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应有自己的“优秀”

    李义平

    立足中国实际，为中国人民的富裕、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而求索，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出与13亿人口的大国相适应的经济理论，这是中国经济学的时代使命。

    为中国人民的富裕、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上下求索、不懈努力

    经济学是实用之学，产生伊始就把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作为自己的使命，中国人称之为经世济民。现代经济学一经诞生，就直逼国家富裕的主题。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孟克列钦发表了《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只要实行多卖少买的重商主义政策，国家就可以富裕起来。英国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孟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也持同样的观点。亚当·斯密把人民富裕之路的探讨上升到经济体制的层次，1776年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把国民财富的增加作为自己研究的主题，认为分工和交换即市场经济可以“富其君又富其民”，进而惠及人类。19世纪末，中国维新派代表人物严复干脆将这部著作译为《原富》，献给清朝的光绪皇帝，但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可以说，与市场经济失之交臂是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包括中国经济学曾经选择了计划经济。之所以作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从理论上认为计划经济可以使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但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实践中的低效使中国人民开始了新的探索，并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社会对理论的认识和发展呈现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理论研究和探索先行一步，选择一个角度提升既有认识，新的认识经过实践的验证后写入党和国家的文件，成为全党全社会的普遍共识。经济学在这一过程中一马当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实能使中国富裕起来，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起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代中国凡是经济发达的地区都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然而，相对于数千年自然经济、数十年计划经济的“历史遗产”，市场经济在中国毕竟是一个近似于移植的制度安排。长期计划经济形成的对经济的强大行政干预、利益惯性以及思想观念加大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难度。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言，我们还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说明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把这一论断变成现实，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需要全面深化改革。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普及市场经济知识，唤起民众热情，形成浓厚的市场经济氛围，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创新创业激情充分迸发出来。尤其是领导干部应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把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处理问题的方式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上来，改变长期计划经济的“习惯”，改变驾轻就熟的老一套。在这方面，经济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应着眼于具体的政策、案例，开展润物细无声的工作。

    敏锐地提出问题，科学地分析问题，不断认识经济规律

    经济学是研究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和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问题，既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也发展本身。例如，正是对1929年大危机的研究成就了凯恩斯；而后，在对凯恩斯主义负面效应的研究中又诞生了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等。当然，做到这一切的前提是经济学家敏锐地发现问题，以科学的态度研究问题。

    经济发展永远处于进行时，每个时期都有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经济学应发现和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如何在做大的基础上做强，如何持续发展。我们之所以能够迅速做大，是因为曾经存在做大的条件。而一旦做大，相应的条件也就随之消失。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大繁荣》一书中指出：“活力较弱的经济体甚至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出比高活力的现代经济体更高的增长率……但随着这些经济体的相对位置的提升，对现代经济实现了部分‘追赶，其增速将回到正常的全球平均水平。”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研究都把做强的秘诀指向创新。除了人们熟知的熊彼特和库兹涅茨把创新与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以外，埃德蒙·费尔普斯更是认为19世纪20年代英国和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经济繁荣是广泛的自主创新的结果，是从国民经济中原创的本土创意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家索洛曾对1909～1949年的美国经济增长进行分析，结论是1/8归因于人均每小时资本的增加，7/8是技术进步的贡献。继而，经济学研究表明，创新来自“草根阶层”自觉的创新冲动，来自一系列相应的制度安排。如果能解决创新的环境和土壤问题，中国经济学就能作出意义深远的贡献。

    环境问题或说生态文明问题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济学研究不仅应有前瞻性，而且应进行有意义的反思。反思可以纠正经济学曾经存在的认识误区，还可以纠正不当的经济活动，如对GDP认识的不全面以及不择手段的追求。在一系列的反思中，可以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所谓后发优势，就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汲取它们的教训，使自己发展得更好。从一定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经济学就是充分发现和挖掘后发优势的经济学，我们没有理由把被别人实践证明是不好的东西再重新演绎一遍，如不应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当前，面对严重的环境问题，应重新思考我们的发展观、发展的衡量指标以及发展的路径选择。科学发展的实质就是增进人民的福祉，人民的福祉包括良好的生态环境，而污染环境的GDP是与此相背离的。

    脚踏中国大地，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的经济学是舶来品，计划经济时期几乎照搬了苏联的经济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许多人又以西方经济学为分析工具。然而，这些理论体系并非中国经济实践的理论概括，因而存在与中国实践脱节的问题，原因在于任何优秀的东西都是有条件的。中国经济学应有自己的“优秀”，首先是思想的优秀，思想的优秀通常比技术（数理模型）的优秀更重要。

    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学可以借鉴别人，但必须脚踏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年英国蓬勃发展的时候，德国也是后发展国家，德国经济学家没有盲从，而是系统地提出了适合本国实际的经济理论。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针对斯密经济学中只有“世界”和“个人”的观点，明确提出“国家”对一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提出适度的贸易保护和梯次开放的经济政策，明确宣布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而且他所讲的生产力近似于现代制度经济学所讲的制度安排。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德又产生了弗赖堡学派，提出并实践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应当保证市场上的充分竞争，其主体是企业，政府的责任是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而不能直接干预经济，更不能越俎代庖。德国今天的经济成就证明了德国经济学的卓越贡献。

    13亿人的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了肥田沃土。中国经济学家只要对这种火热的经济生活作出独到的、前瞻性的理论概括，就能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就能对世界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作出贡献。这需要深入火热的经济生活。中国经济学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像当年马克思那样，借鉴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思想和理论。中国经济学还应是改革的经济学、永立潮头的经济学。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