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遵守祖制”评析
○蔡秉颀 樊立新
一
张居正主持内阁后，于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九日受到神宗召见。感激之余，张居 ?背?表示要“竭才尽忠”报效君恩。事后，在谢恩疏中他又申明自己的主张：“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制，不必纷纷更改。”张居正说的是肺腑之言，他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什么改革，想的只是振兴明朝，恢复太祖时的兴盛。他的“遵守祖制”的核心是加强中央集权，并全力为此奋斗。但张居正所处的时代与明初已有所不同，这就逼迫他制定出了顺应形势的多种措施，出现了改革的局面。如仔细分析这些改革措施，也不难发现种种脱胎于洪武年间的痕迹。
张居正承袭了开国初年的安邦治国之道，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1.整饬吏治、严惩贪墨。洪武九年(1376年)发生过“空印案”，洪武十八年(1385年)发生过“郭桓案”。两案处理时虽然都有扩大化的错误，但主观上都是为了惩治贪墨，客观上也收到了澄清吏治的效果。张居正从中继承了整饬吏治的精神，但不抓典型案例，不以惩罚为目的。他从完善制度开始，制定了《考成法》。实际上这也是继承朱元璋的做法，因为朱元璋在抓案例的同时，也开创并建立了一些制度，例如建立十三道御史控制十三个行政区等。不过，朱元璋的这些制度与张居正的《考成法》相比就显得不那么周密和规范了。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年)六月上疏请行《考成法》。《考成法》规定以六科控制六部，这和明朝祖制没有什么不同，但《考成法》的精髓却是以内阁控制六科，这就是祖制的发展了。内阁初建时本是皇帝的秘书处，不负任何行政责任，当然更谈不上监察责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内阁权力也与日俱增，实际上已涉及到了对行政部门的管辖，不过明确以内阁控制六科，并写成条文的，《考成法》还应说是首创。《考成法》实施后，出现了“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的局面。这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起到了“课吏税、惩贪墨”的作用。张居正说过：“考成一事，行之数年，自可不加赋而上用足。”他以为用人的问题解决了，就会取得经济效果。
2.丈量土地。早在开国初期，朱元璋就大力开展丈田活动，查出了大量的被大地主隐瞒的土地。他把丈量完的土地全部纳入鱼鳞册，做为以后纳税的根据。从朱元璋到朱翊钧，中间已间隔了十二个皇帝，当初受朱元璋抑制的地方豪强早已故态复萌。张居正抑制豪强仍从丈田入手。他知道此举必遭到官豪人家的反对，他是抱着“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决心进行的。经过三年努力，仅河南、山东、广东三省和北京所属八府就比前多查出70万顷土地。
3.一条鞭法。明代的“役”是根据人口摊派 模明初统计人口的黄册，就是为此?璧摹?这就直接威胁到那些少地、无地，但人口多的农民。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朱元璋时就注意到这是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为此，洪武元年(1368年)曾实行过“均工夫”的措施，但缺乏具体落实的保证。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浙江巡按御史庞尚鹏提出了“一条鞭法”，隆庆四年(1570年)江西巡抚周如平在江西全省推行，万历四年(1576年)张居正下令在湖广试行。经过不断实践和完善，才在万历九年(1581年)诏旨通行全国。“一条鞭法”的推行，使得那些丁多粮少的农民减轻了一些负担，使那些殷实的大户为国家多尽了一些义务。“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役的名目和征收的手续，使官吏不易与豪强地主通同舞弊。
二
尽管朱元璋是一个能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封建帝王，但就他的全部施政措施来看并非无懈可击。就拿废丞相来说，虽是为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但也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每天批文量之大，使朱元璋应接不暇，不得已才设置了形同秘书处的机构，后来演化成内阁。怎奈他的后代子孙有些人专于嬉乐，荒怠政事，事事依靠内阁。这就完全违背了朱元璋的初衷，同时也证明朱元璋当初废丞相的主张是主观武断的。他只看到了丞相专权的一个侧面，却没考虑到随着大明帝国的发展，难于处理的事务会越来越多，客观上需要一个承上启下的权力机构。由于形势多变，内阁的权力也就日渐上升。到了天顺元年(1457年)，朱祁镇命李贤为吏部尚书，掌文渊阁事，这就开了内阁首辅的先例。但终明一朝内阁首辅全无任命，而是约定俗成的自然序班。
到了张居正时，首辅的实权已达到极点，这倒不是张居正有意违背洪武十三年(1380年)的祖制，而是形势使然。首先是皇帝还小，国事百废待举，必须有一个深孚众望的人才能主持国政。再者，当时的内阁同僚无论资格还是能力都不能和他相比。数年之间，张居正政绩斐然，明朝大有中兴之势。张居正感到欣慰的是没有辜负了明朝先祖，但这毕竟违背了明朝不设丞相的祖制。张居正认为不如急流勇退，以终晚节。于是，在万历八年(1580年)三月上疏：“赐臣骸骨生还故乡，庶臣节得以终全。”皇帝下旨挽留，皇太后又传口谕给皇帝，“待辅尔至三十岁，再作商量”。张居正感激涕零，决定以身许国。张居正承担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万历初年的复苏实际是依仗着首辅集权。这就决定了一旦恢复中央集权的使命接近于完成，他自己就变成了封建集权政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果不其然，张居正死后，被中官张诚诬劾，削籍抄没，子弟戍边。《考成法》废除，国家机构几近瘫痪。
张居正的失败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是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必然过程。这一切都不应看作是他个人的命运，而应看作是时代的悲剧。
责任编辑：倪金荣
一
张居正主持内阁后，于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九日受到神宗召见。感激之余，张居 ?背?表示要“竭才尽忠”报效君恩。事后，在谢恩疏中他又申明自己的主张：“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制，不必纷纷更改。”张居正说的是肺腑之言，他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什么改革，想的只是振兴明朝，恢复太祖时的兴盛。他的“遵守祖制”的核心是加强中央集权，并全力为此奋斗。但张居正所处的时代与明初已有所不同，这就逼迫他制定出了顺应形势的多种措施，出现了改革的局面。如仔细分析这些改革措施，也不难发现种种脱胎于洪武年间的痕迹。
张居正承袭了开国初年的安邦治国之道，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1.整饬吏治、严惩贪墨。洪武九年(1376年)发生过“空印案”，洪武十八年(1385年)发生过“郭桓案”。两案处理时虽然都有扩大化的错误，但主观上都是为了惩治贪墨，客观上也收到了澄清吏治的效果。张居正从中继承了整饬吏治的精神，但不抓典型案例，不以惩罚为目的。他从完善制度开始，制定了《考成法》。实际上这也是继承朱元璋的做法，因为朱元璋在抓案例的同时，也开创并建立了一些制度，例如建立十三道御史控制十三个行政区等。不过，朱元璋的这些制度与张居正的《考成法》相比就显得不那么周密和规范了。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年)六月上疏请行《考成法》。《考成法》规定以六科控制六部，这和明朝祖制没有什么不同，但《考成法》的精髓却是以内阁控制六科，这就是祖制的发展了。内阁初建时本是皇帝的秘书处，不负任何行政责任，当然更谈不上监察责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内阁权力也与日俱增，实际上已涉及到了对行政部门的管辖，不过明确以内阁控制六科，并写成条文的，《考成法》还应说是首创。《考成法》实施后，出现了“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的局面。这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起到了“课吏税、惩贪墨”的作用。张居正说过：“考成一事，行之数年，自可不加赋而上用足。”他以为用人的问题解决了，就会取得经济效果。
2.丈量土地。早在开国初期，朱元璋就大力开展丈田活动，查出了大量的被大地主隐瞒的土地。他把丈量完的土地全部纳入鱼鳞册，做为以后纳税的根据。从朱元璋到朱翊钧，中间已间隔了十二个皇帝，当初受朱元璋抑制的地方豪强早已故态复萌。张居正抑制豪强仍从丈田入手。他知道此举必遭到官豪人家的反对，他是抱着“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决心进行的。经过三年努力，仅河南、山东、广东三省和北京所属八府就比前多查出70万顷土地。
3.一条鞭法。明代的“役”是根据人口摊派 模明初统计人口的黄册，就是为此?璧摹?这就直接威胁到那些少地、无地，但人口多的农民。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朱元璋时就注意到这是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为此，洪武元年(1368年)曾实行过“均工夫”的措施，但缺乏具体落实的保证。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浙江巡按御史庞尚鹏提出了“一条鞭法”，隆庆四年(1570年)江西巡抚周如平在江西全省推行，万历四年(1576年)张居正下令在湖广试行。经过不断实践和完善，才在万历九年(1581年)诏旨通行全国。“一条鞭法”的推行，使得那些丁多粮少的农民减轻了一些负担，使那些殷实的大户为国家多尽了一些义务。“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役的名目和征收的手续，使官吏不易与豪强地主通同舞弊。
二
尽管朱元璋是一个能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封建帝王，但就他的全部施政措施来看并非无懈可击。就拿废丞相来说，虽是为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但也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每天批文量之大，使朱元璋应接不暇，不得已才设置了形同秘书处的机构，后来演化成内阁。怎奈他的后代子孙有些人专于嬉乐，荒怠政事，事事依靠内阁。这就完全违背了朱元璋的初衷，同时也证明朱元璋当初废丞相的主张是主观武断的。他只看到了丞相专权的一个侧面，却没考虑到随着大明帝国的发展，难于处理的事务会越来越多，客观上需要一个承上启下的权力机构。由于形势多变，内阁的权力也就日渐上升。到了天顺元年(1457年)，朱祁镇命李贤为吏部尚书，掌文渊阁事，这就开了内阁首辅的先例。但终明一朝内阁首辅全无任命，而是约定俗成的自然序班。
到了张居正时，首辅的实权已达到极点，这倒不是张居正有意违背洪武十三年(1380年)的祖制，而是形势使然。首先是皇帝还小，国事百废待举，必须有一个深孚众望的人才能主持国政。再者，当时的内阁同僚无论资格还是能力都不能和他相比。数年之间，张居正政绩斐然，明朝大有中兴之势。张居正感到欣慰的是没有辜负了明朝先祖，但这毕竟违背了明朝不设丞相的祖制。张居正认为不如急流勇退，以终晚节。于是，在万历八年(1580年)三月上疏：“赐臣骸骨生还故乡，庶臣节得以终全。”皇帝下旨挽留，皇太后又传口谕给皇帝，“待辅尔至三十岁，再作商量”。张居正感激涕零，决定以身许国。张居正承担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万历初年的复苏实际是依仗着首辅集权。这就决定了一旦恢复中央集权的使命接近于完成，他自己就变成了封建集权政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果不其然，张居正死后，被中官张诚诬劾，削籍抄没，子弟戍边。《考成法》废除，国家机构几近瘫痪。
张居正的失败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是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必然过程。这一切都不应看作是他个人的命运，而应看作是时代的悲剧。
责任编辑：倪金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