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材的改革与实践》编后记
马执斌
王宏志先生要将她历史教材改革及有关文章结集出版，我很想当这部书的责任编辑。我之所以如此绝没有半点附骥攀鸿的私心杂念，实在是受感情和责任的驱使。眼下在职人员中，跟随王先生编写教材时间最长的有我一个，接受王先生指点最多的也有我一个。更何况，王先生连任两届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理事长，我先后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协助她开展工作，直到今天。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改革大潮一浪高过一浪。那时候，人教社正筹划编写九年义务教育教材。王先生做为社里的编委，随后又接替苏寿桐先生担任副总编辑。作为人教版历史教材的领导者、组织者，她敏锐、务实、能干，用"呕心沥血"来形容她的工作，是不过分的。她是这时期人教版历史教材具有创造精神的设计师。那时候，无论是编写初中教材，还是编写高中历史教材，总是由她先拿出相当成熟的设计方案。设计方案包括明确的指导思想、严谨的体例结构、具体的编写原则和要求，还有样章，使每一个参加编写的人有章可循。她说她爱"突发奇想"，有些编写教材的好主意是在睡梦中或饭桌上捕捉来的。这就是灵感思维。王先生的灵感思维完全是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所致。
王先生不仅担当教材的设计任务，而且还是教材的编著者和审阅者。她认为"领导编书，自己不写，就无从领导"。她身兼数任，可工作抓得非常紧，任务一旦布置下去，草率了事，延误期限，是绝不允许的。对于年轻同志写的稿件，她总是格外认真审阅、修改，有时整段整段地改写。我从她修改过的稿件中学到许多东西。她还坚持集体讨论书稿，说这是历史室的好传统。每逢讨论书稿时，她总是强调"对稿不对人"，不管是谁写的稿，都要求大家充分发表意见。由于领导有方，大家工作起来既紧张又愉快。那时候，历史室总能够高质量按期完成教材编写任务。
面貌一新的义务教育历史教材出版以后，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也得到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好评。大家都知道，王先生对这套教材贡献最大。但她每次听到人们的赞扬，总是说："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王宏志先生爱护名誉，淡泊私利。她干工作总是不惜气力，追求完美，生怕教科书因质量问题损坏人教社和历史室的名声。但分享利益时，却从不计较，她经常把自己应得的钱财、物品捐赠给室里或学会。
王先生的书稿《历史教材的改革与实践》，对她个人来说，是从事历史教材编辑生涯的忠实记录和辛劳结晶；对我们这些中青年历史教材编者来说，不仅能从书中学到历史教材的编写学问(大到编写的指导思想、选材原则、内容、涉及的观点、方法、政策等，小到具体史实、编写技巧)，还能进一步认识编写教材事业的神圣和教材改革的永无止境。对广大中学历史教师来说，这本书既能帮助他们理解和把握教材，又能帮助他们在深化教育改革的关键时刻，及时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学方法，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教材改革。
这本书还帮助我们了解海内外历史教材的交流情况，以及王先生为此做出的贡献。中韩历史教科书交流，始于王先生1993年率团赴汉城；中日历史教科书的交流，她数次参加、主持，还撰写出有影响的阶段性总结论文；她去马来西亚为华文中学历史教师讲学，受到热烈欢迎和好评。在与港台历史教材交流中，香港请她审阅当地的历史教材，台湾的历史教材编者，经常与她交换意见。港台的历史教材编者都很重视她的意见。这些交流也促使她在主编历史教科书时，积极吸取海内外历史教科书编写的长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有益的启示。
王先生是当今历史教育界知名的专家，同时在史学研究领域也有突出的成就。《旧史新谭》一书集中体现了她的史学研究成果。《洪承畴传》、《吴晗传》(与人合作)是她史学研究的代表作，在海内外有相当影响。积极参与史学研究，开阔了她的视野，使她萌发了不少独到的见解，这突出表现在民族问题和历史人物问题上。她主编的历史教材，民族史的内容空前增加，民族平等的原则在教材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历史人物在教材中有了广阔展现的舞台，改变了以往教材"有史少人"的现象，而且对历史人物给予了大胆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王先生是个重感情的人。对培育她的老一代历史教育家邱汉生、苏寿桐、李纯武等先生，她总是以老师相待，既尊敬，又关心，彼此结成"忘年交"。对与她共事多年，年龄上下不多的同事、朋友，像赵恒烈、严志梁、李隆庚、臧嵘等，她总是以诚相待，引为知己。从她写的《赵恒烈先生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一文，就不难看出。对中青年人，她既严格要求，又热心扶持，满怀希望地助他们成才。
王宏志先生的书稿《历史教材的改革与实践》即将付梓，仅以此拙文报答她对我的培养和帮助，并祝愿历史室全体同仁踵事增华，再创辉煌。
(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责任编辑：林 屹
王宏志先生要将她历史教材改革及有关文章结集出版，我很想当这部书的责任编辑。我之所以如此绝没有半点附骥攀鸿的私心杂念，实在是受感情和责任的驱使。眼下在职人员中，跟随王先生编写教材时间最长的有我一个，接受王先生指点最多的也有我一个。更何况，王先生连任两届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理事长，我先后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协助她开展工作，直到今天。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改革大潮一浪高过一浪。那时候，人教社正筹划编写九年义务教育教材。王先生做为社里的编委，随后又接替苏寿桐先生担任副总编辑。作为人教版历史教材的领导者、组织者，她敏锐、务实、能干，用"呕心沥血"来形容她的工作，是不过分的。她是这时期人教版历史教材具有创造精神的设计师。那时候，无论是编写初中教材，还是编写高中历史教材，总是由她先拿出相当成熟的设计方案。设计方案包括明确的指导思想、严谨的体例结构、具体的编写原则和要求，还有样章，使每一个参加编写的人有章可循。她说她爱"突发奇想"，有些编写教材的好主意是在睡梦中或饭桌上捕捉来的。这就是灵感思维。王先生的灵感思维完全是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所致。
王先生不仅担当教材的设计任务，而且还是教材的编著者和审阅者。她认为"领导编书，自己不写，就无从领导"。她身兼数任，可工作抓得非常紧，任务一旦布置下去，草率了事，延误期限，是绝不允许的。对于年轻同志写的稿件，她总是格外认真审阅、修改，有时整段整段地改写。我从她修改过的稿件中学到许多东西。她还坚持集体讨论书稿，说这是历史室的好传统。每逢讨论书稿时，她总是强调"对稿不对人"，不管是谁写的稿，都要求大家充分发表意见。由于领导有方，大家工作起来既紧张又愉快。那时候，历史室总能够高质量按期完成教材编写任务。
面貌一新的义务教育历史教材出版以后，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也得到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好评。大家都知道，王先生对这套教材贡献最大。但她每次听到人们的赞扬，总是说："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王宏志先生爱护名誉，淡泊私利。她干工作总是不惜气力，追求完美，生怕教科书因质量问题损坏人教社和历史室的名声。但分享利益时，却从不计较，她经常把自己应得的钱财、物品捐赠给室里或学会。
王先生的书稿《历史教材的改革与实践》，对她个人来说，是从事历史教材编辑生涯的忠实记录和辛劳结晶；对我们这些中青年历史教材编者来说，不仅能从书中学到历史教材的编写学问(大到编写的指导思想、选材原则、内容、涉及的观点、方法、政策等，小到具体史实、编写技巧)，还能进一步认识编写教材事业的神圣和教材改革的永无止境。对广大中学历史教师来说，这本书既能帮助他们理解和把握教材，又能帮助他们在深化教育改革的关键时刻，及时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学方法，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教材改革。
这本书还帮助我们了解海内外历史教材的交流情况，以及王先生为此做出的贡献。中韩历史教科书交流，始于王先生1993年率团赴汉城；中日历史教科书的交流，她数次参加、主持，还撰写出有影响的阶段性总结论文；她去马来西亚为华文中学历史教师讲学，受到热烈欢迎和好评。在与港台历史教材交流中，香港请她审阅当地的历史教材，台湾的历史教材编者，经常与她交换意见。港台的历史教材编者都很重视她的意见。这些交流也促使她在主编历史教科书时，积极吸取海内外历史教科书编写的长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有益的启示。
王先生是当今历史教育界知名的专家，同时在史学研究领域也有突出的成就。《旧史新谭》一书集中体现了她的史学研究成果。《洪承畴传》、《吴晗传》(与人合作)是她史学研究的代表作，在海内外有相当影响。积极参与史学研究，开阔了她的视野，使她萌发了不少独到的见解，这突出表现在民族问题和历史人物问题上。她主编的历史教材，民族史的内容空前增加，民族平等的原则在教材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历史人物在教材中有了广阔展现的舞台，改变了以往教材"有史少人"的现象，而且对历史人物给予了大胆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王先生是个重感情的人。对培育她的老一代历史教育家邱汉生、苏寿桐、李纯武等先生，她总是以老师相待，既尊敬，又关心，彼此结成"忘年交"。对与她共事多年，年龄上下不多的同事、朋友，像赵恒烈、严志梁、李隆庚、臧嵘等，她总是以诚相待，引为知己。从她写的《赵恒烈先生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一文，就不难看出。对中青年人，她既严格要求，又热心扶持，满怀希望地助他们成才。
王宏志先生的书稿《历史教材的改革与实践》即将付梓，仅以此拙文报答她对我的培养和帮助，并祝愿历史室全体同仁踵事增华，再创辉煌。
(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责任编辑：林 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