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先进青年接受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原因
邸彦莉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古老中国紧闭的大门,使这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怎样使满目疮痍的民族夺回失去的独立自主,走上富强之路,重新屹立于世界,怎样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和落后,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就成为近代中国无数志士仁人探索和实践的主题。
综观整个近代中国史,从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到举起新文化运动大旗的陈独秀,千百万的爱国志士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洪流,探索中国的出路。在中西文明的激烈碰撞中,受危机和忧患意识的驱使,中华民族被迫开始向西方文明寻求出路。从19世纪中叶到五四运动前,中国人在西方文明中寻找着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们信奉过基督教的天国福音,信奉过进化论与天赋人权,信奉过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信奉过无政府主义等等。但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中国人在西方文明中寻找出路的努力无一例外地失败了。那些曾经唤起人们巨大热情和希望的资本主义道路屡走不通,民族并没有独立,国家并没有富强。究竟用什么样的理论才能指导革命取得胜利呢?先进的中国人在探索,时代也在进行着比较和筛选。
正当无数志士不屈于辛亥革命失败的客观现实,钦羡西方的文明与富强并把它们作为效仿的榜样的时候,世界范围的大变动又强烈地吸引了中国人的眼光。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延续了四年之久,给欧洲人民带来了一场浩劫。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把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尖锐地暴露出来,这不能不使醉心于学习西方的中国人大为震惊。于是人们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再次陷入焦虑和思索之中。
正当这时,俄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冲破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首先在俄国取得了胜利,宣告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来临。它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感到格外振奋。这不仅给世界上被压迫民族指出了求得解放的道路,也使中国人民看到民族解放的希望,从中找到了救国救民的良方。由此,彷徨苦闷的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把自己的眼光从西方转到东方,强烈地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使他们倾向于社会主义。因此,十月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成为最时髦、最流行的一种新思潮。社会各阶级、各派别的代表人物都竞相宣传各种所谓社会主义的观点,各种研究新思想的团体和介绍新思潮的刊物纷纷出现。
在这名目繁多的新思潮中,除了科学社会主义外,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等等,都被笼统当作社会主义接受过来。“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却都是混乱,不十分清晰的”(《瞿秋白诗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
当时思想界的多数人,对于这种类繁多的社会主义流派也并没有固定信仰,人们犹如“隔着纱窗看晓雾”,对社会主义还只是朦朦胧胧的向往,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它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
然而,正是在这种主义丛生、百说竞逐的氛围中,中国先进青年通过实践、比较和鉴别,逐步在社会主义的各个流派中,选择并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从而把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人探索国家出路的斗争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先进青年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的真理不是偶然的。
第一,通过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鲜明对比,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良方”。
辛亥革命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屡次奋斗,但旧民主主义革命却连遭失败。民族危亡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20世纪初,当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时,西方社会已百弊丛生。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辛亥革命后出现的混乱政局,舆论界对资本主义的怀疑情绪开始弥漫开来。这种状况迫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必须重新考虑国家的出路,探索新的救国方案。恰在这时,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唤起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十月革命不但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特别是苏俄政府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华一切特权,这一行动所体现的支持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精神,同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大国联合欺压与羞辱中国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使中国的先进分子不但提高了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也开始把向外学习的视野从西方转向东方,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从而推动人们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研究。
第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各种社会思潮的兴起与竞逐,也给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新的救国方案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与比较的机会。
中国先进分子正是在探索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工读互助主义和新村主义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物。它们提出的一些美妙的社会设想,对于抱有改造社会的善良愿望,而害怕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很有吸引力的。1919年底,北京、天津、武汉、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进步青年,成立了工读互助团一类的组织。他们认为,“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产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如果半工半读互助团能够成功,逐步推广,那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便会逐渐实现。他们希望把工读互助团推广到全社会,实行“和平的经济革命”。但是,成立不久,就发现离现实生活太远,由于经济困难而难以为继,加上团员观点分歧,人心涣散,很快就宣告解散。新村主义者模仿日本九州的新村和美国的劳动村,试办中国的新村,结果也是昙花一现,无法生存。工读互助团和新村运动的失败,对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人们是一次非常实际的教育,这促使一大批赞成或同情俄国革命的知识青年转而研究和信仰马克思主义。曾经专门从杭州跑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试验的施存统在试验失败后就指出,“我从此觉悟要拿工读互助团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不可能的”。他还著文表示,“我们因此更信共产主义,晓得现在社会的经济组织非根本改革不可”。与此同时,在“工读”、“互助”等思潮影响下赴欧勤工俭学的不少进步青年,到了欧洲之后,一方面通过到工厂做工,广泛接触西方社会,亲身体验资本主义社会下层群众的生活,另一方面大量研读科学社会主义和其它各种社会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著作。许多人经过反复比较和思索,终于逐步靠拢无产阶级,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如1920年8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所组织的工学世界社就宣布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
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五四”前后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及其在爱国斗争中所显示的力量,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获得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的伟大作用,表明了自己是中国最彻底的革命阶级和最坚决的救国力量。战斗的工人阶级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也把改造中国的希望从寄托于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转而投向工人阶级及劳动大众。他们从救国方案的选择,进一步发展为历史观、世界观的转变。他们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改变了过去轻视劳动人民的态度,从而推动他们深入工农,关注和研究劳工运动,并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强有力的领导阶级,而知识分子在投身工人运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促进了自身的转变。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这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第四,中国先进分子在五四运动之后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还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解放的理论体系,是实现救亡,通向社会主义的理论源泉。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在阶级社会中,这一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劳动人民是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是历史的创造者。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反抗剥削、压迫阶级的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近代中国人曾多次为救亡而左冲右突,却总找不到,或认不清真正的斗争对象,因而屡战屡败。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不仅使人们看到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人们认清复杂的社会现象,探索社会革命的途径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而且为革命者投身于革命实践找到了力量源泉。
第五,中国人几千年来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和向往,为近代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文化心理基础。
自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等人提出“大同社会”的构想以来,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人人温饱和亲密和谐的社会,就一直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中国人对这种美好社会的追求,从来没有随时间的变迁而改变过。直到苦难的近代,人们还始终把救亡与建立美好新社会的理想结合在一起。洪秀全在《天朝田亩制度》中设计的“人间天国”,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构想,都带有这种美好追求的浓厚色彩。
当然,科学社会主义与这种“大同”空想有着质的不同,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构想同中国人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和描绘的某些相似性,才使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就引起了先进分子的关注。这样,他们终于通过十月革命发现了比进化论、民权观更为高级的理论形态。强烈的爱国责任感和不以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为极限的激进民主观,促使他们迈出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关键性一步。也就是说,中国人在五四运动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绝不是突发性的选择,而是长期探索中的救亡救世理想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
总之,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把它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既是近代救亡主题的现实需要,又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对美好社会不懈追求的结果。而十月革命正好是顺时应势,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东方,为中国人民走向未来架起了一座桥梁。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一旦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必然会给中国革命指出正确的方向。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才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苦难的中国才重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马列部)责任编辑:林 屹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古老中国紧闭的大门,使这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怎样使满目疮痍的民族夺回失去的独立自主,走上富强之路,重新屹立于世界,怎样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和落后,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就成为近代中国无数志士仁人探索和实践的主题。
综观整个近代中国史,从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到举起新文化运动大旗的陈独秀,千百万的爱国志士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洪流,探索中国的出路。在中西文明的激烈碰撞中,受危机和忧患意识的驱使,中华民族被迫开始向西方文明寻求出路。从19世纪中叶到五四运动前,中国人在西方文明中寻找着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们信奉过基督教的天国福音,信奉过进化论与天赋人权,信奉过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信奉过无政府主义等等。但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中国人在西方文明中寻找出路的努力无一例外地失败了。那些曾经唤起人们巨大热情和希望的资本主义道路屡走不通,民族并没有独立,国家并没有富强。究竟用什么样的理论才能指导革命取得胜利呢?先进的中国人在探索,时代也在进行着比较和筛选。
正当无数志士不屈于辛亥革命失败的客观现实,钦羡西方的文明与富强并把它们作为效仿的榜样的时候,世界范围的大变动又强烈地吸引了中国人的眼光。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延续了四年之久,给欧洲人民带来了一场浩劫。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把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尖锐地暴露出来,这不能不使醉心于学习西方的中国人大为震惊。于是人们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再次陷入焦虑和思索之中。
正当这时,俄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冲破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首先在俄国取得了胜利,宣告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来临。它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感到格外振奋。这不仅给世界上被压迫民族指出了求得解放的道路,也使中国人民看到民族解放的希望,从中找到了救国救民的良方。由此,彷徨苦闷的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把自己的眼光从西方转到东方,强烈地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使他们倾向于社会主义。因此,十月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成为最时髦、最流行的一种新思潮。社会各阶级、各派别的代表人物都竞相宣传各种所谓社会主义的观点,各种研究新思想的团体和介绍新思潮的刊物纷纷出现。
在这名目繁多的新思潮中,除了科学社会主义外,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等等,都被笼统当作社会主义接受过来。“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却都是混乱,不十分清晰的”(《瞿秋白诗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
当时思想界的多数人,对于这种类繁多的社会主义流派也并没有固定信仰,人们犹如“隔着纱窗看晓雾”,对社会主义还只是朦朦胧胧的向往,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它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
然而,正是在这种主义丛生、百说竞逐的氛围中,中国先进青年通过实践、比较和鉴别,逐步在社会主义的各个流派中,选择并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从而把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人探索国家出路的斗争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先进青年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的真理不是偶然的。
第一,通过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鲜明对比,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良方”。
辛亥革命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屡次奋斗,但旧民主主义革命却连遭失败。民族危亡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20世纪初,当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时,西方社会已百弊丛生。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辛亥革命后出现的混乱政局,舆论界对资本主义的怀疑情绪开始弥漫开来。这种状况迫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必须重新考虑国家的出路,探索新的救国方案。恰在这时,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唤起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十月革命不但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特别是苏俄政府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华一切特权,这一行动所体现的支持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精神,同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大国联合欺压与羞辱中国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使中国的先进分子不但提高了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也开始把向外学习的视野从西方转向东方,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从而推动人们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研究。
第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各种社会思潮的兴起与竞逐,也给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新的救国方案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与比较的机会。
中国先进分子正是在探索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工读互助主义和新村主义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物。它们提出的一些美妙的社会设想,对于抱有改造社会的善良愿望,而害怕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很有吸引力的。1919年底,北京、天津、武汉、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进步青年,成立了工读互助团一类的组织。他们认为,“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产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如果半工半读互助团能够成功,逐步推广,那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便会逐渐实现。他们希望把工读互助团推广到全社会,实行“和平的经济革命”。但是,成立不久,就发现离现实生活太远,由于经济困难而难以为继,加上团员观点分歧,人心涣散,很快就宣告解散。新村主义者模仿日本九州的新村和美国的劳动村,试办中国的新村,结果也是昙花一现,无法生存。工读互助团和新村运动的失败,对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人们是一次非常实际的教育,这促使一大批赞成或同情俄国革命的知识青年转而研究和信仰马克思主义。曾经专门从杭州跑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试验的施存统在试验失败后就指出,“我从此觉悟要拿工读互助团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不可能的”。他还著文表示,“我们因此更信共产主义,晓得现在社会的经济组织非根本改革不可”。与此同时,在“工读”、“互助”等思潮影响下赴欧勤工俭学的不少进步青年,到了欧洲之后,一方面通过到工厂做工,广泛接触西方社会,亲身体验资本主义社会下层群众的生活,另一方面大量研读科学社会主义和其它各种社会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著作。许多人经过反复比较和思索,终于逐步靠拢无产阶级,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如1920年8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所组织的工学世界社就宣布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
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五四”前后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及其在爱国斗争中所显示的力量,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获得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的伟大作用,表明了自己是中国最彻底的革命阶级和最坚决的救国力量。战斗的工人阶级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也把改造中国的希望从寄托于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转而投向工人阶级及劳动大众。他们从救国方案的选择,进一步发展为历史观、世界观的转变。他们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改变了过去轻视劳动人民的态度,从而推动他们深入工农,关注和研究劳工运动,并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强有力的领导阶级,而知识分子在投身工人运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促进了自身的转变。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这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第四,中国先进分子在五四运动之后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还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解放的理论体系,是实现救亡,通向社会主义的理论源泉。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在阶级社会中,这一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劳动人民是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是历史的创造者。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反抗剥削、压迫阶级的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近代中国人曾多次为救亡而左冲右突,却总找不到,或认不清真正的斗争对象,因而屡战屡败。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不仅使人们看到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人们认清复杂的社会现象,探索社会革命的途径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而且为革命者投身于革命实践找到了力量源泉。
第五,中国人几千年来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和向往,为近代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文化心理基础。
自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等人提出“大同社会”的构想以来,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人人温饱和亲密和谐的社会,就一直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中国人对这种美好社会的追求,从来没有随时间的变迁而改变过。直到苦难的近代,人们还始终把救亡与建立美好新社会的理想结合在一起。洪秀全在《天朝田亩制度》中设计的“人间天国”,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构想,都带有这种美好追求的浓厚色彩。
当然,科学社会主义与这种“大同”空想有着质的不同,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构想同中国人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和描绘的某些相似性,才使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就引起了先进分子的关注。这样,他们终于通过十月革命发现了比进化论、民权观更为高级的理论形态。强烈的爱国责任感和不以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为极限的激进民主观,促使他们迈出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关键性一步。也就是说,中国人在五四运动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绝不是突发性的选择,而是长期探索中的救亡救世理想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
总之,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把它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既是近代救亡主题的现实需要,又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对美好社会不懈追求的结果。而十月革命正好是顺时应势,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东方,为中国人民走向未来架起了一座桥梁。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一旦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必然会给中国革命指出正确的方向。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才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苦难的中国才重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马列部)责任编辑:林 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