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廷时期《荷马史诗》的文化特征
庞国庆
[关键词]拜占廷，《荷马史诗》，希腊文化，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K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4-0042-06
《荷马史诗》是欧洲家喻户晓的作品。在基督教信仰占据统治地位的拜占廷时期，《荷马史诗》继续广泛流传，这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荷马史诗》带有多神教色彩，为何可以得到接纳？它被接受的程度如何？它以何种形式存在于拜占廷文化中，又在拜占廷帝国内拥有怎样的地位、扮]着何种角色？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全面考察《荷马史诗》在拜占廷时期的境况及其文化特征。
学术界对拜占廷时期《荷马史诗》的研究已初具规模，至目前为止，可分为以下四种研究思路：第一，从艺术史的角度，分析拜占廷时期的《荷马史诗》手稿，代表人物为班迪内利（R. B. Bandinelli）和波塔尼（F. Pontani）。前者对现存于米兰安布罗希安图书馆的《伊里亚特》手稿（Ambrosian Iliad），特别是其中的手绘插图进行了全面分析，探讨了这份手稿的成书年代、时代背景等。后者则是对由拜占廷流传至西欧的一份14世纪手稿，尤其是其中的荷马肖像画进行研究，探寻了手稿的流传途径和肖像画产生的历史背景。第二，从文献史的角度，對拜占廷时期涉及《荷马史诗》的史料进行梳理，代表人物为布朗宁（R. Browning）和宏格尔（H. Hunger）。这类作品局限于史料整理和介绍，没有对拜占廷时期涉及《荷马史诗》的作品进行历史层面的解读。第三，从语言学的角度，运用《荷马史诗》，来分析拜占廷时期希腊语的语法和修辞等语言现象。第四，从文化史的角度，在整体分析拜占廷时期的希腊文化时，以《荷马史诗》作为例证而简要提及，代表作是卡尔德里斯（A. Kaldellis）的《拜占廷的希腊文化》。
总体而言，目前学术界仍然缺乏从宏观视角对拜占廷时期《荷马史诗》进行分析的作品。鉴于此，笔者愿抛砖引玉，对拜占廷时期《荷马史诗》⑥的文化特征进行分析，以期求教大方。
一、“大众性”：《荷马史诗》在拜占廷国内受众广泛
《荷马史诗》在拜占廷时期流传甚广，具有广泛的受众。这种“大众性”的特征既是古希腊文化延续性的一种体现，也是《荷马史诗》在拜占廷时期得以继续传播的根基所在。
首先，在拜占廷时期，《荷马史诗》拥有良好的民间基础，荷马依然是拜占廷国内家喻户晓的名字。拜占廷人在提及荷马时，只需提到“那个诗人”即可，而不必担心会引起歧义。《荷马史诗》中的故事与人物为拜占廷人所熟识：作为主人公之一的阿喀琉斯（Achilles）是拜占廷人非常喜爱的人物。他的墓据说建在斯卡曼德洛斯（Scamander）河边，在拜占廷早期，依然有人前去祭拜。阿喀琉斯的好友帕特洛克罗斯（Patroklos）也为拜占廷人所敬重和缅怀，人们依然会为自己的儿子起同样的名字。
拜占廷人在交谈和讨论时，喜欢引述《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和故事，从而形象生动地表述自己的观点，使听者更容易理解。例如，拜占廷人在表达深厚的友谊时，会以帕特洛克罗斯和阿喀琉斯的友谊作类比;认为发生争吵时，是收到了不和女神厄里斯（Eris）的苹果;需要表达无休止的悲伤时，则用赫利阿得斯（Heliades）的眼泪进行比喻;对于隐形而不可见之物，则以哈迪斯（Hades）的头盔为喻。这类修辞手法，如同汉语中的成语，成为拜占廷语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拜占廷帝国的文人阶层同样钟爱《荷马史诗》。11世纪的拜占廷历史作家普塞罗斯（Michael Psellos）曾自豪地写道，他在少年时代即可背诵《荷马史诗》。拜占廷学者在进行创作时，经常会使用《荷马史诗》中的故事情节，来类比当世之人和当世之事。例如，15世纪历史学家杜卡斯（Ducas）将安德罗尼库斯四世（Andronicus IV，1376—1379年在位）比作宙斯，因为宙斯囚禁了父亲克洛诺斯（Cronus）和兄弟哈迪斯、波塞冬，而安德罗尼库斯四世也囚禁了自己父亲和兄弟，以此来表明这位安德罗尼库斯四世是篡位者。此类例证在拜占廷文献中比比皆是。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廷的文人在引用《荷马史诗》时，不会刻意注释出来，因为他们是依靠自己记忆中的内容来援引，由此可见拜占廷学者对《荷马史诗》的熟悉程度。
此外，许多皇室成员也是《荷马史诗》的爱好者，科穆宁王朝的公主安娜（Anna）便是其中一位。她在历史作品《阿莱克修斯传》（Alexiade）中将对《荷马史诗》故事和文法的熟识和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她常常将勇士们称为“爱人”，或者“阿瑞斯（Ares）的追随者”。她把自己的母亲伊琳尼（Irene）比作降落人间的美丽的雅典娜。她把自己的丈夫比作赫拉克勒斯（Herakles），把他的箭比作阿波罗（Apollo）的箭：
经验丰富的弓箭手们站在防御塔上向蛮族人射箭。他们都瞄得很准，射程很远，就像《荷马史诗》中的透克洛斯（Teucer）一样善于射箭。但是凯撒（即安娜的丈夫）的弓是阿波罗的弓。他射箭的方式并非《荷马史诗》笔下的希腊人……而是像赫拉克勒斯一样，将致命之箭用不朽之弓射出，只要他愿意，就决不会射失瞄准的目标。
信手拈来的引经据典，显示出安娜公主强大的《荷马史诗》功底。也正是由于引述大量《荷马史诗》，这部《阿莱克修斯传》的可读性大大增强，从而在拜占廷时期获得巨大成功。
除了亲身实践“荷马式”的写作，拜占廷皇室成员还提供资金资助，推动与《荷马史诗》相关的艺术和文学创作的发展。在12世纪泽泽斯（Tzetzes）的两部史诗《神谱》（Theogony）和《伊里亚特寓言》（Iliad Allegories）是皇室资助《荷马史诗》创作的典型例证。泽泽斯被誉为欧洲社会中以写作谋生的第一人。他生活困苦，需要通过创作来获取报酬，正如他在一封信中所言，“我的作品是我获取生活物资的来源，而我的创作则会变成金钱”正因如此，他需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写明皇室资助者的信息。《神谱》的资助者是拜占廷皇帝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1143—1180年在位）的嫂子伊琳尼（Irene）。《伊里亚特寓言》则是献给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的第一任妻子贝尔塔（Bertha）。根据泽泽斯的记载，皇后贝尔塔慷慨给予丰厚赏赐，确保他能够安心创作，而当皇后去世之后，新的皇室赞助很快跟上，使得这部作品最终顺利完成。由此可见，拜占廷的皇室成员对《荷马史诗》十分认可，自愿提供金钱资助，推动《荷马史诗》相关作品的问世。
[关键词]拜占廷，《荷马史诗》，希腊文化，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K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4-0042-06
《荷马史诗》是欧洲家喻户晓的作品。在基督教信仰占据统治地位的拜占廷时期，《荷马史诗》继续广泛流传，这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荷马史诗》带有多神教色彩，为何可以得到接纳？它被接受的程度如何？它以何种形式存在于拜占廷文化中，又在拜占廷帝国内拥有怎样的地位、扮]着何种角色？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全面考察《荷马史诗》在拜占廷时期的境况及其文化特征。
学术界对拜占廷时期《荷马史诗》的研究已初具规模，至目前为止，可分为以下四种研究思路：第一，从艺术史的角度，分析拜占廷时期的《荷马史诗》手稿，代表人物为班迪内利（R. B. Bandinelli）和波塔尼（F. Pontani）。前者对现存于米兰安布罗希安图书馆的《伊里亚特》手稿（Ambrosian Iliad），特别是其中的手绘插图进行了全面分析，探讨了这份手稿的成书年代、时代背景等。后者则是对由拜占廷流传至西欧的一份14世纪手稿，尤其是其中的荷马肖像画进行研究，探寻了手稿的流传途径和肖像画产生的历史背景。第二，从文献史的角度，對拜占廷时期涉及《荷马史诗》的史料进行梳理，代表人物为布朗宁（R. Browning）和宏格尔（H. Hunger）。这类作品局限于史料整理和介绍，没有对拜占廷时期涉及《荷马史诗》的作品进行历史层面的解读。第三，从语言学的角度，运用《荷马史诗》，来分析拜占廷时期希腊语的语法和修辞等语言现象。第四，从文化史的角度，在整体分析拜占廷时期的希腊文化时，以《荷马史诗》作为例证而简要提及，代表作是卡尔德里斯（A. Kaldellis）的《拜占廷的希腊文化》。
总体而言，目前学术界仍然缺乏从宏观视角对拜占廷时期《荷马史诗》进行分析的作品。鉴于此，笔者愿抛砖引玉，对拜占廷时期《荷马史诗》⑥的文化特征进行分析，以期求教大方。
一、“大众性”：《荷马史诗》在拜占廷国内受众广泛
《荷马史诗》在拜占廷时期流传甚广，具有广泛的受众。这种“大众性”的特征既是古希腊文化延续性的一种体现，也是《荷马史诗》在拜占廷时期得以继续传播的根基所在。
首先，在拜占廷时期，《荷马史诗》拥有良好的民间基础，荷马依然是拜占廷国内家喻户晓的名字。拜占廷人在提及荷马时，只需提到“那个诗人”即可，而不必担心会引起歧义。《荷马史诗》中的故事与人物为拜占廷人所熟识：作为主人公之一的阿喀琉斯（Achilles）是拜占廷人非常喜爱的人物。他的墓据说建在斯卡曼德洛斯（Scamander）河边，在拜占廷早期，依然有人前去祭拜。阿喀琉斯的好友帕特洛克罗斯（Patroklos）也为拜占廷人所敬重和缅怀，人们依然会为自己的儿子起同样的名字。
拜占廷人在交谈和讨论时，喜欢引述《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和故事，从而形象生动地表述自己的观点，使听者更容易理解。例如，拜占廷人在表达深厚的友谊时，会以帕特洛克罗斯和阿喀琉斯的友谊作类比;认为发生争吵时，是收到了不和女神厄里斯（Eris）的苹果;需要表达无休止的悲伤时，则用赫利阿得斯（Heliades）的眼泪进行比喻;对于隐形而不可见之物，则以哈迪斯（Hades）的头盔为喻。这类修辞手法，如同汉语中的成语，成为拜占廷语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拜占廷帝国的文人阶层同样钟爱《荷马史诗》。11世纪的拜占廷历史作家普塞罗斯（Michael Psellos）曾自豪地写道，他在少年时代即可背诵《荷马史诗》。拜占廷学者在进行创作时，经常会使用《荷马史诗》中的故事情节，来类比当世之人和当世之事。例如，15世纪历史学家杜卡斯（Ducas）将安德罗尼库斯四世（Andronicus IV，1376—1379年在位）比作宙斯，因为宙斯囚禁了父亲克洛诺斯（Cronus）和兄弟哈迪斯、波塞冬，而安德罗尼库斯四世也囚禁了自己父亲和兄弟，以此来表明这位安德罗尼库斯四世是篡位者。此类例证在拜占廷文献中比比皆是。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廷的文人在引用《荷马史诗》时，不会刻意注释出来，因为他们是依靠自己记忆中的内容来援引，由此可见拜占廷学者对《荷马史诗》的熟悉程度。
此外，许多皇室成员也是《荷马史诗》的爱好者，科穆宁王朝的公主安娜（Anna）便是其中一位。她在历史作品《阿莱克修斯传》（Alexiade）中将对《荷马史诗》故事和文法的熟识和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她常常将勇士们称为“爱人”，或者“阿瑞斯（Ares）的追随者”。她把自己的母亲伊琳尼（Irene）比作降落人间的美丽的雅典娜。她把自己的丈夫比作赫拉克勒斯（Herakles），把他的箭比作阿波罗（Apollo）的箭：
经验丰富的弓箭手们站在防御塔上向蛮族人射箭。他们都瞄得很准，射程很远，就像《荷马史诗》中的透克洛斯（Teucer）一样善于射箭。但是凯撒（即安娜的丈夫）的弓是阿波罗的弓。他射箭的方式并非《荷马史诗》笔下的希腊人……而是像赫拉克勒斯一样，将致命之箭用不朽之弓射出，只要他愿意，就决不会射失瞄准的目标。
信手拈来的引经据典，显示出安娜公主强大的《荷马史诗》功底。也正是由于引述大量《荷马史诗》，这部《阿莱克修斯传》的可读性大大增强，从而在拜占廷时期获得巨大成功。
除了亲身实践“荷马式”的写作，拜占廷皇室成员还提供资金资助，推动与《荷马史诗》相关的艺术和文学创作的发展。在12世纪泽泽斯（Tzetzes）的两部史诗《神谱》（Theogony）和《伊里亚特寓言》（Iliad Allegories）是皇室资助《荷马史诗》创作的典型例证。泽泽斯被誉为欧洲社会中以写作谋生的第一人。他生活困苦，需要通过创作来获取报酬，正如他在一封信中所言，“我的作品是我获取生活物资的来源，而我的创作则会变成金钱”正因如此，他需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写明皇室资助者的信息。《神谱》的资助者是拜占廷皇帝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1143—1180年在位）的嫂子伊琳尼（Irene）。《伊里亚特寓言》则是献给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的第一任妻子贝尔塔（Bertha）。根据泽泽斯的记载，皇后贝尔塔慷慨给予丰厚赏赐，确保他能够安心创作，而当皇后去世之后，新的皇室赞助很快跟上，使得这部作品最终顺利完成。由此可见，拜占廷的皇室成员对《荷马史诗》十分认可，自愿提供金钱资助，推动《荷马史诗》相关作品的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