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宋代国家图书的编纂及特点

姚广宜
众所周知,依靠国家的力量编纂图书,无论是在人力,还是在物力上,都占有极大的优势。这一点历来为私家修书所不及。宋朝初年,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国家财力大增,而图书的收集、整理、著录,使国家图书更加繁富。这些都为封建国家编纂图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封建皇帝也十分重视图书事业的发展,不仅多次诏集天下文人纂修图书,而且在修书的过程中,亲临视察,面授方针大计。至于“御赐”书名之事,更是屡见不鲜。因此,宋代成为继唐代之后国家图书编纂事业取得突出成就的朝代。
宋初由封建国家编纂的图书,以规模大、卷帙多、内容丰富而著称。这主要表现在丛书、类书、总集类图书的编纂。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始编的《北宋官版大藏经》(简称《开宝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大型官修佛教典籍丛书①。它从开编、刊刻到出齐,历时13年。全书共计5048卷,收书1076部,分为480帙②,主要依据唐《开元释教录》“入藏录”编定。宋真宗时,命王钦若等在开封的太清宫编辑《祥符宝文统录》这部道藏丛书。祥符九年(1061年)书成,凡三洞四辅4359卷③,同样是一部浩大的宗教典籍。宋徽宗时,进一步搜求道家遗书,命道士刘远道校定道书,在《祥符宝文统录》的基础上,又增至5387卷,并改名《万寿道藏》。宋代以封建国家的力量编纂的几部佛、道丛书既是对中国古代佛、道思想的总结,也收集和保存了与之直接或间接联系着的各类学术著作。后来民间所编辑刊刻的佛、道藏经都是此基础上进行的。
宋代由封建国家编纂的大部头类书主要有两部:一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77—983年)李日方、扈蒙等人编辑的百科全书性质的《太平御览》1000卷。一是宋真宗景德二年至大中祥符六年(1005—1013年),由王钦若、杨亿等人编辑的政事历史方面的专门性类书《册府元龟》1000卷。这两部类书,在编纂规模、卷帙数量、类目编排,以及收书范围等方面都超越了前代。
现将宋代及前代的主要官修类书列表比较如下:

上表反映了宋代官修类书规模庞大、卷帙众多、类目细致、内容丰富。其中《册府元龟》的编纂,又充分体现了宋代官修类书从内容到体例上的变化。
宋以前的类书,如《皇览》、《修文殿御览》,以及宋代的《太平御览》等,都是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这些类书大都是以部统目,分门别类的排比事类。另有一些为适应科举考试或应用的类书,如《艺文类聚》等,是以词章、名篇为主,事、文相兼的类书⑦。
而《册府元龟》则与之不同,它辑录了自上古至五代历朝君臣的事迹,所取材料以正史为主,兼及经书、子书,“异端小说咸所不取”⑧。从编排体例上看,它把十七史中历朝的事类和人物分门编次,从帝王、闰位部至总录、外臣部共分成31部,又析为1116门。每部都有总序,详述本部事迹的沿革,等于一篇小史,文字多则数千,少则数百。每门又各有小序,是该门的理论和历史的概述,从几十字到几百字不等⑨。据载:“初撰篇序,诸儒皆作。帝以体例不一,祥符元年(1008年)二月丙午,遂择李维等六人撰讫,付杨亿窜定。”⑩由于大、小序由杨亿一人总成,因此体例一致,取舍严谨,“援据经、史,颇近体要”⑾!!恫岣元龟》中大、小序的出现,是宋代官修类书编纂体例上的进步。它继承和借鉴了汉以来《七略》、《汉书·艺文志》等目录书中编排大、小序的优良传统,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指导思想引入类书的编纂过程中,对中国古代类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宋太宗时期,李日方人还受诏编辑了两大部书,即小说类编性质的《太平广记》500卷及文章总汇的《文苑英华》1000卷。它们同《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合称为“宋代四大书”⑿。这四部书不仅保存了现已亡佚的大量古籍,同时把宋以前历代古籍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收集,汇为巨制,为后人研究宋以前的社会面貌提供了重要依据。
宋代国家编纂书籍以史书为多。因此,图书的编纂特点又集中反映了在史籍的编纂过程中。
宋代修史制度极为严密,设有多种编修机构。首先沿袭了唐代设馆修史的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其组织规模。
史馆是宋代的主要编修机构,设有监修国史、修撰等官。修史分为修前代史和本朝史(国史)两类。每修前代史则别置史局,设提举、修撰等官,书成即罢。凡修国史别置院于宣徽北院之东,谓之编修院。《文献通考》引《东京记》云:“编修俗呼为史馆,天圣修真宗史,欲重其任,降敕宰相为提举,参知政事、枢密副史为修史,其同修史以殿阁学士以上为之,编修官以三馆、秘阁校理以上及京官。史毕,即停。”⒀元丰改制后,归秘书省国史案,“每修前朝国史,则别置国史、实录院,以首相提举,翰林学士以上为修国史,则别置国史、实录院。以首相提举,翰林学士以上为修国史,余侍从官为同修国史,庶官为编修官”⒁。南宋绍兴初,实录、国史皆寓史馆,后罢史馆,遇修实录,则别置实录院,遇修国史即置国史院⒂。嘉泰二年(1202年),将国史、实录院并置⒃!*
宋朝官修前代史主要有: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监修国史王溥等新修梁、后唐、晋、汉、周《五代会要》30卷⒄!?宝六年(973年)诏参知政事薛居政正监修《五代史》,成书150卷、知!K翁宗、真宗时期编有“四大部书”(前文已述)。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五月,设编修唐书官,重修唐书、转#嘉佑六年(1061年)书成,计225卷。关于宋朝编修的国史,据《宋┦贰お艺文志》及《宋国史艺文志辑本》序所载,历朝国史达一二千卷,曾作为元修宋史的主要依据。但宋代所修国史迄今已无一卷遗存。
其他史书或史料的编辑,也是“各置局他所”、鬲!H缧蕖短宗实录》在诸王赐食厅,修《真宗实录》在元符观,祥符中修《册府元龟》于宣徽院南院厅,修本朝《会要》于编修院,修仁宗、英宗实录在庆宁宫等21!S捎谛奘凡荒芄开,故不得不另就他所,以“避众人所见”22!*
编修机构除上述外,又设有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会要所等,一般为非常设机构,主要根据修书的需要而设置。这些机构在宋代不同时期归属不一(或归属史馆,或归编修院。元丰改制后,统归秘书省国史案),但总的看来,它们已成为有组织、有职掌的定型机构,并且在宋代历朝史料的编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这些机构所编纂的书籍,今见于著录的有14部实录23#10部会要24#11部日历25#3部玉牒26!K涡奁鹁幼⒗代相沿不断,但今原书大都亡佚,仅存周密撰《乾淳起居注》一卷27!*
官、私修史的结合,是宋代国家图书编纂过程中出现的又一个特点。
自从唐代开始建立设馆修史制度,实行集体修史,改变了个人修史的传统,这是史书编纂的一大进步。但这种制度很不完善,刘知己在《史通》中已列举了它的弊端B28!K未在完善官修史书制度的同时,也注意克服这些弊端。例如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纂就是一个成功的尝试。
编写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本是司马光个人的一项宏伟计划。在学习和研究史学的过程中,他注意到:“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29R虼耍“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30#以“叙国家之胜衰,著生民之休戚”31!K稳首诩斡幽昙(1053—1063年),他首先编写了一部上起共和、下迄五代的大事年表,于历代治乱兴衰之迹作了扼要的记载,名为《历年图》,共为5卷,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进给皇帝。在此基础上,又写成了《通志》8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止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这就是《资治通鉴》的前8卷。进呈之后,引起英宗皇帝的重视,因而诏置局于崇文院,由司马光延荐协修人员继续编纂。从此,这个私人计划变成了国家的任务。在官府的支持下,司马光得以安心地从事这项艰巨的工作。
首先在人员选配上,司马光充分运用了自己的支配权。按旧例,国家编纂图书,都是由皇帝委派人员。由于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人员频繁更换,致使内部互不协调,纠纷迭起,影响了书籍的编纂。以宋代重修《唐书》为例,仅提举就更换了5人32。这些人不但心存五日京兆,无意搞好重修工作,且以个人恩怨为重,对一些有才之士不予重用。如贾昌朝不喜欢欧阳修,开局伊始,将其排斥于外。直到嘉佑初年,欧阳修才回京领导刊修33。又如宋祁不为韩琪所欢心,故多外补。直至嘉佑末,才再入为翰林学士而始重修《唐书》34。在这些种情形下,使唐书的修纂初无定例,终无复审,各循私好,体不归一,错误多端35。而《通鉴》的修纂则不同。司马光自始至终为全书的主编,并自行选用协修人员。他选用人员有严格的条件:必须在政治上志同道合,在史学上观点一致,在才学上是有特殊成就的专门名家。如刘恕、刘分攵、范祖禹等,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司马光相同,在史学上有很高的造诣。刘恕博文强记,熟悉三国至隋以及五代的事迹36。刘分攵“博记能文章”37,是著名的汉史专家。范祖禹“智识明敏,好学能文”38,尤精于唐代史实。司马光选用这些人才,据所长而分工。其间各次分工虽有变动,但司马光始终负责全书的定编工作。由于司马光善于领导史局,任用史家,充分发挥了主编负责、分工合作、集体撰修的作用,从而克服了官修史书所造成的责任不明、著述无主现象,保证了史书编纂工作高质量的进行。
其次,《通鉴》的编纂得到国家优厚的待遇和充分的物质支持。司马光初奉诏编书,置局于崇文院,皇帝特许其借阅三馆、秘阁及龙图、天章阁的图书。司马光及其助手在《通鉴》的编纂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国家丰富的藏书,这是单由私人修书所难以做到的。据宋人高似孙统计:“《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三百二十二家。”39与此同时,宋神宗又“赐以颖邸旧书二千四百卷”40,在物质上充分提供御府笔、墨、绢及果饵、金钱之费,并多次派人去慰问41。此外,宋神宗皇帝还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42,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撰写序文。这种空前的礼遇和支持,保证了《通鉴》之编纂的顺利进行,也足以证明宋代对官修史书的重视。
《通鉴》是中国古代官私合作修史的杰作。它的编纂,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官修史书的某些弊端,同时也有利于克服“私家力薄,无由可成”43的困难,对后代修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宋代封建国家凭借大量藏书编纂各类书籍,除佛、道、史籍外,也涉及到其他门类,如医药、科技、天文、历法等,其中尤以医书的编纂为多44,近人颇有阐扬,兹不赘述。①(清)缪荃孙:《儒学警惕序》谓,俞鼎孙、俞经的《儒学警悟》为丛书之始。笔者不敢苟同。
②据张新鹰《关于佛教大藏经的一些资料》记载:“日本人小野玄妙考证,《大藏经》全数应为5586卷,537帙。”(详见《世界宗教史资料》1981年4期)
③《玉海·艺文》卷五十二。
④《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凡千余篇。”《魏志·杨俊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皇览》“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文帝纪》之“千余篇”,大概是四十余部乘部有数十篇所有之数。
⑤据北京大学研究所1923年统计。载于《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研究所国学门临时特刊》。
⑥胡道静:《中国古代类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3页。
⑦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中说:“《流别》(指晋挚虞的《文章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其结果是“文义既殊,寻检难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创立了事、文相兼的新体例。
⑧B10*B11!队窈!の囊铡肪砦迨四。
⑨详见《册府元龟》之各部类。
B12!端榻稹な榧》第十四于“《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下注四个小字:“四大部书”。余家锡考《碎金》之为书,在宋元时即已有之(见影印本《碎金》跋)。可见,“四大书”的提法宋时已有之。
B13*B14!段南淄考》卷五十一《职官考》五。
B15!端位嵋稿·职官》一八之六○。
B16!端问贰肪硪话倭十四《职官志》四。
B17!冻け唷肪硭模乾德元年七月甲寅。
B18!冻け唷肪硎四,开宝六年四月戊申。
B19!冻け唷肪硪话傥迨六,庆历五年五月庚子。
B20*B21*B22K蚊羟螅骸洞好魍顺录》卷中。
23*B25!端问贰ひ瘴闹尽肥凡俊け嗄昀啵《玉海·艺文》卷四十八。
24S嵴燮:《癸巳类稿》卷十二,《宋会要辑本跋》及近人汤中(字爰礼)著《宋会要研究》。
26!端问贰ひ瘴闹尽肥凡俊て纂豪嘀录。
27<《说郛》本。
28O昙《史通》卷二十《忤时》。
29A跛。骸锻鉴外纪自序》引。
30!端韭砦恼公传家集》卷十七《进通志表》。
31!蹲手瓮鉴》卷六十九。
32L峋偈嘉贾昌朝。贾罢相后,乃用丁度。丁死,刘沆代之。刘罢相,王尧臣代之。王死,又用曾公亮。
33K蚊羟螅骸洞好魍顺录》卷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四,凌扬藻:《蠡勺编》卷十二《新书告成之难》。
348咚扑铮骸段陈浴肪硎二《欧宋唐书》,叶梦得:《石林诗话》第29页。
35N忡牵骸缎绿剖榫烂》(知不足斋本)。
36!端问贰肪硭乃乃摹读跛〈》。
37!端问贰肪砣一九《刘分攵传》。
38!端韭砦恼公传家集》卷四五《荐范祖禹状》。
39!段南淄考》卷一九三,文中三百原作二百,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改正(见高似孙《史略》卷四)。
40!端问贰肪砣百三十六《司马光传》。
4143K韭砉猓骸督资治通鉴表》。《续通鉴·宋纪》卷一○一。
42H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44O昙何应忠:《论两宋时期的医学发展》。《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年会编刊。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基础部)责任编辑:蔡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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