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征清”方策的陆续发现是对甲午战争偶发说的否定

最近几年,甲午战争偶然发生说在日本盛行起来,如称战争是因朝鲜东学党起义而引起,战争是由于日本国内发生政治危机而不得不把内部之争转向对外侵略,战争的爆发是由于阴差阳错的偶然性原因而促成等等,皆属于此类。“偶发说”的要害,是回避问题的根本所在,而去侈谈问题的枝节和表象,从而否定日本早就制定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大陆政策。如日本学者高桥秀直为日本在甲午年出兵朝鲜辩解说:“日本政府不是有意识要开战才出兵的,当时掌握日本政府主导权的伊藤博文……是试图保持和清国的协调的”,后来“伊藤的对朝政策发生变化,是在于日本的内政”①。大泽博明也认为:“甲申事变以后,日本政府在外交、军事上对朝政策不是指向对清战争的,‘六二出兵(1894年6月2日日本政府做出出兵朝鲜的决定)及日清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案,也不是要对清国进行‘挑衅,实现日清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才是‘六二出兵的真正意图。”②所有这些,都是完全不顾最基本的客观历史事实之论。
其实,自日本参谋本部于1878年设立后,即明确地推行大陆政策,以中国为其主要的侵略目标。1879年秋,即派将校十余名到中国来,多方调查军制、军备及地理情况,为日后发动战争预作准备。这时还是陆军中佐的桂太郎,先后到过天津、北京及华北各地,归国后将侦察所得的材料加以整理,起草了《对清作战策》③。这是近代日本制订的第一份“征清”方策。
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又派第二局局员小川又次等十余人来华,在各地进行秘密调查。根据小川又次等所得的材料,参谋本部第二局编纂了《邻邦兵备志》一书,并呈送天皇睦仁,以作为日本制订“征清”方策的依据和参考。1886年,升任陆军大佐并任第二局局长的小川又次,再次来华进行广泛调查,归国后于1887年春写出了著名的《清国征讨方略》④。
此文件不仅“可视为表明当时陆军构思的重要史料”⑤,而且也表明早在甲午战前的七八年日本已就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进行了周密的策划。
《清国征讨方略》系在三浦梧木妻家藏文件中发现,共分《趣旨》和《进攻方略》两个部分。《趣旨》谈起草此件之宗旨,称:“此前,为研究谋清国之方略,又次两次秘密去清国,视察形势概况,并吸取驻清国之日本军官意见,以决希望之方略。谋清国,须先详知彼我政略与实力,做与之相应之准备。养成忠勇果敢精神,经常取进取之术略,定巍然不动之国是,实乃维持和平之根本,伸张国威之基础。”并针对日本有人认为“我国乃东洋一小国,财源不富裕,于今日以强邻为敌,取进取计划,乃危道;宜厚信义,避干戈,研究富国之道”的看法,提出:“应详察邻邦形势,做与之相应之准备,有迅速进取计划,始能鼓舞士气,始能伸张国威,始能富国,而且,于此始能与强邻亲睦,维持和平。于今日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时,万一不取进取计划,让一步,取单纯防御方略,外则日益招来觊觎,内则士气日益衰败。国家兴亡之所系,岂有甚于此者。何况邻邦清国正忍怨以待时机,欧洲强国之舰船出没于咫尺之间,欲使欲望得逞。此乃视察清国形势倍感之所在。自今年起,在未来五年即完成准备,若有时机到来,则攻击之。”这是小川又次两次奉命调查中国后形成的基本方略思想,即以5年为期,抓紧对华作战的军事准备,到1892年时便可伺机发动进攻了。
《进攻方略》包括三篇:第一,是《彼我形势》;第二,是《作战计划》;第三,是《善后》。
《彼我形势》主要分析当时中国政治腐败、财政困敝、军备薄弱、民心涣散等情况,指出:“近时清国虚张声势,又努力扩张军备,但于杜绝百弊渊源、铺设铁道、实施义务兵役法、实行军政一体前,不能称为真正强国。”因为“观察清国势力,现今之清国同安南战争前之清国,绝无大差异。但于我国,动辄视清国为强国,自先以宽仁让步,不思进取。万一计从此出,只能徒增彼之觊觎,进一步招来外国蔑视,日益损害我国民秉性,并将至不可挽回之势。当今宜研究进取计划,乘机伸张国威,定巍然不动之国是,此乃最大急务”。况且,“清国终非唇齿相依之国,论战略者不可不十分注意于此,而现今又乃最需注意之时机。因此,乘彼尚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我国始能保持安宁,亚洲大势始得以维持”。要之,“对如此国家,动辄以宽仁相让,实非国家之良策。且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
《作战计划》提出日军总的作战目标是:“若欲使清国于阵头乞降,须先以我国海军击败清国海军,攻占北京,擒获清帝。”为达此目的,应派出8个师团,其中常备师团6个,后备师团2个。全部远征军应分北南两部:“北部6个师团,包括5个常备师团和1个后备师团,在海军掩护下运至直隶湾,从山海关到滦河口之间登陆”,然后以两个常备师团南下,进占通州,即“以通州为临时根据地,努力把地方物资集中于此,并立即围攻北京”。南部两个师团,包括1个常备师团和1个后备师团,同海军一起进入长江,并占领各沿江重镇南京等地。并强调指出:“我军得南京后,立即拥立明朝后裔,建都于此。此后必有人来附,从而抗击清兵者大增。能抗我军者,不过北京附近六七万兵。克日制胜,使之结城下之盟,达我目的,绝非难事。”《善后》是关于战后处置中国的计划,认为必须事先制定,因为“清国虽困敝衰败,但仍是亚洲大国。东洋命运关系清国兴亡者甚多。若万一清国成为他国蚕食对象,我国命运亦不可料。莫如为使欧洲不致侵入,我国先主动制定统辖清国之方略。”随后便提出了分割中国的“六块论”,即将中国本土分割为6块:(一)将山海关至西长城以南,直隶、山西两省之地,河南省之黄河北岸,山东全省(含登州府管辖之地),江苏省之黄河故道、宝应湖、镇江府、太湖,浙江省之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东北之地,盛京盖州以南之旅顺半岛,浙江舟山群岛,台湾全岛与澎湖群岛,及长江沿岸左右10里之地,皆划入日本版图。(二)东三省及内兴安岭山脉以东、长城以北之地分给清朝,使之“独立”于满洲。盖“分割清国,占有其一部,有并非无名暴举之理。清朝自满洲来,夺取明朝之中国,而今日立于世界却不努力把中国引向开明,故应使之退回其本土满洲”。(三)于中国本部割长江以南之地,迎明朝后裔,建立王国,“在中国使故主明朝再兴,统辖其土地。但将全部土地给予明朝,于东亚之权衡与安宁,绝非上策。因察其未来,等于又造出一个有实力之新清国”。照此办法,“使之成为我国的保护国,镇抚民心”。(四)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再建一王国,为日本之属国,“于属国拥立其民族被尊为武圣之关羽后裔,或寻求其他名人封之于王位”。(五)于西藏、青海、天山南麓,立达赖喇嘛。(六)于内蒙古、甘肃省、准噶尔,“选其酋长或人杰为各部之长,并由我国监视之”。文件的起草者认为,最后两者的安排实在必要,可以借此使日本改变侵略者的形象,因为“于西藏、内外蒙古、准噶尔封立之达赖喇嘛及各酋长施政中,给人民以幸福,或尽监视之责,权衡得平,安宁得保,谁能一味视我国为土地掠夺者?”文件还设想必要时可以与西方国家共同分割中国,但只给西方国以少量土地:“若白人欲乘机夺取清国部分土地,则应仔细审其地形,对于我无害之地,不闻不问。皆竟白人得寸地我得丈地,白人占小部我占大部。”《清国征讨方略》是一个分割中国的计划,也是一个灭亡中国的计划。文件最后建议政府,对中国应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切莫错过机会,云:“现今,幸而欧洲各国相互戒备,尚非欧洲各国远征东洋之时机,欧洲各国亦无此实力。于此时,我国断然先发制人,制订进取计划,谋求国家他日之安宁与幸福,实今日之最大急务也。于清国之可乘之机,乃欧洲或中亚战乱之时,现在磨刀以待时机,最为重要。”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可以看出,日本参谋本部对小川又次的《清国征讨方略》是极感兴趣的,也完全符合参谋本部日后进行大陆作战的基本思路。因为进行大陆作战需要陆海军的协同,参谋本部又命海军部掌管海军出师的第二局和掌管外国谍报工作的第三局就此题组织讨论。日本学者中眆明从福岛县立图书馆“佐藤文库”发现了6份海军军官提出的“征清”方策:1薄墩髑宸讲摺(参谋本部海军部第二局第一科代理科长、海军少佐樱井规矩之左右,于1887年12月30日)。
2薄抖圆摺(参谋本部海军部第二局第三科科长、海军少佐岛崎好忠,于1887年12月)。
3薄抖圆摺(参谋本部海军部第二科科员、海军大尉三浦重乡,无日期)。
4(无题)(参谋本部海军部第三局第一科科员、海军大尉日高正雄,于1887年12月30日)。
5薄冻率鲇泄囟圆咧意见》(参谋本部海军部第三局第一科科员、海军大尉佐佐木广胜,于1887年12月28日)。
6薄抖圆摺(浪速舰长海军大佐矶边包义,于1888年4月20日)。
⑥以上6份“征清”方策,其中有5份是属于参谋本部海军部机构内部的,再与小川又次的《清国征讨方略》相联系,可以“说明在1887年,参谋本部预测到和中国的交战,并有组织地讨论过作战构想”⑦。这6份“征清”方策,其总的作战目标与小川又次的《清国征讨方略》一样,都是以攻占北京为要着,但从海军作战的角度考虑,必须要完成以下任务:(一)打败北洋舰队,即“与北洋舰队决斗,将其击溃”。“北洋舰队之总队,跨越旅顺、大连湾向威海卫南阳派驻分遣队,侦知我舰队已在大东湾集合,彼不断往来,终于大举连结,其目的似在于将我舰队击溃于渤海之外,不得接近要港。我若不轰沉此舰队,则不能侵入渤海,以逞我意。而派往各处之侦察船已逐次归来,复命探索之状况。由此,我司令长官认为,要在彼等联合之前,将敌舰队诱至旅顺港以外,以一战决优劣。”击毁其“舰队四分之三以上,使之不能成编”。否则,“若不能取胜北洋(舰队),则不能护送我陆军去北洋”。
(二)谋取海军之前进根据地。文件中主要提出两种建议:第一,是先以前锋部队攻占旅顺。“察清国北部之地貌,山东省之突角与盛京省之岬角相互突出,其间许多岛屿星罗棋布,似成天然之渤海之户。加之,旅顺、威海及芝罘三港成鼎足之势,且将坚舰巨船加以伪装,以防不备之变,岂非更严?故若欲令我舰船游之于渤海中,如不先击破此门户,则不能攻克”。如此,方可“开拓进攻北京之要道”。第二,占领威海卫势在必行。“北洋舰队如封锁、防守直隶湾之咽喉要港,而我甲、乙舰队则支援、协作,以对付北洋舰队,并将其击沉,进而先占领山东省之要地,而后掩护陆军部队登陆,最后将舰队根据地设在威海卫,侵入直隶湾,轰击沿岸炮台及其他要地,以援助陆军部队进攻北京”。
(三)选择进攻北京之上陆地点。从原则上说,确定进攻北京之部队时,应“尽可能接近主攻点(北京)之处”。但也要考虑到是否具备适于登陆的各种条件。文件认为:“选定登陆点时,不可不选择直隶湾。例如白河口最接近主攻点,但海岸既远又浅,泥泞深厚,加之防御颇严,显然无法克服,达不到目的。”比较能够被接受的意见是,“应渡海到直隶省抚宁县登陆,作为进攻北京之策源”。其具体的计划是,先“乘夜暗之机,搜索直隶抚宁县沿海,以各运输舰为先导,炮击摧毁沿海之炮台要塞,以支援陆军部队登陆,并防备敌炮舰或水雷船等来袭”。“在全军渡海完结后,应向北京逐步进军”。
由上述可知,日本之发动大规模的甲午侵华战争,决不能归结为偶然性的原因。这次战争之所以发生,是经过日本侵略者长期精心策划,完全是蓄谋已久的。正如中眆明教授指出:“日本从政府到军队,预先就设想了和中国交战的时机并做了尽可能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才断然出兵的。而且,日中间的交战,至少从1887年开始,具体的作战计划就已经被构想出来了。”⑧ ① 高桥秀直:《走向日清战争的道路》,东京创元社1995年版,第514页。
② 大泽博明:《日清共同改革朝鲜论和日清开战》。《熊本法学》第73号(1993年)。
③ 德富苏峰:《公爵山县有朋传》中卷,东京原书房1969年,第798页。
④ 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以下引用此文件时不再注明出处。
⑤ 山本四郎:《1887年日本小川又次<清国征讨方略>介绍》。《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
⑥ 吕永和译:《日本预谋发动甲午战争的一组史料》。
《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以下引用此组史料时不再注明出处。
⑦⑧ 中眆明:《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
(戚其章,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山东省历史学会名誉会长。曾任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有《甲午战争史》、《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晚清海军兴衰史》等多部著作,曾在《历史教学》发表多篇文章)。
责任编辑:蔡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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