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过载栈
摘 要：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在人口增加、消费量增多的刺激下，商业贸易也随之发展了起来，但是由于当时边区工业尚处于初创阶段，物资匮乏、对外贸易仍有很强的依赖性，因此具有承担商品流通，带有客栈、货栈、中间商性质的私营过载栈得以迅速发展。1941年“皖南事变”后，为突破国民党政府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边区政府在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下，公营过载栈也随之大量涌现。
关键词：抗日战争，陕甘宁边区，过载栈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20-0043-06
过载栈是一个古老的行业，曾在中国商业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由于人口增加、物资匮乏，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使边区的经济有着很强的对外依赖性。为改善边区人民生活、稳定边区市场，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商业贸易政策，从而为边区公私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就陕甘宁边区公私商业的发展而言，已有众多学者做了较好的研究，①但是具体到对一种商业行业的研究，到目前为止，鲜有涉及。笔者不揣鄙陋，以过载栈为中心，在探讨承担边区“内外”商品流通这一“媒介”组织的同时，以期更好地了解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商业运行情形，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
据《辞海》，过载栈也叫“行栈”，唐时叫“邸店”，明代以后通称“牙行”。②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过载栈也被称为骡马店。③过载栈（行）的主要业务包括：住宿、组织买卖双方进行交易、接受代买、代卖或代运业务，也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同时兼营自营业务。显然，过载栈是集客栈、货栈、中间商为一体的商业贸易组织，是区域商品交易的媒介。在传统中国社会，过载栈的活跃与否能直接体现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水平。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直到民国年间，过载栈一类的牙行在陕北地区依然十分稀少，这表明该地区商品经济发展非常缓慢。④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陕北会师，此后在苏维埃政府的积极努力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所有的集市均已恢复起来了，尤其是子长——除将过去原有集市恢复起来外，并在镇武洞亦建立起来集市，有不少白区商人来此集市买卖货物，所以比前更加繁荣。此外，在其他各县集市（如白庙岔、安定市、李家岔、蟠龙市……）都比过去强的多了”。⑤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借助边区与友区贸易发展的契机，过载栈获得了迅速发展，并成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市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商业机构，当时的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一个是乡村，一个是封锁”，与“大城市、不封锁的地方不同”，战时乡村商业的“中心环节就是过载行的、跑街的，商店里的东西都是经过过载行卖出去的”。①一方面边区所需求的各种物资需要从“外边”运进；另一方面边区自己所出产的一些土特产品又需要运出，不同的市场层面、不同的交易主体，是需要一个联结纽带的，显然“内外差异”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过载栈得以广泛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它的发展和壮大又与边区贸易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而贸易规模的扩大又与边区的政治经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
首先，人口增加。陕甘宁边区成立后，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吸引了大量的人群来到这里。从1937年到1940年这四年间，陕甘宁边区共接收移民170172人，平均每年移民42543人。②边区人口的逐年增加势必引起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人口骤增，消费量增多，但由于边区长久以来自然环境生态环境脆弱：“放眼望去，除了几处肥沃的河谷，其余都是贫瘠的黄土地，四处见不到树林，只有深谷纵横。这里常常遭受干旱和洪水的侵袭，坚硬如石的土地，即使被开垦出来，收成也少得可怜。”村庄相隔很远，“一般有四五户人家，比较大的村子也不超过十二户。只有城市人和大地主才能住上房子，农民毫无例外地和牲口一起都住在窑洞，这种窑洞就像是在土坡上挖的坑道。这里，不单单吃穿很差，有的地方还严重缺水”。③落后的社会经济环境，使边区建立之初，不但没有机器工业，连手工业也很薄弱，1938年以前，边区的布匹完全依赖从外部输入，此后，边区虽然自己能生产诸如纸张、肥皂、毛巾、食油、鞋袜等生活日用品，但不能满足边区人民全部日常生活所需。④
其次，边区政府的支持和奖励。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外援和国民政府发放的军饷，“外援（包括海外华侨的捐款、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捐助，以及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饷等）在边区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极大，据统计，外援所占的比重：一九三八年为百分之五十一点六，一九三九年为百分之八十五点七九，一九四○年为百分之七十四点七”。⑤边区除粮食能够部分自给外，其余大量的党政军所需均需外来供给。边区这种财政对外的严重依赖，对于边区政治上的独立自然是十分不利的，“因而大力鼓励和发展边区贸易、开发税源就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⑥边区政府成立后，为鼓励边区贸易，发展私营商业，边区政府制定了团结与保护私营工商业者，奖励外地商人到边区经营工商业的政策。1939年2月，李富春在延安生产运动大会上明确指出，“欢迎工商业家来到我们边区来投资”，边区政府对他们实行保护和奖励。⑦同年4月4日，在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规定：“保证商人投资”，“保证商人自由营业，发展边区商业”。⑧此后边区政府更是提出了“对内自由贸易，奖励发展私人商业。对外调剂输出入，鼓励土产输出商及无代用品的必需品输入；限制迷信品、奢侈品的输入，及边区自给有余的必需品输出；发展业合作，便利人民交换，抵制商业资本的过分剥削”⑨的旨在发展私营工商业的商业政策。在边区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山西、济南等外地商人纷纷来边区设店经商。
再次，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便利的交通运输是商业经济发展的命脉，抗战爆发前，陕甘宁地区沟壑纵横、道路崎岖，交通运输极其不便。边区政府成立后，为了加强对外商品交流，开始积极着手大力改善交通道路。1938年1月，修通了延安姚店子至延川王家屯40千米的公路，使咸榆公路全线贯通；同年延安至安塞32千米的大车路也修筑完成。为更进一步改善交通运输条件，1938年4月，边区政府在建设厅下专门设立运销处。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边区政府提出了“发展交通运输，改善公路便道，发展合作事业、繁荣市集”的发展目标。①1940年至1941年的两年间，边区共修建大车路干支线7条，全长1035.5千米。②1942～1944年，边区形成了以延安为中心的公路和大道交通运输网络。公路里程也由1937年的221千米发展到1943年的1680千米。此外，驮运道路也有了较大发展，据1944年统计，边区的驮运道路共计2730华里。③
显而易见，抗战时期，由于陕甘宁边区人口大量增加，大量军需民用物资需从国统区输入，交通运输的相对便捷，其时边区政府实行的休养生息政策，商业不仅未收税，而且边区政府又制定一系列团结保护私营工商业者，鼓励私人经营商业，奖励区外商人来边区经商的政策，这一切都大大刺激了区外商人来边区做生意的欲望，延安等地“一时商旅云集”，④带有客栈、货栈、中间商性质的过载栈也随之发展起来。⑤
二
从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成立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前，边区的贸易是完全自由的，当时边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的贸易往来还没有受到限制，“边区军民所需要的棉花、布匹、纸张、医药和五金等日用品，主要是从外地购进。以延安为中心，西安、碛口为主要路线，可以说四通八达，货源畅旺，私人商业逐渐发展起来”。⑥所以就过载行业而言，抗战时期最早在边区发展起来的也是私营过载栈，当时商人从边区外卖货变成收庄，然后“经过载行卖给门市部，再由商店到背包生意人”，最后分散到消费者手中。⑦
过载栈的主要业务是代客运货，同时也代客出卖粮食、盐和其他商品，并供客商食宿和客商的牲口草料等。黄炎培在其《延安五日记》对过载栈有过这样描述：在延安新市场中“排列着好几家大规模的北方式的商店，叫‘过载行，是一个大院落，养着不少驴马，问过他们，知道是代客运货，运到的货，也代客买卖”。⑧他们代客运货，同时也代客出卖粮食、盐和其他商品，并供客商食宿和客商的牲口草料等。显然，过载栈可以为买卖双方的物资整合提供较为便捷的交易渠道的同时，又通过它的“中介”为交易各方建立起了良好稳定的商业往来关系。
由于抗战爆发前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缓慢，过载栈十分稀少，仅以延安而论，除1927年开设的天太和及1928年开设的天德栈，其余的都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陆续由山西商人开设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延安成为边区进出口货物的重要集散市场，过载行的发展日益突出。至1941年延安已有过载栈18家，即：天太和、天德栈、泉生成、兴隆店、福太成、顺长源、同益永、永兴栈、天顺长、复兴店、万生店、庆发长、福顺利、万福店、正谊和、吉星店、义顺店、复兴店，这18家行栈的总资本当时已达70万元之多，占延安市商业资本相当大的部分。⑨当然，由于资金不同，各过载栈的主营业务也呈现出些许的不同，换言之，他们的经营各有侧重。
一般情形下，资金较大的过载栈，他们的生意主要是靠“批发”及向边区以外活动。他们在边区外有很大的活动能力，他们消息灵通，熟悉市面，了解商品的购销情形，知道哪些商品可能脱销，哪些商品可能滞销，“与外面的大商有关系，与外面的盐商、布商、棉商、烟商等有来往”。①这样一来，这些过载栈的老板，“知道什么地方来什么东西，来多少东西。他也知道什么人要卖什么东西，那里要多少，这里要多少。他也知道哪个地方的货便宜，哪个地方的货贵”，②所以他们“有一万元的资本可做两万甚至三万元以上的生意”。当时在延安市场上，资金较大的过载栈主要有天顺长、同益永、顺兴源、天德店、天太和等，他们在西安、蒲城、三原、榆林、三边地区都有分号，实行联号经营，“当延安商业好的时候，他们就运货来延安，专做批发。延市商业下落时，他们就在外面各商业据点之间做输运与批发。所以这样的过载栈对延市的商业经济，关系比较大”。资金较少的过载栈，由于资金有限，对外商业往来较少，经营商业的花样也较少，他们一方面“靠外面的活动，一方面靠卖饭”为生，而规模再小些的过载栈，一般主营业务是卖饭为生。③这些以卖饭为生的过载栈，有的是按季节开设的，他们兼有半农半商的性质。④
过载栈内有一定的行市，每日挂招牌。⑤当货物卖出时，过载栈收取斗捐，即手续费。如果卖出的是粮食和食盐，每斗分别收取粮食和盐三合，就是值百抽三。其他商品则按价收款，一般是值百抽二。当然，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过载栈有时也会采取撒合子或低价收买，高价卖出的办法来剥削外来客商。撒合子就是在用斗过粮或盐时，撤在斗外的粮食或盐归商人，撒的多少完全在商人手中掌握，其收入一般比斗捐多。⑥除此之外，客商住宿还要交伙食费用，牲口则要交草料钱，客商的伙食基本上一日三餐以馒头为主，普通菜，每日折合法币8元到10元，每头牲口出草钱10到12元。⑦由于陕甘宁边区政府最初对私商是不征税的，因此过载栈在商业经营中赚取的利润是较大的。1941年，随着边区政府商业正常所得税的征收，一些外来客商，便和他所熟悉的过载栈通谋，逃避税费，而过载栈为了拉拢客商，发展营业，也总是愿意给客商方便的。⑧“将货物货物迅速的成交并迅速的离去，使税局不能发现，以图全部逃税”。可见，当边区政府进行商税征收后，一些不法的私人过载栈还充当着帮客商逃税的“任务”。
“皖南事变”前，私营过载栈在陕甘宁边区特别发达。当时在边区与友区的区间贸易中，“输入的多为洋布、棉纱及化妆品、奢侈品，输出的多为食盐、皮货等土特产”。但是由于一些私人过载栈从事投机买卖，常常囤积居奇，因此，当时“区间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是很严重的。出现这种情况，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是因为边区经济总的说来尚在恢复之中，边区自己的工业尚处于初创阶段；此外，也因为边区政府注意了发展私营商业，但尚未注意到对私营商业进行必要的管理的缘故”。⑨
三
“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政府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边区人民的负担无疑的是比以前数年加重了”。⑩外货来源的缺乏，成本增加，运输风险的加大等诸多因素导致大批私营过载栈破产，其中也有一些从边区撤走，从而使边区的商业陷于停顿和瘫痪状态。法币在边区已经不能自由流通，边区政府不得不发行自己的货币，“同时储备稀缺的法币用以进口当地无法生产的物资，其结果就是大规模的通货膨胀”，1940年花500元就能买到的东西，到1941年需要2200元才能买到。{11}
如何应对困境，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成为摆在边区政府和人民面前的紧迫任务。“毛泽东的对策就是强调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如果物资无法顺利进出边区，同时又缺少可兑换的货币，那么边区就只能自给自足”。①毛泽东说：“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②党中央、毛主席很快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在“以边区之有易边区之无，以输出边区外所必需的物品，来换入边区内所必需的物品，一方面达到输出入平衡，一方面防止市场操纵。不妨碍自由，又非放纵自由”③的贸易政策下，由边区物资局（后改为贸易局）、各部队、机关、学校等经营的各类过载栈开始大规模地发展了起来。
陕甘宁边区第一家公营过载栈，是由边区政府的第一家公营商店——光华商店1939年在延安设立的天成过载栈。④此后，边区公营过载栈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了起来，到1943年，靖边区已有过载栈2家、临镇4家、三边分区定边县5家、绥德市6家、延安市13家。其中延安市的13家分别为军委系统创办的大成永、河口、晋绥过载栈、永亨行、新华栈、大龙、复兴永、继兴德8家，党政民系统的供销栈、运合栈、公裕、大生、公益栈5家。据统计，到1943年4月，这13家过载栈拥有固定资本468.4万元，流动资本919.3万元，纯利润89.7万元。⑤
公营过载栈的运营机制与私营过载栈基本是一样的：一是接待南来北往的客商和脚户，为他们安排人畜的住食；二是代客买卖，收取佣金。由于战时形势的变化，最主要的是为突破国民政府的经济封锁，适应军队和机关的需要，公营过载栈在“皖南事变”后的发展规模远远超过了私营过载栈，这一方面是大生产运动使公营商业得到了边区政府较多的支持，从而为公营过载行的发展带来的契机；另一方面公营过载行能在对买卖双方都照顾的前提下，更多地坚持公平交易，他们在代客推销时能保证做到两个一样：即人在和人不在一样，关系熟和关系不熟一个样，因此赢得了客商的广泛信任。他们还廉价供给客商牲畜草料，足秤足斗，从不缺斤短两，也绝不卖坏草坏料。为了照顾顾客，招揽生意，他们会走出一二里外区接客，“顾客一进店，立即帮助他们卸驮子、喂牲口；为了顾客休息好，第二天好走远路，冬天总是把炕烧的暖暖和和的，有时职工还把自己的热炕让给顾客睡”。他们还会及时解决客商所遇到的一些困难，有时客商自带草料借宿，他们也从不拒绝，并且当客商遇到路费有困难时，他们也会借钱给他们。⑥因为这些来自友区的商人“有的是同国民党的党政军界的要员有密切交往，有的是用钱买通了国民党封锁线上的驻军，有的甚至还自带武器。所以尽管国民党的封锁很严，但这些人一般都是有办法通过的”。无论是边区所需要的棉花、布匹、染料、西药，还是枪支、弹药他们都能买到。⑦因此，公营过载行在买卖双方都照顾的前提下，“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首先对卖方负责，他一次吃了亏下次就不来了，于是断了货源。有时，某种货物滞销，一时卖不出去，而卖主又急于要走”，就“按市价把货买下来，或答应他代销”。⑧良好而便利的服务，为公营过载栈在与客商的友好商业往来奠定了基础。
虽然公营过载栈在边区建立的时间较短，但是由于他们本着为买卖双方负责的态度，因此使良好的信任关系很快在交易各方中广泛的建立起来，到1943年9月，延安市的过载栈公营的已占到全部过载栈1/2以上，“在资本上亦占优势”。⑨10月16日，延安几个大过载栈合股成立南昌公司，1944年，南昌公司又在绥德、安塞设立分公司。公司下设12个经营单位、8个门市部，资金达2亿元。⑩公营过载栈的发展，不仅为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在沟通与边区外的商品流通起到重要作用的同时，也为边区的机关、部队、学校的物资供应提供了方便，满足了边区民众对日常生活用品的需求。
陕甘宁边区在积极推动公营过载栈发展的同时，一些没有从边区撤走的私营过载栈依然在边区政府的支持下得以正常运行和发展。仅就上文提到的天德店而论，1941年2月，由于该店一个高姓股东撤资造成店中资金紧张，八路军留守处得知消息后立即注资2万元，派人与该店合作经营光纸、熟宣纸、青市布和文具用品，并于当年三次去碛口进货，至年底本利已达18万元，获纯利15万多元。①1942年，天顺长、同益永，天泰和等私人过载栈因为推销购买商品成绩优异，由劝储总团各奖给锦旗一面。②
特定的时间、空间催生了特定机构的发展和壮大。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具有客栈、货栈、中间商多重角色的过载栈是在边区人口增加、消费量增多、边区政府政策刺激、交通运输日趋便利等情形下发展起来的。在抗战这一大背景下，过载栈承担边区“内外”商品流通“媒介”的作用，它的存在和发展为满足边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所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它在维护自身运行的同时，也为拉动边区工业、农业、手工业及交通运输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过载栈，虽然从表面上是为追求商业利润而存在，他们中的一些甚至采取囤积居奇的投机买卖，加重居间剥削，使广大边区人民深受其苦，但即便如此，私人过载栈在抗战初期对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稳定，依然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而“皖南事变”后公营过载栈的发展，在为边区突破敌人经济封锁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显然，无论是私人过载栈，还是公营过载栈，在抗战时期，都为陕甘宁贸易圈的扩大、为边区的经济建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简介】李晓英，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及区域经济史。
【责任编辑：杨莲霞】
关键词：抗日战争，陕甘宁边区，过载栈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20-0043-06
过载栈是一个古老的行业，曾在中国商业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由于人口增加、物资匮乏，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使边区的经济有着很强的对外依赖性。为改善边区人民生活、稳定边区市场，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商业贸易政策，从而为边区公私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就陕甘宁边区公私商业的发展而言，已有众多学者做了较好的研究，①但是具体到对一种商业行业的研究，到目前为止，鲜有涉及。笔者不揣鄙陋，以过载栈为中心，在探讨承担边区“内外”商品流通这一“媒介”组织的同时，以期更好地了解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商业运行情形，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
据《辞海》，过载栈也叫“行栈”，唐时叫“邸店”，明代以后通称“牙行”。②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过载栈也被称为骡马店。③过载栈（行）的主要业务包括：住宿、组织买卖双方进行交易、接受代买、代卖或代运业务，也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同时兼营自营业务。显然，过载栈是集客栈、货栈、中间商为一体的商业贸易组织，是区域商品交易的媒介。在传统中国社会，过载栈的活跃与否能直接体现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水平。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直到民国年间，过载栈一类的牙行在陕北地区依然十分稀少，这表明该地区商品经济发展非常缓慢。④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陕北会师，此后在苏维埃政府的积极努力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所有的集市均已恢复起来了，尤其是子长——除将过去原有集市恢复起来外，并在镇武洞亦建立起来集市，有不少白区商人来此集市买卖货物，所以比前更加繁荣。此外，在其他各县集市（如白庙岔、安定市、李家岔、蟠龙市……）都比过去强的多了”。⑤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借助边区与友区贸易发展的契机，过载栈获得了迅速发展，并成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市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商业机构，当时的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一个是乡村，一个是封锁”，与“大城市、不封锁的地方不同”，战时乡村商业的“中心环节就是过载行的、跑街的，商店里的东西都是经过过载行卖出去的”。①一方面边区所需求的各种物资需要从“外边”运进；另一方面边区自己所出产的一些土特产品又需要运出，不同的市场层面、不同的交易主体，是需要一个联结纽带的，显然“内外差异”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过载栈得以广泛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它的发展和壮大又与边区贸易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而贸易规模的扩大又与边区的政治经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
首先，人口增加。陕甘宁边区成立后，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吸引了大量的人群来到这里。从1937年到1940年这四年间，陕甘宁边区共接收移民170172人，平均每年移民42543人。②边区人口的逐年增加势必引起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人口骤增，消费量增多，但由于边区长久以来自然环境生态环境脆弱：“放眼望去，除了几处肥沃的河谷，其余都是贫瘠的黄土地，四处见不到树林，只有深谷纵横。这里常常遭受干旱和洪水的侵袭，坚硬如石的土地，即使被开垦出来，收成也少得可怜。”村庄相隔很远，“一般有四五户人家，比较大的村子也不超过十二户。只有城市人和大地主才能住上房子，农民毫无例外地和牲口一起都住在窑洞，这种窑洞就像是在土坡上挖的坑道。这里，不单单吃穿很差，有的地方还严重缺水”。③落后的社会经济环境，使边区建立之初，不但没有机器工业，连手工业也很薄弱，1938年以前，边区的布匹完全依赖从外部输入，此后，边区虽然自己能生产诸如纸张、肥皂、毛巾、食油、鞋袜等生活日用品，但不能满足边区人民全部日常生活所需。④
其次，边区政府的支持和奖励。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外援和国民政府发放的军饷，“外援（包括海外华侨的捐款、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捐助，以及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饷等）在边区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极大，据统计，外援所占的比重：一九三八年为百分之五十一点六，一九三九年为百分之八十五点七九，一九四○年为百分之七十四点七”。⑤边区除粮食能够部分自给外，其余大量的党政军所需均需外来供给。边区这种财政对外的严重依赖，对于边区政治上的独立自然是十分不利的，“因而大力鼓励和发展边区贸易、开发税源就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⑥边区政府成立后，为鼓励边区贸易，发展私营商业，边区政府制定了团结与保护私营工商业者，奖励外地商人到边区经营工商业的政策。1939年2月，李富春在延安生产运动大会上明确指出，“欢迎工商业家来到我们边区来投资”，边区政府对他们实行保护和奖励。⑦同年4月4日，在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规定：“保证商人投资”，“保证商人自由营业，发展边区商业”。⑧此后边区政府更是提出了“对内自由贸易，奖励发展私人商业。对外调剂输出入，鼓励土产输出商及无代用品的必需品输入；限制迷信品、奢侈品的输入，及边区自给有余的必需品输出；发展业合作，便利人民交换，抵制商业资本的过分剥削”⑨的旨在发展私营工商业的商业政策。在边区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山西、济南等外地商人纷纷来边区设店经商。
再次，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便利的交通运输是商业经济发展的命脉，抗战爆发前，陕甘宁地区沟壑纵横、道路崎岖，交通运输极其不便。边区政府成立后，为了加强对外商品交流，开始积极着手大力改善交通道路。1938年1月，修通了延安姚店子至延川王家屯40千米的公路，使咸榆公路全线贯通；同年延安至安塞32千米的大车路也修筑完成。为更进一步改善交通运输条件，1938年4月，边区政府在建设厅下专门设立运销处。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边区政府提出了“发展交通运输，改善公路便道，发展合作事业、繁荣市集”的发展目标。①1940年至1941年的两年间，边区共修建大车路干支线7条，全长1035.5千米。②1942～1944年，边区形成了以延安为中心的公路和大道交通运输网络。公路里程也由1937年的221千米发展到1943年的1680千米。此外，驮运道路也有了较大发展，据1944年统计，边区的驮运道路共计2730华里。③
显而易见，抗战时期，由于陕甘宁边区人口大量增加，大量军需民用物资需从国统区输入，交通运输的相对便捷，其时边区政府实行的休养生息政策，商业不仅未收税，而且边区政府又制定一系列团结保护私营工商业者，鼓励私人经营商业，奖励区外商人来边区经商的政策，这一切都大大刺激了区外商人来边区做生意的欲望，延安等地“一时商旅云集”，④带有客栈、货栈、中间商性质的过载栈也随之发展起来。⑤
二
从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成立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前，边区的贸易是完全自由的，当时边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的贸易往来还没有受到限制，“边区军民所需要的棉花、布匹、纸张、医药和五金等日用品，主要是从外地购进。以延安为中心，西安、碛口为主要路线，可以说四通八达，货源畅旺，私人商业逐渐发展起来”。⑥所以就过载行业而言，抗战时期最早在边区发展起来的也是私营过载栈，当时商人从边区外卖货变成收庄，然后“经过载行卖给门市部，再由商店到背包生意人”，最后分散到消费者手中。⑦
过载栈的主要业务是代客运货，同时也代客出卖粮食、盐和其他商品，并供客商食宿和客商的牲口草料等。黄炎培在其《延安五日记》对过载栈有过这样描述：在延安新市场中“排列着好几家大规模的北方式的商店，叫‘过载行，是一个大院落，养着不少驴马，问过他们，知道是代客运货，运到的货，也代客买卖”。⑧他们代客运货，同时也代客出卖粮食、盐和其他商品，并供客商食宿和客商的牲口草料等。显然，过载栈可以为买卖双方的物资整合提供较为便捷的交易渠道的同时，又通过它的“中介”为交易各方建立起了良好稳定的商业往来关系。
由于抗战爆发前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缓慢，过载栈十分稀少，仅以延安而论，除1927年开设的天太和及1928年开设的天德栈，其余的都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陆续由山西商人开设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延安成为边区进出口货物的重要集散市场，过载行的发展日益突出。至1941年延安已有过载栈18家，即：天太和、天德栈、泉生成、兴隆店、福太成、顺长源、同益永、永兴栈、天顺长、复兴店、万生店、庆发长、福顺利、万福店、正谊和、吉星店、义顺店、复兴店，这18家行栈的总资本当时已达70万元之多，占延安市商业资本相当大的部分。⑨当然，由于资金不同，各过载栈的主营业务也呈现出些许的不同，换言之，他们的经营各有侧重。
一般情形下，资金较大的过载栈，他们的生意主要是靠“批发”及向边区以外活动。他们在边区外有很大的活动能力，他们消息灵通，熟悉市面，了解商品的购销情形，知道哪些商品可能脱销，哪些商品可能滞销，“与外面的大商有关系，与外面的盐商、布商、棉商、烟商等有来往”。①这样一来，这些过载栈的老板，“知道什么地方来什么东西，来多少东西。他也知道什么人要卖什么东西，那里要多少，这里要多少。他也知道哪个地方的货便宜，哪个地方的货贵”，②所以他们“有一万元的资本可做两万甚至三万元以上的生意”。当时在延安市场上，资金较大的过载栈主要有天顺长、同益永、顺兴源、天德店、天太和等，他们在西安、蒲城、三原、榆林、三边地区都有分号，实行联号经营，“当延安商业好的时候，他们就运货来延安，专做批发。延市商业下落时，他们就在外面各商业据点之间做输运与批发。所以这样的过载栈对延市的商业经济，关系比较大”。资金较少的过载栈，由于资金有限，对外商业往来较少，经营商业的花样也较少，他们一方面“靠外面的活动，一方面靠卖饭”为生，而规模再小些的过载栈，一般主营业务是卖饭为生。③这些以卖饭为生的过载栈，有的是按季节开设的，他们兼有半农半商的性质。④
过载栈内有一定的行市，每日挂招牌。⑤当货物卖出时，过载栈收取斗捐，即手续费。如果卖出的是粮食和食盐，每斗分别收取粮食和盐三合，就是值百抽三。其他商品则按价收款，一般是值百抽二。当然，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过载栈有时也会采取撒合子或低价收买，高价卖出的办法来剥削外来客商。撒合子就是在用斗过粮或盐时，撤在斗外的粮食或盐归商人，撒的多少完全在商人手中掌握，其收入一般比斗捐多。⑥除此之外，客商住宿还要交伙食费用，牲口则要交草料钱，客商的伙食基本上一日三餐以馒头为主，普通菜，每日折合法币8元到10元，每头牲口出草钱10到12元。⑦由于陕甘宁边区政府最初对私商是不征税的，因此过载栈在商业经营中赚取的利润是较大的。1941年，随着边区政府商业正常所得税的征收，一些外来客商，便和他所熟悉的过载栈通谋，逃避税费，而过载栈为了拉拢客商，发展营业，也总是愿意给客商方便的。⑧“将货物货物迅速的成交并迅速的离去，使税局不能发现，以图全部逃税”。可见，当边区政府进行商税征收后，一些不法的私人过载栈还充当着帮客商逃税的“任务”。
“皖南事变”前，私营过载栈在陕甘宁边区特别发达。当时在边区与友区的区间贸易中，“输入的多为洋布、棉纱及化妆品、奢侈品，输出的多为食盐、皮货等土特产”。但是由于一些私人过载栈从事投机买卖，常常囤积居奇，因此，当时“区间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是很严重的。出现这种情况，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是因为边区经济总的说来尚在恢复之中，边区自己的工业尚处于初创阶段；此外，也因为边区政府注意了发展私营商业，但尚未注意到对私营商业进行必要的管理的缘故”。⑨
三
“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政府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边区人民的负担无疑的是比以前数年加重了”。⑩外货来源的缺乏，成本增加，运输风险的加大等诸多因素导致大批私营过载栈破产，其中也有一些从边区撤走，从而使边区的商业陷于停顿和瘫痪状态。法币在边区已经不能自由流通，边区政府不得不发行自己的货币，“同时储备稀缺的法币用以进口当地无法生产的物资，其结果就是大规模的通货膨胀”，1940年花500元就能买到的东西，到1941年需要2200元才能买到。{11}
如何应对困境，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成为摆在边区政府和人民面前的紧迫任务。“毛泽东的对策就是强调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如果物资无法顺利进出边区，同时又缺少可兑换的货币，那么边区就只能自给自足”。①毛泽东说：“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②党中央、毛主席很快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在“以边区之有易边区之无，以输出边区外所必需的物品，来换入边区内所必需的物品，一方面达到输出入平衡，一方面防止市场操纵。不妨碍自由，又非放纵自由”③的贸易政策下，由边区物资局（后改为贸易局）、各部队、机关、学校等经营的各类过载栈开始大规模地发展了起来。
陕甘宁边区第一家公营过载栈，是由边区政府的第一家公营商店——光华商店1939年在延安设立的天成过载栈。④此后，边区公营过载栈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了起来，到1943年，靖边区已有过载栈2家、临镇4家、三边分区定边县5家、绥德市6家、延安市13家。其中延安市的13家分别为军委系统创办的大成永、河口、晋绥过载栈、永亨行、新华栈、大龙、复兴永、继兴德8家，党政民系统的供销栈、运合栈、公裕、大生、公益栈5家。据统计，到1943年4月，这13家过载栈拥有固定资本468.4万元，流动资本919.3万元，纯利润89.7万元。⑤
公营过载栈的运营机制与私营过载栈基本是一样的：一是接待南来北往的客商和脚户，为他们安排人畜的住食；二是代客买卖，收取佣金。由于战时形势的变化，最主要的是为突破国民政府的经济封锁，适应军队和机关的需要，公营过载栈在“皖南事变”后的发展规模远远超过了私营过载栈，这一方面是大生产运动使公营商业得到了边区政府较多的支持，从而为公营过载行的发展带来的契机；另一方面公营过载行能在对买卖双方都照顾的前提下，更多地坚持公平交易，他们在代客推销时能保证做到两个一样：即人在和人不在一样，关系熟和关系不熟一个样，因此赢得了客商的广泛信任。他们还廉价供给客商牲畜草料，足秤足斗，从不缺斤短两，也绝不卖坏草坏料。为了照顾顾客，招揽生意，他们会走出一二里外区接客，“顾客一进店，立即帮助他们卸驮子、喂牲口；为了顾客休息好，第二天好走远路，冬天总是把炕烧的暖暖和和的，有时职工还把自己的热炕让给顾客睡”。他们还会及时解决客商所遇到的一些困难，有时客商自带草料借宿，他们也从不拒绝，并且当客商遇到路费有困难时，他们也会借钱给他们。⑥因为这些来自友区的商人“有的是同国民党的党政军界的要员有密切交往，有的是用钱买通了国民党封锁线上的驻军，有的甚至还自带武器。所以尽管国民党的封锁很严，但这些人一般都是有办法通过的”。无论是边区所需要的棉花、布匹、染料、西药，还是枪支、弹药他们都能买到。⑦因此，公营过载行在买卖双方都照顾的前提下，“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首先对卖方负责，他一次吃了亏下次就不来了，于是断了货源。有时，某种货物滞销，一时卖不出去，而卖主又急于要走”，就“按市价把货买下来，或答应他代销”。⑧良好而便利的服务，为公营过载栈在与客商的友好商业往来奠定了基础。
虽然公营过载栈在边区建立的时间较短，但是由于他们本着为买卖双方负责的态度，因此使良好的信任关系很快在交易各方中广泛的建立起来，到1943年9月，延安市的过载栈公营的已占到全部过载栈1/2以上，“在资本上亦占优势”。⑨10月16日，延安几个大过载栈合股成立南昌公司，1944年，南昌公司又在绥德、安塞设立分公司。公司下设12个经营单位、8个门市部，资金达2亿元。⑩公营过载栈的发展，不仅为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在沟通与边区外的商品流通起到重要作用的同时，也为边区的机关、部队、学校的物资供应提供了方便，满足了边区民众对日常生活用品的需求。
陕甘宁边区在积极推动公营过载栈发展的同时，一些没有从边区撤走的私营过载栈依然在边区政府的支持下得以正常运行和发展。仅就上文提到的天德店而论，1941年2月，由于该店一个高姓股东撤资造成店中资金紧张，八路军留守处得知消息后立即注资2万元，派人与该店合作经营光纸、熟宣纸、青市布和文具用品，并于当年三次去碛口进货，至年底本利已达18万元，获纯利15万多元。①1942年，天顺长、同益永，天泰和等私人过载栈因为推销购买商品成绩优异，由劝储总团各奖给锦旗一面。②
特定的时间、空间催生了特定机构的发展和壮大。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具有客栈、货栈、中间商多重角色的过载栈是在边区人口增加、消费量增多、边区政府政策刺激、交通运输日趋便利等情形下发展起来的。在抗战这一大背景下，过载栈承担边区“内外”商品流通“媒介”的作用，它的存在和发展为满足边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所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它在维护自身运行的同时，也为拉动边区工业、农业、手工业及交通运输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过载栈，虽然从表面上是为追求商业利润而存在，他们中的一些甚至采取囤积居奇的投机买卖，加重居间剥削，使广大边区人民深受其苦，但即便如此，私人过载栈在抗战初期对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稳定，依然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而“皖南事变”后公营过载栈的发展，在为边区突破敌人经济封锁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显然，无论是私人过载栈，还是公营过载栈，在抗战时期，都为陕甘宁贸易圈的扩大、为边区的经济建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简介】李晓英，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及区域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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