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梦想的“逆生长”专家明星
“认识”王大伟是在电视上，因为经常看他做的法制节目。在节目中，他将普法教育编成歌谣警语。比如：“男人只带一百元，不带今天不用钱。可怜多少英雄汉，败在露富这一关。”“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查电表，决不开门我当家。”等等。“了解”王大伟，是通过他的博客和微博，因为是他的“粉丝”，所以关注他的博客微博动态。久而久之，便产生了想要采访他的念头。但他太忙了，一直没约上。直到最近，才与他联系好采访的时间。
在采访他的前一天，他还录制了七场节目。采访当天上午，他不但做了一期现场直播节目，还接受了一个访谈，直到下午两点结束才吃午饭。在3点半后，他接受了我的专访。
面前的王大伟与电视上他的一模一样，他的神情显得有些疲惫，但谈起他的过往经历时，便忘记了疲劳，偶尔会发出爽朗的笑声。他的笑容非常容易感染人，也许曾经的过往都是这样笑对的！正如他所讲：我没有所谓的童年，我童年的课堂在医院，我的出生是上帝的一个错误，痛时在心底就唱歌，但我——有我的梦想！
我的出生是上帝的一个错误
“我从小患严重的心脏病与其他疾病，从小事事不如人。小时候常羡慕残疾人，认为他们虽然残疾，但没有生命危险。”王大伟开门见山地说，小时候因为得了严重的病，身体弱，又没有“谋生的本领”，就成了这个样子：不说话、不会交往、困在家中只知道读书。
他还打趣道：一棵小草被压在石头下，从石缝中发出一支芽，被牛羊吃了，再发芽，这就是生命。风呼叫着，云高高地卷曲，全身发冷，这本来只是童年的感受。今天才知道这竟是一生的缩影。
“直到我上了电视，看电视中的自己，发现并不丑。”王大伟说，小时候一出生，母亲就说我长得丑，说多了，我也觉得自己丑，从来没有人说过我漂亮。我小时候有鼻炎，所以可能会长得像鼻涕虫那种样子。削铅笔时，可能会削一下，吸一下鼻涕…… 这个“丑”给我带来了严重的自卑心理，所以我甚至不爱笑，只要一笑，就显得很丑。
1957年5月4日，王大伟出生在山东省济南市文化东路山东医学院省立二院。母亲生下王大伟不久，回到了山东医学院上课。一天，正在上课的母亲听到教室外有人喊她，便走出教室。一个同学说：“你儿子出事了，快去吧，在大门口。”
母亲见外祖母抱着三个月大的王大伟，失神地站着，一把抢了过来。而王大伟脸紫唇青、高烧抽风，已昏死过去。她见此情节，抱着王大伟向医院门诊室跑去，上台阶时一脚踩空，母子俩一起，摔下楼梯…… 然而，一声凄凉的哭声，王大伟又一次活过来了！
在医院检查时，结果又一次让人吃惊，“这孩子的心脏是圆的！”
王大伟说，医生管这个叫：先天性心脏病——二尖瓣缺损。由于这颗圆形的心，医生宣布了我终生残废。父母则认为我是保不住了，所以萌发了生我弟弟的想法。
长大后，王大伟曾打电话问他母亲，关于他出生的事，他母亲说：“你的出生是上帝的一个错误。”
医院成了我的“课堂”
在王大伟六个月的时候，母亲带着他回到了北京。母亲是调干到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当了一名军医，也是我国首批宇航员的医生。而父亲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医生。在王大伟三岁时，父亲被公派去苏联基洛夫军事学院学习。体弱多病的王大伟只能靠母亲照顾。从此，医院成了王大伟常常光顾的地方。
“上几节台阶也要气喘，嘴唇青紫，所以母亲把我送进了301医院。”王大伟说，其实，我对医院很熟悉，远比对幼儿园的感觉要好得多。我从三岁开始，曾多次从幼儿园逃跑，却没有一次从医院逃走。
那天晚上，母亲去医院看王大伟。王大伟伸出自己瘦小的胳膊对母亲说：“妈妈，医生叔叔把我胳膊上的毛都刮干净了，明天要给我插管手术。”
母亲果断地中止了插管术，保全了王大伟的生命。因为远在圣彼得堡的父亲获知这一消息，用快信叫停手术，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死生由命，富贵在天，看这孩子的命吧！”
在王大伟六岁时，弟弟降生了。王大伟被母亲送回山东老家让姥姥照看。在姥姥家呆了一年后，王大伟被父母接到身边开始上小学。
“其实，从六岁到十四岁，我七进七出医院。”王大伟说，我的童年最熟悉的地方是医院，刺鼻的来苏水的气味是我全部的记忆。疾病让我恐惧，医院让我知道了死亡。七岁时，有一次病得快要死了，医院把ATP、人血蛋白等当时最贵重的药都用上了，才把我从死神的手中夺了回来。
“我的英语是在医院学的。”王大伟说，医院里有一个瘦瘦的大眼睛叔叔每天给我上课，教材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编的成人教材，正值文革，第一课是：Long lif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同时，医院让我懂得了友谊，同时也让我懂得凡事靠自己。有一次，我生病住院期间，一个小战士，进来时全身是黄疸，不能下床，我可高兴了，可以为他倒尿壶，这在文革年代是学雷锋的具体体现；还有一次，我独自一人去解放军301医院割扁桃腺。女医生是刘伯承元帅的女儿。我坐在椅子上，头上被布罩上，只露着张开的嘴。先是往嗓子里打麻药，接着一刀一刀地割。每割一刀，我数一个数，大概数到200下，实在数不下去，太痛了，在心里唱起了那首南斯拉夫电影《桥》中的插曲《啊，朋友，再见》。
手术做完了，王大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身体的疾病对成长中的他来讲，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考验。他恐惧疾病，但不得不面对它。正如王大伟讲，我没有所谓的童年，我的童年基本上是在医院度过的。整个小学初中期间，我基本上没怎么到学校上过课，而我所学的知识都是在医院获得的。
小学期间，王大伟背了不少名著：《黄帝内经》、《名贤集》、《孙子兵法》。中学他上的是十一学校，但因正逢“文革”时期，所以没上什么课，全靠自学。对他最有影响的书是《安徒生童话》、《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谁是最可爱的人》、《可爱的中国》、《放歌集》等。
弱者没有失败的权利
“弱者最大的悲哀，是不承认自己是弱者。”王大伟说，如果你认识到自己是个弱者，你就应该感到庆幸，因为上天会给弱者更多的生存机会；因为弱者会有超乎常人的生存欲望；因为弱者常常是置于死地而后生！
王大伟说，在七十年代，对于中国的青年人而言，最好的出路是当兵与当上工农兵大学生。那个时代，穿一身国防绿军装的小伙最光荣；穿一身国防绿军装的姑娘最美丽。
王大伟看着周围的朋友一个个当兵走了，他也想当兵去。于是在一个夏天的傍晚，他找到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个领导，说：“叔叔，您能让我去当兵吗？”对方说：“行啊，广州军区要会打篮球的，有多少要多少。”王大伟天真地问：“真的吗？”“真的，明天早上就坐火车走，回家与父母商量一下吧。”
王大伟回忆说，我当时连回家商量的勇气也没有。一个一天体育课都没上过的“病包子”，别说打球了，两天军训就能要了我的小命。
当一道幸福之门关上时，另一道门会随之打开。1977年，王大伟高中毕业后，在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做工人，每天扛木头。忽然有一天，人们在说要恢复高考。王大伟说，“那简直是久旱逢甘露，黑暗中见到了明灯。”得知这一准确消息到高考只有四十一天时间，王大伟借了中学的二十一本书。他白天扛木头，晚上六七点钟到家，在母亲做晚饭的时间，趁机睡觉，醒来开始彻夜背书。为了抓紧时间，他甚至将两次小便合到一起，珍惜一寸光阴一寸金。
“从进考场的那一刻起，我的心脏就在剧烈跳动，就像一个人终于登上了人生舞台。”王大伟说，那年文科的录取率是五十比一。所以进考场，就意味着你要打败同一考场的另外四十九人。据说那时中国连印考卷的纸都没有，还是邓小平把印“毛选四卷”的纸改印了考卷。最终，王大伟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
外警学引进第一人
1979年，在王大伟大二的时候，想研究一下为什么名人能够成才，于是就想给他们做个性格心理测试。他到国画大师李苦禅、电影导演夏衍、诗人臧克家、作家苏叔阳、赵大年、著名舞蹈家陈爱莲、歌唱家马国光等500个名人，通过一个个的做心理测试，他得出了一个规律——“逆境出人才”。1982年，王大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公安部工作。1985年，通过日本国际事业协力团赞助，公安部派王大伟到日本东京学习。1986年，王大伟立志考过国家公派留学考试：VST，英国的“雅思”。1991年，王大伟在英国艾克赛特大学学习警察学。作为首批去英国学警察学的三个学员之一，王大伟与其他同学希望送给祖国一份礼物——把警察学引进中国。由于那些书非常贵，他们想了一个办法，把所有能找到的书，全都复印下来。王大伟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将它们复印好。在装订时，由于没有钱，他们便用锥子锥出眼后，用麻线把书装好。
“我们像唐僧取经一样将这些书带回了国。”王大伟说，这些书有70多公斤，为了搬回，他们把能扔掉的东西都扔了。由于这些书全都是英文版的，回国后，他用了整整四年时间才翻译出来，随后重新建立了一个体系。1995年出了《英美警察科学》一书，这是我国警察科学系统理论框架下的第一本书。1996年，王大伟在公安部第四研究所外警室任副主任、《世界警察参考》副主编。后来决意放弃行政职务，一生从事公安与警察科学研究，于是回到了公安大学。两年后，他去了芬兰赫尔辛基欧洲犯罪研究所留学一年。
1999这一年
1999年应该说是王大伟的幸运年。这一年，王大伟刚从芬兰回来，被公安大学派到一个派出所挂职锻炼，负责一片的治安。白天巡查值勤，但晚上就没啥事了。为了利用好晚上的时间，王大伟想到了考博。那时，派出所的住房紧张，王大伟向派出所领导申请一间房时，领导说：“有一间废弃的厕所，如果你不介意，凑合着住吧。”王大伟找来报纸，把厕所里的便池和墙上的尿碱糊了起来。在这几平米的厕所里，他顺利地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攻读教育法学。
这一年，王大伟看了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节目，他觉得这节目不错，也想上电视把先进的西方的警察学介绍给大众。于是他主动联系了栏目组。栏目组的负责人姓张，听了他的想法后，答应了他的请求。
过了几天，王大伟接到了张先生的来电，说有个节目，叫《立案回告制》，请你做嘉宾，要录七分钟的节目。王大伟接到这个任务，很是兴奋，认真写稿，并把稿子背了下来，还掐准时间，做足准备。第二天上午十点，他信心满满地走进了神圣的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主持人是张绍刚。节目中他问王大伟：“王老师，你怎么看立案回告制？”这么一问，让第一次在电视上做节目的王大伟紧张不已。所幸的是，这7分钟的内容他已背得滚瓜烂熟了。
三天后，王大伟再次接到《今日说法》打来的电话，让他再来当嘉宾，说他“说得太溜了，后期根本不用剪”。说起那段首次“触电”的经历，王大伟的脸上有着欣慰的笑容，他说，这个节目后来还得了个大奖呢！
说“顺口溜”的电视明星
有了那次“触电”经历，王大伟上电视做节目一发不可收。十多年来，除了教学外，他在各个电视台做过数不清的节目。他把每一次的节目都当成第一次，做足准备。有的时候编歌谣，有的时候起来表演，有的时候拿潘家园买来的古董做道具。
王大伟说，有一次，他去逛古玩市场，一个卖古董的人看到他说：“王老师，过去别人都认为你是法学家，在我们老百姓看来，你就是一个说顺口溜的。”当时一听，我就乐了，没错，自己就是一个说顺口溜的。海归、博士、公安大学教授，这些头衔都不如这个说顺口溜的。这也是老百姓对他的喜爱！
王大伟编的童谣，琅琅上口，比较好记，同时，更具有教育和指导警示意义。比如：针和剪子不要玩，玩具枪不对人眼，照相不看闪光灯，放炮大人要看管。积累多了，便结集出了一本书，名字叫《平安童谣》。其实，王大伟的学术成就硕果累累，出版有《英美警察科学》、《世界警察理论研究综述》、《芬兰刑事司法制度》、《中小学生被害》、《弱者没有失败的权力》、《人生的二十五个雷人陷阱》、《平安成长比成功更重要》等专著、译著。
“食”是家的味道
在娓娓道来自己的人生故事的同时，王大伟也透露了他最喜欢的食物：玉米饼、白米粥、白菜。
虽有人生一半是美食之说，但在王大伟看来，“对吃什么其实没有任何要求，所有的食物中，我最喜欢的可能应该算是玉米饼，其次是米饭、白菜。”王大伟说，小时候，在山东姥姥家，姥姥做的玉米饼非常好吃，也可能是那时粮食紧张，反正经常吃玉米饼，这一嗜好保持至今，有时自己也亲手做玉米饼吃上几天。
偶尔，王大伟也会偷着“乐”地给自己做一餐白米粥加圆白菜虾皮的晚餐。王大伟说，小时侯，白米是好东西。山东农民是吃不上白米的。记得姥姥挖了一小碗白米，送给邻居的一个老汉。老汉高兴，逢人就说：“我喝了两平碗稀饭！”多大的享受呵！白菜更是好东西。在英国上学时，一棵白菜1英镑。许多中国学生都舍不得吃。那时我一棵白菜能吃七天，说起来你都不信，虾皮就更娇贵了，从中国带到英国，更是舍不得乱加的。虾皮含在嘴里，整一个家的味道！
在采访他的前一天，他还录制了七场节目。采访当天上午，他不但做了一期现场直播节目，还接受了一个访谈，直到下午两点结束才吃午饭。在3点半后，他接受了我的专访。
面前的王大伟与电视上他的一模一样，他的神情显得有些疲惫，但谈起他的过往经历时，便忘记了疲劳，偶尔会发出爽朗的笑声。他的笑容非常容易感染人，也许曾经的过往都是这样笑对的！正如他所讲：我没有所谓的童年，我童年的课堂在医院，我的出生是上帝的一个错误，痛时在心底就唱歌，但我——有我的梦想！
我的出生是上帝的一个错误
“我从小患严重的心脏病与其他疾病，从小事事不如人。小时候常羡慕残疾人，认为他们虽然残疾，但没有生命危险。”王大伟开门见山地说，小时候因为得了严重的病，身体弱，又没有“谋生的本领”，就成了这个样子：不说话、不会交往、困在家中只知道读书。
他还打趣道：一棵小草被压在石头下，从石缝中发出一支芽，被牛羊吃了，再发芽，这就是生命。风呼叫着，云高高地卷曲，全身发冷，这本来只是童年的感受。今天才知道这竟是一生的缩影。
“直到我上了电视，看电视中的自己，发现并不丑。”王大伟说，小时候一出生，母亲就说我长得丑，说多了，我也觉得自己丑，从来没有人说过我漂亮。我小时候有鼻炎，所以可能会长得像鼻涕虫那种样子。削铅笔时，可能会削一下，吸一下鼻涕…… 这个“丑”给我带来了严重的自卑心理，所以我甚至不爱笑，只要一笑，就显得很丑。
1957年5月4日，王大伟出生在山东省济南市文化东路山东医学院省立二院。母亲生下王大伟不久，回到了山东医学院上课。一天，正在上课的母亲听到教室外有人喊她，便走出教室。一个同学说：“你儿子出事了，快去吧，在大门口。”
母亲见外祖母抱着三个月大的王大伟，失神地站着，一把抢了过来。而王大伟脸紫唇青、高烧抽风，已昏死过去。她见此情节，抱着王大伟向医院门诊室跑去，上台阶时一脚踩空，母子俩一起，摔下楼梯…… 然而，一声凄凉的哭声，王大伟又一次活过来了！
在医院检查时，结果又一次让人吃惊，“这孩子的心脏是圆的！”
王大伟说，医生管这个叫：先天性心脏病——二尖瓣缺损。由于这颗圆形的心，医生宣布了我终生残废。父母则认为我是保不住了，所以萌发了生我弟弟的想法。
长大后，王大伟曾打电话问他母亲，关于他出生的事，他母亲说：“你的出生是上帝的一个错误。”
医院成了我的“课堂”
在王大伟六个月的时候，母亲带着他回到了北京。母亲是调干到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当了一名军医，也是我国首批宇航员的医生。而父亲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医生。在王大伟三岁时，父亲被公派去苏联基洛夫军事学院学习。体弱多病的王大伟只能靠母亲照顾。从此，医院成了王大伟常常光顾的地方。
“上几节台阶也要气喘，嘴唇青紫，所以母亲把我送进了301医院。”王大伟说，其实，我对医院很熟悉，远比对幼儿园的感觉要好得多。我从三岁开始，曾多次从幼儿园逃跑，却没有一次从医院逃走。
那天晚上，母亲去医院看王大伟。王大伟伸出自己瘦小的胳膊对母亲说：“妈妈，医生叔叔把我胳膊上的毛都刮干净了，明天要给我插管手术。”
母亲果断地中止了插管术，保全了王大伟的生命。因为远在圣彼得堡的父亲获知这一消息，用快信叫停手术，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死生由命，富贵在天，看这孩子的命吧！”
在王大伟六岁时，弟弟降生了。王大伟被母亲送回山东老家让姥姥照看。在姥姥家呆了一年后，王大伟被父母接到身边开始上小学。
“其实，从六岁到十四岁，我七进七出医院。”王大伟说，我的童年最熟悉的地方是医院，刺鼻的来苏水的气味是我全部的记忆。疾病让我恐惧，医院让我知道了死亡。七岁时，有一次病得快要死了，医院把ATP、人血蛋白等当时最贵重的药都用上了，才把我从死神的手中夺了回来。
“我的英语是在医院学的。”王大伟说，医院里有一个瘦瘦的大眼睛叔叔每天给我上课，教材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编的成人教材，正值文革，第一课是：Long lif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同时，医院让我懂得了友谊，同时也让我懂得凡事靠自己。有一次，我生病住院期间，一个小战士，进来时全身是黄疸，不能下床，我可高兴了，可以为他倒尿壶，这在文革年代是学雷锋的具体体现；还有一次，我独自一人去解放军301医院割扁桃腺。女医生是刘伯承元帅的女儿。我坐在椅子上，头上被布罩上，只露着张开的嘴。先是往嗓子里打麻药，接着一刀一刀地割。每割一刀，我数一个数，大概数到200下，实在数不下去，太痛了，在心里唱起了那首南斯拉夫电影《桥》中的插曲《啊，朋友，再见》。
手术做完了，王大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身体的疾病对成长中的他来讲，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考验。他恐惧疾病，但不得不面对它。正如王大伟讲，我没有所谓的童年，我的童年基本上是在医院度过的。整个小学初中期间，我基本上没怎么到学校上过课，而我所学的知识都是在医院获得的。
小学期间，王大伟背了不少名著：《黄帝内经》、《名贤集》、《孙子兵法》。中学他上的是十一学校，但因正逢“文革”时期，所以没上什么课，全靠自学。对他最有影响的书是《安徒生童话》、《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谁是最可爱的人》、《可爱的中国》、《放歌集》等。
弱者没有失败的权利
“弱者最大的悲哀，是不承认自己是弱者。”王大伟说，如果你认识到自己是个弱者，你就应该感到庆幸，因为上天会给弱者更多的生存机会；因为弱者会有超乎常人的生存欲望；因为弱者常常是置于死地而后生！
王大伟说，在七十年代，对于中国的青年人而言，最好的出路是当兵与当上工农兵大学生。那个时代，穿一身国防绿军装的小伙最光荣；穿一身国防绿军装的姑娘最美丽。
王大伟看着周围的朋友一个个当兵走了，他也想当兵去。于是在一个夏天的傍晚，他找到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个领导，说：“叔叔，您能让我去当兵吗？”对方说：“行啊，广州军区要会打篮球的，有多少要多少。”王大伟天真地问：“真的吗？”“真的，明天早上就坐火车走，回家与父母商量一下吧。”
王大伟回忆说，我当时连回家商量的勇气也没有。一个一天体育课都没上过的“病包子”，别说打球了，两天军训就能要了我的小命。
当一道幸福之门关上时，另一道门会随之打开。1977年，王大伟高中毕业后，在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做工人，每天扛木头。忽然有一天，人们在说要恢复高考。王大伟说，“那简直是久旱逢甘露，黑暗中见到了明灯。”得知这一准确消息到高考只有四十一天时间，王大伟借了中学的二十一本书。他白天扛木头，晚上六七点钟到家，在母亲做晚饭的时间，趁机睡觉，醒来开始彻夜背书。为了抓紧时间，他甚至将两次小便合到一起，珍惜一寸光阴一寸金。
“从进考场的那一刻起，我的心脏就在剧烈跳动，就像一个人终于登上了人生舞台。”王大伟说，那年文科的录取率是五十比一。所以进考场，就意味着你要打败同一考场的另外四十九人。据说那时中国连印考卷的纸都没有，还是邓小平把印“毛选四卷”的纸改印了考卷。最终，王大伟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
外警学引进第一人
1979年，在王大伟大二的时候，想研究一下为什么名人能够成才，于是就想给他们做个性格心理测试。他到国画大师李苦禅、电影导演夏衍、诗人臧克家、作家苏叔阳、赵大年、著名舞蹈家陈爱莲、歌唱家马国光等500个名人，通过一个个的做心理测试，他得出了一个规律——“逆境出人才”。1982年，王大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公安部工作。1985年，通过日本国际事业协力团赞助，公安部派王大伟到日本东京学习。1986年，王大伟立志考过国家公派留学考试：VST，英国的“雅思”。1991年，王大伟在英国艾克赛特大学学习警察学。作为首批去英国学警察学的三个学员之一，王大伟与其他同学希望送给祖国一份礼物——把警察学引进中国。由于那些书非常贵，他们想了一个办法，把所有能找到的书，全都复印下来。王大伟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将它们复印好。在装订时，由于没有钱，他们便用锥子锥出眼后，用麻线把书装好。
“我们像唐僧取经一样将这些书带回了国。”王大伟说，这些书有70多公斤，为了搬回，他们把能扔掉的东西都扔了。由于这些书全都是英文版的，回国后，他用了整整四年时间才翻译出来，随后重新建立了一个体系。1995年出了《英美警察科学》一书，这是我国警察科学系统理论框架下的第一本书。1996年，王大伟在公安部第四研究所外警室任副主任、《世界警察参考》副主编。后来决意放弃行政职务，一生从事公安与警察科学研究，于是回到了公安大学。两年后，他去了芬兰赫尔辛基欧洲犯罪研究所留学一年。
1999这一年
1999年应该说是王大伟的幸运年。这一年，王大伟刚从芬兰回来，被公安大学派到一个派出所挂职锻炼，负责一片的治安。白天巡查值勤，但晚上就没啥事了。为了利用好晚上的时间，王大伟想到了考博。那时，派出所的住房紧张，王大伟向派出所领导申请一间房时，领导说：“有一间废弃的厕所，如果你不介意，凑合着住吧。”王大伟找来报纸，把厕所里的便池和墙上的尿碱糊了起来。在这几平米的厕所里，他顺利地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攻读教育法学。
这一年，王大伟看了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节目，他觉得这节目不错，也想上电视把先进的西方的警察学介绍给大众。于是他主动联系了栏目组。栏目组的负责人姓张，听了他的想法后，答应了他的请求。
过了几天，王大伟接到了张先生的来电，说有个节目，叫《立案回告制》，请你做嘉宾，要录七分钟的节目。王大伟接到这个任务，很是兴奋，认真写稿，并把稿子背了下来，还掐准时间，做足准备。第二天上午十点，他信心满满地走进了神圣的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主持人是张绍刚。节目中他问王大伟：“王老师，你怎么看立案回告制？”这么一问，让第一次在电视上做节目的王大伟紧张不已。所幸的是，这7分钟的内容他已背得滚瓜烂熟了。
三天后，王大伟再次接到《今日说法》打来的电话，让他再来当嘉宾，说他“说得太溜了，后期根本不用剪”。说起那段首次“触电”的经历，王大伟的脸上有着欣慰的笑容，他说，这个节目后来还得了个大奖呢！
说“顺口溜”的电视明星
有了那次“触电”经历，王大伟上电视做节目一发不可收。十多年来，除了教学外，他在各个电视台做过数不清的节目。他把每一次的节目都当成第一次，做足准备。有的时候编歌谣，有的时候起来表演，有的时候拿潘家园买来的古董做道具。
王大伟说，有一次，他去逛古玩市场，一个卖古董的人看到他说：“王老师，过去别人都认为你是法学家，在我们老百姓看来，你就是一个说顺口溜的。”当时一听，我就乐了，没错，自己就是一个说顺口溜的。海归、博士、公安大学教授，这些头衔都不如这个说顺口溜的。这也是老百姓对他的喜爱！
王大伟编的童谣，琅琅上口，比较好记，同时，更具有教育和指导警示意义。比如：针和剪子不要玩，玩具枪不对人眼，照相不看闪光灯，放炮大人要看管。积累多了，便结集出了一本书，名字叫《平安童谣》。其实，王大伟的学术成就硕果累累，出版有《英美警察科学》、《世界警察理论研究综述》、《芬兰刑事司法制度》、《中小学生被害》、《弱者没有失败的权力》、《人生的二十五个雷人陷阱》、《平安成长比成功更重要》等专著、译著。
“食”是家的味道
在娓娓道来自己的人生故事的同时，王大伟也透露了他最喜欢的食物：玉米饼、白米粥、白菜。
虽有人生一半是美食之说，但在王大伟看来，“对吃什么其实没有任何要求，所有的食物中，我最喜欢的可能应该算是玉米饼，其次是米饭、白菜。”王大伟说，小时候，在山东姥姥家，姥姥做的玉米饼非常好吃，也可能是那时粮食紧张，反正经常吃玉米饼，这一嗜好保持至今，有时自己也亲手做玉米饼吃上几天。
偶尔，王大伟也会偷着“乐”地给自己做一餐白米粥加圆白菜虾皮的晚餐。王大伟说，小时侯，白米是好东西。山东农民是吃不上白米的。记得姥姥挖了一小碗白米，送给邻居的一个老汉。老汉高兴，逢人就说：“我喝了两平碗稀饭！”多大的享受呵！白菜更是好东西。在英国上学时，一棵白菜1英镑。许多中国学生都舍不得吃。那时我一棵白菜能吃七天，说起来你都不信，虾皮就更娇贵了，从中国带到英国，更是舍不得乱加的。虾皮含在嘴里，整一个家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