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评论的历史回顾
程 肃欠
在中国近代,很少有什么历史事件像义和团这样引起过如此长期的众说纷纭的评论。说是“众说纷纭”,也许只有对洋务思潮和洋务活动的争鸣才能与之相比;说是“长期”,在于对洋务历史的各种争议大体上是在80年代之后才形成势头的,而关于义和团的众多评论则可以讲是经历了一个同本世纪历史并进的发展过程。义和团的迷一样起源,它的浓厚的神秘气息和暴烈的抗争行为,以及它同清王朝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在国际社会引起的强烈震动等等,都构成了人们在考察近代政局乃至考察中国历史的发展时必然遇到并且容易发生种种感想的话题。
1902年,当义和团运动的余波还在晚清政局中回荡时,李希圣就写出了被时人看成是第一本义和团“信史”的《庚子国变记》。该书和十年后陆续出版的《拳变余闻》、《崇陵传信录》等小册子有两个特点:一是渲染义和团的神秘主义和排外行为;二是强调它和清朝高层政治的关联。据此,作者们塑造了一种所谓源于愚昧的民族心理并受高层的权力追逐所支配的义和团形象。
经由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到20年代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和新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探索中国出路的奋斗中,开始重新认识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反帝的时代要求的明晰化和对农民这一民族主体的冀望,促使他们重新解读义和团。这批政治家和30年代的一批史学如李剑农、王芸生等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义和团是清末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交织的产物,它虽然具有守旧、蒙昧等致命伤,但不容忽视的是,从普通民众中诞生的民族主义精神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长期被冷落的农民战争史讨论的展开,义和团史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内曾经是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在中国史学会先后编辑出版的反映中国近代各个重大事件的系列史料丛书中,第一套就是《义和团》。牵头编辑该书的翦伯赞教授在《历史教学》上发表的著名论文《义和团运动》(1958年),对于当时的历史教学和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的学者们对义和团的具体评价不尽一致,但都充分肯定了这场运动的反帝爱国的正面意义,认为它为50年后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了必要的历史铺垫。
令人深思的现象发生在十年动乱中:义和团的命运和中国近代史上其它的历史事件(特别是当时还是先进的资产阶级所主导的事件)有极大的不同。尽管义和团的神秘气息浓厚,但这个话题并没有被当成“四旧”去“破”掉,反而变成了极“左”思潮借之为“文化革命”升温的历史工具。1967年春天在戚本禹文章的鼓动下,许多报刊杂志把义和团,特别是把本来并未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红灯照,描绘成同红卫兵风暴相似的“革命群众运动”。极度美化红灯照的暗示促进了红卫兵行动的大面积铺展。极“左”思潮玩弄了历史,败坏了学风,搅乱了社会。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有些学者鉴于“文革”对义和团运动的严重歪曲,从清算“文革”进而推及对义和团史的反思和再评估。当时还很年轻的学者王致中发表了《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一文,列举出大量与“文革”期间赞扬义和团相反的史料,不仅批判戚本禹,也几乎是全方位地抨击了义和团。沿着世纪初元以来某些学人强调义和团与清王朝关系微妙的论说,该文最尖锐的一个话题是指责团民们“奉旨造反”,用暴力横扫西方文明以保住腐朽的爱新觉罗王朝。该文在当时引起了一场规模颇大的、几乎牵动了史学界几代人的学术讨论。人们的见解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今天看来,这场讨论尽管有其不足之处,但有两点值得重视:一、争论双方的基本前提亦即对中国近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国情的认识是一致的,因此,对义和团的不同评价是在谴责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共识下展开的;二、双方对相关史料的发掘和耙梳都相当细致,力图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勾画说明自己的观点。经过讨论,义和团具有反抗侵略和笼统排外的双重性成为学术界大多数人的共同评价。建国以来逐渐形成的夸大和拔高一切农民战争包括义和团的倾向消退了。所谓“史学革命”的语境被突破,历史学的认知功能和借鉴功能逐渐得到了互补和统一。讨论推动了义和团研究向纵深发展,许多专题性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学术界对于晚清的社会和政局,对于中国走进20世纪的历史特点等问题的认识也在逐渐地深刻化。
不过,讨论并没有到此为止。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当又一个世纪之交向我们走近,学术界在回顾前一百年的历史进程时,关于义和团的评价可以讲是被放在一种更为深刻的关于近代中国历史主题的反思中再次被提起。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历史道路的讨论、文化的讨论,特别是传统和现代化关系的讨论等等,则构成了人们借以再评义和团的理论背景。这场讨论再一次推动了相关研究,但同80年代初相比,有些学者从史料和史实的辨析转向了似乎是更为宏观性的议论。比如,可能是沿着“奉旨造反”的思路,有些研究者进而认为庚子事变并不反帝,而是封建顽固派把义和团引向了权力之争的中心。有人批评义和团意识落后,行为愚昧,维护传统社会,畏惧外来文化,是团民的行动招致外敌入侵,把中国推进灾难。还有些作者从正面提出要重新评价西方殖民主义对东方的征服,认为封建的中国由于缺乏现代化的内在动因而不能靠自己参与历史的发展,只有西方殖民主义的征服才是东方民族走上现代文明的唯一良机。
晚近的相关讨论至少能说明几个问题:一、对义和团的评价,触及到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核心命题:近代的中外关系和近代中国的出路。义和团可以说是以一种自发的和极端的方式,切进和挑起了这个命题,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为当今学术界所关注的研究纲目。诸如中西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价值,中国文化自身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社会心理层面上的排外和迎外,儒学伦理和基督主义的冲突等等政治现象和社会文化现象,都集中到了义和团活动的那个历史场景里,以至于无论什么人在讨论这些问题时都很难避开义和团。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义和团的讨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继续下去。
二、学术界在回顾义和团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时,确实存在着不同的思路:如果认为我们的前人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殖民主义的拓展,那么中国近代的一切救亡抗争特别是义和团那种正面的从反洋教到反侵略的抗争就应当被谴责,至少,它由于被定位为守旧势力的工具而没有价值;但如果认为根据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华民族必须首先争得民族独立,才有可能在比较平等的地位上选择和吸纳西方国家的先进文明成果,达到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现代化,那么无论义和团有多少局限,它毕竟是那个特定的年代,一些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为民族自救而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联合行动。
三、对历史事件的不同见解和评价的争鸣,是推动历史研究的重要源泉。不过,历史学自身的功能和价值,又要求历史的研究者应该也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尊重和承认业已逝去的历史事实。发生在一个世纪之前的基本历史事实是:当时的中国没有也不可能组织自己的民众和军队到列强诸国去造反,而是列强对中国长达60年的侵略引起了中国军民的大规模的反抗。这一历史事实规定了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展开的逻辑与意义。诚然,按历史学研究的后见之明,这场运动中可以挑剔的毛病实在是太多了,但我们不能用今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法则和行动尺度去要求前人———当年那一大批由于不堪外部入侵和内部病症的双层重压,而被迫在越轨中求生的人群。离开历史事实的具体勾画去空泛地议论和贬斥义和团,或者用嘲弄的态度、调侃的语调去“勾画”中华民族曾经痛苦经历而在时人尚属方向不明的历史,都不利于推动义和团研究。
(程肃欠,中国人民大学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晚清乡土意识》,合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等书。在《历史教学》先后发表《论近代教案中的多层矛盾》等三文。)责任编辑:蔡世华
在中国近代,很少有什么历史事件像义和团这样引起过如此长期的众说纷纭的评论。说是“众说纷纭”,也许只有对洋务思潮和洋务活动的争鸣才能与之相比;说是“长期”,在于对洋务历史的各种争议大体上是在80年代之后才形成势头的,而关于义和团的众多评论则可以讲是经历了一个同本世纪历史并进的发展过程。义和团的迷一样起源,它的浓厚的神秘气息和暴烈的抗争行为,以及它同清王朝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在国际社会引起的强烈震动等等,都构成了人们在考察近代政局乃至考察中国历史的发展时必然遇到并且容易发生种种感想的话题。
1902年,当义和团运动的余波还在晚清政局中回荡时,李希圣就写出了被时人看成是第一本义和团“信史”的《庚子国变记》。该书和十年后陆续出版的《拳变余闻》、《崇陵传信录》等小册子有两个特点:一是渲染义和团的神秘主义和排外行为;二是强调它和清朝高层政治的关联。据此,作者们塑造了一种所谓源于愚昧的民族心理并受高层的权力追逐所支配的义和团形象。
经由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到20年代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和新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探索中国出路的奋斗中,开始重新认识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反帝的时代要求的明晰化和对农民这一民族主体的冀望,促使他们重新解读义和团。这批政治家和30年代的一批史学如李剑农、王芸生等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义和团是清末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交织的产物,它虽然具有守旧、蒙昧等致命伤,但不容忽视的是,从普通民众中诞生的民族主义精神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长期被冷落的农民战争史讨论的展开,义和团史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内曾经是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在中国史学会先后编辑出版的反映中国近代各个重大事件的系列史料丛书中,第一套就是《义和团》。牵头编辑该书的翦伯赞教授在《历史教学》上发表的著名论文《义和团运动》(1958年),对于当时的历史教学和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的学者们对义和团的具体评价不尽一致,但都充分肯定了这场运动的反帝爱国的正面意义,认为它为50年后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了必要的历史铺垫。
令人深思的现象发生在十年动乱中:义和团的命运和中国近代史上其它的历史事件(特别是当时还是先进的资产阶级所主导的事件)有极大的不同。尽管义和团的神秘气息浓厚,但这个话题并没有被当成“四旧”去“破”掉,反而变成了极“左”思潮借之为“文化革命”升温的历史工具。1967年春天在戚本禹文章的鼓动下,许多报刊杂志把义和团,特别是把本来并未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红灯照,描绘成同红卫兵风暴相似的“革命群众运动”。极度美化红灯照的暗示促进了红卫兵行动的大面积铺展。极“左”思潮玩弄了历史,败坏了学风,搅乱了社会。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有些学者鉴于“文革”对义和团运动的严重歪曲,从清算“文革”进而推及对义和团史的反思和再评估。当时还很年轻的学者王致中发表了《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一文,列举出大量与“文革”期间赞扬义和团相反的史料,不仅批判戚本禹,也几乎是全方位地抨击了义和团。沿着世纪初元以来某些学人强调义和团与清王朝关系微妙的论说,该文最尖锐的一个话题是指责团民们“奉旨造反”,用暴力横扫西方文明以保住腐朽的爱新觉罗王朝。该文在当时引起了一场规模颇大的、几乎牵动了史学界几代人的学术讨论。人们的见解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今天看来,这场讨论尽管有其不足之处,但有两点值得重视:一、争论双方的基本前提亦即对中国近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国情的认识是一致的,因此,对义和团的不同评价是在谴责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共识下展开的;二、双方对相关史料的发掘和耙梳都相当细致,力图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勾画说明自己的观点。经过讨论,义和团具有反抗侵略和笼统排外的双重性成为学术界大多数人的共同评价。建国以来逐渐形成的夸大和拔高一切农民战争包括义和团的倾向消退了。所谓“史学革命”的语境被突破,历史学的认知功能和借鉴功能逐渐得到了互补和统一。讨论推动了义和团研究向纵深发展,许多专题性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学术界对于晚清的社会和政局,对于中国走进20世纪的历史特点等问题的认识也在逐渐地深刻化。
不过,讨论并没有到此为止。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当又一个世纪之交向我们走近,学术界在回顾前一百年的历史进程时,关于义和团的评价可以讲是被放在一种更为深刻的关于近代中国历史主题的反思中再次被提起。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历史道路的讨论、文化的讨论,特别是传统和现代化关系的讨论等等,则构成了人们借以再评义和团的理论背景。这场讨论再一次推动了相关研究,但同80年代初相比,有些学者从史料和史实的辨析转向了似乎是更为宏观性的议论。比如,可能是沿着“奉旨造反”的思路,有些研究者进而认为庚子事变并不反帝,而是封建顽固派把义和团引向了权力之争的中心。有人批评义和团意识落后,行为愚昧,维护传统社会,畏惧外来文化,是团民的行动招致外敌入侵,把中国推进灾难。还有些作者从正面提出要重新评价西方殖民主义对东方的征服,认为封建的中国由于缺乏现代化的内在动因而不能靠自己参与历史的发展,只有西方殖民主义的征服才是东方民族走上现代文明的唯一良机。
晚近的相关讨论至少能说明几个问题:一、对义和团的评价,触及到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核心命题:近代的中外关系和近代中国的出路。义和团可以说是以一种自发的和极端的方式,切进和挑起了这个命题,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为当今学术界所关注的研究纲目。诸如中西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价值,中国文化自身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社会心理层面上的排外和迎外,儒学伦理和基督主义的冲突等等政治现象和社会文化现象,都集中到了义和团活动的那个历史场景里,以至于无论什么人在讨论这些问题时都很难避开义和团。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义和团的讨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继续下去。
二、学术界在回顾义和团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时,确实存在着不同的思路:如果认为我们的前人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殖民主义的拓展,那么中国近代的一切救亡抗争特别是义和团那种正面的从反洋教到反侵略的抗争就应当被谴责,至少,它由于被定位为守旧势力的工具而没有价值;但如果认为根据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华民族必须首先争得民族独立,才有可能在比较平等的地位上选择和吸纳西方国家的先进文明成果,达到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现代化,那么无论义和团有多少局限,它毕竟是那个特定的年代,一些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为民族自救而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联合行动。
三、对历史事件的不同见解和评价的争鸣,是推动历史研究的重要源泉。不过,历史学自身的功能和价值,又要求历史的研究者应该也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尊重和承认业已逝去的历史事实。发生在一个世纪之前的基本历史事实是:当时的中国没有也不可能组织自己的民众和军队到列强诸国去造反,而是列强对中国长达60年的侵略引起了中国军民的大规模的反抗。这一历史事实规定了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展开的逻辑与意义。诚然,按历史学研究的后见之明,这场运动中可以挑剔的毛病实在是太多了,但我们不能用今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法则和行动尺度去要求前人———当年那一大批由于不堪外部入侵和内部病症的双层重压,而被迫在越轨中求生的人群。离开历史事实的具体勾画去空泛地议论和贬斥义和团,或者用嘲弄的态度、调侃的语调去“勾画”中华民族曾经痛苦经历而在时人尚属方向不明的历史,都不利于推动义和团研究。
(程肃欠,中国人民大学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晚清乡土意识》,合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等书。在《历史教学》先后发表《论近代教案中的多层矛盾》等三文。)责任编辑:蔡世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