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学》不寻常的５０年
一
《历史教学》从创刊到现在已经五十个春秋,在这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它以自己独特的风格,赢得了学界的好评,已从国内走向世界,海外许多图书馆或者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图书馆也都可以见到这一刊物,其发行量最多时曾达到五万多份。
应该感谢创办该刊的几位学者,他们出于对新中国文化事业的热爱,经过了一番筹划,新中国成立的第14个月份,即向天津军管会文教部申请出版刊号,不仅立即获得准许,以后还得到贷款资助。这样,《历史教学》就在海河之滨问世了。
创办者是有一番事业心的,他们是在越过了种种困难,才在文化出版方面有了进步的。他们的名字是张政火良(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丁则良(清华大学)、杨生茂(南开大学)、李光璧(时为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孙作云(河南大学)、傅尚文(天津知识书店)和关德栋。如今这几位学者,有几位已经作古,健在者只有杨生茂和张政火良。
初创的刊物可以说是同人刊物。1952夏以后隶属中国史学会天津史学分会领导,天津史学会会长吴廷趚任总编辑。吴早年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是研究亚洲史的,特别是日本史和印度史。曾任教山东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1950年来南开大学任教。抗战前曾受业于范文澜,师生关系颇笃。抗战期间曾在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工作过。他挑起刊物之重担后,以其社会地位的影响,立即扩大编委,组成编委会,除了京津地区的学者,还邀请全国各地的几位学者参加。刊物因此脱离了同人狭小的圈子。1954年刊物归天津文委部直接领导,文教部部长梁寒冰原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是从延安来的,酷爱哲学和历史,历史教学编委再次扩大,梁亦为编委。刊物此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市财政局还拨出专款作为刊物经费。
大约在1955年到1956年,吴廷趚、王仁忱多次到北京去争取教育部的领导,教育部决定派巩绍英、邱汉生参加编委会。这就使刊物对中学历史教学具有了指导性。
我国著名史学家范文澜、陈垣、翦伯赞、吴晗、周一良、齐思和等都非常关心《历史教学》的成长。我记得郑天挺编委到北京造访以上学者时,总是要说到这一刊物的。
五六十年代,全国性的历史刊物很少。《历史教学》在学界的地位,也就显得特别重要,许多知名学者的论文也都在这里发表。一些开始写作的学者也将稿件投入到这里。我遇见不少当年是年轻人,今日已是著名人士,他们都讲“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在《历史教学》上发表的”,认为这是很大的荣誉。《历史教学》是学者所心爱的一个园地,是读者的好朋友。
随着刊物的发展,编辑部人员也由最初的两三人增加到十多位。原来编辑部位于和平路四面钟斜对面知识书店(后改为崇实书店)二层楼上一间屋内。后来刊物归天津人民通俗出版社,条件改善了。以后又在营口道找到一个大院,院内有青草、鲜花,环境优美安静,各种稿件每日从全国各地流入这里。编辑默默无闻地、专心致志地筛选文稿,编委会在这里开会讨论入选稿件,然后再由编辑部组织加工整理、发排,他们的生活是很有意义的。
二《历史教学》有一坚强的编委会,从创立到现在,编委会经过了六次调整,第一次是1952年,第二次是1954年,第三次是1961年,第四次是1979年,第五次是1986年,第六次是1994年。自创刊始曾担任《历史教学》编委的有(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张政火良、杨生茂、李光璧、傅尚文、孙作云、丁则良、关德栋、郑天挺、吴廷趚、王金鼎、魏宏运、来新夏、钱君晔、尚钺、荣孟源、嵇文甫、王仁忱、耿夫孟、朱星、刘冀农、韦力、卢士林、巩绍英、雷海宗、翁独健、万九河、金宝祥、沈字、梁寒冰、左健、潘强、吴雨、梁卓生、邱汉生、苏寿桐、李纯武、杨志玖、王玉哲、韩烽、王敦书、庞卓恒、程秀、张景贤、王连升、王永祥、罗澍伟、王宏志、李树人、郑先进、杜汉鼎。
编委会在80年代以前每月举行一次会议,非常正规。在津的编委得准时参加,北京的编委也多次参加过。其他各地编委多是以函件形式审阅稿件。先后担任市委文教部部长的梁寒冰和王金鼎也都参加,特别是梁寒冰,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几乎每次都与会,有时还请来市委宣传部部长。
编委会开会的内容极为丰富,我记得曾讨论过如何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如何贯彻总路线,如何理解历史和现实结合的问题,如何贯彻厚今薄古、洋为中用的方针,如何解决普及与提高问题,等等。我们还学习过翦伯赞撰写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编委会成员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的,都要讲一讲自己的见闻。50年代,吴廷趚曾去苏联和东欧国家访问,王仁忱曾去波兰讲学,编委会也都分享其心得和体会。
关于稿件的处理,是很严肃认真的。编辑部有关人员看完稿件后,写出初步意见,送给两个有关编委审阅。两个编委提出意见,向编委会报告入选理由。对一些文章有时也有争论和分歧,如争执不下,就缓发,经过再议或退稿,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学术讨论空气。每个编委每次总有几份稿件需要报告,把个人负责和集体负责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来没有发生过个人说了算的问题。
编委和编辑为了稿件史实及行文的准确性,常去天津市图书馆或南开大学图书馆查对。历史刊物是离不开图书馆的,从事编辑的人很辛苦,这是一种事业,因此自得其乐。
编委会特别重视读者的提问,专门辟了问题解答栏。有关问题,请全国著名的专家回答,以保证问题解答的准确性,如请夏鼐解答青铜器时代,任继愈解答诸子百家问题,唐长儒解答两晋的占田制,雷海宗解答德国之“容克地主”一词,杨翼骧解答两汉时代诸问题,杨志玖解答隋唐时代诸问题,黎国彬解答地理方面问题,罗尔纲解答太平天国诸问题等。这些问题影响极大,获得了读者的好评。有的读者为了进一步了解某些问题,还来天津询个究竟。
对于学术界一些正在争论的问题,考虑到该刊主要是面对中学教学,为了保持教学的稳定性,当时决定一般不予刊登。我们一致的思想是要“稳”,因为我们办的是历史刊物。据我回忆,我们对于过去、现在,国内、国外,是经常考虑的,但并不是都很透彻。
三80年代中期以前,历史教学的方针是学术科研和教学并重。此后则侧重教学,学术文章少了。1985年历史教学刊行35年时,著名史学家周谷城发来贺词:“历史教学,专门杂志,既重教学,亦重学术,卅五年来,刊行无误,便利读者,成绩卓著。今后工作,当更进步,启迪后生,放眼回顾。博大精深,实事求是,孜孜不倦,成就当更丰富。”这种评论是客观的公正的。说明《历史教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他对刊物所表示的期望,展示了他的唯物主义感情,实事求是,孜孜不倦,这是颇为珍贵的箴言,应该是对所有办刊物人的座右铭。
考察以往《历史教学》所发表的文章,的确刊登了一批有价值、有用途的文章,至今依然为学界所称颂,丰富了我国的文化遗产。这是主要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刊物也有“左”的痕迹和倾向,如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对有的文章进行过错误的批判,把学术和政治混为一谈。当时我们的心情都很紧张,这和我国那时所出现的“左”倾思潮是一致的。
办刊物的人总是希望自己的刊物讨人喜欢,获得更多读者的拥护和支持,编委会经常询问发行状况,也经常请编辑部如实告诉读者的反映,使刊物不致迷失方向,跌倒在沟渠和深渊中。我们一向不断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一向倾听读者的声音,和广大读者建立了联系网。这就保证刊物在征途上能够奋进。
刊物曾停办过两次,一次是困难时期(1961年上半年曾暂时休刊),时间很短,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时间较长,差不多十年。两次复刊都得力于梁寒冰的帮助。“文革”后梁已调到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任党委书记和所长,1979年在他的策划下,全国史学会在天津宾馆举行会议,与会者希望《历史教学》能够复刊,梁找到天津市委有关领导相谈成功。《历史教学》再次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五十年来所走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今日,在全球经济走向一体化的时代,《历史教学》必然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新问题,我认为不断吸收新养料,对刊物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我祝愿《历史教学》永葆青春,充满活力。
(魏宏运,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教学》编委会副主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天津史学会名誉理事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成员。兼任香港学术评审局学科评议专家、澳大利亚中国省市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责任编辑:林 屹
《历史教学》从创刊到现在已经五十个春秋,在这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它以自己独特的风格,赢得了学界的好评,已从国内走向世界,海外许多图书馆或者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图书馆也都可以见到这一刊物,其发行量最多时曾达到五万多份。
应该感谢创办该刊的几位学者,他们出于对新中国文化事业的热爱,经过了一番筹划,新中国成立的第14个月份,即向天津军管会文教部申请出版刊号,不仅立即获得准许,以后还得到贷款资助。这样,《历史教学》就在海河之滨问世了。
创办者是有一番事业心的,他们是在越过了种种困难,才在文化出版方面有了进步的。他们的名字是张政火良(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丁则良(清华大学)、杨生茂(南开大学)、李光璧(时为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孙作云(河南大学)、傅尚文(天津知识书店)和关德栋。如今这几位学者,有几位已经作古,健在者只有杨生茂和张政火良。
初创的刊物可以说是同人刊物。1952夏以后隶属中国史学会天津史学分会领导,天津史学会会长吴廷趚任总编辑。吴早年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是研究亚洲史的,特别是日本史和印度史。曾任教山东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1950年来南开大学任教。抗战前曾受业于范文澜,师生关系颇笃。抗战期间曾在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工作过。他挑起刊物之重担后,以其社会地位的影响,立即扩大编委,组成编委会,除了京津地区的学者,还邀请全国各地的几位学者参加。刊物因此脱离了同人狭小的圈子。1954年刊物归天津文委部直接领导,文教部部长梁寒冰原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是从延安来的,酷爱哲学和历史,历史教学编委再次扩大,梁亦为编委。刊物此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市财政局还拨出专款作为刊物经费。
大约在1955年到1956年,吴廷趚、王仁忱多次到北京去争取教育部的领导,教育部决定派巩绍英、邱汉生参加编委会。这就使刊物对中学历史教学具有了指导性。
我国著名史学家范文澜、陈垣、翦伯赞、吴晗、周一良、齐思和等都非常关心《历史教学》的成长。我记得郑天挺编委到北京造访以上学者时,总是要说到这一刊物的。
五六十年代,全国性的历史刊物很少。《历史教学》在学界的地位,也就显得特别重要,许多知名学者的论文也都在这里发表。一些开始写作的学者也将稿件投入到这里。我遇见不少当年是年轻人,今日已是著名人士,他们都讲“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在《历史教学》上发表的”,认为这是很大的荣誉。《历史教学》是学者所心爱的一个园地,是读者的好朋友。
随着刊物的发展,编辑部人员也由最初的两三人增加到十多位。原来编辑部位于和平路四面钟斜对面知识书店(后改为崇实书店)二层楼上一间屋内。后来刊物归天津人民通俗出版社,条件改善了。以后又在营口道找到一个大院,院内有青草、鲜花,环境优美安静,各种稿件每日从全国各地流入这里。编辑默默无闻地、专心致志地筛选文稿,编委会在这里开会讨论入选稿件,然后再由编辑部组织加工整理、发排,他们的生活是很有意义的。
二《历史教学》有一坚强的编委会,从创立到现在,编委会经过了六次调整,第一次是1952年,第二次是1954年,第三次是1961年,第四次是1979年,第五次是1986年,第六次是1994年。自创刊始曾担任《历史教学》编委的有(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张政火良、杨生茂、李光璧、傅尚文、孙作云、丁则良、关德栋、郑天挺、吴廷趚、王金鼎、魏宏运、来新夏、钱君晔、尚钺、荣孟源、嵇文甫、王仁忱、耿夫孟、朱星、刘冀农、韦力、卢士林、巩绍英、雷海宗、翁独健、万九河、金宝祥、沈字、梁寒冰、左健、潘强、吴雨、梁卓生、邱汉生、苏寿桐、李纯武、杨志玖、王玉哲、韩烽、王敦书、庞卓恒、程秀、张景贤、王连升、王永祥、罗澍伟、王宏志、李树人、郑先进、杜汉鼎。
编委会在80年代以前每月举行一次会议,非常正规。在津的编委得准时参加,北京的编委也多次参加过。其他各地编委多是以函件形式审阅稿件。先后担任市委文教部部长的梁寒冰和王金鼎也都参加,特别是梁寒冰,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几乎每次都与会,有时还请来市委宣传部部长。
编委会开会的内容极为丰富,我记得曾讨论过如何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如何贯彻总路线,如何理解历史和现实结合的问题,如何贯彻厚今薄古、洋为中用的方针,如何解决普及与提高问题,等等。我们还学习过翦伯赞撰写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编委会成员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的,都要讲一讲自己的见闻。50年代,吴廷趚曾去苏联和东欧国家访问,王仁忱曾去波兰讲学,编委会也都分享其心得和体会。
关于稿件的处理,是很严肃认真的。编辑部有关人员看完稿件后,写出初步意见,送给两个有关编委审阅。两个编委提出意见,向编委会报告入选理由。对一些文章有时也有争论和分歧,如争执不下,就缓发,经过再议或退稿,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学术讨论空气。每个编委每次总有几份稿件需要报告,把个人负责和集体负责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来没有发生过个人说了算的问题。
编委和编辑为了稿件史实及行文的准确性,常去天津市图书馆或南开大学图书馆查对。历史刊物是离不开图书馆的,从事编辑的人很辛苦,这是一种事业,因此自得其乐。
编委会特别重视读者的提问,专门辟了问题解答栏。有关问题,请全国著名的专家回答,以保证问题解答的准确性,如请夏鼐解答青铜器时代,任继愈解答诸子百家问题,唐长儒解答两晋的占田制,雷海宗解答德国之“容克地主”一词,杨翼骧解答两汉时代诸问题,杨志玖解答隋唐时代诸问题,黎国彬解答地理方面问题,罗尔纲解答太平天国诸问题等。这些问题影响极大,获得了读者的好评。有的读者为了进一步了解某些问题,还来天津询个究竟。
对于学术界一些正在争论的问题,考虑到该刊主要是面对中学教学,为了保持教学的稳定性,当时决定一般不予刊登。我们一致的思想是要“稳”,因为我们办的是历史刊物。据我回忆,我们对于过去、现在,国内、国外,是经常考虑的,但并不是都很透彻。
三80年代中期以前,历史教学的方针是学术科研和教学并重。此后则侧重教学,学术文章少了。1985年历史教学刊行35年时,著名史学家周谷城发来贺词:“历史教学,专门杂志,既重教学,亦重学术,卅五年来,刊行无误,便利读者,成绩卓著。今后工作,当更进步,启迪后生,放眼回顾。博大精深,实事求是,孜孜不倦,成就当更丰富。”这种评论是客观的公正的。说明《历史教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他对刊物所表示的期望,展示了他的唯物主义感情,实事求是,孜孜不倦,这是颇为珍贵的箴言,应该是对所有办刊物人的座右铭。
考察以往《历史教学》所发表的文章,的确刊登了一批有价值、有用途的文章,至今依然为学界所称颂,丰富了我国的文化遗产。这是主要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刊物也有“左”的痕迹和倾向,如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对有的文章进行过错误的批判,把学术和政治混为一谈。当时我们的心情都很紧张,这和我国那时所出现的“左”倾思潮是一致的。
办刊物的人总是希望自己的刊物讨人喜欢,获得更多读者的拥护和支持,编委会经常询问发行状况,也经常请编辑部如实告诉读者的反映,使刊物不致迷失方向,跌倒在沟渠和深渊中。我们一向不断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一向倾听读者的声音,和广大读者建立了联系网。这就保证刊物在征途上能够奋进。
刊物曾停办过两次,一次是困难时期(1961年上半年曾暂时休刊),时间很短,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时间较长,差不多十年。两次复刊都得力于梁寒冰的帮助。“文革”后梁已调到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任党委书记和所长,1979年在他的策划下,全国史学会在天津宾馆举行会议,与会者希望《历史教学》能够复刊,梁找到天津市委有关领导相谈成功。《历史教学》再次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五十年来所走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今日,在全球经济走向一体化的时代,《历史教学》必然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新问题,我认为不断吸收新养料,对刊物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我祝愿《历史教学》永葆青春,充满活力。
(魏宏运,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教学》编委会副主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天津史学会名誉理事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成员。兼任香港学术评审局学科评议专家、澳大利亚中国省市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责任编辑:林 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