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怎样才能走出精神沼泽
公方彬 公泽
一个人没有饭吃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找饭吃，有了饭吃后会生出许多事来。这生出来的事都属于精神领域的，平等恰是精神诉求中的重点之一。
平等淡出缘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决定了人们可以追求人格和法律上的平等，但却无法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平等，既然无法实现只能放弃，避免核心价值与社会现实发生冲突。
西方国家媒体有一种观点，中国的经济高增长是中国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支撑，而近几年经济高增长的放缓，必然引发相关质疑，更直接的是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的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已经习惯把GDP的增长、人均收入的增加作为政绩的最重要考量指标，同时作为人民生活水准的重要乃至唯一标准。这个尺度真的科学吗？真的是反映社会态势和走向的晴雨表吗？换言之，在经济总量年年增大，人均收入年年提高的背景下，我们的幸福感相应提升了吗？如果没有，又是为什么呢？类似问题若不能作出科学回答，我们必陷入困境。
社会稳定度决定于社会公平度
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理查德·威尔金森教授发表了一个关于社会公平与社会问题的研究成果，他通过整合大量欧美亚主要发达国家的数据，将不同国家的社会健康程度的指标（综合考量人均寿命、教育程度、婴儿死亡率、自杀率、暴力犯罪率、青少年早孕、社会互信程度、精神疾病等等），与这些国家相应的人均收入做回归分析，发现无法找到任何明显的人均收入与社会问题严重程度的相关关系。而后，他将这些指标与社会平等程度（比较社会最富裕的20%与最贫困的20%的收入差）再做回归分析，发现社会越不平等，其社会问题越严重的正相关关系。而且，社会平等对社会底层影响最大。威尔金森教授对这个结果的解释是，社会差距的拉大，使得人们对优劣的认知更为敏感，人们会更加在意他们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和地位，这种社会心理会导致社会地位竞争加剧和消费主义的盛行，进而导致人们产生各种精神压力和不安全感，同时宏观上也会滋生各种社会问题。
虽然整个研究使用的都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数据，但是这个研究成果对中国有着极强的启示意义。改革开放伊始，社会均衡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规则打破，比较差异引发的优越感和自卑感将越来越多的人带入漩涡般竞争之中。正如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所说，资本主义精神是具有极强传染性的，一旦均衡被打破，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困在这“钢铁牢笼”中。而当这种竞争由贫富差距的拉开而加剧，人们对社会地位和他人看法的敏感性愈发提高，社会地位便由成就、财富的附属品变为主动获取，抢夺直接利益，由此导致社会学家范伯伦所定义的“炫耀性消费”（广义上来讲，我们常说的炫富、“拼爹”都是这个定义的变体），以及社会的急功近利和浮躁。食品供应商可以昧着良心销售问题食品、饮品，建筑商可以偷工减料建成“豆腐渣”“楼脆脆”，工厂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工人权利和环境问题。
不仅是商业活动，整个社会的参与者都会被笼罩在这种心态之下，从诸如插队加塞、找关系走后门到官员腐败，戴名表喝名酒，都是从根本上对社会公平的轻视而导致对社会地位及其获取方式的认知错误所造成的。在这样的惯性作用下，如果不能实现价值观引导上的突破，而仅以曝光和惩罚作为治理措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
人们经常说，计划经济时期大家虽然都很贫穷，但社会是安定的，人心是平静的，社会关系也是相对简单的。如果那个时期的社会生态与今天的社会生态相比较，是否有社会问题与社会公平间的正相关关系？如果一直以来，决定我们社会福利程度的背后动力并不是经济发达程度，而是社会公平程度，今天的社会又该是什么样子呢？仅就当下看，在中国经济有了飞速发展，国人基本脱贫的情况下，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增速放缓，加上物价不断上涨，官员腐败程度与社会道德水准与大众的期望严重背离，环境污染愈来愈严重，所有这些都导致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心理压力加大，幸福感逐渐下降。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决定了我们是否到了转换思路，实现经济社会重心的转变，也就是以提高社会公平程度来化解矛盾的时候。简言之，我们或许已经到了接受威尔金森教授结论的时候——通过减少社会收入差距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进而实现社会和谐、国民幸福。
平等问题是“制度与道路之争”的关键，也是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选择的关键
较早以前，中国与西方国家学术机构联合开展了一项涉及各自核心价值观的问卷调查，结论是倾向资本主义制度者更关注自由，倾向社会主义主义制度者更关注平等。这又是发展模式的关键，不同的价值追求直接影响着社会安定和幸福指数，既然平等涉及到这些深层次问题，我们就分别作出分析，尔后提出中国平等标准和对策措施。
先从核心价值观的角度看问题。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这实际成为西方早期的核心价值观，后来平等淡出核心价值，形成今天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淡出缘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决定了人们可以追求人格和法律上的平等，但却无法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平等，因为市场规则决定了股同权同，股不同权不同，员工和老板永远无法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平等。既然无法实现只能放弃，避免核心价值与社会现实发生冲突。
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坚持平等的核心价值观，并且在制度设计中强力推行，并且是全方位的平等？这就涉及到革命的理由。如果不打倒剥削阶级，实现人格、法律和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平等，那么中国革命就无法获得阶级基础，无法赢得阶级力量。换言之，没有异于资本主义的制度设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就与历史上的农民运动无二，纯粹为了“打天下，坐天下”，因而不可能获得政治优势和道义制高点。可以说，革命的力量就来自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与人的平等。这样的目标曾经实现过，就是战时共产主义，同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甚至包括“文革”期间把工人、农民置于极高的政治地位时，由此获得了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平等（尽管带有表面性）。既然这样，为什么后来维持不下去了呢？其实，原因不是政治力量的弱化，而是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更，具体讲是市场经济与股份制带来的与西方社会相同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被迫放弃平等观基础上的体制制度。
到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重要判断，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还是错？从社会发展阶段分析问题，这实际上是必然选择。在很多人眼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但那种平等与物资匮乏密切相关，甚至原本就是维持社会稳定所采取的国家治理方式。所以，那种平等与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平等差异很大。那种平等注定走向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进而极大地消磨了人们的意志、劳动热情和创新精神。为了打破平均主义，邓小平提出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要求先富带后富。结果“个体户”如雨后春笋，农村、城市都出现了“万元户”，但小富即安的心态仍然限制着发展。当时来说，继续保持不平等的发展模式仍然属于必要选择。可以说，中国经济巨大发展是建立在打破平均主义、彻底改变“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平衡心态基础上，这是一个与平等无法切割的问题。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只是发生在中国，比如二战前的德国农村原本也很落后，当从农村出来的士兵到欧洲其他国家转了一圈、见了世面后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有了德国战败后大批士兵回到农村，以新观念治理旧环境事情的发生。所以，中国在一个农业经济基础上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显然与邓小平的打破平均主义有关。虽然伤害了平等，但利弊权衡，利大于弊。
既然打破平衡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继续维持效率以牺牲公平正义？肯定不行，因为时代在变化，社会评价标准和要求也在变化。就如同长期实行的工农业“剪刀差”，随着工业经济的巨大发展转而反哺农业一样。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主客观、内外在关系都有了新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选择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这一点完全可以从西方国家的发展阶段与变化规律中找到启示。
前面讲到西方世界的核心价值走了一个强调平等又放弃平等的道路，再后来又重新拾起了平等，这个过程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理论突破使然。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阐明的是西方一个普遍认知：一个人没有饭吃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找饭吃，有了饭吃后会生出许多事来。这生出来的事都属于精神领域的，平等恰是精神诉求中的重点之一。有了这样的判断，也就有了对“圈地运动”的修正，即遏制大公司扩张——分拆托拉斯、避免垄断，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悬殊不仅没高于我们，反而远低于我们的重要原因。
既然资本主义国家反其道而行之，以追求平等起家的社会主义中国没有理由不重建平等，特别是在吃饭已经不是主要问题的情况下。到这里就有一个建设何种平等的问题。很显然，我们今天建设的决非改革开放前的那种平等，而是利益分割至和谐有序与动态化平衡基础上的平等。当大众不再往一条道上挤，即不再是千军万马挤官道，还有创造财富的商道，创造科学文化的学道供大家自由选择，并且这种选择完全由兴趣爱好所决定。到那时，中国就进入了理想的平等状态。
为什么确立这样一个标准或形态？有政治信仰的考量，也就是“没有剥削和压迫”“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就是一个最讲平等的社会形态。也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毕竟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就包括“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还有就是改善党的执政基础，推动社会和谐的要求。前两点不难理解，后一点需要解释。今天，我国经济转型主要解决发展不平衡和效益不高的问题，而这些背后都受制于科技和文化原创能力不足，导致原创能力不足的原因，过去是经费不足，在中国科技文化投入已居世界前列的今天，主要原因已经转向利益驱动。因为官道利益太过丰厚，尤其“官本位”的文化观念，几乎把所有优秀者都吸引过来。环顾世界，很难见到哪个国家的人们如此推崇当官。所以，要创造就需要优秀人才，而把优秀人才从官道上分流，需要在利益分配上下功夫，真正形成“从政、从商、从文”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当三者社会地位和价值实现不分伯仲之时，社会平等便会成为现实。
推进社会公平的突破口在哪里
首先，实现执政理念的突破。很长时间里，我们认为发展经济，提供更多物质财富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这样的观念和想法在特定阶段是正确的，但吃饭问题得到解决后仍然坚持这样的观念就很落伍，且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问题。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通过满足人的无限财富欲望达成社会平衡。从执政的角度讲，封建王朝“存天理，灭人欲”，以缩小欲望来实现满足同样不足取，但过度调动和激发人们的财富欲望却是最危险的。再伟大的政党，再强有力的政府都不可能满足人的无度欲望。尤其是，中国有了数十年的飞速发展，但高投入低产出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在经济没有真正实现转型前，我们不敢言经济继续保持同样的速度。在人民群众的欲望或期望值被过度激发的情况下，如果经济增长停滞或下降，将会破坏由反腐和转变作风形成的良好局面，甚至因怨气而瓦解党的执政基础。所以，通过提升精神需要来平衡物质欲望，已成为我们的不二之选。
其次，实现党风的重大突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在改善党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这个成效主要是源于两个方面的努力：惩治腐败和转变工作作风。历史早就证明，官员比奢之日即为执政危机之时。目前全国最豪华的楼房多为政府办公大楼，豪车多由官员乘坐，豪宴多由官员品尝，这已极大地弱化了党的执政能力，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同时直接扭曲官员的人文心理。有哪些措施可以强化效果？一是把官车标准真正降下来；二是鼓励政府部门搬出豪华办公楼，实行官衙与群众活动中心等公共场所置换；三是彻底取消公款招待。西方人早就这样做了，且并非做不到。倘真如此，人才必出现分流，民众失衡的心态因此修复，社会将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境界。
再次，实现民族人文品质的跃升。据市场咨询公司益普索对20个国家进行问卷调查，受访的71%的中国人以自己拥有的物化东西作为衡量个人成功的指标，比排名第二的印度高13个百分点，而全球平均值为34%。68%的中国人表示，“我对于成功和赚钱有很大压力”，该问题的全球平均值为46%。益普索公司分析认为，不少中国人将个人所有物等同于成功的全部。印证这一点的是全球近1/3的奢侈品销往中国，五年前这一比例是10%。与此同时，有国内调查公司对数十所高校的5000多名大学生进行调查，94%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没有信仰。一个没有信仰和精神追求，只是原始欲望的民族，要多丑陋有多丑陋，要多可怕有多可怕。
中国为什么在取得经济长足发展的今天，痛苦指数不降反升？因为我们把民众引向了一个本能的道路。所以，中国人的财富观念必须更新，我们已经不能再在无度欲望中前行了。如何遏制财富欲望，找到物质和精神的平衡点？最有效的做法是大幅度征收遗产税、房产税（特别是别墅居住税）、奢侈品消费税，把收来的税费用于改善民生。为了避免民众产生被剥夺感，同时减少工薪阶层个人收入所得税，以便总体达成平衡。同时依法遏制富豪与贪官向国外转移财产，与世界其他国家联合实行财产追回制度。试想，当遗产税让富豪认识到无度攫取，到后来真正留给子孙的很有限，他们的社会担当或许能提高；当贪官担惊受怕攫取了大量财富同样无法传给后人，或许能尽职尽责搞好社会服务，以求得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
当然，若干对策或突破口都有落实的难度，特别是征收遗产税这样的举措。最近有新闻披露，不少中国千万富豪已移民海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精英阶层对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环境的负面态度。此时提高针对富人的各项税负，会促使富裕阶层将眼光转向社会慈善，还是迫使更多富人移民海外，让本土更多财富流失，降低经济活力？这是需要充分论证的。再者，中国自古都是宗法氏族社会，并有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在家族、血脉、传承观念方面几乎是先天性的。每个个体在社会中成长，受到来自家族的荫泽要远大于来自其他社会团体（而在美国，各种宗教团体、体育团体、社会慈善及同好团体，甚至是黑人文化中以地域、街区划分的团体，对美国个体的影响要甚于家庭或家族），在国人取得成功以后愿意回馈的，只是曾经有恩于自己的父母、亲人等家族内部个体，而家族之外都是竞争和较量的关系。所以，单靠封堵，靠征税的方式，是无法阻止国人传承的动力，只会迫使他们想出更多可以绕过或避免规则的方法。与其阻止，不如正向引导，从文化层面上，更加实际地推行街区、城区、城市到国家团结互助、“同在一个屋檐下”的概念；从社会机制层面而言，不如由政府出面，鼓励（并不强制）每个区域的富人与该区域的贫困户结成互帮、互助伙伴关系，明确给予富人们更多实际的道德压力和社会责任，让其运用其力所能及的社会资源，帮助、提携与之结成伙伴关系的贫困户，并匹配相应的社会宣传和褒奖。并不靠法律法规强制，但按时（以年或月为单位）公布富人对其“贫困伙伴”的帮助成果和手段，通过创造富人之间的“慈善竞争”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以此，人为地在家族观念极盛的中国社会创造更多的横向关系，这也许是个不错的办法。
总之，上述对策只作为引发思考的拙见，真正推行这些举措，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分别系国防大学教授，美国华盛顿圣路易斯大学留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