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对一次北伐的观察与反应
王美平
[关键词]日本，国民革命，四一二政变，币原外交
[中图分类号]K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4-0035-07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一次北伐得以顺利进展的前提条件，但在尚未实现“反帝”与“反封建”任务的情况下，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破裂。此后中国陷入长达十年的国共内战，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客观条件。日本政府与蒋介石之“分共”决策具有密切关系。
学界对日本与北伐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南京事件、田中奏折、济南惨案等问题展开。①一次北伐期间，日本进入政党政治时期，若槻礼次郎内阁（1926.1.30—1927.4.20）主要推行标榜“国际协调”“经济优先”与“对华不干涉”三原则的“币原外交”。中日学界就币原外交是否干涉一次北伐存有不同取向，日本学者侧重其未追随英国大量出兵并劝导相关列强放弃最后通牒等“建设性”面相，②中国学者则关注其“怂蒋反共”的“破坏性”面相。③二者的研究视角与立场虽有不同，但均多聚焦于南京事件，就日本政府对一次北伐的具体认知与应对缺乏系统而详实的梳理，致使中日学界对日本与一次北伐的关系缺乏全面而客观的认识。本文拟利用日本驻华领事与外务大臣之往复电文、军部谍报等日文档案，辅以蒋介石日记，解析日本政府对一次北伐的观察与反应，探讨币原外交究竟是否干涉一次北伐及其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所发挥的作用等问题。一、从广州到武汉：“民族革命说”与“不干涉方针”的维持
一次北伐是在苏联援助、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展开的，故其性质问题引起日本的高度关注与警戒。这是由近代以来日俄两国围绕中国的激烈竞争關系决定的。从甲午战后至1917年，日本为争夺中国，长期将俄国作为第一假想敌，并通过日俄战争攫取“南满权益”。1923年，日本在修订国防方针时对十月革命后俄国确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保持了高度警惕。①1924年，日苏虽然开启谈判并于翌年建交，但苏俄的“世界革命”理论及其在亚洲国家的实践、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方针及按照苏联模式改组党政军并组织工农掀起反帝运动等政策，促使采取“绝对天皇制”的日本在警戒苏俄对华权势扩张的同时，因忧虑本国在华权益、国防安全、国体变更与秩序失稳而高度关注国共合作领导的一次北伐。
国民革命究竟是遵奉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革命，还是在苏俄控制下的共产主义革命，是日本政府尤为关注的问题，其相关认知密切影响着日本是否采取干涉政策。早在五卅运动后，日本参谋本部便认为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及工运学潮是俄国在华推行“赤化”政策的产物，有损日本国防。②但是，币原外相当时并未以共产主义蔓延论来解释国民革命，认为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国民革命主要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③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高举“打倒军阀，除列强”的旗帜挥师北伐，尝试武力扫平封建军阀，统一中国。北伐之初，日本并不看好国民革命军。驻粤日领代理清水亨判断北伐军费紧缺，“其结果恐将重蹈孙文历次北伐失败之覆辙，毫无意义”。④当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地攻克湖南，占领汉阳、汉口后，日本开始转变轻视态度。币原外相因无法判明武昌是否陷落，而电令驻汉口日领高尾亨与驻华公使及其他领事加强交流，及时电禀相关情报。⑤9月17日，驻沪日领矢田七太郎致电币原称：国民革命高举三民主义大旗，不同于过去的军阀争权，具有鲜明的思想之争色彩，故各界积极评价北伐军占领汉口。国民革命可谓民心所向，势不可挡。矢田主张改变将国民革命军“臆测为赤俄傀儡”而消极无为的政策，要求“主动接触，把握真相，寻机代俄”。⑥清水亨也改变了对北伐的看法，认为“需要转变向来轻视国民党的态度，不能单纯预防赤化”，而需探明真相，慎商对策。⑦
然而，日本在改变轻视北伐态度的同时，亦开始担忧国民革命在苏联的引导下有可能发展为共产主义革命。8月13日，清水电告币原称：此次北伐有两点打破前例。其一，北伐以苏联人的直接策划为背景，俄国顾问团随军出征。其二，重视政治宣传，国民党政治宣传部由农工部长陈公博率员先行北上，“在占领地竭力宣传孙文主义与过激主义，煽动工人，扰乱社会”，评价北伐既是“军事北伐”也是“政治北伐”，苏俄所致力者正是后者，国民政府亦以此为重，“为俄人所窃喜”。⑧参谋本部则通过驻粤武官等渠道，判断北伐是苏联为在中国推行“赤化”政策、解救冯玉祥之国民军做出的部署，国民革命军之所以在湖南取胜，是由于获得苏联武器等援助所致。⑨
针对日本的所谓“赤化”担忧，国民政府采纳共产国际的建议，对英、日采取了分化瓦解政策，集中反英，拉拢日本。⑩9月11日，国民革命军已占领汉阳、汉口，外交部长陈友仁访问驻港日领倡导中日合作，并为广东国民政府的行动进行了如下说明：第一，吾人的终极理想是中国的现代化，获得与列强的平等地位，当前先倾力统一中国;第二，将国民政府视为俄国的傀儡是错误的，吾人只不过是为实现中国统一而借助俄国援助，极端而言“我们是在利用俄国”;第三，吾人利用俄国，不同于当年李鸿章采取的“落伍、狭隘”的亲俄政策;第四，中国有识之士并不认为俄国会将中国共产化，中国在统一之后，会凭借广大的领土与资源对俄亦争平等;第五，中国并无真正的共产主义，上海的共产党中有人从俄国获得资金，那完全是个人事务，并非政府方针;第六，中英关系恶化，是英国向来对国民革命采取压制态度所致。?
苏联也为分化、瓦解日英关系、稳定日本的“不干涉政策”直接出手。9月23日，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在与矢田七太郎的会谈中针对日本对国民革命“赤化”的担忧特意表达了如下意见：国民革命军倡导废除不平等条约有碍于英国，但日本可从中获益;中国将被国民革命军统一，其目的在于建立民主的国民政府，绝非共产主义;与列强通商促进工业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后亦当奖励该政策。苏联并不愚蠢地企图将国民党改造为共产党，中国尚不具备实施共产主义的条件，是英国在企图武力干涉广东国民政府时鼓吹“赤化说”以征得本国政府及外国的同情。①
国民政府孤立英国、拉拢日本的政策取得了成效。得到上述一系列情报的币原并未改变其国民革命是“民族主义”运动的看法，对该阶段的北伐采取了隐忍而不干涉的政策。军部亦因企图借助国民党的反英政策取代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而对币原外交采取了合作态度。②8月20日，北伐军在营田附近射击日本隅田军舰③及湘江丸商船，隅田舰未行回射，外务省与军部均未以强硬途径解决纠纷。④9月4日，针对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如何保护日侨问题，币原电令高尾采取不干涉主义，即：“帝国政府按照既定方针，对于支那各党派保持不偏不倚之态度，应与当地实力派交涉以达成保护侨民之目的。”⑤9月15日，陈友仁就日本政府的“善意态度”向清水表达了感谢，同时以“训令取缔过激分子的反日运动”为条件，希望日本继续坚持不干涉方针。⑥
总之，从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至占领武汉期间，币原外相基本维持了不干涉政策。日本的这一态度换得了国民政府的肯定与回应。当时武汉不断爆发反英运动，却“毫无反日征兆”，且国民党频频向日本表示友善。⑦二、从武汉到宁沪：“赤化危机逼近论”与“不干涉方针”的改变
一般认为，田中义一上台后日本政府开始干涉北伐。实际上，日本对华政策从国民革命军攻陷武汉、挥师宁沪的过程中，就已发生动摇与转换。北伐军攻克武汉后，蒋介石率军入赣，于11月4日占领九江，8日攻陷南昌。12月18日，何应钦率部平定福建。随后，北伐军准备挥师进攻帝国主义利益集中的长江下游地区。上海是日本帝国主义举足轻重的资本输出区。以当时日本的支柱性工业纺织业为例，上海聚集了日本内外棉、大康、东洋、丰田纺织等8家公司，投资总额达6765.5851万日元，而在汉口则仅有泰安纺织一家，投资额仅500万日元。⑧这些公司在日本攫取的一系列帝国主义特权下生存发展。鉴于上海的这种地位，日本对日益临近的北伐更为关注。
随着北伐军的东进，日本对国民党在占领地是否实施共产主义性政策的疑虑进一步加深。11月16日，驻九江日领大和久义郎向币原报告称，北伐军鼓吹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普建工会，“要挟资方”，致使工厂关闭，工商遭创，社会陷入“赤化惨状”。11月22日，高尾电告币原汉口情况称，社会风气日益“险恶”，劳资争议频发，形成罢工风潮，无论内外资本，皆为工方获胜。由“无赖、游民”组成的纠察队包围日本居留地，军警不行取缔，毫无权威。⑨随着对国民革命所谓“赤化”的判断，日本驻南京、上海等地领事担忧“赤化危机逼近”，对“不干涉”方针的态度发生动摇，先后提议拉拢国民党右派，分化中苏联合与国共合作，从内部摧毁国民革命。12月14日，驻宁日领森冈正平致电币原称：北伐军进攻浙江，关系到日本之重大利益。如若出错，除东三省外中国恐将都“沦为俄国之附属国”，主张必须“联络国民党右派”，“瓦解北伐军，以期万全”。⑩次日，驻沪日领矢田也向币原就北伐对策提出如下意见：国民政府依靠俄共（布）的指导，按照苏俄模式推行革命是不争的事实。况且汉口的实例表明国民政府不能控制共产党，“赤化说”亦可成立，故“现需认真考虑帝国是否继续采取任其发展、一味旁观的政策”。17日，矢田进一步提议“需要做好报复与膺惩准备，以在必要时尽显武威”。同时，他从上海的国民党右派处获知，北伐军内不满于“亲俄派”得势而暗通右派的将领渐增，建议日本“应拉拢右派，促使其进行内部淘汰”。①26日，上海实业家时局研究会认为国民党右派是中国民族主义势力的代表，要求日本外、陆、海三相采取措施促使国民党右派取代左派。②
那么，究竟孰为右派呢？1926年12月13日，大和久注意到革命军分化为左、右两派，军队右倾，政治部左倾，蒋介石等军事派不满于政治部。③22日，在汉口的日军间谍矶谷廉介判定国民党右派及军队企图打击政治部，但苦于融通北伐资金而暂时忍气吞声。④27日，高尾明确认定蒋介石是右派，反对共产主义。⑤可见，日本外务省与军部在1926年12月已通过驻华领事与军事间谍锁定蒋介石是可以拉拢、合作的对象。故而，日本陆相宇垣一成于29日内定参谋本部高级间谍铃木贞一到中国暗中拉拢蒋介石，以分化瓦解中苏联合与国共合作，⑥开始有计划地干涉北伐。
正当日本蠢蠢欲动地着手改变“不干涉政策”時， 1927年1月3日，汉口英租界巡警因干涉界外学生反英]讲而引发中英冲突，国民政府乘势接管汉口英租界。日本认定汉口事件是“苏俄煽动所致”，⑦同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日本产生“兔死狐悲”之感，着力于保护其既得权益。1月14日，若槻内阁针对汉口日租界出台如下决议：针对“国民政府有可能煽动群众收回帝国租界”事态，需就保护日侨问题加强与国民政府之交流，“令国民政府感知日本不会采取英国的委弃政策，而将采取断然措施”，当事态果真发生时，边界路面委于中国军警，界内则专以日本领事馆警察及陆战队保护日侨撤至日本军舰或商船之上，对“暴徒”尽量“隐忍自重”，不采取对抗性措施，而后使馆职员及陆战队也可撤离待命。届时，驻长江上游各地领事也即行撤侨。外务省与海军省协商向上海增兵以保护下游侨民。⑧该政策在对长江中上游局势采取“隐忍撤侨”之“不干涉方针”的同时，对长江下游则定下了“出兵就地护侨”的基调，可谓在相当程度上已脱离了“不干涉”方针。
币原一面暗中密令出兵防范，一面却公开向国民党右派抛出橄榄枝。1927年1月18日，他在议会上发表不向中国任何一方势力提供武器或借款，不管中国由何股势力掌权、在国内实施何种政策都采取“不干涉方针”的]讲。⑨19日，英国鉴于汉口事件邀请日本向上海增派大量陆军。27日，黄郛作为蒋介石密使向高尾表示蒋断不会对上海租界挑起事端，要求日本慎重出兵。日本还获悉武汉的其他要员亦表示不在上海使用武力。⑩币原认为中国“到底不会长期默许他国干涉、服从他国指挥，国民政府今后会断绝与俄国的特殊关系”，判断日本若与英国共同公然派遣陆军，有恐招致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故拒绝了英国的要求。?
币原遵循其“经济优先”原则，为避免中国民众的反日运动而未追随英国公然大规模出动陆军，却暗中实施了增派海军与列强共同“警备”上海公共租界的计划。在中国收回汉口英租界前，日本已与英、美商定向上海共同派遣4000名海军陆战队“保护”公共租界。?1927年1月3日，矢田七太郎与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荒城二郎分别向外务与海军省发回出兵要求。7日，日本海军省已做好出动1500名海军陆战队的准备。?29日，荒城制定并向军务局提交了《上海警备计划》，拟定出动1780人的海军陆战队。?荒城还参加了十次列强“上海指挥官防备会议”，接受了虹口方面的“警备任务”。?
1927年2月初，蒋介石拟定规复南京、肃清长江下游计划，兵分三路挥师宁沪。2月17日，荒城鉴于北伐军在浙江大破孙传芳部，孟昭月退出杭州，①令停泊于青岛的平户舰增援上海。19日，鉴于上海总工会举行罢工，日本又令在佐世保待命的天龙舰及第18驱逐舰②搭载300名陆战队员驶往上海进行威慑。③22日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总罢工发展为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闸北发生巷战，日本部分海军陆战队追随法国登陆，对革命形成重压，促使起义失败。截至1927年2月25日，日本共有利根、坚田、平户、天龙及第18驱逐队共8艘军舰停泊上海，其军舰数在列强中与英国并列第一。④3月初，日本风闻上海总工会拟进行第二次总罢工，遂分别于4日、9日增派巡洋舰川内、五十铃共搭载602名陆战队员驰赴上海，⑤并于3月8日令833名陆战队以宿营名义登陆公共租界西区、虹口及租界外新公园附近、杨树浦等地。21日，共产党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日本下令五个大队的海军陆战队公然登陆虹口进行干预。当天日本在公共租界的出兵数量达到1509人，同时还有小股部队登陆浦东。⑥24日前后，日军认定共产党领导的总工会将进攻租界而加强“警备”，并在北四川路一带进行过针对共产党的射击，搜查过中国民宅。⑦至3月31日止，日本登陆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员共计2181人。⑧
总之，北伐军攻克赣闵、准备挥师宁沪后，日本基于国民革命“赤化说”，军部已着手干涉北伐，驻华领事亦对“不干涉”方针发生动摇，这正是田中义一上台后能够迅速公然推行武力干涉政策的基础。收回汉口英租界事件后，日本政府实施出兵上海政策。该政策因中方的克制态度而未引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但日本政府针对国民革命军逼近上海的形势与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改变“隐忍撤侨”方针，制定、实施“出兵就地护侨”政策亦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政策客观上干涉、影响了上海局势，给国共两党均造成巨大压力。三、南京事件后：“赤化灾难降临说”与“逼蒋反共”政策
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攻占南京时发生了中国军民袭扰日英美领事馆、教会、学校与侨民事件。日本接受当地日侨请求，表面上并未参加英美的炮击行动，币原却在暗中采取了“逼蒋反共”政策，最终促使蒋介石下定决心“离俄清共”。
国内多数学者并未注意到日本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间具有密切关系。沈予先生对此虽有考察，但持1927年初“迁都之争”⑨伊始蒋介石便决心分裂革命联合阵线并为此联络日本之说，⑩无形中低估了日本在促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中所发挥的作用。杨奎松的研究已经否定了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蒋介石就已处心积虑地准备清党反共的旧说。?苏联是自1924年以来唯一愿为国民革命提供资金与武器援助的国家，蒋介石既无反共之目的，自然无需主动断绝对苏合作关系，故亦无需从战略层面与虎谋皮式地“联合”正在极力支持张作霖的日本。反倒是日本海军省于1月下旬为离间中苏关系而派遣小室敬二主动拉拢蒋介石。但蔣介石直至2月初，尚在坚持“联俄革命”，对日本的拉拢采取了“毅然决斗”的态度。?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的领导权之争发展到白热化阶段，情势随之发生变化。此时，蒋介石重点观察了苏联的相关态度，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肯定了鲍罗廷关于迁都武汉、限制个人独裁、加强集体领导等意见。①3月9日，蒋介石便因武汉召开旨在限蒋独裁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而认为“共产党合国际全力以倒余”，②遂改变谢绝会见外客的做法，③于次日晚在南昌总司令部盛情款待日本最大在野党政友会总务山本条太郎，表示今后在日本理解、同情革命军的基础上，加强两国友好关系。④同时，蒋也认识到日本的帝国主义政策是中日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⑤并以“中日俄三国同盟”试探山本遭拒，明确了“联俄”与“联日”不可两立。3月17—19日间，已被二届三中全会削权的蒋介石在九江会见日本陆相派来的说客铃木贞一。铃木力劝蒋“离俄清共”，而蒋则力避日本出兵干涉。二者商定以蒋取缔反日运动为条件，日本不干涉蒋统一中国“本土”，东北则由日本与张作霖协商处理。蒋虽向铃木表示“占领南京后会对共产党采取行动”，⑥但“分共”意味着失去苏援，故在实际控制宁沪之前，蒋介石对“清党”实际尚处犹豫状态。⑦
3月26日，币原获知南京事件的详细经过，认定肇事者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六军所属士兵”，进一步改变“不干涉”政策，与海军省协商派军“护侨”事宜，令原定于29日回国的第一舰队停泊在青岛待命，令青岛方面的第一外遣舰队所属军舰开赴上海，并着手准备从日本向上海增派陆战队。⑧当日，日本海相决定增派第一舰队的第25、第28驱逐舰队到上海。⑨4月7日，日本又令八云舰搭载500名陆战队员增兵上海。至4月12日，登陆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共计2805人。⑩
日本政府在增兵上海的同时，通过外交渠道“逼蒋反共”。3月26日，币原令驻芜湖代理领事恫吓蒋介石：“若不尽早出面赶赴南京主动解决纠纷以使列强满足，定会对国民革命军与国民政府带来严重后果。”?蒋于25日已令程潜在南京发布“对侵犯外国人生命财产者给予严惩”的布告，而后急赴上海以避免发生类似事件。?27日，矢田遵照币原指示通过黄郛向蒋发出了包含立即主动“道歉、赔偿、处罚、保障”四项内容的警告。黄郛当日将上述警告转呈蒋介石后，蒋立即宣布针对共产党的上海戒严令，禁止一切罢工、集会及示威运动。同日，驻宁日领森冈电告币原：“掠夺行为是南京共产党煽动、引导劣兵所致。”?由此，日本认定所谓“赤化灾难”真正降临。
28日，军部开始向币原正式施压，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向外务省提出了处理南京事件的如下方针：第一，要求革命当事者尽快“斩除祸根”即镇压共产党，否则日本将改变隐忍政策，与列强共同采取武力“自卫”手段。第二，拥护蒋介石等“稳健分子”，“根据将责任归于过激分子即共产派的主旨”，在英美与蒋介石之间发挥调和斡旋作用。第三，令驻华南日本文武官员通过非官方手段致力于南方“稳健分子”的团结工作，尤须加强与国民党右派的合作，必要时可提供援助。?币原基本接受了上述方针，一面敦促蒋介石主动解决南京事件，一面与列强协调并调解列强与蒋介石之关系以达到“促蒋反共”的目的。?
蒋介石接到日本的“警告”后，并未照单接受。3月28日，黄郛夜访矢田，转达了蒋介石因共产党领导的学生、工人所持武器尚未缴除，难以立即按照日本劝告发表严惩罪犯、立即赔偿等声明。① 30日，矢田访问蒋介石。蒋就南京事件表达了承担全责的态度，表示将根据调查结果处罚罪犯、进行赔偿，并希望日本继续采取有别于英美的对华政策。矢田则要求蒋全权保障上海治安并获同意。②
但蒋介石的上述态度并未使币原及英美列强感到满足。3月29日，英国驻华公使在北京列强公使团会议上提出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方案。③币原认为列强在长江流域大规模动武会影响日本的对华商贸，而一面规劝英国放弃“最后通牒”案，一面逼蒋反共。3月31日，币原电令矢田就尽早解决南京事件问题向蒋介石再次发出如下警告：蒋若认为以现在的“姑息之法”与“一纸训令”，即可让列强满足，则不得不说他对共产党没有严加取缔的决心，对内外压力没有足够的认识。若无人对南京事件负责，列强将共同动武自卫。对蒋而言，现正是决定其命运的关键时刻。④日方之警告用意明显，蒋介石若取缔共产党，则日本劝告列强不对其发出最后通牒，否则，蒋介石则要面临列强共同动武制裁。当日，蒋在日记中云：“晚接各方报告某党逼迫，而列强会议有将警告驱除共党之要求，否则列强自行处置也。当此内外与新旧夹攻，全世界眼光皆置重于予一身，未知其结果如何也。”⑤可见，蒋确如币原所料尚未下定决心分共。4月1日，蒋仍“踌躇”分共。⑥是日晚，蒋介石接到汉口免其总司令职消息，彻夜未眠。⑦4月2日晨，黄郛向蒋介石汇报了日方的上述警告。⑧下午，蒋介石便召集同党讨论“分共”事宜，决心“为本党计，非与之分裂不可也”。晚间，又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武汉党部与政府。⑨同时，黄郛向矢田做了如下答复：蒋“已下定决心整肃国民政府，眼下在召集将领开会讨论，准备告成即行分共”，黄郛还向矢田明确表示“蒋介石欲效仿土耳其的凯末尔借助法国驱逐鲍罗廷”，打算在日本的援助下断绝中苏合作关系。⑩由此，蒋介石在做好一系列准备后，解除上海工人武装，发动四一二政变。
由上可见，币原外交极大地影响了蒋介石的清党反共决策。四一二政变表面上是国共内争问题，实际上则关系到苏联与英日美等列强之间的竞争关系及蒋介石的对外路线问题，故政变是在内外因的交互作用下发生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及其影响下的国民党左派（含共产党）与蒋介石之间的领导权之争是内因，是构成蒋介石发动政变的主要因素。英、日、美等列强出于扼制苏联及保护既得权益之目的，出兵上海向蒋介石施加军事压力迫其“分共”是外因，是构成四一二政变的重要条件。其中，日本在列强与蒋介石之间发挥了调节斡旋作用，一方面规劝列强切勿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以致形成必须对蒋动武的情势，另一方面数次警告蒋介石必须主动实施“分共”政策。币原的警告，对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中下定决心实施“離俄分共”政策，发挥了压死骆驼之“最后一根稻草”的关键作用。
综上所述，日本对一次北伐的知行经历了由“轻视-隐忍”到“重视-出兵”再到“敌视-增兵”并“逼蒋反共”的跌宕]进。币原的所谓“不干涉”政策经历了由“整体维持”到“内部动摇”再到“实质干涉”的曲折变化。币原外交不仅成功实现了其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之目的，导致中国此后长达十年的国共内战，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创造了客观条件。而且，日本成功瓦解了蒋苏合作关系，使得日俄围绕中国的竞争天平朝着日方倾斜了一步，迫使失掉苏援的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不得不对日妥协让步，直至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国民政府方重新获得苏联援助。
① 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沈予：《日本东方会议和田中义一内阁对华政策——评〈田中奏折〉伪造说》，《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帝国主义关系再探讨》，《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臧运祜：《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俞辛焞：《近代日本外交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邵建国：《北伐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祝曙光：《徘徊在新、旧外交之间——20世纪20年代日本外交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② 入江昭：《極東新秩序の模索》，東京：原書房，1968年，第125～156頁;衛藤瀋吉：《南京事件と日米》，《東アジア政治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臼井勝美：《日中外交史》，東京：塙書房，1971年;鈴木健功：《南京事件における幣原外交の変容》，《日本歴史》（第780号），2013年等。
③ 如祝曙光：《试析北伐战争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民国档案》1994年第1期;沈予：《国民革命与日蒋关系》，《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① 参謀本部：《帝国国防方針》（1923年），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本文所引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案以C开头者皆为该馆所藏，下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61002700。
② 郭洪茂、李力主编：《近现代日本涉华密档 陆军省卷》（第61册），北京：线装书局，2013年，第5～11页。
③④⑦⑧?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6年第2冊上），東京：外務省，1985年，第209～210、248、283～284、248、264～265頁。
⑤ 《武漢方面時局ニ関スル件》（1926年9月4日），外交史料馆所藏（本文所引JACAR以B开头者皆藏于该馆，下略）JACAR：R
ef.B03050159800。
⑥ 《革命軍側ト積極的ニ接触ノ必要アル旨意見具申ノ件》（1926年9月17日），JACAR：Ref.B03050160400。
⑨ 参謀本部：《支那ノ全局ニ影響ヲ及ホサントスル広東軍北伐ノ行動ト露国ノ援助》（1926年7月13日），JACAR：Ref.B03050
158400。
⑩ 罗重一主编：《共产国际与广州国民政府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58～161页。
① 外務省記录：《各国内政雑纂：支那（地方）》（第49卷），JACAR：Ref.B03050161000。
② 邵建国：《论北伐战争时期日本对华政策》，《日本问题研究》1997年第3期。
③ 甲午战争后国民革命前，日本海军已在长江流域形成了“巡航警备”局面。参见李少军：《国民革命前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的扩张》，《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
④⑤⑦⑩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6年第2冊上），第256～257、259、270、346頁。
⑥ 外務省記录：《各国内政雑纂：支那（地方）》（第48卷），JACAR：Ref.B03050160400。
⑧ 大蔵省理財局国庫科：《在支邦人紡績業投資額調》（1927年4月15日），JACAR：Ref.A08072541000。
⑨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6年第2冊上），第315、343～345、321頁。
①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6年第2冊上），第347～349、350～352頁。
② 外務省記录：《支那内乱関係一件》，JACAR：Ref.B02031895200。
③⑤⑧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6年第2冊上），第343～345、358～360、386～387頁。
④ 外務省記录：《各国内政杂纂：中国（地方）》（第52卷），JACAR：Ref.B03050165000。
⑥ 上原勇作関係文書研究会編：《上原勇作関係文書》，東京：東京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234頁。
⑦⑩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1第1部第1卷），東京：外務省，1989年，第372、375，429頁。
⑨ 《幣原国務大臣の]説》，《第52回帝国議会参議院議事速記録》（第4号），帝国議会会議録検索システム。
?《帝国政府の対支政策ニ関スル件》（1927年2月4日），JACAR：Ref.B02031895300。
? 外務省記录：《支那内乱関係一件》，JACAR：Ref.B02031895300。
? 前身是1917年12月日本海军设立的第7战队，1918年2月独立为“遣华舰队”，1919年8月改编为第一遣外舰队，负责长江流域的“巡航警备”，其旗舰利根长期驻沪。
? 外務省亜細亜局第二課：《上海防備問題》，JACAR：Ref.B13081143800，第13～14頁。
? 《第一遣外艦隊機密命令第3号》，《上海警備計画》（1927年1月29日），JACAR：Ref.C04015650800，第1558～1560頁。
?荒城二郎：《各国先任指揮官上海防備会議報告》（1），JACAR：Ref.C04015651600，第1809頁。
① 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第267、269页。
② 包括时津风、浜风、矶风、天津风四艘军舰。
③ 上海海軍陸戦隊本部：《陸戦隊経過概要》（1），JACAR：Ref.C04015652600，第0011、0013頁。
④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1第1部第1卷），第459頁。
⑤⑦ 上海海軍陸戦隊本部：《陸戦隊経過概要》（1），JACAR：Ref.C04015652600，第0015～0019、0019～0020頁。
⑥⑧ 外務省亜細亜局第二課：《上海防備問題》，第100～101、102頁。
⑨ 1926年冬至1927年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与以鲍罗廷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就国民政府由广州北迁武汉问题发生争论，蒋介石主张迁都自己坐镇的南昌，鲍罗廷主张迁都由国民党左派控制的武汉。该事件表面上是围绕迁都问题发生的争执，实际上则是关系到由谁掌握国民政府的领导权之争。
⑩ 沈予：《国民革命与日蒋关系》，《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于1927年3月10—17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基本控制了党政大权，汪精卫的地位和权力得到重新肯定和提高，蒋介石于“三二○事件”后逐步取得的独裁地位与权力均受到限制。
? 具体可参见杨奎松：《蒋介石从“三二○”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2年第6、7期。
?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30日、2月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本文所引蒋氏日记均由庆应义塾大学段瑞聪教授提供，下略。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7～23页。
② 《蒋介石日记》，1927年3月9、10日。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10～311页。
③ 山本条太郎：《山本条太郎論策》（2），東京：山本条太郎翁伝記編纂会，1939年，第540頁。
④ 外務省亜細亜局第一課：《最近支那関係諸問題摘要》（第2卷），1927年，第238頁。
⑤ 蒋介石对山本提出的“中日亲善论”称：“日本如欲与中国亲善，须从根本上着手，即对高丽、台湾，应许其独立。”《蒋介石日记》，1927年3月11日、10日。
⑥ 木戸日記研究会、日本近代史料研究会：《鈴木貞一氏談話速記録》（下），東京：日本近代史料研究会，1974年，第274頁。
⑦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99～400页。
⑧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1第1部第1卷），第515、516頁。
⑨ 第一遣外艦隊司令部：《南京事件報告》（1927年3月19日—3月31日），JACAR：Ref.C14120094900。
⑩ 上海海軍陸戦隊本部：《陸戦隊経過概要》（1），第0025頁。
??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1第1部第1卷），第516～517、519～520頁。
? 第一遣外艦隊司令部：《南京事件報告》（1927年3月19日—3月31日）。
?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1第1部第1卷），第475、518～519頁。
?外務省記录：《支那内乱関係一件》，JACAR：Ref.B02031895300。
①③④⑧⑩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1第1部第1卷），第528～529、524、532～533、547、548頁。
② 《南京事件：解决交涉》（第1卷），JACAR：Ref.B02030112200。
⑤ 《蒋介石日记》，1927年3月31日。
⑥ 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第315页。
⑦ 《蒋介石日记》，1927年4月1日。
⑨ 《蒋介石日记》，1927年4月2日。
[关键词]日本，国民革命，四一二政变，币原外交
[中图分类号]K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4-0035-07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一次北伐得以顺利进展的前提条件，但在尚未实现“反帝”与“反封建”任务的情况下，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破裂。此后中国陷入长达十年的国共内战，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客观条件。日本政府与蒋介石之“分共”决策具有密切关系。
学界对日本与北伐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南京事件、田中奏折、济南惨案等问题展开。①一次北伐期间，日本进入政党政治时期，若槻礼次郎内阁（1926.1.30—1927.4.20）主要推行标榜“国际协调”“经济优先”与“对华不干涉”三原则的“币原外交”。中日学界就币原外交是否干涉一次北伐存有不同取向，日本学者侧重其未追随英国大量出兵并劝导相关列强放弃最后通牒等“建设性”面相，②中国学者则关注其“怂蒋反共”的“破坏性”面相。③二者的研究视角与立场虽有不同，但均多聚焦于南京事件，就日本政府对一次北伐的具体认知与应对缺乏系统而详实的梳理，致使中日学界对日本与一次北伐的关系缺乏全面而客观的认识。本文拟利用日本驻华领事与外务大臣之往复电文、军部谍报等日文档案，辅以蒋介石日记，解析日本政府对一次北伐的观察与反应，探讨币原外交究竟是否干涉一次北伐及其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所发挥的作用等问题。一、从广州到武汉：“民族革命说”与“不干涉方针”的维持
一次北伐是在苏联援助、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展开的，故其性质问题引起日本的高度关注与警戒。这是由近代以来日俄两国围绕中国的激烈竞争關系决定的。从甲午战后至1917年，日本为争夺中国，长期将俄国作为第一假想敌，并通过日俄战争攫取“南满权益”。1923年，日本在修订国防方针时对十月革命后俄国确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保持了高度警惕。①1924年，日苏虽然开启谈判并于翌年建交，但苏俄的“世界革命”理论及其在亚洲国家的实践、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方针及按照苏联模式改组党政军并组织工农掀起反帝运动等政策，促使采取“绝对天皇制”的日本在警戒苏俄对华权势扩张的同时，因忧虑本国在华权益、国防安全、国体变更与秩序失稳而高度关注国共合作领导的一次北伐。
国民革命究竟是遵奉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革命，还是在苏俄控制下的共产主义革命，是日本政府尤为关注的问题，其相关认知密切影响着日本是否采取干涉政策。早在五卅运动后，日本参谋本部便认为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及工运学潮是俄国在华推行“赤化”政策的产物，有损日本国防。②但是，币原外相当时并未以共产主义蔓延论来解释国民革命，认为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国民革命主要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③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高举“打倒军阀，除列强”的旗帜挥师北伐，尝试武力扫平封建军阀，统一中国。北伐之初，日本并不看好国民革命军。驻粤日领代理清水亨判断北伐军费紧缺，“其结果恐将重蹈孙文历次北伐失败之覆辙，毫无意义”。④当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地攻克湖南，占领汉阳、汉口后，日本开始转变轻视态度。币原外相因无法判明武昌是否陷落，而电令驻汉口日领高尾亨与驻华公使及其他领事加强交流，及时电禀相关情报。⑤9月17日，驻沪日领矢田七太郎致电币原称：国民革命高举三民主义大旗，不同于过去的军阀争权，具有鲜明的思想之争色彩，故各界积极评价北伐军占领汉口。国民革命可谓民心所向，势不可挡。矢田主张改变将国民革命军“臆测为赤俄傀儡”而消极无为的政策，要求“主动接触，把握真相，寻机代俄”。⑥清水亨也改变了对北伐的看法，认为“需要转变向来轻视国民党的态度，不能单纯预防赤化”，而需探明真相，慎商对策。⑦
然而，日本在改变轻视北伐态度的同时，亦开始担忧国民革命在苏联的引导下有可能发展为共产主义革命。8月13日，清水电告币原称：此次北伐有两点打破前例。其一，北伐以苏联人的直接策划为背景，俄国顾问团随军出征。其二，重视政治宣传，国民党政治宣传部由农工部长陈公博率员先行北上，“在占领地竭力宣传孙文主义与过激主义，煽动工人，扰乱社会”，评价北伐既是“军事北伐”也是“政治北伐”，苏俄所致力者正是后者，国民政府亦以此为重，“为俄人所窃喜”。⑧参谋本部则通过驻粤武官等渠道，判断北伐是苏联为在中国推行“赤化”政策、解救冯玉祥之国民军做出的部署，国民革命军之所以在湖南取胜，是由于获得苏联武器等援助所致。⑨
针对日本的所谓“赤化”担忧，国民政府采纳共产国际的建议，对英、日采取了分化瓦解政策，集中反英，拉拢日本。⑩9月11日，国民革命军已占领汉阳、汉口，外交部长陈友仁访问驻港日领倡导中日合作，并为广东国民政府的行动进行了如下说明：第一，吾人的终极理想是中国的现代化，获得与列强的平等地位，当前先倾力统一中国;第二，将国民政府视为俄国的傀儡是错误的，吾人只不过是为实现中国统一而借助俄国援助，极端而言“我们是在利用俄国”;第三，吾人利用俄国，不同于当年李鸿章采取的“落伍、狭隘”的亲俄政策;第四，中国有识之士并不认为俄国会将中国共产化，中国在统一之后，会凭借广大的领土与资源对俄亦争平等;第五，中国并无真正的共产主义，上海的共产党中有人从俄国获得资金，那完全是个人事务，并非政府方针;第六，中英关系恶化，是英国向来对国民革命采取压制态度所致。?
苏联也为分化、瓦解日英关系、稳定日本的“不干涉政策”直接出手。9月23日，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在与矢田七太郎的会谈中针对日本对国民革命“赤化”的担忧特意表达了如下意见：国民革命军倡导废除不平等条约有碍于英国，但日本可从中获益;中国将被国民革命军统一，其目的在于建立民主的国民政府，绝非共产主义;与列强通商促进工业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后亦当奖励该政策。苏联并不愚蠢地企图将国民党改造为共产党，中国尚不具备实施共产主义的条件，是英国在企图武力干涉广东国民政府时鼓吹“赤化说”以征得本国政府及外国的同情。①
国民政府孤立英国、拉拢日本的政策取得了成效。得到上述一系列情报的币原并未改变其国民革命是“民族主义”运动的看法，对该阶段的北伐采取了隐忍而不干涉的政策。军部亦因企图借助国民党的反英政策取代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而对币原外交采取了合作态度。②8月20日，北伐军在营田附近射击日本隅田军舰③及湘江丸商船，隅田舰未行回射，外务省与军部均未以强硬途径解决纠纷。④9月4日，针对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如何保护日侨问题，币原电令高尾采取不干涉主义，即：“帝国政府按照既定方针，对于支那各党派保持不偏不倚之态度，应与当地实力派交涉以达成保护侨民之目的。”⑤9月15日，陈友仁就日本政府的“善意态度”向清水表达了感谢，同时以“训令取缔过激分子的反日运动”为条件，希望日本继续坚持不干涉方针。⑥
总之，从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至占领武汉期间，币原外相基本维持了不干涉政策。日本的这一态度换得了国民政府的肯定与回应。当时武汉不断爆发反英运动，却“毫无反日征兆”，且国民党频频向日本表示友善。⑦二、从武汉到宁沪：“赤化危机逼近论”与“不干涉方针”的改变
一般认为，田中义一上台后日本政府开始干涉北伐。实际上，日本对华政策从国民革命军攻陷武汉、挥师宁沪的过程中，就已发生动摇与转换。北伐军攻克武汉后，蒋介石率军入赣，于11月4日占领九江，8日攻陷南昌。12月18日，何应钦率部平定福建。随后，北伐军准备挥师进攻帝国主义利益集中的长江下游地区。上海是日本帝国主义举足轻重的资本输出区。以当时日本的支柱性工业纺织业为例，上海聚集了日本内外棉、大康、东洋、丰田纺织等8家公司，投资总额达6765.5851万日元，而在汉口则仅有泰安纺织一家，投资额仅500万日元。⑧这些公司在日本攫取的一系列帝国主义特权下生存发展。鉴于上海的这种地位，日本对日益临近的北伐更为关注。
随着北伐军的东进，日本对国民党在占领地是否实施共产主义性政策的疑虑进一步加深。11月16日，驻九江日领大和久义郎向币原报告称，北伐军鼓吹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普建工会，“要挟资方”，致使工厂关闭，工商遭创，社会陷入“赤化惨状”。11月22日，高尾电告币原汉口情况称，社会风气日益“险恶”，劳资争议频发，形成罢工风潮，无论内外资本，皆为工方获胜。由“无赖、游民”组成的纠察队包围日本居留地，军警不行取缔，毫无权威。⑨随着对国民革命所谓“赤化”的判断，日本驻南京、上海等地领事担忧“赤化危机逼近”，对“不干涉”方针的态度发生动摇，先后提议拉拢国民党右派，分化中苏联合与国共合作，从内部摧毁国民革命。12月14日，驻宁日领森冈正平致电币原称：北伐军进攻浙江，关系到日本之重大利益。如若出错，除东三省外中国恐将都“沦为俄国之附属国”，主张必须“联络国民党右派”，“瓦解北伐军，以期万全”。⑩次日，驻沪日领矢田也向币原就北伐对策提出如下意见：国民政府依靠俄共（布）的指导，按照苏俄模式推行革命是不争的事实。况且汉口的实例表明国民政府不能控制共产党，“赤化说”亦可成立，故“现需认真考虑帝国是否继续采取任其发展、一味旁观的政策”。17日，矢田进一步提议“需要做好报复与膺惩准备，以在必要时尽显武威”。同时，他从上海的国民党右派处获知，北伐军内不满于“亲俄派”得势而暗通右派的将领渐增，建议日本“应拉拢右派，促使其进行内部淘汰”。①26日，上海实业家时局研究会认为国民党右派是中国民族主义势力的代表，要求日本外、陆、海三相采取措施促使国民党右派取代左派。②
那么，究竟孰为右派呢？1926年12月13日，大和久注意到革命军分化为左、右两派，军队右倾，政治部左倾，蒋介石等军事派不满于政治部。③22日，在汉口的日军间谍矶谷廉介判定国民党右派及军队企图打击政治部，但苦于融通北伐资金而暂时忍气吞声。④27日，高尾明确认定蒋介石是右派，反对共产主义。⑤可见，日本外务省与军部在1926年12月已通过驻华领事与军事间谍锁定蒋介石是可以拉拢、合作的对象。故而，日本陆相宇垣一成于29日内定参谋本部高级间谍铃木贞一到中国暗中拉拢蒋介石，以分化瓦解中苏联合与国共合作，⑥开始有计划地干涉北伐。
正当日本蠢蠢欲动地着手改变“不干涉政策”時， 1927年1月3日，汉口英租界巡警因干涉界外学生反英]讲而引发中英冲突，国民政府乘势接管汉口英租界。日本认定汉口事件是“苏俄煽动所致”，⑦同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日本产生“兔死狐悲”之感，着力于保护其既得权益。1月14日，若槻内阁针对汉口日租界出台如下决议：针对“国民政府有可能煽动群众收回帝国租界”事态，需就保护日侨问题加强与国民政府之交流，“令国民政府感知日本不会采取英国的委弃政策，而将采取断然措施”，当事态果真发生时，边界路面委于中国军警，界内则专以日本领事馆警察及陆战队保护日侨撤至日本军舰或商船之上，对“暴徒”尽量“隐忍自重”，不采取对抗性措施，而后使馆职员及陆战队也可撤离待命。届时，驻长江上游各地领事也即行撤侨。外务省与海军省协商向上海增兵以保护下游侨民。⑧该政策在对长江中上游局势采取“隐忍撤侨”之“不干涉方针”的同时，对长江下游则定下了“出兵就地护侨”的基调，可谓在相当程度上已脱离了“不干涉”方针。
币原一面暗中密令出兵防范，一面却公开向国民党右派抛出橄榄枝。1927年1月18日，他在议会上发表不向中国任何一方势力提供武器或借款，不管中国由何股势力掌权、在国内实施何种政策都采取“不干涉方针”的]讲。⑨19日，英国鉴于汉口事件邀请日本向上海增派大量陆军。27日，黄郛作为蒋介石密使向高尾表示蒋断不会对上海租界挑起事端，要求日本慎重出兵。日本还获悉武汉的其他要员亦表示不在上海使用武力。⑩币原认为中国“到底不会长期默许他国干涉、服从他国指挥，国民政府今后会断绝与俄国的特殊关系”，判断日本若与英国共同公然派遣陆军，有恐招致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故拒绝了英国的要求。?
币原遵循其“经济优先”原则，为避免中国民众的反日运动而未追随英国公然大规模出动陆军，却暗中实施了增派海军与列强共同“警备”上海公共租界的计划。在中国收回汉口英租界前，日本已与英、美商定向上海共同派遣4000名海军陆战队“保护”公共租界。?1927年1月3日，矢田七太郎与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荒城二郎分别向外务与海军省发回出兵要求。7日，日本海军省已做好出动1500名海军陆战队的准备。?29日，荒城制定并向军务局提交了《上海警备计划》，拟定出动1780人的海军陆战队。?荒城还参加了十次列强“上海指挥官防备会议”，接受了虹口方面的“警备任务”。?
1927年2月初，蒋介石拟定规复南京、肃清长江下游计划，兵分三路挥师宁沪。2月17日，荒城鉴于北伐军在浙江大破孙传芳部，孟昭月退出杭州，①令停泊于青岛的平户舰增援上海。19日，鉴于上海总工会举行罢工，日本又令在佐世保待命的天龙舰及第18驱逐舰②搭载300名陆战队员驶往上海进行威慑。③22日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总罢工发展为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闸北发生巷战，日本部分海军陆战队追随法国登陆，对革命形成重压，促使起义失败。截至1927年2月25日，日本共有利根、坚田、平户、天龙及第18驱逐队共8艘军舰停泊上海，其军舰数在列强中与英国并列第一。④3月初，日本风闻上海总工会拟进行第二次总罢工，遂分别于4日、9日增派巡洋舰川内、五十铃共搭载602名陆战队员驰赴上海，⑤并于3月8日令833名陆战队以宿营名义登陆公共租界西区、虹口及租界外新公园附近、杨树浦等地。21日，共产党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日本下令五个大队的海军陆战队公然登陆虹口进行干预。当天日本在公共租界的出兵数量达到1509人，同时还有小股部队登陆浦东。⑥24日前后，日军认定共产党领导的总工会将进攻租界而加强“警备”，并在北四川路一带进行过针对共产党的射击，搜查过中国民宅。⑦至3月31日止，日本登陆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员共计2181人。⑧
总之，北伐军攻克赣闵、准备挥师宁沪后，日本基于国民革命“赤化说”，军部已着手干涉北伐，驻华领事亦对“不干涉”方针发生动摇，这正是田中义一上台后能够迅速公然推行武力干涉政策的基础。收回汉口英租界事件后，日本政府实施出兵上海政策。该政策因中方的克制态度而未引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但日本政府针对国民革命军逼近上海的形势与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改变“隐忍撤侨”方针，制定、实施“出兵就地护侨”政策亦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政策客观上干涉、影响了上海局势，给国共两党均造成巨大压力。三、南京事件后：“赤化灾难降临说”与“逼蒋反共”政策
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攻占南京时发生了中国军民袭扰日英美领事馆、教会、学校与侨民事件。日本接受当地日侨请求，表面上并未参加英美的炮击行动，币原却在暗中采取了“逼蒋反共”政策，最终促使蒋介石下定决心“离俄清共”。
国内多数学者并未注意到日本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间具有密切关系。沈予先生对此虽有考察，但持1927年初“迁都之争”⑨伊始蒋介石便决心分裂革命联合阵线并为此联络日本之说，⑩无形中低估了日本在促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中所发挥的作用。杨奎松的研究已经否定了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蒋介石就已处心积虑地准备清党反共的旧说。?苏联是自1924年以来唯一愿为国民革命提供资金与武器援助的国家，蒋介石既无反共之目的，自然无需主动断绝对苏合作关系，故亦无需从战略层面与虎谋皮式地“联合”正在极力支持张作霖的日本。反倒是日本海军省于1月下旬为离间中苏关系而派遣小室敬二主动拉拢蒋介石。但蔣介石直至2月初，尚在坚持“联俄革命”，对日本的拉拢采取了“毅然决斗”的态度。?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的领导权之争发展到白热化阶段，情势随之发生变化。此时，蒋介石重点观察了苏联的相关态度，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肯定了鲍罗廷关于迁都武汉、限制个人独裁、加强集体领导等意见。①3月9日，蒋介石便因武汉召开旨在限蒋独裁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而认为“共产党合国际全力以倒余”，②遂改变谢绝会见外客的做法，③于次日晚在南昌总司令部盛情款待日本最大在野党政友会总务山本条太郎，表示今后在日本理解、同情革命军的基础上，加强两国友好关系。④同时，蒋也认识到日本的帝国主义政策是中日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⑤并以“中日俄三国同盟”试探山本遭拒，明确了“联俄”与“联日”不可两立。3月17—19日间，已被二届三中全会削权的蒋介石在九江会见日本陆相派来的说客铃木贞一。铃木力劝蒋“离俄清共”，而蒋则力避日本出兵干涉。二者商定以蒋取缔反日运动为条件，日本不干涉蒋统一中国“本土”，东北则由日本与张作霖协商处理。蒋虽向铃木表示“占领南京后会对共产党采取行动”，⑥但“分共”意味着失去苏援，故在实际控制宁沪之前，蒋介石对“清党”实际尚处犹豫状态。⑦
3月26日，币原获知南京事件的详细经过，认定肇事者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六军所属士兵”，进一步改变“不干涉”政策，与海军省协商派军“护侨”事宜，令原定于29日回国的第一舰队停泊在青岛待命，令青岛方面的第一外遣舰队所属军舰开赴上海，并着手准备从日本向上海增派陆战队。⑧当日，日本海相决定增派第一舰队的第25、第28驱逐舰队到上海。⑨4月7日，日本又令八云舰搭载500名陆战队员增兵上海。至4月12日，登陆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共计2805人。⑩
日本政府在增兵上海的同时，通过外交渠道“逼蒋反共”。3月26日，币原令驻芜湖代理领事恫吓蒋介石：“若不尽早出面赶赴南京主动解决纠纷以使列强满足，定会对国民革命军与国民政府带来严重后果。”?蒋于25日已令程潜在南京发布“对侵犯外国人生命财产者给予严惩”的布告，而后急赴上海以避免发生类似事件。?27日，矢田遵照币原指示通过黄郛向蒋发出了包含立即主动“道歉、赔偿、处罚、保障”四项内容的警告。黄郛当日将上述警告转呈蒋介石后，蒋立即宣布针对共产党的上海戒严令，禁止一切罢工、集会及示威运动。同日，驻宁日领森冈电告币原：“掠夺行为是南京共产党煽动、引导劣兵所致。”?由此，日本认定所谓“赤化灾难”真正降临。
28日，军部开始向币原正式施压，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向外务省提出了处理南京事件的如下方针：第一，要求革命当事者尽快“斩除祸根”即镇压共产党，否则日本将改变隐忍政策，与列强共同采取武力“自卫”手段。第二，拥护蒋介石等“稳健分子”，“根据将责任归于过激分子即共产派的主旨”，在英美与蒋介石之间发挥调和斡旋作用。第三，令驻华南日本文武官员通过非官方手段致力于南方“稳健分子”的团结工作，尤须加强与国民党右派的合作，必要时可提供援助。?币原基本接受了上述方针，一面敦促蒋介石主动解决南京事件，一面与列强协调并调解列强与蒋介石之关系以达到“促蒋反共”的目的。?
蒋介石接到日本的“警告”后，并未照单接受。3月28日，黄郛夜访矢田，转达了蒋介石因共产党领导的学生、工人所持武器尚未缴除，难以立即按照日本劝告发表严惩罪犯、立即赔偿等声明。① 30日，矢田访问蒋介石。蒋就南京事件表达了承担全责的态度，表示将根据调查结果处罚罪犯、进行赔偿，并希望日本继续采取有别于英美的对华政策。矢田则要求蒋全权保障上海治安并获同意。②
但蒋介石的上述态度并未使币原及英美列强感到满足。3月29日，英国驻华公使在北京列强公使团会议上提出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方案。③币原认为列强在长江流域大规模动武会影响日本的对华商贸，而一面规劝英国放弃“最后通牒”案，一面逼蒋反共。3月31日，币原电令矢田就尽早解决南京事件问题向蒋介石再次发出如下警告：蒋若认为以现在的“姑息之法”与“一纸训令”，即可让列强满足，则不得不说他对共产党没有严加取缔的决心，对内外压力没有足够的认识。若无人对南京事件负责，列强将共同动武自卫。对蒋而言，现正是决定其命运的关键时刻。④日方之警告用意明显，蒋介石若取缔共产党，则日本劝告列强不对其发出最后通牒，否则，蒋介石则要面临列强共同动武制裁。当日，蒋在日记中云：“晚接各方报告某党逼迫，而列强会议有将警告驱除共党之要求，否则列强自行处置也。当此内外与新旧夹攻，全世界眼光皆置重于予一身，未知其结果如何也。”⑤可见，蒋确如币原所料尚未下定决心分共。4月1日，蒋仍“踌躇”分共。⑥是日晚，蒋介石接到汉口免其总司令职消息，彻夜未眠。⑦4月2日晨，黄郛向蒋介石汇报了日方的上述警告。⑧下午，蒋介石便召集同党讨论“分共”事宜，决心“为本党计，非与之分裂不可也”。晚间，又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武汉党部与政府。⑨同时，黄郛向矢田做了如下答复：蒋“已下定决心整肃国民政府，眼下在召集将领开会讨论，准备告成即行分共”，黄郛还向矢田明确表示“蒋介石欲效仿土耳其的凯末尔借助法国驱逐鲍罗廷”，打算在日本的援助下断绝中苏合作关系。⑩由此，蒋介石在做好一系列准备后，解除上海工人武装，发动四一二政变。
由上可见，币原外交极大地影响了蒋介石的清党反共决策。四一二政变表面上是国共内争问题，实际上则关系到苏联与英日美等列强之间的竞争关系及蒋介石的对外路线问题，故政变是在内外因的交互作用下发生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及其影响下的国民党左派（含共产党）与蒋介石之间的领导权之争是内因，是构成蒋介石发动政变的主要因素。英、日、美等列强出于扼制苏联及保护既得权益之目的，出兵上海向蒋介石施加军事压力迫其“分共”是外因，是构成四一二政变的重要条件。其中，日本在列强与蒋介石之间发挥了调节斡旋作用，一方面规劝列强切勿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以致形成必须对蒋动武的情势，另一方面数次警告蒋介石必须主动实施“分共”政策。币原的警告，对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中下定决心实施“離俄分共”政策，发挥了压死骆驼之“最后一根稻草”的关键作用。
综上所述，日本对一次北伐的知行经历了由“轻视-隐忍”到“重视-出兵”再到“敌视-增兵”并“逼蒋反共”的跌宕]进。币原的所谓“不干涉”政策经历了由“整体维持”到“内部动摇”再到“实质干涉”的曲折变化。币原外交不仅成功实现了其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之目的，导致中国此后长达十年的国共内战，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创造了客观条件。而且，日本成功瓦解了蒋苏合作关系，使得日俄围绕中国的竞争天平朝着日方倾斜了一步，迫使失掉苏援的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不得不对日妥协让步，直至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国民政府方重新获得苏联援助。
① 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沈予：《日本东方会议和田中义一内阁对华政策——评〈田中奏折〉伪造说》，《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帝国主义关系再探讨》，《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臧运祜：《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俞辛焞：《近代日本外交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邵建国：《北伐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祝曙光：《徘徊在新、旧外交之间——20世纪20年代日本外交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② 入江昭：《極東新秩序の模索》，東京：原書房，1968年，第125～156頁;衛藤瀋吉：《南京事件と日米》，《東アジア政治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臼井勝美：《日中外交史》，東京：塙書房，1971年;鈴木健功：《南京事件における幣原外交の変容》，《日本歴史》（第780号），2013年等。
③ 如祝曙光：《试析北伐战争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民国档案》1994年第1期;沈予：《国民革命与日蒋关系》，《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① 参謀本部：《帝国国防方針》（1923年），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本文所引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案以C开头者皆为该馆所藏，下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61002700。
② 郭洪茂、李力主编：《近现代日本涉华密档 陆军省卷》（第61册），北京：线装书局，2013年，第5～11页。
③④⑦⑧?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6年第2冊上），東京：外務省，1985年，第209～210、248、283～284、248、264～265頁。
⑤ 《武漢方面時局ニ関スル件》（1926年9月4日），外交史料馆所藏（本文所引JACAR以B开头者皆藏于该馆，下略）JACAR：R
ef.B03050159800。
⑥ 《革命軍側ト積極的ニ接触ノ必要アル旨意見具申ノ件》（1926年9月17日），JACAR：Ref.B03050160400。
⑨ 参謀本部：《支那ノ全局ニ影響ヲ及ホサントスル広東軍北伐ノ行動ト露国ノ援助》（1926年7月13日），JACAR：Ref.B03050
158400。
⑩ 罗重一主编：《共产国际与广州国民政府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58～161页。
① 外務省記录：《各国内政雑纂：支那（地方）》（第49卷），JACAR：Ref.B03050161000。
② 邵建国：《论北伐战争时期日本对华政策》，《日本问题研究》1997年第3期。
③ 甲午战争后国民革命前，日本海军已在长江流域形成了“巡航警备”局面。参见李少军：《国民革命前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的扩张》，《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
④⑤⑦⑩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6年第2冊上），第256～257、259、270、346頁。
⑥ 外務省記录：《各国内政雑纂：支那（地方）》（第48卷），JACAR：Ref.B03050160400。
⑧ 大蔵省理財局国庫科：《在支邦人紡績業投資額調》（1927年4月15日），JACAR：Ref.A08072541000。
⑨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6年第2冊上），第315、343～345、321頁。
①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6年第2冊上），第347～349、350～352頁。
② 外務省記录：《支那内乱関係一件》，JACAR：Ref.B02031895200。
③⑤⑧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6年第2冊上），第343～345、358～360、386～387頁。
④ 外務省記录：《各国内政杂纂：中国（地方）》（第52卷），JACAR：Ref.B03050165000。
⑥ 上原勇作関係文書研究会編：《上原勇作関係文書》，東京：東京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234頁。
⑦⑩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1第1部第1卷），東京：外務省，1989年，第372、375，429頁。
⑨ 《幣原国務大臣の]説》，《第52回帝国議会参議院議事速記録》（第4号），帝国議会会議録検索システム。
?《帝国政府の対支政策ニ関スル件》（1927年2月4日），JACAR：Ref.B02031895300。
? 外務省記录：《支那内乱関係一件》，JACAR：Ref.B02031895300。
? 前身是1917年12月日本海军设立的第7战队，1918年2月独立为“遣华舰队”，1919年8月改编为第一遣外舰队，负责长江流域的“巡航警备”，其旗舰利根长期驻沪。
? 外務省亜細亜局第二課：《上海防備問題》，JACAR：Ref.B13081143800，第13～14頁。
? 《第一遣外艦隊機密命令第3号》，《上海警備計画》（1927年1月29日），JACAR：Ref.C04015650800，第1558～1560頁。
?荒城二郎：《各国先任指揮官上海防備会議報告》（1），JACAR：Ref.C04015651600，第1809頁。
① 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第267、269页。
② 包括时津风、浜风、矶风、天津风四艘军舰。
③ 上海海軍陸戦隊本部：《陸戦隊経過概要》（1），JACAR：Ref.C04015652600，第0011、0013頁。
④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1第1部第1卷），第459頁。
⑤⑦ 上海海軍陸戦隊本部：《陸戦隊経過概要》（1），JACAR：Ref.C04015652600，第0015～0019、0019～0020頁。
⑥⑧ 外務省亜細亜局第二課：《上海防備問題》，第100～101、102頁。
⑨ 1926年冬至1927年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与以鲍罗廷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就国民政府由广州北迁武汉问题发生争论，蒋介石主张迁都自己坐镇的南昌，鲍罗廷主张迁都由国民党左派控制的武汉。该事件表面上是围绕迁都问题发生的争执，实际上则是关系到由谁掌握国民政府的领导权之争。
⑩ 沈予：《国民革命与日蒋关系》，《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于1927年3月10—17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基本控制了党政大权，汪精卫的地位和权力得到重新肯定和提高，蒋介石于“三二○事件”后逐步取得的独裁地位与权力均受到限制。
? 具体可参见杨奎松：《蒋介石从“三二○”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2年第6、7期。
?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30日、2月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本文所引蒋氏日记均由庆应义塾大学段瑞聪教授提供，下略。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7～23页。
② 《蒋介石日记》，1927年3月9、10日。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10～311页。
③ 山本条太郎：《山本条太郎論策》（2），東京：山本条太郎翁伝記編纂会，1939年，第540頁。
④ 外務省亜細亜局第一課：《最近支那関係諸問題摘要》（第2卷），1927年，第238頁。
⑤ 蒋介石对山本提出的“中日亲善论”称：“日本如欲与中国亲善，须从根本上着手，即对高丽、台湾，应许其独立。”《蒋介石日记》，1927年3月11日、10日。
⑥ 木戸日記研究会、日本近代史料研究会：《鈴木貞一氏談話速記録》（下），東京：日本近代史料研究会，1974年，第274頁。
⑦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99～400页。
⑧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1第1部第1卷），第515、516頁。
⑨ 第一遣外艦隊司令部：《南京事件報告》（1927年3月19日—3月31日），JACAR：Ref.C14120094900。
⑩ 上海海軍陸戦隊本部：《陸戦隊経過概要》（1），第0025頁。
??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1第1部第1卷），第516～517、519～520頁。
? 第一遣外艦隊司令部：《南京事件報告》（1927年3月19日—3月31日）。
?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1第1部第1卷），第475、518～519頁。
?外務省記录：《支那内乱関係一件》，JACAR：Ref.B02031895300。
①③④⑧⑩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1第1部第1卷），第528～529、524、532～533、547、548頁。
② 《南京事件：解决交涉》（第1卷），JACAR：Ref.B02030112200。
⑤ 《蒋介石日记》，1927年3月31日。
⑥ 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第315页。
⑦ 《蒋介石日记》，1927年4月1日。
⑨ 《蒋介石日记》，1927年4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