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史宬:明清皇家档案库

    李松龄

    

    

    

    在北京天安门迤东一箭之遥的南池子大街南口路东,有一座被红墙围绕的雄伟壮观的古建筑物,这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保存最完整、最古老的明清档案库房——皇史宬。

    一、皇史宬建造缘起

    (一)皇史宬是皇城宫殿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皇史宬座落在今东城区南池子大街136号。明清两朝南池子一带称东苑(又称小南城、南内),因位于紫禁城东南而得名。明朝时这里除建有皇史宬外,还有重华宫、宜春宫、洪庆宫、重质宫等宫苑建筑,与紫禁城等宫廷建筑构成一个整体,周边奇花异草、怪石林立、清雅幽静,是帝王经常来游玩的地方。迨至明朝末期,东苑逐渐荒废。清朝以后,逐步被改建成民居,原来所有明宫殿旧址都已荡然无存,惟独皇史宬屹然尚在,一直保留至今,可谓是当年东苑建筑群中“硕果仅存”的建筑物了。

    皇史宬俗称“表章库”,表章一般指贺表、奏章,是两种宫廷的档案文书,后泛指档案。在今天皇史宬北墙外有一夹道,原叫表章库夹道,这在陈宗蕃的《燕都丛考》一书中有记载。现在夹道仍在,但不叫“表章库夹道”了,只见墙上钉着一块红底白字的标牌:此巷不通行,没有了往日胡同文化典故的味道。

    皇史宬作为明代的古建筑,同这一地区的故宫、天安门、端门、太庙、社稷坛等建筑构成完整的宫殿古建筑群,是皇城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明朝大学士丘浚提议修建皇史宬

    据我国档案文献记载,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以金为匮,以石为室”(《汉书·高帝本记》),用以保藏重要典籍的记载。皇史宬的建造,将古人的创意真正变成了现实。

    明朝弘治五年(1492年),内阁大学士丘浚上疏,奏陈收集、整理历代“经籍图书,立为案卷,永远存照”,以备“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賴之以知今”。意思是说我们今天通过收集、整理,凭借古籍档案记载,可以知道前人的做法;后人同样凭借古籍档案,知道我们现在的所为。为此,丘浚建议仿照古代“石室金匮”之意,修建一所“不用木植,专用砖石垒砌”的档案库房。他在奏疏上称:

    “自古帝王藏国史于金匮石室之中,盖以金石之物坚固、耐久,非土木比,又能扞格水火,使不为患。有天下者斫石以为室,铜金以为匮,凡国家有秘密之记,精微之言,与凡典章事迹,可以贻谋远传者,莫不收贮其中,以防意外之虞,其处心积虑,可谓深且远矣。后世徒有金匮石室之名,而无其实。典守虽设官,藏贮虽有所,然无虞灾备急之具,不幸一旦有不测之事,出于常虑之外,遂使一代休治事功、人文国典因而散失,后之秉史笔者无所凭据,往往求之于草泽,访之于传闻,简牍无存,真实莫辨,非但大功异政不得记载,而明君良臣为人所诬捏者,亦多有矣。”

    于是,丘浚提议“于文渊阁(位于故宫内的东南方位)近便去处,别建重楼一所,不用木植,专用砖石垒砌为之,……收贮繁要文书,以防意外之虞。”他具体建议:上层用铜匮保存“累朝实录”和“国家大事文书”;下层用铁匮保藏“诏册、制诰、敕书等项”以及内府衙门所藏“可备异日纂修一代全史之用”的文书。最后,丘浚强调说,“如此,则祖宗之功德,在万世永传,信而无疑,国家之典章,垂百亡递沿,袭而有本矣”。丘浚这段话将建造皇史宬的理由阐述得极为透彻。

    这项建议,虽被当时的皇帝批准,但当朝皇帝对土木兴建不感兴趣,迟迟未见实施。丘浚提议搁置了42年后,到了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七月,嘉靖命武定侯郭勋、华盖殿大学士张孚敬、武英殿大学士李时等重修历朝实录,于是张孚敬重提前议,嘉靖批准,“命内阁诸臣建造神御阁于南内”,才下令正式动工兴建。神御阁就是后来的皇史宬。修建皇史宬的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由于当时明宫中政治腐败,管理不善,经常发生火灾。据《山樵暇语》记载,明英宗正统四年(1449年)“北内大火,文渊阁内所藏之书悉为灰烬”。武宗正德四年(1509年)文渊阁又发生一次火灾。嘉靖十年(1531年),宫中再次发生火灾。宫中频繁发生火灾,促使嘉靖帝下令修建皇史宬。皇史宬建造历时两年,于嘉靖十五年(1536年)七月竣工,正式投入使用。

    (三)从“神御阁”到“皇史宬”

    早在明弘治五年,丘浚当时建议修建的本是“重楼”式的建筑;后嘉靖帝命建的也是阁楼式建筑。

    皇史宬初建时,拟定名字并不叫皇史宬。因修建初衷首先考虑是为敬奉皇帝画像而建,所以初命名“神御阁”。按照中国古建筑中阁的特点,阁的外观一般为两层,中间另加一暗层,实际为三层,明间中部设楼梯,拾级而上,经过夹层的休息平台可到二层室内。可是后来不知何故,改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黄顶大屋”了。工程完工后,嘉靖皇帝又决定专用该建筑存放皇帝的实录和圣训,而皇帝画像则另修景神殿(现劳动人民文化宫内)恭奉,因此,乃将“神御阁”更名为“皇史宬”。

    据说,神御阁建成后,由嘉靖帝亲自题写匾额,嘉靖帝忽发奇想,欲命名为“皇史藏”。可是,嘉靖帝却不慎笔误,将“藏”字写成了“宬”字,在旁陪侍的大学士张孚敬看到皇上写错一字,就在皇上犹豫不定是不是要改写时,他便上前说到,“惟天子孝文御书即为纶綍,请勿更易”。何谓纶綍?据《礼记·缁衣》记载:“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纶,即钓鱼的鱼线,世有垂纶之说;綍,即绳索,可见二者之悬殊。意思是说,皇帝您写啥样就是啥,不用改写。结果将错就错,皇史宬的名字便沿袭使用至今。

    “宬”,《日下旧闻考》援引《燕都游览志》注释说:“宬与盛同义,《说文解字》曰:“‘宬,屋所容受也。清段玉裁注:‘宬之言盛也。”明崇祯朝进士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上记载说,皇史宬的名字是由嘉靖皇帝钦定的。我们现所见所有的字典、词典上解释,宬字仅此一处使用,“别无分号”。《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古代藏书的屋子。”

    二、石室金匮与所藏珍贵档案

    (一)皇史宬建筑格局与档案装具

    皇史宬素有“石室金匮”之称。石室是指建筑而言,金匮是指装具而论。

    皇史宬由皇史宬门、皇史宬正殿、东配殿、西配殿和御碑亭共五部分组成。整个院落围以高墙,总面积达8463平方米,建筑面积有3400平方米。

    皇史宬正院前,是一个东西过道,东西各一座大门,东大门关闭,出入西大门(大门临南池子大街)。正中为皇史宬门,三券门南向,左右各一个小门,左称“皇書(lóng)历左门”,右称“皇書历右门”。皇史宬门额,刚建成时,史字为“ ”,成字为宬,左右小门以龙为皇書,均出自嘉靖帝自造和手书,原物现已失存,无从查考。门拱是莲菱图案,典型的明代建筑风格。

    院内正中为皇史宬正殿,座落在142公分高的石基上,四周环以汉白玉石栏,四角由四个大的螭兽镇角。螭兽即传说的龙生九子之一,因嘴大,肚子里特别能盛水,所以一般古建筑用它镇守建筑的四周,从口中用于排水。殿前是一宽敞的平台,前为丹陛,绕以汉白玉雕栏,南面陛三出台阶,东西各一出。环绕大殿四周的汉白玉螭兽、望柱上浮雕翔凤盘龙、丹陛浮雕双龙戏珠的图案,护栏等雕工装饰十分精美,使大殿平添几分巍峨庄严的气氛。

    正殿屋顶盖以黄琉璃瓦,吻兽相向,为庑殿式建筑,梁柱斗拱,窗棂椽子,不用一钉一木,全为砖石所砌。皇史宬正殿庑殿顶式建筑,四面为坡,四条垂脊上各有9个吉祥琉璃小兽,琉璃小兽按照坡脊的长短和柱高安设,基本上是二尺配装一件。皇史宬安设九件,表明建筑规格具有很高的地位。

    正殿为北京最大的无梁殿建筑。正殿外墙东西长47.40米,南北长21.32米,建筑面积为1010.57平米;正殿内东西40.5米,南北8.98米,使用面积363.69平米;南北墙厚度均为6.17米,东、西墙厚度均为3.45米。四墙所占面积竟达646.88平方米,占建筑面积的64%,而殿内使用面积为363.69平方米,仅占建筑面积的36%。正殿东西九楹,正中券门五座,石门重达几吨,凭一人之力,不能开启。屋顶盖以黄琉璃瓦,吻兽相向,为庑殿式建筑,梁柱斗拱,窗棂椽子,全为砖石所砌,不用一钉一木。

    大殿正上方悬满汉文合璧的“皇史宬”匾额,显然已不是明朝原物,而是清朝入关后,尊崇满族的皇家地位改成了满汉合璧的石匾。汉文位右,满文居左,表明满文作为国语至上的位置,一直保留至今。现在最西面的石门,有一扇不知何时断裂两截,1955年修缮大殿时,为了安全起见,将其中靠东面的一扇,按照宫廷大门的制作工艺,按原比例换成木质门,涂以红漆,外观与石门无异,外人不敲击,不得而知。同时,当时为了出入方便,石门不再轻易开闭,也考虑提高大殿内防尘效果,便在内墙靠里,装饰了一道菱花玻璃木门。大殿东西山墙各有一窗,用石镂成窗棂,以假乱真。在窗户的内侧,也安装了玻璃木窗,即防尘又不影响采光。

    皇史宬的东、西配殿,形制相同,二殿规模较小,非无梁殿做法,虽然正面辟3券门,上安棋盘大门,但其内部实际是面阔5间,进深3间的大木结构。在配殿正立面屋檐下,设有石雕金钱气孔21个,南北山墙各设石砌方窗。采用这样的建筑形式处理方法,目的便是使整个院落的建筑取得和谐统一。配殿的室内也存放着一些雕琢精美的大木柜,内贮明、清两代有关皇家档案。这些木柜和所藏档案后全部移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

    御碑亭是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重修皇史宬时所建,是宬内唯一的清代建筑。御碑亭位于皇史宬正殿的东侧,东配殿的北边,重檐四角攒尖正方形碑亭,面阔3间,砖木结构,是清代御碑亭的普通形制。亭内为御制重修皇史宬碑一座,碑文记叙了皇史宬的兴建历史,建筑功能以及重修原因等内容。这座建筑距今也有205年的历史了。

    随着时代的更替和时间的推移,皇史宬在内部建筑格局上,也因需要的不同而有所变化。除了上述在皇史宬门额文字的变化外,室内石台的变化最大。在明代,宬中四周俱用石甃,中放二十台,永陵(嘉靖在位45年)、定陵(万历在位48年)各占二台,因在位统治时间最长。到了清乾隆十五年,据《皇史宬全图》档案记载,宬中的石台已经改成前后两座。在宬内东北角、西北角石台下面,皆坐北朝南有两座石碑,原是明朝所立,所刻碑文没有留下记载,已无从可考。乾隆时,把碑文磨掉重刻,分别题写了诗文,是乾隆皇帝恭瞻皇史宬所作的御制诗,赞美史官的“秉笔直书”,夸耀其前辈的“丰功伟业”,祈望其统治“万代长存”等内容。

    到了清光绪时期,由于藏品越来越多,为扩大室内收藏的面积,石台已经同为一体,石臺面积也有所扩大,两座石碑也不得已移置石台上面。虽然嘉庆十二年进行了重修,但皇史宬整体建筑基本上保持了明朝旧状。

    殿内又筑有1.42米高的石台,台上排列着专门用来存贮实录、圣训而特制“金匮”。匮外用鎏金铜皮包裹,内为樟木柜匣。上、下两层,用隔板夹档。柜高1.34米,长1.38米,宽0.73米,上部0.1米处开盖用锁。柜外东西各安铁环一个,用以搬抬。各柜铸有形状各异的云龙花纹,柜重达170公斤左右,这是我们见到的最早的皇家专用档案柜。

    不同朝代的“金匮”,显示不同时期的制造工艺风格。金匮的正面和上盖呈现两条浮龙戏珠的图案。中间祥云浮托,一龙昂首向上,呈腾云驾雾的升天之态;一龙俯身朝下,作飘忽成鱼游之势。珠光如同喷薄欲出的朝阳,光芒四射。整个画面构图严谨,布局精细。观之,使人有龙游宇宙,主宰天下之威严。制作者将“皇权天授”、“君临天下”的统治理念,寄寓精美的图案之中。其匮体的左右和后面都饰以祥云,构成一幅无限宽广、完美的艺术画面。

    清代对金匮排序也有严格的规定:太祖排在前面正中,依次各朝皇帝先左后右逐步往下排,最多时一共排成七排。

    明清两朝几百年,对殿内石台做过很大改变,现在殿内布局,是清末时的状况。史载,殿中的石台,明朝时有20个,其上共铸“金匮”19个,最早的一个保存的是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实录。清朝入关后,将内明朝皇帝的实录圣训移贮内阁大库,而以清朝皇家档案取而代之,朱氏家族变成了爱新觉罗氏。随着时代的进展和实录和圣训的增加,皇史宬中的“金匮”也逐渐增多。清天命至雍正五朝,也只有31柜;到同治时,已增加至141柜;时至清末,已达152柜。现在基本完好无损地存放在皇史宬正殿中。

    (二)皇史宬所存珍贵档案文献

    清朝时期,正殿存放的主要是清帝的实录和圣训,东西配殿专做木质龙柜,存储皇家玉牒。另外,清朝这里还存放过记载清朝规章制度的“大清会典”、平叛征讨“朔漠方略”、“将军印信”等,东配殿曾存放过石刻法帖76块,西配殿则存放过大臣的题本之副本。下面介绍几种重要的档案。

    实录:实录是历朝皇帝的编年史。因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为宗旨,“据实记录,事无虚构”,故谓之实录。自唐朝以后,每朝皇帝将国家重要的政务奏议、谕旨,分朝编辑。清朝实录,起自清太祖(天命)至清德宗(光绪)共十一朝。按年月日记载皇帝至谕旨、行动及国家政事。分别用汉、满、蒙三种文字书写。历朝实录例由新继位皇帝纂修前朝皇帝实录。清朝实录共缮写四部,分别存放在乾清宫、皇史宬、内阁大库和盛京崇谟阁。

    圣训:清朝将皇帝的谕旨称为“圣训”,(明称宝训)。它是在纂修实录时,从中摘其可传布天下的谕旨文件,分类编辑而成的一种档案版本。清朝圣训也是起自清太祖至德宗(光绪)共十一朝,分别用汉满两种文字书写。至光绪年间,令刻有“十朝圣训”。

    玉牒:皇族的家谱谓之“玉牒”。清代从显祖宣皇帝塔克世(努尔哈赤之父)本支为宗室,旁支为觉罗,所以玉牒有“宗室玉牒”和“觉罗玉牒”之分。从顺治十三年开设玉牒馆,并规定每十年纂修一次玉牒,玉牒修成后闭馆。每届开馆之年,由清宗人府题奏,皇帝亲选玉牒馆正副总裁官,统理编修事宜。依照“以帝系为统,以长幼为序,存者朱书,殁者墨书,记载各代子孙生儿育女、继嗣、婚嫁、封爵、授职、升调、降革、死亡等情况。

    顺治、康熙两朝所修玉牒仅有满文,雍正以后,分别用满、汉两种文字抄写。编毕,誊录装潢,呈皇帝御览后,一式三份分别存放乾清宫、皇史宬和盛京。据记载,1921年溥仪最后一次修玉牒,清代一共修玉牒27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藏顺治十八年(1661)至1921年所修玉牒2600余册,系统记录了清代皇族人口及支派,目前皇史宬中的玉牒已经全部移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玉牒库存放,现已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永乐大典:是明朝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类书。永乐元年到二年(1403-1404)十一月,明成祖曾命解缙等人,纂集过一部《文献大成》,但因其过简,复命姚广孝、刘季虎和解缙三人做全书的监修,并选派宿学老儒重加增辑。经过三年即到永乐五年(1407年)八月告成。全书22877卷,11095册,明成祖写序并改名为《永乐大典》。因该书卷帙浩繁,未及刻印,只有手写本。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为避免火灾,命另抄一副本。遂聚108人共抄六年,到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方告完成。从此,《永乐大典》才有正副两部。分别藏于文渊阁和皇史宬。《永乐大典》正本于明末一次火灾中全部焚毁,副本至清初也开始流失。咸丰时只有几千册,到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副本也大部分焚毁,未毁部分几乎全部被劫去。据统计现存于世的约800卷。

    宝谱:皇帝玉玺拓为印模,称为“宝谱”。其图二十有五,是根据乾隆十一年御定数目拓印而成的。贮于皇史宬。二十五颗御宝,现均贮于故宫交泰殿。

    将军印谱:清初至乾隆年间,屡派大将军出征。共铸大将军印四十五颗,将军印六十二颗。当大将军出师,经请示,将宬中藏印颁赐之,事后仍归于皇史宬收藏。

    三、皇史宬建筑的重要历史价值

    屈指一数,皇史宬从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建成投入使用,至今已有476年的历史,风雨沧桑,历经不同朝代,至今仍保存原有的状况,不能不说这与它独特的建筑设计、高超的建筑工艺水平有着重要的因果关系。

    我们从皇史宬保存档案文献来看,至今仍保持着完好无损的状态。纸张平整,颜色洁白,墨迹清晰,无任何虫蛀的痕迹。实践证明,皇史宬的建筑和装具设备都非常适于保存档案文献,可总结归纳出五个特点,来说明它的重要历史价值:

    第一、皇史宬大殿建筑全部采用砖石结构,不用一钉一木,穹顶式无梁殿建筑,而且外墙四面采取梯形的建筑形式,具有典型的“石室”特点,使该建筑既坚固耐用,能经得起风霜雨雪的长久侵蚀,更具有良好的防火性能和防震的作用,有利于档案文献的安全保管;

    第二、厚厚的墙壁,可以避免殿内温湿度发生剧烈变化。四面墙体平均厚度达4.8米,四墙所占面积竟达占建筑总面积的64%,使用面积仅占36%,几乎是殿内面积的两倍,犹如将一座地下宫殿搬到了地上。使殿内保持冬暖夏凉,温湿度相对稳定,从而有利于档案文献的安全保存;

    第三、具有良好的疏水防潮功能。殿外地基是1.42米高的石基,殿内又有1.42米高的石台,也就是说档案柜离开地面实际距离高达近三米。同时,殿内石台四周,各与墙壁离开了一定的距离,殿外四周又各有疏水漏口,因而有利于档案防水、防潮、防霉。有利于档案文献的安全保护;

    第四、东西对开的窗子,加上穹窿式的殿顶更容易通风,便于净化调节室内温湿度达到相对稳定的状态,有利于档案文献的保藏;

    第五、结实、美观、密闭性能良好的“金匮”,既有利于防盗,也有利于防火、防水、防潮。内存各种文献档案,又用上等的绫布包裹,又可以起到一层防潮的作用,樟木材质的匮体,又起到防止虫蛀的保护效果。根据测试,柜内的相对温度较殿内更稳定一些,浮动值小,而且温度值正处在相对理想的状态。

    正是皇史宬建筑和装具这些显著的功能和特點,从防火、防水、防霉、防盗等多方面,为档案的保管、保护、保存创造了极为有利和不可缺少的条件,采取“石室”和“金匮”保管档案文献的措施,无疑给档案的安全加了两道“防火墙”。

    在我国近500年前的科学水平和技术条件下,仅用两年的时间,就建成了这样一座设计精巧、格局别致、坚固耐久、规模宏大、具有独特建筑风格的古代档案库房,实属不易。所以说,它不仅是中国建筑史上的杰作,更是我们今天认识古代“石室金匮”的典范之作,而且对于在建设设计现代化档案馆时,如何科学保管档案文献,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作者单位: 北京市档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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