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恶袭考验中国城市化进程

    张书成

    2012年，关于PM2.5的争论使北京环保活动人士赢得了重要胜利，政府同意监测PM2.5的浓度并于12月在全国74个城市496个站点开始实时发布监测数据。2013年年初，全国多地出现严重雾霾天气，北京PM2.5指数濒临“爆表”，由此发布史上首个雾霾橙色预警。2013年年底，重度雾霾再次卷土重来，横扫华北到中部乃至黄淮、江南地区，12月6日，上海PM2.5指数破600，最高的普陀区监测站已经达到726。这样的数据让人日渐担忧，谁也不知道雾霾会持续多久，由此造成的后遗症也未知。“无处可逃”迫使民众纷纷自救并深入反思。

    雾霾里的中国城市

    中国必须要抓紧时间。自2013年1月1日我国74个城市按空气质量新标准开展监测并实时发布PM2.5等数据以来，我国第一批74个率先实现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城市中，京津冀区域城市的80个国家网监测点位中，半数以上出现空气质量连续超标现象；长三角区域城市的129个国家网监测点位约有1/3出现空气质量连续超标现象；其他直辖市及省会城市的监测点位也有不同程度空气质量超标。据某媒体报道，《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指出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的城市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7个在中国。

    受雾霾影响最大的是城市。不断扩大的人口规模，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设，快速增长的机动车保有量……这些都伴随着工业排放、生活民用排放、建筑工地扬尘排放等。经济社会发展不仅消耗着大量的能源，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的持续加剧，快速增加的污染物，在不利气象条件“助力”下，就可能让大雾变成“毒气”。一定程度上，这与城市的空间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但在这里，城市并不是被动地受到污染，而本身就是污染的源头。然而，作为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现象，雾霾波及的污染面又不止城市。环境污染与粗放式增长模式形影不离，尽管早在好几年前，绿色GDP的政绩考核呼声很高，但最终囿于地方政府的执行因素，没能取代现有的GDP政绩考核体系。

    由于民众的健康意识与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因环境问题而引发的公共突发事件并不在少数，甚至包括激烈的官民流血冲突。这体现了社会进步使人觉醒，也凸显了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上的滞后。

    雾霾相关舆情与观点分析

    2013年，重度雾霾分别在年初和年底袭击中国，关于雾霾的舆情风向也发生几次扭转，特别是境外舆论，从开始解读雾霾的成因和经济发展模式，逐渐转为关注中国官方、媒体和民众积极应对雾霾污染的层面。总结起来，当前的舆论主要分为以下几条支流。

    雾霾天气是粗放的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调整经济结构与能源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中国日报》2013年年初发文称，“北京将日益以‘北京咳而闻名”。台湾《工商时报》称，若要雾霾尽速散去，经济转型迫在眉睫。台湾《旺报》也指出，只治理PM 2.5是治标不治本。香港《文汇报》指出：“雾霾弥漫，何人能‘自强不吸？是告别‘环保基本靠风的时候了。”

    雾霾天气引发国家高层关注，政府积极应对。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1月便表示，治理环境问题必须“有所作为、公开透明”，需要“全民参与、共同治理”。美国媒体关注到中国的政府主管部门不再把毒雾当成一件隐晦的事，政府愿意公开谈论这个问题。《人民日报》心系全局，曾用头版展示雾霾笼罩中东部的大幅图片，自问自答“我们的空气怎么了”。

    其中不乏对政府施政不力而不满者，抨击政府无为或信息不对称导致天气环境恶化是其主要言论。英国《金融时报》称，促增长的压力迫使政府官员淡化或无视污染问题。因此，尽管我国出台了严厉的《环保法》，但它的环境水准却很低。而日本、欧洲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先例表明，公众对污染问题的关切迟早会迫使政府采取更加严厉的行动。另外，以微博及社交网络媒体为主，关于雾霾天气的吐槽不绝于耳。

    美丽中国需要先拯救雾霾里的城市

    着眼于不算乐观的现实，怎么让美丽中国不变成空谈，让建设美丽中国不沦为无望努力，笔者认为，必须重新摆正发展与环境的关系，而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反映在以下三个关系中。

    现代化与城市化。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关系之一。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新四化”的结合，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同步发展。城市化与现代化存在辩证的互动关系，是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这次雾霾天气主要集中于大城市正体现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已经相当棘手。密集的人口，拥挤的交通加剧了因为粗放经济而引发的天气污染。所以，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合理规划城市布局与结构对于处理城市化进程中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城市化与生态文明。城市化进程中要杜绝拉美模式的“虚假城市化”，防止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推动城市化。从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全国上下已经掀起如火如荼的城镇化建设，必须警惕的是，城镇化建设要理性，循序渐进，切不可因为政策督促而掀起浮夸风式的建设，否则必将会导致走以破坏环境发展GDP的老路。未来5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如何推动“健康的城镇化”，把对环境的伤害降至最低，势将成为一大挑战。“生态文明”不应仅仅是一个口号，它与城市的发展密切联系，息息相关。笼罩北京、上海的史无前例的雾霾距伦敦1952年的“大烟雾”几乎整整60年。1956年，英国政府通过洁净空气法案，采取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的炉灶，冬季集中供暖，在城市里设置无烟区，禁止烧煤，发电厂和重工业设施被迁到郊区等一系列措施，使城市大气污染程度降低了80%。中国应该认真思考英国这段历史。即便是最严峻的环境问题，也能得到解决。然而，即使具备了政治意愿和充足的资源，打造人们可接受的生活环境也需要数十年时间。

    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大范围、长时间的雾霾天气再次警示人们，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必然给人类自身带来疾病、灾难甚至毁灭。而面对这一切，政府必须有所作为。雾霾并非城市发展的“不治之症”，能否打赢这场持久战，关键在于城市管理部门有没有长期的应对机制，如推行用缴费换污染的盈利模式，城市供暖要分户计量，强推公共交通。如果雾霾过后一切照旧，那么这个治理过程注定会更漫长、更痛苦。事实上，雾霾天气持续，空气质量下降，并不是今年的新现象。近几年，每到秋冬特别是入冬以后，我国中东部地区不时会遭遇这样的情况，所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要有持久性，不能使法律政策随着雾霾的解散而消失。政府监测数据要真实、透明化，也要借鉴国外经验，将监测社会化，利用第三方数据比对政府进行监督。

    困扰中东部地区多日的雾霾，从根本上讲是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积累的问题，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建设生态文明的中国，公众越来越关注健康和环境，也越来越重视与之相应的权利。这就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完善制度，及时满足群众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