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刊物之大关怀：《西风》《家》与性教育及心理卫生普及
摘 要 由圣约翰大学的黄嘉音、黄嘉德弟兄主办的《西风》和黄嘉音夫妇主办的《家》杂志，在传播性科学知识、推动心理卫生方面着眼于“下层工作”，力求普惠都市大众。通过这两个刊物，黄氏兄弟和他们的读者共同营造了一个身体与社会的话语空间。这些本属于卑污、忌讳或神秘的私密话题从精英笔下步履艰难地走向公众论坛，黄嘉音亦成为心理卫生运动的践行者。天翻地覆的中国历史剧变中，黄氏兄弟营造的这一方空间与都市大众文化一起走到了尽头。
关键词 《西风》，《家》，性教育，心理卫生，都市大众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06-0010-10
自清末民初，作为现代科学的性教育和心理卫生运动渐成都市知识人“祛魅”与“去神秘化”①之举，藉以为改造国民性的重要话语及实践，并构成都市现代性的“实验场所”之一。相关研究成果虽可列举若干，但其多留意于思想家或医学专家的作为，且聚焦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的性教育，而同期心理卫生运动的研究则相对不足，更乏有相关的社会文化史的讨论。②王文基的《预防、适应与改造——民国时期的心理卫生》一文填补了此方面的缺憾，其从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心理卫生史入手，探讨心理学、精神医学等现代学科之发展与当时社会议题及风潮间的关系。③尤其引起笔者共鸣的是，王文把黄嘉音、黄嘉德④主编和刊行的《西风》杂志作为推动中国心理卫生事业的实例之一，予以相当的观照，认为其担当普及心理卫生的媒介力量，作用“不可小觑”。⑤在王文论述的基础上，本文将《西风》与《家》置于都市知识人与社会文化史的脉络中，着力探讨黄氏兄弟为何进入性教育和心理卫生领域，《西风》与《家》何以在这两个领域内有所建树，又如何在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瓦解和消失。
凡提及《西风》的主编与发行人黄嘉音、黄嘉德弟兄，都要与他们的教育背景——圣约翰大学联系在一起。的确，《西风》和《家》在性教育与普及心理卫生两方面锲而不舍的努力，源自于圣约翰的办学理念、教育模式以及校园文化的培养与熏陶。
《西风》创刊的1936年，嘉德已毕业留校任教5年，嘉音还是历史系四年级学生。此时的圣约翰，已从1925年五卅运动“国旗事件”的重创中恢复过来，①又处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夜，校园进入相对平静期。在学校一贯秉承的“自由教育”理念和通识教育模式统领之下，院系建制和学科体系日臻完善，文理交叉的课程设置得到强化，必修与选修课的配套也更加合理。虽然旷日持久的立案问题仍悬而未决，学校继续游离在中国教育体制之外，②但本土化的大势已为校长卜舫济清醒意识到，五卅以后一度停顿的国学教育重新复苏，国文教学和爱国主义教育越来越得到重视。在1930年代中期，从入学考试对中文科目的要求，到系科和课程设置，国文的比重在增加，难度在提高;在1934年的毕业典礼上，第一程序是全场唱“爱国歌”，而后才行宗教的“祝祷”仪式，最后请市长演说“中国大学生之时代使命”。③与同期的许多美国教会大学相比，圣约翰这个“美国学校”在本土化方面的努力并不逊色。
得之于这个中西交融、学科交叉的教育环境，嘉德接受了圣约翰最强势的英文“科班”训练，又到国文系任教，开始涉足《史记》《汉书》等经典教学，也在翻译课的教学中崭露头角。嘉音则在主修历史的同时，辅修了心理与新闻课程。从日后嘉音置身的出版和心理卫生事业来看，他的知识基础和志向便是圣约翰提供的那些“商业和科学的基督教文明”课程所催生。④在他主修的历史学12门课程中，除了通达古今中外的史学训练外，“中国文化之创造力”“中国之国际关系”以及“西洋文化”等课目的学习，为他步入海派文化圈增添了人文素养。作为辅修的新闻学则是嘉音在上海出版界崭露头角的原始资本：“校对与时评”“广告原理”“广告之撰作與征求”以及“推销术”等实务性课程，在人文基础上插上了学以致用的翅膀。而另一门辅修课程心理学，约大所开设课程虽不如同时期的燕京大学那样专业化，⑤但已经有普通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心理学与宗教以及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成人心理学、心理学实验近十门课程可供选修，⑥从而奠定了嘉音的“第二职业”——心理治疗师的专业基础。
圣约翰“以产生独一无二的大学精神为重点”的校园风格，催生着黄氏兄弟承当改造社会文化责任的精英意识。学校通过美国式的班级制度和各种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群己意识，以服务他人与社会，进而树立“世界主义”的观念，充当“增进东西方同情之了解”的桥梁。⑦
如同1930年代上海文化的繁盛而喧嚣，此时的约园也表现着现代都市的种种症候。民族主义、世界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都可以发出声音，“布尔乔亚”的浪漫、消费主义的奢靡、基督徒的清简以及夫子文人的遗风也都可以在这里找出模板。尽管圣约翰还游离于中国的教育体制之外，保持了宗教和政治上的自治理想，但身在其中的青年学生之文化分疏与心态躁动，日益彰显。历来对圣约翰“伊甸园”般的描述，实有相当的误读。⑧1930年代的约园，恰如摩登都市的一个实验场所。
在这样的校园氛围里，乐于从教的嘉德不满足于当一名囿于三尺讲台和书斋的教书先生，而把眼光拓展到都市文化空间。从1934年起，他就是《论语》《人世间》《宇宙风》等杂志的积极撰稿人，并发挥训练有素的中英文翻译优势，自1931年起就有多部译著问世。
兴趣广泛、充满活力的嘉音更是在校园内外大显身手。入约大后，他一年级就当选为年级级长，稍后又任校学生自治会副会长、会长。⑨圣约翰中学数学研究会的名册和照片上，也有嘉音任会长的记载。①1936年冬季，他又任“亚洲第一份由中国学生创办的外文报纸”《约翰声》第48期的主编。②嘉音崇尚的人生价值是：“不要坐在车上受社会推进，应当站在地上去推进社会！”③信奉的人生信条是“人人都该为社会发一分光”。④基于此念，嘉音所选择的道路，是将圣约翰所给予的科学、社会与人生的知识真理与现代之光传递到都市文化空间，以实现普惠大众的社会理想。因此，嘉音由漫画起步，踏进了海派文化之海。从大学一、二年级起，嘉音的画作就在《论语》《宇宙风》《时代漫画》等刊物上频频亮相，其“出镜率”之高，在当时上海的漫画青年中，当首屈一指。⑤
正是约园培育起来的人文学养与社会关怀，使黄氏兄弟与其同乡兼师兄林语堂创办《西风》的意向一拍即合。在“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的主旨下，《西风》要为将来中国杂志“辟一蹊径”，让中国都市大众从与之休戚相关的社会人生问题中亲切认识欧美文化之真面目。⑥
为西风社开张，嘉德、嘉音和林语堂各出旧法币200元作启动资金，黄氏兄弟任杂志主编兼发行人，林语堂任顾问。《西风》出刊不久，林语堂举家迁居美国，西风社由嘉音弟兄全权掌管。面临毕业后择业关头，《西风》让嘉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化出版这份“自由职业”，一走就是二十年。与哥哥嘉德兼职做杂志不同，嘉音把全部精力都投注在《西风》和西风社，挑起了编辑、发行以及日常总管等几副重担。
经由这对约园兄弟精心打造，一本充满美国文化气息的流行杂志在有320多种刊物激烈竞争的上海文化消费市场推出。《西风》乍起，便势头强劲。创刊号2000册在短时间内便售罄，不久又加印1000册，第6期以后便出了合订本，最高峰时发行量达2万份。⑦虽说与拥有10万读者的《生活周刊》相比还有差距，但是在《生活周刊》已经停刊的年代里，⑧这个发行量是比较醒目的。到孤岛时期，《西风》已作为西洋杂志文最具势力的代表，在战时海上文坛地位显赫。
《西风》承载着黄氏兄弟始于约园的社会理想，踏上了都市文化之旅。
1930年代中期，正值上海大众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普及现代性知识，鼓吹性教育的书籍刊物已不鮮见，与之相关的性别问题更是许多报章杂志的热门话题。参与其中的大众刊物，最有系统且持续者，当属《西风》。
与刊名一样，《西风》以美国大众读物为圭臬，着力于都市社会日常生活新知的普及。林语堂的发刊词便霹雳陈词：“每愤而起办《西风》之志”，就是要一改“吾国文人与书本太接近，与人生太疏远”，中国杂志“长于理论而拙于写实”，“反映人生之功遂失”之流弊，贴近大众的社会人生。⑨据此，《西风》定位在“教育工具兼消遣品”，同时担负“领导读者之责任”;赋予自身的使命是“藉宇宙之学堂，社会之典籍”，“帮助读者养成一种多样趣味的习惯，认识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使读者有不虚此生之感”。⑩黄氏兄弟在通俗和普及上极下功夫。他们不但追求文风之“畅清流利”，“力避枯涩生硬，诘屈聱牙之弊”，而且内容取材“注重实际生活，力求接近人生，以作者的经验，拿来与读者研究做人的道理”，“贡献读者以宇宙间最新的必要知识”。{11}
在这些理念的导引下，《西风》自创刊号起，就格外关注性、性别的现代观念的传播。尽管《西风》大部分刊登西洋杂志精华之译述，而主办者的意图却在以他们认定的现代西方价值来培育中国都市大众的性文化。正如他们在“社会问题特辑”引言中所称：这里所披露的包括童婚、堕胎、节育、贞操、优生、花柳等性问题在内的种种问题，虽发生在西方社会，但“希望读者不要因为有‘西洋气息，便遂认为与我们东方毫无关系”，“我们提出这些社会问题，并非无的放矢”。①
编者选择有关性与健康文章的考量，一是在现代都市社会中具有普遍意义;二是对中国现代都市健康与文明具有现实和前导意义;三是与每一个生命个体休戚相关并对构筑都市文化的大众空间具有举足轻重意义。三种考量的有机结合，便是一条基于性、性别、身体与健康的科学知识之链，一个科学、人生与社会相互贯通的话语系统，及其推衍出的男女平等主义的性别语境。他们为都市饮食男女展示了性与性别的社会百态。
这个系统的开篇，是“人之初”“性相近”的生理学和心理学话语。节译自美国《好家事》（Good Housekeeping）杂志的《两性测验》一文告诉读者，“科学家并不以为男女间有什么大差别。先讲生理方面：一个孩子的性别，在他父母受精时候就决定好了”，“男人和女人最初的差别，只是48根染色体中的一根而已”。从心理学的角度观察，“差不多人人都兼具着（男女）两种性质，惟程度多少不同而已”。②
由性起源的科学话语初始，《西风》的编作者精心编织了一条关乎性发育、性生活、性疾病、性健康的“性与身体”的知识之链。
《西风》刊载的许多关于性发育的文字破解了青春期性冲动的生理奥秘，一再告诫婚前性生活之害，为求偶和恋爱中的都市青年男女解疑释惑，并把性生活是否和谐作为测试家庭幸福与否的重要标准。③《发育时期》一文分析了人生三个发育阶段的性发展特征，指出：十五六岁的第三个发育时期，“乃是人生最要紧的转捩点，一个孩子的能否变成健全强壮的男子或女子，全视他或她在这个时期中的各种行为而定”。这个时期也是一个“在精神上或肉体上，都潜伏着各种病症，在等候爆发”的“最危险的时期”，“唯有父母的慈爱，教师的智慧，和医生的才学”，方能帮助孩子顺利度过人生这一关。文章还介绍了某些种族或民族在发育时期通过施行性器官手术强化性特征的习俗，并提醒这些改变身体的手术可能产生副作用。④另有文章记叙了美国大学的结婚准备课，抖开了婚姻教育中“多年来隐瞒”但学生“最好奇而感兴趣的”问题：“如何应付未婚时的性欲冲动”，力求“把健全的性知识和婚姻常识灌输于现代青年”。⑤还有译自美国性教育权威的文章指导年轻夫妇如何调适性生活，苦口婆心地力言婚前性生活非但不能测试双方是否“天成佳偶”，而且是“不合理不聪明的举动，会发生种种悲惨的结果”。⑥
现代都市社会的性健康问题，是《西风》编译稿件的高聚焦点之一。编者们精心选编了倡导节制生育和防止纵欲、预防性病和提倡婚前检查以及培育健康性心理和矫正病态性心理的译文。⑦
在“西风信箱”里，编者与读者就性与健康话题频繁互动，一方面用西方理论和经验解答中国都市问题，一方面对西方社会某些流行的性观念进行批评，以免产生误导，并为性失迷者排忧解难。
信箱编辑部在解答一位“拜足狂”者的疑问时，尖锐指出女子缠足是传统中国独有的社会病态，激烈抨击这是“违反自然惨无人道的习惯，不论其在性的作用上有甚么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无论如何是不应该存在的”;又指出这位“拜足狂”可能是由儿时对小脚母亲的恋母情结引起的心理变态，希望他能用现代心理学的方法加以去除。①
信箱编辑部对美国女大学生的贞操观提出批评，“以为婚前的性经验，虽不是甚么值得羞愧与骇怪的事，可是更不是值得提倡与引以为荣的事”。尽管编者声称“我们不是贞操至上者，也不是板起面孔来维持风化的道学先生”，但从男女平等和“有理性的十全十美的人格”的现代道德观出发，还是对这种观念在中国大学女生中是否有市场深感忧虑。②
在解答一位同性恋者的“惶惑”时，信箱的编辑详细例举了历史上的同性恋现象，分析了不同年龄段的同性之爱的不同性质，既开导说“同性恋是古今中外皆有的，不足为奇”，又告诫道“同性恋爱，在15岁的孩子和25岁的青年，其严重性却大不相同。在15岁的孩子，同性恋爱或许不过是‘恋爱程途上的一个过渡阶段，是向异性接近的一种准备。可是在25岁的青年，却很清楚地表明他（或她）是‘恋爱程途上的迷路。……这一种病态，在变态心理学上，也算是个性退化（Regression）的一种”。③
信箱编辑部还为生殖发育畸形者、性心理偏执患者以及为初次性冲动和性疾病而“坐卧不安”的少女开启性健康、性启蒙的科学之门。④
与性、身体与健康的知识之链平行推衍的，是“人之初”“性相近”的科学话语导入的男女平等主义的社会语境。
关注都市女性是上海大众读物的一个众所瞩目的办刊取向。《西风》的许多女性话题也是诸如反对媒妁之言、提倡性爱自由一类，或则话及妇女与家庭、事业关系的新女性问题。粗看起来，不过是添砖加瓦而已，然细细解读《西风》的性别话语文本，其不同凡响之处便跃然纸上。《西风》的女性话题既维系着性和健康的普遍人文关怀，又体现出关照男性问题的全面性别关怀。在这里，男女平等主义突破了女性解放的话语场，获得了性、性别与身体的普遍意义。
关于贞操的文章或许能提供一些佐证。一位20岁的女孩子投书编辑部，诉说儿时被男仆强奸导致处女膜破裂的巨大心灵创伤，并表露出独身主义倾向，不再谈婚论嫁。编者对她寄予极大的同情并晓之以“灵肉分别观之”的贞操观：“我们以为失贞的成立，不在于处女膜的破不破，而在于处女膜在何种环境何种情形之下破裂。”“贞操应该以灵魂的清白与否为标准才对。”“贞操原则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因为意志薄弱，物质诱惑，或是其他原因而出卖灵魂，失去贞操的，才能算是真正的失贞。”⑤编者进一步劝慰她“‘独身过活大可不必”，并请专家专门为她解答妇科患病的担忧，还为她开列了性知识、性道德和现代恋爱婚姻观的六本书籍，热情表示“编辑部可代办”。⑥
对男性健康和生活的关照是另一侧面的例证。《西风》将靈肉分别视之的贞操观同样为男性做了辩护，向小伙子们送达性健康的预警。黄嘉音的《青年与贞操》一文指出，青春期女子失贞问题具有生理和道德的双重因素，不能完全归咎于男性的道德缺失，发育时期因饮食、运动等生活起居的不当“刺激身体上的‘色情区域，过早挑动潜伏的性欲”，也常常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作者大声疾呼要改变疏于性教育的现状，“把生命的事实，坦白说给青年们”，“成熟过程中的生殖器官，应该避免过分的刺激”。⑦《西风》刊出了《好丈夫标准》《爸爸的日记》和《丈夫充任主妇记》等文，勾勒出理想的好男人形象，锁定了现代男性的性别角色位置及其责任义务。编者借一位“家庭主男”之口说道：在现代家庭中“对‘男性的及‘女性的职责加以严格的区别，这的确是一件悲惨的事实”。两性共担家庭和养育后代的责任，“该是数千万青年夫妻的信条。倘使作为应急手段，丈夫充任主妇，也是不足为奇的”。⑧题为《舞男》的文章则揭露了欧洲社会男子从事色性服务的社会夜幕，编者们选登这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是想让中国都市大众晓得，被侮辱被损害的，不只是女性。①
如是，无论是个人难言之隐的悄悄话，还是论理说事的大文章，都进入了《西风》构筑的性与性别的大众论坛。
与传播现代性知识，开展性与性别教育相联系，嘉音借着《西风》，精心打造了一个普及心理卫生的社会文化平台。对于1930年代中期艰难起步的中国心理卫生运动，嘉音始终抱有极大的热情并倾力推进。《西风》创刊，便开辟“心理·教育”栏目，登载心理学与心理教育方面的译文或文章。1938年，《西风》又推出“心理·教育”特辑，编者在引言中特别强调，“西洋人所时常提倡的‘精神卫生”，在“素来以‘精神文明自诩的中国”，加以介绍的杂志刊物“可说是绝无仅有”。“这种日常人人所应该懂得的科学，我们岂可不加以介绍呢？”故“抱定主意”，要尽“微薄之力”做一点“下层工作”，将被“一般专业学者所垄断”而在大众看来是“非常艰深神奥的东西”，“极力加以通俗化、普遍化和实用化”。②
为推进中国心理卫生运动，《西风》一直自愿“负起尽量发表此类文字的责任”，并请出各方面专家发表高见于其上。③嘉音本人也时有文章发表，一面担当心理科学知识的传播者，一面充任心理卫生运动的吹鼓手。1938年6月，当心理卫生运动的民间组织上海精神卫生委员会成立时，嘉音将此举比喻为“一支光芒万丈的火炬”，“开始照耀着混沌社会之一角”，为此而欢呼。④两年后，该会又组织心理卫生促进会并合二为一，创办了儿童心理指导所，还与世界红十字会合办一所神经系病治疗院。促进会集合了心理学、精神病学的各路专家，也有数位知名社会工作者加盟，嘉音任副会长。⑤这是嘉音踏上心理健康实践之路的起始，圣约翰求学时代那种出于探究式兴趣的不拘一格的各种尝试，此时已然成为他出于责任与担当的一份事业。
抗战胜利后，借着《西风》的强劲势头，1946年1月，嘉音与毕业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妻子朱绮一起，又办起了《家》月刊，集合了一批留美归来的博士、硕士以及教会大学的毕业生，以美国畅销的《妇女家庭杂志》（Women Home）、《妇女家庭良伴》（Women Home Companion）和《好家事》（Good Housekeeping）为蓝本，在“促进家庭幸福，健全妇女生活”的宗旨之下，刊载家教、家政、家庭保健、育儿、心理与生理卫生、性健康等方面的译文与文章。除了主编发行《家》月刊外，嘉音夫妇还推出“家社妇幼丛书”，自1946年家出版社成立至1953年底歇业，共出版译书、读物近40种。《家》与家出版社的问世，将《西风》建构起来的性、性别与心理卫生空间大大扩张了。
《家》与家出版社的妇幼保健读物中，大众心理卫生与妇女儿童健康教育融为一体。黄嘉音在《家》发刊词中便强调心理卫生与人的成长与家庭幸福密不可分：“自从新的心理学出现以来，家庭教育已经走上科学化的路了。一个婴孩从出世到成年，他的心理历程，智力发展，情绪成熟，生理发育，在科学家的眼中，已经了如指掌”，“心理学家已经替我們指出了一条保持心理卫生，促进精神健康的康庄大道”。⑥
《家》月刊和家出版社把性教育作为普及心理卫生题中的应有之义。比如，《家》第二号刊载刘瀹慈的文章，专论心理对性健康的影响。他指出，性恐惧、性行为失调等许多性问题，“因为先有心理方面的失调，而后构成种种性行为的异常”，“要知道身体与心理的关系，有如一架机器里面的两个轮盘，它们彼此关联”，所以一旦有了性问题，“不但应先有生理方面的详研细究，同时亦应从心理方面追溯其原因，作切实的检查”。⑦又如，1948年6月出版的译著《医生对新娘的一夕谈》，对新婚夫妇过性生活的生理和心理准备、性生活的全过程、处女膜问题、避孕问题等，予以科学的解释和学理的分析，娓娓道来，颇受欢迎，1951年出了第3版。据国家图书馆检索，从1949年到1957年，再版主题为性教育的，建国前的书籍只有两种，这本译著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战后动荡的时局使得上海出版业陷于困局。虽然《西风》与《家》的境遇相对那些濒临破产的大出版社还要好一些，①收支大体能维持平衡，书籍的出版发行也算顺畅，但他们的心理卫生普及工作难以有更大的作为。同时，也受制于中国现代精神医学和临床心理发展的缓慢及受众面的狭窄，大众心理卫生普及的成效并不显著。
尽管如此，在每况愈下的上海出版业中进行着生存搏斗的嘉音一直以“光和真理”为信条，以服务与改良社会为己任。他希望以“深印在脑中”的这个母校校训——“做世上的光”，为“自由中国的读者”送去“精神食粮”。②而当这一切都成为奢望与泡影的时候，嘉音曾在《西行漫记》中初识的共产党和他们的军队，为人们带来了一个充满“光和真理”的新中国、新上海与新社会。
新中国给嘉音带来的最大“福音”，莫过于上海私营出版业的绝处逢生。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陷于严重困境的私营出版业迅速复苏，并一度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
嘉音夫妇和他们苦心经营的出版社梦寐以求的发展良机似乎垂手可得，走进了“东方红，太阳升”的新境地。家出版社很顺利地在上海市军管会登记获准出刊。③《家》月刊不仅没有中断，而且出刊销售都很顺畅。家社“妇幼丛书”不断推出新书，到1951年7月已有31种新书上市，已出书目还不断再版。④
嘉音自走出约园一直积极投身的心理卫生运动也为新政府所接纳，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批准他在虹桥疗养院精神科“试办”心理治疗门诊。著名精神病科专家粟宗华给了他许多鼓励和实际的支持，大部分病人都经粟医生介绍，神经精神医学会上海分会的同行，也都介绍病人前去就诊。在政府的谨慎放行和同行专家的鼎力相助之下，非医学科班出身的嘉音，从一个心理卫生运动的宣传鼓动者，成为一个心理治疗的专业工作者，并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从1949年12月至1951年5月，嘉音的心理门诊共接待了300位来访者，其中男性病人203名，女性病人97名，年龄最小的9岁，最大的60岁。有156个病例只做了一次或两次治疗。在接受3次以上治疗的病例中，最多的接受治疗58次。在有结果的142个病例中，没有进步的病例18个，占接受治疗人数的12.6%;略有进步的46例，占受治疗人数的32.4%;大有进步的78例，占受治疗人数的55%。⑤结合心理临床经验，嘉音写下十几万字的著述，至今仍有实用价值。⑥他的心理治疗也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根据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的精神，中央卫生部决定实行以“中级医学教育为主”的“三级制的医学教育”，并将“编审中级医学教育教材”作为实施重点。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接受了编辑三本中级儿科教科书的任务，著名儿科医学专家苏祖斐牵头编写的《儿科学》是其中最为基础的一本。参与编写者绝大部分是儿科医生或医学教育专家，黄嘉音受邀撰写了其中的第4章“儿童精神卫生”。⑦1953年10月号的《美国精神病学杂志》刊登了心理学家威士特勃洛克的文章，肯定了嘉音的心理治疗成果。⑧
个人境遇和周遭环境如此迅速地改善，使得嘉音对共产党和新中国充满拥戴之情。与此同时，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共产党一定会大刀阔斧地对旧上海进行一番改造，革故鼎新，建立起一个新社会。“解放”也意味着每一个人的去旧迎新。
嘉音夫妇的态度是从《家》做起。朝鲜战争刚一爆发，1950年8、9月的《家》月刊就发表《家杂志的自我检讨》，给自己定性为“一本没有一定立场的，没有正确的观点的，偏重趣味和享受的，专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消闲的美国化的杂志”。当然，编者也没有把自己的杂志说得一无是处，“四年来毫无贡献”，自认为心理卫生、儿童福利、妇幼保健和社会服务这些方面，“是曾经在读者当中起过相当的指导作用的”。尽管如此，编者仍省察到，“这些优点是和工农劳动大众很少发生关系的”。①
而业已停刊的《西风》也被回头清算。思想改造运动中，黄氏兄弟分别做了自我检讨，承认自己办此刊物是亲美崇美的买办思想及个人名利思想所驱使，而其根源则是母校圣约翰的“奴化教育”。尖锐的自我批判目光也指向了曾经苦心营造的性与性别文化空间。嘉德检讨说：“《西风》为了迎合一些思想落后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读者，更成为欧美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生活、色情文化的传播者。它介绍过什么‘粉脂趣话、‘爱情测验、‘亲吻史话、‘租妻奇俗、‘战地娼妓、‘美国男子的性行为等色情文章，内容力求趣味新奇，而事实上乃是一些无聊万分，庸俗透顶的低级趣味的东西。”②
跟随共产党，追赶新社会的态度也体现在嘉音的心理治疗中。无论是同行交流还是医疗经验的总结，嘉音都大力张扬“用辩证法唯物论的观点来看精神病学和做心理治疗”。他的主张曾在神经精神专科学会同行中引起争论，有人说他“提出的只是一个名词，内容各点都是欧美各国精神病学所曾经提出过的理论，和解放以前的理论，没有什么两样的地方”;也有人劝他“不必‘操之过急，要等大家都能接受了，再把这种新的理论提出来，不然就可能‘与群众脱节了”。嘉音则坚持自己的主张，认为“辩证法唯物论与唯心论是有本质上和基本上的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只要我们承认辩证法唯物论是科学的真理，我们就得用它做出发点来研究一切的科学”，“科学的进步和真理的发掘是不怕‘操之过急的”;“新中国心理健康的标准，由于社会制度本质的改变和基本观点的不同，与从前是大不相同了”;“心理治疗工作者建立辩证法唯物论的新观点，建立马列主义的人生观和宇宙观，是做好心理治疗工作的先决条件”。③
针对有的同行对嘉音列举的心理治疗能短期见效的病例表示出的疑问，他强调这正是表明唯物论辩证法是正确的，大大优越于唯心论指导的心理治疗。他还用“大海航行的两只船”来比喻唯心论的心理分析治疗法与唯物的心理治疗法的区别，对上述观点做形象的、概要性的总结：“前者没有明确的目标，或者它的罗盘针不准确，以致在海上大兜圈子。后者以辩证法唯物论的真理为正确的指针，朝着明确的方向行驶，当然是容易达到目的地了。”他对持异议的同行说：“我想这是一个比较简明易懂的譬解。”④
在充分感受光明，认真接受改造的同时，嘉音确实也有相当的困惑和苦恼。根据1952年8月政府整顿和裁减私营出版社的指令，家出版社即申请自动歇业，《家》月刊也随之停刊。好在嘉音夫妇很快调整了心态，1955年5月，以出版大众文化读物为主的上海文化出版社成立，嘉音被吸收入社，并负责第四编辑室。1956年，他又受邀担任《文汇报》“彩色版”的主编。重返出版界的嘉音精神振奋，十分活跃。但是，新闻出版已今非昔比。种种新的戒规不说，嘉音最为直接的感受，是出版社来了“不懂业务的领导”，完全是外行领导内行。不过，在鸣放之前，他“并无不满的话”。⑤
最使嘉音不满与烦闷的是，起初市卫生局允许试办的心理治疗门诊在1954年突然被中止。其后，他在原西风社和家社的地址开起了私人诊所，但仍未得到卫生局的许可，并被认定为违规行为，又被停业。这件事给嘉音的刺激極大，认为自己一直依据“唯物论辩证法”为纲的苏联巴甫洛夫生理学进行心理治疗，并写下十几万字的总结报告，这样的“真理”的实践，为什么连试办的资格都没有了呢？
鸣放开始后，嘉音把满腹的疑惑与不满向党倾诉了出来。在上海市委宣传部1956年7月召开的出版工作如何贯彻“双百方针”的座谈会上，嘉音发表的意见完全无涉出版，只与心理治疗相关。会议记录这样记载：“前《西风》和《家》的主编人，家出版社私方人士黄嘉音在座谈会上很激动地谈到了他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他在解放后在虹桥疗养院当医生，对病人进行精神治疗，有良好效果。1954年被上海市卫生局停止工作。他曾经将精神治疗的临床经验，写了10万学（字）送卫生局征求意见，至今音信全无。黄建议领导上设立一个‘百家争鸣的接待处，听取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学术上的不同见解。他说他自己要第一个向接待处挂号，请领导上重新研究他的学术成果。”①
此外，嘉音在市政协座谈会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解放日报》《新闻日报》《新民晚报》都刊登了他的发言和文章。嘉音的这番言论，也引起了朋友的担忧。老友方晓蓝曾劝他“不要多说了”，但“他回答曰‘争鸣嘛”。②
很快就证明朋友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反右”运动中，嘉音因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谋划“同人办社”，被定为“极右”。妻子朱绮受到株连，也被打成“右派”。
而嘉音的另一大“罪名”是所谓“‘冒充精神疗法专家骗取金钱”，“利用医学做幌子进行反党反人民活动”。嘉音因此受到的谴责非同一般，《文汇报》以“读者的话”刊出长文，把嘉音污名为一个“江湖骗子”式的反党分子：“黄嘉音根本不懂医学，也没有很好地学习过巴甫洛夫的学说，只凭他过去教会学校中学来的那套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心理学，就打起‘专家的招牌来。”“上海卫生局经过深入了解，要他停止了营业。而黄嘉音非但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在鸣放期间的各种座谈会上，攻击卫生局把他的‘精神疗法这朵‘鲜花给埋没了……他还在病人中间放火，企图煽动病人对卫生局的不满。”③
类似的讨伐也出自几位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专家之口，其中两位还是当初嘉音心理治疗的热情支持者。1957年11月16日，上海第一医学院神经学教研组的一位主治医师代表五位专家在上海出版界反“右派”大会上做联合发言，从“个性心理改造精神疗法理论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理论”“不懂医学”“反动本质”三个方面对嘉音的心理治疗予以痛击，并列举其“遗害病人”的种种实例，从专业知识上升至职业道德，非常愤慨地说：“我们教研组工作的人经常有人说，几时能停止黄的工作就好了。”④
此时，始于约园的社会理想，知行并举的心理卫生实践，都由嘉音的人生华彩变为悲剧的源头。
20世纪中国性知识传播和心理卫生之普及，都市大众媒体是主要渠道之一。但如果仅限于现代科学的、理性的、冷静的讨论，那么很难激起读者持久的兴趣，终究也是书斋里的学问。只有将性、心理与身体引申到都市社会公众议题，才能为建构都市现代性提供“合法化的语言”。⑤《西风》与《家》之所以继1920—1930年代前期的《新文化》⑥和《生活周刊》等热销杂志之后，成为都市大众文化消费醒目的刊物，与其贴近个体生命的小历史，目光向下的人文关怀是分不开的。如《西风》的忠实读者老舍所言：“《西风》的好处是，据我看，杂而新。它上自世界大事，下至猫狗寿数，都来介绍，故杂;杂乃有趣。它所介绍的这些东西，又采译自最新的洋刊与洋书，比起尊孔崇经那一套就显着另有天地，读了使人有赶上前去之感，而不盼望再兴科举好中个秀才，故新;新者摩登，使精神不腐。”⑦
然而，从整体来看，《西风》与《家》普惠大众的“下层工作”所及有限。自《西风》起始的社会文化之旅，既带着约园赋予的与本土文化强烈的疏离感，以基督教的“世界主义”励志，又与本土的都市社会并不隔绝，与上海的小布尔乔亚是那样地匹配。“消闲的美国化杂志”——虽是黄氏兄弟的“自我检讨”，却也切中要害。《西风》《家》只是受到具有消闲文化消费能力的“大众”之青睐，在温饱未得保障的下层大众却难觅知音。钟情于“西化”和“美国化”杂志的也多是知识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家庭妇女，激进的左翼文化人则对此不屑。
性教育和大众心理卫生在中国举步维艰，屡遭坎坷。性问题一直是极为敏感的话题，既要有冲破传统，探求科学真理的勇气，又要对社会的容忍度有精准的把握，性学先驱张竞生和他的《性史》《新文化》杂志从畅销一时到被封杀的命运便是极为典型之例。①有别于张的著述，《西风》和《家》始终坚持性科学叙述的主线，借助译介西洋杂志文的话语策略，运用与读者互动的问答方式，把非虚构的性知识带入了公众领域，与《性学》把非常写实的个人性史作为主题，而将严肃的性研究著作作为附录参考的“本末倒置”的做法②截然不同。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性知识的传播仍然在夹缝中生存，还被一部分人看作是“猥亵下流”的性教育、性健康的书籍，有些出版商“假名换姓来编译性的文字，甚至把出版者的地址都隐秘起来”，③以至于家出版社编译出版有关书籍时，还冒着很大的风险。
除了與性教育遇到类似的社会阻抗之外，大众心理卫生受制的因素更多。在政局动荡、战乱频仍的近代中国，现代精神医学和临床心理医学学科发展的缓慢，专业人才的匮乏，实体医疗机构数量的稀缺，都是心理卫生推进的瓶颈。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更是微乎其微。《西风》《家》与黄嘉音在如此艰难时势中所做的努力实属难能可贵。
新中国最初年代，《家》和它的出版以及嘉音的心理治疗确曾获得过短暂生机。然遗憾的是，圣约翰打下的美国化烙印在黄氏兄弟和他们的刊物上无法抹去，在中国历史的革命剧变中，他们和这所大学、这两个刊物不可避免地被清算与改造。随着国家权力向社会的渗透和疾风暴雨的社会文化体制变革，黄氏兄弟营造的小小社会话语空间与都市大众文化一起消弭。
【作者简介】张济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上海社会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湉湉】
The Great Concern of Small Publications：
West Wind， Home and Popularization of Sexual Edu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Abstract： The magazine of West Wind（Xi Feng） hosted by Brother Huang Jiayin and Huang Jiade of St. Johns University and the magazine of Home（Jia） hosted by Couple Huang Jiayin focused on the “lower level work” in disseminating sexual science knowledge and promoting mental health， with the purpose of benefiting the urban public. Based on these two publications， the Huang brothers and their readers jointly created a discourse space of body and society. These private topics which were originally dirty， taboo or mysterious， laboriously moved from elite writing to public forums. Huang Jiayin also became a practitioner of mental health movement. In the tremendous changes of Chinese history， the space created by the Huang brothers has come to an end with the urban popular culture.
Key Words： West Wind， Home， Sexual Education， Mental Health， Urban Popular Culture
关键词 《西风》，《家》，性教育，心理卫生，都市大众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06-0010-10
自清末民初，作为现代科学的性教育和心理卫生运动渐成都市知识人“祛魅”与“去神秘化”①之举，藉以为改造国民性的重要话语及实践，并构成都市现代性的“实验场所”之一。相关研究成果虽可列举若干，但其多留意于思想家或医学专家的作为，且聚焦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的性教育，而同期心理卫生运动的研究则相对不足，更乏有相关的社会文化史的讨论。②王文基的《预防、适应与改造——民国时期的心理卫生》一文填补了此方面的缺憾，其从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心理卫生史入手，探讨心理学、精神医学等现代学科之发展与当时社会议题及风潮间的关系。③尤其引起笔者共鸣的是，王文把黄嘉音、黄嘉德④主编和刊行的《西风》杂志作为推动中国心理卫生事业的实例之一，予以相当的观照，认为其担当普及心理卫生的媒介力量，作用“不可小觑”。⑤在王文论述的基础上，本文将《西风》与《家》置于都市知识人与社会文化史的脉络中，着力探讨黄氏兄弟为何进入性教育和心理卫生领域，《西风》与《家》何以在这两个领域内有所建树，又如何在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瓦解和消失。
凡提及《西风》的主编与发行人黄嘉音、黄嘉德弟兄，都要与他们的教育背景——圣约翰大学联系在一起。的确，《西风》和《家》在性教育与普及心理卫生两方面锲而不舍的努力，源自于圣约翰的办学理念、教育模式以及校园文化的培养与熏陶。
《西风》创刊的1936年，嘉德已毕业留校任教5年，嘉音还是历史系四年级学生。此时的圣约翰，已从1925年五卅运动“国旗事件”的重创中恢复过来，①又处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夜，校园进入相对平静期。在学校一贯秉承的“自由教育”理念和通识教育模式统领之下，院系建制和学科体系日臻完善，文理交叉的课程设置得到强化，必修与选修课的配套也更加合理。虽然旷日持久的立案问题仍悬而未决，学校继续游离在中国教育体制之外，②但本土化的大势已为校长卜舫济清醒意识到，五卅以后一度停顿的国学教育重新复苏，国文教学和爱国主义教育越来越得到重视。在1930年代中期，从入学考试对中文科目的要求，到系科和课程设置，国文的比重在增加，难度在提高;在1934年的毕业典礼上，第一程序是全场唱“爱国歌”，而后才行宗教的“祝祷”仪式，最后请市长演说“中国大学生之时代使命”。③与同期的许多美国教会大学相比，圣约翰这个“美国学校”在本土化方面的努力并不逊色。
得之于这个中西交融、学科交叉的教育环境，嘉德接受了圣约翰最强势的英文“科班”训练，又到国文系任教，开始涉足《史记》《汉书》等经典教学，也在翻译课的教学中崭露头角。嘉音则在主修历史的同时，辅修了心理与新闻课程。从日后嘉音置身的出版和心理卫生事业来看，他的知识基础和志向便是圣约翰提供的那些“商业和科学的基督教文明”课程所催生。④在他主修的历史学12门课程中，除了通达古今中外的史学训练外，“中国文化之创造力”“中国之国际关系”以及“西洋文化”等课目的学习，为他步入海派文化圈增添了人文素养。作为辅修的新闻学则是嘉音在上海出版界崭露头角的原始资本：“校对与时评”“广告原理”“广告之撰作與征求”以及“推销术”等实务性课程，在人文基础上插上了学以致用的翅膀。而另一门辅修课程心理学，约大所开设课程虽不如同时期的燕京大学那样专业化，⑤但已经有普通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心理学与宗教以及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成人心理学、心理学实验近十门课程可供选修，⑥从而奠定了嘉音的“第二职业”——心理治疗师的专业基础。
圣约翰“以产生独一无二的大学精神为重点”的校园风格，催生着黄氏兄弟承当改造社会文化责任的精英意识。学校通过美国式的班级制度和各种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群己意识，以服务他人与社会，进而树立“世界主义”的观念，充当“增进东西方同情之了解”的桥梁。⑦
如同1930年代上海文化的繁盛而喧嚣，此时的约园也表现着现代都市的种种症候。民族主义、世界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都可以发出声音，“布尔乔亚”的浪漫、消费主义的奢靡、基督徒的清简以及夫子文人的遗风也都可以在这里找出模板。尽管圣约翰还游离于中国的教育体制之外，保持了宗教和政治上的自治理想，但身在其中的青年学生之文化分疏与心态躁动，日益彰显。历来对圣约翰“伊甸园”般的描述，实有相当的误读。⑧1930年代的约园，恰如摩登都市的一个实验场所。
在这样的校园氛围里，乐于从教的嘉德不满足于当一名囿于三尺讲台和书斋的教书先生，而把眼光拓展到都市文化空间。从1934年起，他就是《论语》《人世间》《宇宙风》等杂志的积极撰稿人，并发挥训练有素的中英文翻译优势，自1931年起就有多部译著问世。
兴趣广泛、充满活力的嘉音更是在校园内外大显身手。入约大后，他一年级就当选为年级级长，稍后又任校学生自治会副会长、会长。⑨圣约翰中学数学研究会的名册和照片上，也有嘉音任会长的记载。①1936年冬季，他又任“亚洲第一份由中国学生创办的外文报纸”《约翰声》第48期的主编。②嘉音崇尚的人生价值是：“不要坐在车上受社会推进，应当站在地上去推进社会！”③信奉的人生信条是“人人都该为社会发一分光”。④基于此念，嘉音所选择的道路，是将圣约翰所给予的科学、社会与人生的知识真理与现代之光传递到都市文化空间，以实现普惠大众的社会理想。因此，嘉音由漫画起步，踏进了海派文化之海。从大学一、二年级起，嘉音的画作就在《论语》《宇宙风》《时代漫画》等刊物上频频亮相，其“出镜率”之高，在当时上海的漫画青年中，当首屈一指。⑤
正是约园培育起来的人文学养与社会关怀，使黄氏兄弟与其同乡兼师兄林语堂创办《西风》的意向一拍即合。在“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的主旨下，《西风》要为将来中国杂志“辟一蹊径”，让中国都市大众从与之休戚相关的社会人生问题中亲切认识欧美文化之真面目。⑥
为西风社开张，嘉德、嘉音和林语堂各出旧法币200元作启动资金，黄氏兄弟任杂志主编兼发行人，林语堂任顾问。《西风》出刊不久，林语堂举家迁居美国，西风社由嘉音弟兄全权掌管。面临毕业后择业关头，《西风》让嘉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化出版这份“自由职业”，一走就是二十年。与哥哥嘉德兼职做杂志不同，嘉音把全部精力都投注在《西风》和西风社，挑起了编辑、发行以及日常总管等几副重担。
经由这对约园兄弟精心打造，一本充满美国文化气息的流行杂志在有320多种刊物激烈竞争的上海文化消费市场推出。《西风》乍起，便势头强劲。创刊号2000册在短时间内便售罄，不久又加印1000册，第6期以后便出了合订本，最高峰时发行量达2万份。⑦虽说与拥有10万读者的《生活周刊》相比还有差距，但是在《生活周刊》已经停刊的年代里，⑧这个发行量是比较醒目的。到孤岛时期，《西风》已作为西洋杂志文最具势力的代表，在战时海上文坛地位显赫。
《西风》承载着黄氏兄弟始于约园的社会理想，踏上了都市文化之旅。
1930年代中期，正值上海大众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普及现代性知识，鼓吹性教育的书籍刊物已不鮮见，与之相关的性别问题更是许多报章杂志的热门话题。参与其中的大众刊物，最有系统且持续者，当属《西风》。
与刊名一样，《西风》以美国大众读物为圭臬，着力于都市社会日常生活新知的普及。林语堂的发刊词便霹雳陈词：“每愤而起办《西风》之志”，就是要一改“吾国文人与书本太接近，与人生太疏远”，中国杂志“长于理论而拙于写实”，“反映人生之功遂失”之流弊，贴近大众的社会人生。⑨据此，《西风》定位在“教育工具兼消遣品”，同时担负“领导读者之责任”;赋予自身的使命是“藉宇宙之学堂，社会之典籍”，“帮助读者养成一种多样趣味的习惯，认识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使读者有不虚此生之感”。⑩黄氏兄弟在通俗和普及上极下功夫。他们不但追求文风之“畅清流利”，“力避枯涩生硬，诘屈聱牙之弊”，而且内容取材“注重实际生活，力求接近人生，以作者的经验，拿来与读者研究做人的道理”，“贡献读者以宇宙间最新的必要知识”。{11}
在这些理念的导引下，《西风》自创刊号起，就格外关注性、性别的现代观念的传播。尽管《西风》大部分刊登西洋杂志精华之译述，而主办者的意图却在以他们认定的现代西方价值来培育中国都市大众的性文化。正如他们在“社会问题特辑”引言中所称：这里所披露的包括童婚、堕胎、节育、贞操、优生、花柳等性问题在内的种种问题，虽发生在西方社会，但“希望读者不要因为有‘西洋气息，便遂认为与我们东方毫无关系”，“我们提出这些社会问题，并非无的放矢”。①
编者选择有关性与健康文章的考量，一是在现代都市社会中具有普遍意义;二是对中国现代都市健康与文明具有现实和前导意义;三是与每一个生命个体休戚相关并对构筑都市文化的大众空间具有举足轻重意义。三种考量的有机结合，便是一条基于性、性别、身体与健康的科学知识之链，一个科学、人生与社会相互贯通的话语系统，及其推衍出的男女平等主义的性别语境。他们为都市饮食男女展示了性与性别的社会百态。
这个系统的开篇，是“人之初”“性相近”的生理学和心理学话语。节译自美国《好家事》（Good Housekeeping）杂志的《两性测验》一文告诉读者，“科学家并不以为男女间有什么大差别。先讲生理方面：一个孩子的性别，在他父母受精时候就决定好了”，“男人和女人最初的差别，只是48根染色体中的一根而已”。从心理学的角度观察，“差不多人人都兼具着（男女）两种性质，惟程度多少不同而已”。②
由性起源的科学话语初始，《西风》的编作者精心编织了一条关乎性发育、性生活、性疾病、性健康的“性与身体”的知识之链。
《西风》刊载的许多关于性发育的文字破解了青春期性冲动的生理奥秘，一再告诫婚前性生活之害，为求偶和恋爱中的都市青年男女解疑释惑，并把性生活是否和谐作为测试家庭幸福与否的重要标准。③《发育时期》一文分析了人生三个发育阶段的性发展特征，指出：十五六岁的第三个发育时期，“乃是人生最要紧的转捩点，一个孩子的能否变成健全强壮的男子或女子，全视他或她在这个时期中的各种行为而定”。这个时期也是一个“在精神上或肉体上，都潜伏着各种病症，在等候爆发”的“最危险的时期”，“唯有父母的慈爱，教师的智慧，和医生的才学”，方能帮助孩子顺利度过人生这一关。文章还介绍了某些种族或民族在发育时期通过施行性器官手术强化性特征的习俗，并提醒这些改变身体的手术可能产生副作用。④另有文章记叙了美国大学的结婚准备课，抖开了婚姻教育中“多年来隐瞒”但学生“最好奇而感兴趣的”问题：“如何应付未婚时的性欲冲动”，力求“把健全的性知识和婚姻常识灌输于现代青年”。⑤还有译自美国性教育权威的文章指导年轻夫妇如何调适性生活，苦口婆心地力言婚前性生活非但不能测试双方是否“天成佳偶”，而且是“不合理不聪明的举动，会发生种种悲惨的结果”。⑥
现代都市社会的性健康问题，是《西风》编译稿件的高聚焦点之一。编者们精心选编了倡导节制生育和防止纵欲、预防性病和提倡婚前检查以及培育健康性心理和矫正病态性心理的译文。⑦
在“西风信箱”里，编者与读者就性与健康话题频繁互动，一方面用西方理论和经验解答中国都市问题，一方面对西方社会某些流行的性观念进行批评，以免产生误导，并为性失迷者排忧解难。
信箱编辑部在解答一位“拜足狂”者的疑问时，尖锐指出女子缠足是传统中国独有的社会病态，激烈抨击这是“违反自然惨无人道的习惯，不论其在性的作用上有甚么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无论如何是不应该存在的”;又指出这位“拜足狂”可能是由儿时对小脚母亲的恋母情结引起的心理变态，希望他能用现代心理学的方法加以去除。①
信箱编辑部对美国女大学生的贞操观提出批评，“以为婚前的性经验，虽不是甚么值得羞愧与骇怪的事，可是更不是值得提倡与引以为荣的事”。尽管编者声称“我们不是贞操至上者，也不是板起面孔来维持风化的道学先生”，但从男女平等和“有理性的十全十美的人格”的现代道德观出发，还是对这种观念在中国大学女生中是否有市场深感忧虑。②
在解答一位同性恋者的“惶惑”时，信箱的编辑详细例举了历史上的同性恋现象，分析了不同年龄段的同性之爱的不同性质，既开导说“同性恋是古今中外皆有的，不足为奇”，又告诫道“同性恋爱，在15岁的孩子和25岁的青年，其严重性却大不相同。在15岁的孩子，同性恋爱或许不过是‘恋爱程途上的一个过渡阶段，是向异性接近的一种准备。可是在25岁的青年，却很清楚地表明他（或她）是‘恋爱程途上的迷路。……这一种病态，在变态心理学上，也算是个性退化（Regression）的一种”。③
信箱编辑部还为生殖发育畸形者、性心理偏执患者以及为初次性冲动和性疾病而“坐卧不安”的少女开启性健康、性启蒙的科学之门。④
与性、身体与健康的知识之链平行推衍的，是“人之初”“性相近”的科学话语导入的男女平等主义的社会语境。
关注都市女性是上海大众读物的一个众所瞩目的办刊取向。《西风》的许多女性话题也是诸如反对媒妁之言、提倡性爱自由一类，或则话及妇女与家庭、事业关系的新女性问题。粗看起来，不过是添砖加瓦而已，然细细解读《西风》的性别话语文本，其不同凡响之处便跃然纸上。《西风》的女性话题既维系着性和健康的普遍人文关怀，又体现出关照男性问题的全面性别关怀。在这里，男女平等主义突破了女性解放的话语场，获得了性、性别与身体的普遍意义。
关于贞操的文章或许能提供一些佐证。一位20岁的女孩子投书编辑部，诉说儿时被男仆强奸导致处女膜破裂的巨大心灵创伤，并表露出独身主义倾向，不再谈婚论嫁。编者对她寄予极大的同情并晓之以“灵肉分别观之”的贞操观：“我们以为失贞的成立，不在于处女膜的破不破，而在于处女膜在何种环境何种情形之下破裂。”“贞操应该以灵魂的清白与否为标准才对。”“贞操原则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因为意志薄弱，物质诱惑，或是其他原因而出卖灵魂，失去贞操的，才能算是真正的失贞。”⑤编者进一步劝慰她“‘独身过活大可不必”，并请专家专门为她解答妇科患病的担忧，还为她开列了性知识、性道德和现代恋爱婚姻观的六本书籍，热情表示“编辑部可代办”。⑥
对男性健康和生活的关照是另一侧面的例证。《西风》将靈肉分别视之的贞操观同样为男性做了辩护，向小伙子们送达性健康的预警。黄嘉音的《青年与贞操》一文指出，青春期女子失贞问题具有生理和道德的双重因素，不能完全归咎于男性的道德缺失，发育时期因饮食、运动等生活起居的不当“刺激身体上的‘色情区域，过早挑动潜伏的性欲”，也常常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作者大声疾呼要改变疏于性教育的现状，“把生命的事实，坦白说给青年们”，“成熟过程中的生殖器官，应该避免过分的刺激”。⑦《西风》刊出了《好丈夫标准》《爸爸的日记》和《丈夫充任主妇记》等文，勾勒出理想的好男人形象，锁定了现代男性的性别角色位置及其责任义务。编者借一位“家庭主男”之口说道：在现代家庭中“对‘男性的及‘女性的职责加以严格的区别，这的确是一件悲惨的事实”。两性共担家庭和养育后代的责任，“该是数千万青年夫妻的信条。倘使作为应急手段，丈夫充任主妇，也是不足为奇的”。⑧题为《舞男》的文章则揭露了欧洲社会男子从事色性服务的社会夜幕，编者们选登这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是想让中国都市大众晓得，被侮辱被损害的，不只是女性。①
如是，无论是个人难言之隐的悄悄话，还是论理说事的大文章，都进入了《西风》构筑的性与性别的大众论坛。
与传播现代性知识，开展性与性别教育相联系，嘉音借着《西风》，精心打造了一个普及心理卫生的社会文化平台。对于1930年代中期艰难起步的中国心理卫生运动，嘉音始终抱有极大的热情并倾力推进。《西风》创刊，便开辟“心理·教育”栏目，登载心理学与心理教育方面的译文或文章。1938年，《西风》又推出“心理·教育”特辑，编者在引言中特别强调，“西洋人所时常提倡的‘精神卫生”，在“素来以‘精神文明自诩的中国”，加以介绍的杂志刊物“可说是绝无仅有”。“这种日常人人所应该懂得的科学，我们岂可不加以介绍呢？”故“抱定主意”，要尽“微薄之力”做一点“下层工作”，将被“一般专业学者所垄断”而在大众看来是“非常艰深神奥的东西”，“极力加以通俗化、普遍化和实用化”。②
为推进中国心理卫生运动，《西风》一直自愿“负起尽量发表此类文字的责任”，并请出各方面专家发表高见于其上。③嘉音本人也时有文章发表，一面担当心理科学知识的传播者，一面充任心理卫生运动的吹鼓手。1938年6月，当心理卫生运动的民间组织上海精神卫生委员会成立时，嘉音将此举比喻为“一支光芒万丈的火炬”，“开始照耀着混沌社会之一角”，为此而欢呼。④两年后，该会又组织心理卫生促进会并合二为一，创办了儿童心理指导所，还与世界红十字会合办一所神经系病治疗院。促进会集合了心理学、精神病学的各路专家，也有数位知名社会工作者加盟，嘉音任副会长。⑤这是嘉音踏上心理健康实践之路的起始，圣约翰求学时代那种出于探究式兴趣的不拘一格的各种尝试，此时已然成为他出于责任与担当的一份事业。
抗战胜利后，借着《西风》的强劲势头，1946年1月，嘉音与毕业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妻子朱绮一起，又办起了《家》月刊，集合了一批留美归来的博士、硕士以及教会大学的毕业生，以美国畅销的《妇女家庭杂志》（Women Home）、《妇女家庭良伴》（Women Home Companion）和《好家事》（Good Housekeeping）为蓝本，在“促进家庭幸福，健全妇女生活”的宗旨之下，刊载家教、家政、家庭保健、育儿、心理与生理卫生、性健康等方面的译文与文章。除了主编发行《家》月刊外，嘉音夫妇还推出“家社妇幼丛书”，自1946年家出版社成立至1953年底歇业，共出版译书、读物近40种。《家》与家出版社的问世，将《西风》建构起来的性、性别与心理卫生空间大大扩张了。
《家》与家出版社的妇幼保健读物中，大众心理卫生与妇女儿童健康教育融为一体。黄嘉音在《家》发刊词中便强调心理卫生与人的成长与家庭幸福密不可分：“自从新的心理学出现以来，家庭教育已经走上科学化的路了。一个婴孩从出世到成年，他的心理历程，智力发展，情绪成熟，生理发育，在科学家的眼中，已经了如指掌”，“心理学家已经替我們指出了一条保持心理卫生，促进精神健康的康庄大道”。⑥
《家》月刊和家出版社把性教育作为普及心理卫生题中的应有之义。比如，《家》第二号刊载刘瀹慈的文章，专论心理对性健康的影响。他指出，性恐惧、性行为失调等许多性问题，“因为先有心理方面的失调，而后构成种种性行为的异常”，“要知道身体与心理的关系，有如一架机器里面的两个轮盘，它们彼此关联”，所以一旦有了性问题，“不但应先有生理方面的详研细究，同时亦应从心理方面追溯其原因，作切实的检查”。⑦又如，1948年6月出版的译著《医生对新娘的一夕谈》，对新婚夫妇过性生活的生理和心理准备、性生活的全过程、处女膜问题、避孕问题等，予以科学的解释和学理的分析，娓娓道来，颇受欢迎，1951年出了第3版。据国家图书馆检索，从1949年到1957年，再版主题为性教育的，建国前的书籍只有两种，这本译著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战后动荡的时局使得上海出版业陷于困局。虽然《西风》与《家》的境遇相对那些濒临破产的大出版社还要好一些，①收支大体能维持平衡，书籍的出版发行也算顺畅，但他们的心理卫生普及工作难以有更大的作为。同时，也受制于中国现代精神医学和临床心理发展的缓慢及受众面的狭窄，大众心理卫生普及的成效并不显著。
尽管如此，在每况愈下的上海出版业中进行着生存搏斗的嘉音一直以“光和真理”为信条，以服务与改良社会为己任。他希望以“深印在脑中”的这个母校校训——“做世上的光”，为“自由中国的读者”送去“精神食粮”。②而当这一切都成为奢望与泡影的时候，嘉音曾在《西行漫记》中初识的共产党和他们的军队，为人们带来了一个充满“光和真理”的新中国、新上海与新社会。
新中国给嘉音带来的最大“福音”，莫过于上海私营出版业的绝处逢生。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陷于严重困境的私营出版业迅速复苏，并一度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
嘉音夫妇和他们苦心经营的出版社梦寐以求的发展良机似乎垂手可得，走进了“东方红，太阳升”的新境地。家出版社很顺利地在上海市军管会登记获准出刊。③《家》月刊不仅没有中断，而且出刊销售都很顺畅。家社“妇幼丛书”不断推出新书，到1951年7月已有31种新书上市，已出书目还不断再版。④
嘉音自走出约园一直积极投身的心理卫生运动也为新政府所接纳，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批准他在虹桥疗养院精神科“试办”心理治疗门诊。著名精神病科专家粟宗华给了他许多鼓励和实际的支持，大部分病人都经粟医生介绍，神经精神医学会上海分会的同行，也都介绍病人前去就诊。在政府的谨慎放行和同行专家的鼎力相助之下，非医学科班出身的嘉音，从一个心理卫生运动的宣传鼓动者，成为一个心理治疗的专业工作者，并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从1949年12月至1951年5月，嘉音的心理门诊共接待了300位来访者，其中男性病人203名，女性病人97名，年龄最小的9岁，最大的60岁。有156个病例只做了一次或两次治疗。在接受3次以上治疗的病例中，最多的接受治疗58次。在有结果的142个病例中，没有进步的病例18个，占接受治疗人数的12.6%;略有进步的46例，占受治疗人数的32.4%;大有进步的78例，占受治疗人数的55%。⑤结合心理临床经验，嘉音写下十几万字的著述，至今仍有实用价值。⑥他的心理治疗也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根据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的精神，中央卫生部决定实行以“中级医学教育为主”的“三级制的医学教育”，并将“编审中级医学教育教材”作为实施重点。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接受了编辑三本中级儿科教科书的任务，著名儿科医学专家苏祖斐牵头编写的《儿科学》是其中最为基础的一本。参与编写者绝大部分是儿科医生或医学教育专家，黄嘉音受邀撰写了其中的第4章“儿童精神卫生”。⑦1953年10月号的《美国精神病学杂志》刊登了心理学家威士特勃洛克的文章，肯定了嘉音的心理治疗成果。⑧
个人境遇和周遭环境如此迅速地改善，使得嘉音对共产党和新中国充满拥戴之情。与此同时，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共产党一定会大刀阔斧地对旧上海进行一番改造，革故鼎新，建立起一个新社会。“解放”也意味着每一个人的去旧迎新。
嘉音夫妇的态度是从《家》做起。朝鲜战争刚一爆发，1950年8、9月的《家》月刊就发表《家杂志的自我检讨》，给自己定性为“一本没有一定立场的，没有正确的观点的，偏重趣味和享受的，专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消闲的美国化的杂志”。当然，编者也没有把自己的杂志说得一无是处，“四年来毫无贡献”，自认为心理卫生、儿童福利、妇幼保健和社会服务这些方面，“是曾经在读者当中起过相当的指导作用的”。尽管如此，编者仍省察到，“这些优点是和工农劳动大众很少发生关系的”。①
而业已停刊的《西风》也被回头清算。思想改造运动中，黄氏兄弟分别做了自我检讨，承认自己办此刊物是亲美崇美的买办思想及个人名利思想所驱使，而其根源则是母校圣约翰的“奴化教育”。尖锐的自我批判目光也指向了曾经苦心营造的性与性别文化空间。嘉德检讨说：“《西风》为了迎合一些思想落后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读者，更成为欧美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生活、色情文化的传播者。它介绍过什么‘粉脂趣话、‘爱情测验、‘亲吻史话、‘租妻奇俗、‘战地娼妓、‘美国男子的性行为等色情文章，内容力求趣味新奇，而事实上乃是一些无聊万分，庸俗透顶的低级趣味的东西。”②
跟随共产党，追赶新社会的态度也体现在嘉音的心理治疗中。无论是同行交流还是医疗经验的总结，嘉音都大力张扬“用辩证法唯物论的观点来看精神病学和做心理治疗”。他的主张曾在神经精神专科学会同行中引起争论，有人说他“提出的只是一个名词，内容各点都是欧美各国精神病学所曾经提出过的理论，和解放以前的理论，没有什么两样的地方”;也有人劝他“不必‘操之过急，要等大家都能接受了，再把这种新的理论提出来，不然就可能‘与群众脱节了”。嘉音则坚持自己的主张，认为“辩证法唯物论与唯心论是有本质上和基本上的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只要我们承认辩证法唯物论是科学的真理，我们就得用它做出发点来研究一切的科学”，“科学的进步和真理的发掘是不怕‘操之过急的”;“新中国心理健康的标准，由于社会制度本质的改变和基本观点的不同，与从前是大不相同了”;“心理治疗工作者建立辩证法唯物论的新观点，建立马列主义的人生观和宇宙观，是做好心理治疗工作的先决条件”。③
针对有的同行对嘉音列举的心理治疗能短期见效的病例表示出的疑问，他强调这正是表明唯物论辩证法是正确的，大大优越于唯心论指导的心理治疗。他还用“大海航行的两只船”来比喻唯心论的心理分析治疗法与唯物的心理治疗法的区别，对上述观点做形象的、概要性的总结：“前者没有明确的目标，或者它的罗盘针不准确，以致在海上大兜圈子。后者以辩证法唯物论的真理为正确的指针，朝着明确的方向行驶，当然是容易达到目的地了。”他对持异议的同行说：“我想这是一个比较简明易懂的譬解。”④
在充分感受光明，认真接受改造的同时，嘉音确实也有相当的困惑和苦恼。根据1952年8月政府整顿和裁减私营出版社的指令，家出版社即申请自动歇业，《家》月刊也随之停刊。好在嘉音夫妇很快调整了心态，1955年5月，以出版大众文化读物为主的上海文化出版社成立，嘉音被吸收入社，并负责第四编辑室。1956年，他又受邀担任《文汇报》“彩色版”的主编。重返出版界的嘉音精神振奋，十分活跃。但是，新闻出版已今非昔比。种种新的戒规不说，嘉音最为直接的感受，是出版社来了“不懂业务的领导”，完全是外行领导内行。不过，在鸣放之前，他“并无不满的话”。⑤
最使嘉音不满与烦闷的是，起初市卫生局允许试办的心理治疗门诊在1954年突然被中止。其后，他在原西风社和家社的地址开起了私人诊所，但仍未得到卫生局的许可，并被认定为违规行为，又被停业。这件事给嘉音的刺激極大，认为自己一直依据“唯物论辩证法”为纲的苏联巴甫洛夫生理学进行心理治疗，并写下十几万字的总结报告，这样的“真理”的实践，为什么连试办的资格都没有了呢？
鸣放开始后，嘉音把满腹的疑惑与不满向党倾诉了出来。在上海市委宣传部1956年7月召开的出版工作如何贯彻“双百方针”的座谈会上，嘉音发表的意见完全无涉出版，只与心理治疗相关。会议记录这样记载：“前《西风》和《家》的主编人，家出版社私方人士黄嘉音在座谈会上很激动地谈到了他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他在解放后在虹桥疗养院当医生，对病人进行精神治疗，有良好效果。1954年被上海市卫生局停止工作。他曾经将精神治疗的临床经验，写了10万学（字）送卫生局征求意见，至今音信全无。黄建议领导上设立一个‘百家争鸣的接待处，听取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学术上的不同见解。他说他自己要第一个向接待处挂号，请领导上重新研究他的学术成果。”①
此外，嘉音在市政协座谈会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解放日报》《新闻日报》《新民晚报》都刊登了他的发言和文章。嘉音的这番言论，也引起了朋友的担忧。老友方晓蓝曾劝他“不要多说了”，但“他回答曰‘争鸣嘛”。②
很快就证明朋友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反右”运动中，嘉音因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谋划“同人办社”，被定为“极右”。妻子朱绮受到株连，也被打成“右派”。
而嘉音的另一大“罪名”是所谓“‘冒充精神疗法专家骗取金钱”，“利用医学做幌子进行反党反人民活动”。嘉音因此受到的谴责非同一般，《文汇报》以“读者的话”刊出长文，把嘉音污名为一个“江湖骗子”式的反党分子：“黄嘉音根本不懂医学，也没有很好地学习过巴甫洛夫的学说，只凭他过去教会学校中学来的那套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心理学，就打起‘专家的招牌来。”“上海卫生局经过深入了解，要他停止了营业。而黄嘉音非但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在鸣放期间的各种座谈会上，攻击卫生局把他的‘精神疗法这朵‘鲜花给埋没了……他还在病人中间放火，企图煽动病人对卫生局的不满。”③
类似的讨伐也出自几位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专家之口，其中两位还是当初嘉音心理治疗的热情支持者。1957年11月16日，上海第一医学院神经学教研组的一位主治医师代表五位专家在上海出版界反“右派”大会上做联合发言，从“个性心理改造精神疗法理论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理论”“不懂医学”“反动本质”三个方面对嘉音的心理治疗予以痛击，并列举其“遗害病人”的种种实例，从专业知识上升至职业道德，非常愤慨地说：“我们教研组工作的人经常有人说，几时能停止黄的工作就好了。”④
此时，始于约园的社会理想，知行并举的心理卫生实践，都由嘉音的人生华彩变为悲剧的源头。
20世纪中国性知识传播和心理卫生之普及，都市大众媒体是主要渠道之一。但如果仅限于现代科学的、理性的、冷静的讨论，那么很难激起读者持久的兴趣，终究也是书斋里的学问。只有将性、心理与身体引申到都市社会公众议题，才能为建构都市现代性提供“合法化的语言”。⑤《西风》与《家》之所以继1920—1930年代前期的《新文化》⑥和《生活周刊》等热销杂志之后，成为都市大众文化消费醒目的刊物，与其贴近个体生命的小历史，目光向下的人文关怀是分不开的。如《西风》的忠实读者老舍所言：“《西风》的好处是，据我看，杂而新。它上自世界大事，下至猫狗寿数，都来介绍，故杂;杂乃有趣。它所介绍的这些东西，又采译自最新的洋刊与洋书，比起尊孔崇经那一套就显着另有天地，读了使人有赶上前去之感，而不盼望再兴科举好中个秀才，故新;新者摩登，使精神不腐。”⑦
然而，从整体来看，《西风》与《家》普惠大众的“下层工作”所及有限。自《西风》起始的社会文化之旅，既带着约园赋予的与本土文化强烈的疏离感，以基督教的“世界主义”励志，又与本土的都市社会并不隔绝，与上海的小布尔乔亚是那样地匹配。“消闲的美国化杂志”——虽是黄氏兄弟的“自我检讨”，却也切中要害。《西风》《家》只是受到具有消闲文化消费能力的“大众”之青睐，在温饱未得保障的下层大众却难觅知音。钟情于“西化”和“美国化”杂志的也多是知识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家庭妇女，激进的左翼文化人则对此不屑。
性教育和大众心理卫生在中国举步维艰，屡遭坎坷。性问题一直是极为敏感的话题，既要有冲破传统，探求科学真理的勇气，又要对社会的容忍度有精准的把握，性学先驱张竞生和他的《性史》《新文化》杂志从畅销一时到被封杀的命运便是极为典型之例。①有别于张的著述，《西风》和《家》始终坚持性科学叙述的主线，借助译介西洋杂志文的话语策略，运用与读者互动的问答方式，把非虚构的性知识带入了公众领域，与《性学》把非常写实的个人性史作为主题，而将严肃的性研究著作作为附录参考的“本末倒置”的做法②截然不同。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性知识的传播仍然在夹缝中生存，还被一部分人看作是“猥亵下流”的性教育、性健康的书籍，有些出版商“假名换姓来编译性的文字，甚至把出版者的地址都隐秘起来”，③以至于家出版社编译出版有关书籍时，还冒着很大的风险。
除了與性教育遇到类似的社会阻抗之外，大众心理卫生受制的因素更多。在政局动荡、战乱频仍的近代中国，现代精神医学和临床心理医学学科发展的缓慢，专业人才的匮乏，实体医疗机构数量的稀缺，都是心理卫生推进的瓶颈。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更是微乎其微。《西风》《家》与黄嘉音在如此艰难时势中所做的努力实属难能可贵。
新中国最初年代，《家》和它的出版以及嘉音的心理治疗确曾获得过短暂生机。然遗憾的是，圣约翰打下的美国化烙印在黄氏兄弟和他们的刊物上无法抹去，在中国历史的革命剧变中，他们和这所大学、这两个刊物不可避免地被清算与改造。随着国家权力向社会的渗透和疾风暴雨的社会文化体制变革，黄氏兄弟营造的小小社会话语空间与都市大众文化一起消弭。
【作者简介】张济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上海社会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湉湉】
The Great Concern of Small Publications：
West Wind， Home and Popularization of Sexual Edu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Abstract： The magazine of West Wind（Xi Feng） hosted by Brother Huang Jiayin and Huang Jiade of St. Johns University and the magazine of Home（Jia） hosted by Couple Huang Jiayin focused on the “lower level work” in disseminating sexual science knowledge and promoting mental health， with the purpose of benefiting the urban public. Based on these two publications， the Huang brothers and their readers jointly created a discourse space of body and society. These private topics which were originally dirty， taboo or mysterious， laboriously moved from elite writing to public forums. Huang Jiayin also became a practitioner of mental health movement. In the tremendous changes of Chinese history， the space created by the Huang brothers has come to an end with the urban popular culture.
Key Words： West Wind， Home， Sexual Education， Mental Health， Urban Popular 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