣传西方思想的报刊。但１９０３年游览美国之后，他感觉到，为实现近代化，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个人道德。因此，出版了《中国之武士道》（１９０４年）①、《德育鉴》②、《节本明儒学案》（１９０５年）③、《松阴文钞》（１９０６年）④等弘扬阳明学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指出，日本明治维新运动成功的原因在于日本儒教道德思想，而这一思想是从中国明代流行的阳明学中的“知行合一论”所吸取而来的“武士道”。日本著名维新人士吉田松阴（１８３０—１８５９年）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这一认识来源于日本人在明治３０年代反省西方化后出现的国家主义的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自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的１７年间，日本发表有关阳明学文章、专著大约１７篇（部），相应的中国发表相关的文章、专著１０篇（部），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阳明学研究高潮。具体说来，１８９６年（即明治２９年），杂志《阳明学》发行以后，日本国内人士对中国思想、特别是阳明学，开始发生兴趣，之后出版这方面的书也越来越多。这个时期，梁启超刚来日本。他目睹了日本的社会方方面面，并积极热心地吸取了很多日本国内的思想。
梁启超关于《中国之武士道》的内容，在他写给蒋智由（观云）要其为之作序的信里作了如下说明：顷者，著《中国之武士道》一书既成，欲乞先生一序文以宠之，想先生必无弃我。今将“自序”原稿呈上（尚有一后序，欲言生死之理，尚未成），此书用列传体，约十万言，起曹沫，讫李广（尚欲为续编，起傅介子，讫张汶祥未能成也），凡七十八人，采《史记》最多，《左传》、《国策》、《吕氏》、《淮南》、《韩非》、《墨子》、《说苑》、《新序》次之，每篇杂以评论，以导入新理想，此内容之大较也。
⑤蒋智由在序文里提到，日本的“武士道”不是日本所固有的，而是中国所固有的。不过，中国的武士道已在数千年之前消失，而后中国人再度意识到武士道的重要性。关于其理由作了如下论述：彼日本崛起于数十年之间，今且战胜世界一强国之俄罗斯，为全球人所注目，而欧洲人考其所以强盛之原因，咸由于其向所固有之武士道，而日本亦自解释其性质刚强之元素，曰“武士道”。于是其国之人，咸以武士道为国粹。今后益当保守而发达之。而数千年埋没於海山数岛间之“武士道”，遂至今日其荣光乃昭耀于地球间。虽然，此武士道者，宁于东洋为日本所专有之一物哉。吾中国者，特有之而不知尊重以至消灭而已。……今饮冰主人之著是书，盖欲发吾宗之家宝以示子孙，今而后吾知吾国尚武之风，零落数千年，至是而将复活，而能振吾族于蕉卒页凌夷之中，复一跃而登于荣显之地位，以无贻祖宗之羞，其必有赖于是矣。
⑥上文可见，日本打败俄国之后，欧洲人经研究后发现日本之所以强盛，就在于日本“武士道”。这个事情，非常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研究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从而觉察到“儒教文明圈”。
关于日本武士道（尚武精神）和阳明学（知行合一说）的关系，此略。下面，继续考察它的影响。
二、再度登场的阳明学的影响、结果
上述梁启超出版的大量著作，对２０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传统思想的涵义，进而热心于阳明学的研究（参看宋教仁⑦、黄尊三⑧、杨昌济⑨等日记）。当时，中国人在日本国内学习武士道或阳明学中，我认为最为注目的，是陈天华（１８７５—１９０５年）的自杀事件。
１９０５年１１月，日本文部省发布《中国朝鲜留日学生取缔规则》，把一部分中国留学生认定“性行不良”。陈天华对这项规则十分愤慨，为了抗议在日本海岸投身自杀了。他留下了有名的《绝命书》。在追悼他的悼词中，有如下对联：人有八千思项羽士无五百殉田横⑩项羽，在秦末自立为“西楚霸王”，最初将八千名“江东子弟”联合成起义军。这里表示了清末留学生或革命派人士的心理，这叫“功利心”。田横，也是反秦起义后，自立齐王的。但降服汉王刘邦后就自杀了。他的五百名臣下也都自杀了。这五百人的心理，不惜生命的献身精神，这叫“道义心”，也是《中国之武士道》里最为宝贵的。比如梁启超介绍田横时说到：新史氏曰，太史公既传田王，重为赞曰：“无不善画者，莫能图何哉？”（索隐云：言天下非无善画之人，不知图画田横及其党慕义死节之事，何哉？）其所以崇拜者至矣。求诸近代历史，则台湾郑氏，殆庶畿焉。顾亡郑氏者，郑氏部将也，以视田王之客，何其远矣。齐自太公以来，即世与莱徐夷竞，故其军国民主义养之至深且厚，以五百人者结八百年之局，其亦不负太公管子之教矣。孟子曰：“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田王有焉。
灛伂嫴还，当时也有不同的见解。比如，梁启超的友人杨度（１８７５—１９３１年）认为，日本武士道是儒教与佛教的合一，而不只是来自中国的儒教（杨度《中国之武士道序文》灛伂專。革命派人士宋教仁（１８８２—１９１３年），先是热心地学习阳明学而后意识到要学西方心理学，从而放弃了阳明学的学习（宋教仁《我之历史》灛伂崳。以后，宋教仁没有再研究阳明学，反而写了批评的文章。比如，他介绍清代朱子学者陆陇其（号三鱼堂）的《三鱼堂文集》，提出了阳明学的哲学与道德混一的缺点，并做了如下论述：陆氏之学，专宗考亭，不别立新帜，惟以居敬穷理为归，力辟阳明之说，至比为晋之清谈之祸，虽未免过持门户之见，然其论太极、论理气、论心性，皆能发挥纯正哲学之精义，其谓万理，在天为命，在人为性，在天为元亨利贞，在人为仁义礼智，尤能分别哲学与道德之观念，使无混淆，则要为阳明一派所不及，故谓为程朱派之一大功臣，实不诬罔。
灛伂幫跹裘鞯闹饕思想，即“心即理说”、“知行合一说”、“致良知说”都是主客混一，彼此不别的。宋教仁的评论有其合理性。
不过，中国国内知识分子，还是重视阳明学，主张学习阳明学的。比如马良，他曾担任李鸿章的外交秘书，去西方学习西学。他主张，一面学习西学，同时还要学习阳明学，具体论述如下：谓人心之邪正，无关于天下之治乱。邦族之存亡者，必自妄谈西学者始。西学云乎哉，异端而已矣。程朱以降，阳明学与西儒为最近，于医我国人心之病为最宜。病何在，盍不胜言亦不忍言。无己则无勇，其病根也。根生果。无耻，其后果也。惟无勇，故见义不为。惟无耻，故无所不为。人至无所不为，尚胜言哉，尚忍言哉……知善不行，谓之狂。知恶不改，谓之惑。惟狂与惑，非知行不合之病与欠。西儒有恒言大勇不自欺，凡自欺者，非不致良知之病与欠。吾故曰，治吾通国之病，惟阳明之学近之。
灛伂徛砹蓟顾担日本人从明末逸民（大概是朱舜水）意识到重视阳明学，才促进近代化的成功。他做了如下论述：西学东渐而东邻知行并进，岂无故哉。自明末逸民立昌明学校于江户以来，盍不徒新旧学数巨公卓卓在人耳目者知重阳明也。凡舟车之顷，手阳明一卷者，望之不尽，皆学士大夫宜其勇于变法，勇于立宪，勇于敌忾，勇于地方自治，在在知行并进，身受阳明之益而不自讳。我国学士大夫对之能无差死！
灛伂惿鲜雎砹嫉奈恼卤唬保梗保蹦攴⒖的《阳明先生集要三种》所收载。因此，中国国内阳明学的影响还没消失。孙中山（１８６６—１９２５年）在反省辛亥革命失败，于１９１８年所著的《孙文学说·心理建设》一书中指出，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不在于阳明学而在于西学的影响，提出了“行易知难说”，反对阳明学的知行合一说。胡适（１８９２—１９６２年）在国民革命进行之中的１９２８年，研究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时，主张“知难，行亦不易”。毛泽东（１８９３—１９７６年）１９３７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演《实践论》时，用辩证唯物论提出了“知行统一论”。
上述是中国近代史上围绕阳明学所进行的争议及其所产生的影响。现在东方国家都面临西方自由化所带来的道德破坏问题。我认为，２０世纪初期所提出的儒教知行论，即德育实行问题，则是跨世纪的。这是拙文的结论。
①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１９０４原刊。载《饮冰室专集》。
②梁启超：《德育鉴》，１９０５原刊。载《饮冰室专集》。③梁启超：《节本明儒学案》，黄梨洲宗羲原著，新民社，１９０５年。
④梁启超：《松阴文钞》，日本吉田寅次松阴原著，广智书局１９０６年版。
⑤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３４６～３６７页。
⑥灛伂嫝灛伂尅⊥注①，第２、５３、６页。
⑦灛伂崱∷谓倘剩骸段抑历史》。见陈旭麓：《宋教仁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６６、６１６页。又见拙著：《中国儒教的近代化论》第７章《宋教仁的阳明学》，１９９５年研文出版，第２２８页。
⑧黄尊三：《三十年日记》。见佐藤三郎译：《清国人日本留学日记》，东方书店１９８６版。
⑨杨昌济（１８７１—１９２０年）。郭之奇在他的回忆中也说过：方先生（杨昌济）在东京高师时，我常晋谒求教。时有梁启超《明儒学案》印本便于携带，我逐章细阅，圈点其精到之处，就正于先生。先生谓：“所圈之句皆精要之语。我不知道你到底懂不懂？”参看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８页。
⑩景梅九：《罪案》，１９２４原刊。见大高严译：《留日回顾》，平凡社（东洋文库），第８５页。
瑏瑤宋教仁：《新刊批评·三鱼堂全集》。１９１１年８月２１日《民立报》。同注⑦书，第２９２页。
瑏瑥灛伂悺÷砹迹骸堆裘飨壬集要三种序》，１９０７原著。１９１１年明明学舍刊本收载，第８、９页。
（作者单位：日本名古屋学院大学）责任编辑：蔡世华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提出要彻底打倒的三大封建要素，即君主专制政治、地主经济体制及封建儒教思想。其中，封建儒教思想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对其中的封建因素应予以批判，另一方面，对其中的道德因素，应予以肯定。特别是明代儒学家王阳明（１４７２—１５２８年）所提倡的儒教思想（称“阳明学”），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占有其特殊的地位。在此，我将初步地阐明阳明学在近代中国再度登场的原因、影响及其结果。
一、阳明学再度登场的原因、经过
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弘扬阳明学的人是清朝末期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年）。
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逃亡日本，发行《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宣传西方思想的报刊。但１９０３年游览美国之后，他感觉到，为实现近代化，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个人道德。因此，出版了《中国之武士道》（１９０４年）①、《德育鉴》②、《节本明儒学案》（１９０５年）③、《松阴文钞》（１９０６年）④等弘扬阳明学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指出，日本明治维新运动成功的原因在于日本儒教道德思想，而这一思想是从中国明代流行的阳明学中的“知行合一论”所吸取而来的“武士道”。日本著名维新人士吉田松阴（１８３０—１８５９年）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这一认识来源于日本人在明治３０年代反省西方化后出现的国家主义的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自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的１７年间，日本发表有关阳明学文章、专著大约１７篇（部），相应的中国发表相关的文章、专著１０篇（部），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阳明学研究高潮。具体说来，１８９６年（即明治２９年），杂志《阳明学》发行以后，日本国内人士对中国思想、特别是阳明学，开始发生兴趣，之后出版这方面的书也越来越多。这个时期，梁启超刚来日本。他目睹了日本的社会方方面面，并积极热心地吸取了很多日本国内的思想。
梁启超关于《中国之武士道》的内容，在他写给蒋智由（观云）要其为之作序的信里作了如下说明：顷者，著《中国之武士道》一书既成，欲乞先生一序文以宠之，想先生必无弃我。今将“自序”原稿呈上（尚有一后序，欲言生死之理，尚未成），此书用列传体，约十万言，起曹沫，讫李广（尚欲为续编，起傅介子，讫张汶祥未能成也），凡七十八人，采《史记》最多，《左传》、《国策》、《吕氏》、《淮南》、《韩非》、《墨子》、《说苑》、《新序》次之，每篇杂以评论，以导入新理想，此内容之大较也。
⑤蒋智由在序文里提到，日本的“武士道”不是日本所固有的，而是中国所固有的。不过，中国的武士道已在数千年之前消失，而后中国人再度意识到武士道的重要性。关于其理由作了如下论述：彼日本崛起于数十年之间，今且战胜世界一强国之俄罗斯，为全球人所注目，而欧洲人考其所以强盛之原因，咸由于其向所固有之武士道，而日本亦自解释其性质刚强之元素，曰“武士道”。于是其国之人，咸以武士道为国粹。今后益当保守而发达之。而数千年埋没於海山数岛间之“武士道”，遂至今日其荣光乃昭耀于地球间。虽然，此武士道者，宁于东洋为日本所专有之一物哉。吾中国者，特有之而不知尊重以至消灭而已。……今饮冰主人之著是书，盖欲发吾宗之家宝以示子孙，今而后吾知吾国尚武之风，零落数千年，至是而将复活，而能振吾族于蕉卒页凌夷之中，复一跃而登于荣显之地位，以无贻祖宗之羞，其必有赖于是矣。
⑥上文可见，日本打败俄国之后，欧洲人经研究后发现日本之所以强盛，就在于日本“武士道”。这个事情，非常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研究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从而觉察到“儒教文明圈”。
关于日本武士道（尚武精神）和阳明学（知行合一说）的关系，此略。下面，继续考察它的影响。
二、再度登场的阳明学的影响、结果
上述梁启超出版的大量著作，对２０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传统思想的涵义，进而热心于阳明学的研究（参看宋教仁⑦、黄尊三⑧、杨昌济⑨等日记）。当时，中国人在日本国内学习武士道或阳明学中，我认为最为注目的，是陈天华（１８７５—１９０５年）的自杀事件。
１９０５年１１月，日本文部省发布《中国朝鲜留日学生取缔规则》，把一部分中国留学生认定“性行不良”。陈天华对这项规则十分愤慨，为了抗议在日本海岸投身自杀了。他留下了有名的《绝命书》。在追悼他的悼词中，有如下对联：人有八千思项羽士无五百殉田横⑩项羽，在秦末自立为“西楚霸王”，最初将八千名“江东子弟”联合成起义军。这里表示了清末留学生或革命派人士的心理，这叫“功利心”。田横，也是反秦起义后，自立齐王的。但降服汉王刘邦后就自杀了。他的五百名臣下也都自杀了。这五百人的心理，不惜生命的献身精神，这叫“道义心”，也是《中国之武士道》里最为宝贵的。比如梁启超介绍田横时说到：新史氏曰，太史公既传田王，重为赞曰：“无不善画者，莫能图何哉？”（索隐云：言天下非无善画之人，不知图画田横及其党慕义死节之事，何哉？）其所以崇拜者至矣。求诸近代历史，则台湾郑氏，殆庶畿焉。顾亡郑氏者，郑氏部将也，以视田王之客，何其远矣。齐自太公以来，即世与莱徐夷竞，故其军国民主义养之至深且厚，以五百人者结八百年之局，其亦不负太公管子之教矣。孟子曰：“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田王有焉。
灛伂嫴还，当时也有不同的见解。比如，梁启超的友人杨度（１８７５—１９３１年）认为，日本武士道是儒教与佛教的合一，而不只是来自中国的儒教（杨度《中国之武士道序文》灛伂專。革命派人士宋教仁（１８８２—１９１３年），先是热心地学习阳明学而后意识到要学西方心理学，从而放弃了阳明学的学习（宋教仁《我之历史》灛伂崳。以后，宋教仁没有再研究阳明学，反而写了批评的文章。比如，他介绍清代朱子学者陆陇其（号三鱼堂）的《三鱼堂文集》，提出了阳明学的哲学与道德混一的缺点，并做了如下论述：陆氏之学，专宗考亭，不别立新帜，惟以居敬穷理为归，力辟阳明之说，至比为晋之清谈之祸，虽未免过持门户之见，然其论太极、论理气、论心性，皆能发挥纯正哲学之精义，其谓万理，在天为命，在人为性，在天为元亨利贞，在人为仁义礼智，尤能分别哲学与道德之观念，使无混淆，则要为阳明一派所不及，故谓为程朱派之一大功臣，实不诬罔。
灛伂幫跹裘鞯闹饕思想，即“心即理说”、“知行合一说”、“致良知说”都是主客混一，彼此不别的。宋教仁的评论有其合理性。
不过，中国国内知识分子，还是重视阳明学，主张学习阳明学的。比如马良，他曾担任李鸿章的外交秘书，去西方学习西学。他主张，一面学习西学，同时还要学习阳明学，具体论述如下：谓人心之邪正，无关于天下之治乱。邦族之存亡者，必自妄谈西学者始。西学云乎哉，异端而已矣。程朱以降，阳明学与西儒为最近，于医我国人心之病为最宜。病何在，盍不胜言亦不忍言。无己则无勇，其病根也。根生果。无耻，其后果也。惟无勇，故见义不为。惟无耻，故无所不为。人至无所不为，尚胜言哉，尚忍言哉……知善不行，谓之狂。知恶不改，谓之惑。惟狂与惑，非知行不合之病与欠。西儒有恒言大勇不自欺，凡自欺者，非不致良知之病与欠。吾故曰，治吾通国之病，惟阳明之学近之。
灛伂徛砹蓟顾担日本人从明末逸民（大概是朱舜水）意识到重视阳明学，才促进近代化的成功。他做了如下论述：西学东渐而东邻知行并进，岂无故哉。自明末逸民立昌明学校于江户以来，盍不徒新旧学数巨公卓卓在人耳目者知重阳明也。凡舟车之顷，手阳明一卷者，望之不尽，皆学士大夫宜其勇于变法，勇于立宪，勇于敌忾，勇于地方自治，在在知行并进，身受阳明之益而不自讳。我国学士大夫对之能无差死！
灛伂惿鲜雎砹嫉奈恼卤唬保梗保蹦攴⒖的《阳明先生集要三种》所收载。因此，中国国内阳明学的影响还没消失。孙中山（１８６６—１９２５年）在反省辛亥革命失败，于１９１８年所著的《孙文学说·心理建设》一书中指出，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不在于阳明学而在于西学的影响，提出了“行易知难说”，反对阳明学的知行合一说。胡适（１８９２—１９６２年）在国民革命进行之中的１９２８年，研究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时，主张“知难，行亦不易”。毛泽东（１８９３—１９７６年）１９３７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演《实践论》时，用辩证唯物论提出了“知行统一论”。
上述是中国近代史上围绕阳明学所进行的争议及其所产生的影响。现在东方国家都面临西方自由化所带来的道德破坏问题。我认为，２０世纪初期所提出的儒教知行论，即德育实行问题，则是跨世纪的。这是拙文的结论。
①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１９０４原刊。载《饮冰室专集》。
②梁启超：《德育鉴》，１９０５原刊。载《饮冰室专集》。③梁启超：《节本明儒学案》，黄梨洲宗羲原著，新民社，１９０５年。
④梁启超：《松阴文钞》，日本吉田寅次松阴原著，广智书局１９０６年版。
⑤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３４６～３６７页。
⑥灛伂嫝灛伂尅⊥注①，第２、５３、６页。
⑦灛伂崱∷谓倘剩骸段抑历史》。见陈旭麓：《宋教仁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６６、６１６页。又见拙著：《中国儒教的近代化论》第７章《宋教仁的阳明学》，１９９５年研文出版，第２２８页。
⑧黄尊三：《三十年日记》。见佐藤三郎译：《清国人日本留学日记》，东方书店１９８６版。
⑨杨昌济（１８７１—１９２０年）。郭之奇在他的回忆中也说过：方先生（杨昌济）在东京高师时，我常晋谒求教。时有梁启超《明儒学案》印本便于携带，我逐章细阅，圈点其精到之处，就正于先生。先生谓：“所圈之句皆精要之语。我不知道你到底懂不懂？”参看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８页。
⑩景梅九：《罪案》，１９２４原刊。见大高严译：《留日回顾》，平凡社（东洋文库），第８５页。
瑏瑤宋教仁：《新刊批评·三鱼堂全集》。１９１１年８月２１日《民立报》。同注⑦书，第２９２页。
瑏瑥灛伂悺÷砹迹骸堆裘飨壬集要三种序》，１９０７原著。１９１１年明明学舍刊本收载，第８、９页。
（作者单位：日本名古屋学院大学）责任编辑：蔡世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