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实业教育活动述论
○李楠夫
周学熙(1866—1947年)，安徽建德(今东至)人，字辑之，号定吾，又号止庵，历任通水道、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民国初年，两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他先后创办二十多家民营和官民合办近代企业。其中，有的企业在历史上颇具影响。如，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煤矿、京师自来水公司、耀华玻璃公司、华新纺织公司(天津、青岛、唐山、卫辉四纱厂)、中国实业银行、华新银行及久安信托公司等，形成了一个资本总额高达四千多万元的周学熙实业集团。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周学熙能创办如此庞大且辉煌的实业体系，是与他平生竭力把“兴学”作为创办和发展实业的基础分不开的。
一、抱定“兴学”为“振兴工商业之基”的理念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特别是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达到了空前程度。民族灾难深重，社会经济凋敝，人民生活陷入痛苦的深渊，严酷的社会现实不得不唤起了中国最广大阶层的人们痛思救国之策，学西方、废科举、兴学堂、振实业成为当时一股热潮。近邻日本的崛起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普遍关注，几乎一致认为应效法日本，维新救国。为探寻救国之路，1903年4月，周学熙亲率工师、匠目赴日本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参观考察，耳闻目睹了日本发达的经济。他在访日归来撰写的《东游日记》“跋”文中，对当时日本发达的交通、通讯等作过较为直观的描述：“日本蕞尔岛国，幅员不过一百三十五万方里，其内港、外海商轮大小一千三十余艘，铁路纵横一万二千数百里，电报、得律风则无村、无市无之，其民生而习乎交通洞达之场，智慧日增而不自觉。”周学熙作为实业家看到像日本这样的“蕞尔岛国”，其通讯、交通如此发达，经济获得迅速发展，留给他的感慨是“周历各处，备得工商富强之状”①。周学熙不愧为中国实业界前列人物，他对日本“富强”现状不是仅仅停留在感慨上，而是进行由表及里的分析和思考，沿果溯因，深刻领悟出它的真谛：“日本维新最注意者，练兵、兴学、制造三事。”②在他看来，日本从军事、教育、实业“三事”入手，成功地实现了维新，使国家由贫变富，这“三事”既是维新之核心，又是治国兴邦之纲。他对这“三事”又有具体见解。首先，在军事、教育、实业三者中，实业的发达源于教育。应该指出，作为当时所任官职的周学熙对“练兵”一事，持“其练兵事专恃国家之力，固无论已”③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却把全部的精力倾注于日本实业发达的借鉴上。他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其学校和工厂“顿增十倍不止，其进步之速，为古今中外所罕见”④。由于日本采取兴学办厂、以学促产的举措，使其生产日用工业品的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产品不仅满足国内需要，而且已开始销往欧美诸国。日本实业之所以实现跨越式发展，主要得益于教育的快速发展。对此他深有感触地说，日本“现全国男女几无人不学，其日用所需洋货几无一非本国所仿造，近且贩运欧美，以争利权”⑤。并断言：“方今商战之天下，各国以商战实皆以学战，每办一事必设一学。”⑥其次，实现国家“富强”人才是关键，而人才的培养靠教育。他以日本等西方诸国“富强”经验为例，说：“科学与实业如影随形，为国而思握实业界之霸权，必有通于各科学之人才，然后旧者可图改良，新者可期发达，此泰西富强各国之公例也。”⑦此时的周学熙已敏锐地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富强”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更离不开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靠教育，主张中国如欲“富强”，也必须效法日本，走兴学办厂、以学促产之路。因是之故，他抱定“兴学”为“振兴工商业之基”⑧的理念。
二、创立实业教育机构和全新的育才之道
周学熙从日本考察归来，决心“以考察所得于日本者，欲以施诸我国”⑨，实现其“兴学”为“振兴工商业之基”的理念。从1903年他踏上“兴学办厂”的道路到1924年“辞卸各公司事务”⑩这二十余年间，他创立的实业教育机构达十余个，如：直隶初等、高等工业学堂，北京第一、二小学堂工场，女医学堂，医学传习所，棉业传习所，蚕桑讲习所，商业讲习所，秋浦商业讲习所等。
由于这些机构大都“所授为实用技术”，“培养实用人才”，为周氏实业集团的发展和后来华北工业的起飞奠定了人才基础。尤为突出的当推直隶高等工业学堂，该学堂因办学很有特色，“一时人才辈出”，被当时誉为“培植工业人才之模范学府”B11。
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原名工艺学堂(今河北工业大学)，创办于1903年。是年，也是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对实业学堂正规化作出行政规定始年，周学熙可堪称为我国创办高等实业教育的一名先驱。他在学堂创办伊始就旗帜鲜明地表明其办学的目的：“以教育培植工艺人才，注重讲授理法，继以实验。以卒业后能任教习、工师，发明工业为目的。”B12为达此目的，周学熙敢于冲越书院教育的藩篱，采取了一系列全新的育才之道。
其一，按社会之需设置课程。周学熙深知实业教育要做到学以致用，首先就要看其所设置的课程是否适合社会需要。他把当时的中国与西方作了对比分析，认为，“中国物产地质胜于泰西，而制造远出各国下，实由不知化学工艺之法”。根据这一社会需求，学堂课程设置“以理化为基础，以实用技术为主重”，分设化学科、机器科、化学制造科(以上为正科，学制3年)及化学专科、机器专科和图绘科(以上为速成科，学制2年)6个专门学科。“其各科课程——化学科：计化学、汉文、代数、几何、物理、英文、万国历史、体操，共八门；机器科：计机器学、机器画、化学大要、工业经济、三角术、弧三角、实习(制造三匹马力全副汽机)，共七门；化学制造科：计应用化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化学分析、化学试验、制造实习、体操，共七门；化学专科：计汉文、化学、化学试验、代数、几何、机器画、地理、历史、日文、体操，共十门；机器专科：计汉文、日文、机器学、代数、物理、几何、机器画、铅笔画、毛笔画、水彩画、体操，共十一门”B13。可见，当时数、理、化、机器学已成主干课。
其二，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学方法。由于学堂开设的许多高新知识和技术课程，中国教师一时难以胜任，周学熙用请进来的办法，大胆并用高价聘雇洋教习来华任课。例如，以月银400两(相当于当时中国教师平均月银的20倍)的代价聘募日本工学士藤井恒久任教务长等。“周学熙在聘募和延用这些外国专家的时候，不问其思想、派别、年龄、资格与出身贵贱，只问其有无真才实学及精通所办之事的能力；凡知识渊博、技术高深，代价再高，也要录用”B14。周学熙是一位有远见的实业家，他为了培养我国高精工艺技术专家，不惜花费重金择优派遣留学生，分赴日、英、美等国去学习。他把这种走出去的办法，视之为当时“最急之务”B15，并对出洋学子寄予厚望：“今培此等专家出洋肄习，实我工艺将来发达之本源。”B16
其三，倡行“教、学、做合一”的施教新风。周学熙反对“侈谈学理”，“闭门造车”，他“为改变旧学堂‘理论多，而实验少，‘因习其理，而不习其器，可造就人才甚微的状况”B17，大力倡行“教、学、做合一”的施教新风，并为此付诸行动。一是，为学堂建立两个实习基地。一个是实习工场，创建于1904年，当时投资白银约六千两，建造场房三百余间，共设实习科目十一个。建“实习工场之目的，不仅为产品之制销，实以技术之传授为主”B18。另一个是北洋劝业铁工厂，创建于1906年，投资白银20万两，“铁工厂内附有图算学校，训练中级干部实用人才”，其“主要效用与实习工场性质相同，不重在本身之发达，而重在间接之提倡”B19。周学熙在总结这种“厂校挂钩”的施教方法益处时说：“工场之设与工业学堂联为一气，兼以工场为工业学生试验、制造之所，而学堂各科教习，即可为工场工徒讲课之师，相辅而行，收效较速。”B20二是，提倡师生“躬亲试验”。周学熙始终认为工科学堂的教学不同于其它教学，必须坚持“即习其理，又习其器”B21。也就是说，它的知识掌握不光靠用脑，还要训练双手。为达此教学目的，他要求教师督率学生到实习基地“实地练习，躬亲试验”。不仅如此，为进一步提高实习水平，改变“从前练习时，仅作零星琐碎物件者”。他还要求师生每次实习都要和工匠一起设计、制造出三匹马力卧机一副，并把它列入实习课考试的主要内容。他认为，这样做可使学生达到“举一反三，充其识力造他式之机器”B22的作用。
其四，建起高、中、初三级技术人才培养体系。周学熙创办的“一堂两场(厂)”既是施教的基地，又是培养高、中、初级技术人才的“摇篮”。学堂培养高级技术人才——教习和工师；铁工厂培养中级技术人才——匠目；实习工场培养初级技术人才——工匠和工徒。学堂的培养体系不仅适应了直隶本地的需要，也吸引了全国近十个省人员来此接受委托培训。
三、对当时社会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20世纪初年天津经过八国联军的烧杀掳掠之后，社会经济凋敝，百业萧条，加上庚子赔款，致使民穷财尽，天津乃至华北城乡经济全面崩溃，处身于这种社会经济环境下的周学熙能“以振兴实业为志”，矢志于自己的理念，并为此孜孜奋斗，这是难能可贵的。他在直隶工艺总局任职仅四年时间，就先后创办了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实习工场和北洋劝业铁工厂(内设图算学堂)，形成了我国早期较为完整的“教、学、做合一”的实业教育模式，周学熙实业教育活动以此为发端，对当时天津和华北等地区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一，为20世纪初兴起的天津、华北乃至其它地区近代工业培养了技术和管理人才。据不完全统计，1903年至1907年学堂及所属场(厂)共培养高、中、初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1000余人，其中：学堂培养化学、化学制造、机器、图绘专业153人；实习工场培养机械、劝工、彩印、染色、木工、窑业、刺绣、提花、图画、烛皂、制燧(火柴)专业700余人；铁工厂培养机器、木样、翻沙、铸铁、电镀、铆锅专业219人。他们毕业后除留直隶本省和择优派遣到国外留学外，其余因是“保送来学的”，分赴原籍奉天(今辽宁省)、蒙古、察哈尔、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等省。“后来，他们大多已成为工程师与教育家；甚至有的成为工商业界的领袖，如天津总商会曾任会长的张品题，就是该堂的毕业生”B23。
第二，推动了天津和华北地区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周学熙是个开明的封建士大夫，他十分注意了解外国资本主义发展情况，认为“东西各国工业勃兴，皆胎息于机器之进步”B24。机器工业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此主张体现他在办学上：一方面在“当时风气未开”的情况下，首开机器专业，大胆传授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在西学萌芽时期，能有此种工业课程，培养实用人才，固不易也”B25。另一方面又不惜重金聘雇英国头等机器师德恩任学堂机器科教习，定期督率学生到实习基地试造机器，并将此列入必修课。由于坚持了“既习其理，又习其器”的培养方法，为天津和华北地区培养了一批能适应机器工业生产、制造的技术人才。北洋劝业铁工厂从1906年至1907年创建一年左右时间，已能生产锅炉、汽机、汽锤等几十种机器产品，销往津门四方，不仅最先推动了天津民族工业的发展，而且还发挥了“工业母体”的功能，推动了华北民族工业的兴起。根据天津劝工陈列所1912年9月的报告：在天津市从1902年至1911年，开办民立工场共45家，其中使用机器生产的24家，占了一半以上……当时开办的天津织染缝纫公司、天津造胰公司、丹凤火柴公司和三条石天祥、郭天顺机械厂的机器、车床，河北高阳的织布机，宝抵、香河的织毛巾机等等，大都是劝业铁工厂提供的B26。
由于周学熙注重引进西方新式机器学科的教学与生产，加上购置新式机器设备，使其遍布在天津和华北地区的民族工业机械化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其影响“有如旭日之东升，为全国所瞻式”B27，在某种程度上，跳越了资本主义发展一般要经历的手工作坊——手工工场——大机器工业三个阶段的演进历程，建立起了以近代大机器工业为主体的周学熙实业集团，由此推动了天津和华北地区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⑨⑩B12周学熙：《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转引自《周学熙传记汇编》，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2、52、24页。
②③④⑤周学熙：《东游日记》。《周学熙传记汇编》，第111页。
⑥《高等工业学堂要略表》。《直隶工艺志初编》志表类卷上，工艺总局刊行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⑦B16《高等工业学堂总表》。《直隶工艺志初编》志表类卷上。
⑧B17B26郝庆元：《周学熙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60、67页。
B11B13B18B19B25B27周淑贞：《周止庵先生别传》。《周学熙传记汇编》，第128、131、129、131、131～132，125页。
B14B21郝庆元：《直隶工艺总局发展概略》。《近代史资料》第56期，第124～125、134页。
B15《北洋公牍类纂》卷十六，商务二。北平益封公司光绪三十三年铅印。
B20《实习工场试办章程》。《北洋公牍类纂》卷十八，第2页。
B22《直隶工艺总局详工业学堂试造三匹马力卧机文并批》。《北洋公牍类纂》卷十六，第14页。
B23郝庆元：《工非学不兴，学非工不显——记周学熙工学并举》。天津教育史研究会编：《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传略》，第245页。
B24胡卫清：《周学熙实业思想述论》。《学术月刊》1992年第10期，第67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蔡世华
周学熙(1866—1947年)，安徽建德(今东至)人，字辑之，号定吾，又号止庵，历任通水道、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民国初年，两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他先后创办二十多家民营和官民合办近代企业。其中，有的企业在历史上颇具影响。如，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煤矿、京师自来水公司、耀华玻璃公司、华新纺织公司(天津、青岛、唐山、卫辉四纱厂)、中国实业银行、华新银行及久安信托公司等，形成了一个资本总额高达四千多万元的周学熙实业集团。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周学熙能创办如此庞大且辉煌的实业体系，是与他平生竭力把“兴学”作为创办和发展实业的基础分不开的。
一、抱定“兴学”为“振兴工商业之基”的理念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特别是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达到了空前程度。民族灾难深重，社会经济凋敝，人民生活陷入痛苦的深渊，严酷的社会现实不得不唤起了中国最广大阶层的人们痛思救国之策，学西方、废科举、兴学堂、振实业成为当时一股热潮。近邻日本的崛起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普遍关注，几乎一致认为应效法日本，维新救国。为探寻救国之路，1903年4月，周学熙亲率工师、匠目赴日本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参观考察，耳闻目睹了日本发达的经济。他在访日归来撰写的《东游日记》“跋”文中，对当时日本发达的交通、通讯等作过较为直观的描述：“日本蕞尔岛国，幅员不过一百三十五万方里，其内港、外海商轮大小一千三十余艘，铁路纵横一万二千数百里，电报、得律风则无村、无市无之，其民生而习乎交通洞达之场，智慧日增而不自觉。”周学熙作为实业家看到像日本这样的“蕞尔岛国”，其通讯、交通如此发达，经济获得迅速发展，留给他的感慨是“周历各处，备得工商富强之状”①。周学熙不愧为中国实业界前列人物，他对日本“富强”现状不是仅仅停留在感慨上，而是进行由表及里的分析和思考，沿果溯因，深刻领悟出它的真谛：“日本维新最注意者，练兵、兴学、制造三事。”②在他看来，日本从军事、教育、实业“三事”入手，成功地实现了维新，使国家由贫变富，这“三事”既是维新之核心，又是治国兴邦之纲。他对这“三事”又有具体见解。首先，在军事、教育、实业三者中，实业的发达源于教育。应该指出，作为当时所任官职的周学熙对“练兵”一事，持“其练兵事专恃国家之力，固无论已”③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却把全部的精力倾注于日本实业发达的借鉴上。他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其学校和工厂“顿增十倍不止，其进步之速，为古今中外所罕见”④。由于日本采取兴学办厂、以学促产的举措，使其生产日用工业品的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产品不仅满足国内需要，而且已开始销往欧美诸国。日本实业之所以实现跨越式发展，主要得益于教育的快速发展。对此他深有感触地说，日本“现全国男女几无人不学，其日用所需洋货几无一非本国所仿造，近且贩运欧美，以争利权”⑤。并断言：“方今商战之天下，各国以商战实皆以学战，每办一事必设一学。”⑥其次，实现国家“富强”人才是关键，而人才的培养靠教育。他以日本等西方诸国“富强”经验为例，说：“科学与实业如影随形，为国而思握实业界之霸权，必有通于各科学之人才，然后旧者可图改良，新者可期发达，此泰西富强各国之公例也。”⑦此时的周学熙已敏锐地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富强”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更离不开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靠教育，主张中国如欲“富强”，也必须效法日本，走兴学办厂、以学促产之路。因是之故，他抱定“兴学”为“振兴工商业之基”⑧的理念。
二、创立实业教育机构和全新的育才之道
周学熙从日本考察归来，决心“以考察所得于日本者，欲以施诸我国”⑨，实现其“兴学”为“振兴工商业之基”的理念。从1903年他踏上“兴学办厂”的道路到1924年“辞卸各公司事务”⑩这二十余年间，他创立的实业教育机构达十余个，如：直隶初等、高等工业学堂，北京第一、二小学堂工场，女医学堂，医学传习所，棉业传习所，蚕桑讲习所，商业讲习所，秋浦商业讲习所等。
由于这些机构大都“所授为实用技术”，“培养实用人才”，为周氏实业集团的发展和后来华北工业的起飞奠定了人才基础。尤为突出的当推直隶高等工业学堂，该学堂因办学很有特色，“一时人才辈出”，被当时誉为“培植工业人才之模范学府”B11。
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原名工艺学堂(今河北工业大学)，创办于1903年。是年，也是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对实业学堂正规化作出行政规定始年，周学熙可堪称为我国创办高等实业教育的一名先驱。他在学堂创办伊始就旗帜鲜明地表明其办学的目的：“以教育培植工艺人才，注重讲授理法，继以实验。以卒业后能任教习、工师，发明工业为目的。”B12为达此目的，周学熙敢于冲越书院教育的藩篱，采取了一系列全新的育才之道。
其一，按社会之需设置课程。周学熙深知实业教育要做到学以致用，首先就要看其所设置的课程是否适合社会需要。他把当时的中国与西方作了对比分析，认为，“中国物产地质胜于泰西，而制造远出各国下，实由不知化学工艺之法”。根据这一社会需求，学堂课程设置“以理化为基础，以实用技术为主重”，分设化学科、机器科、化学制造科(以上为正科，学制3年)及化学专科、机器专科和图绘科(以上为速成科，学制2年)6个专门学科。“其各科课程——化学科：计化学、汉文、代数、几何、物理、英文、万国历史、体操，共八门；机器科：计机器学、机器画、化学大要、工业经济、三角术、弧三角、实习(制造三匹马力全副汽机)，共七门；化学制造科：计应用化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化学分析、化学试验、制造实习、体操，共七门；化学专科：计汉文、化学、化学试验、代数、几何、机器画、地理、历史、日文、体操，共十门；机器专科：计汉文、日文、机器学、代数、物理、几何、机器画、铅笔画、毛笔画、水彩画、体操，共十一门”B13。可见，当时数、理、化、机器学已成主干课。
其二，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学方法。由于学堂开设的许多高新知识和技术课程，中国教师一时难以胜任，周学熙用请进来的办法，大胆并用高价聘雇洋教习来华任课。例如，以月银400两(相当于当时中国教师平均月银的20倍)的代价聘募日本工学士藤井恒久任教务长等。“周学熙在聘募和延用这些外国专家的时候，不问其思想、派别、年龄、资格与出身贵贱，只问其有无真才实学及精通所办之事的能力；凡知识渊博、技术高深，代价再高，也要录用”B14。周学熙是一位有远见的实业家，他为了培养我国高精工艺技术专家，不惜花费重金择优派遣留学生，分赴日、英、美等国去学习。他把这种走出去的办法，视之为当时“最急之务”B15，并对出洋学子寄予厚望：“今培此等专家出洋肄习，实我工艺将来发达之本源。”B16
其三，倡行“教、学、做合一”的施教新风。周学熙反对“侈谈学理”，“闭门造车”，他“为改变旧学堂‘理论多，而实验少，‘因习其理，而不习其器，可造就人才甚微的状况”B17，大力倡行“教、学、做合一”的施教新风，并为此付诸行动。一是，为学堂建立两个实习基地。一个是实习工场，创建于1904年，当时投资白银约六千两，建造场房三百余间，共设实习科目十一个。建“实习工场之目的，不仅为产品之制销，实以技术之传授为主”B18。另一个是北洋劝业铁工厂，创建于1906年，投资白银20万两，“铁工厂内附有图算学校，训练中级干部实用人才”，其“主要效用与实习工场性质相同，不重在本身之发达，而重在间接之提倡”B19。周学熙在总结这种“厂校挂钩”的施教方法益处时说：“工场之设与工业学堂联为一气，兼以工场为工业学生试验、制造之所，而学堂各科教习，即可为工场工徒讲课之师，相辅而行，收效较速。”B20二是，提倡师生“躬亲试验”。周学熙始终认为工科学堂的教学不同于其它教学，必须坚持“即习其理，又习其器”B21。也就是说，它的知识掌握不光靠用脑，还要训练双手。为达此教学目的，他要求教师督率学生到实习基地“实地练习，躬亲试验”。不仅如此，为进一步提高实习水平，改变“从前练习时，仅作零星琐碎物件者”。他还要求师生每次实习都要和工匠一起设计、制造出三匹马力卧机一副，并把它列入实习课考试的主要内容。他认为，这样做可使学生达到“举一反三，充其识力造他式之机器”B22的作用。
其四，建起高、中、初三级技术人才培养体系。周学熙创办的“一堂两场(厂)”既是施教的基地，又是培养高、中、初级技术人才的“摇篮”。学堂培养高级技术人才——教习和工师；铁工厂培养中级技术人才——匠目；实习工场培养初级技术人才——工匠和工徒。学堂的培养体系不仅适应了直隶本地的需要，也吸引了全国近十个省人员来此接受委托培训。
三、对当时社会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20世纪初年天津经过八国联军的烧杀掳掠之后，社会经济凋敝，百业萧条，加上庚子赔款，致使民穷财尽，天津乃至华北城乡经济全面崩溃，处身于这种社会经济环境下的周学熙能“以振兴实业为志”，矢志于自己的理念，并为此孜孜奋斗，这是难能可贵的。他在直隶工艺总局任职仅四年时间，就先后创办了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实习工场和北洋劝业铁工厂(内设图算学堂)，形成了我国早期较为完整的“教、学、做合一”的实业教育模式，周学熙实业教育活动以此为发端，对当时天津和华北等地区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一，为20世纪初兴起的天津、华北乃至其它地区近代工业培养了技术和管理人才。据不完全统计，1903年至1907年学堂及所属场(厂)共培养高、中、初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1000余人，其中：学堂培养化学、化学制造、机器、图绘专业153人；实习工场培养机械、劝工、彩印、染色、木工、窑业、刺绣、提花、图画、烛皂、制燧(火柴)专业700余人；铁工厂培养机器、木样、翻沙、铸铁、电镀、铆锅专业219人。他们毕业后除留直隶本省和择优派遣到国外留学外，其余因是“保送来学的”，分赴原籍奉天(今辽宁省)、蒙古、察哈尔、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等省。“后来，他们大多已成为工程师与教育家；甚至有的成为工商业界的领袖，如天津总商会曾任会长的张品题，就是该堂的毕业生”B23。
第二，推动了天津和华北地区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周学熙是个开明的封建士大夫，他十分注意了解外国资本主义发展情况，认为“东西各国工业勃兴，皆胎息于机器之进步”B24。机器工业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此主张体现他在办学上：一方面在“当时风气未开”的情况下，首开机器专业，大胆传授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在西学萌芽时期，能有此种工业课程，培养实用人才，固不易也”B25。另一方面又不惜重金聘雇英国头等机器师德恩任学堂机器科教习，定期督率学生到实习基地试造机器，并将此列入必修课。由于坚持了“既习其理，又习其器”的培养方法，为天津和华北地区培养了一批能适应机器工业生产、制造的技术人才。北洋劝业铁工厂从1906年至1907年创建一年左右时间，已能生产锅炉、汽机、汽锤等几十种机器产品，销往津门四方，不仅最先推动了天津民族工业的发展，而且还发挥了“工业母体”的功能，推动了华北民族工业的兴起。根据天津劝工陈列所1912年9月的报告：在天津市从1902年至1911年，开办民立工场共45家，其中使用机器生产的24家，占了一半以上……当时开办的天津织染缝纫公司、天津造胰公司、丹凤火柴公司和三条石天祥、郭天顺机械厂的机器、车床，河北高阳的织布机，宝抵、香河的织毛巾机等等，大都是劝业铁工厂提供的B26。
由于周学熙注重引进西方新式机器学科的教学与生产，加上购置新式机器设备，使其遍布在天津和华北地区的民族工业机械化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其影响“有如旭日之东升，为全国所瞻式”B27，在某种程度上，跳越了资本主义发展一般要经历的手工作坊——手工工场——大机器工业三个阶段的演进历程，建立起了以近代大机器工业为主体的周学熙实业集团，由此推动了天津和华北地区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⑨⑩B12周学熙：《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转引自《周学熙传记汇编》，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2、52、24页。
②③④⑤周学熙：《东游日记》。《周学熙传记汇编》，第111页。
⑥《高等工业学堂要略表》。《直隶工艺志初编》志表类卷上，工艺总局刊行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⑦B16《高等工业学堂总表》。《直隶工艺志初编》志表类卷上。
⑧B17B26郝庆元：《周学熙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60、67页。
B11B13B18B19B25B27周淑贞：《周止庵先生别传》。《周学熙传记汇编》，第128、131、129、131、131～132，125页。
B14B21郝庆元：《直隶工艺总局发展概略》。《近代史资料》第56期，第124～125、134页。
B15《北洋公牍类纂》卷十六，商务二。北平益封公司光绪三十三年铅印。
B20《实习工场试办章程》。《北洋公牍类纂》卷十八，第2页。
B22《直隶工艺总局详工业学堂试造三匹马力卧机文并批》。《北洋公牍类纂》卷十六，第14页。
B23郝庆元：《工非学不兴，学非工不显——记周学熙工学并举》。天津教育史研究会编：《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传略》，第245页。
B24胡卫清：《周学熙实业思想述论》。《学术月刊》1992年第10期，第67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蔡世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