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文化传统与希罗多德对波斯的态度
倪学德
如何解释希罗多德对波斯的同情态度，史学界众说纷纭。多数学者注重从希罗多德的政治背景和史家素养来考察他对波斯的立场。笔者认为，希罗多德对波斯的态度，主要是受到希腊文化传统中宽容精神的影响。古希腊人的宽容精神，从荷马时代到城邦历史的终结，代代相传，最后积淀为希腊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荷马史诗中的宽容精神
荷马史诗中的宽容精神，主要表现在对敌、对民族的尊重与同情。赫克托尔是《伊利亚特》中一个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作为特洛伊的王子，赫克托尔代替衰老的父亲，率领自己的同胞与希腊作战，肩负着战争的全部重担，是民族的支柱。他知道战争的胜负对特洛伊有决定的意义，牢记一个战士应尽的义务，在困难的时刻总是身先士卒，自愿承担最大的风险。他预感到自己的厄运，为妻小面临的奴隶生活难过，但他决心维护一个战士应有的尊严，不做胆小鬼苟且偷生。
在赫克托尔败走一节的描述中，荷马仍把他当成一个英雄人物。当阿基琉斯率领希腊军队一路冲杀，兵临特洛伊城下的时候，赫克托尔独自站在城外，决心要和阿基琉斯决一雌雄。他的老父普里阿摩斯叫他赶快进城，他的母亲也哭着呼喊，可赫克托尔依然站立不动。他想，退回城里不仅会被敌人耻笑，而且也无颜去见国人，更对不起战死的特洛伊战士。与阿基琉斯拼个死活，即使死也死得光荣。《伊利亚特》中希腊英雄人物的代表是阿基琉斯。他虽然凶狠，但也有温厚、宽容的一面。当普里阿摩斯前来赎取赫克托尔尸体的时候，阿基琉斯给予了这位老人应有的尊重。听了普里阿摩斯的哀求，他想起自己的父亲，也激动得哭起来。阿基琉斯把老人扶起，给他让座。接着阿基琉斯让女仆把赫克托尔的尸体洗净，涂上油膏，装裹好，在同伴的帮助下，亲自把尸体放到车上。然后，阿基琉斯自己动手宰羊请老人吃饭，招待老人安歇。临睡前，普里阿摩斯请求休战１１天，以便为赫克托尔举哀，阿基琉斯满口答应。深夜，阿基琉斯又派人护送普里阿摩斯离开希腊人的营地。
荷马认为，特洛伊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他承认特洛伊人英勇善战。“他们擅长用矛，能弯弓射箭，也能驾驭快马，能在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中速战速决”①。但特洛伊战争却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希腊人兵多将广，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
一个民族的早期历史，往往是形成传统的时刻。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尊重敌人的希腊传统就是从荷马开始的②。
二、希罗多德时代希腊人对外族人的宽容态度
公元前５世纪的希腊人，也就是希罗多德的同时代人，普遍以宽容的眼光看待外族人和异态文化。
同希罗多德一样，悲剧家埃斯库罗斯在他的作品中谴责的只是波斯国王薛西斯的“骄傲”，不是全部波斯人。埃斯库罗斯认为，按照神对统治权的划分，亚细亚属于波斯，欧罗巴属于希腊。但薛西斯却破坏了这一公正的秩序，他不满足于对亚洲的统治，率领大军入侵希腊，结果以失败告终。薛西斯的骄傲还表现在不尊重希腊的神庙，肆意毁坏神像，因此冒犯了神灵，必然会遭到神的惩罚。
埃斯库罗斯并不认为民主制度只适合于希腊人，其他民族天生就是受奴役的。他相信在实行君主专制的波斯也存在民主思潮，人们时刻期待着结束君主的统治而改行民主政治。《波斯人》中老人合唱队在听到波斯军队失败的消息时说：“被统治的人们，不再向统治者纳贡了。人们不再匍匐在地上战忄栗了：统治者的权力永远溃灭了。沉重的锁链从人的嘴上解下来了，在人民中间，听到了自己的言语———紧紧的枷锁被打碎了。”③喜剧家阿里斯托芬认为，希腊人与非希腊人的区别只是文化方面的差异，外族人学习了希腊语并奉行了希腊的风俗习惯后就变成希腊人了。他在喜剧《鸟》里间接表述了这一观点。鸟国的国王戴胜说，有些外族人的鸟以前不会说希腊语，他教它们学会了，然后就变成希腊鸟了。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指出，希腊人和蛮族经历过类似的社会发展阶段。他说，古时候希腊人和蛮族都以海上劫掠为职业。他们靠袭击沿海附近的村镇来获取大部分生活资料，那时候海上掠夺被认为是光荣的。现在希腊有些地区随身携带武器的习俗就是古代遗留下来的。过去人们之间的往来很不安全，所以希腊人都有随时携带武器的习惯。当时这样做是一件平常的事，就像现在的蛮族人一样。修昔底德还说，过去希腊人的比赛也不是裸体进行，而是和亚洲蛮族一样系着腰带以遮盖身体。这充分说明早期希腊人的风俗和现在蛮族人的风俗是类似的④。伯里克利时代的思想家希波克拉底在分析欧亚地区各民族性格特征的时候，对外族人也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他认为，由于地理环境和政治制度的差异，亚洲人和欧洲人的性格有很大不同。“亚细亚人的性格不像欧罗巴人那样好战，比较温和，主要原因在于当地气候比较均恒，没有剧烈的冷热变动，因而不会产生心灵上的震动和剧烈的生理变化”⑤。希波克拉底把政治制度也看作是影响民族性格的一个外在因素，他说：“亚细亚人的性格比较纤弱，他们的制度是一个辅助性原因，因为亚细亚的较大部分是由君主统治的。”⑥因而这里的人民不是独立自主的，他们服兵役只是为了君主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勇敢的人也会丧失原来的本性。因为他们的灵魂受到了君主的奴役。而欧洲由于没有君主统治，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敢于冒险，他们的性格就比较勇猛。希波克拉底对欧亚地区各民族性格的剖析，不是为了论证不同种族之间的优劣，只是强调了地理环境和政治体制对民族性格的影响。
三、城邦衰落时代希腊宽容精神的延存
在希腊城邦的衰落时期，由于东征论的流行，希腊人对外族人的态度有所变化。但是希腊文化传统中固有的宽容精神，仍不时地表现出来。
虽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希腊人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蛮族，但在讨论政体问题的时候，他认为波斯的政制有可取之处。他在《法律篇》中提出的理想政体设想，就是一种把波斯君主制和雅典民主制混合起来的政体形式。柏拉图说：“有两种典型的国家形式，其他国家形式可以说都是从这两种类型推演而来；我们称一种为君主制，称另一种为民主制；波斯体现了前一种典型，雅典体现了后一种典型。我可以这样说，所有其他国家，都是不同程度地按照这两种形式构成的。那么，如果我们选择自由而又把它与智慧妥善地结合，就可以在一个国家中具有这两种形式的政府，这样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的论点是，一个国家如果不是由这两种因素组成，就不可能是治理得最好的国家。”⑦由于受到东征论的影响，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中表现出强烈的种族优越意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比较政体的优劣差异时，对波斯、迦太基等敌对民族并没有什么偏见。按照亚里斯多德的意见，他认为波斯的政制也在正宗之列，只是这种政体对希腊是不合适的。他尤其称赞了迦太基的政制。他说，迦太基的许多政治设施是优良的。虽然这里穷人很多，但在政治上一直是稳定的，这足以证明迦太基政治的修明。在迦太基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内讧和僭政。迦太基王位的继承不像斯巴达那样仅仅限于某一个宗族，而是从几个著名的家族中根据才德选举出来的。亚里斯多德还指出，迦太基公民大会的权利比斯巴达和克里特要多一些。对于国王和长老们提出的议案，迦太基的公民大会可以进行讨论，然后予以表决。出席公民大会的人可以反对执政人员提交的议案，这种情况在斯巴达和克里特是没有的⑧。综上所述，古希腊人对外族人怀有的宽容精神，早在希腊民族的幼年时期就已萌芽，在以后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这种精神代代相传，积淀为希腊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航海民族广采博纳的气质，使希腊人容易从一个较为客观的视角看待其他民族。不难看出，希罗多德对波斯的同情态度主要是受到古希腊文化传统的影响。
①荷马：《奥德修记》，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３５页。
②参见苏珊·伍德福特等：《剑桥艺术史》第１卷，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０４页。
③卢立叶：《希罗多德论》。载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６３～６４页。
④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版，第４～５页。
⑤⑥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９９７页。
⑦《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２页。
⑧参见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５年版，第９７～９９页。
（作者单位：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责任编辑：倪金荣
如何解释希罗多德对波斯的同情态度，史学界众说纷纭。多数学者注重从希罗多德的政治背景和史家素养来考察他对波斯的立场。笔者认为，希罗多德对波斯的态度，主要是受到希腊文化传统中宽容精神的影响。古希腊人的宽容精神，从荷马时代到城邦历史的终结，代代相传，最后积淀为希腊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荷马史诗中的宽容精神
荷马史诗中的宽容精神，主要表现在对敌、对民族的尊重与同情。赫克托尔是《伊利亚特》中一个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作为特洛伊的王子，赫克托尔代替衰老的父亲，率领自己的同胞与希腊作战，肩负着战争的全部重担，是民族的支柱。他知道战争的胜负对特洛伊有决定的意义，牢记一个战士应尽的义务，在困难的时刻总是身先士卒，自愿承担最大的风险。他预感到自己的厄运，为妻小面临的奴隶生活难过，但他决心维护一个战士应有的尊严，不做胆小鬼苟且偷生。
在赫克托尔败走一节的描述中，荷马仍把他当成一个英雄人物。当阿基琉斯率领希腊军队一路冲杀，兵临特洛伊城下的时候，赫克托尔独自站在城外，决心要和阿基琉斯决一雌雄。他的老父普里阿摩斯叫他赶快进城，他的母亲也哭着呼喊，可赫克托尔依然站立不动。他想，退回城里不仅会被敌人耻笑，而且也无颜去见国人，更对不起战死的特洛伊战士。与阿基琉斯拼个死活，即使死也死得光荣。《伊利亚特》中希腊英雄人物的代表是阿基琉斯。他虽然凶狠，但也有温厚、宽容的一面。当普里阿摩斯前来赎取赫克托尔尸体的时候，阿基琉斯给予了这位老人应有的尊重。听了普里阿摩斯的哀求，他想起自己的父亲，也激动得哭起来。阿基琉斯把老人扶起，给他让座。接着阿基琉斯让女仆把赫克托尔的尸体洗净，涂上油膏，装裹好，在同伴的帮助下，亲自把尸体放到车上。然后，阿基琉斯自己动手宰羊请老人吃饭，招待老人安歇。临睡前，普里阿摩斯请求休战１１天，以便为赫克托尔举哀，阿基琉斯满口答应。深夜，阿基琉斯又派人护送普里阿摩斯离开希腊人的营地。
荷马认为，特洛伊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他承认特洛伊人英勇善战。“他们擅长用矛，能弯弓射箭，也能驾驭快马，能在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中速战速决”①。但特洛伊战争却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希腊人兵多将广，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
一个民族的早期历史，往往是形成传统的时刻。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尊重敌人的希腊传统就是从荷马开始的②。
二、希罗多德时代希腊人对外族人的宽容态度
公元前５世纪的希腊人，也就是希罗多德的同时代人，普遍以宽容的眼光看待外族人和异态文化。
同希罗多德一样，悲剧家埃斯库罗斯在他的作品中谴责的只是波斯国王薛西斯的“骄傲”，不是全部波斯人。埃斯库罗斯认为，按照神对统治权的划分，亚细亚属于波斯，欧罗巴属于希腊。但薛西斯却破坏了这一公正的秩序，他不满足于对亚洲的统治，率领大军入侵希腊，结果以失败告终。薛西斯的骄傲还表现在不尊重希腊的神庙，肆意毁坏神像，因此冒犯了神灵，必然会遭到神的惩罚。
埃斯库罗斯并不认为民主制度只适合于希腊人，其他民族天生就是受奴役的。他相信在实行君主专制的波斯也存在民主思潮，人们时刻期待着结束君主的统治而改行民主政治。《波斯人》中老人合唱队在听到波斯军队失败的消息时说：“被统治的人们，不再向统治者纳贡了。人们不再匍匐在地上战忄栗了：统治者的权力永远溃灭了。沉重的锁链从人的嘴上解下来了，在人民中间，听到了自己的言语———紧紧的枷锁被打碎了。”③喜剧家阿里斯托芬认为，希腊人与非希腊人的区别只是文化方面的差异，外族人学习了希腊语并奉行了希腊的风俗习惯后就变成希腊人了。他在喜剧《鸟》里间接表述了这一观点。鸟国的国王戴胜说，有些外族人的鸟以前不会说希腊语，他教它们学会了，然后就变成希腊鸟了。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指出，希腊人和蛮族经历过类似的社会发展阶段。他说，古时候希腊人和蛮族都以海上劫掠为职业。他们靠袭击沿海附近的村镇来获取大部分生活资料，那时候海上掠夺被认为是光荣的。现在希腊有些地区随身携带武器的习俗就是古代遗留下来的。过去人们之间的往来很不安全，所以希腊人都有随时携带武器的习惯。当时这样做是一件平常的事，就像现在的蛮族人一样。修昔底德还说，过去希腊人的比赛也不是裸体进行，而是和亚洲蛮族一样系着腰带以遮盖身体。这充分说明早期希腊人的风俗和现在蛮族人的风俗是类似的④。伯里克利时代的思想家希波克拉底在分析欧亚地区各民族性格特征的时候，对外族人也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他认为，由于地理环境和政治制度的差异，亚洲人和欧洲人的性格有很大不同。“亚细亚人的性格不像欧罗巴人那样好战，比较温和，主要原因在于当地气候比较均恒，没有剧烈的冷热变动，因而不会产生心灵上的震动和剧烈的生理变化”⑤。希波克拉底把政治制度也看作是影响民族性格的一个外在因素，他说：“亚细亚人的性格比较纤弱，他们的制度是一个辅助性原因，因为亚细亚的较大部分是由君主统治的。”⑥因而这里的人民不是独立自主的，他们服兵役只是为了君主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勇敢的人也会丧失原来的本性。因为他们的灵魂受到了君主的奴役。而欧洲由于没有君主统治，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敢于冒险，他们的性格就比较勇猛。希波克拉底对欧亚地区各民族性格的剖析，不是为了论证不同种族之间的优劣，只是强调了地理环境和政治体制对民族性格的影响。
三、城邦衰落时代希腊宽容精神的延存
在希腊城邦的衰落时期，由于东征论的流行，希腊人对外族人的态度有所变化。但是希腊文化传统中固有的宽容精神，仍不时地表现出来。
虽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希腊人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蛮族，但在讨论政体问题的时候，他认为波斯的政制有可取之处。他在《法律篇》中提出的理想政体设想，就是一种把波斯君主制和雅典民主制混合起来的政体形式。柏拉图说：“有两种典型的国家形式，其他国家形式可以说都是从这两种类型推演而来；我们称一种为君主制，称另一种为民主制；波斯体现了前一种典型，雅典体现了后一种典型。我可以这样说，所有其他国家，都是不同程度地按照这两种形式构成的。那么，如果我们选择自由而又把它与智慧妥善地结合，就可以在一个国家中具有这两种形式的政府，这样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的论点是，一个国家如果不是由这两种因素组成，就不可能是治理得最好的国家。”⑦由于受到东征论的影响，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中表现出强烈的种族优越意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比较政体的优劣差异时，对波斯、迦太基等敌对民族并没有什么偏见。按照亚里斯多德的意见，他认为波斯的政制也在正宗之列，只是这种政体对希腊是不合适的。他尤其称赞了迦太基的政制。他说，迦太基的许多政治设施是优良的。虽然这里穷人很多，但在政治上一直是稳定的，这足以证明迦太基政治的修明。在迦太基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内讧和僭政。迦太基王位的继承不像斯巴达那样仅仅限于某一个宗族，而是从几个著名的家族中根据才德选举出来的。亚里斯多德还指出，迦太基公民大会的权利比斯巴达和克里特要多一些。对于国王和长老们提出的议案，迦太基的公民大会可以进行讨论，然后予以表决。出席公民大会的人可以反对执政人员提交的议案，这种情况在斯巴达和克里特是没有的⑧。综上所述，古希腊人对外族人怀有的宽容精神，早在希腊民族的幼年时期就已萌芽，在以后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这种精神代代相传，积淀为希腊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航海民族广采博纳的气质，使希腊人容易从一个较为客观的视角看待其他民族。不难看出，希罗多德对波斯的同情态度主要是受到古希腊文化传统的影响。
①荷马：《奥德修记》，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３５页。
②参见苏珊·伍德福特等：《剑桥艺术史》第１卷，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０４页。
③卢立叶：《希罗多德论》。载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６３～６４页。
④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版，第４～５页。
⑤⑥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９９７页。
⑦《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２页。
⑧参见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５年版，第９７～９９页。
（作者单位：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责任编辑：倪金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