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刊即时报道中的1917年俄国革命
吴伟
[关键词]1917年，俄国革命，中国报刊
[中图分类号]K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4-0003-10
自从俄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它所处的特殊战略地位就被协约国寄予厚望。这里发生的几乎所有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重大事件，都会立即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对于俄国来说，1917年无疑是个多事之秋。其中最具冲击力的，当属同为突然爆发且顺利成功的两场革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权，正是这个政权与法、英签署了协议和协约，结成了军事集团，并在大战中联手与德、奥为首的另一个军事集团厮杀。新成立的俄国临时政府仅仅维持了八个月，就在十月革命中被推翻。布尔什维克党主导的苏维埃政权，对内进行国家制度的根本变革，对外倡导停止帝国主义大战、缔结公正民主的和约。对国际社会来说，红色苏维埃国家的出现，对大战的结局、对世界秩序的稳定和国际格局的变化，都将带来变数。
在大战的背景下，俄国在1917年发生的上述两次革命，立即吸引了国际社会的眼球，各种相关的消息与报道纷至沓来。当时中国的报刊也对发生在俄国首都的革命给予了报道和评论。报道和评论的材料来源，主要是来自俄国本国的消息、外国记者和通讯社传来的电讯和报道，还有中国记者和新闻界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消息与评论。就其数量而言，无疑以前两者为主。鉴于当时的新闻媒体的技术手段和转发其他国家报道所产生的必不可免的延宕，中国报刊对1917年俄國两次革命的报道和介绍虽稍有迟后，但总体上还算及时。一
1917年3月8日，彼得格勒出现群众自发的示威游行，随后几天局势逐渐失控，直到尼古拉二世被迫宣布退位之前，中国报刊对此的报道并不密集。但3月15日沙皇宣布退位，皇子和皇弟也都不愿继承皇位，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就此结束。这立即成为极具震撼力的“新闻眼”，彼得格勒一下子成为全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
3月19日，《申报》登载了《俄京政变之都中消息》的报道，其中第一条消息来自中国驻俄公使刘镜人。他向国内介绍，俄国首都形势“目前极为骚扰，革党（指立宪民主党、十月党等非“保皇派”政治力量——笔者注）起事以后，已将国家监狱及公家一切建筑据为己有。阁员业已全体辞职。政党领袖十二人入谒俄皇拟另行组织政府，俄皇亦颇愿让步”。接着，该消息又引外交界的传说，“俄京革党实于本月十二日起事，并闻俄皇已于十四日让位，此说未审确否。据俄人方面则云，彼特格拉（彼得格勒——笔者注）军队多忠于皇室，必不至酿成大变。以吾辈之推测，俄京全部业入革党之手已无疑义”。①同日，该报第6版详细引用路透社记者发自彼得格勒的电讯，描述了3月中旬俄国首都的情况。为尽可能反映报道中提供的丰富信息，现详摘如下：
十五日路透电社接伦敦电云：近数日内俄国消息沉寂，本非佳兆，今忽传来纪俄京大事变之详报。路透电社驻俄京访员十三日来电，谓曾奔走道中一昼夜之久。前三日内，面包店外围集饥民甚多，男妇老少纷至沓来，街中子弹横飞，颇呈乱象，但未闻有反对战争之声。粮食缺乏，政务荒弛，最要之筹备亦欠周详，凡此数端国民皆归咎于袒德派。近自宫僧拉斯布汀氏（拉斯普廷——笔者注）遇害后，铲除德人势力之爱国热度日更增甚，延至十二日乃如炸弹导线之着火，突然轰发。
路透访员今闻国民起事之目的已达，陆军各联队相继宣布赞助下议院（即国家杜马——笔者注），与国民海军防营亦大启营门以便水兵参与革命。路透访员纪其道中所见景状，谓兵士奉上官命令用来复枪及机关枪轰击平民，机关枪之子弹放出无多，但因人如潮涌，故倒者颇多。执来复枪之兵士或放空枪或以实弹向空乱放。天主堂前之花园内人民攒聚，忽来哥萨克兵一大队，于是众皆跪地，哥萨克兵未开一枪。十一日，有警察若干因军人多不肯枪击平民乃起而代为之，故平民恨之刺骨;后有警察多名及大员一人为众枪毙，警卫兵（卫戍部队——笔者注）数联队计二万五千人挟其军械附和平民，且杀死军官数员，尚有警卫兵一联队亦不肯开枪。兵工厂已被占领，炮队总司令部在焉，总司令死于乱中。英使署（英国使馆——笔者注）陆军随员时适在场，即由兵士护送回署。革命军并入彼得保罗总炮台，设总机关部于此。
十二日，下院议员齐集议院中，（俄皇令）国会停议至四月间。但各党领袖决计不散而举行历史上可以纪念之会议。议毕，议长罗翔柯（罗将柯）电告俄皇，以现有之情形并谓兵士互轰，请速择全国所信任之一人组织新政府，万勿延缓，稍有延缓即是死机，惟祝上天默佑，勿使此责任落于戴皇冠者之手云云。议长又分电参谋总长亚力克锡夫（阿列克谢耶夫——笔者注）将军及统带大军各帅，词意稍同，请其疏通俄皇。旋接白鲁西洛夫（勃鲁西洛夫——笔者注）将军覆电云，余对皇对国皆已尽职;鲁斯基（鲁兹斯基——笔者注）将军覆电云，遵命办理。议长乃又电致俄皇，谓时局更危，请立定大计，若待至明日将嫌太晚，今已至立待解决国家与朝代之命运之时矣。革命军代表谒见下院议长询问下院态度，议长答称，改变政权之时机已到……又谓下院已举定无党派之议员组织委员会，专以保全治安为责。未几，兵士及携械之平民纷抵下院，即以革军代原有之卫队保护下院。下午五时半，革命军一队押解上院议长至，其人与司法大臣均为守旧党之佼佼者，故捕而禁之于下院大臣室内。
……平民陆续至下院，有乘汽车者有乘小车者，携来大批弹药当场分散。]说家立于下院阶上，皆痛言维持治安与速复工厂工作之必要，否则前敌陆军于垂将获胜之际，必受窒碍。路透访员……见卫兵互战之痕迹在焉。若辈虽用机关枪与来复枪，但死伤无多;就全体言，官军见事已若是不能挽回故无所抗拒也。
十三日晚，路透访员来电，谓俄京陆海军全体已宣布加入民军方面。克朗斯太特（喀琅施塔得——笔者注）之军队偕同军官数员顷已到京，亦与革军相合途中。枪声时作但甚安谧，警士曾着军服开机关枪及由屋上掷下榴弹以击平民，故各处警署全行被焚，藉以泄忿。警察又以机关枪一架轰击海军旅团，而海军旅团以排枪猛向回击;又入一现用为医院之旅馆，拘获军官二百员，外国军官间有受伤者，均经移送他处且受至优之待遇。平民死伤者约计数百人，其中以受伤者居多数。各街道兵队与送伤车来往不绝，颇呈活泼气象。俄民因此次举事流血甚少竟告成功，感谢之声洋溢于道。事变剧烈时，各大臣会议于海军部，置兵为护卫，兵反戈相向，司法大臣避入意使署（意大利使馆——笔者注），以电话请下院议长派汽车载之至院。……陆军与军官多员现同心赞助下院毫无疑义。
路透访员十四日电，称英法大使已与下院行政委员会接洽一切，西里尔大公已告行政委员，愿以部下之水兵听下院调遣，且进见下院议长……下院议长以文布告前敌陆海军将士，谓抗拒外敌之事决不稍怠。
路透访员十五日彼得格勒电云，俄民因此次成事流血绝少，其爱国心中皆含无穷之感谢，下院议长罗翔柯氏向军队所派代表]说力言陆军与国民当同心同德，俄国国威与胜利将于此有赖云云。尼古拉斯大公致电罗翔柯氏谓已会同亚力克齐夫将军请俄皇徇从民意，以救俄国而保胜利云。俄京秩序恢复颇速，军队现仍从事清除旧朝党与之巢窟。……又十五日莫斯科电云，居民因已推倒政府大为欢忭，军官皆宣言愿效忠新政府并组织陆军委员会办理维持治安、整顿粮食供给诸事。①
《申报》的这两篇报道，对国人来说，蕴含着大量信息，尽管其中的一些信息还有含糊与矛盾之处，但其倾向性很明显。第一，俄国首都已乱，政府瘫痪，俄皇也无法控制局面。第二，驻守首都的陆海军，原来被认为效忠沙皇，但很快倒向拥有武装的人民一边，加入到反对政府和“守旧党”行动中。第三，议会向沙皇施压并实际上与沙皇摊牌。第四，反对政府和“守旧党”的政治力量，不约而同地表明态度：不反对战争;因此在整个事件发展中“未闻有反对战争之声”。第五，警察与军队形成对立，并且代替军队成为镇压民众的凶手。第六，事件过程中并非“不流血”，只是流血的规模不大。第七，几乎是从一开始，俄国这次事变在报道的标题上，就被冠以“革命”的称谓，并很快固定下来。
此后直到3月底、4月初，有关俄国事变的报道密集见诸国内报端，革命过程中一些细节得到了补充，革命的结果得到了肯定与赞扬。如“哈尔滨电云，俄皇之下退位诏乃因左右进谏，若不速依下院要求，则国家大权将入社会党之手，彼等志在建设共和。俄皇大惊，故于十五日夜半退位”。①还有报道描述了对“守旧党”及其家人实施暴力和镇压。例如：“宫内大臣佛里特里克斯伯爵之宅邸十三日为众焚毁，其老妻自火中拖出，弱不能举步;其驼背之女携其爱犬奔出，为众夺而毙之，且欲加以虐待。”“克洛林将军不允应下院之召至院报告，且与其仆挟手枪驰出击毙宪兵两人，但即为其他宪兵击毙。克洛林将军之尸且被投诸江中。”“斯太克尔白男爵十四日由窗中向兵士开枪，即为兵士拖出杀死。”②还有报道说，临时政府司法部长克伦斯基坚持要依法办事，他对杜马的听众说：“同胞呼旧朝之首相与大臣今皆处于治权之下，彼等对于国民所犯之种种罪恶当令受法律之裁判（众大呼曰杀无赦）。克伦斯基乃摇手言曰，新俄罗斯不使有一人未经审讯而受刑也，此种可耻之方法不宜袭用矣。”③《协和报》连续发表署名恕公的文章，其中既有对俄国革命过程的记述，也有对革命特点的分析。④有的杂志专门给临时政府的要员撰写《俄国革命人物小史》，一一介绍。⑤
直到5月初，国人对俄国革命的关注热度不衰。据报道，5月3日上海汇中旅馆举办了一场聚餐会，两个议题之一，就是由亲历了彼得格勒革命过程的大学生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干事处书记台君，讲述他所经历的革命。几家报纸不惜版面，登载了约2000字的]讲全文。]讲者描述的所见所闻，与后来作为历史事件的二月革命的史实基本一致;或者说，综合来看，国内的报道基本还原了事件发生的概略过程，国人从报刊上得到的信息是比较准确的。这就为国人评价和分析二月革命提供了一个基本可信的依据。]讲者对俄国的未来表示出极大的乐观：“至于此次革命之关系，则其主要者即为政权纵于国民之手，以图将来之大发展，民权发达、教育改良将于此谋之矣。或谓民政能持久乎？自余觀之，余深信其能持久也。俄国人民及其实行理想之能力，皆为余所信服，即新政府之执政者，亦为余所信任。彼等颇知全国人民之志愿，非敷衍人民者可比，彼等今正促起与俄交战国之人民，而使其与俄人联合前进，以达民政之途矣。”⑥与此君看法相似，留法学界也在祝贺俄国革命成功的贺电中说，这“不独俄国一国之幸”，“能迎合世界之新潮流，而示人以倒帝国之最捷径好模样”。⑦
在报刊的报道中，时有对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全民欢庆气氛的渲染。“十七日俄京电云，十六日下午二时至三时之间各公署与商店所悬帝国之旗帜徽章均经除去，或当街焚毁，或投诸河中。是日，有军民无数结队游行各街，高唱爱国歌，当骑兵携上书各国社会党共和万岁之旗于国会前招越时，欢呼之声震撼山岳。”“佩红带以表赞助新政府者到处皆是，兵士之长矛来福枪、军帽上亦皆加此符号。大队哥萨克兵高唱爱国歌骑行街中，此来彼往，甚为热闹。此外尚有陆军团、海军团、平民团往来不绝，其前导之人均持自由平等同胞之旗号。国会之前……有聚首谈话者、有当众]说者，皆劝国民爱国牺牲并唾骂旧朝之制度。”“十八日莫斯科电云，此间陆军三万人行校阅式时，各联队多张红旗，兵士之大半及军官数员均佩红带，以示赞助新政府。”⑧这种报道，不仅突出了革命的成功，更重要的，是借此传导出民众、士兵和军官的爱国情绪，以及对临时政府的支持。联系到当时距辛亥革命成功不过6年，这样的报道还是有一定用意的。
还在俄国二月革命刚刚爆发之时，就有人把俄国革命与中国的辛亥革命做了比较，指出两者的异同：“中国之革命定而俄国之革命起，中国之革命速矣而俄国之革命又速。中国之革命起于外省而中央承认之;俄国之革命起于中央而外省响应之。中国之革命起于战局未开之前，故与世界无关系;俄国之革命起于战局未定之际，故与世界有关系。此皆所谓不同之点也。然而出于国民之心理则同。”①《协和报》发表的专论《俄国革命记》认为：“俄国皇室之年代，党派之争权，却与我国无异。如爱新觉罗氏君临华夏三百载而亡，罗玛诺夫（罗曼诺夫——笔者注）家之君临俄国屈指计之亦恰有三百载，此中俄相同者一也。前清时代，我国官僚之权势最盛，而俄国保守党在君主时代亦专以作官为生活，其权势之盛，炙手可热，此中俄相同者二也……”②还有人以《论俄国革命与中华前途之关系》为题，提议谨防不要像沙俄政权一样，在外交上——如与德、与协约国集团关系上，处理过急，选择失措，以致“酿出意外乱事亦未可知”。③
《申报》还就哈尔滨当地的俄国侨民的反应，特别加以报道：“昨日下午此间俄民闻俄京下院组织新政府前内阁各员被捕消息，兴奋之情不可言状。商业几即全停，道中群人纷纷聚议，盖无一能料革命之成若此迅速也。俄京来电甚多，《新生活报》刊发号外，购者不绝。昨夜道中聚人甚众，今日各俱乐部亦各集会，全镇满悬旗帜，学校放假一日，商业全停。正午时，道中仍颇拥挤，俄京及各大城陆续传来之电文，皆言秩序甚佳，足征新政府进行一切极为顺利。哈埠俄员已承认新政府，故将待审之政治犯三人开释。”④之后又报：“十六日夜间，各界俄人皆手执国旗，由军乐队率领沿街欢呼呜啦（俄语万岁），并拍电俄京祝贺。十七日，租界内满街悬旗，俄人皆彼此道贺。”“哈商民一律悬旗三日，故租界之内由十七日起所有俄国商民家家悬灯结彩。天主堂之钟声洋洋盈耳，红男绿女齐赴礼堂膜拜，大贺革命之成功;其巨商富贾如秋林洋行等且歇业三日，置酒高歌以表贺忱，三色国旗到处飘扬，其气象似较前别有天地焉。”⑤
对于二月革命这样的重大事件，中国报刊自然少不了对其原因、意义的评论。关于革命爆发的原因，《申报》转发美国报章的分析称：“此中原因以俄国政界极为黑暗，宗教潜势内宫威权，时时足以左右政局，俄皇及其重要官僚为一党，国会与人民为一党，互相水火已非一日。”“国内自国会、贵族会议、省议会、城乡议会、商会……所希冀者，执政之人应为全国人民信仰之人物，俄皇则靳不之予，非特不予，且专任与民意反背之人，以示挑衅。”⑥《东方杂志》发表署名高劳的文章，对这次革命的原因和经过进行介绍和分析。文章指出，“俄人革命思想，积蓄已久，殆胚胎于一世纪前，时法兰西国体，既经改革，自由民权之说，渐浸润于俄民脑中”。加之俄国农奴制压迫沉重，专制制度腐朽黑暗，引起“俄人之反感”;青年游学于国外，“濡染于法之文化，不满意于政府之所为”。⑦《协和报》的社论则综合了各方关于革命原因的说法：英法等国认为，“俄人革命全因排挤袒德派而起”;而德国报纸所说革命原因有二：“一因人民不堪饥馑，铤而走险;二因俄国贵族争权，私通英人，挑拨朝野之恶感，煽惑军民;又适值俄国政府不能审机观变，而有解散国会之谬举，遂使乱机一发而不能收。”在作者看来，俄国革命有远近二因。远因即俄国的官僚专制，“俄虽为君主立宪国，实则君主与平民皆无权。而握有政权能独断独行者，不过一部分官僚而已”。近因则是“人民厌战”，“俄之作战原非其大多数之人民所愿，乃俄国一部分执政者，因受有英法重贿，不得不举国相从也”。⑧就俄国革命的发生与欧战之间的关系，《东方杂志》《协和报》都刊登文章进行论述。其中《东方杂志》登载一篇寄自俄国的长文，对此做了详尽的分析说明。①
绝大部分报纸登载的文章或转发的消息，对俄国革命的意义褒奖有加。《大陆报》发表社论，指出：“此乃与世界进行不已之民政主义大有价值者。虽俄京之事变犹令人回溯法国革命时之惨剧，然其有益于俄国犹清廷退位之有益于中国。”“俄国今日之事，亦与全世界有益民政主义之进行，将无停顿之一日。”②有报纸转发伦敦电讯，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下院称：“俄国近事定成世界历史中开新纪元之大事……就所得之消息观之，俄国新政府既得全国人民之赞助又得海陆军之拥护……所可乐知者，新政府之组织以加力作战为其显明目的。英政府确信，俄人必知自由与秩序两者相合而不相离，虽在革命时代亦复如是。对于国人荣誉防御最力者，惟自由人民耳。”他强调“俄事为世界历史新纪元之开始，且为吾人所以趋入战局之主义之大胜利。英政府确信决不致使战事因以混乱或见松懈，英國定可与俄国人民及他协约国会同进行，愈为亲密，愈有效力，共图维持人类之自由”。③之后，《申报》又报道了英国“财政大臣巴拉劳氏在下议院动议，以英下院名义致贺电于俄国下院，谓俄国最近十三日内所发生之事，与法国革命初期大致相类。目下若谓危险已过殊嫌太早，惟新政府之组织实抱驱逐外敌、恢复自由、维持国内秩序之志愿”。④《青年进步》杂志转引外报言论，说这次俄国革命乃“世界平民政治进步之佳兆”，是“俄国之幸，今俄国人民已起而力战，以求自理其事”;它亦是“协约国之幸”，“俄民之为自由而起义者，必将竭力奋战，击败德奥，以保其自由”。⑤
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也撰文发论，为俄国革命欢呼。《太平洋》登载李大钊题为《廿世纪世界之大变化》一文，直言“吾邦为新造共和之一邦，民主自由主义当视为吾人之生命，凡世界有所新造之自由民主政府，吾人当极端表示欢迎，故于俄之新政府成立，吾当为之欢呼万岁以贺之”。⑥在另一篇《法之大革命与俄之大革命》中，李大钊表示：“今日俄人之革命，其影响于民主主义者必甚大，必足为二十世纪世界之政史增一色彩，必足以坚共和之信仰，而寒帝政之魂胆，此吾人所可信者。”⑦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也把俄国革命与当时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联系起来，认为这次革命极大地打击了俄国国内的“亲德派”，“德国受一极大挫折”，俄国内部“所有之亲德派可谓一网打尽……德人在俄国之势力当永远毁灭”，因此“此次变局，可为联盟之新纪元”。⑧在他看来，革命以后，“俄国作战之气益壮，应战之策益捷，而胜利与自由之不可分，盖已深铭于俄人之脑中矣”。⑨孙中山对俄国二月革命也大为赞赏，得知俄国专制皇权被推翻，他立即召集在沪国民党议员讨论，并致电俄国临时政府首脑和议会议长，以中国同仁身份表示祝贺。此后，在当年7月17日出席黄埔欢迎会的]说中，他还特别谈及俄国二月革命的世界意义，“此俄罗斯之政变，为世界之一大事件，人人所知也”。⑩还有人撰文指出俄国革命要求的实质：“俄国革命之要求为何？曰人权，曰民权。惟争人权也，故非达农民工民生活之改善不可;惟争民权也，故非革除专横之王家及贵族而建设民主政治不可。”?
应当说，相信俄国的革命将会使战争进程向着有利于协约国的方向发展，有利于世界民主制度战胜专制制度，是当时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共同观点。当然，这样的观点是不是受到中国报刊上刊登的大量西方媒体消息的影响，其影响程度有多大？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二
中国报刊对十月革命的报道和介绍，与二月革命多有不同。
首先，二月革命后俄国局势波澜起伏，变化激烈，各国记者对俄国局势跟踪关注，形成连续报道的状态。虽然1917年11月7日爆发的彼得格勒武装起义，也是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政权转换，但由于此前一系列事件的铺垫，使人们借助记者和报刊的追踪报道，对事件的发展和主要政治力量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像布尔什维克党、工兵代表苏维埃以及领导起义的政治领袖列宁、托洛斯基等，都已为关注俄国事务的人士所知晓。
《泰晤士报》《字林西报》等外文报纸刊发了大量有关俄国的报道，《申报》《国民日报》《文汇报》《大公报》等把外文电讯翻译过来予以登载，便于更多国人了解情况。如1917年5月21日，《申报》采《泰晤士报》消息，以《英报论俄国最近之纷扰》为题，介绍了六月事变前后俄国国内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激烈斗争，对工兵代表苏维埃、列宁等大加贬损。“俄国今日国内情形纷扰，将来结果如何，恐非俄人不能知。据目前之扰乱论，数星期后之事势，即属俄人而为寄居国外者恐亦不能定断。然而俄国之决心实属坚毅，中上两等社会人民皆极力主张继续作战，奋勇御敌，以致至最后获胜为止。所可虑者，兵工委员会（工兵代表苏维埃——笔者注）仍为有害无利之举动耳。临时政府对于兵工委员会虽占优胜而能矫正其罪，然据近日来所发生之事故，实于俄国陆军声威大有伤损……”“近数日来噩耗频传，无不足证明俄国今日实有衰颓之象。然其种种原因必为俄京德国侦探所主动可无疑也。彼德国侦探前则以种种法术煽诱俄皇，使与德国单独媾和;后则以和议激怒俄国使愤而起革命，今则孜孜汲汲又竭力鼓惑兵工委员会及旧政府推倒今日新起之临时政府。俄国和平派以黎寗（列宁——笔者注）氏为最者。”①
再如1917年9月16日，《文汇报》载路透社伦敦电，描述了科尔尼洛夫叛乱后的局势以及彼得格勒苏维埃对临时政府施加的压力。“美齐美尔党（布尔什维克党——笔者注）提出一决议案，而由俄京军工代表会（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笔者注）以二百七十九票对一百十五票通过。该决议案抨击中级社会如士官党（指立宪民主党、十月党等右翼政党——笔者注）等与闻叛乱，且声明若辈者不得使之握权，今宜以劳动社会与农民党组织政府，即行宣布民主共和，以地主之产业给予农民，由工人委员会管理制造各产品与分配各产品，重征资本税，没收战时所获之余利。”②
当然，西方报刊的立场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对科尔尼洛夫给予了公开支持，说他发动叛乱完全是出于“爱国”，而真正的俄国“破坏者”是工兵代表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失职”是导致叛乱的原因。科爾尼洛夫叛乱被击退后，《字林西报》发表一篇社论，其中说：
近数星期来，某某破坏革命之斥责声常轰传耳鼓，实则自革命告成以来，真正破坏革命者，直俄京与莫斯科、遍于全国、布于军营之军工代表耳。此种情势柯尼洛夫（科尔尼洛夫——笔者注）将军盖深知之矣。柯之所以被斥为叛变者即以此故。柯愤懑勃发，自辩无他谓，仅抱纯粹爱国之目的。其示文有云：余因实爱吾国之自由，故拒绝政府免职之命令，余宁死不从，凡国民之佳儿宁牺牲其生命而不愿放弃其职守云云。柯氏此言诚挚剀切，其无可疑之理由。犹之柯氏诋责临时政府，谓其优柔寡断，懦弱无能，言皆中肯，无可疑问也……柯氏在莫斯科大会（莫斯科国务会议——笔者注）痛陈危险之将届，力竭声嘶，冀鼓动其国人……柯谋不成，与临时政府之失败职是故也。③
同样是议论科尔尼洛夫叛乱，《申报》于9月底登载的文章观点迥然不同：
凯氏（克伦斯基——笔者注）之宣布共和制，乃劳兵会（工兵代表苏维埃——笔者注）之胜利。自反革命运动发生，劳动阶级惮反对派之死灰复燃，故竭力排挤立宪民主党及其他反革命派，不使再执政权，此劳兵会之宣言所由来也。……哥（科尔尼洛夫——笔者注）将军之反革命的谋画，为劳兵会所探知，故内容均为政府所悉，捕其主动则莫不伏罪。哥将军身膺军职而公然谋叛，幸发觉期早……哥将军知事已败，幸未对抗，所有叛将均被捕获，解送俄京……由是以观，军人之？扈或可稍杀，而劳动党之主张，苟能让步，则俄国政治上之革新正未有艾也。④
这里之所以引用上述大量文字，并不在于论述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性质和各方得失，它已经由历史做出了评判。笔者要说明的是，在这些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前的事变报道中，那些将在十月革命中起重要作用的政治力量、组织机构和代表人物，对于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或者说，十月革命还在它的酝酿准备期，就已经为国人有所接触了。
其次，对十月武装起义及在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地的政权更替，国内报刊没有如二月革命时那样相对密集的、大篇幅的报道和介绍，大多是以转发外国电讯和消息的方式，进行了简单的报道。
就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发动的第三天，即1917年11月10日，《民国日报》《申报》等就采用外国通讯社电讯，报道了俄国首都发生的事件。《民国日报》使用的标题为《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申报》则在“战电”的标题下，援引三条“伦敦电”和一条“俄京电”，报道了相关消息：
伦敦电：俄国公报云，彼得格勒戌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八日）
俄京电：海军士卒奉美克齐美尔党之命令，携械占据俄国官立通信社、电报总局、官银行、玛里宫临时国会——即以该宫为会所，今已休会。京中未起骚乱。（七日）
伦敦电：路透电。社接俄京官立通信社电报，谓美克齐美尔党占据都城，已四出拘捕大员。此次主谋者为里林（列宁——笔者注）氏，现里林氏要求即行休战媾和，军入其掌握，并谓赖戍军之协助，因得不流血而告成专断政略，实可感慰。新政府即将提出公正之和议，并分土地与农民及召集民选国会。昨日下午，军工代表会开特别会议，会长特罗兹基（托洛茨基——笔者注）氏宣称临时政府不复存在，大员数人已被逮捕，临时国会业经解散。里林氏]说提出俄国民治三大问题：？蕖即行结束战局，新政府必须向交战国提议休战;？蔻以土地给还农民;？蓿解决经济困难。听者大为欢呼，全会继乃通过决议案，主张从速解决此数问题。会议将毕，军工代表会中之美克齐美尔党代表宣读一文，不赞成专断政略，并宣告脱离彼得格勒军工代表会。①（八日）
伦敦电：路透电社俄京访员自电传通信社为美克齐美尔党占据后，迄未有消息传来。（八日）②
《民国日报》报道的内容与《申报》相同且都是来自相同的外国通讯社电讯。与此同时或者稍后，天津天主教会报纸《益世报》以《俄京大革命之现状》《俄国军工代表照会停战》为题，报道了俄国克伦斯基临时政府被推翻的消息。长沙的《大公报》以《俄京二次政变记》为题，报道了彼得格勒政权更替的新闻，并对“俄京政变中心之兵工委员会”做了较为详细介绍。此外，《汉口新闻报》《大汉报》《时报》《晨钟报》等国内的报刊都对此次革命的消息做了介绍。③这大概是国人当时从报纸上了解到的有关十月革命的全部消息了。
由于彼得格勒局势不稳，驻地记者和新闻机构不能及时与各自的国内媒体机构顺畅联络，以至于在随后的半个月中，来自彼得格勒的消息时断时续，而且真假难辨。“主要依靠外媒消息来报道国际情况的中国报界，甚至都无法确定以列宁（当时报界称其为里林、黎林、李宁或林莲）为党首的俄国‘急进党（或称‘美克齐美尔党‘过激党）是否已成功夺得政权。”④这从《大公报》的一些标题上就可知一斑，如《克伦斯基胜利》《俄总理被擒说》《俄京消息之两歧》等。⑤11月15日，《申报》“战讯”栏同时登载两条消息，一条来自“丹麦京城电”，说由俄抵达此地的旅客证实，“克伦斯基、加尔定（卡列金——笔者注）、柯尼洛夫（科尔尼洛夫——笔者注）已组织三人政治团，各军现皆赞助克伦斯基氏……里林氏闻已就逮”。另一条发自伦敦的电文说，“俄国无线电传出之公报云……革命军大败反对革命之克伦斯基与柯尼洛夫之军队，革命军司令摩拉维夫（穆拉维约夫——笔者注）将军宣布，克伦斯基败北，后即命缉捕克氏，并禁遏此种危害革命之事端”。⑥
此后直至当年年底，各报对这次革命的报道和介绍虽没有间断，但基本上都是简短的，内容也多以具体事情为主，少有评论和分析。而且消息的来源也多借用国外通讯社提供的稿件，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国人主要是通过外国记者和通讯社提供的材料，来了解和认识俄国十月革命。
再次，与媒体对二月革命几乎一致的肯定不同，在十月革命成功后直至次年上半年，报刊上对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所持态度，以中性和带有贬义的色彩居多。受西方舆论的诱导和北洋政府的政治取向影响，对已经夺取政权的政治力量，报道中仍沿用以前习惯，称为“过激党”“激烈派”，而鲜用“革命党”之谓。一些文章把这次革命称之为“祸乱”，说“识者故早知祸至无日，乃最近果有大乱发作”。①当然，人们对布尔什维克及其思想、主张和理论也知之甚少，“布尔什维主义”究竟是什么，“十个人之中恐没有一个能够明白”。②
在11月期间，报纸上的消息和报道对克伦斯基本人及其政府多有同情，认为这“不过激烈派暂时掌握政權，然俄国之中等社会及哥萨克团等，必将互相联合而与之反抗，故激烈派之天下必仅为一时之现象。由此以观，俄国大局断不致因此次之改变而有根本上之动摇也”。③当克伦斯基纠集军事力量向彼得格勒发起反扑后，有消息说：“访员来电征实，里林（列宁——笔者注）主义摇摇若风前之烛，赞助之者渐见稀少，各界之人现时时望克伦斯基氏入京”，“里林政府失败似已可决”。④还有据说是来自哈尔滨的“可靠方面之私电”声称：“克伦斯基氏已率军入京，夺回各宫与电报局，美克齐美尔党纷纷投降。”⑤《晨钟》报发文，把这次革命与此前发生的墨西哥政变相提并论，认为两者皆为“不知政治乃何物”的乌合之众“恃口舌与腕力为夺权固位之争”。⑥报道和评论的口吻对“过激派”趁国之危难用激烈手段“争权”不以为然，认为“下等阶级”所掀起的“革命”只是暂时现象。⑦
等到苏维埃政府根据《和平法令》开始与德、奥集团接洽停战和商讨和平谈判事宜并开始公布沙皇政权签订的秘密外交文件的消息传出后，立刻在英美法日等国引起巨大震动。仅仅在几个月前，二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传来，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舆论界，普遍的看法是这场革命将使俄国更坚定地、更有力地进行战争;而临时政府忠于盟国义务，继续战争直至胜利的宣言，曾让协约国深感欣慰。相反，现在苏维埃政府提出退出帝国主义大战，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民主和约的主张并迅速见诸行动，不能不让它们极为忧虑，对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怨愤溢于言表。刚刚在1917年8月14日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的段祺瑞政府，既然已经把自己绑在了协约国的战车上，在宣传上也表现出与盟国的同步。
主要根据英美法日等国通讯社电讯编发消息和进行报道的中国报刊，自然更多反映了上述国家的态度和立场。1917年11月26日，《申报》发表了英国内阁成员费希尔4天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的看法：“俄国极端派之行为必非国民意旨，察其所为，直接破坏一九一四年九月之协约，而使共同交战团体之一于战事方殷时背弃前约，叛离与国。如俄国人民竟赞成此种行为而采用之，则俄人将自绝于欧洲会议矣。”他同时表示：“对于俄京极端派决无外交上承认或接洽之问题，英国殊无承认此种政府之意。”⑧第二天，该报又援引华盛顿电，称“美国官场之意以为，俄国党人运动停战以使议和之行为，将置俄国于敌国之列，盖以俄国停战议和利于德国故也”。⑨《大公报》在总结1917年国内外大事时，苏俄也成为笔伐的对象：“溯此一年世界之政局与国内之政潮，胥足使吾人休目惊”，“俄之过激派欲窃一国之政柄，不惜通敌而弃友私为之也。以是观之，私也者直世界穷极凶恶之恶魔，可以乱全球、害国家、戕无数无辜人民之生命财产”。⑩在这种口诛笔伐之下，以报刊为主渠道了解时事的国人，对苏俄政权的印象如何可想而知。
需要提及的是，在把苏俄描写成“通敌”和“背叛盟国”的主流报道之外，也有某些不同的分析、观察角度。12月17日，《申报》发表了一篇访谈录，其中某中国外交人士说道：俄德达成停战“影响于将来之战事者甚巨，乃最可注目之问题”。虽然德国“现在固以与俄停战为有利”，但他认为“因俄国现有政府未为各国所承认，德国不肯遂行结媾和之条件”。①至于苏俄停战、媾和的原因，有评论者认为：“考其究竟，俄国自革命以来，国内疲乏已极，倾轧复甚以至人心涣散，此实其休战之远因。政变后过，激派急于对内，无暇对外，乃始而有与德讲和之说，即而又有休战之报。”②还有评论把中国放到这样的大背景下加以审视，提出：“俄德既已媾和，则欧战局势必为一变。我既对德宣战，此后潮流之波荡要不能谓与我无关。且我与俄国壤地相连，俄德关系日亲，其影响之巨尤觉不能漠视。”“欧洲之战祸未弥，东亚之风云又起，我以共同之关系应此潮流尔时，所秉之态度，所负之义务在在，均为绝大问题。国本所关，又安可稍为忽视耶！”③
很清楚，上述分析观察的角度，本意并非为十月革命正名，因此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人们的印象和态度。在大战尚未结束而中国已加入协约国集团一边的历史环境下，中国报刊对十月革命和苏俄所实行政策的基本观点和报道的出发点，毫无疑问带有明显的贬义，这在1917年底至1918年上半年表现得比较明显。待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集团的胜利而结束，苏维埃政权经受住了内战考验，国内报刊对苏俄的正面宣传才逐渐增多。从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上半年，李大钊相继发表了《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明确地为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正名。④陈独秀撰写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肯定了十月革命对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⑤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登载长文《民众的大联合》，赞颂了十月革命及其对世界的影响。⑥《晨报》自1919年4月10日至26日连载《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实行社会共产主义之俄国真相》，对“社会革命之俄国”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论;⑦《民国日报》等其他报刊迅速予以转载。有的评论在把十月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比较后提出，“从此法国式的革命——政治革命——大半成了过往的事，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⑧从这时起，中国报刊对十月革命的介绍和认识进入到了新的阶段。这已是需要另文研究的问题了。三
纵观1917年中国报刊对当年俄国两次革命或政权更替所进行的报道、介绍与分析，可以发现诸多问题，例如：报道介绍的即时性，消息来源的准确性与多样性，报刊报道与其他传播途径相比的优势以及这些报道和消息对国人的影响，等等。但笔者认为，从历史比较研究的角度看，最重要的还是要回答：1917年俄国的两次革命，在中国报刊的即时报道上为什么出现了前“热”后“冷”、前褒后贬的情况。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拐点。这场革命引起的社会震荡，经过几年的传导扩大和不可遏制的连锁反应，已经触及更广泛的社会领域。特别是袁世凯在1912年至1916年上]的废除约法、解散国会、伪造民意和称帝改元等一系列闹剧后，终以身败名裂告终，更是给社会各界上了生动的一课。在袁氏死后九个月，俄国二月革命爆发，俄国出现的情况也是皇帝被废，王朝崩塌，也是与国会的矛盾激化和罔顾民众疾苦，最后危机一发而不可收。邻邦这样的“剧情”，对国人而言，似曾相识且可对比者颇多。敏感的新闻界自然会抓住机会，广为报道，以期一箭数雕：一则投读者所好，二则鼓动民主自由思潮，三则为上台不久的北洋政府提供当政的合法性依据。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报刊的报道分析中，比较强调中俄两场革命的对比与联系，着意指出引发俄国革命的“近因”中，俄国国内事件所起的重要作用，尤为注意介绍沙皇政权是如何失去、临时政府又是如何得到军队的支持和民众的拥护。一方面，这样的报道符合史实，另一方面，处在当时中国的具体环境下，其延展的寓意，指向清楚，不言自明。
到十月革命爆发，被推翻的是俄国临时政府。在当时国人眼中，几乎没有谁把它与沙皇政权视为同类，更没有谁把它与清朝的覆灭相提并论。前文说过，在1917年3月至11月间，国内报刊对俄国的种种情况进行了跟踪报道。这主要是由于大战尚未结束，俄国的每次重大事件和变化，都会被与战争进程，特别是战争的未来结局联系起来。在这些报道中，临时政府的改组也好，它所实行的某些政策也好，受到的正面肯定居多;克伦斯基也在报道中被“打造”为民主、自由、责任和秩序的化身。而作为临时政府的政治对立力量，布尔什维克党和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形象，被描画得低矮很多。它们常常被贬称为“过激党”“激烈派”，是随意行动、破坏秩序和稳定的力量。不管这是出于阶级立场的殊异，还是由于对实际情况的孤陋寡闻，这种矮化布尔什维克党和其支持力量的报道取向，客观上给国人了解认识俄国情况画上了框框，受它制约，人们对十月革命的了解不仅极为局限，甚至畸形;新闻界和报界人士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西方、日本记者和通讯社的材料，按照国外记者和通讯社的立场评价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百年之后的今天来看当时中国报刊对十月革命的即时报道，其报道的力度和分析评价的广度深度，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本身所蕴含的人类历史意义，所反映出的时代内容和价值，都是极为不相匹配的。
1917年俄国的两次革命，都发生于对大战双方尤为关键的时期。置身大战中的各国政府和民众，已经在三年的战争中养成了一个习惯，他们观察、评判国际重大事件，会首先联系战争进程和战争可能的结局来考虑问题。当交战中的一方认为一件事情对自己有利，会欢欣鼓舞、乐此不疲地进行宣传。这也是心理战，一来鼓舞士气，二来打击敌人。为了能打击敌人，宣传上捕风捉影、臆想夸大、无中生有等，也是这种没有硝烟的战争所使用的手段。虽说中国直至1917年8月才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戰，但从袁世凯到段祺瑞都明白，一旦参战应该怎样选边站队。早在欧战爆发之初，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就对袁世凯说：“德奥以小敌大，战之结果，必难悻胜。”①段祺瑞主政后，以日本为选择站队的参照点，认为“日本既已加入，我若不参战，日本对青岛势必染指掠夺”，“德国虽系当今之强国，但众怒难犯，料其难以取胜”。②可以说，在1917年参战前后，中国的执政者先是在心理上、之后在实际上都倾向于协约国一边。俄国二月革命及其临时政府的建立，在协约国的宣传上，是把其当作一件利好事件处理的。受此影响，中国报刊对二月革命的报道和分析，也大书特书其对战争进程的“积极影响”、对协约国最后取胜的帮助作用以及对世界民主、自由潮流的推动。从前文不难看出，中国报刊在对二月革命的褒扬中，这是相当重要的一点。
在西方主流媒体的宣传中，十月革命起的作用正好相反。在对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的贬斥中，单独与德奥集团停战以及开始和平谈判，是一条相当严重的“罪状”。苏俄的行为，不仅被斥之为对盟国的“背叛”，是德国奸细活动的结果，甚至等于把自己“列入敌国”。③此时中国刚刚对德奥宣战不足三个月，中国报刊跟在英法美日等国之后，采用它们的材料报道苏俄的相关事宜，既合乎情理，也是最“安全”的。好在被颠倒的历史很快就开始被颠倒回来了。
还需要指出，中国报刊对俄国两场革命出现“热”“褒”和“冷”“贬”，其关键原因，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中还未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宣传集体。包括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内，如果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所接触和了解，但对列宁主义则了解甚少。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没有一个知识分子集体能在十月革命爆发之际，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列宁、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方法，诠释十月革命的合理性，推介苏俄制度建设的创新性，讲明新政权各种政策包括退出帝国主义大战的必要性。十月革命恰好发生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初级阶段，他们还没有能力把先进的理论与苏俄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加以诠释。而这正是他们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才开始做的事情。
① 《俄京政变之都中消息》，《申报》1917年3月19日，第3版。
① 《俄国革命情形之外讯》，《申报》1917年3月19日，第6版。
①②③ 《俄国革命情形之续报》，《申报》1917年3月20日，第6版。
④ 恕公：《俄国革命记》，《协和报》1917年第7卷第20、21、24期。
⑤ 备乘：《俄国革命人物小史》，《丙辰》1917年第3期。
⑥ 《聚餐会]说俄国革命》，《申报》1917年5月5日，第3版。
⑦ 《留法学界之贺俄国革命》，《旅欧杂志》1917年第16期。
⑧ 《申报》1917年3月20日，第6版;《申报》1917年3月21日，第3版。
① 纳：《俄国革命》，《申报》1917年3月18日，第3版。
② 恕公：《俄国革命记》，《协和报》1917年第7卷第21期。
③ 李佳白：《论俄国革命与中华前途之关系》，《尚贤堂纪事》1917年第8卷第4期。
④ 《申报》1917年3月20日，第6版。
⑤ 《俄国革命与哈埠》，《申报》1917年3月25日，第6版。
⑥ 《俄国革命来源之美报》，《申报》1917年3月22日，第6版。
⑦ 高劳：《俄国大革命之经过》，《东方杂志》1917年第14卷第5号。
⑧ 汉声：《论俄国革命之远近因》，《协和报》1917年第7卷第19期。
① 申凤章：《论欧洲战事与俄国革命之关系》，《东方杂志》1917年第14卷第5号;汉声：《俄国革命与欧战之关系》，《协和报》1917年第7卷第22期。
② 《大陆报》1917年3月18日。
③ 《革命后之俄国情形》，《申报》1917年3月23日，第3版。
④ 《俄国革命后之政局》，《申报》1917年3月25日，第3版。
⑤ 《俄国革命与平民政治》，《青年进步》1917年第3期。
⑥ 沧海：《廿世纪世界之大变化》，《太平洋》1917年第1卷第2号。
⑦ 沧海：《法之大革命与俄之大革命》，《太平洋》1917年第1卷第3号。
⑧ 《大公报》1917年3月27日。
⑨ 《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18页。
⑩ 《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37页。
? 孙洪伊：《吾人对民国七年之希望》，《民国日报》1918年1月1日。
① 《英报论俄国最近之纷扰》，《申报》1917年5月21日，第6版。
② 《文汇报》1917年9月16日;《申报》1917年9月18日，第3版。
③ 《字林西报》1917年9月17日;《申报》1917年9月19日，第3版。
④ 心危：《俄国最近之政局。共和制之宣言，反革命之失败》，《申报》1917年9月30日，第3版。
① 此句疑有误。当时宣布退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的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代表，不是布尔什维克。
② 《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民国日报》1917年11月10日;《申报》1917年11月10日，第3版。
③ 如《俄国政变与欧战》，《晨钟》1917年11月11日;《俄京纷扰之现状》，《大公报》1917年11月12日等。
④ 王雪楠：《从“俄乱”到“俄式革命”——再论“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参照”作用（1917—1921）》，《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2期。
⑤ 见《大公报》1917年11月16日、11月18日、11月22日。
⑥ 《申报》1917年11月15日，第2版。
① 《俄国政局有转机》，《晨钟》1917年11月14日。
② 慰慈：《俄国的新宪法》，《每周评论》1919年第28号。
③ 《申报》1917年11月11日，第2版。
④ 《申报》1917年11月14日，第3版。
⑤ 《字林西报》1917年11月13日。
⑥ 《俄乱与墨乱》，《晨钟》1917年11月26日。
⑦ 高劳：《革命后之俄国近情》，《东方杂志》1917年第14卷第12号。
⑧ 《申报》1917年11月26日，第3版。
⑨ 《申報》1917年11月27日，第2版。
⑩ 冷观：《送民国六年》，《大公报》1917年12月31日。
① 《北京特别通信（一百三十四）》，《申报》1917年12月17日，第3版。
② 心危：《日本对俄休战至态度》，《申报》1917年12月10日，第2版。
③ 庸：《俄事问题》，《申报》1917年12月14日，第7版。
④ 这些文章最初分别发表于《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5号，《每周评论》1919年第3号。
⑤ 《每周评论》1919年第18号。
⑥ 《湘江评论》1919年第2至第4期。
⑦ 《晨报》，1919年4月10日、12日、15日、24日、26日等。
⑧ 《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新潮》1919年第1卷第1期。
① 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1946年印行，第195～196页，转引自王建朗：《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② 转引自陈剑敏：《段祺瑞力主中国参加一战缘由新探》，《安徽史学》2001年第4期。
③ 《两种之俄国国民》，《大公报》1917年12月5日;《俄国革命原因》，《晨钟》1917年12月16日;《申报》1917年11月25日，第3版。
[关键词]1917年，俄国革命，中国报刊
[中图分类号]K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4-0003-10
自从俄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它所处的特殊战略地位就被协约国寄予厚望。这里发生的几乎所有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重大事件，都会立即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对于俄国来说，1917年无疑是个多事之秋。其中最具冲击力的，当属同为突然爆发且顺利成功的两场革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权，正是这个政权与法、英签署了协议和协约，结成了军事集团，并在大战中联手与德、奥为首的另一个军事集团厮杀。新成立的俄国临时政府仅仅维持了八个月，就在十月革命中被推翻。布尔什维克党主导的苏维埃政权，对内进行国家制度的根本变革，对外倡导停止帝国主义大战、缔结公正民主的和约。对国际社会来说，红色苏维埃国家的出现，对大战的结局、对世界秩序的稳定和国际格局的变化，都将带来变数。
在大战的背景下，俄国在1917年发生的上述两次革命，立即吸引了国际社会的眼球，各种相关的消息与报道纷至沓来。当时中国的报刊也对发生在俄国首都的革命给予了报道和评论。报道和评论的材料来源，主要是来自俄国本国的消息、外国记者和通讯社传来的电讯和报道，还有中国记者和新闻界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消息与评论。就其数量而言，无疑以前两者为主。鉴于当时的新闻媒体的技术手段和转发其他国家报道所产生的必不可免的延宕，中国报刊对1917年俄國两次革命的报道和介绍虽稍有迟后，但总体上还算及时。一
1917年3月8日，彼得格勒出现群众自发的示威游行，随后几天局势逐渐失控，直到尼古拉二世被迫宣布退位之前，中国报刊对此的报道并不密集。但3月15日沙皇宣布退位，皇子和皇弟也都不愿继承皇位，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就此结束。这立即成为极具震撼力的“新闻眼”，彼得格勒一下子成为全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
3月19日，《申报》登载了《俄京政变之都中消息》的报道，其中第一条消息来自中国驻俄公使刘镜人。他向国内介绍，俄国首都形势“目前极为骚扰，革党（指立宪民主党、十月党等非“保皇派”政治力量——笔者注）起事以后，已将国家监狱及公家一切建筑据为己有。阁员业已全体辞职。政党领袖十二人入谒俄皇拟另行组织政府，俄皇亦颇愿让步”。接着，该消息又引外交界的传说，“俄京革党实于本月十二日起事，并闻俄皇已于十四日让位，此说未审确否。据俄人方面则云，彼特格拉（彼得格勒——笔者注）军队多忠于皇室，必不至酿成大变。以吾辈之推测，俄京全部业入革党之手已无疑义”。①同日，该报第6版详细引用路透社记者发自彼得格勒的电讯，描述了3月中旬俄国首都的情况。为尽可能反映报道中提供的丰富信息，现详摘如下：
十五日路透电社接伦敦电云：近数日内俄国消息沉寂，本非佳兆，今忽传来纪俄京大事变之详报。路透电社驻俄京访员十三日来电，谓曾奔走道中一昼夜之久。前三日内，面包店外围集饥民甚多，男妇老少纷至沓来，街中子弹横飞，颇呈乱象，但未闻有反对战争之声。粮食缺乏，政务荒弛，最要之筹备亦欠周详，凡此数端国民皆归咎于袒德派。近自宫僧拉斯布汀氏（拉斯普廷——笔者注）遇害后，铲除德人势力之爱国热度日更增甚，延至十二日乃如炸弹导线之着火，突然轰发。
路透访员今闻国民起事之目的已达，陆军各联队相继宣布赞助下议院（即国家杜马——笔者注），与国民海军防营亦大启营门以便水兵参与革命。路透访员纪其道中所见景状，谓兵士奉上官命令用来复枪及机关枪轰击平民，机关枪之子弹放出无多，但因人如潮涌，故倒者颇多。执来复枪之兵士或放空枪或以实弹向空乱放。天主堂前之花园内人民攒聚，忽来哥萨克兵一大队，于是众皆跪地，哥萨克兵未开一枪。十一日，有警察若干因军人多不肯枪击平民乃起而代为之，故平民恨之刺骨;后有警察多名及大员一人为众枪毙，警卫兵（卫戍部队——笔者注）数联队计二万五千人挟其军械附和平民，且杀死军官数员，尚有警卫兵一联队亦不肯开枪。兵工厂已被占领，炮队总司令部在焉，总司令死于乱中。英使署（英国使馆——笔者注）陆军随员时适在场，即由兵士护送回署。革命军并入彼得保罗总炮台，设总机关部于此。
十二日，下院议员齐集议院中，（俄皇令）国会停议至四月间。但各党领袖决计不散而举行历史上可以纪念之会议。议毕，议长罗翔柯（罗将柯）电告俄皇，以现有之情形并谓兵士互轰，请速择全国所信任之一人组织新政府，万勿延缓，稍有延缓即是死机，惟祝上天默佑，勿使此责任落于戴皇冠者之手云云。议长又分电参谋总长亚力克锡夫（阿列克谢耶夫——笔者注）将军及统带大军各帅，词意稍同，请其疏通俄皇。旋接白鲁西洛夫（勃鲁西洛夫——笔者注）将军覆电云，余对皇对国皆已尽职;鲁斯基（鲁兹斯基——笔者注）将军覆电云，遵命办理。议长乃又电致俄皇，谓时局更危，请立定大计，若待至明日将嫌太晚，今已至立待解决国家与朝代之命运之时矣。革命军代表谒见下院议长询问下院态度，议长答称，改变政权之时机已到……又谓下院已举定无党派之议员组织委员会，专以保全治安为责。未几，兵士及携械之平民纷抵下院，即以革军代原有之卫队保护下院。下午五时半，革命军一队押解上院议长至，其人与司法大臣均为守旧党之佼佼者，故捕而禁之于下院大臣室内。
……平民陆续至下院，有乘汽车者有乘小车者，携来大批弹药当场分散。]说家立于下院阶上，皆痛言维持治安与速复工厂工作之必要，否则前敌陆军于垂将获胜之际，必受窒碍。路透访员……见卫兵互战之痕迹在焉。若辈虽用机关枪与来复枪，但死伤无多;就全体言，官军见事已若是不能挽回故无所抗拒也。
十三日晚，路透访员来电，谓俄京陆海军全体已宣布加入民军方面。克朗斯太特（喀琅施塔得——笔者注）之军队偕同军官数员顷已到京，亦与革军相合途中。枪声时作但甚安谧，警士曾着军服开机关枪及由屋上掷下榴弹以击平民，故各处警署全行被焚，藉以泄忿。警察又以机关枪一架轰击海军旅团，而海军旅团以排枪猛向回击;又入一现用为医院之旅馆，拘获军官二百员，外国军官间有受伤者，均经移送他处且受至优之待遇。平民死伤者约计数百人，其中以受伤者居多数。各街道兵队与送伤车来往不绝，颇呈活泼气象。俄民因此次举事流血甚少竟告成功，感谢之声洋溢于道。事变剧烈时，各大臣会议于海军部，置兵为护卫，兵反戈相向，司法大臣避入意使署（意大利使馆——笔者注），以电话请下院议长派汽车载之至院。……陆军与军官多员现同心赞助下院毫无疑义。
路透访员十四日电，称英法大使已与下院行政委员会接洽一切，西里尔大公已告行政委员，愿以部下之水兵听下院调遣，且进见下院议长……下院议长以文布告前敌陆海军将士，谓抗拒外敌之事决不稍怠。
路透访员十五日彼得格勒电云，俄民因此次成事流血绝少，其爱国心中皆含无穷之感谢，下院议长罗翔柯氏向军队所派代表]说力言陆军与国民当同心同德，俄国国威与胜利将于此有赖云云。尼古拉斯大公致电罗翔柯氏谓已会同亚力克齐夫将军请俄皇徇从民意，以救俄国而保胜利云。俄京秩序恢复颇速，军队现仍从事清除旧朝党与之巢窟。……又十五日莫斯科电云，居民因已推倒政府大为欢忭，军官皆宣言愿效忠新政府并组织陆军委员会办理维持治安、整顿粮食供给诸事。①
《申报》的这两篇报道，对国人来说，蕴含着大量信息，尽管其中的一些信息还有含糊与矛盾之处，但其倾向性很明显。第一，俄国首都已乱，政府瘫痪，俄皇也无法控制局面。第二，驻守首都的陆海军，原来被认为效忠沙皇，但很快倒向拥有武装的人民一边，加入到反对政府和“守旧党”行动中。第三，议会向沙皇施压并实际上与沙皇摊牌。第四，反对政府和“守旧党”的政治力量，不约而同地表明态度：不反对战争;因此在整个事件发展中“未闻有反对战争之声”。第五，警察与军队形成对立，并且代替军队成为镇压民众的凶手。第六，事件过程中并非“不流血”，只是流血的规模不大。第七，几乎是从一开始，俄国这次事变在报道的标题上，就被冠以“革命”的称谓，并很快固定下来。
此后直到3月底、4月初，有关俄国事变的报道密集见诸国内报端，革命过程中一些细节得到了补充，革命的结果得到了肯定与赞扬。如“哈尔滨电云，俄皇之下退位诏乃因左右进谏，若不速依下院要求，则国家大权将入社会党之手，彼等志在建设共和。俄皇大惊，故于十五日夜半退位”。①还有报道描述了对“守旧党”及其家人实施暴力和镇压。例如：“宫内大臣佛里特里克斯伯爵之宅邸十三日为众焚毁，其老妻自火中拖出，弱不能举步;其驼背之女携其爱犬奔出，为众夺而毙之，且欲加以虐待。”“克洛林将军不允应下院之召至院报告，且与其仆挟手枪驰出击毙宪兵两人，但即为其他宪兵击毙。克洛林将军之尸且被投诸江中。”“斯太克尔白男爵十四日由窗中向兵士开枪，即为兵士拖出杀死。”②还有报道说，临时政府司法部长克伦斯基坚持要依法办事，他对杜马的听众说：“同胞呼旧朝之首相与大臣今皆处于治权之下，彼等对于国民所犯之种种罪恶当令受法律之裁判（众大呼曰杀无赦）。克伦斯基乃摇手言曰，新俄罗斯不使有一人未经审讯而受刑也，此种可耻之方法不宜袭用矣。”③《协和报》连续发表署名恕公的文章，其中既有对俄国革命过程的记述，也有对革命特点的分析。④有的杂志专门给临时政府的要员撰写《俄国革命人物小史》，一一介绍。⑤
直到5月初，国人对俄国革命的关注热度不衰。据报道，5月3日上海汇中旅馆举办了一场聚餐会，两个议题之一，就是由亲历了彼得格勒革命过程的大学生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干事处书记台君，讲述他所经历的革命。几家报纸不惜版面，登载了约2000字的]讲全文。]讲者描述的所见所闻，与后来作为历史事件的二月革命的史实基本一致;或者说，综合来看，国内的报道基本还原了事件发生的概略过程，国人从报刊上得到的信息是比较准确的。这就为国人评价和分析二月革命提供了一个基本可信的依据。]讲者对俄国的未来表示出极大的乐观：“至于此次革命之关系，则其主要者即为政权纵于国民之手，以图将来之大发展，民权发达、教育改良将于此谋之矣。或谓民政能持久乎？自余觀之，余深信其能持久也。俄国人民及其实行理想之能力，皆为余所信服，即新政府之执政者，亦为余所信任。彼等颇知全国人民之志愿，非敷衍人民者可比，彼等今正促起与俄交战国之人民，而使其与俄人联合前进，以达民政之途矣。”⑥与此君看法相似，留法学界也在祝贺俄国革命成功的贺电中说，这“不独俄国一国之幸”，“能迎合世界之新潮流，而示人以倒帝国之最捷径好模样”。⑦
在报刊的报道中，时有对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全民欢庆气氛的渲染。“十七日俄京电云，十六日下午二时至三时之间各公署与商店所悬帝国之旗帜徽章均经除去，或当街焚毁，或投诸河中。是日，有军民无数结队游行各街，高唱爱国歌，当骑兵携上书各国社会党共和万岁之旗于国会前招越时，欢呼之声震撼山岳。”“佩红带以表赞助新政府者到处皆是，兵士之长矛来福枪、军帽上亦皆加此符号。大队哥萨克兵高唱爱国歌骑行街中，此来彼往，甚为热闹。此外尚有陆军团、海军团、平民团往来不绝，其前导之人均持自由平等同胞之旗号。国会之前……有聚首谈话者、有当众]说者，皆劝国民爱国牺牲并唾骂旧朝之制度。”“十八日莫斯科电云，此间陆军三万人行校阅式时，各联队多张红旗，兵士之大半及军官数员均佩红带，以示赞助新政府。”⑧这种报道，不仅突出了革命的成功，更重要的，是借此传导出民众、士兵和军官的爱国情绪，以及对临时政府的支持。联系到当时距辛亥革命成功不过6年，这样的报道还是有一定用意的。
还在俄国二月革命刚刚爆发之时，就有人把俄国革命与中国的辛亥革命做了比较，指出两者的异同：“中国之革命定而俄国之革命起，中国之革命速矣而俄国之革命又速。中国之革命起于外省而中央承认之;俄国之革命起于中央而外省响应之。中国之革命起于战局未开之前，故与世界无关系;俄国之革命起于战局未定之际，故与世界有关系。此皆所谓不同之点也。然而出于国民之心理则同。”①《协和报》发表的专论《俄国革命记》认为：“俄国皇室之年代，党派之争权，却与我国无异。如爱新觉罗氏君临华夏三百载而亡，罗玛诺夫（罗曼诺夫——笔者注）家之君临俄国屈指计之亦恰有三百载，此中俄相同者一也。前清时代，我国官僚之权势最盛，而俄国保守党在君主时代亦专以作官为生活，其权势之盛，炙手可热，此中俄相同者二也……”②还有人以《论俄国革命与中华前途之关系》为题，提议谨防不要像沙俄政权一样，在外交上——如与德、与协约国集团关系上，处理过急，选择失措，以致“酿出意外乱事亦未可知”。③
《申报》还就哈尔滨当地的俄国侨民的反应，特别加以报道：“昨日下午此间俄民闻俄京下院组织新政府前内阁各员被捕消息，兴奋之情不可言状。商业几即全停，道中群人纷纷聚议，盖无一能料革命之成若此迅速也。俄京来电甚多，《新生活报》刊发号外，购者不绝。昨夜道中聚人甚众，今日各俱乐部亦各集会，全镇满悬旗帜，学校放假一日，商业全停。正午时，道中仍颇拥挤，俄京及各大城陆续传来之电文，皆言秩序甚佳，足征新政府进行一切极为顺利。哈埠俄员已承认新政府，故将待审之政治犯三人开释。”④之后又报：“十六日夜间，各界俄人皆手执国旗，由军乐队率领沿街欢呼呜啦（俄语万岁），并拍电俄京祝贺。十七日，租界内满街悬旗，俄人皆彼此道贺。”“哈商民一律悬旗三日，故租界之内由十七日起所有俄国商民家家悬灯结彩。天主堂之钟声洋洋盈耳，红男绿女齐赴礼堂膜拜，大贺革命之成功;其巨商富贾如秋林洋行等且歇业三日，置酒高歌以表贺忱，三色国旗到处飘扬，其气象似较前别有天地焉。”⑤
对于二月革命这样的重大事件，中国报刊自然少不了对其原因、意义的评论。关于革命爆发的原因，《申报》转发美国报章的分析称：“此中原因以俄国政界极为黑暗，宗教潜势内宫威权，时时足以左右政局，俄皇及其重要官僚为一党，国会与人民为一党，互相水火已非一日。”“国内自国会、贵族会议、省议会、城乡议会、商会……所希冀者，执政之人应为全国人民信仰之人物，俄皇则靳不之予，非特不予，且专任与民意反背之人，以示挑衅。”⑥《东方杂志》发表署名高劳的文章，对这次革命的原因和经过进行介绍和分析。文章指出，“俄人革命思想，积蓄已久，殆胚胎于一世纪前，时法兰西国体，既经改革，自由民权之说，渐浸润于俄民脑中”。加之俄国农奴制压迫沉重，专制制度腐朽黑暗，引起“俄人之反感”;青年游学于国外，“濡染于法之文化，不满意于政府之所为”。⑦《协和报》的社论则综合了各方关于革命原因的说法：英法等国认为，“俄人革命全因排挤袒德派而起”;而德国报纸所说革命原因有二：“一因人民不堪饥馑，铤而走险;二因俄国贵族争权，私通英人，挑拨朝野之恶感，煽惑军民;又适值俄国政府不能审机观变，而有解散国会之谬举，遂使乱机一发而不能收。”在作者看来，俄国革命有远近二因。远因即俄国的官僚专制，“俄虽为君主立宪国，实则君主与平民皆无权。而握有政权能独断独行者，不过一部分官僚而已”。近因则是“人民厌战”，“俄之作战原非其大多数之人民所愿，乃俄国一部分执政者，因受有英法重贿，不得不举国相从也”。⑧就俄国革命的发生与欧战之间的关系，《东方杂志》《协和报》都刊登文章进行论述。其中《东方杂志》登载一篇寄自俄国的长文，对此做了详尽的分析说明。①
绝大部分报纸登载的文章或转发的消息，对俄国革命的意义褒奖有加。《大陆报》发表社论，指出：“此乃与世界进行不已之民政主义大有价值者。虽俄京之事变犹令人回溯法国革命时之惨剧，然其有益于俄国犹清廷退位之有益于中国。”“俄国今日之事，亦与全世界有益民政主义之进行，将无停顿之一日。”②有报纸转发伦敦电讯，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下院称：“俄国近事定成世界历史中开新纪元之大事……就所得之消息观之，俄国新政府既得全国人民之赞助又得海陆军之拥护……所可乐知者，新政府之组织以加力作战为其显明目的。英政府确信，俄人必知自由与秩序两者相合而不相离，虽在革命时代亦复如是。对于国人荣誉防御最力者，惟自由人民耳。”他强调“俄事为世界历史新纪元之开始，且为吾人所以趋入战局之主义之大胜利。英政府确信决不致使战事因以混乱或见松懈，英國定可与俄国人民及他协约国会同进行，愈为亲密，愈有效力，共图维持人类之自由”。③之后，《申报》又报道了英国“财政大臣巴拉劳氏在下议院动议，以英下院名义致贺电于俄国下院，谓俄国最近十三日内所发生之事，与法国革命初期大致相类。目下若谓危险已过殊嫌太早，惟新政府之组织实抱驱逐外敌、恢复自由、维持国内秩序之志愿”。④《青年进步》杂志转引外报言论，说这次俄国革命乃“世界平民政治进步之佳兆”，是“俄国之幸，今俄国人民已起而力战，以求自理其事”;它亦是“协约国之幸”，“俄民之为自由而起义者，必将竭力奋战，击败德奥，以保其自由”。⑤
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也撰文发论，为俄国革命欢呼。《太平洋》登载李大钊题为《廿世纪世界之大变化》一文，直言“吾邦为新造共和之一邦，民主自由主义当视为吾人之生命，凡世界有所新造之自由民主政府，吾人当极端表示欢迎，故于俄之新政府成立，吾当为之欢呼万岁以贺之”。⑥在另一篇《法之大革命与俄之大革命》中，李大钊表示：“今日俄人之革命，其影响于民主主义者必甚大，必足为二十世纪世界之政史增一色彩，必足以坚共和之信仰，而寒帝政之魂胆，此吾人所可信者。”⑦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也把俄国革命与当时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联系起来，认为这次革命极大地打击了俄国国内的“亲德派”，“德国受一极大挫折”，俄国内部“所有之亲德派可谓一网打尽……德人在俄国之势力当永远毁灭”，因此“此次变局，可为联盟之新纪元”。⑧在他看来，革命以后，“俄国作战之气益壮，应战之策益捷，而胜利与自由之不可分，盖已深铭于俄人之脑中矣”。⑨孙中山对俄国二月革命也大为赞赏，得知俄国专制皇权被推翻，他立即召集在沪国民党议员讨论，并致电俄国临时政府首脑和议会议长，以中国同仁身份表示祝贺。此后，在当年7月17日出席黄埔欢迎会的]说中，他还特别谈及俄国二月革命的世界意义，“此俄罗斯之政变，为世界之一大事件，人人所知也”。⑩还有人撰文指出俄国革命要求的实质：“俄国革命之要求为何？曰人权，曰民权。惟争人权也，故非达农民工民生活之改善不可;惟争民权也，故非革除专横之王家及贵族而建设民主政治不可。”?
应当说，相信俄国的革命将会使战争进程向着有利于协约国的方向发展，有利于世界民主制度战胜专制制度，是当时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共同观点。当然，这样的观点是不是受到中国报刊上刊登的大量西方媒体消息的影响，其影响程度有多大？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二
中国报刊对十月革命的报道和介绍，与二月革命多有不同。
首先，二月革命后俄国局势波澜起伏，变化激烈，各国记者对俄国局势跟踪关注，形成连续报道的状态。虽然1917年11月7日爆发的彼得格勒武装起义，也是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政权转换，但由于此前一系列事件的铺垫，使人们借助记者和报刊的追踪报道，对事件的发展和主要政治力量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像布尔什维克党、工兵代表苏维埃以及领导起义的政治领袖列宁、托洛斯基等，都已为关注俄国事务的人士所知晓。
《泰晤士报》《字林西报》等外文报纸刊发了大量有关俄国的报道，《申报》《国民日报》《文汇报》《大公报》等把外文电讯翻译过来予以登载，便于更多国人了解情况。如1917年5月21日，《申报》采《泰晤士报》消息，以《英报论俄国最近之纷扰》为题，介绍了六月事变前后俄国国内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激烈斗争，对工兵代表苏维埃、列宁等大加贬损。“俄国今日国内情形纷扰，将来结果如何，恐非俄人不能知。据目前之扰乱论，数星期后之事势，即属俄人而为寄居国外者恐亦不能定断。然而俄国之决心实属坚毅，中上两等社会人民皆极力主张继续作战，奋勇御敌，以致至最后获胜为止。所可虑者，兵工委员会（工兵代表苏维埃——笔者注）仍为有害无利之举动耳。临时政府对于兵工委员会虽占优胜而能矫正其罪，然据近日来所发生之事故，实于俄国陆军声威大有伤损……”“近数日来噩耗频传，无不足证明俄国今日实有衰颓之象。然其种种原因必为俄京德国侦探所主动可无疑也。彼德国侦探前则以种种法术煽诱俄皇，使与德国单独媾和;后则以和议激怒俄国使愤而起革命，今则孜孜汲汲又竭力鼓惑兵工委员会及旧政府推倒今日新起之临时政府。俄国和平派以黎寗（列宁——笔者注）氏为最者。”①
再如1917年9月16日，《文汇报》载路透社伦敦电，描述了科尔尼洛夫叛乱后的局势以及彼得格勒苏维埃对临时政府施加的压力。“美齐美尔党（布尔什维克党——笔者注）提出一决议案，而由俄京军工代表会（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笔者注）以二百七十九票对一百十五票通过。该决议案抨击中级社会如士官党（指立宪民主党、十月党等右翼政党——笔者注）等与闻叛乱，且声明若辈者不得使之握权，今宜以劳动社会与农民党组织政府，即行宣布民主共和，以地主之产业给予农民，由工人委员会管理制造各产品与分配各产品，重征资本税，没收战时所获之余利。”②
当然，西方报刊的立场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对科尔尼洛夫给予了公开支持，说他发动叛乱完全是出于“爱国”，而真正的俄国“破坏者”是工兵代表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失职”是导致叛乱的原因。科爾尼洛夫叛乱被击退后，《字林西报》发表一篇社论，其中说：
近数星期来，某某破坏革命之斥责声常轰传耳鼓，实则自革命告成以来，真正破坏革命者，直俄京与莫斯科、遍于全国、布于军营之军工代表耳。此种情势柯尼洛夫（科尔尼洛夫——笔者注）将军盖深知之矣。柯之所以被斥为叛变者即以此故。柯愤懑勃发，自辩无他谓，仅抱纯粹爱国之目的。其示文有云：余因实爱吾国之自由，故拒绝政府免职之命令，余宁死不从，凡国民之佳儿宁牺牲其生命而不愿放弃其职守云云。柯氏此言诚挚剀切，其无可疑之理由。犹之柯氏诋责临时政府，谓其优柔寡断，懦弱无能，言皆中肯，无可疑问也……柯氏在莫斯科大会（莫斯科国务会议——笔者注）痛陈危险之将届，力竭声嘶，冀鼓动其国人……柯谋不成，与临时政府之失败职是故也。③
同样是议论科尔尼洛夫叛乱，《申报》于9月底登载的文章观点迥然不同：
凯氏（克伦斯基——笔者注）之宣布共和制，乃劳兵会（工兵代表苏维埃——笔者注）之胜利。自反革命运动发生，劳动阶级惮反对派之死灰复燃，故竭力排挤立宪民主党及其他反革命派，不使再执政权，此劳兵会之宣言所由来也。……哥（科尔尼洛夫——笔者注）将军之反革命的谋画，为劳兵会所探知，故内容均为政府所悉，捕其主动则莫不伏罪。哥将军身膺军职而公然谋叛，幸发觉期早……哥将军知事已败，幸未对抗，所有叛将均被捕获，解送俄京……由是以观，军人之？扈或可稍杀，而劳动党之主张，苟能让步，则俄国政治上之革新正未有艾也。④
这里之所以引用上述大量文字，并不在于论述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性质和各方得失，它已经由历史做出了评判。笔者要说明的是，在这些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前的事变报道中，那些将在十月革命中起重要作用的政治力量、组织机构和代表人物，对于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或者说，十月革命还在它的酝酿准备期，就已经为国人有所接触了。
其次，对十月武装起义及在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地的政权更替，国内报刊没有如二月革命时那样相对密集的、大篇幅的报道和介绍，大多是以转发外国电讯和消息的方式，进行了简单的报道。
就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发动的第三天，即1917年11月10日，《民国日报》《申报》等就采用外国通讯社电讯，报道了俄国首都发生的事件。《民国日报》使用的标题为《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申报》则在“战电”的标题下，援引三条“伦敦电”和一条“俄京电”，报道了相关消息：
伦敦电：俄国公报云，彼得格勒戌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八日）
俄京电：海军士卒奉美克齐美尔党之命令，携械占据俄国官立通信社、电报总局、官银行、玛里宫临时国会——即以该宫为会所，今已休会。京中未起骚乱。（七日）
伦敦电：路透电。社接俄京官立通信社电报，谓美克齐美尔党占据都城，已四出拘捕大员。此次主谋者为里林（列宁——笔者注）氏，现里林氏要求即行休战媾和，军入其掌握，并谓赖戍军之协助，因得不流血而告成专断政略，实可感慰。新政府即将提出公正之和议，并分土地与农民及召集民选国会。昨日下午，军工代表会开特别会议，会长特罗兹基（托洛茨基——笔者注）氏宣称临时政府不复存在，大员数人已被逮捕，临时国会业经解散。里林氏]说提出俄国民治三大问题：？蕖即行结束战局，新政府必须向交战国提议休战;？蔻以土地给还农民;？蓿解决经济困难。听者大为欢呼，全会继乃通过决议案，主张从速解决此数问题。会议将毕，军工代表会中之美克齐美尔党代表宣读一文，不赞成专断政略，并宣告脱离彼得格勒军工代表会。①（八日）
伦敦电：路透电社俄京访员自电传通信社为美克齐美尔党占据后，迄未有消息传来。（八日）②
《民国日报》报道的内容与《申报》相同且都是来自相同的外国通讯社电讯。与此同时或者稍后，天津天主教会报纸《益世报》以《俄京大革命之现状》《俄国军工代表照会停战》为题，报道了俄国克伦斯基临时政府被推翻的消息。长沙的《大公报》以《俄京二次政变记》为题，报道了彼得格勒政权更替的新闻，并对“俄京政变中心之兵工委员会”做了较为详细介绍。此外，《汉口新闻报》《大汉报》《时报》《晨钟报》等国内的报刊都对此次革命的消息做了介绍。③这大概是国人当时从报纸上了解到的有关十月革命的全部消息了。
由于彼得格勒局势不稳，驻地记者和新闻机构不能及时与各自的国内媒体机构顺畅联络，以至于在随后的半个月中，来自彼得格勒的消息时断时续，而且真假难辨。“主要依靠外媒消息来报道国际情况的中国报界，甚至都无法确定以列宁（当时报界称其为里林、黎林、李宁或林莲）为党首的俄国‘急进党（或称‘美克齐美尔党‘过激党）是否已成功夺得政权。”④这从《大公报》的一些标题上就可知一斑，如《克伦斯基胜利》《俄总理被擒说》《俄京消息之两歧》等。⑤11月15日，《申报》“战讯”栏同时登载两条消息，一条来自“丹麦京城电”，说由俄抵达此地的旅客证实，“克伦斯基、加尔定（卡列金——笔者注）、柯尼洛夫（科尔尼洛夫——笔者注）已组织三人政治团，各军现皆赞助克伦斯基氏……里林氏闻已就逮”。另一条发自伦敦的电文说，“俄国无线电传出之公报云……革命军大败反对革命之克伦斯基与柯尼洛夫之军队，革命军司令摩拉维夫（穆拉维约夫——笔者注）将军宣布，克伦斯基败北，后即命缉捕克氏，并禁遏此种危害革命之事端”。⑥
此后直至当年年底，各报对这次革命的报道和介绍虽没有间断，但基本上都是简短的，内容也多以具体事情为主，少有评论和分析。而且消息的来源也多借用国外通讯社提供的稿件，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国人主要是通过外国记者和通讯社提供的材料，来了解和认识俄国十月革命。
再次，与媒体对二月革命几乎一致的肯定不同，在十月革命成功后直至次年上半年，报刊上对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所持态度，以中性和带有贬义的色彩居多。受西方舆论的诱导和北洋政府的政治取向影响，对已经夺取政权的政治力量，报道中仍沿用以前习惯，称为“过激党”“激烈派”，而鲜用“革命党”之谓。一些文章把这次革命称之为“祸乱”，说“识者故早知祸至无日，乃最近果有大乱发作”。①当然，人们对布尔什维克及其思想、主张和理论也知之甚少，“布尔什维主义”究竟是什么，“十个人之中恐没有一个能够明白”。②
在11月期间，报纸上的消息和报道对克伦斯基本人及其政府多有同情，认为这“不过激烈派暂时掌握政權，然俄国之中等社会及哥萨克团等，必将互相联合而与之反抗，故激烈派之天下必仅为一时之现象。由此以观，俄国大局断不致因此次之改变而有根本上之动摇也”。③当克伦斯基纠集军事力量向彼得格勒发起反扑后，有消息说：“访员来电征实，里林（列宁——笔者注）主义摇摇若风前之烛，赞助之者渐见稀少，各界之人现时时望克伦斯基氏入京”，“里林政府失败似已可决”。④还有据说是来自哈尔滨的“可靠方面之私电”声称：“克伦斯基氏已率军入京，夺回各宫与电报局，美克齐美尔党纷纷投降。”⑤《晨钟》报发文，把这次革命与此前发生的墨西哥政变相提并论，认为两者皆为“不知政治乃何物”的乌合之众“恃口舌与腕力为夺权固位之争”。⑥报道和评论的口吻对“过激派”趁国之危难用激烈手段“争权”不以为然，认为“下等阶级”所掀起的“革命”只是暂时现象。⑦
等到苏维埃政府根据《和平法令》开始与德、奥集团接洽停战和商讨和平谈判事宜并开始公布沙皇政权签订的秘密外交文件的消息传出后，立刻在英美法日等国引起巨大震动。仅仅在几个月前，二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传来，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舆论界，普遍的看法是这场革命将使俄国更坚定地、更有力地进行战争;而临时政府忠于盟国义务，继续战争直至胜利的宣言，曾让协约国深感欣慰。相反，现在苏维埃政府提出退出帝国主义大战，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民主和约的主张并迅速见诸行动，不能不让它们极为忧虑，对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怨愤溢于言表。刚刚在1917年8月14日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的段祺瑞政府，既然已经把自己绑在了协约国的战车上，在宣传上也表现出与盟国的同步。
主要根据英美法日等国通讯社电讯编发消息和进行报道的中国报刊，自然更多反映了上述国家的态度和立场。1917年11月26日，《申报》发表了英国内阁成员费希尔4天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的看法：“俄国极端派之行为必非国民意旨，察其所为，直接破坏一九一四年九月之协约，而使共同交战团体之一于战事方殷时背弃前约，叛离与国。如俄国人民竟赞成此种行为而采用之，则俄人将自绝于欧洲会议矣。”他同时表示：“对于俄京极端派决无外交上承认或接洽之问题，英国殊无承认此种政府之意。”⑧第二天，该报又援引华盛顿电，称“美国官场之意以为，俄国党人运动停战以使议和之行为，将置俄国于敌国之列，盖以俄国停战议和利于德国故也”。⑨《大公报》在总结1917年国内外大事时，苏俄也成为笔伐的对象：“溯此一年世界之政局与国内之政潮，胥足使吾人休目惊”，“俄之过激派欲窃一国之政柄，不惜通敌而弃友私为之也。以是观之，私也者直世界穷极凶恶之恶魔，可以乱全球、害国家、戕无数无辜人民之生命财产”。⑩在这种口诛笔伐之下，以报刊为主渠道了解时事的国人，对苏俄政权的印象如何可想而知。
需要提及的是，在把苏俄描写成“通敌”和“背叛盟国”的主流报道之外，也有某些不同的分析、观察角度。12月17日，《申报》发表了一篇访谈录，其中某中国外交人士说道：俄德达成停战“影响于将来之战事者甚巨，乃最可注目之问题”。虽然德国“现在固以与俄停战为有利”，但他认为“因俄国现有政府未为各国所承认，德国不肯遂行结媾和之条件”。①至于苏俄停战、媾和的原因，有评论者认为：“考其究竟，俄国自革命以来，国内疲乏已极，倾轧复甚以至人心涣散，此实其休战之远因。政变后过，激派急于对内，无暇对外，乃始而有与德讲和之说，即而又有休战之报。”②还有评论把中国放到这样的大背景下加以审视，提出：“俄德既已媾和，则欧战局势必为一变。我既对德宣战，此后潮流之波荡要不能谓与我无关。且我与俄国壤地相连，俄德关系日亲，其影响之巨尤觉不能漠视。”“欧洲之战祸未弥，东亚之风云又起，我以共同之关系应此潮流尔时，所秉之态度，所负之义务在在，均为绝大问题。国本所关，又安可稍为忽视耶！”③
很清楚，上述分析观察的角度，本意并非为十月革命正名，因此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人们的印象和态度。在大战尚未结束而中国已加入协约国集团一边的历史环境下，中国报刊对十月革命和苏俄所实行政策的基本观点和报道的出发点，毫无疑问带有明显的贬义，这在1917年底至1918年上半年表现得比较明显。待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集团的胜利而结束，苏维埃政权经受住了内战考验，国内报刊对苏俄的正面宣传才逐渐增多。从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上半年，李大钊相继发表了《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明确地为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正名。④陈独秀撰写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肯定了十月革命对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⑤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登载长文《民众的大联合》，赞颂了十月革命及其对世界的影响。⑥《晨报》自1919年4月10日至26日连载《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实行社会共产主义之俄国真相》，对“社会革命之俄国”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论;⑦《民国日报》等其他报刊迅速予以转载。有的评论在把十月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比较后提出，“从此法国式的革命——政治革命——大半成了过往的事，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⑧从这时起，中国报刊对十月革命的介绍和认识进入到了新的阶段。这已是需要另文研究的问题了。三
纵观1917年中国报刊对当年俄国两次革命或政权更替所进行的报道、介绍与分析，可以发现诸多问题，例如：报道介绍的即时性，消息来源的准确性与多样性，报刊报道与其他传播途径相比的优势以及这些报道和消息对国人的影响，等等。但笔者认为，从历史比较研究的角度看，最重要的还是要回答：1917年俄国的两次革命，在中国报刊的即时报道上为什么出现了前“热”后“冷”、前褒后贬的情况。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拐点。这场革命引起的社会震荡，经过几年的传导扩大和不可遏制的连锁反应，已经触及更广泛的社会领域。特别是袁世凯在1912年至1916年上]的废除约法、解散国会、伪造民意和称帝改元等一系列闹剧后，终以身败名裂告终，更是给社会各界上了生动的一课。在袁氏死后九个月，俄国二月革命爆发，俄国出现的情况也是皇帝被废，王朝崩塌，也是与国会的矛盾激化和罔顾民众疾苦，最后危机一发而不可收。邻邦这样的“剧情”，对国人而言，似曾相识且可对比者颇多。敏感的新闻界自然会抓住机会，广为报道，以期一箭数雕：一则投读者所好，二则鼓动民主自由思潮，三则为上台不久的北洋政府提供当政的合法性依据。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报刊的报道分析中，比较强调中俄两场革命的对比与联系，着意指出引发俄国革命的“近因”中，俄国国内事件所起的重要作用，尤为注意介绍沙皇政权是如何失去、临时政府又是如何得到军队的支持和民众的拥护。一方面，这样的报道符合史实，另一方面，处在当时中国的具体环境下，其延展的寓意，指向清楚，不言自明。
到十月革命爆发，被推翻的是俄国临时政府。在当时国人眼中，几乎没有谁把它与沙皇政权视为同类，更没有谁把它与清朝的覆灭相提并论。前文说过，在1917年3月至11月间，国内报刊对俄国的种种情况进行了跟踪报道。这主要是由于大战尚未结束，俄国的每次重大事件和变化，都会被与战争进程，特别是战争的未来结局联系起来。在这些报道中，临时政府的改组也好，它所实行的某些政策也好，受到的正面肯定居多;克伦斯基也在报道中被“打造”为民主、自由、责任和秩序的化身。而作为临时政府的政治对立力量，布尔什维克党和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形象，被描画得低矮很多。它们常常被贬称为“过激党”“激烈派”，是随意行动、破坏秩序和稳定的力量。不管这是出于阶级立场的殊异，还是由于对实际情况的孤陋寡闻，这种矮化布尔什维克党和其支持力量的报道取向，客观上给国人了解认识俄国情况画上了框框，受它制约，人们对十月革命的了解不仅极为局限，甚至畸形;新闻界和报界人士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西方、日本记者和通讯社的材料，按照国外记者和通讯社的立场评价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百年之后的今天来看当时中国报刊对十月革命的即时报道，其报道的力度和分析评价的广度深度，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本身所蕴含的人类历史意义，所反映出的时代内容和价值，都是极为不相匹配的。
1917年俄国的两次革命，都发生于对大战双方尤为关键的时期。置身大战中的各国政府和民众，已经在三年的战争中养成了一个习惯，他们观察、评判国际重大事件，会首先联系战争进程和战争可能的结局来考虑问题。当交战中的一方认为一件事情对自己有利，会欢欣鼓舞、乐此不疲地进行宣传。这也是心理战，一来鼓舞士气，二来打击敌人。为了能打击敌人，宣传上捕风捉影、臆想夸大、无中生有等，也是这种没有硝烟的战争所使用的手段。虽说中国直至1917年8月才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戰，但从袁世凯到段祺瑞都明白，一旦参战应该怎样选边站队。早在欧战爆发之初，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就对袁世凯说：“德奥以小敌大，战之结果，必难悻胜。”①段祺瑞主政后，以日本为选择站队的参照点，认为“日本既已加入，我若不参战，日本对青岛势必染指掠夺”，“德国虽系当今之强国，但众怒难犯，料其难以取胜”。②可以说，在1917年参战前后，中国的执政者先是在心理上、之后在实际上都倾向于协约国一边。俄国二月革命及其临时政府的建立，在协约国的宣传上，是把其当作一件利好事件处理的。受此影响，中国报刊对二月革命的报道和分析，也大书特书其对战争进程的“积极影响”、对协约国最后取胜的帮助作用以及对世界民主、自由潮流的推动。从前文不难看出，中国报刊在对二月革命的褒扬中，这是相当重要的一点。
在西方主流媒体的宣传中，十月革命起的作用正好相反。在对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的贬斥中，单独与德奥集团停战以及开始和平谈判，是一条相当严重的“罪状”。苏俄的行为，不仅被斥之为对盟国的“背叛”，是德国奸细活动的结果，甚至等于把自己“列入敌国”。③此时中国刚刚对德奥宣战不足三个月，中国报刊跟在英法美日等国之后，采用它们的材料报道苏俄的相关事宜，既合乎情理，也是最“安全”的。好在被颠倒的历史很快就开始被颠倒回来了。
还需要指出，中国报刊对俄国两场革命出现“热”“褒”和“冷”“贬”，其关键原因，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中还未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宣传集体。包括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内，如果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所接触和了解，但对列宁主义则了解甚少。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没有一个知识分子集体能在十月革命爆发之际，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列宁、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方法，诠释十月革命的合理性，推介苏俄制度建设的创新性，讲明新政权各种政策包括退出帝国主义大战的必要性。十月革命恰好发生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初级阶段，他们还没有能力把先进的理论与苏俄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加以诠释。而这正是他们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才开始做的事情。
① 《俄京政变之都中消息》，《申报》1917年3月19日，第3版。
① 《俄国革命情形之外讯》，《申报》1917年3月19日，第6版。
①②③ 《俄国革命情形之续报》，《申报》1917年3月20日，第6版。
④ 恕公：《俄国革命记》，《协和报》1917年第7卷第20、21、24期。
⑤ 备乘：《俄国革命人物小史》，《丙辰》1917年第3期。
⑥ 《聚餐会]说俄国革命》，《申报》1917年5月5日，第3版。
⑦ 《留法学界之贺俄国革命》，《旅欧杂志》1917年第16期。
⑧ 《申报》1917年3月20日，第6版;《申报》1917年3月21日，第3版。
① 纳：《俄国革命》，《申报》1917年3月18日，第3版。
② 恕公：《俄国革命记》，《协和报》1917年第7卷第21期。
③ 李佳白：《论俄国革命与中华前途之关系》，《尚贤堂纪事》1917年第8卷第4期。
④ 《申报》1917年3月20日，第6版。
⑤ 《俄国革命与哈埠》，《申报》1917年3月25日，第6版。
⑥ 《俄国革命来源之美报》，《申报》1917年3月22日，第6版。
⑦ 高劳：《俄国大革命之经过》，《东方杂志》1917年第14卷第5号。
⑧ 汉声：《论俄国革命之远近因》，《协和报》1917年第7卷第19期。
① 申凤章：《论欧洲战事与俄国革命之关系》，《东方杂志》1917年第14卷第5号;汉声：《俄国革命与欧战之关系》，《协和报》1917年第7卷第22期。
② 《大陆报》1917年3月18日。
③ 《革命后之俄国情形》，《申报》1917年3月23日，第3版。
④ 《俄国革命后之政局》，《申报》1917年3月25日，第3版。
⑤ 《俄国革命与平民政治》，《青年进步》1917年第3期。
⑥ 沧海：《廿世纪世界之大变化》，《太平洋》1917年第1卷第2号。
⑦ 沧海：《法之大革命与俄之大革命》，《太平洋》1917年第1卷第3号。
⑧ 《大公报》1917年3月27日。
⑨ 《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18页。
⑩ 《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37页。
? 孙洪伊：《吾人对民国七年之希望》，《民国日报》1918年1月1日。
① 《英报论俄国最近之纷扰》，《申报》1917年5月21日，第6版。
② 《文汇报》1917年9月16日;《申报》1917年9月18日，第3版。
③ 《字林西报》1917年9月17日;《申报》1917年9月19日，第3版。
④ 心危：《俄国最近之政局。共和制之宣言，反革命之失败》，《申报》1917年9月30日，第3版。
① 此句疑有误。当时宣布退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的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代表，不是布尔什维克。
② 《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民国日报》1917年11月10日;《申报》1917年11月10日，第3版。
③ 如《俄国政变与欧战》，《晨钟》1917年11月11日;《俄京纷扰之现状》，《大公报》1917年11月12日等。
④ 王雪楠：《从“俄乱”到“俄式革命”——再论“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参照”作用（1917—1921）》，《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2期。
⑤ 见《大公报》1917年11月16日、11月18日、11月22日。
⑥ 《申报》1917年11月15日，第2版。
① 《俄国政局有转机》，《晨钟》1917年11月14日。
② 慰慈：《俄国的新宪法》，《每周评论》1919年第28号。
③ 《申报》1917年11月11日，第2版。
④ 《申报》1917年11月14日，第3版。
⑤ 《字林西报》1917年11月13日。
⑥ 《俄乱与墨乱》，《晨钟》1917年11月26日。
⑦ 高劳：《革命后之俄国近情》，《东方杂志》1917年第14卷第12号。
⑧ 《申报》1917年11月26日，第3版。
⑨ 《申報》1917年11月27日，第2版。
⑩ 冷观：《送民国六年》，《大公报》1917年12月31日。
① 《北京特别通信（一百三十四）》，《申报》1917年12月17日，第3版。
② 心危：《日本对俄休战至态度》，《申报》1917年12月10日，第2版。
③ 庸：《俄事问题》，《申报》1917年12月14日，第7版。
④ 这些文章最初分别发表于《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5号，《每周评论》1919年第3号。
⑤ 《每周评论》1919年第18号。
⑥ 《湘江评论》1919年第2至第4期。
⑦ 《晨报》，1919年4月10日、12日、15日、24日、26日等。
⑧ 《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新潮》1919年第1卷第1期。
① 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1946年印行，第195～196页，转引自王建朗：《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② 转引自陈剑敏：《段祺瑞力主中国参加一战缘由新探》，《安徽史学》2001年第4期。
③ 《两种之俄国国民》，《大公报》1917年12月5日;《俄国革命原因》，《晨钟》1917年12月16日;《申报》1917年11月25日，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