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感和实话———祝贺《历史教学》杂志创刊５０周年
《历史教学》杂志创刊迄今,筚路蓝缕,两度创业,已经经历了50年的历程。在新中国,以中学历史教学为主要办刊方向的杂志中,《历史教学》是公认的开路先锋。它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上的贡献,从它取得“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的地位可见其已有的辉煌。值此创刊50周年之际,首先表示衷心的祝贺。
作为历史教育工作者,我几十年来同《历史教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对它的朴实的学风,正派的气度,严谨的作风,都有深切的感受。我一度忝列它的编委之一,对它的创业艰难,杂志同仁的敬业精神,也有自己的认识。在这里,谨抒所感,以志纪念。
《历史教学》创刊于新中国建立之初。当时,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历史教育结合起来,包括历史教材的编写,历史教学的实践,都是亟待研究的问题。《历史教学》在这方面起了它应有的作用,功不可没。粗略回忆起来,50年代,中学历史教育面临诸多困难,其中既有理论结合实际的问题,也有资料缺乏的问题,无论是编写历史教材,或是从事历史教学,都需这方面的帮助。《历史教学》为了适应这方面的需要,广辟蹊径。首先,它发表了许多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历史问题的论文,从理论和史学的层面上提高历史教学。其次,每有新历史教材出版,它总是约请著名历史学者写文章,讲述其特点,分析其内容变化,指出其有待改进之处。同时约请教材编者写文章,阐述编写意图,说明新旧教材的不同,解释为什么需要作出那一些变通。这就在教材和教学之间、编者和教师之间建立了一条交流的通道。长期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通道,《历史教学》坚持利用它,成为办刊的优良传统。再次,它还不断组织文章,结合教材,解决教学上的重点难点问题,或提供必要的补充资料。杂志所发表的帮助历史教学的历史专题论文,已是车载斗量。至于后两方面的文章,也是举不胜举。如1956年第6期发表的史学界前辈、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先生介绍新教材中国古代史的文章,第7期发表的南开大学著名史学家雷海宗先生介绍新教材世界近代现代史的文章,都是传诵一时、影响深远的。这里想要特别说的是,两位前辈在文章里以其远见卓识阐明问题,以其奖励后学的平等风度商讨问题,以理服人而又“润物细无声”。他们的长者气度和学者风范,至今犹令人感念。他们的真知灼见,长期起着作用。我还记得,雷先生的那篇文章曾严肃批评新教材世界近代现代史,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一百多年里,欧洲历史呈现一片空白,是不是就没有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可以引入教材?这种批评引人深思,促人改进工作。又如50年代在本杂志上连载的谢理、穆林先生辅导历史教学的文章,虽然时隔多年,因其有利教学,至今记忆犹新。
我长期从事历史教材的编辑工作,在同《历史教学》结下的不解之缘中深受其惠。我们深感,教材的编辑工作应该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之上,深入而后才能浅出。由于工作的需要,编者有时候必须对一些历史问题作出自己的研究,写出专题论文。为了向广大的教师请教,同广大教师交流,每当新教材出版,编者也有义务写出文章,介绍教材。50年代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不揣高低深浅,在这两方面都写过一些拙文。《历史教学》编辑部,容许“见仁见智”,总是提供发表的园地。这里,我特别想着重说的是,在这一不解之缘的融洽合作中,我曾忝为杂志的编委,当时杂志编辑部几乎每月都送来有关世界历史教学的文章,或论述专题历史内容,补教材之不足;或阐明如何讲述某课,以交流教学的经验;或从教学实践中提出问题,引起广泛的讨论。我也竭尽心力,提出取舍和修改意见,时间久而同编辑部的配合默契。我从这许多文章中扩大了思路,放宽了眼界,提高了认识,受益良多。与此同时,编辑部还源源不断送来广大读者对历史教材提出的意见,或者是质疑问难,这更为教材编者提供了一条反馈信息的渠道,把教材编者和广大教师、读者联系起来,不仅让教材编者经常感触教学的脉搏,也为教材的改进提供了依据。凡此种种,我都感受深切,铭感在心。值此《历史教学》创刊50周年之际,特从实感出发,表达衷心的感谢之情。
“文革”期间,《历史教学》也遭遇了停刊的厄运。改革开放之初,它才获得新生的契机。复刊之际,国家还在拨乱反正阶段,百废待举,复刊等于再次创业,其困难可以想象。我们还能忆及,当时国家物资非常缺乏,整个市场尚处于卖方市场的局面,一时新闻纸供不应求,杂志编辑部几乎陷于停产地步。为了解决纸张问题,编辑部同志多次仆仆风尘于京津之间。我们还知道,“文革”期间,原编辑部的用房已作他用,复刊以后,一时难到租房办公的地步。房小屋窄,资料室图书无法开箱,影响工作;同仁住房更无从谈起。80年代前期,科研和文教部门广泛开展职称评定工作,杂志单位的归属和职称应属的系列,一时尚待确定,评定工作难以进行。面对重重困难,杂志社的同志知难而上,终于取得了以后的局面,杂志的声誉日隆。在这里赘述这些,目的在于反映杂志社诸同志可贵的敬业精神。正因为有这种精神,《历史教学》才越办越好。实感而有实话,借此机会特向杂志社同志的敬业精神表示诚挚的敬意。在这里还想说一点,《历史教学》贵在人和。它有许多老编委,从创刊到现在,50年了依然老当益壮,支持编务。正因为有这种人和,群策群力,《历史教学》才能坚持它的正确办刊方向,才能发扬它的优良学风和作风。这都是些老生常谈,但是实话实说,也许更有纪念意义。
50年来,《历史教学》杂志以改革求发展,面貌日新。祝愿它继续蒸蒸日上,生命之树常青。
(李纯武,长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编辑、编审,从事中学世界历史教材的编辑和审订工作。除教材之外,曾主持编写《简明世界通史》上、下册。曾长期担任吴晗先生和陈翰笙先生先后主编的《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又曾担任《历史教学》杂志编委、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副会长……现为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委员、《世界历史》杂志编委、人民教育出版社咨询委员。曾在《历史教学》发表《试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形成》、《当代世界历史与历史教育》等文章多篇。)责任编辑:彭 莘
作为历史教育工作者,我几十年来同《历史教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对它的朴实的学风,正派的气度,严谨的作风,都有深切的感受。我一度忝列它的编委之一,对它的创业艰难,杂志同仁的敬业精神,也有自己的认识。在这里,谨抒所感,以志纪念。
《历史教学》创刊于新中国建立之初。当时,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历史教育结合起来,包括历史教材的编写,历史教学的实践,都是亟待研究的问题。《历史教学》在这方面起了它应有的作用,功不可没。粗略回忆起来,50年代,中学历史教育面临诸多困难,其中既有理论结合实际的问题,也有资料缺乏的问题,无论是编写历史教材,或是从事历史教学,都需这方面的帮助。《历史教学》为了适应这方面的需要,广辟蹊径。首先,它发表了许多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历史问题的论文,从理论和史学的层面上提高历史教学。其次,每有新历史教材出版,它总是约请著名历史学者写文章,讲述其特点,分析其内容变化,指出其有待改进之处。同时约请教材编者写文章,阐述编写意图,说明新旧教材的不同,解释为什么需要作出那一些变通。这就在教材和教学之间、编者和教师之间建立了一条交流的通道。长期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通道,《历史教学》坚持利用它,成为办刊的优良传统。再次,它还不断组织文章,结合教材,解决教学上的重点难点问题,或提供必要的补充资料。杂志所发表的帮助历史教学的历史专题论文,已是车载斗量。至于后两方面的文章,也是举不胜举。如1956年第6期发表的史学界前辈、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先生介绍新教材中国古代史的文章,第7期发表的南开大学著名史学家雷海宗先生介绍新教材世界近代现代史的文章,都是传诵一时、影响深远的。这里想要特别说的是,两位前辈在文章里以其远见卓识阐明问题,以其奖励后学的平等风度商讨问题,以理服人而又“润物细无声”。他们的长者气度和学者风范,至今犹令人感念。他们的真知灼见,长期起着作用。我还记得,雷先生的那篇文章曾严肃批评新教材世界近代现代史,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一百多年里,欧洲历史呈现一片空白,是不是就没有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可以引入教材?这种批评引人深思,促人改进工作。又如50年代在本杂志上连载的谢理、穆林先生辅导历史教学的文章,虽然时隔多年,因其有利教学,至今记忆犹新。
我长期从事历史教材的编辑工作,在同《历史教学》结下的不解之缘中深受其惠。我们深感,教材的编辑工作应该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之上,深入而后才能浅出。由于工作的需要,编者有时候必须对一些历史问题作出自己的研究,写出专题论文。为了向广大的教师请教,同广大教师交流,每当新教材出版,编者也有义务写出文章,介绍教材。50年代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不揣高低深浅,在这两方面都写过一些拙文。《历史教学》编辑部,容许“见仁见智”,总是提供发表的园地。这里,我特别想着重说的是,在这一不解之缘的融洽合作中,我曾忝为杂志的编委,当时杂志编辑部几乎每月都送来有关世界历史教学的文章,或论述专题历史内容,补教材之不足;或阐明如何讲述某课,以交流教学的经验;或从教学实践中提出问题,引起广泛的讨论。我也竭尽心力,提出取舍和修改意见,时间久而同编辑部的配合默契。我从这许多文章中扩大了思路,放宽了眼界,提高了认识,受益良多。与此同时,编辑部还源源不断送来广大读者对历史教材提出的意见,或者是质疑问难,这更为教材编者提供了一条反馈信息的渠道,把教材编者和广大教师、读者联系起来,不仅让教材编者经常感触教学的脉搏,也为教材的改进提供了依据。凡此种种,我都感受深切,铭感在心。值此《历史教学》创刊50周年之际,特从实感出发,表达衷心的感谢之情。
“文革”期间,《历史教学》也遭遇了停刊的厄运。改革开放之初,它才获得新生的契机。复刊之际,国家还在拨乱反正阶段,百废待举,复刊等于再次创业,其困难可以想象。我们还能忆及,当时国家物资非常缺乏,整个市场尚处于卖方市场的局面,一时新闻纸供不应求,杂志编辑部几乎陷于停产地步。为了解决纸张问题,编辑部同志多次仆仆风尘于京津之间。我们还知道,“文革”期间,原编辑部的用房已作他用,复刊以后,一时难到租房办公的地步。房小屋窄,资料室图书无法开箱,影响工作;同仁住房更无从谈起。80年代前期,科研和文教部门广泛开展职称评定工作,杂志单位的归属和职称应属的系列,一时尚待确定,评定工作难以进行。面对重重困难,杂志社的同志知难而上,终于取得了以后的局面,杂志的声誉日隆。在这里赘述这些,目的在于反映杂志社诸同志可贵的敬业精神。正因为有这种精神,《历史教学》才越办越好。实感而有实话,借此机会特向杂志社同志的敬业精神表示诚挚的敬意。在这里还想说一点,《历史教学》贵在人和。它有许多老编委,从创刊到现在,50年了依然老当益壮,支持编务。正因为有这种人和,群策群力,《历史教学》才能坚持它的正确办刊方向,才能发扬它的优良学风和作风。这都是些老生常谈,但是实话实说,也许更有纪念意义。
50年来,《历史教学》杂志以改革求发展,面貌日新。祝愿它继续蒸蒸日上,生命之树常青。
(李纯武,长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编辑、编审,从事中学世界历史教材的编辑和审订工作。除教材之外,曾主持编写《简明世界通史》上、下册。曾长期担任吴晗先生和陈翰笙先生先后主编的《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又曾担任《历史教学》杂志编委、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副会长……现为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委员、《世界历史》杂志编委、人民教育出版社咨询委员。曾在《历史教学》发表《试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形成》、《当代世界历史与历史教育》等文章多篇。)责任编辑:彭 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