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质量研究
彭艳
摘要：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一个量的扩张和质的提高的统一体。湖北长江经济带的城镇化进程存在空间分布不均衡、区域特色不显著等问题。本文从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出发，构建由33个指标构成的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并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经济发展因子、医疗卫生因子、生活水平因子、生活环境因子以及教育文化因子，进行城镇化质量评分计算。针对湖北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城镇化质量的差异给出对策建议，为实现湖北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数量和质量的协调发展提供依据。
关键词： 湖北 长江经济带 城镇化 质量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F299.27 文献标识码：A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做出了一系列的重大决策部署。湖北长江经济带中央工作会议表明：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要对大中小城市、小城镇以及城市群进行科学布局，与产业布局和区域经济发展紧密衔接，产城融合；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抓落实，把生态文明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1]。因此城镇化过程不仅仅是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更重要的是城镇化质量的提高。
湖北目前城镇体系存在的空间分布不均衡、区域特色不显著等问题制约了全省的城镇化进程，2017年湖北城镇化率为59.3%，略高于全国58.52%的平均水平，为实现全省持续跨越式发展目标，必须走新型城镇化道路[2]。而城镇化既是一个量的扩张和质的提高的统一体，又是一个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态等众多的领域的动态发展过程。为了全面衡量城镇化质量，准确地把握城镇化质量的内涵，本文构建由33个指标构成的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针对湖北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城镇化质量的差异给出对策建议，为实现城镇化数量和质量的协调发展提供依据。
1 研究现状评述
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的设计最早是日本城市学家稻本幸男提出的，主要选取了5项指标来评价城市发展质量，分别是规模、区位、经济活动、就业及人口增长[3]。2001年，联合国人居中心编制了城市发展指数，该指标体系主要由生产能力、基础设施、废物处理、健康及教育5大类12个指标构成[4]。国内不少学者如叶裕民、郝华勇等对此也做了许多的研究 [3]。概述如下：
叶裕民（2001）、王忠诚和刘春燕（2008）侧重于“城市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两方面的指标体系设计。叶裕民认为，城镇化的质量一是核心载体—城市的发展质量，即城市现代化问题，二是域面载体—区域的发展质量，即城乡一体化问题[5]；王忠诚[6]和刘春燕[7]也持此观点，只是适当地调整了具体指标。
赵雪雁（2004）[8]以工业化、知识化、信息化、城镇化、国际化和可持续发展为框架，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并注重以人为本；国家城调总队、福建省城调队课题组（2005）[9]认为城镇化质量的内涵一是反映城镇化进程中 “人”的生存和生活质量的现状，二是经济发展水平质量，三是要体现城镇化发展中社会、经济、政治领域的协调发展，四是城乡差距逐步被淡化和消除，并从经济、生活、社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地区统筹六个方面建立起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
陈鸿彬（2003）、王志燕（2009）和郝华勇（2011）侧重于“农村城镇化”的指标设计。陈鸿彬[10]主要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以及设施环境等四个方面对农村城镇化质量进行研究；王志燕[11]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人口就业、城市建设、居民生活、生态环境六个方面构建指标研究山东省城镇化问题；郝华勇[12]则增加了统筹城乡指标从七个方面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
袁晓玲、王霄等学者[13]（2008）以陕西省城镇化实践为例从物质文明的城镇化、精神文明的城镇化以及生态文明的城镇化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
基于此，本文拟在深刻认识城镇化内涵及外延的基础上重新界定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并构建一个综合性的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湖北省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质量进行研究，以期为湖北省长江经济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补充和参考。
2 湖北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质量评价
城镇化质量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与城镇化数量相对的反映城镇化优劣程度的一个综合概念，特指城镇化各组成要素的发展质量、协调程度和推进效率[14]。从本质内涵上讲，城镇化质量包括三个方面：城镇自身的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的效率和城乡协调发展程度三个方面[15]。本文以湖北长江经济带沿线的宜昌、荆州、咸宁、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市除外）六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考虑指标选择的系统性及可获得性，选取33个具体指标，这33个指标数据均来自2015年湖北省统计年鉴，部分数据作者进行了整理，评价体系见表1。
2.1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2.2因子分析法
本文在进行多元統计分析时，收集了不同量纲的数据，比如GDP（亿元），失业率（百分数）。这表现为变量在数量级和计量单位上的差别，从而使得各个变量之间不具有综合性，本文则采用SPSS中Z标准化方法，采用的数学公式是：Z-SCORE=（Xi- X）/ SD， Xi是原始观测值，X是数据均值，SD是标准差[16]。将标准化后的结果存入一个以Z开头后跟原变量名的新变量中，解决各数值不具综合性的问题。
2.2.1数学模型
因子分析主要运用的是降维的思想，用较少的相互独立的因子变量来代替原来变量的大部分信息，可以用下面的数学模型来表示：
式中，X1 ，X2，…，XP为P个原有变量，本文中指GDP总量，人均GDP，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等32个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F1，F2，…，Fm为m个因子变量，m小于p，表示成矩阵形式：
X=AF+aε
式中，F为因子变量；A为因子载荷矩阵，表示第i个原有变量在第j个因子变量上的负荷，ε为特殊因子，表示原有变量中不能被因子变量所解释的部分。
2.2.2提取公共因子
根据特征值与方差贡献表，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见表2。
从特征值与方差贡献表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5个因子，同时这5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100%，说明提取这5个公共因子能解释原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同时，碎石图的拐点在5，也印证了提取5个公共因子是合理的。
2.2.3解释公共因子
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对上述提取的5个公共因子进行解释。从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
因子1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交通客货运输换算周转、邮电通信、财政总收入、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旅游、居民储蓄存款、外贸进出口总额、GDP总量、固定资产投资、全年保费收入、财政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人均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这些指标上均有较高的载荷，主要反映了经济因素，命名为经济发展因子；
因子2在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医疗卫生机构、卫生技术人员、病床床位这三个指标上有较大的载荷，体现了医疗水平和卫生条件，将这个大的因子命名为医疗卫生因子；
因子3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失业率、居民恩格尔系数、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上有较高的载荷，反映了居民消费及生活水平，可以命名为生活水平因子；
因子4在绿地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上有较高的载荷，集中反映了绿化和环境，可以命名为生活环境因子；
因子5在在校生和公共图书馆上有较高的载荷，体现了教育文化水平，因此命名为教育文化因子。
2.3结果分析
本文将各个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见表2）作为权重来进行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综合得分=经济发展因子*57.696%+医疗卫生因子*14.928%+生活水平*12.764%+生活环境因子*8.564%+教育文化因子*6.047%，见图1：
根据SPSS计算显示的结果制作条形图和折线图（见图2、图3），进一步分析湖北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质量。从综合得分上看，武汉市独占鳌头，其次是宜昌、荆州、鄂州、咸宁、黄冈。
从综合得分上看，湖北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综合质量参差不齐。从各项公共因子得分来看，武汉、宜昌在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上得分较高；荆州居于最高的是生活水平因子；宜昌在生活环境因子上得分较高；黄冈在教育文化因子上有较高的得分，但是相对于武汉而言，却又相差甚远，咸宁在医疗卫生因子上得分较高，但仍然不及武汉。
从各市的劣势来看，武汉在生活环境因子上得分是非常低的，这就要求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要注意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将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扩大城市绿化，减少环境污染，提高空气质量；荆州在生活环境因子和经济发展因子上得分都非常低，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宜昌的近邻，在经济发展上却相对滞后，这就要求在不断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环境相结合发展上有所突破；宜昌在教育文化因子上得分相對较低，说明宜昌在教育文化上的投入要加大，财政支出要略向教育文化倾斜；相对于各市而言，鄂州的教育处于明显的劣势，要加强文化建设，加大教育支出，同时借助毗邻武汉的区位优势，借助“武汉城市圈”的助力，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道路，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巩固县域经济发展实力，加强经济建设；黄冈的医疗卫生因子得分最低，医疗卫生作为社会指标这一项中的重要内容，说明要在加强医疗卫生设施建设，引进医疗卫生技术人员上下功夫；与各市相比咸宁的生活水平因子得分最低，需要招商引资，承接产业转移，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
3 结论与建议
湖北长江经济带各城市城镇化质量整体不高。 武汉市评价得分最高，但与其它一线城市相比，在经济实力、居民生活质量以及环境竞争力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需要提升城镇化质量，内涵发展，向国家中心城市迈进，其他城市城镇化质量偏低，应在两圈一带的空间格局下，强化城市的分工协助，产城融合，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提高城
镇化质量[17]。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仍需优化。湖北长江经济带各市三大产业中三大产业所占的比重呈现“二三一”的结构，而最理想的结构是“三二一”，即第三产业的结构所占比重应最大，第一产业比重最小。第三产业具有资源消耗相对较低，环境污染较少，就业弹性较高等特点，可以从结构层面上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有效减轻整体的经济波动幅度。
社会事业包括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事业相对滞后，需要提高。城镇化的重要一环是人口的城镇化，要想农村人口积极融入城市社会，在城市安居乐业，实现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发把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保、教育、住房问题，纳入规划保障体系，完成农民向市民转化的关键一步。
经济、环境不同步，有待协调。湖北长江经济带各市环境均需改善，尤其是武汉，作为省会城市，经济发展非常快，但是并不是一个宜居城市。在城镇化过程中，提倡乡村城镇化与城镇田园化结合[18]。乡村城镇化是指乡村的物质条件、各项基础设施能向城市的水平靠拢，缩小城乡经济差距；城镇田园化是指城市不仅仅有大烟囱，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还有田园风光、清新空气、碧水蓝天，是适合生活、学习、工作的家园，而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山坳或者污染严重的都市。
参考文献：
[1] 中国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重在改革[DB/OL].中国城市低碳经济网，2013.
[2] 杨梅.湖北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质量研究[J].长江论坛，2012（1）：37-40.
[3] 张贡生，罗登义.城市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设计[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2）：32- 36.
[4] 联合国人居中心.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R eport 2001. 02002UN- HABITAT.
[5] 叶裕民.中国城市化质量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1（7）：27- 31.
[6] 王忠诚城市化质量测度指标体系研究——以我国直辖市为例[J].特区经济，2008（6）：32- 33.
[7] 刘春燕.新疆城市化质量评价[J].新疆社会科学，2009（5）：40- 43.
[8] 赵雪雁.西北地区城市化质量评价[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4（5）：69- 73.
[9] 国家城调总队，福建省城调队课题组.建立中国城市化质量评价体系及应用研究[J].统计研究，2005（7）：15- 19.
[10]陈鸿彬.农村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经济经纬，2003（5）： 90- 92.
[11]王志燕.山东省城镇化质量区域比较研究[J].山東经济，2009（6）：143- 148.
[12]郝华勇.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我国省域城镇化质量差异研究[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1（5）：27- 30.
[13]袁晓玲，王霄，何维炜，陈跃.对城市化质量的综合评价分析——以陕西省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08（2）：38- 41.
[14]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J].中国经济周刊，2013- 3-12.
[15]常阿平. 我国城市化质量现状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5（3）：49- 50.
[16]潘新宇，李洪会.因子分析法在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评价中的应用研究[J].唐山学院学报，2015（11）：80- 83.
[17]廖妮.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协调发展研究——以长沙市为例[D].湖南师范大学，2012.
[18]杨锐.城镇化协同发展要求思考[J].人民论坛，2014 （17）：99- 101.
摘要：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一个量的扩张和质的提高的统一体。湖北长江经济带的城镇化进程存在空间分布不均衡、区域特色不显著等问题。本文从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出发，构建由33个指标构成的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并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经济发展因子、医疗卫生因子、生活水平因子、生活环境因子以及教育文化因子，进行城镇化质量评分计算。针对湖北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城镇化质量的差异给出对策建议，为实现湖北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数量和质量的协调发展提供依据。
关键词： 湖北 长江经济带 城镇化 质量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F299.27 文献标识码：A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做出了一系列的重大决策部署。湖北长江经济带中央工作会议表明：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要对大中小城市、小城镇以及城市群进行科学布局，与产业布局和区域经济发展紧密衔接，产城融合；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抓落实，把生态文明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1]。因此城镇化过程不仅仅是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更重要的是城镇化质量的提高。
湖北目前城镇体系存在的空间分布不均衡、区域特色不显著等问题制约了全省的城镇化进程，2017年湖北城镇化率为59.3%，略高于全国58.52%的平均水平，为实现全省持续跨越式发展目标，必须走新型城镇化道路[2]。而城镇化既是一个量的扩张和质的提高的统一体，又是一个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态等众多的领域的动态发展过程。为了全面衡量城镇化质量，准确地把握城镇化质量的内涵，本文构建由33个指标构成的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针对湖北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城镇化质量的差异给出对策建议，为实现城镇化数量和质量的协调发展提供依据。
1 研究现状评述
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的设计最早是日本城市学家稻本幸男提出的，主要选取了5项指标来评价城市发展质量，分别是规模、区位、经济活动、就业及人口增长[3]。2001年，联合国人居中心编制了城市发展指数，该指标体系主要由生产能力、基础设施、废物处理、健康及教育5大类12个指标构成[4]。国内不少学者如叶裕民、郝华勇等对此也做了许多的研究 [3]。概述如下：
叶裕民（2001）、王忠诚和刘春燕（2008）侧重于“城市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两方面的指标体系设计。叶裕民认为，城镇化的质量一是核心载体—城市的发展质量，即城市现代化问题，二是域面载体—区域的发展质量，即城乡一体化问题[5]；王忠诚[6]和刘春燕[7]也持此观点，只是适当地调整了具体指标。
赵雪雁（2004）[8]以工业化、知识化、信息化、城镇化、国际化和可持续发展为框架，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并注重以人为本；国家城调总队、福建省城调队课题组（2005）[9]认为城镇化质量的内涵一是反映城镇化进程中 “人”的生存和生活质量的现状，二是经济发展水平质量，三是要体现城镇化发展中社会、经济、政治领域的协调发展，四是城乡差距逐步被淡化和消除，并从经济、生活、社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地区统筹六个方面建立起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
陈鸿彬（2003）、王志燕（2009）和郝华勇（2011）侧重于“农村城镇化”的指标设计。陈鸿彬[10]主要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以及设施环境等四个方面对农村城镇化质量进行研究；王志燕[11]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人口就业、城市建设、居民生活、生态环境六个方面构建指标研究山东省城镇化问题；郝华勇[12]则增加了统筹城乡指标从七个方面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
袁晓玲、王霄等学者[13]（2008）以陕西省城镇化实践为例从物质文明的城镇化、精神文明的城镇化以及生态文明的城镇化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
基于此，本文拟在深刻认识城镇化内涵及外延的基础上重新界定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并构建一个综合性的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湖北省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质量进行研究，以期为湖北省长江经济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补充和参考。
2 湖北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质量评价
城镇化质量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与城镇化数量相对的反映城镇化优劣程度的一个综合概念，特指城镇化各组成要素的发展质量、协调程度和推进效率[14]。从本质内涵上讲，城镇化质量包括三个方面：城镇自身的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的效率和城乡协调发展程度三个方面[15]。本文以湖北长江经济带沿线的宜昌、荆州、咸宁、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市除外）六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考虑指标选择的系统性及可获得性，选取33个具体指标，这33个指标数据均来自2015年湖北省统计年鉴，部分数据作者进行了整理，评价体系见表1。
2.1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2.2因子分析法
本文在进行多元統计分析时，收集了不同量纲的数据，比如GDP（亿元），失业率（百分数）。这表现为变量在数量级和计量单位上的差别，从而使得各个变量之间不具有综合性，本文则采用SPSS中Z标准化方法，采用的数学公式是：Z-SCORE=（Xi- X）/ SD， Xi是原始观测值，X是数据均值，SD是标准差[16]。将标准化后的结果存入一个以Z开头后跟原变量名的新变量中，解决各数值不具综合性的问题。
2.2.1数学模型
因子分析主要运用的是降维的思想，用较少的相互独立的因子变量来代替原来变量的大部分信息，可以用下面的数学模型来表示：
式中，X1 ，X2，…，XP为P个原有变量，本文中指GDP总量，人均GDP，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等32个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F1，F2，…，Fm为m个因子变量，m小于p，表示成矩阵形式：
X=AF+aε
式中，F为因子变量；A为因子载荷矩阵，表示第i个原有变量在第j个因子变量上的负荷，ε为特殊因子，表示原有变量中不能被因子变量所解释的部分。
2.2.2提取公共因子
根据特征值与方差贡献表，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见表2。
从特征值与方差贡献表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5个因子，同时这5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100%，说明提取这5个公共因子能解释原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同时，碎石图的拐点在5，也印证了提取5个公共因子是合理的。
2.2.3解释公共因子
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对上述提取的5个公共因子进行解释。从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
因子1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交通客货运输换算周转、邮电通信、财政总收入、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旅游、居民储蓄存款、外贸进出口总额、GDP总量、固定资产投资、全年保费收入、财政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人均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这些指标上均有较高的载荷，主要反映了经济因素，命名为经济发展因子；
因子2在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医疗卫生机构、卫生技术人员、病床床位这三个指标上有较大的载荷，体现了医疗水平和卫生条件，将这个大的因子命名为医疗卫生因子；
因子3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失业率、居民恩格尔系数、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上有较高的载荷，反映了居民消费及生活水平，可以命名为生活水平因子；
因子4在绿地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上有较高的载荷，集中反映了绿化和环境，可以命名为生活环境因子；
因子5在在校生和公共图书馆上有较高的载荷，体现了教育文化水平，因此命名为教育文化因子。
2.3结果分析
本文将各个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见表2）作为权重来进行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综合得分=经济发展因子*57.696%+医疗卫生因子*14.928%+生活水平*12.764%+生活环境因子*8.564%+教育文化因子*6.047%，见图1：
根据SPSS计算显示的结果制作条形图和折线图（见图2、图3），进一步分析湖北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质量。从综合得分上看，武汉市独占鳌头，其次是宜昌、荆州、鄂州、咸宁、黄冈。
从综合得分上看，湖北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综合质量参差不齐。从各项公共因子得分来看，武汉、宜昌在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上得分较高；荆州居于最高的是生活水平因子；宜昌在生活环境因子上得分较高；黄冈在教育文化因子上有较高的得分，但是相对于武汉而言，却又相差甚远，咸宁在医疗卫生因子上得分较高，但仍然不及武汉。
从各市的劣势来看，武汉在生活环境因子上得分是非常低的，这就要求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要注意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将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扩大城市绿化，减少环境污染，提高空气质量；荆州在生活环境因子和经济发展因子上得分都非常低，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宜昌的近邻，在经济发展上却相对滞后，这就要求在不断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环境相结合发展上有所突破；宜昌在教育文化因子上得分相對较低，说明宜昌在教育文化上的投入要加大，财政支出要略向教育文化倾斜；相对于各市而言，鄂州的教育处于明显的劣势，要加强文化建设，加大教育支出，同时借助毗邻武汉的区位优势，借助“武汉城市圈”的助力，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道路，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巩固县域经济发展实力，加强经济建设；黄冈的医疗卫生因子得分最低，医疗卫生作为社会指标这一项中的重要内容，说明要在加强医疗卫生设施建设，引进医疗卫生技术人员上下功夫；与各市相比咸宁的生活水平因子得分最低，需要招商引资，承接产业转移，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
3 结论与建议
湖北长江经济带各城市城镇化质量整体不高。 武汉市评价得分最高，但与其它一线城市相比，在经济实力、居民生活质量以及环境竞争力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需要提升城镇化质量，内涵发展，向国家中心城市迈进，其他城市城镇化质量偏低，应在两圈一带的空间格局下，强化城市的分工协助，产城融合，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提高城
镇化质量[17]。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仍需优化。湖北长江经济带各市三大产业中三大产业所占的比重呈现“二三一”的结构，而最理想的结构是“三二一”，即第三产业的结构所占比重应最大，第一产业比重最小。第三产业具有资源消耗相对较低，环境污染较少，就业弹性较高等特点，可以从结构层面上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有效减轻整体的经济波动幅度。
社会事业包括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事业相对滞后，需要提高。城镇化的重要一环是人口的城镇化，要想农村人口积极融入城市社会，在城市安居乐业，实现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发把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保、教育、住房问题，纳入规划保障体系，完成农民向市民转化的关键一步。
经济、环境不同步，有待协调。湖北长江经济带各市环境均需改善，尤其是武汉，作为省会城市，经济发展非常快，但是并不是一个宜居城市。在城镇化过程中，提倡乡村城镇化与城镇田园化结合[18]。乡村城镇化是指乡村的物质条件、各项基础设施能向城市的水平靠拢，缩小城乡经济差距；城镇田园化是指城市不仅仅有大烟囱，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还有田园风光、清新空气、碧水蓝天，是适合生活、学习、工作的家园，而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山坳或者污染严重的都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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