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师———雷海宗先生
1947年秋,我由燕京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插班入历史系三年级,见到的第一位老师就是慕名已久的雷海宗先生。雷先生当时是历史系主任,新生选课完毕后,照例要由他签字。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对学生很亲切,没有架子。
在清华读书两年期间,听了雷先生几门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西洋近古史和西洋文化史这两门课。当时有些名教授,学问很大,但讲课不考虑方法,兴之所至,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有时离题很远,有时对大问题不讲,而对自己感兴趣或有特别研究的小问题则讲得十分仔细。雷先生不是这样,他学问渊博,贯通古今中西,但讲起课来井井有条,从不“跑野马”,总是围绕中心题目加以发挥,并能深入浅出,强烈吸引着学生的注意力。他讲课的某些内容,在时隔五十几年以后,我仍记得清清楚楚。例如,在西洋近古史这门课上,当讲到宗教改革时,他先从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巨大作用说起。他以“七礼”(或称“七圣事”)为例,说明一个人在当时从出生到死都离不了教会。婴儿一出生,要受洗礼。长大成人,结婚时要由教士主持婚礼。临终时,要由教士将油膏涂在病人身上,是为敷油礼。这样一讲,立刻引起了学生的兴趣。然后,雷先生再讲教会的腐败,接着很自然地引出了路德的宗教改革。再如,他在讲《堂吉诃德》这部名著的重大意义时,说“它使全欧洲在一阵大笑中结束了骑士文学”。像这样的警句,在雷先生的课堂上,常常可以听到。雷先生的课不仅受到学生们欢迎,系内一些老教师也给予很高的评价。比雷先生年纪还略大一些的刘崇宏先生(学问渊博、一生专教西洋史)就曾郑重地对我说:“你要好好听雷先生的课,他讲课有哲学意味,我做不到这点。”我听了刘先生的话以后,既感到先生谦虚和老教授们之间的互相推重,也更增加了我对雷师的敬佩。
西洋文化史这门课完全采用“讨论班”的办法。每一次都由一个学生做读书报告(书的内容事先由雷师指定),然后大家讨论,雷先生随时插话,最后做总结。我记得第一次是由一位同学做关于《历史研究》的读书报告。当时指定我们读的是汤因比这部多卷本名著的缩写本(索姆维尔节写)。这个节本于194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我们读它时是在1948年。由此一例,即可见雷先生授课内容的学术前沿性。第二次由我做关于《墨西哥征服史》和《秘鲁征服史》(普列斯科特著)两部书的报告。我从图书馆把书借出后,觉得篇幅太大,生字也很多,但老师既已指定,只能硬着头皮去啃,看了几章以后,越看越有兴趣,两部书终于读完了,历史知识既有所丰富,英文阅读能力也有所提高。至今,我觉得雷先生主持的西洋文化史讨论班很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是我四年大学期间受益最大的几门课之一。雷先生不仅在西洋文化史这门课上,要求学生读史学名著,在他所开的其他各门课程上,也都这样要求。例如,在讲到宗教改革时,就要我们读《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托尼著)等名著。
雷先生博闻强记,上课从不带讲稿,连卡片也没有,只有粉笔一两枝。但如前面所说,他讲课极有条理。最使我惊讶的是:每节课结束时,恰好讲完一个题目。下次课开始时,正好接着上次的内容来讲。当时我年轻,只觉得这是由于雷先生记忆力过人的缘故。今天在我自己有了多年的教学经验以后,我觉得雷先生上课前一定要把所讲的内容在头脑中“过一遍电影”,先讲什么,后讲什么,以及讲到什么地方,等等。否则,纵然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也不可能把时间安排得那样准确。这说明,雷先生对教学是十分认真的。
雷先生一生开过许多门课。在我读书的两年期间(1947—1949年),据我回忆,他就开过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史学方法、商周史、秦汉史等多门课程。现在有些中青年教师只愿教一门课,以为这样才够专家的派头,甚至怕教课门数多了影响科学研究,影响专深,变成“杂家”。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观念。搞任何一门学问,都必须打好基础。没有广博的基础,专精又从何谈起?雷先生这一辈学者,至少都能讲四五门课。他们的知识面广,根底厚,因而能成为名符其实的专家。
雷先生对学生十分关心,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习,而且关心他们的生活。我读大四时,生活比较困难。一天下课后,雷先生对我说,美国波摩那大学来了一个研究生,学中国近代史,想写关于梁启超的论文,他的中文程度还需提高,你可去给他补习中文,借机会练练英文,并增加点收入。我听了以后十分感动,不知道老师如何知道我最近生活困难。我说,我的英文程度教华语会话还可以对付,要讲解梁启超的文章恐不胜任。雷先生说,不要紧,去试试吧,有困难再找我。就这样,我教了这个研究生几个月的中文,后来由于他提前回国,便中断了。通过这件事,可以说明雷先生是多么地爱护学生,他既注意学生的学习成绩,也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
1951年,我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一篇小文,谈在世界史教学中贯彻爱国主义教育的问题。在一次返校节时,见到雷先生,他说: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写得不错,看得出是用了一番功夫的。听了雷师的这几句话,我既惭愧,又感动。惭愧的是这篇小文实在没有什么新意;感动的是老师对于学生的些微成绩也要加以鼓励。我根本没有想到雷先生对于我这篇习作还会给以注意。现在我已进入老年了,也培养过好多批学生了。我终于懂得了当年这篇习作之所以引起先生的注意,并非因为它的内容有多么好,而是因为园丁对于自己培育过的花草,总是殷切地期待着它们的茁壮成长。
院系调整后,雷先生调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并兼任《历史教学》月刊编委。以后再没有机会向老师当面请教。但我从《历史教学》杂志上常常看到老师写的一些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教学参考性文章,例如《关于世界上古史一些问题及名词的简释》、《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基督教的宗派及其性质》等。这些文章对于中学教师备课十分有用,其实不仅对于中学教师,而且对于教大学的青年教师也是十分有用的。雷先生是一位大学问家,但他肯写这样的“小”文章,这说明只要有利于培养中青年的事,他就乐意去做,而绝无轻视之意。必须指出的是:雷先生的名词释义写得既简炼,又准确,还纠正了不少习以为常的错误观念,看似写来不难,实则非高手莫办。
1962年,噩耗传来,雷先生不幸去世。这是世界史学界的一个重大损失。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有了相当大的进展。近年来,我常常想,如果雷先生今天健在,世界史学科在这位元老大师的指导下,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绩。雷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快四十年了。他的博大精深、贯通中西的学问,是我永远赶不上的,但他勤奋治学的精神,对学生热心培养、极端负责的态度,则是我要时刻学习的。
附记:此文曾发表于《清华旧影》(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现将此文修改,以纪念先师雷海宗先生生前十分关注的《历史教学》创刊50周年。
(齐世荣,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名誉校长、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名誉会长。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第二、三届成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代表作有《世界史》6卷(与吴于廑共同主编)、《绥靖政策研究》等。曾在《历史教学》发表多篇文章。)责任编辑:倪金荣
在清华读书两年期间,听了雷先生几门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西洋近古史和西洋文化史这两门课。当时有些名教授,学问很大,但讲课不考虑方法,兴之所至,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有时离题很远,有时对大问题不讲,而对自己感兴趣或有特别研究的小问题则讲得十分仔细。雷先生不是这样,他学问渊博,贯通古今中西,但讲起课来井井有条,从不“跑野马”,总是围绕中心题目加以发挥,并能深入浅出,强烈吸引着学生的注意力。他讲课的某些内容,在时隔五十几年以后,我仍记得清清楚楚。例如,在西洋近古史这门课上,当讲到宗教改革时,他先从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巨大作用说起。他以“七礼”(或称“七圣事”)为例,说明一个人在当时从出生到死都离不了教会。婴儿一出生,要受洗礼。长大成人,结婚时要由教士主持婚礼。临终时,要由教士将油膏涂在病人身上,是为敷油礼。这样一讲,立刻引起了学生的兴趣。然后,雷先生再讲教会的腐败,接着很自然地引出了路德的宗教改革。再如,他在讲《堂吉诃德》这部名著的重大意义时,说“它使全欧洲在一阵大笑中结束了骑士文学”。像这样的警句,在雷先生的课堂上,常常可以听到。雷先生的课不仅受到学生们欢迎,系内一些老教师也给予很高的评价。比雷先生年纪还略大一些的刘崇宏先生(学问渊博、一生专教西洋史)就曾郑重地对我说:“你要好好听雷先生的课,他讲课有哲学意味,我做不到这点。”我听了刘先生的话以后,既感到先生谦虚和老教授们之间的互相推重,也更增加了我对雷师的敬佩。
西洋文化史这门课完全采用“讨论班”的办法。每一次都由一个学生做读书报告(书的内容事先由雷师指定),然后大家讨论,雷先生随时插话,最后做总结。我记得第一次是由一位同学做关于《历史研究》的读书报告。当时指定我们读的是汤因比这部多卷本名著的缩写本(索姆维尔节写)。这个节本于194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我们读它时是在1948年。由此一例,即可见雷先生授课内容的学术前沿性。第二次由我做关于《墨西哥征服史》和《秘鲁征服史》(普列斯科特著)两部书的报告。我从图书馆把书借出后,觉得篇幅太大,生字也很多,但老师既已指定,只能硬着头皮去啃,看了几章以后,越看越有兴趣,两部书终于读完了,历史知识既有所丰富,英文阅读能力也有所提高。至今,我觉得雷先生主持的西洋文化史讨论班很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是我四年大学期间受益最大的几门课之一。雷先生不仅在西洋文化史这门课上,要求学生读史学名著,在他所开的其他各门课程上,也都这样要求。例如,在讲到宗教改革时,就要我们读《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托尼著)等名著。
雷先生博闻强记,上课从不带讲稿,连卡片也没有,只有粉笔一两枝。但如前面所说,他讲课极有条理。最使我惊讶的是:每节课结束时,恰好讲完一个题目。下次课开始时,正好接着上次的内容来讲。当时我年轻,只觉得这是由于雷先生记忆力过人的缘故。今天在我自己有了多年的教学经验以后,我觉得雷先生上课前一定要把所讲的内容在头脑中“过一遍电影”,先讲什么,后讲什么,以及讲到什么地方,等等。否则,纵然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也不可能把时间安排得那样准确。这说明,雷先生对教学是十分认真的。
雷先生一生开过许多门课。在我读书的两年期间(1947—1949年),据我回忆,他就开过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史学方法、商周史、秦汉史等多门课程。现在有些中青年教师只愿教一门课,以为这样才够专家的派头,甚至怕教课门数多了影响科学研究,影响专深,变成“杂家”。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观念。搞任何一门学问,都必须打好基础。没有广博的基础,专精又从何谈起?雷先生这一辈学者,至少都能讲四五门课。他们的知识面广,根底厚,因而能成为名符其实的专家。
雷先生对学生十分关心,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习,而且关心他们的生活。我读大四时,生活比较困难。一天下课后,雷先生对我说,美国波摩那大学来了一个研究生,学中国近代史,想写关于梁启超的论文,他的中文程度还需提高,你可去给他补习中文,借机会练练英文,并增加点收入。我听了以后十分感动,不知道老师如何知道我最近生活困难。我说,我的英文程度教华语会话还可以对付,要讲解梁启超的文章恐不胜任。雷先生说,不要紧,去试试吧,有困难再找我。就这样,我教了这个研究生几个月的中文,后来由于他提前回国,便中断了。通过这件事,可以说明雷先生是多么地爱护学生,他既注意学生的学习成绩,也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
1951年,我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一篇小文,谈在世界史教学中贯彻爱国主义教育的问题。在一次返校节时,见到雷先生,他说: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写得不错,看得出是用了一番功夫的。听了雷师的这几句话,我既惭愧,又感动。惭愧的是这篇小文实在没有什么新意;感动的是老师对于学生的些微成绩也要加以鼓励。我根本没有想到雷先生对于我这篇习作还会给以注意。现在我已进入老年了,也培养过好多批学生了。我终于懂得了当年这篇习作之所以引起先生的注意,并非因为它的内容有多么好,而是因为园丁对于自己培育过的花草,总是殷切地期待着它们的茁壮成长。
院系调整后,雷先生调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并兼任《历史教学》月刊编委。以后再没有机会向老师当面请教。但我从《历史教学》杂志上常常看到老师写的一些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教学参考性文章,例如《关于世界上古史一些问题及名词的简释》、《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基督教的宗派及其性质》等。这些文章对于中学教师备课十分有用,其实不仅对于中学教师,而且对于教大学的青年教师也是十分有用的。雷先生是一位大学问家,但他肯写这样的“小”文章,这说明只要有利于培养中青年的事,他就乐意去做,而绝无轻视之意。必须指出的是:雷先生的名词释义写得既简炼,又准确,还纠正了不少习以为常的错误观念,看似写来不难,实则非高手莫办。
1962年,噩耗传来,雷先生不幸去世。这是世界史学界的一个重大损失。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有了相当大的进展。近年来,我常常想,如果雷先生今天健在,世界史学科在这位元老大师的指导下,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绩。雷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快四十年了。他的博大精深、贯通中西的学问,是我永远赶不上的,但他勤奋治学的精神,对学生热心培养、极端负责的态度,则是我要时刻学习的。
附记:此文曾发表于《清华旧影》(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现将此文修改,以纪念先师雷海宗先生生前十分关注的《历史教学》创刊50周年。
(齐世荣,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名誉校长、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名誉会长。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第二、三届成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代表作有《世界史》6卷(与吴于廑共同主编)、《绥靖政策研究》等。曾在《历史教学》发表多篇文章。)责任编辑:倪金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