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忽必烈的重农政策
张金铣 赵建玲
金元之际，北方经历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蒙金战争。战争初期，蒙古军队推行了残酷的抄掠政策，“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①。窝阔台时期虽然稍有改变，但杀伤劳动力的现象仍很严重。在灭金过程中，蒙古军在钧州(今河南禹县)、许州(今河南许昌)、考城(今河南兰考境)、蔡州(今河南汝南)、归德(今河南商丘)、凤翔(今属陕西)等地，都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开封被围后，疾疫流行，加之饥馑，五十日内死亡人数多至90万人。激烈的战争和残酷的杀掠，造成土地荒芜，人口锐减，“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的破坏。
在战争中，蒙古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②，掳掠居民充作奴婢，号为“驱口”。驱口数量之多，“几居天下之半”③。耕地也遭到严重破坏。蒙古族是活动在我国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他们也把游牧生产方式带进了中原地区，各地驻军不断“分拨牧马草地”④，占用了大片农田。河南、山东地区为蒙古军屯戍之地，牧场遍布。昔日的耕地变为牧场，专放孳畜。窝阔台近臣别迭甚至扬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⑤。尚存的耕地也因蒙古军践踏而多荒废。
在蒙古统治之下，中原百姓无力发展生产和恢复经济，当时称为“汉地不治”⑥。宪宗即位时，蒙古已统治中原二十年，华北地区依然“土旷民贫”⑦，关中地区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四川、两淮、襄樊地区，也因蒙宋战争激烈，人口流失大半，如四川地区在兵燹中居民“十亡七八”。有些地区甚至“荒城残堡，蔓草颓垣，狐独啸聚其间”。直到至元前期，王恽在奏章中还说，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汉水以东，“在前南北边徼，中间歇闲岁久，膏肥有余，虽有居民，耕种甚是稀少”⑧。
经济的破坏不利于元朝统治的稳定，而在对中原地区几十年的统治中，蒙古统治者也逐步适应了中原地区的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统治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宪宗时期，忽必烈总领中原军政，在汉人、汉化蒙古和畏兀儿人的影响和支持下，认识到“帝中国当行中国之法”，置邢州安抚司、陕西宣抚司以及河南屯田经略司，局部实施汉法，获得良好的效果。忽必烈即位后，全面推行汉法，“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⑨。他对蒙古贵族说，“司农非细事，朕深谕此”，抛弃了以前那种变农田为牧场的做法，雷厉风行地采取“重农”、“劝农”措施，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这一转变，完全符合恩格斯所说的，“在长时间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⑩。
一、在中央和地方设置劝农官和劝农机构，建立相应的官员考核制度。
中统元年(1260年)置十路宣抚司，命各路宣抚使选择通晓农事者担任各地劝农官，以监督和指导农业生产。次年设劝农司，以姚枢为大司农，陈邃等8名精于农事的官员为劝农使，分道考察各地农业生产状况。又下诏天下：“今后有能安集百姓、招诱户口，比之上年增添户口、差发办集，各道宣抚司关部申省，别加迁赏；如不能安集百姓、招诱逃户，比之上年户口减损、差发不办，定加罪黜。”B11至元元年(1264年)，推行迁转法，迁调各处官员，进一步把“户口增，田野辟”作为地方官考课五事中为首的两项标准。七年(1270年)二月立司农司，以中书左丞张文谦为大司农，分设四道巡行劝农司。同年十二月，改称大司农司，以御史中丞孛罗领之，各道提刑按察司兼管本道农事。司农司“专掌农桑水利”，并负责考核各地管民长官，考核结果作为管民长官升迁或降黜的依据。司农司还奉命搜求古今农书，删繁摘要，结合实际，编成《农桑辑要》，颁行全国，指导各地农业生产。司农司设立的五六年间，“功效大著，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B12。元代前期，地方官在劝农和吏治方面很有成效，有的记载还说当时“野无旷土，栽植之利遍天下”B13。
二、保护农田，禁止把农田占为牧场。
忽必烈以前，蒙古军将广占农田，“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B14。而大军所经过的官路，一里以内都作为营盘牧地，提供军马刍牧。忽必烈即位后，禁止占用民田，并派人清理被攘夺为牧场的农田，按籍“悉归于民”或“听民耕垦”。中统二年(1261年)四月两次颁诏，“河南管军官于近城地量存牧场，余听民耕”，“怀孟牧地听民耕垦”。后又屡次申戒蒙古军将“不得以民田为牧地，并迫令退还冒占耕地，给无地农民耕种。第二年，将野速答儿在益都据为牧场的田地退还于民。同时，忽必烈还一再“申严畜牧损坏禾稼桑果之禁”，通令“诸军马营寨及达鲁花赤、管民官、权豪势要人等，不得恣纵头匹损坏桑枣，践踏田禾，骚扰百姓”B15。至元十年(1273年)，将在山东临邑县的牧地“二十余万亩，悉归于民”B16。至元十六年(1279年)三月，忽必烈还特别下诏，“禁归德、亳、寿、临淮等处田猎”。二十八年(1291年)，还将安西王在关中冒夺为牧地的十余万顷民田，“按图籍以正之”B17。这些措施虽未杜绝蒙古军将改农田为牧地的现象，但无疑对“变农为牧、以牧伤农”起到抑制作用。忽必烈还三令五申禁止“抑良为奴”，至元八年(1271年)颁布《户口条画》，对户籍进行大规模的清理，根据壬子籍册，将被贵族势家强占为驱口的农民按籍析出，编籍为民。
三、招集农民开垦荒地，兴办屯田。
中统二年(1261年)颁布“流民复业者免税一年、次年减半”的命令。后又颁布优惠政策，“凡有开荒作熟地土，限五年依例科差”，栽种桑树放宽到八年，瓜果放宽到十五年，“若有勤务农桑及开到荒地之人，本处官吏并不得添加差发”B18。元朝还用法令的形式将荒闲土地规定为国家所有，允许农民自由开垦。其诏书称，“凡是荒田，俱是在官之数，听其再开”B19；“凡荒闲之地，悉以付民，先给贫者，次及余户”B20。土地虽为国有，但百姓只要有剩余劳力，均可开垦。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朝把泾水沿岸的牧地数千顷分给贫民屯种，官给牛种田具，岁收粟麦十万石，刍高禾百万束。至元十四年(1277年)的法令规定，各处荒地在规定的期限内许田主认领，超过期限，“不拣什么人，自愿种的教种者”。两淮荒地极多，又特别颁诏鼓励垦荒。至元十七年(1280年)，在淮西地区，“募民愿耕者种之，且免其租三年”；二十一年(1284年)，“以江淮间自襄阳至东海多荒田”，“募人开垦，免其六年租税并一切杂役”；二十三年(1286年)九月，“听民自实两淮荒地，免税三年”，并承认农民对新开荒地的所有权。尤其重要的是，元朝还大力开展军民屯田，“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储”，“由是而天下无不可屯之兵，亦无不可屯之地矣”
B21。这些军民屯田分布在江淮、襄阳、沿海，以及辽阳、岭北、甘肃、云南等广大地区。据《元史·兵志》载，天下屯田有120多所，屯田土地达17.7万顷，遍及全国各地。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元廷的这些举措，为荒地的开垦提供了有利条件。真定、顺德、保定等地，“凡辟田二十余万亩”B22。两淮地区在至元后期，大部分流民都回到故乡，屯田多达四万余顷，一些荒滩沙地也被开垦出来。有些州县甚至“民生日集”，“地窄人稠，与江南无异”B23。
四、减轻赋税，兴修水利。
元廷多次减免赋税，赈济灾民，以减轻灾荒造成的损失，帮助灾民恢复生产。如至元十年(1273年)十月，“河南水，发粟赈饥民，仍免今年田租”；二十五年(1288年)六月，“睢阳霖雨，河溢害稼，免其租六十石有奇”，“以考城、陈留、通许、杞、太康五县大水，及河溢没民田，蠲其租万五千三百石”。元代还在各地建立常平仓，“丰年米贱，官为增价籴之；歉年米贵，官为减价粜之”B24。常平仓除平抑物价外，还用以储备粮食，以便随时赈济，发展生产。同时，元代也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中央设都水监，地方置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凡兴建重大水利工程，专门设立行都水监、都水庸田司等临时机构。“凡河渠之利，委本处正官一员，以时浚治，或民力不足者，提举河渠官相其轻重，官为导之”B25。多次下诏“诸路开浚水利”，并征发民工修治河堤。如，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黄河决口，“调南京民夫二十二万四千三百二十三人，分筑堤防”；次年三月，“汴梁河水泛滥，役夫七千修完故堤”；二十五年(1288年)黄河决口，“委宣慰司督本路差夫修治”。不少地方官员重视整治河堤，消除隐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曾在宁夏地区修复过唐来、汉延等大小八十多条河渠，使九万余顷农田重新得到灌溉。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博罗欢在任期间，“汴南诸州，漭为巨浸，博罗欢躬行决口，督有司缮完之”B26。元朝前期，黄河决堤基本上做到及时修补，并凿通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两淮地区，兴办屯田，兴修水利，成效显著，安丰的芍陂可灌溉农田一万多顷。这些均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五、健全农村村社组织。
元政府把北方一些地区农民生产互助而自发组织的“锄社”加以推广，在全国普遍实行，建立农村村社组织。“县邑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社长负责“劝课农桑”，指导农民从事生产，其本人不再承担徭役。社中疾病凶丧之家，众人合力相助，如社内灾民过多，则“两社助之”B27。至元六年(1269年)，规定设立社仓，由社长主管，用以救助本社灾民，“丰年每亲丁纳粟五斗，驱丁二斗，无粟听纳杂色，歉年就给灾民”。社仓的数量很多，遍布全国各地。据《至顺镇江志》记载，仅镇江路就有69所。
元朝采取重农措施基本上得到落实，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元世祖统治的三十余年中，全国人口恢复到一千三百多万户，五千八百八十多万口。黄河流域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水、虫蝗等灾厄，北方地区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元世祖至元年间，“家给人足”，“民庶晏然，年谷丰衍，朝野中外，号称治平”B28。关陇地区，元代屯田多达六千余顷。由于大量荒地、牧场被垦为耕地，元世祖时期关中粟麦已“盛于天下”，关、陇、陕、洛一带则“年谷丰衍，民庶康乐”B29。元代前期全国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改善。
①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一九《鞑靼款塞》。
②姚燧：《牧庵集》卷一五《姚枢神道碑》。
③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五《中书耶律文正王》。
④《元史》卷一四八《严实传》。
⑤《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⑥《元史》卷一五五《史天泽传》。
⑦《元史》卷一五三《刘敏传》。
⑧王恽：《秋涧集》卷九一《开种两淮地土事状》。
⑨B20B24B27《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ZK)〗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22页。
B11B19《元典章》卷一九《户部》五。
B12王磐《农桑辑要序》。
B13《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B14《续文献通考》卷一《田赋》。引自赵天麟：《太平金镜策》。
B15《通制条格》卷一六《农桑》。
B16道光《济南府志》卷三四《田寿传》。
B17《元史》卷一五四《郑制宜传》。
B18《元典章》卷二三《户部》七。
B21《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
B22《元史》卷一五一《奥屯世英传》。
B23许有壬：《至正集》卷七四《农桑文策》。
B25《元史》卷一○○《兵志》三。
B26《元史》卷一二一《博罗欢传》。
B28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一四《砚铭》。
B29《滋溪文稿》卷一七《韩永神道碑》。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倪金荣
金元之际，北方经历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蒙金战争。战争初期，蒙古军队推行了残酷的抄掠政策，“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①。窝阔台时期虽然稍有改变，但杀伤劳动力的现象仍很严重。在灭金过程中，蒙古军在钧州(今河南禹县)、许州(今河南许昌)、考城(今河南兰考境)、蔡州(今河南汝南)、归德(今河南商丘)、凤翔(今属陕西)等地，都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开封被围后，疾疫流行，加之饥馑，五十日内死亡人数多至90万人。激烈的战争和残酷的杀掠，造成土地荒芜，人口锐减，“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的破坏。
在战争中，蒙古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②，掳掠居民充作奴婢，号为“驱口”。驱口数量之多，“几居天下之半”③。耕地也遭到严重破坏。蒙古族是活动在我国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他们也把游牧生产方式带进了中原地区，各地驻军不断“分拨牧马草地”④，占用了大片农田。河南、山东地区为蒙古军屯戍之地，牧场遍布。昔日的耕地变为牧场，专放孳畜。窝阔台近臣别迭甚至扬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⑤。尚存的耕地也因蒙古军践踏而多荒废。
在蒙古统治之下，中原百姓无力发展生产和恢复经济，当时称为“汉地不治”⑥。宪宗即位时，蒙古已统治中原二十年，华北地区依然“土旷民贫”⑦，关中地区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四川、两淮、襄樊地区，也因蒙宋战争激烈，人口流失大半，如四川地区在兵燹中居民“十亡七八”。有些地区甚至“荒城残堡，蔓草颓垣，狐独啸聚其间”。直到至元前期，王恽在奏章中还说，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汉水以东，“在前南北边徼，中间歇闲岁久，膏肥有余，虽有居民，耕种甚是稀少”⑧。
经济的破坏不利于元朝统治的稳定，而在对中原地区几十年的统治中，蒙古统治者也逐步适应了中原地区的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统治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宪宗时期，忽必烈总领中原军政，在汉人、汉化蒙古和畏兀儿人的影响和支持下，认识到“帝中国当行中国之法”，置邢州安抚司、陕西宣抚司以及河南屯田经略司，局部实施汉法，获得良好的效果。忽必烈即位后，全面推行汉法，“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⑨。他对蒙古贵族说，“司农非细事，朕深谕此”，抛弃了以前那种变农田为牧场的做法，雷厉风行地采取“重农”、“劝农”措施，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这一转变，完全符合恩格斯所说的，“在长时间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⑩。
一、在中央和地方设置劝农官和劝农机构，建立相应的官员考核制度。
中统元年(1260年)置十路宣抚司，命各路宣抚使选择通晓农事者担任各地劝农官，以监督和指导农业生产。次年设劝农司，以姚枢为大司农，陈邃等8名精于农事的官员为劝农使，分道考察各地农业生产状况。又下诏天下：“今后有能安集百姓、招诱户口，比之上年增添户口、差发办集，各道宣抚司关部申省，别加迁赏；如不能安集百姓、招诱逃户，比之上年户口减损、差发不办，定加罪黜。”B11至元元年(1264年)，推行迁转法，迁调各处官员，进一步把“户口增，田野辟”作为地方官考课五事中为首的两项标准。七年(1270年)二月立司农司，以中书左丞张文谦为大司农，分设四道巡行劝农司。同年十二月，改称大司农司，以御史中丞孛罗领之，各道提刑按察司兼管本道农事。司农司“专掌农桑水利”，并负责考核各地管民长官，考核结果作为管民长官升迁或降黜的依据。司农司还奉命搜求古今农书，删繁摘要，结合实际，编成《农桑辑要》，颁行全国，指导各地农业生产。司农司设立的五六年间，“功效大著，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B12。元代前期，地方官在劝农和吏治方面很有成效，有的记载还说当时“野无旷土，栽植之利遍天下”B13。
二、保护农田，禁止把农田占为牧场。
忽必烈以前，蒙古军将广占农田，“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B14。而大军所经过的官路，一里以内都作为营盘牧地，提供军马刍牧。忽必烈即位后，禁止占用民田，并派人清理被攘夺为牧场的农田，按籍“悉归于民”或“听民耕垦”。中统二年(1261年)四月两次颁诏，“河南管军官于近城地量存牧场，余听民耕”，“怀孟牧地听民耕垦”。后又屡次申戒蒙古军将“不得以民田为牧地，并迫令退还冒占耕地，给无地农民耕种。第二年，将野速答儿在益都据为牧场的田地退还于民。同时，忽必烈还一再“申严畜牧损坏禾稼桑果之禁”，通令“诸军马营寨及达鲁花赤、管民官、权豪势要人等，不得恣纵头匹损坏桑枣，践踏田禾，骚扰百姓”B15。至元十年(1273年)，将在山东临邑县的牧地“二十余万亩，悉归于民”B16。至元十六年(1279年)三月，忽必烈还特别下诏，“禁归德、亳、寿、临淮等处田猎”。二十八年(1291年)，还将安西王在关中冒夺为牧地的十余万顷民田，“按图籍以正之”B17。这些措施虽未杜绝蒙古军将改农田为牧地的现象，但无疑对“变农为牧、以牧伤农”起到抑制作用。忽必烈还三令五申禁止“抑良为奴”，至元八年(1271年)颁布《户口条画》，对户籍进行大规模的清理，根据壬子籍册，将被贵族势家强占为驱口的农民按籍析出，编籍为民。
三、招集农民开垦荒地，兴办屯田。
中统二年(1261年)颁布“流民复业者免税一年、次年减半”的命令。后又颁布优惠政策，“凡有开荒作熟地土，限五年依例科差”，栽种桑树放宽到八年，瓜果放宽到十五年，“若有勤务农桑及开到荒地之人，本处官吏并不得添加差发”B18。元朝还用法令的形式将荒闲土地规定为国家所有，允许农民自由开垦。其诏书称，“凡是荒田，俱是在官之数，听其再开”B19；“凡荒闲之地，悉以付民，先给贫者，次及余户”B20。土地虽为国有，但百姓只要有剩余劳力，均可开垦。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朝把泾水沿岸的牧地数千顷分给贫民屯种，官给牛种田具，岁收粟麦十万石，刍高禾百万束。至元十四年(1277年)的法令规定，各处荒地在规定的期限内许田主认领，超过期限，“不拣什么人，自愿种的教种者”。两淮荒地极多，又特别颁诏鼓励垦荒。至元十七年(1280年)，在淮西地区，“募民愿耕者种之，且免其租三年”；二十一年(1284年)，“以江淮间自襄阳至东海多荒田”，“募人开垦，免其六年租税并一切杂役”；二十三年(1286年)九月，“听民自实两淮荒地，免税三年”，并承认农民对新开荒地的所有权。尤其重要的是，元朝还大力开展军民屯田，“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储”，“由是而天下无不可屯之兵，亦无不可屯之地矣”
B21。这些军民屯田分布在江淮、襄阳、沿海，以及辽阳、岭北、甘肃、云南等广大地区。据《元史·兵志》载，天下屯田有120多所，屯田土地达17.7万顷，遍及全国各地。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元廷的这些举措，为荒地的开垦提供了有利条件。真定、顺德、保定等地，“凡辟田二十余万亩”B22。两淮地区在至元后期，大部分流民都回到故乡，屯田多达四万余顷，一些荒滩沙地也被开垦出来。有些州县甚至“民生日集”，“地窄人稠，与江南无异”B23。
四、减轻赋税，兴修水利。
元廷多次减免赋税，赈济灾民，以减轻灾荒造成的损失，帮助灾民恢复生产。如至元十年(1273年)十月，“河南水，发粟赈饥民，仍免今年田租”；二十五年(1288年)六月，“睢阳霖雨，河溢害稼，免其租六十石有奇”，“以考城、陈留、通许、杞、太康五县大水，及河溢没民田，蠲其租万五千三百石”。元代还在各地建立常平仓，“丰年米贱，官为增价籴之；歉年米贵，官为减价粜之”B24。常平仓除平抑物价外，还用以储备粮食，以便随时赈济，发展生产。同时，元代也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中央设都水监，地方置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凡兴建重大水利工程，专门设立行都水监、都水庸田司等临时机构。“凡河渠之利，委本处正官一员，以时浚治，或民力不足者，提举河渠官相其轻重，官为导之”B25。多次下诏“诸路开浚水利”，并征发民工修治河堤。如，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黄河决口，“调南京民夫二十二万四千三百二十三人，分筑堤防”；次年三月，“汴梁河水泛滥，役夫七千修完故堤”；二十五年(1288年)黄河决口，“委宣慰司督本路差夫修治”。不少地方官员重视整治河堤，消除隐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曾在宁夏地区修复过唐来、汉延等大小八十多条河渠，使九万余顷农田重新得到灌溉。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博罗欢在任期间，“汴南诸州，漭为巨浸，博罗欢躬行决口，督有司缮完之”B26。元朝前期，黄河决堤基本上做到及时修补，并凿通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两淮地区，兴办屯田，兴修水利，成效显著，安丰的芍陂可灌溉农田一万多顷。这些均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五、健全农村村社组织。
元政府把北方一些地区农民生产互助而自发组织的“锄社”加以推广，在全国普遍实行，建立农村村社组织。“县邑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社长负责“劝课农桑”，指导农民从事生产，其本人不再承担徭役。社中疾病凶丧之家，众人合力相助，如社内灾民过多，则“两社助之”B27。至元六年(1269年)，规定设立社仓，由社长主管，用以救助本社灾民，“丰年每亲丁纳粟五斗，驱丁二斗，无粟听纳杂色，歉年就给灾民”。社仓的数量很多，遍布全国各地。据《至顺镇江志》记载，仅镇江路就有69所。
元朝采取重农措施基本上得到落实，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元世祖统治的三十余年中，全国人口恢复到一千三百多万户，五千八百八十多万口。黄河流域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水、虫蝗等灾厄，北方地区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元世祖至元年间，“家给人足”，“民庶晏然，年谷丰衍，朝野中外，号称治平”B28。关陇地区，元代屯田多达六千余顷。由于大量荒地、牧场被垦为耕地，元世祖时期关中粟麦已“盛于天下”，关、陇、陕、洛一带则“年谷丰衍，民庶康乐”B29。元代前期全国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改善。
①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一九《鞑靼款塞》。
②姚燧：《牧庵集》卷一五《姚枢神道碑》。
③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五《中书耶律文正王》。
④《元史》卷一四八《严实传》。
⑤《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⑥《元史》卷一五五《史天泽传》。
⑦《元史》卷一五三《刘敏传》。
⑧王恽：《秋涧集》卷九一《开种两淮地土事状》。
⑨B20B24B27《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ZK)〗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22页。
B11B19《元典章》卷一九《户部》五。
B12王磐《农桑辑要序》。
B13《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B14《续文献通考》卷一《田赋》。引自赵天麟：《太平金镜策》。
B15《通制条格》卷一六《农桑》。
B16道光《济南府志》卷三四《田寿传》。
B17《元史》卷一五四《郑制宜传》。
B18《元典章》卷二三《户部》七。
B21《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
B22《元史》卷一五一《奥屯世英传》。
B23许有壬：《至正集》卷七四《农桑文策》。
B25《元史》卷一○○《兵志》三。
B26《元史》卷一二一《博罗欢传》。
B28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一四《砚铭》。
B29《滋溪文稿》卷一七《韩永神道碑》。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倪金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