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研究与“二十五史”
“二十五史”主要记载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和人物传记,因此,研究社会史,很难立即想到它会包含丰富的社会史材料,可供采摘利用,或者也因为它的巨大部头把人吓坏了,只是为了研究社会史也不敢去翻阅它。这些都是难免产生的误解。其实,“二十五史”拥有大量的社会史资料,而且不难阅读和搜集,只需稍加说明,便可揭示出“二十五史”与社会史研究的内在关系。我们想从前辈史家对“二十五史”社会史史料的运用,从“前四史”的资料对社会史研究的意义两个方面来了解这一问题。
20世纪上半叶有三位史学名家主要利用“二十五史”的材料解释社会史上的问题,这三位是吕思勉、邓之诚和杨树达。吕思勉于20年代著作《中国婚姻制度小史》、《中国宗族制度小史》,这是他的《政治经济掌故讲义》一书中的两章。这部书一共17章,此外的章目有农工商业、钱币、财产、饮食、衣服、宫室、户籍等,这些都是我们今日社会史研究所说的内容。吕思勉用“政治经济”的概念来概括它们,稍后觉得不甚妥切,将书名改易为《中国社会史》。作为后学,我们认为改得比原来好,感到亲切,上面所列的章目,无疑属于社会史研究的范畴。吕思勉另作有四部断代史,即分别于1941年、1947年、1948年、1957年出版的《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这四部书均给予社会史以大量的篇幅,如《先秦史》共有16章,前10章及第14章是属于政治史的内容;第11章为《社会组织》,含婚制、族制、人口、等级4节;第13章《衣食住行》,也分4节,说明先秦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如果说先秦时期的社会生活史的叙述限于史料的不丰富而显得薄弱,在《两晋南北朝史》中得到很大的加强,其第17章《晋南北朝社会组织》,内设婚制、族制、人口增减、人民移徙,各地方风气5节;第18章《晋南北朝社会等级》,含有门阀之制、豪右游侠、奴客部曲门生等节;第19章《晋南北朝人民生计》,分为物价工资资产、豪贵奢侈、地权不均情形、奢侈之禁、借贷赈施5节;第21章《晋南北朝人民生活》,下设饮食、仓储漕运籴粜、衣服宫室、葬埋、交通6节。第24章《晋南北朝宗教》,含旧有诸迷信、佛教流通、道教建立3节。《隋唐五代史》保持前述书的章节内容,从章节目录上看,吕思勉对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等级、社会群体、衣食住行、人口问题、娱乐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史事进行研究和说明,这些正是今日我们理解的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唯一不足的是他对社会组织有所忽视,对文化体育娱乐、等级结构还认识得不够全面。但是这不能要求社会史研究的拓荒者,重要的是他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许多新见解,不仅如此,他的另一种贡献是对社会史史料的搜集和利用,他的著作征引大量的史料,同时进行考订,以核实史料的可靠性。对于古代历史文献,他看重“二十四史”,据介绍,他以阅读“二十四史”为日课,孜孜不倦,五十年如一日,先后将“二十四史”反复看了三遍,因此得益于“二十四史”提供的素材,撰写他的四部断代史和《中国社会史》(1985年由吕思勉史学论著编辑组易名《中国制度史》,交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梓行)。他运用“二十五史”资料的情况,我们可以从下述事例中得知一二。在《隋唐五代史》社会等级章《门阀》一节的论述中,所引用的史料主要是“两唐书”、“两五代史”及此四书的下列传记、纪、志:高士廉传、艺文志、李义府传、柳冲传、萧至忠传、岑文本传、韦述传、李昭德传、侯思止传、温适传、元稹传、李敬玄传、李怀远传、李日知传、独狐郁传、李吉甫传、杜佑传、杜兼传、于休烈传、公主传、王徽传、张九龄传、袁朗传、冯元常传、裴寂传、窦威传、卢程传、李专美传、崔居俭传、郭崇韬传、殷寅传、职官志、食货志、曹确传、张玄素传、韦挺传、李揆传等,所引列传34个,本纪和志若干,此外还征引了《魏书·卢玄传》、《隋书·经籍志》,以及《资治通鉴》等载籍。《门阀》一节,全文不过七八千字,而利用的资料竟是如此之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所使用的史料几乎来自“二十五史”。在《中国社会史》的《钱币》一章中,吕思勉作出两个附录,其一是《二十五史札记:论金银之用》,其二为《二十五史札记:续论金银之用》。可见他读史在“二十五史”上面所下的功夫之深巨。正是这些事实,令我们认为吕思勉研究社会史,其资料来源以“二十五史”为主,至少可以说“二十五史”是他治史的重要依据。
邓之诚以著作《中华二千年史》而享有盛名。该书计五卷,前四卷于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枣梨,第五卷为中华书局于1956年至1958年印行。在此以前,以通史讲义刊刻流行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他在民国初期还撰有《南北朝风俗志》,是我国早期重视社会生活史的学者。邓之诚治史有三点值得明了:一是史源上注重正史,兼顾野史,但因野史讹误多,“故取材野史,务须审慎”(《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二是行文上,大量排比史料,而不将精力放在论述方面,正如其在《叙录》所言:“斯篇职在排比,与撰述殊科,直录旧文,体则然耳。”三是内容方面,在政治史之外,注重社会史,研究范围包括了衣食住行,婚嫁丧葬,时令节日,文体娱乐,与吕思勉所见略同,惟没有像吕思勉那样关心于社会等级结构与制度。
杨树达著作《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剞劂于1933年,叙述汉代婚嫁丧葬的礼法制度和习俗。写法是将所摘录的史料按所反映的事物,分成许多细类,每写一细目,先作极其简略的说明,然后实以同类的若干条资料。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该书是专题资料汇编,而其史料来源则是“两汉书”。
通观吕、邓、杨三氏的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令我们认识到:他们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二三十年代就研讨社会史了,是史学家在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他们都重视史料的搜集与运用,胪陈于著述里,就中尤钟情于“二十五史”的材料。所以他们给后学的启迪,既在于开辟社会史领域的研究,还在于社会史史料的引路;循其征引书目,可去阅览,并可扩大史料线索。
“二十五史”所蕴涵的社会史素材,究竟如何,我们不妨举出“前四史”中的若干事例,先有个印象,道理就会不说自明。《史记》“八书”之一的《礼书》,记叙礼制,反映礼法所规范的人们饮食、衣服、器皿制度,以便“贵贱有等,长少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中华书局标校本,第4册,第1161页;下引“二十五史”均中华书局本,唯注出册、页,不再说明版本)。《乐书》记汉朝祠祀太一神的情形:“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第4册,第1178页)后世民间秘密宗教的活动方式即是“宵聚昼散”,也许是学自汉朝的国家祀典。《封禅书》主要叙述帝王祭祀天地的盛典,但也透露不少民间的祭祀生活,如汉高祖刘邦在民间时,“祷丰木分榆社”(第4册,第1378页),表明秦朝民间有里社,民众可以去祈祷。后来汉高祖称帝,允许“民里社各自财以祠”(第4册,第1380页)。里社本为官办的组织,只是让百姓用自身的财力去做里社的祭祀,后来里社发展为民间自办的群体,汉高祖的这一规定对里社性质的演化起了促进作用。《平准书》在记载王朝经济制度、政策的同时,反映人们生活状况,如“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惠帝及吕后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第4册,第1418页)。成帝时,公孙弘为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无益于俗,稍鹜于功利矣”(第4册,第1424页)。可见“八书”既交代了各种典制,也说明了社会上层及商贾的衣食住行、文化娱乐、信仰生活状况,有很多典型事例。《史记·匈奴列传》谓匈奴人“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第9册,第2879页)。可知匈奴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汉书·五行志》记录汉成帝“好为微行出游,选从期门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余,少五六人,皆白衣袒帻,带持刀剑,或乘小车,御者在茵上,或皆骑,出入市里郊野,远至旁县”。谷永因此进谏:“今陛下弃万乘之至贵,乐家人之贱事;厌高美之尊称,好匹夫之卑字;崇聚票轻无谊之人,以为私客;置私田于民间,畜私奴车马于北宫;数去南面之尊,离深宫之固,挺身独与小人晨夜相随,乌集醉饱吏民之家,乱服共坐,溷肴亡别,闵勉?乐,昼夜在路。典门户丰宿卫之臣执干戈守空宫,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年矣。”(第5册,第1368页)把成帝私行出游,与家奴百姓共同生活的事实说得很是具体。又云:“建昭五年(公元前34年),兖州刺史浩尝禁民私所自立社。”臣瓒注曰:“旧制二十五家为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为田社,是私社。”(第5册,第1413页)综合“史汉”的有关记录,参以他书,可能理清民间的四邻结社的历史。《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讲西、东汉易代之际,刘秀投奔更始政权,为司隶校尉,“置僚属,作文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时三辅吏士东迎更始,见诸将过,皆冠帻,而服妇人衣,诸于绣,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由是识者皆属心焉”(第1册,第10页)。这段文字是说更始政权的将领穿着不像官员:不戴官员的冠,而用庶人的帻;不穿官服,竟用妇女式样的上衣(诸于)、背心(绣)、短衣(衤詹衤俞),还是平民百姓那样着装打扮,没有一点官员的样子和威严,有见识的人凭此就知道他们成不了气候,得不了天下。本来是欢迎他们进长安的,于是悄悄离开他们,而归心于遵从汉朝官仪的刘秀。由此可知官员着装关系着一个政权的兴亡,可不是寻常的事情。《后汉书》的列传里,记载了许多人的婚变,卷68《黄允传》云:“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姻,见允而叹曰:‘得婿如是足矣。允闻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妇谓姑曰:‘今当见弃,方与黄氏长辞,乞一会亲属以展离诀之情。于是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妇中坐,攘袂数允隐匿秽恶十五事,言皆,登车而去。允以此废于时。”(第8册,第2230页)暴露小人黄允无故弃妻遭到社会唾弃及夏侯氏的聪明干练,不畏离异。卷84《列女传》载姜诗妻庞氏非常孝敬婆母,“母好饮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氵斥流而汲,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妻乃寄止邻居,昼夜纺织,市珍馐,使邻母以意白遗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问邻母,邻母具对。姑感惭呼还,恩养愈谨”(第10册,第2783页)。些许小故,姜诗竟然休妻,然而庞氏的孝行,终于感动了不太懂事的婆母,婚姻乃恢复如初。蔡邕之女文姬,先嫁卫仲道,夫死归宁,被南匈奴左贤王掳去,生二子,曹操将她赎回,再嫁董祀。她富有文采,感伤离乱,赋诗二章,为《后汉书》过录于其传记中(第10册,第2800页)。蔡文姬三次结婚,当时人并不轻视她,可见女性再婚完全不像后世有那么多的阻力。如果我们将《列女传》太原王霸妻传与《逸人传》中的王霸传合观,可知一对隐逸夫妇是如何相互勖勉甘于平淡生活的。上述诸种事例,表明“二十五史”中的社会史资料,对我们认识下列问题颇有意义:(1)民间四邻结社的“社”的演变过程;(2)商人工匠等级地位;(3)女性生活和婚姻;(4)不守帝王之道的皇帝所追求的某种民间生活方式;(5)舆服制度及其实行与政权的关系;(6)少数民族生活方式。“二十五史”的社会史材料,当然不是这么一点点,这里不过是举隅的意思,也可以说是我们信手拈来的资料,在各史的纪、传、志里都有可供采择的社会史史料。同时,依据我们使用的经验,“二十五史”的社会史材料,在礼乐、舆服、仪卫、五行、官氏、部族、营卫、祭祀、食货、刑法等志比较集中;在一些类型的传记亦复如此,如列女、孝义、隐逸、方伎、后妃、宗室、外戚、良吏、循吏、文苑、艺术、忠义、宦官、佞幸等传;在本纪中当然也能找到一些。如果我们在利用中注意到这一特点,似乎可以较自觉地也较容易地找到所需要的材料。
归结拙文,只是想说明两点:第一是“二十五史”含有的社会史史料是大量的、常见的、相对好寻觅的,社会史的研究者,特别是初学者,请勿忽视对“二十五史”的阅读与利用,在搜集资料时,如果没有充足的时间,不妨选读有关的志和传;第二是社会史的初学者,对吕思勉、邓之诚的有关著作,似乎可以给予一些关注,他们的著述虽然业已问世多半个世纪,然而他们对于“二十五史”和其他史籍的史料的爬梳,仍对我们查阅史书有启发的作用。
(冯尔康,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主要著作有《雍正传》、《清史史料学》、《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主编并主撰《清人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以及《中国宗教社会》等书。)责任编辑:倪金荣
20世纪上半叶有三位史学名家主要利用“二十五史”的材料解释社会史上的问题,这三位是吕思勉、邓之诚和杨树达。吕思勉于20年代著作《中国婚姻制度小史》、《中国宗族制度小史》,这是他的《政治经济掌故讲义》一书中的两章。这部书一共17章,此外的章目有农工商业、钱币、财产、饮食、衣服、宫室、户籍等,这些都是我们今日社会史研究所说的内容。吕思勉用“政治经济”的概念来概括它们,稍后觉得不甚妥切,将书名改易为《中国社会史》。作为后学,我们认为改得比原来好,感到亲切,上面所列的章目,无疑属于社会史研究的范畴。吕思勉另作有四部断代史,即分别于1941年、1947年、1948年、1957年出版的《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这四部书均给予社会史以大量的篇幅,如《先秦史》共有16章,前10章及第14章是属于政治史的内容;第11章为《社会组织》,含婚制、族制、人口、等级4节;第13章《衣食住行》,也分4节,说明先秦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如果说先秦时期的社会生活史的叙述限于史料的不丰富而显得薄弱,在《两晋南北朝史》中得到很大的加强,其第17章《晋南北朝社会组织》,内设婚制、族制、人口增减、人民移徙,各地方风气5节;第18章《晋南北朝社会等级》,含有门阀之制、豪右游侠、奴客部曲门生等节;第19章《晋南北朝人民生计》,分为物价工资资产、豪贵奢侈、地权不均情形、奢侈之禁、借贷赈施5节;第21章《晋南北朝人民生活》,下设饮食、仓储漕运籴粜、衣服宫室、葬埋、交通6节。第24章《晋南北朝宗教》,含旧有诸迷信、佛教流通、道教建立3节。《隋唐五代史》保持前述书的章节内容,从章节目录上看,吕思勉对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等级、社会群体、衣食住行、人口问题、娱乐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史事进行研究和说明,这些正是今日我们理解的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唯一不足的是他对社会组织有所忽视,对文化体育娱乐、等级结构还认识得不够全面。但是这不能要求社会史研究的拓荒者,重要的是他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许多新见解,不仅如此,他的另一种贡献是对社会史史料的搜集和利用,他的著作征引大量的史料,同时进行考订,以核实史料的可靠性。对于古代历史文献,他看重“二十四史”,据介绍,他以阅读“二十四史”为日课,孜孜不倦,五十年如一日,先后将“二十四史”反复看了三遍,因此得益于“二十四史”提供的素材,撰写他的四部断代史和《中国社会史》(1985年由吕思勉史学论著编辑组易名《中国制度史》,交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梓行)。他运用“二十五史”资料的情况,我们可以从下述事例中得知一二。在《隋唐五代史》社会等级章《门阀》一节的论述中,所引用的史料主要是“两唐书”、“两五代史”及此四书的下列传记、纪、志:高士廉传、艺文志、李义府传、柳冲传、萧至忠传、岑文本传、韦述传、李昭德传、侯思止传、温适传、元稹传、李敬玄传、李怀远传、李日知传、独狐郁传、李吉甫传、杜佑传、杜兼传、于休烈传、公主传、王徽传、张九龄传、袁朗传、冯元常传、裴寂传、窦威传、卢程传、李专美传、崔居俭传、郭崇韬传、殷寅传、职官志、食货志、曹确传、张玄素传、韦挺传、李揆传等,所引列传34个,本纪和志若干,此外还征引了《魏书·卢玄传》、《隋书·经籍志》,以及《资治通鉴》等载籍。《门阀》一节,全文不过七八千字,而利用的资料竟是如此之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所使用的史料几乎来自“二十五史”。在《中国社会史》的《钱币》一章中,吕思勉作出两个附录,其一是《二十五史札记:论金银之用》,其二为《二十五史札记:续论金银之用》。可见他读史在“二十五史”上面所下的功夫之深巨。正是这些事实,令我们认为吕思勉研究社会史,其资料来源以“二十五史”为主,至少可以说“二十五史”是他治史的重要依据。
邓之诚以著作《中华二千年史》而享有盛名。该书计五卷,前四卷于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枣梨,第五卷为中华书局于1956年至1958年印行。在此以前,以通史讲义刊刻流行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他在民国初期还撰有《南北朝风俗志》,是我国早期重视社会生活史的学者。邓之诚治史有三点值得明了:一是史源上注重正史,兼顾野史,但因野史讹误多,“故取材野史,务须审慎”(《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二是行文上,大量排比史料,而不将精力放在论述方面,正如其在《叙录》所言:“斯篇职在排比,与撰述殊科,直录旧文,体则然耳。”三是内容方面,在政治史之外,注重社会史,研究范围包括了衣食住行,婚嫁丧葬,时令节日,文体娱乐,与吕思勉所见略同,惟没有像吕思勉那样关心于社会等级结构与制度。
杨树达著作《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剞劂于1933年,叙述汉代婚嫁丧葬的礼法制度和习俗。写法是将所摘录的史料按所反映的事物,分成许多细类,每写一细目,先作极其简略的说明,然后实以同类的若干条资料。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该书是专题资料汇编,而其史料来源则是“两汉书”。
通观吕、邓、杨三氏的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令我们认识到:他们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二三十年代就研讨社会史了,是史学家在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他们都重视史料的搜集与运用,胪陈于著述里,就中尤钟情于“二十五史”的材料。所以他们给后学的启迪,既在于开辟社会史领域的研究,还在于社会史史料的引路;循其征引书目,可去阅览,并可扩大史料线索。
“二十五史”所蕴涵的社会史素材,究竟如何,我们不妨举出“前四史”中的若干事例,先有个印象,道理就会不说自明。《史记》“八书”之一的《礼书》,记叙礼制,反映礼法所规范的人们饮食、衣服、器皿制度,以便“贵贱有等,长少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中华书局标校本,第4册,第1161页;下引“二十五史”均中华书局本,唯注出册、页,不再说明版本)。《乐书》记汉朝祠祀太一神的情形:“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第4册,第1178页)后世民间秘密宗教的活动方式即是“宵聚昼散”,也许是学自汉朝的国家祀典。《封禅书》主要叙述帝王祭祀天地的盛典,但也透露不少民间的祭祀生活,如汉高祖刘邦在民间时,“祷丰木分榆社”(第4册,第1378页),表明秦朝民间有里社,民众可以去祈祷。后来汉高祖称帝,允许“民里社各自财以祠”(第4册,第1380页)。里社本为官办的组织,只是让百姓用自身的财力去做里社的祭祀,后来里社发展为民间自办的群体,汉高祖的这一规定对里社性质的演化起了促进作用。《平准书》在记载王朝经济制度、政策的同时,反映人们生活状况,如“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惠帝及吕后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第4册,第1418页)。成帝时,公孙弘为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无益于俗,稍鹜于功利矣”(第4册,第1424页)。可见“八书”既交代了各种典制,也说明了社会上层及商贾的衣食住行、文化娱乐、信仰生活状况,有很多典型事例。《史记·匈奴列传》谓匈奴人“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第9册,第2879页)。可知匈奴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汉书·五行志》记录汉成帝“好为微行出游,选从期门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余,少五六人,皆白衣袒帻,带持刀剑,或乘小车,御者在茵上,或皆骑,出入市里郊野,远至旁县”。谷永因此进谏:“今陛下弃万乘之至贵,乐家人之贱事;厌高美之尊称,好匹夫之卑字;崇聚票轻无谊之人,以为私客;置私田于民间,畜私奴车马于北宫;数去南面之尊,离深宫之固,挺身独与小人晨夜相随,乌集醉饱吏民之家,乱服共坐,溷肴亡别,闵勉?乐,昼夜在路。典门户丰宿卫之臣执干戈守空宫,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年矣。”(第5册,第1368页)把成帝私行出游,与家奴百姓共同生活的事实说得很是具体。又云:“建昭五年(公元前34年),兖州刺史浩尝禁民私所自立社。”臣瓒注曰:“旧制二十五家为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为田社,是私社。”(第5册,第1413页)综合“史汉”的有关记录,参以他书,可能理清民间的四邻结社的历史。《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讲西、东汉易代之际,刘秀投奔更始政权,为司隶校尉,“置僚属,作文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时三辅吏士东迎更始,见诸将过,皆冠帻,而服妇人衣,诸于绣,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由是识者皆属心焉”(第1册,第10页)。这段文字是说更始政权的将领穿着不像官员:不戴官员的冠,而用庶人的帻;不穿官服,竟用妇女式样的上衣(诸于)、背心(绣)、短衣(衤詹衤俞),还是平民百姓那样着装打扮,没有一点官员的样子和威严,有见识的人凭此就知道他们成不了气候,得不了天下。本来是欢迎他们进长安的,于是悄悄离开他们,而归心于遵从汉朝官仪的刘秀。由此可知官员着装关系着一个政权的兴亡,可不是寻常的事情。《后汉书》的列传里,记载了许多人的婚变,卷68《黄允传》云:“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姻,见允而叹曰:‘得婿如是足矣。允闻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妇谓姑曰:‘今当见弃,方与黄氏长辞,乞一会亲属以展离诀之情。于是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妇中坐,攘袂数允隐匿秽恶十五事,言皆,登车而去。允以此废于时。”(第8册,第2230页)暴露小人黄允无故弃妻遭到社会唾弃及夏侯氏的聪明干练,不畏离异。卷84《列女传》载姜诗妻庞氏非常孝敬婆母,“母好饮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氵斥流而汲,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妻乃寄止邻居,昼夜纺织,市珍馐,使邻母以意白遗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问邻母,邻母具对。姑感惭呼还,恩养愈谨”(第10册,第2783页)。些许小故,姜诗竟然休妻,然而庞氏的孝行,终于感动了不太懂事的婆母,婚姻乃恢复如初。蔡邕之女文姬,先嫁卫仲道,夫死归宁,被南匈奴左贤王掳去,生二子,曹操将她赎回,再嫁董祀。她富有文采,感伤离乱,赋诗二章,为《后汉书》过录于其传记中(第10册,第2800页)。蔡文姬三次结婚,当时人并不轻视她,可见女性再婚完全不像后世有那么多的阻力。如果我们将《列女传》太原王霸妻传与《逸人传》中的王霸传合观,可知一对隐逸夫妇是如何相互勖勉甘于平淡生活的。上述诸种事例,表明“二十五史”中的社会史资料,对我们认识下列问题颇有意义:(1)民间四邻结社的“社”的演变过程;(2)商人工匠等级地位;(3)女性生活和婚姻;(4)不守帝王之道的皇帝所追求的某种民间生活方式;(5)舆服制度及其实行与政权的关系;(6)少数民族生活方式。“二十五史”的社会史材料,当然不是这么一点点,这里不过是举隅的意思,也可以说是我们信手拈来的资料,在各史的纪、传、志里都有可供采择的社会史史料。同时,依据我们使用的经验,“二十五史”的社会史材料,在礼乐、舆服、仪卫、五行、官氏、部族、营卫、祭祀、食货、刑法等志比较集中;在一些类型的传记亦复如此,如列女、孝义、隐逸、方伎、后妃、宗室、外戚、良吏、循吏、文苑、艺术、忠义、宦官、佞幸等传;在本纪中当然也能找到一些。如果我们在利用中注意到这一特点,似乎可以较自觉地也较容易地找到所需要的材料。
归结拙文,只是想说明两点:第一是“二十五史”含有的社会史史料是大量的、常见的、相对好寻觅的,社会史的研究者,特别是初学者,请勿忽视对“二十五史”的阅读与利用,在搜集资料时,如果没有充足的时间,不妨选读有关的志和传;第二是社会史的初学者,对吕思勉、邓之诚的有关著作,似乎可以给予一些关注,他们的著述虽然业已问世多半个世纪,然而他们对于“二十五史”和其他史籍的史料的爬梳,仍对我们查阅史书有启发的作用。
(冯尔康,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主要著作有《雍正传》、《清史史料学》、《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主编并主撰《清人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以及《中国宗教社会》等书。)责任编辑:倪金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