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实录散论
岳纯之
有关唐代实录的体裁、褒贬和史学影响，是唐代史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论者虽时有涉及， 但尚少专论者，故撰此文，略作论述，并对个别观点试为商榷，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 唐代实录的体裁
实录是唐朝时期兴盛起来的一种新的史书种类，关于这种史书的体裁，传统观点认为是编年 体，但近年来开始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如有的论者明确说"实录并非编年体"①，"严 格地讲，是不应该称其为编年体的"②。这些学者之所以认为唐代实录不是编年体，主要 根据是唐代实录包含有通常只有纪传体史书才具有的人物传。那么，人物传是否与编年体相 矛盾？包含有人物传是否就不是编年体呢？
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人物传与编年体不相矛盾，编年体可以包含人物传。因为编年体之为编 年体，并不在于其内容是人物还是事件，而是在于其内容是否"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 续"③，按时间顺序编排。如果不按时间顺序编排，即使内容完全是历史事件，也不能说 是 编年体；如果内容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即使包含人物传于其中，也无碍其为编年体。唐代 实录绝大多数已经亡佚，《顺宗实录》是硕果仅存的一部。这部实录一共包含七个人物传， 它们有的是在传主去世时插入，有的是在传主被贬时插入，有的是在朝廷为传主平反昭雪追 赠官职时插入，无一打乱时间顺序。这一点，连反对称实录为编年体的论者也承认不讳： " 唐代实录的体裁是按年、月、日编排君主的行事，一朝重臣显贵则于亡卒或诏令平反、放逐 之日下附其传记。"④"唐代《实录》是由两部分组成，编年部分……是实录的主体 ； 人物传部分……是随编年部分叙事需要插入的，是实录的辅助内容。"⑤既然如此， 又岂能说实录不是编年体？
为了论证实录非编年体，有论者断言："其实，自古以来人们对实录究竟属何种体裁认识就 不一致，《新唐书·艺文志》把实录、起居注别出一门，未入编年，可知欧阳修、宋祁并不 认为实录是编年体。只是自《宋史·艺文志》列实录为编年体后，后继史书才大率相沿。" ⑥实际上，此说并不正确。第一，诚如论者所言，《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了唐代实录， 却 并未归入编年类，而是将之划入起居注类，但是否就可据此推论"欧阳修、宋祁并不认为实 录是编年体"呢？否。稍加留心就会发现，《新唐书·艺文志》在划分史部类目时并无统一 标准，如编年类是依据史书体裁设立的，伪史类是根据史书所载对象的正统与否设立的，正 史类则是按照史书体裁和所载对象的正统性双重标准设立的。实录被划入起居注类，但在这 一类中又包含起居注、实录和诏令集三子类，并非同一体裁。如果《新唐书·艺文志》未列 入编年类，就可推断欧、宋不认为实录是编年体，进而据以否认实录的编年体性质，那么起 居注也不是编年体吗?照此类推，那么被欧、宋列入伪史类的诸书也都既非编年体，亦非纪 传体，而是伪史体?第二，史志列实录为编年体虽然始于《宋史·艺文志》，但早在《宋史 ·艺文志》甚至《新唐书·艺文志》以前，人们已早就认识到实录的编年体性质。刘知几《 史通》卷12《古今正史》说："自是，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次立编 年体，号为实录，迄乎三帝，世有其书。"明确指出实录为编年体。吴兢在《贞观政要 》中也说，房玄龄等撰《高祖、太宗实录》是"删略国史为编年体"⑦。徐坚等所撰《唐 六 典》谓唐代史馆史官的职责是"本于起居注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之体，为褒贬焉"⑧。 唐 代国史为纪传体，这里的"编年之体"显然指的也是实录。昭宗时史官裴庭裕曾受命撰修宣 宗、懿宗、僖宗三朝实录，虽因故未能修成，却撰得《东观奏记》三卷。在该书的序中，他 说："庭裕自为儿时，已多记忆，议采宣宗朝耳目闻睹，撰成三卷。非编年之史，未敢闻于 县官，且奏记于监国史晋国公，藏之于阁，以备讨论。"此时纪传体国史的修撰停废已久， 所谓"编年之史"所指当然也是实录。以上诸人均为唐朝人，且多为史官，他们无一例外， 都认为实录是编年体史书。《宋史·艺文志》当就是以这种认识为前提将实录归入编年类的 ，后人将实录归入编年类，恐也是基于此种认识，而不仅仅是沿袭《宋史·艺文志》。
二、 唐代实录的褒贬
唐代实录的修撰，一般都在官方设置的史馆里进行，并且都由宰相担任监修国史负责领导和 监督，预修人员也都是朝廷命官，因此，唐代实录的褒贬臧否完全视当朝的政治需要为转移 。这一方面，《高祖、太宗实录》可为适例。
《高祖、太宗实录》修撰于贞观年间，当时太宗皇帝声称要"自看国史"，"欲以为鉴诫" ，于是宰相房玄龄等人就据国史修成《高祖、太宗实录》。关于《高祖、太宗实录》的修撰 ，还有一段插曲，是说房玄龄等将实录修成之后，送呈太宗过目，不料，太宗却大感不满： ぁ
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 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 词，直书其事。"⑨
所谓"六月四日事"，是指玄武门之变。在这场政变中，太宗杀死了他的同胞兄弟太子李建 成、齐王李元吉，并于此后不久，逼迫其父李渊让出了皇位。因此事发生于武德九年（626 年）六月四日，故称。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出于多种原因，贞观九年（635年），他曾回忆 说： "武德六年已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
10 说高祖李渊武德六年（623年）有废立之意，涉嫌自我吹嘘，但其时李世民不为兄弟所容， 遭 到种种倾轧，则完全是事实11。因此，他发动玄武门之变有其迫不得已的一面。尽 管如此， 以次子身份谋夺长兄的皇太子之位，以人弟的身份而"推刃同气"12，毕竟有违封 建法统和 伦理道德。房玄龄等人修成的实录"语多微文"表明，房玄龄虽然曾经是玄武门之变的谋主 ，但在他看来，这也不是光明正大、理直气壮的事，所以才需要微婉其文，隐晦其词。太宗 当然也深知这一点，但他可能认为这样"语多微文"，反而欲盖弥彰，更加显出自己的道德 污点，有损于他的"伟大"形象、千古芳名，因此，便自比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勒 令房玄龄等"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高祖、太宗实录》如今已经亡佚，但通过与其他记载的比较，我们可以确信，《高祖、 太 宗实录》确实对许多历史事实作了有利于自己的篡改。如据唐人温大雅所著《大唐创业起居 注》记载，在创建唐朝的过程中，从筹谋反隋到正式举义，唐高祖李渊起了主要作用，但在 《高祖、太宗实录》中，这一切却都被归到了李世民的头上。新、旧《唐书》本纪和《资治 通鉴》有关部分都是主要根据《高祖、太宗实录》修撰而成，从它们对这个问题的记载，我 们可略窥一斑。《旧唐书》卷1《高祖纪》：ぁ
（大业）十三年……群贼蜂起，江都阻绝，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俄而，马 邑校尉刘武周据汾阳宫举兵反，太宗与王威、高君雅将集兵讨之。高祖乃命太宗与刘文静及 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各募兵，旬日间众且一万。
《新唐书》卷1《高祖纪》：ぁ
是时，炀帝南游江都，天下盗起。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 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高祖留守太原，领晋阳宫监 ，而所善客裴寂为副监，世民阴与寂谋，寂因选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过寂饮酒，酒酣从 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惊。寂曰："正为宫人奉公，事发当诛，为此尔。"世民因亦 入白其事。高祖初阳不许，欲执世民送官，已而许之，曰："吾爱汝，岂忍告汝邪?"然未 有以发。
《资治通鉴》所记与两《唐书》大体相同，惟更加详尽生动，不再赘录。据此，李世民才是 起兵反隋的首谋和推动者，李渊则仅是被动者，只是在其子李世民的劝说下，方迫于形势， 同意举兵反隋。此时，李世民只有十八九岁，阅世尚浅，李渊则已是久经风浪、富有经验 的政坛宿将，两《唐书》、《资治通鉴》之不可信，不待辩可知。
再如太宗政敌李建成在创建李唐皇朝的过程中，也曾有过重要建树。早在起兵的酝酿阶段， 他就奉父命，"于河东潜结英豪"。李渊起兵后，更是屡建功勋。大业十三年（617年）六 月 ，李渊从太原起兵，隋西河郡丞高德儒"执迷不误"，"不时送款"，妄图阻挡李渊大军南 下关中，李建成与李世民一起"率众取之"13。七月，李渊大军进攻霍邑，快要到 达时，忽 传言北方割据武装刘武周欲勾结突厥，乘虚掩袭太原。此时，是回师保卫大本营太原，还是 继续南进，成为摆在李渊面前的一个攸关起兵成败的大问题。李建成又和李世民挺身而出， 力劝李渊继续前进，并在李渊的指挥下成功攻克霍邑。后来进攻京城时，李建成所部又率先 攻入，为夺取京城立了首功。但在《高祖、太宗实录》中，李建成的功劳则被完全抹杀，如 反隋准备，《太宗实录》说李建成"流宕河曲，逸游是好，素无才略，不预经纶"14 。西河 之役，《高祖、太宗实录》但云"命太宗徇西河"，"没建成之名"15。攻取霍邑 ，"《太宗实录》尽以为太宗之策，无建成名"16。
像《高祖、太宗实录》这样根据当权者需要任意褒贬的情况，决非特例，而是唐代实录存在 的普遍现象，《玄宗实录》、《睿宗实录》、《德宗实录》等等莫不如此。正是因此，我们 看到，随着政局的变动，唐代实录也往往不断被增删或重修，长孙无忌等所撰《太宗实录》 17、《顺宗实录》、《宪宗实录》等都曾有过这样的遭遇18。在评价古代史 家史书时，人们 喜欢给他们或它们戴上直笔、信史之类的帽子，唐代实录的是非褒贬是不是提醒我们，在给 他们或它们"戴帽加冕"时，应该慎重一些。
三、 唐代实录的影响
唐代实录的修撰始于贞观十四年（640年），终于唐朝末年。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唐朝先 后 修撰从高祖至武宗十六帝二十七部实录，凡八百零五卷。唐代的大规模实录修撰对当时和后 世史学产生巨大影响。
首先，开创了历代相沿编纂实录的史学传统。一般认为，实录早在南朝萧梁时期就已经出现 ，当时史官周兴嗣、谢吴各自撰有《梁皇帝实录》，无名氏撰有《梁太清录》，但这些史书 并未流传下来，有关它们的零星史料也缺乏其内容、体例的明确记载，因此，它们是否唐朝 以来那样的实录体史书，并非没有疑问19。北齐时，中书侍郎陆元规撰有《皇帝实 录》，然 而据刘知几说，该书"唯记行师，不载它事"20，似为起居注的别称，与实录体史 书不同。 《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总序》云："后周六官之建春官府，置外史，掌王言及作动之 事，以为国志，即起居之职也，又有著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即佐郎之任，皆掌缀国录， 起居、著作之任自此分矣。"有论者据此推断，"国录""应即为国史、实录的简称"，北 周也有实录之作21。从《册府元龟》的记载来看，"国录"是与"国志"相对举的 ，"国志 "指起居注，"国录"显然应指国史。如果"国录"是国史、实录的简称，那么"国志"又 该是什么呢？当然，广义的国史也可兼指实录，因此，"国录"也并非绝对不可能指称或包 含实录，可这需要足够的证据。然而，至唐朝时期，实录体史书却确确实实出现于史学舞台 上，并且自太宗时起，几乎每帝必修，蔚成大观。唐朝以后，实录修撰成为传统，而这一传 统应该说正是形成于唐朝时期。
其次，为修撰其他种类史书提供和保存了大量史料。在唐代，日历、起居注等官修当代史资 料一律藏于史馆，不准外传，其中如起居注，原则上连皇帝也不得观看，太宗、文宗都曾 碰过钉子。而实录则不同，一经修成便可向外流传。如贞观十七年（643年）《高 祖、太宗 实录》修成后，太宗不但"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而且"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 。开元时人萧颖士"尝伏读《贞观实录》"22，史家刘知几17岁时就将"皇家实 录""窥 览略周"23。宣宗时，曾严敕收缴会昌年间被改修过的《宪宗实录》，也是因为它 有些抄本 流传于"天下诸州府"24。正是因此，实录成为当时许多官私史书的重要材料来源 。如《贞 观政要》，作者吴兢自云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25，而 在"旧史 "之中，最主要的就是《太宗实录》，所谓"兢于《太宗实录》外采太宗与群臣问对之语… …为《政要》凡四十篇十卷"26。《高氏小史》，作者高峻"以司马迁史至陈、隋 书，附以 唐实录，纂其要，分十例，为六十卷"27。《唐统纪》，自高祖讫于穆宗凡一百卷 ，是作者 陈岳"约大唐实录"28而成。《唐会要》，宣宗以后部分为宋人王溥所续，之前部 分则由唐 人苏弁、苏冕、崔铉等相继纂成，其中也对唐代实录多所参取。
《唐会要》卷72《马》云：ぁ
（贞元）二十一年四月，罢闽中万安监。先是，福建观察使柳冕久不迁，欲因事以求恩宠， 奏云："闽中，南朝放牧之地，可致牛马蕃息，请置监牧。"许之，大收境内畜产，牧放其 中。羊之大者不过十斤，马之良者直钱数千，不经时辄死，又却敛以充之。百姓怨苦之，由 是监观察使阎济美奏罢之。
卷88《盐铁》云：ぁ
（贞元）二十一年二月，停盐铁使月进。旧铁总悉入正库，以助经费，而主此务者，稍以时 市珍玩时新物充进献，以求恩泽。其后益甚，岁进钱物，谓之"羡余"，而经入益少。及贞 元末，遂月献焉，谓之"月进"。及是而罢。
这两段文字与《顺宗实录》的有关记载如出一辙，当即采自后者。至于唐朝国史，由于实录 较易改编成纪传体，修撰时必然要据为"史之基也"29。
唐代实录在唐朝灭亡之后并没有立刻亡佚，五代、北宋时期，大部分尚留存于世，因此，
又成为当时涉及唐朝的各种前代史著作的基本史料来源。如《旧唐书》，据清人赵翼研究， "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30。粗略翻一下《旧唐书》，至今仍可发现不少其采 自唐代实 录的痕迹，如《旧唐书》中的《顺宗纪》、《宪宗纪》和《郭子仪传》后的史论，分别冠有 "史臣 韩愈曰"、"史臣蒋系曰"、"史臣裴NFDEB
有关唐代实录的体裁、褒贬和史学影响，是唐代史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论者虽时有涉及， 但尚少专论者，故撰此文，略作论述，并对个别观点试为商榷，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 唐代实录的体裁
实录是唐朝时期兴盛起来的一种新的史书种类，关于这种史书的体裁，传统观点认为是编年 体，但近年来开始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如有的论者明确说"实录并非编年体"①，"严 格地讲，是不应该称其为编年体的"②。这些学者之所以认为唐代实录不是编年体，主要 根据是唐代实录包含有通常只有纪传体史书才具有的人物传。那么，人物传是否与编年体相 矛盾？包含有人物传是否就不是编年体呢？
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人物传与编年体不相矛盾，编年体可以包含人物传。因为编年体之为编 年体，并不在于其内容是人物还是事件，而是在于其内容是否"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 续"③，按时间顺序编排。如果不按时间顺序编排，即使内容完全是历史事件，也不能说 是 编年体；如果内容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即使包含人物传于其中，也无碍其为编年体。唐代 实录绝大多数已经亡佚，《顺宗实录》是硕果仅存的一部。这部实录一共包含七个人物传， 它们有的是在传主去世时插入，有的是在传主被贬时插入，有的是在朝廷为传主平反昭雪追 赠官职时插入，无一打乱时间顺序。这一点，连反对称实录为编年体的论者也承认不讳： " 唐代实录的体裁是按年、月、日编排君主的行事，一朝重臣显贵则于亡卒或诏令平反、放逐 之日下附其传记。"④"唐代《实录》是由两部分组成，编年部分……是实录的主体 ； 人物传部分……是随编年部分叙事需要插入的，是实录的辅助内容。"⑤既然如此， 又岂能说实录不是编年体？
为了论证实录非编年体，有论者断言："其实，自古以来人们对实录究竟属何种体裁认识就 不一致，《新唐书·艺文志》把实录、起居注别出一门，未入编年，可知欧阳修、宋祁并不 认为实录是编年体。只是自《宋史·艺文志》列实录为编年体后，后继史书才大率相沿。" ⑥实际上，此说并不正确。第一，诚如论者所言，《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了唐代实录， 却 并未归入编年类，而是将之划入起居注类，但是否就可据此推论"欧阳修、宋祁并不认为实 录是编年体"呢？否。稍加留心就会发现，《新唐书·艺文志》在划分史部类目时并无统一 标准，如编年类是依据史书体裁设立的，伪史类是根据史书所载对象的正统与否设立的，正 史类则是按照史书体裁和所载对象的正统性双重标准设立的。实录被划入起居注类，但在这 一类中又包含起居注、实录和诏令集三子类，并非同一体裁。如果《新唐书·艺文志》未列 入编年类，就可推断欧、宋不认为实录是编年体，进而据以否认实录的编年体性质，那么起 居注也不是编年体吗?照此类推，那么被欧、宋列入伪史类的诸书也都既非编年体，亦非纪 传体，而是伪史体?第二，史志列实录为编年体虽然始于《宋史·艺文志》，但早在《宋史 ·艺文志》甚至《新唐书·艺文志》以前，人们已早就认识到实录的编年体性质。刘知几《 史通》卷12《古今正史》说："自是，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次立编 年体，号为实录，迄乎三帝，世有其书。"明确指出实录为编年体。吴兢在《贞观政要 》中也说，房玄龄等撰《高祖、太宗实录》是"删略国史为编年体"⑦。徐坚等所撰《唐 六 典》谓唐代史馆史官的职责是"本于起居注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之体，为褒贬焉"⑧。 唐 代国史为纪传体，这里的"编年之体"显然指的也是实录。昭宗时史官裴庭裕曾受命撰修宣 宗、懿宗、僖宗三朝实录，虽因故未能修成，却撰得《东观奏记》三卷。在该书的序中，他 说："庭裕自为儿时，已多记忆，议采宣宗朝耳目闻睹，撰成三卷。非编年之史，未敢闻于 县官，且奏记于监国史晋国公，藏之于阁，以备讨论。"此时纪传体国史的修撰停废已久， 所谓"编年之史"所指当然也是实录。以上诸人均为唐朝人，且多为史官，他们无一例外， 都认为实录是编年体史书。《宋史·艺文志》当就是以这种认识为前提将实录归入编年类的 ，后人将实录归入编年类，恐也是基于此种认识，而不仅仅是沿袭《宋史·艺文志》。
二、 唐代实录的褒贬
唐代实录的修撰，一般都在官方设置的史馆里进行，并且都由宰相担任监修国史负责领导和 监督，预修人员也都是朝廷命官，因此，唐代实录的褒贬臧否完全视当朝的政治需要为转移 。这一方面，《高祖、太宗实录》可为适例。
《高祖、太宗实录》修撰于贞观年间，当时太宗皇帝声称要"自看国史"，"欲以为鉴诫" ，于是宰相房玄龄等人就据国史修成《高祖、太宗实录》。关于《高祖、太宗实录》的修撰 ，还有一段插曲，是说房玄龄等将实录修成之后，送呈太宗过目，不料，太宗却大感不满： ぁ
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 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 词，直书其事。"⑨
所谓"六月四日事"，是指玄武门之变。在这场政变中，太宗杀死了他的同胞兄弟太子李建 成、齐王李元吉，并于此后不久，逼迫其父李渊让出了皇位。因此事发生于武德九年（626 年）六月四日，故称。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出于多种原因，贞观九年（635年），他曾回忆 说： "武德六年已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
10 说高祖李渊武德六年（623年）有废立之意，涉嫌自我吹嘘，但其时李世民不为兄弟所容， 遭 到种种倾轧，则完全是事实11。因此，他发动玄武门之变有其迫不得已的一面。尽 管如此， 以次子身份谋夺长兄的皇太子之位，以人弟的身份而"推刃同气"12，毕竟有违封 建法统和 伦理道德。房玄龄等人修成的实录"语多微文"表明，房玄龄虽然曾经是玄武门之变的谋主 ，但在他看来，这也不是光明正大、理直气壮的事，所以才需要微婉其文，隐晦其词。太宗 当然也深知这一点，但他可能认为这样"语多微文"，反而欲盖弥彰，更加显出自己的道德 污点，有损于他的"伟大"形象、千古芳名，因此，便自比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勒 令房玄龄等"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高祖、太宗实录》如今已经亡佚，但通过与其他记载的比较，我们可以确信，《高祖、 太 宗实录》确实对许多历史事实作了有利于自己的篡改。如据唐人温大雅所著《大唐创业起居 注》记载，在创建唐朝的过程中，从筹谋反隋到正式举义，唐高祖李渊起了主要作用，但在 《高祖、太宗实录》中，这一切却都被归到了李世民的头上。新、旧《唐书》本纪和《资治 通鉴》有关部分都是主要根据《高祖、太宗实录》修撰而成，从它们对这个问题的记载，我 们可略窥一斑。《旧唐书》卷1《高祖纪》：ぁ
（大业）十三年……群贼蜂起，江都阻绝，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俄而，马 邑校尉刘武周据汾阳宫举兵反，太宗与王威、高君雅将集兵讨之。高祖乃命太宗与刘文静及 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各募兵，旬日间众且一万。
《新唐书》卷1《高祖纪》：ぁ
是时，炀帝南游江都，天下盗起。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 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高祖留守太原，领晋阳宫监 ，而所善客裴寂为副监，世民阴与寂谋，寂因选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过寂饮酒，酒酣从 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惊。寂曰："正为宫人奉公，事发当诛，为此尔。"世民因亦 入白其事。高祖初阳不许，欲执世民送官，已而许之，曰："吾爱汝，岂忍告汝邪?"然未 有以发。
《资治通鉴》所记与两《唐书》大体相同，惟更加详尽生动，不再赘录。据此，李世民才是 起兵反隋的首谋和推动者，李渊则仅是被动者，只是在其子李世民的劝说下，方迫于形势， 同意举兵反隋。此时，李世民只有十八九岁，阅世尚浅，李渊则已是久经风浪、富有经验 的政坛宿将，两《唐书》、《资治通鉴》之不可信，不待辩可知。
再如太宗政敌李建成在创建李唐皇朝的过程中，也曾有过重要建树。早在起兵的酝酿阶段， 他就奉父命，"于河东潜结英豪"。李渊起兵后，更是屡建功勋。大业十三年（617年）六 月 ，李渊从太原起兵，隋西河郡丞高德儒"执迷不误"，"不时送款"，妄图阻挡李渊大军南 下关中，李建成与李世民一起"率众取之"13。七月，李渊大军进攻霍邑，快要到 达时，忽 传言北方割据武装刘武周欲勾结突厥，乘虚掩袭太原。此时，是回师保卫大本营太原，还是 继续南进，成为摆在李渊面前的一个攸关起兵成败的大问题。李建成又和李世民挺身而出， 力劝李渊继续前进，并在李渊的指挥下成功攻克霍邑。后来进攻京城时，李建成所部又率先 攻入，为夺取京城立了首功。但在《高祖、太宗实录》中，李建成的功劳则被完全抹杀，如 反隋准备，《太宗实录》说李建成"流宕河曲，逸游是好，素无才略，不预经纶"14 。西河 之役，《高祖、太宗实录》但云"命太宗徇西河"，"没建成之名"15。攻取霍邑 ，"《太宗实录》尽以为太宗之策，无建成名"16。
像《高祖、太宗实录》这样根据当权者需要任意褒贬的情况，决非特例，而是唐代实录存在 的普遍现象，《玄宗实录》、《睿宗实录》、《德宗实录》等等莫不如此。正是因此，我们 看到，随着政局的变动，唐代实录也往往不断被增删或重修，长孙无忌等所撰《太宗实录》 17、《顺宗实录》、《宪宗实录》等都曾有过这样的遭遇18。在评价古代史 家史书时，人们 喜欢给他们或它们戴上直笔、信史之类的帽子，唐代实录的是非褒贬是不是提醒我们，在给 他们或它们"戴帽加冕"时，应该慎重一些。
三、 唐代实录的影响
唐代实录的修撰始于贞观十四年（640年），终于唐朝末年。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唐朝先 后 修撰从高祖至武宗十六帝二十七部实录，凡八百零五卷。唐代的大规模实录修撰对当时和后 世史学产生巨大影响。
首先，开创了历代相沿编纂实录的史学传统。一般认为，实录早在南朝萧梁时期就已经出现 ，当时史官周兴嗣、谢吴各自撰有《梁皇帝实录》，无名氏撰有《梁太清录》，但这些史书 并未流传下来，有关它们的零星史料也缺乏其内容、体例的明确记载，因此，它们是否唐朝 以来那样的实录体史书，并非没有疑问19。北齐时，中书侍郎陆元规撰有《皇帝实 录》，然 而据刘知几说，该书"唯记行师，不载它事"20，似为起居注的别称，与实录体史 书不同。 《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总序》云："后周六官之建春官府，置外史，掌王言及作动之 事，以为国志，即起居之职也，又有著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即佐郎之任，皆掌缀国录， 起居、著作之任自此分矣。"有论者据此推断，"国录""应即为国史、实录的简称"，北 周也有实录之作21。从《册府元龟》的记载来看，"国录"是与"国志"相对举的 ，"国志 "指起居注，"国录"显然应指国史。如果"国录"是国史、实录的简称，那么"国志"又 该是什么呢？当然，广义的国史也可兼指实录，因此，"国录"也并非绝对不可能指称或包 含实录，可这需要足够的证据。然而，至唐朝时期，实录体史书却确确实实出现于史学舞台 上，并且自太宗时起，几乎每帝必修，蔚成大观。唐朝以后，实录修撰成为传统，而这一传 统应该说正是形成于唐朝时期。
其次，为修撰其他种类史书提供和保存了大量史料。在唐代，日历、起居注等官修当代史资 料一律藏于史馆，不准外传，其中如起居注，原则上连皇帝也不得观看，太宗、文宗都曾 碰过钉子。而实录则不同，一经修成便可向外流传。如贞观十七年（643年）《高 祖、太宗 实录》修成后，太宗不但"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而且"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 。开元时人萧颖士"尝伏读《贞观实录》"22，史家刘知几17岁时就将"皇家实 录""窥 览略周"23。宣宗时，曾严敕收缴会昌年间被改修过的《宪宗实录》，也是因为它 有些抄本 流传于"天下诸州府"24。正是因此，实录成为当时许多官私史书的重要材料来源 。如《贞 观政要》，作者吴兢自云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25，而 在"旧史 "之中，最主要的就是《太宗实录》，所谓"兢于《太宗实录》外采太宗与群臣问对之语… …为《政要》凡四十篇十卷"26。《高氏小史》，作者高峻"以司马迁史至陈、隋 书，附以 唐实录，纂其要，分十例，为六十卷"27。《唐统纪》，自高祖讫于穆宗凡一百卷 ，是作者 陈岳"约大唐实录"28而成。《唐会要》，宣宗以后部分为宋人王溥所续，之前部 分则由唐 人苏弁、苏冕、崔铉等相继纂成，其中也对唐代实录多所参取。
《唐会要》卷72《马》云：ぁ
（贞元）二十一年四月，罢闽中万安监。先是，福建观察使柳冕久不迁，欲因事以求恩宠， 奏云："闽中，南朝放牧之地，可致牛马蕃息，请置监牧。"许之，大收境内畜产，牧放其 中。羊之大者不过十斤，马之良者直钱数千，不经时辄死，又却敛以充之。百姓怨苦之，由 是监观察使阎济美奏罢之。
卷88《盐铁》云：ぁ
（贞元）二十一年二月，停盐铁使月进。旧铁总悉入正库，以助经费，而主此务者，稍以时 市珍玩时新物充进献，以求恩泽。其后益甚，岁进钱物，谓之"羡余"，而经入益少。及贞 元末，遂月献焉，谓之"月进"。及是而罢。
这两段文字与《顺宗实录》的有关记载如出一辙，当即采自后者。至于唐朝国史，由于实录 较易改编成纪传体，修撰时必然要据为"史之基也"29。
唐代实录在唐朝灭亡之后并没有立刻亡佚，五代、北宋时期，大部分尚留存于世，因此，
又成为当时涉及唐朝的各种前代史著作的基本史料来源。如《旧唐书》，据清人赵翼研究， "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30。粗略翻一下《旧唐书》，至今仍可发现不少其采 自唐代实 录的痕迹，如《旧唐书》中的《顺宗纪》、《宪宗纪》和《郭子仪传》后的史论，分别冠有 "史臣 韩愈曰"、"史臣蒋系曰"、"史臣裴NFDE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