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分析

    柳新元+赵竹茵

    摘 要：本文综述了当前中国中产阶级政治态度的研究成果，其结论是，从整体而言，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不积极且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中产阶级政治态度存在较大差异。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当前中产阶级政治态度形成的原因，提出了培育和引导中产阶级政治态度的对策。

    关 键 词：中国中产阶级；政治态度；差异；培育

    中图分类号：D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4）02-0056-05

    收稿日期：2013-08-30

    作者简介：柳新元（1966—），男，湖北黄冈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赵竹茵（1979—），女，黑龙江伊春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

    在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中，其政治态度备受关注。一方面，由于中国中产阶级是新兴阶层，其政治态度引发的社会走向尚未明朗，具有广泛的研究价值；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对社会资源的有限占有及生活舒适的程度，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管理者和民众对社会变革的深远期待，具有深入研究的广阔空间。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主要指中产阶级对政治生活的主观心态，当其逐步成熟时会使中产阶级呈现出特定的行为倾向。

    一、当代中国中产阶级政治态度研究成果综述

    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主要包括中产阶级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心态、对生活现状及政治参与的满意程度、对现存政府及政治制度的评价、对参政议政及社会改革的期待程度和在政治生活中的行为倾向五个方面。

    中产阶级在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心态整体表现出功利、依附及敏感的特性。孙岩（2008）认为，中产阶级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具有动机功利性、方式多样性、主体个体性的特点。周晓虹（2008）认为，中产阶级具有较强的依附性，依附于政治权力，没有群体意识、没有政治参与的渠道和能力。李路路（2008）认为，在“威权政体”下经济发展的前期阶段，中间阶层在总体上表现出依附性特征。在社会无秩序状态下，当中间阶层不足以主导社会秩序时，它就有可能彰显出“依附性”特征，表现出强烈地借助于威权主义回复社会秩序、维护经济发展及自身发展的倾向。

    关于中产阶级对生活现状及政治参与的满意程度，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李春玲（2008）认为，在企业主阶级、老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边缘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之间，中产阶级对个人生活现状的满意度最高。郝丽、崔永刚（2011）认为，中国中间阶层政治参与愿望比较强烈，一旦这种愿望无法落到实处，他们就会疏远政治秩序。卢汉龙（2011）认为，私营企业家对政治参与的期望逐步增加，自我评价地位处于中等，感觉自身政治地位不如社会地位、社会地位不如经济地位；公务员阶层服务公众的观念仍显不足；医生、教师、律师等专业从业人员职业伦理受损，对自己的中产地位并不认同。

    中产阶级对政府及政治制度的评价。李春玲（2008）认为，中产阶级对政府的信任度较高，对社会现状评价较好，国家权威意识较弱，政治民主意识较强。卢春龙（2011）认为，中产阶级相比下层阶级更加认同中国政治共同体和政体制度遵循的基本原则，信任政府的具体机构和政府执行的政策。在政治效能感方面，体制内中产阶级比体制外中产阶级有更高程度的政治效能感，新兴中产阶级比下层阶级有更高的政治效能感，有更多的资源参与政治活动。

    中产阶级对社会改革及民主政治的期待程度。李春玲（2008）认为，中产阶级是现存政治制度的支持者，所主张的社会政治变革有利于现存政治体制的稳固和优化；他们反对社会政治局势剧烈变动，不主张实行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卢春龙（2011）认为，在对民主政治的态度上，新兴中产阶级认可我国的民主政治体系，认同主权在民、平等权利等民主核心价值，认同家长式的政府领导人、强调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性及强有力政府的必要性。刘建伟（2011）认为，政府行政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等不希望对现有体制进行利益重置性的根本变革，对具体变革也持保守态度；而教师、医生、文艺工作者等专业技术人员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大都赞成渐进式的制度框架内的改革。

    中产阶级在政治生活中的行为倾向。张伟、李琳（2011）认为，中产阶级在成长过程中会积极介入政治生活，其政治行为特征是政治参与欲望较强，但是政治影响力相对有限。他们参与政治的方式是冷静的、理智的、积极的，他们主张政治改革，反对激烈剧变，不赞同通过革命或政治运动的方式推进民主进程。卢春龙（2011）认为，体制内中产阶级具有较强的政治能力和兴趣，体制外的中产阶级表现出一定的“后卫”性和“冷漠”性；体制内中产阶级对参政议政、竞选人大代表或其他公职人员有强烈倾向，下层阶级的倾向显得最弱；体制外中产阶级的倾向处于两者之间。刘建伟（2011）认为，随着市场不断完善、成熟而培育的中间阶层，如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和一些受过良好教育且有一定专业基础的社会成员表现出“政治前卫”的姿态；而一部分通过个人奋斗迈入中间阶层的社会成员则对政治漠不关心。具有“前卫”政治取向的人员在社会矛盾凸显时，可能配合社会下层的政治活动，表现出强烈的激进行为；具有漠然政治取向的人员可能对政治制度由不认同过渡到反应强烈。由第三方力量介入引起利益配置畸形化而诱发的中间阶层，包括通过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捆绑在利益链条上的人员，在政治倾向上趋向保守，顽固对抗社会改革。

    从整体而言，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倾向于保守，其功利、敏感及依附性的特点表明中产阶级在参与政治生活的心态上不够积极；中产阶级内部政治态度差异较大，体制内中产阶级在对生活现状及政治参与的满意程度、对政治制度的评价、对社会改革及民主政治的期待以及在政治生活中的行为倾向方面，与体制外中产阶级都显示出一定的分界，从一定程度上说，体制是区别中产阶级政治态度的一道分水岭。

    二、中产阶级政治态度形成的原因分析

    （一）中产阶级内部分层且缺乏沟通渠道，是其政治态度差异较大的重要原因

    在当前的中产阶级中，至少可以分为以下几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而形成的中间阶层，如私营企业主、现代服务从业人员；通过个人努力、知识文化的积累而形成的中间阶层，如专业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由于利益配置畸形化而形成的特殊中间阶层，如通过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捆绑在利益链条上的公务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一般职工。不同来源的中产阶级受公共政策的影响不同，对政府行为的依赖程度也不同，其对于政治活动的心态、对于政治制度及社会改革等政治态度都会有所不同。

    此外，中产阶级缺乏群体内的沟通也是其内部政治态度差异较大的原因。李普塞特认为：“人之间密切的个人接触，可以提高他们对利益的一致性以及采取包括政治行动在内的集体行动来解决共同问题的可能性的认识”。[1]（p191）当前，中产阶级来源及形成基础各不相同，彼此之间在现实中并未形成共同体之间的密切个人接触，因此并未形成对利益一致性以及采取集体行动来解决共同问题的可能性，这就决定了其无法形成一致性的政治态度。如果在中产阶级之间形成一种有利于群体沟通的社会结构，则一致性的政治态度形成的可能性将会得到较大的增强。

    （二）中产阶级参与政治活动的途径受到限制，是中产阶级政治态度不够积极的原因

    首先，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中产阶级往往因缺乏利益表达机制而未能参与到关于自身利益的合理诉讼的表达之中，即便在个别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曾有过公民参与，但这种协商式的公共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制于政府权力和既有权威结构的影响，它的有效性和制度的可持续性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2]其次，中产阶级参与政治活动、表达利益的过程阻力重重，即使在最终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但过程尤为艰难并存在潜在的政治风险。如在“厦门PX事件”处理中，在科学家、政协委员和广大网民的推动下，最终“暂缓建设”……厦门市民的环保素质和政府的执政能力经此一役得到了提炼和升华。[3]但这样一起依靠中产阶级力量进行利益表达从而影响公共决策的成功案例，在事件进展中政府部门曾经令市委、市政府人员及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及亲属不得上街、围观，否则该领导将受到处分；部分学校下达通知：禁止本校学生参加游行示威活动，想入党者如果参加游行将禁止入党，还将对当事人做出相应处理。[4]第三，中产阶级缺乏结社能力，在政治参与的途径上受到严格限制。亨廷顿认为：“如果社会和经济变革破坏或摧毁了人们结社的传统基础，获得高水平的政治发展便依赖于人们形成新的结社的能力”[5]（p24）结社能力是获得高水平政治发展的重要途径，而中国社会的自主结社传统随着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建成，缺少生存的空间，目前存在的各种社会组织大多存在公权力的影子。由于中产阶级形成时间较晚、规模较小，并没有形成常态化的结社模式，因此，在现有的中产阶级的结社活动涉及范围内，多数为休闲型、趣味性组织，而少有政治组织结社，严格的民间团体登记备案制度使中产阶级的政治结社活动受到了较大限制。

    中产阶级政治参与不够积极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一直没有明显的社会流动引发的社会分层，板结状态的社会结构使个人误会为自己即是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使具体的个人与抽象的国家时刻紧密相联，以致个人在面对国家时忘却了自身的主体性，丧失了独立表达意志进行政治参与的意识。个人在社会中无自我定位的层次感直接导致了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功利性、敏感性和依附性。在解决个人困难时，找国家；国家对问题的处理结果直接影响到个人对政府以及国家的评价，导致政治态度较敏感；由于个人直接面对“国家”这样强大的对象，在中间缺乏阶层或者是来源于社会的结构性支撑，对国家的态度即产生强烈的依附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层越发明显，中产阶级意识正在逐渐觉醒。但与此同时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并呈现马太效应，即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表现为一些阶层固化的趋势明显加速，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越来越狭窄，这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与权利不平等所致，导致机会不均、贫富不均。[6]如果不通过社会流动打破社会分层的壁垒，中产阶级功利性、敏感性和依附性的政治态度将会长期存在。

    （三）体制内中产阶级与体制外中产阶级政治态度差异较大的原因

    一方面在于体制内中产阶级往往是当前制度的受益者，在参政议政、竞选各组织的代表及获得公职方面往往具有一定的优势；而体制外的中产阶级自身获得的政治资源十分有限，其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较少，在有限的政治参与活动中自身获得利益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体制外中产阶级由于与政治活动的疏离导致了其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较低。中产阶级内部政治态度分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中产阶级生存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在体制内和体制外中产阶级政治态度的对比中，民营企业的中产阶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方面，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民营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构成了中产阶级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在体制庇护之下的国有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期，与此对应的当然是民营经济的天地越来越逼仄……在今天的经济环境里，民营企业能够守住既有的地盘，已经算是了不起的成就。[7]在此情形下，收入水平在同一层次的中产阶级，体制外的中产阶级与体制内的中产阶级在政治态度上相比明显消极；而体制内的中产阶级相对而言在政治态度上具有充分的优越感。体制外的中产阶级生存空间的压缩、年轻人纷纷争抢体制内的有限资源，将逐步扼杀社会上源源不断的创造力。体制内和体制外资源分配不公现象属于政治制度调整的重要范围。从培育中产阶级发展、创造有利于中产阶级形成的角度重新分配社会资源， 将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向。

    三、培育和引导中产阶级政治态度的途径

    培育和引导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需要明确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在当前的政治体制下，什么样的政治态度应是中产积极所推崇的，中产阶级持有什么样的政治态度对于国家的发展、社会进步具有积极意义。第二，在培育和引导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走向时，当前的政治体制应当进行哪些调整，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和途径，方能有效引导中产阶级政治态度朝向理想的方向。

    （一）理想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应结合中产阶级的定义予以确定

    笔者认为，界定中产阶级的核心在于阶级意识，在此基础上将中产阶级定义为在社会流动背景下，存在于广泛的职业阶层中，在收入、权力、声望上处于中等地位，属于现存社会制度的受益者，具有维护当前政治体制、反对激烈变革的意识倾向，且对其自身意识倾向有一定认识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根据此定义可以发现，我国当前中产阶级力量很微弱，甚至大部分研究者认定的中产群体都不能成为具有阶级意义的中产阶级。在理想状态下，由于中产阶级属于现存制度的受益者，其必然具有维护当前政治体制、反对激烈变革的阶级意识。因此，在当前中产阶级的发育和形成过程中，应将维护当前政治体制、反对激烈变革作为培育中产阶级政治态度的目标。

    （二）引导中产阶级维护政治体制

    ⒈健全法制，倡导社会公平。在社会公平中，重点解决收入分配公平问题。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仅为非私营单位的61.5%，最高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是3.96：1。在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占全部就业人员41.2%的制造业、建筑业就业人员，其年平均工资不仅低于金融业的8.97万元，也比平均工资水平分别低0.51万元、1.03万元。[8]可见，社会收入中私营单位的收入分配比例仍然不高，垄断行业薪酬明显超过社会平均水平并依然保持增长势头，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同工同酬的分配制度依然没有被广泛执行。关于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一方面，可以以税收为杠杆进行调解；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政策手段进行调整。部分收入分配的差异是由于政策倾向导致的，所以，对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可由国家政策予以调整。此外，要加强对收入分配的法制监督，防止部分行业人员利用特殊的话语权及控制能力获取高于行业平均收入的机会，对于因违法违纪而产生的收入畸高现象应予以严厉打击。

    ⒉打破社会阶层壁垒，让人们获得合理流动的空间。李普塞特认为：“流动对政治行为的最重要影响或许是，不管流动方向是向上还是向下，社会上大多数流动者都投票支持比较保守的政党”。[9]（p197）基于理性选择理论，中产阶级维护社会的稳定发挥正面或负面的效应，取决于选择改变个人还是社会变革的方式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增强自身的经济利益。无论社会变革的目的如何，中产阶级都会将其目标最终落实到维护自身利益的现实中间；改善自身的生存状态，无非通过个体变更或整体性社会变革两种方式。如果社会具有广泛的流动性，中产阶级就有望通过个人的努力或对个人的某些改变来满足自己的精神或物质追求，维护现实社会的稳定将是个人努力或通过其他方式有计划改变个人境遇的必要条件，则中产阶级必然希望维护社会的稳定，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或正面力量。如果现存的社会制度禁锢了中产阶级流动的可能性，使得个人力量无法成为达到理想目标的可能因素，则中产阶级必然会希望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以此作为实现本阶级整体社会地位或物质利益提升的手段。

    ⒊扩展政治参与途径，加强对政治参与的保护。当前，我国中产阶级正在培育和发展过程中，仅是以个体身份零散地分布在社会中，尚未形成确定的阶级力量，中产阶级在此过程中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将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中产阶级在政治参与中表达利益诉求，提升政治素养，也有助于中产积极的发展，有助于形成维护社会稳定、防止激烈社会变革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首先，应强化制度性政治参与。在从事对公共事务直接管理的体制内的中产阶级中，建立公平有序的竞争体制；通过代表集中议政或分散议政的方式，鼓励中产阶级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提出建议，经过讨论后促成执政党政策的形成；有效落实各级政治选举制度，在人大、政协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的选举过程中，做到选举平等、选举自由。其次，除了制度性的政治参与外，应推广个性化的政治参与方式，对于通过媒体、网络进行的中产阶级利益表达形式予以充分重视，在个性化的政治参与中对提出的社会问题予以广泛关注，鼓励自由表达，通过社会舆论平台对政府进行评价和监督。最后，鼓励结社自由，通过自由结社培养中产阶级的参政议政能力，提高其政治素养。

    【参考文献】

    [1][9]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

    [2]陈剩勇，吴兴智.公共参与与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以浙江省温岭市民主恳谈会为例[J].学术界，2007，（05）.

    [3]朱红军.百亿化工项目引发剧毒传闻 厦门果断叫停应对公共危机[N].南方周末，2007-05-31.

    [4]360百科.厦门PX项目事件[EB/OL].http：//baike.so.com/doc/3170409.html.2007-12-28.

    [5]塞缪尔·P·亨廷顿著.变化中的社会秩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6]赵永平.农村孩子为何不愿跃“龙门”（话说新农村）[N].人民日报，2013-05-26.

    [7]周俊生.尉文渊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N].证券时报，2013-05-23.

    [8]成慧.收入差距大，担心“被平均”（视窗.透视“财富焦虑”）[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5-31/c1001-21682168.html.

    （责任编辑：高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