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银行业简论
○郭 炬
中国近代新式银行业的产生与发展之初，多为政府行为，即由政府出面主持创办，官办或官商合办；同时，提倡商办银行，形成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和商业银行体系。
北洋政府(1912-1928年)成立后，实行开放、宽松的金融政策，旨在融资近代企业，奖励银行业，整顿币制，解决政府财政，极大地促进了新式银行的发展。从第一家银行成立到北洋政府垮台，中国银行业发展到170家，资本总额达35594.5833万元，相当于1912年北洋政府银行资本总额的9.8倍①，可谓神速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以此为核心得到长足发展。
但已往的论著，诸如《官僚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辞典》等则认为，北洋政府银行的职能、地位、作用与性质是"凭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力量而发展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其多持否定观点。
笔者认为，不能将官办银行和官僚投资开办的银行列入官僚资本主义或地主买办官僚资本主义性质银行。因为所谓"官僚资本主义"形态是以国家所有制的形式来实现大资产阶级或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不仅仅是几个投机商的利益。官僚(包括上自大总统、国务总理、各部总长、一方巡阅使、护军使、各省督军、省长，下至中小官僚竞相火爆地投资新式银行业)的私人资本属私人所有制，民族资本主义性质，这与国家所有制的官办银行在职能、地位、作用与性质方面根本不同，似不能混为一谈。
一
中国近代最早的一家银行是由创办洋务企业的晚清大臣--民族资本家盛宣怀于1896年请求清政府设立的，光绪谕旨："著即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以收利益。"②次年5月，在上海正式开业。该行由户部、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分别投资，招集商股，合力兴办，名曰"官商合办"，实则商股较小。作为中国近代新式银行的起肇，内部管理仿照汇丰银行章程制度，借鉴外国银行先进经验，既满足了洋务企业对资本的需要，又与民族资本工商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功不可没。
20世纪初，户部银行(国行，大清银行)再以官商合办股份公司组建，其分行遍布全国。按《大清银行则例》24条之明文规定其为"官商合办"性质，资本1000万两，官商各占其半，经营范围除政府公债、代理国库、铸造货币、发行钞票外，其经常存放款则"注重商民"③，并将业务"送到顾客门口"④，服务于中国近代各项经济产业，完全具备商业银行职能、地位、作用与性质。该行后为北洋政府所接收。
清廷在经济生活中尝到了自办银行的甜头，1908年邮传部又开始主办交通银行。该银行亦属"官商合办"，以"振兴实业"、"挽回利权"为宗旨，办理轮船、铁路、邮政、电报各业，"以为中央之助"⑤，具商业银行和国家银行双重职能。经北洋政府改组后(1922年)，该行"毫无政治臭味，此后营业亦从商业银行入手，决不致复受何党派(交通系)之利用"⑥。更加注重"商业经营"，并在近代中国商业银行制度及业务范围内起了示范和支柱作用。
与此同时，完全由商人投资兴办的信成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川商业储蓄银行等相继成立，初步构成了中国近代化的新式银行业体系。
户部、大清或北洋政府银行之业务范围是：短期折息；各种期票之贴现；买卖生金生银；汇兑公私款项及货物押汇；代为收购银粮；商界所发票据；收存各种款项；保管紧要物种；放款；发行各种票据⑦等等，属国家银行性质。既为国家银行，其业务之另一大项内容必然要为清政府、北洋政府的财政负责和服务。
勿庸讳言，中国近代新式银行业的兴起与发展与北洋政府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的关系极大。袁对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地位与作用具有特殊、深刻的认识。他指出："窃为国之本计，财政为先；财之管枢，银行为要。臣统观中西洋各国，莫不设立国家银行，有行钞铸币之权，上则利益国家，下以扶植商业，内足运输国计，外足驰逐诸邦，洵善制也。银行之举，国家大计所关"，其对国民经济推动，"其重要情形，非寻常局所可比"⑧。
因此，袁世凯北洋政府更加强化中央银行，以调控全国金融；同时，奖励和扶持地方和绅商集 噬枇⒁?校晃??庾屎习煲?小Ｋ?救擞?902年在天津创办官银号，吸收官、商的存、贷款。该行发展迅速，辛亥革命前已拥有102.4442万元资本，185.5万元存款；312.53万元放款；23余万元现金；8.33余万元财产；70.64余万元有价证券⑨。天津、直隶地区振兴工艺和经济建设资本，多取自于官银号，贷放款于天津、直隶的农、工、商业10.。其发展实为天津成为中国近代北方之金融、外贸中心地位奠定了厚实的财政和经济基础，发挥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银行的职能，具有资本主义银行性质。
经国会选举出任北洋政府第二任大总统之徐世昌，也曾经仿袁氏在直隶、天津创办银行的经验，在督治东北两年中，大办特办东三省银行业，其官银(钱)号及其分号有七十多处，关内有天津、北京、上海三处分号，商业银行十数家。外国银行有俄亚、远东、汇丰、花旗银行等等，皆"相率偕来外资"11。
三省银行的业务范围是：代理省库；发行纸币；附属营业；汇兑；买卖生金生银；存款；贷款；买卖粮食等。这些经营的运作，对促进东北地区农、工、商、牧业的近代化进程起了关键作用，其外贸与银行同步发展，一般为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的10倍12，并一直维持着出超势头和地位。就本地区而言，徐氏督东两年间，外贸出口总额增长两倍13。银行业的大发展，极大地拉动了东三省近代产业的发展，近代化程度大大向前推进。
清廷权贵载涛"自欧考察陆军归国，经奉天，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具备，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他省疆吏所及，返朝力荐其值枢府焉"14。
二
1912年北洋政府成立后，坚信"欲实业之发达，必先为实地之讲求"，而第一要义就是以银行为核心发展实业："有银行信用必深，所发纸币因有较大保证金，其利必倍蓰，出佳票，收税权，齐币制。"中国近代银行业在北洋政府主持、提倡和支持下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首先，政府将原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并颁布了《中国银行则例》30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该行移植西方模式为股份有限公司，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采取总经理负责制。但其"董事监事由股东总会选任，总裁、副总裁由董事会从董事中选任，非有万股以上之董事，不得充任董事及监事"15.。总裁、副总裁受商股之间接控制。
中国银行之股本为64万银元，"专招商股"，将官股"发还"16.。总裁、副总裁及支行行长虽以政府的名义 蛉危?啥会、董事会等组织握有实权，?腋矣诙员毖笳??行公债，实行监督，促政府之反省，其商业银行的职能、地位、作用及性质十分明显。
其次，北洋政府十分重视原交通银行的雄厚资本，于1914年修订了该行章程，并以大总统名义颁布了《交通银行则例》新章程，改官商合办体制为"股份有限公司"体制，与国际银行体制接轨，股本总额由500万两扩大为1000万两。经营范围除其它汇业银行及实业银行应有之经营范围外，还规定具有"掌管特别会计之金库"、"受政府委托分理金库"以及"专理外款及承办其它事件"17.的职权，成为北洋政府主持创办的另一中央银行。但是，这家银行有较强的抵制来自官方干扰的能力，仍属商业资本主义银行。
第三，除中、交两大中央银行外，北洋政府还建设专业银行。诸如上海兴华银行、华孚商业银行，天津北洋商业保市银行、兴业银行，北京殖民银行、劝业银行，成都惠工银行，济南丰大商业储蓄银行，湖北黄陂商业银行，南昌惠通商业银行等等。这些银行从事"国内外汇兑及货物押汇"，各种"存放款"，"汇兑外币及买卖生金银"，或"辅助政府调剂边疆金融"，"贷款于沿边实业"，或以"放款于农村、牧垦、水利、矿产、工厂等事业为目的"，或以"通融资财，振兴农工为宗旨"18.。商业资本主义银行职能、作用、性质，更加鲜明。
上述专业银行大多以发行股票为资金，由政府各职能部门呈准而开设，为官商合办。而商股中以北洋政府官员的私人财产为来源，但其职能、地位、作用与性质因经营抵押放款、办理租税、钱粮交结、代理货币兑换、发行债票和保管金银，仍属商业资本主义银行，而不是什么国家官僚资本主义银行。
第四，北洋政府设立国家银行、专业银行的同时，敦促各省区地方政府将各地官银号改组为省级银行，以发展地方近代资本主义产业。诸如直隶银行、广东银行、江苏银行、浙江银行、山西银行、湖北银行、陕西银行、河南银行、四川银行、湖南银行、福建银行等，经理地方农、工、商业存、放款及汇兑业务，发行钞票，铸造银元及发行兑换券，代理省金库，调控地方金银等。
第五，北洋政府鼓励与支持创办私人银行。据统计，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年)，在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全国兴办的私人银行达186家，集中于上海、天津、北京、汉口、广州等城市。著名者有：盐业、大陆、金城、中南银行，史称"北四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实业银行被称为"南四行"。
这八家私营银行完全采取西方近代银行制度管理和资本主义银行经营方式，汇集巨金，通过抵押放款于中国民族工商业，供给外贸资金，逐步形成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主体核心产业。而各类银行的大量涌现，实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第六，吸引外国银行在华安家落户。北洋政府实行开放的金融政策，吸引外国银行来华。诸如，英国4家、美国5家、日本30家、法国3家、俄国7家来华设行。外来银行既有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一面，又有增强中国金融界反控制的意识，扩大对华投资的一面；既有激烈竞争的一面，又有互相协作的一面。欧战后，出现了大宗或零星存款已由外国银行"趋向本国银行"，"舍彼就此"19.之格局，为中国成为加入世界银行组织最早的国家之一奠定了基础。
三
北洋政府银行业迅猛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有：
(1)北洋政府政治体制比较松弛，金融政策走向开放型和多元化。它允许和提倡国家银行与私人银行并存，中国传统的典当、票号和钱庄同近代新式银行业并存，互相竞争，多元化发展。如钱庄，在北洋政府时期不但不衰弱，而且猛增12.8倍20.。当然，新式银行、国家银行一开始即起了主导作用，是近代中国金融体系的主体。北洋政府的当权者彻底改变了视银行为"奇巧淫技"的传统观念，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并使之股份化、企业化，同时对银行注册做出具体规定，为银行开办者和投资者提供法律保障。例如，《劝业银行条例》、《证券交易所法》及其实施细节、《农工银行条例》等，详细地规定了组织形式、设立条件、集资手续、股东权利与义务等，一旦发生债务纠纷就有法可依，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银行集资创办创造了有利条件和良好环境。
(2)北洋政府时期，由于继续完善和发展晚清"新政"，发展资本主义，改革封建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外交体制，使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产业全方位、深层次地得到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大大加强。尤其在欧战期间及战后世界经济危机造成列强无暇东顾的形势下，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社会经济繁荣，金融市场活跃，中国近代产业勃兴。而北洋政府的金融政策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天地，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银行的内部管理又极为严格，其组织管理、业务管理、信用调查、经济调查、会计制度、成本核算制度不断改善与强化。如会计制度必 氪锏饺?瞿勘辏何顾客?瘢不因会计手??游笫奔洌桓饕?兄每日帐目必须当?结出；总行必须按日得到各分行资产负债余额及累计损益数字等。这是新式银行业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3)北洋政府成立之初即成立"币制委员会"，推行币制改革，这是发展银行业的必要条件。1914年北洋政府将该会撤消，在国务院内组织币制会议，于2月8日制定和公布了《国币条例》13条及其细则。条例对国币的单位、种类、重量、成色、铸发权及流通办法等项，均作了明确规定：银币4种，铜币5种，锞币1种，均以十进制计算，而以1元银币为主币，其它为辅币21.。这一新规定有较大影响。除个别省份外，全国基本清除了各省军人滥铸劣等银币的混乱状况。新1元主币(即袁大头)在流通领域起核心作用，实现了全国币制的整齐划一。北洋政府加强对货币的监督与管理，便于推行开放的金融及经济政策，积极主动地调节货币发行量，维持币制的稳定，加强中央银行的宏观控制地位和金融实力，从而增强商业的信贷活动，推动经济发展。据1922年统计，当时全国流通新、旧货币及外币数量为78456亿元，而新主币的流通额达59234亿元，占85%以上，这对国民经济近代化起了重要作用22.。
(4)但是，北洋政府缺乏驾驭国内外复杂局势的能力，无法处理好稳定与发展的关系，很快失去了中国近代产业高速发展的难得机遇。连绵不断、旷日持久的大内战--直皖战争、粤桂战争、陕西战争、援鄂战争、滇黔川战争、三次直奉战争等等，南与南战，北与北战，南北混战，动辄出动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大兵，海、陆、空"立体战"，内战"水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军费开支特别浩大，财政破产，北洋政府成为地地道道地借债度日政府。这成为它大发公债，刺激银行业发展的根本原因。公债大都由银行承销，据统计，1912-1918年，北洋政府发行公债面额高达6.12亿元，有27种内债23.。银行的大量资金亦被投向政府的公债中去。而公债不是用于经济建设，主要用于打内战的军费。所以银行投资公债，归根到底是支援和助长内战。反过来说，银行汇集社会的资金转给政府用于军事，又从根本上破坏了近代产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环境，使它本身也面临倒闭的命运，形成恶性循环。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史上的深刻教训!
①吴承禧：《中国的银行》，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8页。
②盛宣 常骸队拚存稿》?916年版，卷25。
③《中国银行民国18年报告》，第6页。
④《近代中国金融业管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6页。
⑤15.20.《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060页；第2辑，第34页；第1辑，第55～102页。
⑥《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金融"(一)，第370页。
⑦周葆銮：《中华银行史》，第11页。
⑧《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79页。
⑨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第932页。
⑩徐世昌：《上监国摄政王条议》。《退耕堂政书》，第1813页。
11.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87页。
12.张念之：《东北的贸易》，《东北书店》1946年版，第7页。
13.费竹简：《当代名人小传--徐世昌》，第36页。
14.《中国银行档案·民国六年中行则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6.《中华民国金融法规选编》(上)，第174～175页。
17.转引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214页。
18.徐沧水：《论今日在华之外国银行》。《银行周报》，第1卷第18号。
19.《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188、191、262页。
21.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黄山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页。
22.《文史资料精选》(二)，第438～439页。
23.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页。
(作者单位：天津保税区热力公司)
责任编辑：蔡世华
中国近代新式银行业的产生与发展之初，多为政府行为，即由政府出面主持创办，官办或官商合办；同时，提倡商办银行，形成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和商业银行体系。
北洋政府(1912-1928年)成立后，实行开放、宽松的金融政策，旨在融资近代企业，奖励银行业，整顿币制，解决政府财政，极大地促进了新式银行的发展。从第一家银行成立到北洋政府垮台，中国银行业发展到170家，资本总额达35594.5833万元，相当于1912年北洋政府银行资本总额的9.8倍①，可谓神速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以此为核心得到长足发展。
但已往的论著，诸如《官僚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辞典》等则认为，北洋政府银行的职能、地位、作用与性质是"凭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力量而发展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其多持否定观点。
笔者认为，不能将官办银行和官僚投资开办的银行列入官僚资本主义或地主买办官僚资本主义性质银行。因为所谓"官僚资本主义"形态是以国家所有制的形式来实现大资产阶级或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不仅仅是几个投机商的利益。官僚(包括上自大总统、国务总理、各部总长、一方巡阅使、护军使、各省督军、省长，下至中小官僚竞相火爆地投资新式银行业)的私人资本属私人所有制，民族资本主义性质，这与国家所有制的官办银行在职能、地位、作用与性质方面根本不同，似不能混为一谈。
一
中国近代最早的一家银行是由创办洋务企业的晚清大臣--民族资本家盛宣怀于1896年请求清政府设立的，光绪谕旨："著即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以收利益。"②次年5月，在上海正式开业。该行由户部、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分别投资，招集商股，合力兴办，名曰"官商合办"，实则商股较小。作为中国近代新式银行的起肇，内部管理仿照汇丰银行章程制度，借鉴外国银行先进经验，既满足了洋务企业对资本的需要，又与民族资本工商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功不可没。
20世纪初，户部银行(国行，大清银行)再以官商合办股份公司组建，其分行遍布全国。按《大清银行则例》24条之明文规定其为"官商合办"性质，资本1000万两，官商各占其半，经营范围除政府公债、代理国库、铸造货币、发行钞票外，其经常存放款则"注重商民"③，并将业务"送到顾客门口"④，服务于中国近代各项经济产业，完全具备商业银行职能、地位、作用与性质。该行后为北洋政府所接收。
清廷在经济生活中尝到了自办银行的甜头，1908年邮传部又开始主办交通银行。该银行亦属"官商合办"，以"振兴实业"、"挽回利权"为宗旨，办理轮船、铁路、邮政、电报各业，"以为中央之助"⑤，具商业银行和国家银行双重职能。经北洋政府改组后(1922年)，该行"毫无政治臭味，此后营业亦从商业银行入手，决不致复受何党派(交通系)之利用"⑥。更加注重"商业经营"，并在近代中国商业银行制度及业务范围内起了示范和支柱作用。
与此同时，完全由商人投资兴办的信成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川商业储蓄银行等相继成立，初步构成了中国近代化的新式银行业体系。
户部、大清或北洋政府银行之业务范围是：短期折息；各种期票之贴现；买卖生金生银；汇兑公私款项及货物押汇；代为收购银粮；商界所发票据；收存各种款项；保管紧要物种；放款；发行各种票据⑦等等，属国家银行性质。既为国家银行，其业务之另一大项内容必然要为清政府、北洋政府的财政负责和服务。
勿庸讳言，中国近代新式银行业的兴起与发展与北洋政府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的关系极大。袁对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地位与作用具有特殊、深刻的认识。他指出："窃为国之本计，财政为先；财之管枢，银行为要。臣统观中西洋各国，莫不设立国家银行，有行钞铸币之权，上则利益国家，下以扶植商业，内足运输国计，外足驰逐诸邦，洵善制也。银行之举，国家大计所关"，其对国民经济推动，"其重要情形，非寻常局所可比"⑧。
因此，袁世凯北洋政府更加强化中央银行，以调控全国金融；同时，奖励和扶持地方和绅商集 噬枇⒁?校晃??庾屎习煲?小Ｋ?救擞?902年在天津创办官银号，吸收官、商的存、贷款。该行发展迅速，辛亥革命前已拥有102.4442万元资本，185.5万元存款；312.53万元放款；23余万元现金；8.33余万元财产；70.64余万元有价证券⑨。天津、直隶地区振兴工艺和经济建设资本，多取自于官银号，贷放款于天津、直隶的农、工、商业10.。其发展实为天津成为中国近代北方之金融、外贸中心地位奠定了厚实的财政和经济基础，发挥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银行的职能，具有资本主义银行性质。
经国会选举出任北洋政府第二任大总统之徐世昌，也曾经仿袁氏在直隶、天津创办银行的经验，在督治东北两年中，大办特办东三省银行业，其官银(钱)号及其分号有七十多处，关内有天津、北京、上海三处分号，商业银行十数家。外国银行有俄亚、远东、汇丰、花旗银行等等，皆"相率偕来外资"11。
三省银行的业务范围是：代理省库；发行纸币；附属营业；汇兑；买卖生金生银；存款；贷款；买卖粮食等。这些经营的运作，对促进东北地区农、工、商、牧业的近代化进程起了关键作用，其外贸与银行同步发展，一般为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的10倍12，并一直维持着出超势头和地位。就本地区而言，徐氏督东两年间，外贸出口总额增长两倍13。银行业的大发展，极大地拉动了东三省近代产业的发展，近代化程度大大向前推进。
清廷权贵载涛"自欧考察陆军归国，经奉天，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具备，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他省疆吏所及，返朝力荐其值枢府焉"14。
二
1912年北洋政府成立后，坚信"欲实业之发达，必先为实地之讲求"，而第一要义就是以银行为核心发展实业："有银行信用必深，所发纸币因有较大保证金，其利必倍蓰，出佳票，收税权，齐币制。"中国近代银行业在北洋政府主持、提倡和支持下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首先，政府将原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并颁布了《中国银行则例》30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该行移植西方模式为股份有限公司，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采取总经理负责制。但其"董事监事由股东总会选任，总裁、副总裁由董事会从董事中选任，非有万股以上之董事，不得充任董事及监事"15.。总裁、副总裁受商股之间接控制。
中国银行之股本为64万银元，"专招商股"，将官股"发还"16.。总裁、副总裁及支行行长虽以政府的名义 蛉危?啥会、董事会等组织握有实权，?腋矣诙员毖笳??行公债，实行监督，促政府之反省，其商业银行的职能、地位、作用及性质十分明显。
其次，北洋政府十分重视原交通银行的雄厚资本，于1914年修订了该行章程，并以大总统名义颁布了《交通银行则例》新章程，改官商合办体制为"股份有限公司"体制，与国际银行体制接轨，股本总额由500万两扩大为1000万两。经营范围除其它汇业银行及实业银行应有之经营范围外，还规定具有"掌管特别会计之金库"、"受政府委托分理金库"以及"专理外款及承办其它事件"17.的职权，成为北洋政府主持创办的另一中央银行。但是，这家银行有较强的抵制来自官方干扰的能力，仍属商业资本主义银行。
第三，除中、交两大中央银行外，北洋政府还建设专业银行。诸如上海兴华银行、华孚商业银行，天津北洋商业保市银行、兴业银行，北京殖民银行、劝业银行，成都惠工银行，济南丰大商业储蓄银行，湖北黄陂商业银行，南昌惠通商业银行等等。这些银行从事"国内外汇兑及货物押汇"，各种"存放款"，"汇兑外币及买卖生金银"，或"辅助政府调剂边疆金融"，"贷款于沿边实业"，或以"放款于农村、牧垦、水利、矿产、工厂等事业为目的"，或以"通融资财，振兴农工为宗旨"18.。商业资本主义银行职能、作用、性质，更加鲜明。
上述专业银行大多以发行股票为资金，由政府各职能部门呈准而开设，为官商合办。而商股中以北洋政府官员的私人财产为来源，但其职能、地位、作用与性质因经营抵押放款、办理租税、钱粮交结、代理货币兑换、发行债票和保管金银，仍属商业资本主义银行，而不是什么国家官僚资本主义银行。
第四，北洋政府设立国家银行、专业银行的同时，敦促各省区地方政府将各地官银号改组为省级银行，以发展地方近代资本主义产业。诸如直隶银行、广东银行、江苏银行、浙江银行、山西银行、湖北银行、陕西银行、河南银行、四川银行、湖南银行、福建银行等，经理地方农、工、商业存、放款及汇兑业务，发行钞票，铸造银元及发行兑换券，代理省金库，调控地方金银等。
第五，北洋政府鼓励与支持创办私人银行。据统计，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年)，在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全国兴办的私人银行达186家，集中于上海、天津、北京、汉口、广州等城市。著名者有：盐业、大陆、金城、中南银行，史称"北四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实业银行被称为"南四行"。
这八家私营银行完全采取西方近代银行制度管理和资本主义银行经营方式，汇集巨金，通过抵押放款于中国民族工商业，供给外贸资金，逐步形成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主体核心产业。而各类银行的大量涌现，实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第六，吸引外国银行在华安家落户。北洋政府实行开放的金融政策，吸引外国银行来华。诸如，英国4家、美国5家、日本30家、法国3家、俄国7家来华设行。外来银行既有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一面，又有增强中国金融界反控制的意识，扩大对华投资的一面；既有激烈竞争的一面，又有互相协作的一面。欧战后，出现了大宗或零星存款已由外国银行"趋向本国银行"，"舍彼就此"19.之格局，为中国成为加入世界银行组织最早的国家之一奠定了基础。
三
北洋政府银行业迅猛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有：
(1)北洋政府政治体制比较松弛，金融政策走向开放型和多元化。它允许和提倡国家银行与私人银行并存，中国传统的典当、票号和钱庄同近代新式银行业并存，互相竞争，多元化发展。如钱庄，在北洋政府时期不但不衰弱，而且猛增12.8倍20.。当然，新式银行、国家银行一开始即起了主导作用，是近代中国金融体系的主体。北洋政府的当权者彻底改变了视银行为"奇巧淫技"的传统观念，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并使之股份化、企业化，同时对银行注册做出具体规定，为银行开办者和投资者提供法律保障。例如，《劝业银行条例》、《证券交易所法》及其实施细节、《农工银行条例》等，详细地规定了组织形式、设立条件、集资手续、股东权利与义务等，一旦发生债务纠纷就有法可依，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银行集资创办创造了有利条件和良好环境。
(2)北洋政府时期，由于继续完善和发展晚清"新政"，发展资本主义，改革封建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外交体制，使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产业全方位、深层次地得到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大大加强。尤其在欧战期间及战后世界经济危机造成列强无暇东顾的形势下，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社会经济繁荣，金融市场活跃，中国近代产业勃兴。而北洋政府的金融政策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天地，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银行的内部管理又极为严格，其组织管理、业务管理、信用调查、经济调查、会计制度、成本核算制度不断改善与强化。如会计制度必 氪锏饺?瞿勘辏何顾客?瘢不因会计手??游笫奔洌桓饕?兄每日帐目必须当?结出；总行必须按日得到各分行资产负债余额及累计损益数字等。这是新式银行业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3)北洋政府成立之初即成立"币制委员会"，推行币制改革，这是发展银行业的必要条件。1914年北洋政府将该会撤消，在国务院内组织币制会议，于2月8日制定和公布了《国币条例》13条及其细则。条例对国币的单位、种类、重量、成色、铸发权及流通办法等项，均作了明确规定：银币4种，铜币5种，锞币1种，均以十进制计算，而以1元银币为主币，其它为辅币21.。这一新规定有较大影响。除个别省份外，全国基本清除了各省军人滥铸劣等银币的混乱状况。新1元主币(即袁大头)在流通领域起核心作用，实现了全国币制的整齐划一。北洋政府加强对货币的监督与管理，便于推行开放的金融及经济政策，积极主动地调节货币发行量，维持币制的稳定，加强中央银行的宏观控制地位和金融实力，从而增强商业的信贷活动，推动经济发展。据1922年统计，当时全国流通新、旧货币及外币数量为78456亿元，而新主币的流通额达59234亿元，占85%以上，这对国民经济近代化起了重要作用22.。
(4)但是，北洋政府缺乏驾驭国内外复杂局势的能力，无法处理好稳定与发展的关系，很快失去了中国近代产业高速发展的难得机遇。连绵不断、旷日持久的大内战--直皖战争、粤桂战争、陕西战争、援鄂战争、滇黔川战争、三次直奉战争等等，南与南战，北与北战，南北混战，动辄出动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大兵，海、陆、空"立体战"，内战"水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军费开支特别浩大，财政破产，北洋政府成为地地道道地借债度日政府。这成为它大发公债，刺激银行业发展的根本原因。公债大都由银行承销，据统计，1912-1918年，北洋政府发行公债面额高达6.12亿元，有27种内债23.。银行的大量资金亦被投向政府的公债中去。而公债不是用于经济建设，主要用于打内战的军费。所以银行投资公债，归根到底是支援和助长内战。反过来说，银行汇集社会的资金转给政府用于军事，又从根本上破坏了近代产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环境，使它本身也面临倒闭的命运，形成恶性循环。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史上的深刻教训!
①吴承禧：《中国的银行》，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8页。
②盛宣 常骸队拚存稿》?916年版，卷25。
③《中国银行民国18年报告》，第6页。
④《近代中国金融业管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6页。
⑤15.20.《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060页；第2辑，第34页；第1辑，第55～102页。
⑥《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金融"(一)，第370页。
⑦周葆銮：《中华银行史》，第11页。
⑧《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79页。
⑨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第932页。
⑩徐世昌：《上监国摄政王条议》。《退耕堂政书》，第1813页。
11.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87页。
12.张念之：《东北的贸易》，《东北书店》1946年版，第7页。
13.费竹简：《当代名人小传--徐世昌》，第36页。
14.《中国银行档案·民国六年中行则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6.《中华民国金融法规选编》(上)，第174～175页。
17.转引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214页。
18.徐沧水：《论今日在华之外国银行》。《银行周报》，第1卷第18号。
19.《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188、191、262页。
21.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黄山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页。
22.《文史资料精选》(二)，第438～439页。
23.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页。
(作者单位：天津保税区热力公司)
责任编辑：蔡世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