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二)
蒋大椿
二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的开始。经过一段过渡时期,1956年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进入建设社会主义具体道路的探索时期,直至1978年。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在全国范围确立起主导地位,唯物史观广泛普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经历了严重曲折,有着深刻的经验教训。
(一)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全国范围确立主导地位,唯物史观原理普及以后,一个相当迫切的任务是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下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理论结构,以作为具体历史研究更为切近的指导原则。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便广泛地开展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命题的研究,包括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的讨论,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以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少数民族研究的理论探讨,以及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探讨。通过上述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探讨,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对于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认识大大加深。讨论中分歧意见甚多,有些见解是可以逐步接近的,有些则难以接近,这就需要进一步审查所持的理论前提。而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学者从这方面进行思考。关于农民战争的理论探讨,按照唯物史观理路,是要解决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而当有些学者无限拔高和突出农民战争,以至要用农民战争史(阶段斗争史)来代替封建社会史(文明史)研究时,分歧便难以调合。历史人物属于历史主体,唯物史观不可能完全脱离人来研究社会历史,当时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探讨,主旨在于希望借此进一步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当阶级斗争观点被日益突出,农民战争被无限拔高时,60年代中,历史人物,尤其是剥削统治阶级人物的研究,终于成为禁区。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系统翻译出版,以及列宁、斯大林全集和毛泽东著作的系统出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理论建设,它逐步地提高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理论水平。
在党和政府的组织领导下,经过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无论是文明史前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还是文明史各时期的考古发掘,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有许多震动世界的发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为广泛系统的实物史料。
文献史料的整理,古代的如《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的整理标点。尤其是近代史料的系统整理,如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一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科学院经济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以及《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等一系列档案史料的整理出版,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展。
在中央民委和人大民委组织领导下,广泛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积累了数千万字民族史资料,并拍摄了十几部反映少数民族历史和现状的科学记录影片,这方面成就更是超越千古,为民族史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三)中国古代的断代史研究,较之解放前大有拓展与深入。
原始社会史研究,有尹达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夏鼐的《考古学论文集》;贾兰坡、裴文中、吴汝康有研究北京猿人、河套人、山顶洞人、资阳人的著作;吴恩裕探讨了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先秦文明史在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中有了较深入的探讨,李亚农有《殷代社会生活》、《西周与东周》;春秋史研究较弱,仅有林汉达的《春秋五霸》;战国研究以杨宽的《战国史》为代表,他的《古史新探》是研究古代礼制的结晶。先秦思想史研究成绩较多,有杜国庠的《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赵纪彬的《论语新探》、杨向奎的《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三册。通述先秦史的,有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王玉哲的《中国上古史纲》。秦汉史研究,通述著作有何兹全的《秦汉史略》、杨翼骧的《秦汉史纲要》。专门史研究有贺昌群著《论两汉土地占有形态的发展》、安作璋的《西汉与西域关系史》、漆侠的《秦汉农民战争史》等。秦皇、汉武、董仲舒、王充、司马迁、张衡都有专门研究著作。秦汉以后的“荒原”已逐渐开垦。魏晋南北史研究,通述著作有何兹全的《魏晋南北朝史略》、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初史》上册。专门史有唐长孺的《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汤用彤、任继愈的《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任继愈的《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等。人物研究的热点是曹操,诸葛亮、陶渊明也有学者研究。隋唐五代史研究亦较兴盛,通述著作有杨志玖的《隋唐五代史纲要》、韩国磐的《隋唐五代史纲》及吴枫等的《隋唐五代史纲》。专门史有韩国磐的《隋唐的均田制度》、贺昌群的《汉唐间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和均田制》和《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谷霁光的《府兵制度考释》、漆侠的《隋末农民起义》等。一些政治、文学、佛教人物有专传。宋、辽、西夏、金史研究比较薄弱。宋代尚无专史。邓广铭有《王安石》、《岳飞》和《辛弃疾传》,漆侠有《王安石变法》。另外还有一些经济史、农民战争史和人物研究。除陈述的《契丹社会经济史稿》,辽金史基本处于史料搜集阶段。西夏史尚无人研究。元代这时也无专史,韩儒林、陈高华等有一些论作。明史研究,通述著作有李洵的《明清史》、李光璧的《明朝史略》。谢国桢有《南明史略》,主要是实证研究。专门史有尚钺的《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傅衣凌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陈诗启的《明代官手工业研究》,王毓铨的《明代的军屯》,韦庆远的《明代黄册制度》,张维华的《明代海外贸易简论》,洪焕春的《明末农民战争史略论》,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江应木梁的《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人物传记有多种,较有影响的是吴晗经过修改的《朱元璋传》及嵇文甫的《王船山学术论丛》。清代研究较薄弱,尚无断代清史著作。专门史有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叶世昌的《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以及一些地方经济史及苗民起义著作。学者、文学家的传记有些史家研究,还有一些实证性研究以及论文。总起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清史研究此时尚未全面展开。
(四)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显著进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显著进展,是这一时期史学的一个特色。中国近代史包括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进程。这里说的显著进展,主要是1840年至1919年的近代史前期的研究。至于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近代史后期(当时称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则相当薄弱。
胡绳在《历史研究》1954年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近代史(前期)的理论探讨。通过对中国近代史分期标准、发展线索等问题的探讨,逐步形成了中国近代史前期的基本研究框架,即一根主线(阶级斗争)、两个过程(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这个研究框架的制定,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初期的开展有过推进作用。但当近代史研究进一步发展时,这个框架则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妨碍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面和深入。当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基本上是在这个框架范围内展开的。较有影响的近代通史著作是1958年出版的林增平著《中国近代史》二册、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第1卷,还有延及近代的中国通史著作及若干教材。
近代前期的重要事件都有了专著。如金家瑞、鲍正鹄等的多种同名的《鸦片战争》,蒋孟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是当时近代史研究的最大热点,以罗尔纲用力最勤,除出版十几种有关太平天国史事文献的考订性著作,还初步运用唯物史观撰写了《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和《忠王李秀成传》。还有牟安世的《太平天国》,郦纯的《太平天国制度初探》、《太平天国军制官制探略》及江地的《捻军史初探》。洋务运动当时没有被列为近代史重大事件,除姜铎等极少数学者撰文主张对洋务运动一分为二、具体分析外,基本上取否定态度。牟安世有《洋务运动》,还有《中法战争》。郑昌淦有《中日甲午战争》,戚其章有《中日甲午威海之战》。戊戌变法当时被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但肯定了它的进步作用,胡滨有《戊戌变法》,汤志钧有《戊戌变法简史》及《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义和团运动被作为三次革命高潮之一,但研究并未深入展开,金家瑞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史当时是近代史研究两大热点之一,黎澍有《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吴玉章、陈旭麓各有《辛亥革命》,章开沅有《武昌起义》,胡绳武、金冲及有《论清末立宪运动》,李时岳有《辛亥革命时期两湖的革命运动》及《张謇和立宪派》。
1919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近代史后期,当时习称中国现代史,研究相对较弱。研究跨越前后期北洋军阀史的,有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略》。关于这一时期的还有丁守和等的《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华岗的《五四运动史》、叶蠖生等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简史》、宗泽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略》等。研究中共党史、革命史的,有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廖盖隆的《新中国是怎样诞生和成长的》等。李新等主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试图突破革命史框架,写出这一时期的通史,实际也还有距离。
(五)中国专门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入。古代的断代专门史研究前文已述,这里简要介绍一下这个时期通史性的和近代的专门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民族史研究解放前已有开展,这一时期则更为扩展、深入。经济史、对外关系史也取得一定成绩,史学史、历史地理学等也已开展起来。
1.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较为兴盛,如张岱年的《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2卷等。其中在海内外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当是侯外庐主编的5卷6册的巨著《中国思想通史》。胡寄窗以个人之力完成《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中、下三册120万言的专著,尽管不无可议之处,仍是这一时期扩展了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有成就的著作。中国近代思想研究,除石峻等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这时期尚无近代思想的通史性著作,主要是思想史的个案研究,著作有多种。越出个案研究的,有赵靖、易梦虹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胡滨的《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
2.50年代,延至60年代初,我国经济史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属于物质生产史研究的有荆三林的《中国生产工具发展简史》、王毓瑚的《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的成就》、刘仙洲的《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简史》、辛树帜的《中国果树历史的研究》、农业遗产研究室等的《中国农学史》上册等。关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及瓷器、金属冶炼、科技人物等,也多有著作。研究交通的有章巽的《中国古代的海上交通》。研究金融货币的有王毓铨的《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与发展》、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郑家相的《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有吴大琨的《中国的奴隶制经济与封建制经济论纲》、伍丹戈的《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等。还有若干地方经济史的著作。
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也是较受重视的。如傅筑夫、谷书堂的《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关梦觉的《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初步探索》,彭雨新的《清代关税制度》,魏建猷的《中国近代货币史》,张郁兰的《中国银行业发展史》,周秀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杨培新的《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等。研究外国在华经济活动的,如吴承明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孙毓棠的《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献可的《近百年帝国主义在华发行纸币概况》等。较为系统地介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如孟宪章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吴杰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人民大学、湖北大学都有中国近代经济史教材。孔经纬则有《中国经济史略———明清至抗战前》及《续中国经济史略———抗战至解放前》。
3.由于大规模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以及多种民族史资料的整理出版,民族关系等理论问题的探讨,提高了民族史研究者的认识水平。60年代,在上述工作基础上,编写了五十多个民族的简史,1964年已内部编印成书,由于文革耽搁,没有正式出版。这一时期公开出版的民族史著作有十多部,成绩最大的是马长寿。他的《突厥人和突厥汗国》、《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与奴隶制度》、《乌桓与鲜卑》、《北狄与匈奴》,都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他此时已经完成的另外三部同样学术水平很高的著作《氐与羌》、《从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和《彝族古代史》,直到“文革”后才出版。另外还有白寿彝著的《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等。
4.中外关系史研究已经开展,50年代出版了多种著作。古代的,如齐思和著《中国与拜占廷帝国的关系》、贺昌群著《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田汝康著《17—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季羡林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还有多种著作述及中国与朝鲜、越南、印度、印尼、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近代则主要是帝国主义侵华史,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对中国某一地区如台湾、西藏的侵略。以揭露美国侵略中国的著作最多,如刘大年著《美国侵华史》,卿汝梅著《美国侵华史》第1、2卷。丁名楠、余绳武等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则较全面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对近代中国的侵略。
其它如史学史,1961年文科教材会议,将编写中国史学史教材的任务提上日程,确定由白寿彝负责古代部分,吴泽负责近代部分。北京、上海等地先后召开史学史研究座谈会,还有不少学者撰文,就史学史研究的目的、对象、任务、研究内容及分期等问题展开讨论。历史地理学已经取代了沿革地理。
1954年吴晗关于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建议为毛泽东采纳,组成了重编改绘杨图委员会,范文澜、吴晗、尹达曾先后领导这项工作,并由谭其骧任主编。谭其骧从编绘实践中发现,改编杨图已无必要,乃决心重编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两门学科工作的开展培养了人才、积累了资料,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六)中国通史的修订与新编。解放后,范文澜在几位学者协助下,改写《中国通史简编》,规模扩大,内容扩充。由于政治运动的不断干扰,到范文澜1969年逝世,“简编”修订本只出到四册,从远古写到隋唐五代。此书虽未写完,已以其观点鲜明、资料丰富、行文凝炼而流畅,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通史著作。宋代至鸦片战争部分,“文革”后由蔡美彪等学者续写完。
吕振羽解放后对《简明中国通史》修订了三次,以1959年修改较大,主要是修订、完善了若干理论认识,内容也有所扩充,但全书基本结构没变。1963年吕振羽蒙冤入狱,此书影响剧减。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从1958年开始编写,1962年部分初稿完成,曾作为大学试用教材印行过。后经进一步修改扩写,到“文革”后才出齐全书。
1961年高校文科教材会议,委托北大历史系编写高校历史系教材,即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仍按西周封建说编写。第2、3、4册“文革”前已出版。翦伯赞本人执笔的第1册尚未脱稿,便受到批判,并株连到全书。本书也是到“文革”后才出齐。
唯一出完全书的,是尚钺主编的简明扼要的《中国历史纲要》,1954年出版。60年代初本书所持学术见解,被作为“修正主义观点”而受到批判。
(七)世界史研究的开创。解放以前,我国整个史学界的世界史研究均极薄弱。马克思主义史学除了一二种世界革命史著作,世界史研究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解放后,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史研究被提上日程。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世界史研究所,各地高校相继设立了世界史的教学研究机构。经过一段时间学习苏联史学,逐步地摆脱欧美中心主义束缚,开始从自己的角度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世界历史,并在若干领域取得一些开拓性进展,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1.世界通史和分期史研究,由于我国原来底子太薄,只能从学习苏联起步。著作则主要是高校教材,如郭圣铭的《世界古代史简编》、齐思和的《世界中世纪史讲义》、沈炼之的《简明世界近代史》等。1962年出版的由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由齐思和主编,中古部分由周一良、吴于廑主编,近代部分由杨生茂、张芝联、程秋原主编),是我国第一部分量较大的世界通史著作,但受苏联多卷本《世界通史》的影响比较明显。
2.洲别史研究中,以亚洲史研究成绩较为显著。如王辑五的《亚洲各国史纲要》、朱杰勤的《亚洲各国史》、童书业的《古代东方史纲要》、周一良的《亚洲各国古代史》、王启民等的《亚洲各国近代史讲义》、何启发的《亚洲各国现代史讲义》、丁则良的《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三次高潮与中国》。非洲史研究中,杨人木便1956年已写成《非洲史纲要》,但直到“文革”后才出版。张铁生的《中非交通史初探》,是我国第一部中非关系史专著。欧洲、澳洲、美洲史研究仅少量论文,基本上没有展开。
3.国别史研究中,也以亚洲国家较多。如童书业的《古巴比伦社会制度试探》、季羡林的《印度简史》及《1857至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越南、朝鲜、印尼以及日本,也都有学者研究。欧洲国家研究中,有吴于廑的《古代的希腊与罗马》,刘祚昌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王荣堂、曹绍濂都有关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作。美洲国家中,黄绍湘的《美国简明史》和《美国早期发展史》是这一时期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美国史的代表作。
4.世界专门史研究有一些零星的开展。经济史如齐洪等的《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过程简述》、林举岱的《英国工业革命史》等。政治史如蒋孟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思想文化教育史,有陶大镛的《社会主义思想史》、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二册、冯至等的《德国文学史》二册、杨周翰等的《欧洲文学史》上册及毛礼锐、张鸣歧的《古代中世纪世界教育史》,罗炳之的《外国教育史》上册等。
(八)经验和教训。由上略述,可以看出,解放后的前17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许多成绩,有些是重要而显著的,但它却并没有取得它本来可以达到的更大的成绩,而且还一再地发生令人痛心的曲折,其间有着许多的经验教训。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暂且不谈,即从历史学自身而言,也很值得认真总结。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的整体的理论建设,当时尚未提上日程,这就使得它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处于盲目的状态。史学理论的整体建设尽管尚未提出来,但这时的历史学却不可能不遇到一些属于史学理论范围的问题。像史论关系一类问题在这里不再讨论,只提出对当时史学发展有很大影响的两个问题。
1.历史、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陈伯达在1958年大跃进中,将“厚今薄古”的口号引进史学领域,并且成为1958年那场所谓“史学革命”的“纲”,在史学领域引起了许多荒诞的作法,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以至破坏性的恶劣影响。当时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厚今薄古”尽量作出无损于历史学的解释,但是极为勉强,实际也难达到目的。因为“厚今薄古”提法的原意在重视现在,坚信将来,轻视过去。对于历史科学来说,是根本不能接受这种轻视过去的错误见解的。
当时史学界流行的另一个口号是古为今用。已经消逝的“古”是不可能自动地为“今”用的,它的实际含义是要历史学用研究古代所获得的历史知识来为今天的现实服务。应当说,这个提法是重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的,但它却没有明确揭示和表达出历史学所应具有的科学性质。滥用这一口号,便难以避免地会导致实用主义。这一口号在当时历史学中的实际体现便是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也不能说全错,因为历史学应当有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功能。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也应当为现实中的经济、文化和教育服务,因此这种提法即使对史学的社会功能而言,也是不全面的,而且极易滋生流弊。当时历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以历史与现实作古今类比,以历史事实来解释党的方针政策。另一种形式是,为了以历史知识配合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突击组织编写有关论著。由于政治的时限性、具体性、易变性,这样突击出来的东西,是很难考虑科学性而具有学术价值的,只能日益滋长起实用主义。到1965年戚本禹提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历史学就完全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治的工具,毫无任何科学性可言,终于将历史学推向绝境。
2.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解放初,阶级斗争观点被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要点之一。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则被理解为从历史事物产生的实际历史条件出发,从发展中来考察历史事物,它之被提出就是对滥用阶级斗争观点而导致的非历史主义倾向的限制。但在1957年以前两者可以说是并行不悖。1958年“史学革命”,阶级斗争观点被片面强调,给历史学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引起相当一批史家的深思。从这时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思想理论领域逐渐公开分化。从1959年开始,郭晓棠、翦伯赞等学者大声疾呼运用阶级观点必须与历史主义相结合,竭力提倡历史主义,以求探寻一条较为务真求实的史学道路。另一部分史家则沿着“史学革命”的方向走下去,并决心将这场“革命”进行到底。60年代初,阶级斗争是历史唯物主义核心的观点被有的史学家提出,并很快支配史坛,政治领域更逐渐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治路线。历史主义与片面突出阶级观点这两股史学思潮在1963年终于迸发成一场全国性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论战。论战从林甘泉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和宁可的《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论难开始,很快波及全国。论战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涵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两个问题而展开。当时对于前者的提法,细分起来有十多种。对于后者的见解,至少也有九种。限于篇幅,这里无法细述。总起来看,关锋、林聿时等学者进一步发挥林甘泉的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完全一致论,并进而提出二者相互包含论,实际上是用阶级观点消融历史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独立存在价值。宁可、李文海等学者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是与阶级观点有别的两个理论概念,应当在承认二者区别的情况下,按照一定条件使二者统一起来。坚持历史主义一派强调历史主义的独立存在价值,借此限制阶级斗争观点滥用而给历史研究带来的消极影响,以求比较如实地去研究历史。许多具体历史研究者接受这种思潮影响,对历史事物采取了比较客观平实的态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它对历史研究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这种观点的主张者,也接受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与文明史是阶级斗争发展这样两个理论前提,显示了这种主张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这场论战以学术论争开始,最终则是政治大批判扼杀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思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就被推向了绝境。
(九)“文化大革命”时期。1965年11月姚文元评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被认为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当有些学者认为姚文元的蛮横批判不符合历史事实,根据史实撰文起来澄清问题时,竟被指责为以学术研究干扰政治大方向。学术研究本身便被判定为方向错误,这就意味着历史学的科学性在现实中已无存身之处,它只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政治工具。当“文化革命”发展到运动群众阶段,所有学术刊物被停止,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被整垮,以至整死,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片萧瑟。“文化革命”时期的台前史学,前期以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为代表,借批判影片《清宫秘史》的名义,极歪曲近代历史之能事,以达到攻击打倒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革命家的目的以为今用。林彪集团垮台后的“文革”后期,江青集团又炮制出儒法斗争的阴谋史学,公然提出搞历史可以七真三假,实际是为着阴谋政治需要,可以任意地歪曲史实,从而极大地破坏了历史学的声誉。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其后的两年多时间,史学界主要是对江青集团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破坏,以及他们煽动的影射史学的实质与手段进行揭露和批判。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历史学家如何清醒地意识到历史学自身作为社会的一个分工领域的基本任务及其存在价值,仍需要一番艰苦的思索与努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责任编辑:蔡世华)
二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的开始。经过一段过渡时期,1956年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进入建设社会主义具体道路的探索时期,直至1978年。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在全国范围确立起主导地位,唯物史观广泛普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经历了严重曲折,有着深刻的经验教训。
(一)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全国范围确立主导地位,唯物史观原理普及以后,一个相当迫切的任务是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下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理论结构,以作为具体历史研究更为切近的指导原则。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便广泛地开展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命题的研究,包括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的讨论,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以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少数民族研究的理论探讨,以及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探讨。通过上述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探讨,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对于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认识大大加深。讨论中分歧意见甚多,有些见解是可以逐步接近的,有些则难以接近,这就需要进一步审查所持的理论前提。而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学者从这方面进行思考。关于农民战争的理论探讨,按照唯物史观理路,是要解决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而当有些学者无限拔高和突出农民战争,以至要用农民战争史(阶段斗争史)来代替封建社会史(文明史)研究时,分歧便难以调合。历史人物属于历史主体,唯物史观不可能完全脱离人来研究社会历史,当时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探讨,主旨在于希望借此进一步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当阶级斗争观点被日益突出,农民战争被无限拔高时,60年代中,历史人物,尤其是剥削统治阶级人物的研究,终于成为禁区。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系统翻译出版,以及列宁、斯大林全集和毛泽东著作的系统出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理论建设,它逐步地提高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理论水平。
在党和政府的组织领导下,经过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无论是文明史前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还是文明史各时期的考古发掘,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有许多震动世界的发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为广泛系统的实物史料。
文献史料的整理,古代的如《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的整理标点。尤其是近代史料的系统整理,如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一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科学院经济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以及《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等一系列档案史料的整理出版,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展。
在中央民委和人大民委组织领导下,广泛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积累了数千万字民族史资料,并拍摄了十几部反映少数民族历史和现状的科学记录影片,这方面成就更是超越千古,为民族史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三)中国古代的断代史研究,较之解放前大有拓展与深入。
原始社会史研究,有尹达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夏鼐的《考古学论文集》;贾兰坡、裴文中、吴汝康有研究北京猿人、河套人、山顶洞人、资阳人的著作;吴恩裕探讨了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先秦文明史在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中有了较深入的探讨,李亚农有《殷代社会生活》、《西周与东周》;春秋史研究较弱,仅有林汉达的《春秋五霸》;战国研究以杨宽的《战国史》为代表,他的《古史新探》是研究古代礼制的结晶。先秦思想史研究成绩较多,有杜国庠的《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赵纪彬的《论语新探》、杨向奎的《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三册。通述先秦史的,有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王玉哲的《中国上古史纲》。秦汉史研究,通述著作有何兹全的《秦汉史略》、杨翼骧的《秦汉史纲要》。专门史研究有贺昌群著《论两汉土地占有形态的发展》、安作璋的《西汉与西域关系史》、漆侠的《秦汉农民战争史》等。秦皇、汉武、董仲舒、王充、司马迁、张衡都有专门研究著作。秦汉以后的“荒原”已逐渐开垦。魏晋南北史研究,通述著作有何兹全的《魏晋南北朝史略》、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初史》上册。专门史有唐长孺的《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汤用彤、任继愈的《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任继愈的《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等。人物研究的热点是曹操,诸葛亮、陶渊明也有学者研究。隋唐五代史研究亦较兴盛,通述著作有杨志玖的《隋唐五代史纲要》、韩国磐的《隋唐五代史纲》及吴枫等的《隋唐五代史纲》。专门史有韩国磐的《隋唐的均田制度》、贺昌群的《汉唐间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和均田制》和《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谷霁光的《府兵制度考释》、漆侠的《隋末农民起义》等。一些政治、文学、佛教人物有专传。宋、辽、西夏、金史研究比较薄弱。宋代尚无专史。邓广铭有《王安石》、《岳飞》和《辛弃疾传》,漆侠有《王安石变法》。另外还有一些经济史、农民战争史和人物研究。除陈述的《契丹社会经济史稿》,辽金史基本处于史料搜集阶段。西夏史尚无人研究。元代这时也无专史,韩儒林、陈高华等有一些论作。明史研究,通述著作有李洵的《明清史》、李光璧的《明朝史略》。谢国桢有《南明史略》,主要是实证研究。专门史有尚钺的《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傅衣凌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陈诗启的《明代官手工业研究》,王毓铨的《明代的军屯》,韦庆远的《明代黄册制度》,张维华的《明代海外贸易简论》,洪焕春的《明末农民战争史略论》,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江应木梁的《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人物传记有多种,较有影响的是吴晗经过修改的《朱元璋传》及嵇文甫的《王船山学术论丛》。清代研究较薄弱,尚无断代清史著作。专门史有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叶世昌的《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以及一些地方经济史及苗民起义著作。学者、文学家的传记有些史家研究,还有一些实证性研究以及论文。总起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清史研究此时尚未全面展开。
(四)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显著进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显著进展,是这一时期史学的一个特色。中国近代史包括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进程。这里说的显著进展,主要是1840年至1919年的近代史前期的研究。至于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近代史后期(当时称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则相当薄弱。
胡绳在《历史研究》1954年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近代史(前期)的理论探讨。通过对中国近代史分期标准、发展线索等问题的探讨,逐步形成了中国近代史前期的基本研究框架,即一根主线(阶级斗争)、两个过程(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这个研究框架的制定,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初期的开展有过推进作用。但当近代史研究进一步发展时,这个框架则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妨碍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面和深入。当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基本上是在这个框架范围内展开的。较有影响的近代通史著作是1958年出版的林增平著《中国近代史》二册、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第1卷,还有延及近代的中国通史著作及若干教材。
近代前期的重要事件都有了专著。如金家瑞、鲍正鹄等的多种同名的《鸦片战争》,蒋孟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是当时近代史研究的最大热点,以罗尔纲用力最勤,除出版十几种有关太平天国史事文献的考订性著作,还初步运用唯物史观撰写了《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和《忠王李秀成传》。还有牟安世的《太平天国》,郦纯的《太平天国制度初探》、《太平天国军制官制探略》及江地的《捻军史初探》。洋务运动当时没有被列为近代史重大事件,除姜铎等极少数学者撰文主张对洋务运动一分为二、具体分析外,基本上取否定态度。牟安世有《洋务运动》,还有《中法战争》。郑昌淦有《中日甲午战争》,戚其章有《中日甲午威海之战》。戊戌变法当时被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但肯定了它的进步作用,胡滨有《戊戌变法》,汤志钧有《戊戌变法简史》及《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义和团运动被作为三次革命高潮之一,但研究并未深入展开,金家瑞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史当时是近代史研究两大热点之一,黎澍有《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吴玉章、陈旭麓各有《辛亥革命》,章开沅有《武昌起义》,胡绳武、金冲及有《论清末立宪运动》,李时岳有《辛亥革命时期两湖的革命运动》及《张謇和立宪派》。
1919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近代史后期,当时习称中国现代史,研究相对较弱。研究跨越前后期北洋军阀史的,有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略》。关于这一时期的还有丁守和等的《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华岗的《五四运动史》、叶蠖生等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简史》、宗泽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略》等。研究中共党史、革命史的,有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廖盖隆的《新中国是怎样诞生和成长的》等。李新等主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试图突破革命史框架,写出这一时期的通史,实际也还有距离。
(五)中国专门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入。古代的断代专门史研究前文已述,这里简要介绍一下这个时期通史性的和近代的专门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民族史研究解放前已有开展,这一时期则更为扩展、深入。经济史、对外关系史也取得一定成绩,史学史、历史地理学等也已开展起来。
1.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较为兴盛,如张岱年的《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2卷等。其中在海内外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当是侯外庐主编的5卷6册的巨著《中国思想通史》。胡寄窗以个人之力完成《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中、下三册120万言的专著,尽管不无可议之处,仍是这一时期扩展了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有成就的著作。中国近代思想研究,除石峻等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这时期尚无近代思想的通史性著作,主要是思想史的个案研究,著作有多种。越出个案研究的,有赵靖、易梦虹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胡滨的《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
2.50年代,延至60年代初,我国经济史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属于物质生产史研究的有荆三林的《中国生产工具发展简史》、王毓瑚的《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的成就》、刘仙洲的《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简史》、辛树帜的《中国果树历史的研究》、农业遗产研究室等的《中国农学史》上册等。关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及瓷器、金属冶炼、科技人物等,也多有著作。研究交通的有章巽的《中国古代的海上交通》。研究金融货币的有王毓铨的《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与发展》、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郑家相的《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有吴大琨的《中国的奴隶制经济与封建制经济论纲》、伍丹戈的《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等。还有若干地方经济史的著作。
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也是较受重视的。如傅筑夫、谷书堂的《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关梦觉的《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初步探索》,彭雨新的《清代关税制度》,魏建猷的《中国近代货币史》,张郁兰的《中国银行业发展史》,周秀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杨培新的《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等。研究外国在华经济活动的,如吴承明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孙毓棠的《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献可的《近百年帝国主义在华发行纸币概况》等。较为系统地介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如孟宪章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吴杰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人民大学、湖北大学都有中国近代经济史教材。孔经纬则有《中国经济史略———明清至抗战前》及《续中国经济史略———抗战至解放前》。
3.由于大规模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以及多种民族史资料的整理出版,民族关系等理论问题的探讨,提高了民族史研究者的认识水平。60年代,在上述工作基础上,编写了五十多个民族的简史,1964年已内部编印成书,由于文革耽搁,没有正式出版。这一时期公开出版的民族史著作有十多部,成绩最大的是马长寿。他的《突厥人和突厥汗国》、《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与奴隶制度》、《乌桓与鲜卑》、《北狄与匈奴》,都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他此时已经完成的另外三部同样学术水平很高的著作《氐与羌》、《从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和《彝族古代史》,直到“文革”后才出版。另外还有白寿彝著的《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等。
4.中外关系史研究已经开展,50年代出版了多种著作。古代的,如齐思和著《中国与拜占廷帝国的关系》、贺昌群著《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田汝康著《17—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季羡林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还有多种著作述及中国与朝鲜、越南、印度、印尼、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近代则主要是帝国主义侵华史,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对中国某一地区如台湾、西藏的侵略。以揭露美国侵略中国的著作最多,如刘大年著《美国侵华史》,卿汝梅著《美国侵华史》第1、2卷。丁名楠、余绳武等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则较全面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对近代中国的侵略。
其它如史学史,1961年文科教材会议,将编写中国史学史教材的任务提上日程,确定由白寿彝负责古代部分,吴泽负责近代部分。北京、上海等地先后召开史学史研究座谈会,还有不少学者撰文,就史学史研究的目的、对象、任务、研究内容及分期等问题展开讨论。历史地理学已经取代了沿革地理。
1954年吴晗关于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建议为毛泽东采纳,组成了重编改绘杨图委员会,范文澜、吴晗、尹达曾先后领导这项工作,并由谭其骧任主编。谭其骧从编绘实践中发现,改编杨图已无必要,乃决心重编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两门学科工作的开展培养了人才、积累了资料,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六)中国通史的修订与新编。解放后,范文澜在几位学者协助下,改写《中国通史简编》,规模扩大,内容扩充。由于政治运动的不断干扰,到范文澜1969年逝世,“简编”修订本只出到四册,从远古写到隋唐五代。此书虽未写完,已以其观点鲜明、资料丰富、行文凝炼而流畅,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通史著作。宋代至鸦片战争部分,“文革”后由蔡美彪等学者续写完。
吕振羽解放后对《简明中国通史》修订了三次,以1959年修改较大,主要是修订、完善了若干理论认识,内容也有所扩充,但全书基本结构没变。1963年吕振羽蒙冤入狱,此书影响剧减。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从1958年开始编写,1962年部分初稿完成,曾作为大学试用教材印行过。后经进一步修改扩写,到“文革”后才出齐全书。
1961年高校文科教材会议,委托北大历史系编写高校历史系教材,即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仍按西周封建说编写。第2、3、4册“文革”前已出版。翦伯赞本人执笔的第1册尚未脱稿,便受到批判,并株连到全书。本书也是到“文革”后才出齐。
唯一出完全书的,是尚钺主编的简明扼要的《中国历史纲要》,1954年出版。60年代初本书所持学术见解,被作为“修正主义观点”而受到批判。
(七)世界史研究的开创。解放以前,我国整个史学界的世界史研究均极薄弱。马克思主义史学除了一二种世界革命史著作,世界史研究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解放后,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史研究被提上日程。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世界史研究所,各地高校相继设立了世界史的教学研究机构。经过一段时间学习苏联史学,逐步地摆脱欧美中心主义束缚,开始从自己的角度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世界历史,并在若干领域取得一些开拓性进展,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1.世界通史和分期史研究,由于我国原来底子太薄,只能从学习苏联起步。著作则主要是高校教材,如郭圣铭的《世界古代史简编》、齐思和的《世界中世纪史讲义》、沈炼之的《简明世界近代史》等。1962年出版的由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由齐思和主编,中古部分由周一良、吴于廑主编,近代部分由杨生茂、张芝联、程秋原主编),是我国第一部分量较大的世界通史著作,但受苏联多卷本《世界通史》的影响比较明显。
2.洲别史研究中,以亚洲史研究成绩较为显著。如王辑五的《亚洲各国史纲要》、朱杰勤的《亚洲各国史》、童书业的《古代东方史纲要》、周一良的《亚洲各国古代史》、王启民等的《亚洲各国近代史讲义》、何启发的《亚洲各国现代史讲义》、丁则良的《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三次高潮与中国》。非洲史研究中,杨人木便1956年已写成《非洲史纲要》,但直到“文革”后才出版。张铁生的《中非交通史初探》,是我国第一部中非关系史专著。欧洲、澳洲、美洲史研究仅少量论文,基本上没有展开。
3.国别史研究中,也以亚洲国家较多。如童书业的《古巴比伦社会制度试探》、季羡林的《印度简史》及《1857至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越南、朝鲜、印尼以及日本,也都有学者研究。欧洲国家研究中,有吴于廑的《古代的希腊与罗马》,刘祚昌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王荣堂、曹绍濂都有关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作。美洲国家中,黄绍湘的《美国简明史》和《美国早期发展史》是这一时期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美国史的代表作。
4.世界专门史研究有一些零星的开展。经济史如齐洪等的《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过程简述》、林举岱的《英国工业革命史》等。政治史如蒋孟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思想文化教育史,有陶大镛的《社会主义思想史》、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二册、冯至等的《德国文学史》二册、杨周翰等的《欧洲文学史》上册及毛礼锐、张鸣歧的《古代中世纪世界教育史》,罗炳之的《外国教育史》上册等。
(八)经验和教训。由上略述,可以看出,解放后的前17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许多成绩,有些是重要而显著的,但它却并没有取得它本来可以达到的更大的成绩,而且还一再地发生令人痛心的曲折,其间有着许多的经验教训。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暂且不谈,即从历史学自身而言,也很值得认真总结。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的整体的理论建设,当时尚未提上日程,这就使得它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处于盲目的状态。史学理论的整体建设尽管尚未提出来,但这时的历史学却不可能不遇到一些属于史学理论范围的问题。像史论关系一类问题在这里不再讨论,只提出对当时史学发展有很大影响的两个问题。
1.历史、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陈伯达在1958年大跃进中,将“厚今薄古”的口号引进史学领域,并且成为1958年那场所谓“史学革命”的“纲”,在史学领域引起了许多荒诞的作法,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以至破坏性的恶劣影响。当时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厚今薄古”尽量作出无损于历史学的解释,但是极为勉强,实际也难达到目的。因为“厚今薄古”提法的原意在重视现在,坚信将来,轻视过去。对于历史科学来说,是根本不能接受这种轻视过去的错误见解的。
当时史学界流行的另一个口号是古为今用。已经消逝的“古”是不可能自动地为“今”用的,它的实际含义是要历史学用研究古代所获得的历史知识来为今天的现实服务。应当说,这个提法是重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的,但它却没有明确揭示和表达出历史学所应具有的科学性质。滥用这一口号,便难以避免地会导致实用主义。这一口号在当时历史学中的实际体现便是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也不能说全错,因为历史学应当有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功能。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也应当为现实中的经济、文化和教育服务,因此这种提法即使对史学的社会功能而言,也是不全面的,而且极易滋生流弊。当时历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以历史与现实作古今类比,以历史事实来解释党的方针政策。另一种形式是,为了以历史知识配合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突击组织编写有关论著。由于政治的时限性、具体性、易变性,这样突击出来的东西,是很难考虑科学性而具有学术价值的,只能日益滋长起实用主义。到1965年戚本禹提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历史学就完全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治的工具,毫无任何科学性可言,终于将历史学推向绝境。
2.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解放初,阶级斗争观点被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要点之一。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则被理解为从历史事物产生的实际历史条件出发,从发展中来考察历史事物,它之被提出就是对滥用阶级斗争观点而导致的非历史主义倾向的限制。但在1957年以前两者可以说是并行不悖。1958年“史学革命”,阶级斗争观点被片面强调,给历史学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引起相当一批史家的深思。从这时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思想理论领域逐渐公开分化。从1959年开始,郭晓棠、翦伯赞等学者大声疾呼运用阶级观点必须与历史主义相结合,竭力提倡历史主义,以求探寻一条较为务真求实的史学道路。另一部分史家则沿着“史学革命”的方向走下去,并决心将这场“革命”进行到底。60年代初,阶级斗争是历史唯物主义核心的观点被有的史学家提出,并很快支配史坛,政治领域更逐渐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治路线。历史主义与片面突出阶级观点这两股史学思潮在1963年终于迸发成一场全国性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论战。论战从林甘泉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和宁可的《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论难开始,很快波及全国。论战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涵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两个问题而展开。当时对于前者的提法,细分起来有十多种。对于后者的见解,至少也有九种。限于篇幅,这里无法细述。总起来看,关锋、林聿时等学者进一步发挥林甘泉的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完全一致论,并进而提出二者相互包含论,实际上是用阶级观点消融历史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独立存在价值。宁可、李文海等学者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是与阶级观点有别的两个理论概念,应当在承认二者区别的情况下,按照一定条件使二者统一起来。坚持历史主义一派强调历史主义的独立存在价值,借此限制阶级斗争观点滥用而给历史研究带来的消极影响,以求比较如实地去研究历史。许多具体历史研究者接受这种思潮影响,对历史事物采取了比较客观平实的态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它对历史研究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这种观点的主张者,也接受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与文明史是阶级斗争发展这样两个理论前提,显示了这种主张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这场论战以学术论争开始,最终则是政治大批判扼杀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思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就被推向了绝境。
(九)“文化大革命”时期。1965年11月姚文元评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被认为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当有些学者认为姚文元的蛮横批判不符合历史事实,根据史实撰文起来澄清问题时,竟被指责为以学术研究干扰政治大方向。学术研究本身便被判定为方向错误,这就意味着历史学的科学性在现实中已无存身之处,它只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政治工具。当“文化革命”发展到运动群众阶段,所有学术刊物被停止,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被整垮,以至整死,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片萧瑟。“文化革命”时期的台前史学,前期以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为代表,借批判影片《清宫秘史》的名义,极歪曲近代历史之能事,以达到攻击打倒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革命家的目的以为今用。林彪集团垮台后的“文革”后期,江青集团又炮制出儒法斗争的阴谋史学,公然提出搞历史可以七真三假,实际是为着阴谋政治需要,可以任意地歪曲史实,从而极大地破坏了历史学的声誉。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其后的两年多时间,史学界主要是对江青集团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破坏,以及他们煽动的影射史学的实质与手段进行揭露和批判。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历史学家如何清醒地意识到历史学自身作为社会的一个分工领域的基本任务及其存在价值,仍需要一番艰苦的思索与努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责任编辑:蔡世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