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殿听政：南宋前期中枢日常政务的重建与运作
韩冠群
[关键词]御殿听政，宫城殿宇，流程，运作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2-0044-08
帝制时期，以皇帝、宰执为中心的中枢政治运作无疑处于国家政治的核心和首脑地位。对国家中枢政务的研究，需要考察中枢决策层裁决政务的具体活动、方式和地点。如国内外学者所论，宋代是君主独裁制度的确立时期，所谓的“君主独裁”并不是指君主个人的完全独断和恣意而为。从官僚制度上言，是指把尽量多的机构置于君主的直接指挥之下，所有的国家组织只由君主一人来统辖，是一种以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①而御殿听政就是君主最重要的政务处理活动之一，因而也成为考察君臣关系、中枢政治运作与权力格局变化的较佳视角。近年来，学者对北宋时期的君主听政制度已有不少研究，但对于南宋时期尚关注较少。②本文将关注南宋前期君主御殿听政制度的重建以及运作，并对其引发的政治舆论略作阐述，以深化对南宋前期中枢政治史的研究。
宋代皇帝参与朝政的最基本方式是临朝听政或者说御殿听政。在常朝之日，皇帝亲临殿廷，与宰辅大臣当面商议朝政。宋代文献中通常称为“朝会”“常朝”“视朝”“视事”等。这些词汇的内涵略有差异。“朝会”的内涵最广泛，包含皇帝御殿之时的一系列礼仪制度和听政活动两部分内容。就礼仪而言，既包括重大朝会典礼，也包括君臣相见时的各种具体礼节。听政主要指皇帝亲自主持的御前会议，它并不一定固定在某一座殿宇，但对中枢决策具有实质意义。本文所说的御殿听政、视朝主要是指后者。
南宋皇帝御殿听政制度的重建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一步是皇帝每日听政流程的重建;第二步则是对皇帝听政的地点、范围、层次等进一步地规范化、制度化。这又与临安宫廷殿宇的修建过程密切相連。以下分述之。一、南宋初期听政流程的继承与御殿制度的规范化
南宋前期皇帝每日听政的流程基本参照了北宋时的“前殿早朝-后殿再坐-午后或夜间经筵”，并随南宋政权的建立和稳固完善起来。南宋立国之初，战事紧张，行宫居所不定，视朝流程并不完备。例如高宗在扬州时期，“每退朝，即御殿旁一小阁，垂帘独坐，前设一素木桌子，上置笔砚，盖阅四方章奏于此。阁内惟二小珰侍侧，凡巨珰若内夫人奏事，上悉出阁外视之”。①建炎三年（1129年）九月初一，恰逢日食，“所蚀仅四分，未几复退。故事，日食不视朝”。吕颐浩请求改在晚朝进呈公事。②可见，建炎三年时即恢复每日早朝制度，宰执大臣早朝进呈公事，皇帝与大臣当面商议政事，裁决政务。遇到日食不视朝当然也是北宋以来的惯例。
早朝后，皇帝会退至内廷进早膳，再转入内殿引荐臣僚、亲录系囚或者批阅奏章，是为“后殿杂公事”。例如：“诏郎官以上所荐士，不候审察，并令入对，日于进膳后即后殿引三班。”③即是高宗亲自考察臣僚推荐之人。孝宗有时会亲录系囚，所谓“后殿临轩决遣罪人”。④而在下午或者晚间，如北宋皇帝一样，南宋诸帝也会参与经筵，阅读奏章书籍或者晚间再次召见臣僚商议政事。绍兴三年（1133年）六月，高宗因眼疾而不视朝。他对赵鼎说：“前夜已觉目痛，偶探报丛集，又新令范冲校陆贽奏议有两卷未曾看过，三更方看彻，比晓，目遂肿痛不能出。”⑤可知，宋高宗主要在晚间阅读书籍，偶尔赶上探报涌集，不得不晚上集中处理各地奏报。
据高宗自言，他每日的理政流程是这样的：“早朝退，省阅臣僚上殿章疏，食后，读《春秋》《史记》。晚食后，阅内外章奏。夜，读《尚书》，率以二鼓。”⑥批阅臣僚章奏与阅览书籍成为他在早朝后及晚间的主要工作。孝宗及之后的皇帝都继承了这一理政流程。总之，南宋皇帝理政流程基本继承自北宋诸帝，因而在高宗朝初期即确立完成，而御殿制度的建立则缓慢得多。
在皇城内部层叠林立的宫殿中，每个宫殿承担的政治功能都不大相同。君主临朝之日通过驾临不同的宫殿，既显示出皇权的至高无上与赫赫威仪，又具备着分流不同的政治活动的实际功能。这就形成了复杂而有层次的御殿制度。大体上，临安重要宫殿的名称和功能有不少继承自北宋都城开封的宫殿制度。北宋旧制，文德殿虽是“正衙”“前殿”，主要是举行元日、冬至日等大朝会之所，礼仪功能远大于议政功能。垂拱殿与紫宸殿虽是内殿，却是北宋皇帝每日早朝的御殿听政场所。中书、枢密院、开封府、审刑院等重要机构都在早朝时间面君奏事，涉及军国大政的内容更多，关系国家中枢政务最为直接。所以宋人说的“视朝”很多情况下是指垂拱殿早朝。崇政殿、延和殿更深居禁中，带有天子“私人空间”的色彩，也称为“便殿”。前殿视朝完毕后，皇帝会再御延和或崇政两座后殿，称为“后殿再坐”。前殿视朝时没有得到奏事机会的臣僚，可以利用“后殿再坐”之机面君奏事。这样君臣奏对的等级、频率、重要性通过宫殿的不断变换而体现出来。⑦
南宋君主也试图完整继承这一祖宗制度，但受限于内外因素，却重建缓慢。南宋的御殿制度之所以建立缓慢，一则与南宋立国以来的数十年时间一直处于战火硝烟之中，不得安心从事宫殿建设有关。建炎之初，宋金战事绵延不断，皇帝与大臣漂泊不定。建康、杭州、绍兴、明州都曾经是皇帝驻跸之地。建炎三年七月，高宗下诏升杭州为临安府，准备从建康移至临安。然而由于主战派的压力，不得不返回建康。直到绍兴八年正月，宋高宗坚持回到临安，正式以临安为“行在所”，成为实际的国都。在此期间，临安几乎没有从事过大规模的宫殿建设。最大的一次营建是在绍兴元年十一月，高宗令守臣徐康国措置草创，建造房屋一百余间，暂时保证了高宗驻跸期间的朝政处理。此后再无建设。第二，南宋御殿制度的重建迟迟不能完成也与临安宫城的先天不足有关。临安的皇宫原是杭州的州治，西边是凤凰山，南边靠近钱塘江，北边和东边都是城市街道。四方受限，不大可能向外拓展，因此宫殿建设进展缓慢。一直到绍兴八年后，朝廷开始大规模营造宫城。宫城大约周回九里，建有四个门，南门丽正门，北门和宁门，东门东华门，西边紧靠凤凰山，直到绍兴二十八年增筑了西华门。其中丽正门是正门，和宁门是后门，但由于城市厢坊和三省六部诸寺监的衙署主要在皇城以北，和宁门成为臣僚出入宫城的主要通道，故宫城实际上是坐南朝北。这是与北宋开封皇城格局的最大不同。而皇宫内主要殿宇如崇政殿、垂拱殿的修建则是在绍兴和议之后。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高宗诏命内侍王晋锡作崇政、垂拱二殿，“时言者请复朔日视朝之礼，而行宫止一殿，故改作焉”。①以射殿为基础增加两廊，并南廊殿门而修造了崇政殿，又新建了垂拱殿。在崇政殿基础上，逢朔、望朝参时安置了幕帐门，称之为文德殿、紫宸殿。次年，崇政殿修造完毕。宋高宗便在崇政殿的基础上安置帐门做文德殿，举行了文德殿视朝仪。
孝宗时期，先后修建了延和殿、改建射殿为选德殿。淳熙八年（1181年）八月十二日，孝宗下诏将垂拱殿之后的后殿拥舍改作延和殿。乾道初（一说淳熙初年），孝宗以射殿为基础，取“选射观德”之义，建选德殿。选德殿在禁垣东部，殿中有漆屏“书郡国守相名氏，群臣有图方略来上，可采者辄栖之壁，以备观览。数延文武，讲论治道，询求民隐，至于中外奏报，若军国之几务，皆于此省决……虽大寒暑不废”。②此外，还有皇帝燕闲休息之所，如复古殿、损斋、翠寒堂、澄碧殿等。③
至孝宗朝，临安皇宫的主要殿宇如崇政殿、垂拱殿、延和殿、选德殿等建造完毕，君主的御殿视朝制度化、规范化也基本重建完成。需要指出的是，南宋君主的御殿制度并非是对北宋制度的完全继承和照搬，而是在大体继承旧制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调整。由于临安的宫殿数量少，规模小，为了应付繁多的政务，朝廷采取了随事更换殿名、一殿多用的方式，使得南宋的皇帝御殿制度呈现出与北宋不同的特点。
早在绍兴三年，宋高宗率领群臣徘徊于临安与建康之间，两地的宫殿都是因陋就简，权宜性质很强。作为行宫的杭州只有一个殿宇，尚无固定名称，只是临时更名，“日见群臣、省政事，则谓之后殿;食后引公事，则谓之内殿;双日讲读于斯，则谓之讲殿”。因此殿梁木朽坏，不得不修缮，“乃权御射殿，极卑陋，茆屋纔三楹，侍臣行列，巾裹触栋宇”。④可见南宋初期君臣理政的简陋条件。也表明，绍兴初年的御殿制度尚无从谈起。
自绍兴十二年之后，伴随着临安重要宫廷殿宇的陆续修建，御殿制度也开始规范化，但是限于宫殿的规模和数量，“随事更名”的方法一直沿用下来。《宋史·地理志》称：“垂拱、大庆、文德、紫宸、祥曦、集英六殿，隨事易名，实一殿。重华、慈福、寿慈、寿康四宫，重寿、宁福二殿，随时异额，实德寿一宫。延和、崇政、复古、选德四殿，本射殿也。”⑤此处记载显然有误，垂拱殿是单独的宫殿，不可与大庆殿、文德殿混为一谈。不过大庆、文德、紫宸、祥曦、集英与崇政殿什么关系呢？各殿宇的政治功能有何区别呢？《咸淳临安志》记载：
文德殿 正衙 六参官起居 百官听宣布 绍兴十二年建
其余紫宸殿（上寿）、大庆殿（朝贺）、明堂殿（宗祀）、集英殿（策士），以上四殿皆即文德殿，随时揭名。
垂拱殿 常朝 四参官起居，绍兴十二年建。⑥
《梦粱录》等记载：
正衙即大庆殿，遇明堂大礼，正朔大朝会俱御之。如六参起居，百官听麻，改殿牌为文德殿，圣节上寿，改名紫宸，进士唱名，易牌集英，明禋为明堂殿。次曰垂拱殿，常朝四参起居之地。⑦
以上两书虽然没有提及崇政殿，但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可知，崇政殿与垂拱殿均为绍兴十二年建立。绍兴十三年的大朝会就是在崇政殿基础上增加帐门，换牌为文德殿举行的。显然，这里“随时揭名”的大庆、文德、紫宸、集英殿，其实就是崇政殿。至于祥曦殿与崇政殿，位置接近，功能不同。有时候皇帝也会在祥曦殿接受执政大臣奏事。如楼钥记载“二月庚辰朔，祥曦殿奏事”。⑧乾道八年（1172年）五月十五日，“宰执奏事于祥曦殿”。①
归纳言，南宋时期，因为崇政殿可以“随时揭名”而改称大庆殿、文德殿、紫宸殿、集英殿等，故崇政殿被南宋人称为“正衙”。遇明堂大礼、正朔大朝会、六参起居、百官听麻等朝会活动会在此举行。皇帝平日早朝所御殿宇却是垂拱殿。因此垂拱殿成为了“正殿”或“前殿”。南宋君主常朝御殿听政多数是指御垂拱殿，其关系国家中枢政务决策最为直接。至于南宋君主“后殿再坐”的“后殿”，高宗朝和孝宗朝所指不同。在高宗朝，系和早朝共用一个殿宇。绍兴十二年之后，前殿、后殿均指垂拱殿。如绍兴十三年二月七日，高宗诏：“今后遇假日坐后殿，止就常御殿。如有移倚子公事，亦就常御殿引。遇射[引]射公事，射殿权作后殿坐引。”②可知，假日坐后殿和常朝所御殿系一个殿宇，遇到引射公事，则射殿权作后殿。淳熙年间，宋孝宗在垂拱殿之后修建了后殿，后命名为延和殿。故后殿再坐，多转至延和殿举行。如周必大《思陵录》记载宋高宗丧礼期间，宋孝宗御后殿视朝，后殿即延和殿。延和殿有时也称为“内殿”。其余的选德殿、祥曦殿也在不同时期承担了君臣奏对的重要场域。这些都是南宋御殿制度不同于北宋之处。二、制度与实态：宋孝宗朝的御殿听政
至宋孝宗朝，君主的御殿听政制度重建完成，但是制度规定与实际运作很多时候是不一致的，诚如邓小南教授所指出：“相同的制度规定，不同场合下运作情形不一，实际功用不同……不能让表浅武断的‘具文二字掩盖实质性的内容，而要透过制度运行的实态去深究当时政治局面的实态。”③相同的制度规定会因为人事、实施环境等因素而表现出不同的运作实态。以下以御殿听政制度基本确立的孝宗朝为例，考察中枢日常政务的运作实态。
（一）孝宗御殿的频率
据现存史料来看，孝宗御殿的频率是很高的。除了旬假、日食、朝廷重臣、皇室亲贵的去世而临时辍朝及其他突发状况外，孝宗基本上每日都会临朝。淳熙七年三月，史浩、周必大等奏：“陛下日御前后殿，大率日旰方罢朝。只日又御讲筵，过是恐劳圣躬。”这里“日御前后殿”是指两个层次，就频率而言，孝宗基本上能够做到每日一朝;就御殿级别言，前殿视朝和后殿再坐都会坚持进行，不会有缺漏。那么，如果以月为单位，宋孝宗御殿的频率究竟有多少呢？宋孝宗朝的日历、实录均未流传下来，无法考证其常朝的频率。但是周必大的《思陵录》记载了淳熙十四年八月庚午朔至十六年二月壬戌间，孝宗君臣商议宋高宗的丧礼以及在此期间皇帝理政的过程。周必大先后担任右丞相、左丞相，基本上全程参与了重大事件的处理，这是考察宋孝宗朝政治运作的绝佳史料。④在宋高宗去世后的前两个月，孝宗哀恸不已，常朝听政的时间难以保证。淳熙十四年十一月甲寅（初五），臣僚上表请求皇帝御正殿听政，孝宗不允。直到臣僚第三次上表，孝宗于甲辰日（初七）下诏：“可自十八日内殿引辅臣及上殿班，俟过拊庙，勉从所请。”即自本月十八日开始在内殿引见辅臣和上殿班次，御正殿听政须至高宗神位拊庙后方可。故我们选取宋孝宗接受臣僚奏请，开始御延和殿视事的十二月份来考察，以直观反映宋孝宗每月常朝听政的频次。《思陵录》载：
十二月戊辰朔（1），朝于延和，从驾过德寿宫哭临奉慰如仪。
己巳（2），歇泊，不坐，入局。
庚午（3），延和奏事，
辛未（4），延和奏事。
壬申（5），从驾如月旦之仪。
癸酉（6），歇泊，不坐，入局。
甲戌（7），国忌行香。
乙亥（8），延和奏事，
丙子（9），微雨。延和奏事，呈接伴金国将来吊慰使副。
丁丑（10），旬休。
戊寅（11），朝于延和，从驾过宫。
己卯（12），不坐，入局。
庚辰（13），延和奏事，呈桩办虏中吊祭使例物。
辛巳（14），延和奏事。
壬午（15），常参官延和起居讫，宰相升殿奏事。
癸未（16），歇泊，不坐。
甲申（17），延和奏事，呈给事中王信驳礼官看详唐辂文字，乞将辂罢黜。
乙酉（18），延和奏事，呈郑桥奏，乞诏大臣详处正旦人使等事。
丙戌（19），腊假。国忌，行香毕，清华奏事。
丁亥（20），旬休。
戊子（21），朝于延和。
己丑（22），歇泊，不坐，入局。
庚寅（23），不坐，入局。
辛卯（24），延和奏事，呈礼官详议到郑侨奏札。
壬辰（25），雨，皇太后圣旨免过宫烧香。不坐，入局。
癸巳（26），早设素幄于垂拱殿之东偏。
甲午（27），节假。有旨许人使游天竺寺。
乙未（28），节假。
丙申（29），节假。①
在十二月的29天中，“朝于延和”“延和奏事”“常参官延和起居讫，宰相升殿奏事”均是指常朝奏事，也即皇帝在延和殿主持的御前会议，君臣当面商议朝政。通常宰执会以进呈臣僚札子的方式，提出对某项政事的处理建议，皇帝与宰执协商后做出裁决。本月宋孝宗御延和殿听政天数为13次，似乎并不多。在癸巳（26日），宋孝宗在垂拱殿之东偏殿接见了金国贺正旦使者。丙戌日虽然是腊假，皇帝不坐延和殿，但是仍然有“清华奏事”。这样共有15天，大约是每两天御殿听政一次。这显然与臣僚所恭维孝宗的“日御前后殿”不符。实际上需要综合考虑宋孝宗服丧以及十二月假日较多的特殊情况。十二月的“腊假”“节假”共有四天，旬休每月三天，共七天。按照惯例，皇帝在假日是不会御殿的，但不排除皇帝临时在内殿召见臣僚奏事的情况。此外，还有六次“歇泊，不坐”。“不坐”，即在高宗丧礼期间，宋孝宗须至德寿宫夜宿，便不再返回皇宫主持次日早朝、后殿再坐等朝议事宜。可以推测，在正常而非恰逢丧礼期的朝会制度中，宋孝宗在德寿宫“歇泊，不坐”的几日，应当会是御殿听政的日子。这里我们暂时以十一月十八日至十二月十八日来做大致推测。
十一月
乙卯（18），上初御延和，白纱四脚、白衫、黑带。进呈懿节皇后改谥宪节……
丙辰（19），五更雷声起西北。早，上御延和，崇政东庑素已撤去。
丁巳（20），旬休。
戊午（21），延和奏事，
己未（22），上御延和。
庚申（23），延和奏事，
辛酉（24），延和奏事。
壬戌（25），延和奏事。
癸亥（26），太上七七，从驾过宫哭临。
甲子（27），不坐，入局。
乙丑（28），延和奏事。
丙寅（29），延和奏事。
丁卯（30），旬休。②
（以下接十二月初一日至十八日）
可知，在宋孝宗赴德寿宫哭临的日子，通常不会举行常朝事宜。而在其他时日，皇帝一般会御延和殿理政。以此来推测，在正常月份，宋孝宗每月御殿听政天数大概在22～25天，不会超过27天。这一频次在两宋诸帝中都应当是很高的。这或许是此后的臣僚屡屡颂扬宋孝宗的部分原因吧。
宋孝宗的勤于临朝听政，不敢荒怠，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持之以恒的。宋孝宗在位27年间，几乎未见其长期辍朝的记载。最长的一次大概是在乾道五年的五六月间。五月己巳，孝宗“以射弩弦断伤目，不视朝”，直到六月戊戌，“始视朝”。③这里的“不视朝”是指不举行御殿的仪制及在前殿听政，孝宗仍然可能在后殿或者内殿接受宰辅议事。如淳熙十四年十月，宋高宗病重期间，宋孝宗不视朝，即命“宰执奏事内殿”。
（二）孝宗听政的时间
具体到宋孝宗每一日听政的时间，也往往比较长。北宋真宗以后的皇帝结束后殿议事的时间大概是每日午时（中午十二点）或未时（下午一点）。而宋孝宗则“日御前后殿，大率日旰方罢朝”，据此，宋孝宗结束后殿视事时已经接近日暮时分了。这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宋孝宗每日临朝时间之长确实是超越南宋诸帝的。①孝宗之所以每日听政时间之长，可能包括了在每日前后殿坐朝听政之外，在下午再次排列班次，引见臣僚的奏对活动。隆兴二年（1164年）冬十月乙亥，孝宗诏：“朕每听朝议政，顷刻之际，意有未尽。自今执政大臣或有奏陈，宜于申未间入对便殿，庶可坐论，得尽所闻，期跻于治。”②申未间大概是下午一点至五点，孝宗主动接受臣僚奏对和议事，奏对的地点在“便殿”或“内殿”，方式是“坐论”。内殿奏事之时，皇帝通常会给臣僚赐坐，这与早朝之上臣僚站立奏事有很大不同。在内殿的环境中，君臣之间不似朝殿之上那般地位悬隔，可以相对平等地商议政事，坐而论道。君臣奏对的时间更加充裕，方式灵活，氛围轻松，不似前殿后殿那样的严肃正式，议政效果也更为充分。因为临安宫城的殿宇有限，很多时候内殿召见就是在选德殿进行。③选德殿位于宫城的东北部，深居内廷。但因三省枢密院等主要中央机构均位于皇城北面，臣僚可以经由东华门进入，反而较位于皇城南面的垂拱殿、崇政殿更为便利。选德殿议事增加了皇帝与臣僚的沟通途径，对皇帝而言，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对臣僚，则可更为充分的展现其对政治的見解，进而影响皇帝的决策。
与北宋时期皇帝每日的理政流程不同，自宋高宗开始，增加了晚朝，这一君臣议政新形式。一般而言，除非遇到紧急状况，皇帝在晚间一般会采取阅读书籍、批阅奏章、参与经筵讲读等活动，不再有专门的君臣奏对议事。南宋朝廷建立之初，国家形势危急，战事紧张，日常的常朝制度无法应付复杂多变的局势，君臣议政制度随之做出调整。晚间的议政有时候也会被充分利用起来，于是建炎之初便出现“晚朝”的说法。宋孝宗时期是晚朝最为频繁的时期。广义而言，晚朝应当属于内殿引见的范围，不仅仅是因为引见地点相同（如大多仍是选德殿），有时候引见对象都大体一致。狭义而言，晚朝是与早朝相对的君臣奏对形式，参与的臣僚主要是三省枢密院的长贰官等核心官僚。
宋孝宗的晚朝大概始于乾道元年。五月辛亥，孝宗晓谕丞相钱端礼等：“早朝与卿等每不从容，今后晚间少暇时，当召卿等款曲论治道。”端礼等退朝后，孝宗又派遣宦官传旨：“每遇晚，召公于东华门入，诣选德殿奏事。”④自此之后，晚间召对宰执大臣的频率很高。钱端礼、周必大、虞允文、洪迈等人均被召见过。乾道元年七月癸丑，孝宗晚御选德殿。“御坐后有金漆大屏，分画诸道，各列监司、郡守为两行，以黄签标识居官省职位、姓名。”孝宗指示洪适等说：“朕新作此屏，其皆是华夷图，甚便观览。卿等于都堂，亦可依此。”⑤《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也记载：（乾道七年四月）“晚朝，孝宗御选德殿，始以立皇太子御札宣示大臣……”⑥可见，晚朝之时主要参与者仍然是二府宰执，君臣商议的政事也较为广泛，可以是事关皇位传承的大事，也可以是皇帝理政心得的交流。多年之后，理宗朝的吴泳对孝宗君臣的做法感慨不已：
故召于选德，见于祥曦，引于水殿，燕于观堂，从容坐席之间，略同宾友，上下射饮之乐，过于丝竹，非但曰礼乐相示而已。凡军国大政，古今理乱，有事当商确者，不妨直奏;有疑当关决者，随即彻闻。异时老桧独相，执政皆其所引，更不措辞。而淳熙间枢使周必大、同知施师点各陈己见，互相可否，则犹能于榻前论辨也。当朝宰执同班奏事，更无密奏，而枢臣黄洽见其有未协众心，则退而疏是非，是尚能与宰相异同也。如某事未施行，则以不肯任事责魏杞;如某除未公当，则以徇情废法责允文。至谓“朕有缺失，卿等亦不可不极言”。君臣之间，更相儆戒如此，则事何由不办，治何由不立哉？⑦
由此可知，晚朝的地点不固定，多数仍然集中于内殿如选德殿、祥曦殿等。主要参与人员仍然是二府宰执，而且是同班奏事。这样便于二府之间的信息交流、政务沟通，发挥宰执大臣的集体智慧。对皇帝而言，也能够防范壅蔽，防范出现秦桧式的宰相一人专断而执政官无所适从的局面。
（三）孝宗对朝政的主动参与度
不仅是临朝听政的时间长、频率高、增加了内殿引见和晚朝的君臣奏对制度，宋孝宗对朝政的主动参与程度也是非常高。他常常主动提出议题命臣僚讨论。有时候还主动提醒臣僚奏事。乾道元年十月乙酉，丞相洪适等奏言：“连日祠事，恐圣躬少劳，又蒙宣召，不知有何处分？”孝宗说：“亦别无事，只为卿等两日不曾奏事，明日又是旬假，恐事有积压。”洪适恭维道：“陛下勤政如此。”①有时候孝宗会直接颁布手札、御笔给臣僚，令其对某项政务提出解决方案。乾道六年五月戊寅，孝宗忽然以手札谕丞相陈俊卿曰：“朕痛念祖宗陵寝沦于北地者四十余年，今欲遣使往请，卿意以为如何？”俊卿回奏表示“欲俟一二年间，彼之疑心稍息，吾之事力稍充，乃可遣使”，并辞去相位。②周必大也多次收到皇帝的手札或御笔。《奉诏录》记载宋孝宗于淳熙九年三月十二日曾御笔询问周必大：
近见张氏论孟传，不知是谁作，论议如何？
回奏：此是张九成撰，议论明白，而以洛中程氏为主，九成仕至礼部侍郎，秦桧以其是赵鼎上客，久贬南安军。桧死后，尝起知温州，失明，奉祀，卒。③
淳熙十一年四月三日，孝宗再次下御笔道：“两月前，闻金主廵幸，欲移义胜军赴襄阳府驻扎，唐邓一带用骑之地，兼郭果能驾驻之鏑山险非所长也，今闻遗火屋宇几尽，适当此时，恐或天启之乎。卿可因此拟指挥来。”④君臣之间也会因为个别政事而往来反复数次之多。若与后代的皇帝相比，宋孝宗这种主动参与朝政，躬亲庶务的理政风格更显得难能可贵。宋宁宗以“临朝渊默”“法天不言”而著称，臣僚常常建议他学习宋孝宗。刘爚曾经借经筵讲读之际建言宋宁宗：“陛下临朝，渊默无言，必谓大臣进呈不待咨度，群臣献言当经中书。然讲读之际，则又不同，当款接以求多闻，问辩以求当理。今经筵所见，无异临朝，讲读进退，姑备故事。虽圣性自得，默而识之，然臣愿益广圣心，少加咨访。孝宗每对群臣，多所访问，讲读之臣，多得圣语。间因内宿，赐以面对，此陛下家法也。”⑤这也反证出宋孝宗参与朝政的主动程度之深。三、独断与委任：君相权力边界的议论
南宋时期中枢政治运作的实态，是通过日复一日的君主临朝听政而表现出来的。皇帝听政的频率、听政时间、对大小政务介入的程度，引对班次的多少，都反映着皇帝对政务处理的勤勉与否，也是国家中枢政治的运作是否流畅通达的标志。宋孝宗胸怀大志、意志坚定、精力充沛，其御殿听政频率之高，时间之长，内引臣僚班次之多，对晚朝的充分利用，在两宋诸帝中都是非常突出的，大约与宋神宗勤勉庶务的经历不相上下。正是因为对常朝制度的有效运作，宋孝宗常常被士大夫认为是君主独断、亲揽权纲、躬亲庶务、防范壅蔽的模范君主。但是这只是孝宗朝政治的一个面向，实际上当时及后世的不少士大夫对宋孝宗有着诸多批评。例如：“孝皇独运万几，颇以近习察大臣”，⑥“隆兴至淳熙，万几独运而大臣充位”，⑦“孝宗惩绍兴权臣之弊，躬揽朝纲，不以责任臣下”。⑧“孝宗临御久，事皆上决，执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惧顾望。”⑨刘光祖在乾道五年的对策中说：“凡今宰相之事，不过奉行文书条理而已矣，一政事无不从中治也，一听断无不从己出也。”⑩赵如愚也说道：“近者道路所闻一二有司裁节之事，或言亦取决于九重”，他建议孝宗：“览荀卿好要之说，鉴《虞书》丛脞之戒，凡事之所当为者，皆责成于群有司，而又备耳目之官，重封驳之任，俾谨修其职而告于上，陛下于是公听并观，操赏罚之大柄以临之，顾何求而不得哉！”？輥？輯？訛朱熹对宋孝宗更是不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而陛下所与亲密、所与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也。”后果在于“使陛下之号令黜陟不复出于朝廷而出于此一二人之门，名为陛下之独断，而實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柄”。①
显然，众多臣僚都对宋孝宗过于躬亲庶务、不任大臣、亲揽权柄的做法非常不满。在士大夫看来，在国家政治相对平稳、各项事务大体有章可循的情况下，皇帝过多地介入庶务其实是舍本逐末之举。李椿认为：“陛下亲揽权纲，圣主之事也。谓如近日陛下逐台谏，罢执政，可以销朋党，破奸邪，正纪纲，保善类，群臣莫不厌服陛下之英断。所谓亲揽权纲，如是而已可也。若会计州县之收支，讥察小臣之微罪，臣愿陛下不必经圣虑也。提纲振领，举其大者则小者莫不举也。”②吕祖谦言：“今陛下于声色、于游畋，澹然无一毫之欲，惟其有意于独运万机。故琐微繁细，悉经省览，酬酢区画，日不暇给，而天下大计，或有所遗，治效不进。”③
王十朋认为：“人主之职莫大于论相……论相得人，则可以相与大有为。”④虞允文也说：“论相系之人主，而择相当以天下。故宰相者，天下之选也。选不以天下而用于一人之私意，所相非所任，所任非所相，而天下之心必有所不服矣。”⑤黄洽指出：“人主之命相，任则勿疑。宰相重则朝廷尊，朝廷尊则庙社安。宰相抡才任职，当尽公心。君子进则庶职举，庶职举则天下治。”⑥
總之，士大夫多认为君主的主要职责在于选择、任命宰相，而不是亲自下行宰相百官庶务。皇帝需要任人不疑，“择之于未用之前，信之于既用之后。使之议论天下之事，陛下虚心而察纳之;使之负荷天下之责，陛下端己而责成之”。⑦吕祖谦也建议孝宗“虚心屈己，以来天下之善，居尊执要，以总万事之成，勿以图任或误而谓人多可疑，勿以聪明独高而谓智足遍察，勿详于小而遗远大之计，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萌”。这样，臣下劳碌而君主委任责成、端拱无为才是国家的求治之道。这一士大夫理想中的君相权力分界与现实中的皇帝夙兴夜寐、忧勤政务的君权行使方式难免有所冲突，引起了士大夫长期的讨论。而这种经久不息的士大夫舆论对此后的中枢权力形态也产生了影响。
正是鉴于宋孝宗过于独断、不任大臣、躬亲庶务的做法，当时的士大夫特别强调了委任责成的权力形态的重要性。在宋宁宗即位之初，曾经担任嘉王府翊善长达五年多的黄裳，重病之时还叮嘱宁宗道：“委任大臣，政出中书，万事坐理，此正得人君好要之道。……奖用台谏，每有弹劾，无不听从。善恶区分，纲纪振立，此正得祖宗设官之意。”并指出“此二事者，朝政之大者也”。⑧希望宋宁宗能够终身坚持。朱熹也指出：“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甚者方骤进而忽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此弊不革，臣恐名为独断而主威不免于下移。”朱熹还指出这是“自隆兴以来，已有此失”。⑨正是由于黄裳、朱熹这样的士大夫的建言，宁宗大体上接受了士大夫的训诫教导，加之宋宁宗个人的理政能力较弱，皇帝亲揽权纲的理政方式在宁宗朝不再出现。
① 这一观点已算得成为国内学界的共识。国外学者中，日本学者论述最为集中。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继承发展内藤湖南的观点，影响很大。详见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中文译本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黄约瑟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91页。
② 朱瑞熙先生最早关注了这一课题，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他将宋代君主视朝听政分为前殿视朝听政、内殿视朝听政、后殿再坐、百官大起居等形式，但将礼仪性的活动和具有实质意义的御殿听政杂糅，略显凌乱。平田茂树从政治空间的角度考察了御前会议在君臣交流中的位置（《宋代的政治空间：皇帝与臣僚交流方式的变化》，《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而对此问题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周佳的专著《北宋中央日常政务运行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其对北宋君主御殿听政制度的形成、]变过程、皇帝听政频率等问题讨论颇为详细，对南宋相关研究的展开具有重要价值。详见第一至三章。王化雨以选德殿为中心考察了南宋的宫廷建筑布局对君臣奏对产生的影响，其中涉及孝宗朝的君臣奏对，但只是侧重于选德殿，未能完全展开论述（王化雨：《南宋宫廷的建筑布局与君臣奏对——以选德殿为中心》，《史林》2012年第4期）。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高宗恭俭》，徐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1页。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8“建炎三年九月朔”条，胡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47页。
③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建炎三年二月丙子”条，第474页。
④ 佚名：《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7，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1379页。
⑤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9“绍兴三年六月丙戌”条，第1886页。
⑥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5“绍兴七年十月丁酉”条，第2147页。
⑦ 北宋都城开封各个殿宇的功能与君主御殿听政的流程紧密相连。相关研究参见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第99～106页;[日]平田茂树：《宋代的政治空间：皇帝与臣僚交流方式的变化》，《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周佳：《北宋前期日朝的形成与运行》，《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以及氏著《北宋中央日常政务运行研究》，第31～43页。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庚子”条，第2782页。
② 王应麟：《玉海》卷160，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第2952页。
③ 详见《宋史·地理志》《宋会要辑稿》《咸淳临安志》等记载。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8“绍兴三年九月丙辰”条，第1325页。
⑤ 脱脱：《宋史》卷85《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105页。
⑥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1《宫阙一》，《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358～3359页。
⑦ 吴自牧：《梦粱录》卷8《大内》，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92页。
⑧ 楼钥：《楼钥集》卷97《观文殿学士钱公行状》，顾大朋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85页。
①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四五，刘琳、刁忠民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734页。
② 《宋会要辑稿》仪制一，第2304页。
③ 邓小南主编：《过程·空间：宋代政治史再探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序言第5页。
④ 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如此完备的史料，也并非记载下皇帝每次常朝的所有议事经过，周必大的记载主要围绕着君臣共同商议处理宋高宗陵寝的修建以及谥号的选择为中心。而且在宋高宗下葬永思陵之后，周必大记载的每个月常朝的次数就大大减少。但这并不能证明孝宗常朝次数大减，而只是周必大选取了与丧礼相关的事实来记载而已。例如淳熙十五年十一月，见于记载的皇帝御后殿视事只有两次，十二月也仅有三次。这显然并非孝宗皇帝常朝的实情。
①② 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172《思陵录》上，收入《宋集珍本丛刊》（第52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698～703、695～698页。按：干支纪日后的括号内的数字为笔者所加，为对应的阴历日期。
③ 《宋史》卷34《孝宗本纪二》，第646页。
① 南宋诸帝中，孝宗以勤政最为受到臣僚认可。在实际政务中，宋孝宗要求臣僚在退朝之后再次入内殿奏事，这是此前和此后的皇帝很少做到的。宋高宗虽开创了晚朝的做法，但晚朝实行的最为持久的仍然是宋孝宗。如此看来，宋孝宗每日临朝的时间之长确实超过其他皇帝。
② 佚名：《宋史全文》卷24上，汪圣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001页。
③ 王化雨对南宋皇帝的选德殿议事有详细讨论，其中涉及孝宗朝。详见其《南宋宫廷的建筑布局与君臣奏对——以选德殿为中心》，《史林》2012年第4期。
④⑤ 《宋史全文》卷24下，第2020、2024页。
⑥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2《己酉传位录》，第521页。
⑦ 吴泳：《鹤林集》卷19《论今日未及于孝宗者六事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73页。
① 《宋史全文》卷24下，第2026頁。
② 《宋史全文》卷25上，第2085页。
③ 《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146《奉诏录一》，第465页。
④ 《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147《奉诏录二》，第490页。
⑤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1《刘文简公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
⑥⑦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5《考史》，栾保群、田松青、吕宗力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99、1715页。
⑧ 《宋史》卷394《林栗传》，第12027页。
⑨ 《宋史》卷397《徐谊传》，第12083页。
⑩ 黄淮、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85页。
? 黄淮、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52，第726页。
①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1《庚子应诏封事 淳熙七年四月》，收入《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87页。
②④ 黄淮、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145，第1917、1921页。
③ 吕祖谦：《东莱吕太史文集》卷3《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一》，收入《吕祖谦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7页。
⑤⑦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3《孝宗与近臣论德仁功利》，第540页。
⑥ 《宋史》卷387《黄洽传》，第11874页。
⑧ 楼钥：《楼钥集》卷106《端明殿学士致仕赠资政殿学士黄公墓志铭》，顾大朋点校，第1832～1833页。
⑨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经筵留身面陈四事札子》，收入《朱子全书》，第680页。
[关键词]御殿听政，宫城殿宇，流程，运作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2-0044-08
帝制时期，以皇帝、宰执为中心的中枢政治运作无疑处于国家政治的核心和首脑地位。对国家中枢政务的研究，需要考察中枢决策层裁决政务的具体活动、方式和地点。如国内外学者所论，宋代是君主独裁制度的确立时期，所谓的“君主独裁”并不是指君主个人的完全独断和恣意而为。从官僚制度上言，是指把尽量多的机构置于君主的直接指挥之下，所有的国家组织只由君主一人来统辖，是一种以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①而御殿听政就是君主最重要的政务处理活动之一，因而也成为考察君臣关系、中枢政治运作与权力格局变化的较佳视角。近年来，学者对北宋时期的君主听政制度已有不少研究，但对于南宋时期尚关注较少。②本文将关注南宋前期君主御殿听政制度的重建以及运作，并对其引发的政治舆论略作阐述，以深化对南宋前期中枢政治史的研究。
宋代皇帝参与朝政的最基本方式是临朝听政或者说御殿听政。在常朝之日，皇帝亲临殿廷，与宰辅大臣当面商议朝政。宋代文献中通常称为“朝会”“常朝”“视朝”“视事”等。这些词汇的内涵略有差异。“朝会”的内涵最广泛，包含皇帝御殿之时的一系列礼仪制度和听政活动两部分内容。就礼仪而言，既包括重大朝会典礼，也包括君臣相见时的各种具体礼节。听政主要指皇帝亲自主持的御前会议，它并不一定固定在某一座殿宇，但对中枢决策具有实质意义。本文所说的御殿听政、视朝主要是指后者。
南宋皇帝御殿听政制度的重建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一步是皇帝每日听政流程的重建;第二步则是对皇帝听政的地点、范围、层次等进一步地规范化、制度化。这又与临安宫廷殿宇的修建过程密切相連。以下分述之。一、南宋初期听政流程的继承与御殿制度的规范化
南宋前期皇帝每日听政的流程基本参照了北宋时的“前殿早朝-后殿再坐-午后或夜间经筵”，并随南宋政权的建立和稳固完善起来。南宋立国之初，战事紧张，行宫居所不定，视朝流程并不完备。例如高宗在扬州时期，“每退朝，即御殿旁一小阁，垂帘独坐，前设一素木桌子，上置笔砚，盖阅四方章奏于此。阁内惟二小珰侍侧，凡巨珰若内夫人奏事，上悉出阁外视之”。①建炎三年（1129年）九月初一，恰逢日食，“所蚀仅四分，未几复退。故事，日食不视朝”。吕颐浩请求改在晚朝进呈公事。②可见，建炎三年时即恢复每日早朝制度，宰执大臣早朝进呈公事，皇帝与大臣当面商议政事，裁决政务。遇到日食不视朝当然也是北宋以来的惯例。
早朝后，皇帝会退至内廷进早膳，再转入内殿引荐臣僚、亲录系囚或者批阅奏章，是为“后殿杂公事”。例如：“诏郎官以上所荐士，不候审察，并令入对，日于进膳后即后殿引三班。”③即是高宗亲自考察臣僚推荐之人。孝宗有时会亲录系囚，所谓“后殿临轩决遣罪人”。④而在下午或者晚间，如北宋皇帝一样，南宋诸帝也会参与经筵，阅读奏章书籍或者晚间再次召见臣僚商议政事。绍兴三年（1133年）六月，高宗因眼疾而不视朝。他对赵鼎说：“前夜已觉目痛，偶探报丛集，又新令范冲校陆贽奏议有两卷未曾看过，三更方看彻，比晓，目遂肿痛不能出。”⑤可知，宋高宗主要在晚间阅读书籍，偶尔赶上探报涌集，不得不晚上集中处理各地奏报。
据高宗自言，他每日的理政流程是这样的：“早朝退，省阅臣僚上殿章疏，食后，读《春秋》《史记》。晚食后，阅内外章奏。夜，读《尚书》，率以二鼓。”⑥批阅臣僚章奏与阅览书籍成为他在早朝后及晚间的主要工作。孝宗及之后的皇帝都继承了这一理政流程。总之，南宋皇帝理政流程基本继承自北宋诸帝，因而在高宗朝初期即确立完成，而御殿制度的建立则缓慢得多。
在皇城内部层叠林立的宫殿中，每个宫殿承担的政治功能都不大相同。君主临朝之日通过驾临不同的宫殿，既显示出皇权的至高无上与赫赫威仪，又具备着分流不同的政治活动的实际功能。这就形成了复杂而有层次的御殿制度。大体上，临安重要宫殿的名称和功能有不少继承自北宋都城开封的宫殿制度。北宋旧制，文德殿虽是“正衙”“前殿”，主要是举行元日、冬至日等大朝会之所，礼仪功能远大于议政功能。垂拱殿与紫宸殿虽是内殿，却是北宋皇帝每日早朝的御殿听政场所。中书、枢密院、开封府、审刑院等重要机构都在早朝时间面君奏事，涉及军国大政的内容更多，关系国家中枢政务最为直接。所以宋人说的“视朝”很多情况下是指垂拱殿早朝。崇政殿、延和殿更深居禁中，带有天子“私人空间”的色彩，也称为“便殿”。前殿视朝完毕后，皇帝会再御延和或崇政两座后殿，称为“后殿再坐”。前殿视朝时没有得到奏事机会的臣僚，可以利用“后殿再坐”之机面君奏事。这样君臣奏对的等级、频率、重要性通过宫殿的不断变换而体现出来。⑦
南宋君主也试图完整继承这一祖宗制度，但受限于内外因素，却重建缓慢。南宋的御殿制度之所以建立缓慢，一则与南宋立国以来的数十年时间一直处于战火硝烟之中，不得安心从事宫殿建设有关。建炎之初，宋金战事绵延不断，皇帝与大臣漂泊不定。建康、杭州、绍兴、明州都曾经是皇帝驻跸之地。建炎三年七月，高宗下诏升杭州为临安府，准备从建康移至临安。然而由于主战派的压力，不得不返回建康。直到绍兴八年正月，宋高宗坚持回到临安，正式以临安为“行在所”，成为实际的国都。在此期间，临安几乎没有从事过大规模的宫殿建设。最大的一次营建是在绍兴元年十一月，高宗令守臣徐康国措置草创，建造房屋一百余间，暂时保证了高宗驻跸期间的朝政处理。此后再无建设。第二，南宋御殿制度的重建迟迟不能完成也与临安宫城的先天不足有关。临安的皇宫原是杭州的州治，西边是凤凰山，南边靠近钱塘江，北边和东边都是城市街道。四方受限，不大可能向外拓展，因此宫殿建设进展缓慢。一直到绍兴八年后，朝廷开始大规模营造宫城。宫城大约周回九里，建有四个门，南门丽正门，北门和宁门，东门东华门，西边紧靠凤凰山，直到绍兴二十八年增筑了西华门。其中丽正门是正门，和宁门是后门，但由于城市厢坊和三省六部诸寺监的衙署主要在皇城以北，和宁门成为臣僚出入宫城的主要通道，故宫城实际上是坐南朝北。这是与北宋开封皇城格局的最大不同。而皇宫内主要殿宇如崇政殿、垂拱殿的修建则是在绍兴和议之后。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高宗诏命内侍王晋锡作崇政、垂拱二殿，“时言者请复朔日视朝之礼，而行宫止一殿，故改作焉”。①以射殿为基础增加两廊，并南廊殿门而修造了崇政殿，又新建了垂拱殿。在崇政殿基础上，逢朔、望朝参时安置了幕帐门，称之为文德殿、紫宸殿。次年，崇政殿修造完毕。宋高宗便在崇政殿的基础上安置帐门做文德殿，举行了文德殿视朝仪。
孝宗时期，先后修建了延和殿、改建射殿为选德殿。淳熙八年（1181年）八月十二日，孝宗下诏将垂拱殿之后的后殿拥舍改作延和殿。乾道初（一说淳熙初年），孝宗以射殿为基础，取“选射观德”之义，建选德殿。选德殿在禁垣东部，殿中有漆屏“书郡国守相名氏，群臣有图方略来上，可采者辄栖之壁，以备观览。数延文武，讲论治道，询求民隐，至于中外奏报，若军国之几务，皆于此省决……虽大寒暑不废”。②此外，还有皇帝燕闲休息之所，如复古殿、损斋、翠寒堂、澄碧殿等。③
至孝宗朝，临安皇宫的主要殿宇如崇政殿、垂拱殿、延和殿、选德殿等建造完毕，君主的御殿视朝制度化、规范化也基本重建完成。需要指出的是，南宋君主的御殿制度并非是对北宋制度的完全继承和照搬，而是在大体继承旧制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调整。由于临安的宫殿数量少，规模小，为了应付繁多的政务，朝廷采取了随事更换殿名、一殿多用的方式，使得南宋的皇帝御殿制度呈现出与北宋不同的特点。
早在绍兴三年，宋高宗率领群臣徘徊于临安与建康之间，两地的宫殿都是因陋就简，权宜性质很强。作为行宫的杭州只有一个殿宇，尚无固定名称，只是临时更名，“日见群臣、省政事，则谓之后殿;食后引公事，则谓之内殿;双日讲读于斯，则谓之讲殿”。因此殿梁木朽坏，不得不修缮，“乃权御射殿，极卑陋，茆屋纔三楹，侍臣行列，巾裹触栋宇”。④可见南宋初期君臣理政的简陋条件。也表明，绍兴初年的御殿制度尚无从谈起。
自绍兴十二年之后，伴随着临安重要宫廷殿宇的陆续修建，御殿制度也开始规范化，但是限于宫殿的规模和数量，“随事更名”的方法一直沿用下来。《宋史·地理志》称：“垂拱、大庆、文德、紫宸、祥曦、集英六殿，隨事易名，实一殿。重华、慈福、寿慈、寿康四宫，重寿、宁福二殿，随时异额，实德寿一宫。延和、崇政、复古、选德四殿，本射殿也。”⑤此处记载显然有误，垂拱殿是单独的宫殿，不可与大庆殿、文德殿混为一谈。不过大庆、文德、紫宸、祥曦、集英与崇政殿什么关系呢？各殿宇的政治功能有何区别呢？《咸淳临安志》记载：
文德殿 正衙 六参官起居 百官听宣布 绍兴十二年建
其余紫宸殿（上寿）、大庆殿（朝贺）、明堂殿（宗祀）、集英殿（策士），以上四殿皆即文德殿，随时揭名。
垂拱殿 常朝 四参官起居，绍兴十二年建。⑥
《梦粱录》等记载：
正衙即大庆殿，遇明堂大礼，正朔大朝会俱御之。如六参起居，百官听麻，改殿牌为文德殿，圣节上寿，改名紫宸，进士唱名，易牌集英，明禋为明堂殿。次曰垂拱殿，常朝四参起居之地。⑦
以上两书虽然没有提及崇政殿，但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可知，崇政殿与垂拱殿均为绍兴十二年建立。绍兴十三年的大朝会就是在崇政殿基础上增加帐门，换牌为文德殿举行的。显然，这里“随时揭名”的大庆、文德、紫宸、集英殿，其实就是崇政殿。至于祥曦殿与崇政殿，位置接近，功能不同。有时候皇帝也会在祥曦殿接受执政大臣奏事。如楼钥记载“二月庚辰朔，祥曦殿奏事”。⑧乾道八年（1172年）五月十五日，“宰执奏事于祥曦殿”。①
归纳言，南宋时期，因为崇政殿可以“随时揭名”而改称大庆殿、文德殿、紫宸殿、集英殿等，故崇政殿被南宋人称为“正衙”。遇明堂大礼、正朔大朝会、六参起居、百官听麻等朝会活动会在此举行。皇帝平日早朝所御殿宇却是垂拱殿。因此垂拱殿成为了“正殿”或“前殿”。南宋君主常朝御殿听政多数是指御垂拱殿，其关系国家中枢政务决策最为直接。至于南宋君主“后殿再坐”的“后殿”，高宗朝和孝宗朝所指不同。在高宗朝，系和早朝共用一个殿宇。绍兴十二年之后，前殿、后殿均指垂拱殿。如绍兴十三年二月七日，高宗诏：“今后遇假日坐后殿，止就常御殿。如有移倚子公事，亦就常御殿引。遇射[引]射公事，射殿权作后殿坐引。”②可知，假日坐后殿和常朝所御殿系一个殿宇，遇到引射公事，则射殿权作后殿。淳熙年间，宋孝宗在垂拱殿之后修建了后殿，后命名为延和殿。故后殿再坐，多转至延和殿举行。如周必大《思陵录》记载宋高宗丧礼期间，宋孝宗御后殿视朝，后殿即延和殿。延和殿有时也称为“内殿”。其余的选德殿、祥曦殿也在不同时期承担了君臣奏对的重要场域。这些都是南宋御殿制度不同于北宋之处。二、制度与实态：宋孝宗朝的御殿听政
至宋孝宗朝，君主的御殿听政制度重建完成，但是制度规定与实际运作很多时候是不一致的，诚如邓小南教授所指出：“相同的制度规定，不同场合下运作情形不一，实际功用不同……不能让表浅武断的‘具文二字掩盖实质性的内容，而要透过制度运行的实态去深究当时政治局面的实态。”③相同的制度规定会因为人事、实施环境等因素而表现出不同的运作实态。以下以御殿听政制度基本确立的孝宗朝为例，考察中枢日常政务的运作实态。
（一）孝宗御殿的频率
据现存史料来看，孝宗御殿的频率是很高的。除了旬假、日食、朝廷重臣、皇室亲贵的去世而临时辍朝及其他突发状况外，孝宗基本上每日都会临朝。淳熙七年三月，史浩、周必大等奏：“陛下日御前后殿，大率日旰方罢朝。只日又御讲筵，过是恐劳圣躬。”这里“日御前后殿”是指两个层次，就频率而言，孝宗基本上能够做到每日一朝;就御殿级别言，前殿视朝和后殿再坐都会坚持进行，不会有缺漏。那么，如果以月为单位，宋孝宗御殿的频率究竟有多少呢？宋孝宗朝的日历、实录均未流传下来，无法考证其常朝的频率。但是周必大的《思陵录》记载了淳熙十四年八月庚午朔至十六年二月壬戌间，孝宗君臣商议宋高宗的丧礼以及在此期间皇帝理政的过程。周必大先后担任右丞相、左丞相，基本上全程参与了重大事件的处理，这是考察宋孝宗朝政治运作的绝佳史料。④在宋高宗去世后的前两个月，孝宗哀恸不已，常朝听政的时间难以保证。淳熙十四年十一月甲寅（初五），臣僚上表请求皇帝御正殿听政，孝宗不允。直到臣僚第三次上表，孝宗于甲辰日（初七）下诏：“可自十八日内殿引辅臣及上殿班，俟过拊庙，勉从所请。”即自本月十八日开始在内殿引见辅臣和上殿班次，御正殿听政须至高宗神位拊庙后方可。故我们选取宋孝宗接受臣僚奏请，开始御延和殿视事的十二月份来考察，以直观反映宋孝宗每月常朝听政的频次。《思陵录》载：
十二月戊辰朔（1），朝于延和，从驾过德寿宫哭临奉慰如仪。
己巳（2），歇泊，不坐，入局。
庚午（3），延和奏事，
辛未（4），延和奏事。
壬申（5），从驾如月旦之仪。
癸酉（6），歇泊，不坐，入局。
甲戌（7），国忌行香。
乙亥（8），延和奏事，
丙子（9），微雨。延和奏事，呈接伴金国将来吊慰使副。
丁丑（10），旬休。
戊寅（11），朝于延和，从驾过宫。
己卯（12），不坐，入局。
庚辰（13），延和奏事，呈桩办虏中吊祭使例物。
辛巳（14），延和奏事。
壬午（15），常参官延和起居讫，宰相升殿奏事。
癸未（16），歇泊，不坐。
甲申（17），延和奏事，呈给事中王信驳礼官看详唐辂文字，乞将辂罢黜。
乙酉（18），延和奏事，呈郑桥奏，乞诏大臣详处正旦人使等事。
丙戌（19），腊假。国忌，行香毕，清华奏事。
丁亥（20），旬休。
戊子（21），朝于延和。
己丑（22），歇泊，不坐，入局。
庚寅（23），不坐，入局。
辛卯（24），延和奏事，呈礼官详议到郑侨奏札。
壬辰（25），雨，皇太后圣旨免过宫烧香。不坐，入局。
癸巳（26），早设素幄于垂拱殿之东偏。
甲午（27），节假。有旨许人使游天竺寺。
乙未（28），节假。
丙申（29），节假。①
在十二月的29天中，“朝于延和”“延和奏事”“常参官延和起居讫，宰相升殿奏事”均是指常朝奏事，也即皇帝在延和殿主持的御前会议，君臣当面商议朝政。通常宰执会以进呈臣僚札子的方式，提出对某项政事的处理建议，皇帝与宰执协商后做出裁决。本月宋孝宗御延和殿听政天数为13次，似乎并不多。在癸巳（26日），宋孝宗在垂拱殿之东偏殿接见了金国贺正旦使者。丙戌日虽然是腊假，皇帝不坐延和殿，但是仍然有“清华奏事”。这样共有15天，大约是每两天御殿听政一次。这显然与臣僚所恭维孝宗的“日御前后殿”不符。实际上需要综合考虑宋孝宗服丧以及十二月假日较多的特殊情况。十二月的“腊假”“节假”共有四天，旬休每月三天，共七天。按照惯例，皇帝在假日是不会御殿的，但不排除皇帝临时在内殿召见臣僚奏事的情况。此外，还有六次“歇泊，不坐”。“不坐”，即在高宗丧礼期间，宋孝宗须至德寿宫夜宿，便不再返回皇宫主持次日早朝、后殿再坐等朝议事宜。可以推测，在正常而非恰逢丧礼期的朝会制度中，宋孝宗在德寿宫“歇泊，不坐”的几日，应当会是御殿听政的日子。这里我们暂时以十一月十八日至十二月十八日来做大致推测。
十一月
乙卯（18），上初御延和，白纱四脚、白衫、黑带。进呈懿节皇后改谥宪节……
丙辰（19），五更雷声起西北。早，上御延和，崇政东庑素已撤去。
丁巳（20），旬休。
戊午（21），延和奏事，
己未（22），上御延和。
庚申（23），延和奏事，
辛酉（24），延和奏事。
壬戌（25），延和奏事。
癸亥（26），太上七七，从驾过宫哭临。
甲子（27），不坐，入局。
乙丑（28），延和奏事。
丙寅（29），延和奏事。
丁卯（30），旬休。②
（以下接十二月初一日至十八日）
可知，在宋孝宗赴德寿宫哭临的日子，通常不会举行常朝事宜。而在其他时日，皇帝一般会御延和殿理政。以此来推测，在正常月份，宋孝宗每月御殿听政天数大概在22～25天，不会超过27天。这一频次在两宋诸帝中都应当是很高的。这或许是此后的臣僚屡屡颂扬宋孝宗的部分原因吧。
宋孝宗的勤于临朝听政，不敢荒怠，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持之以恒的。宋孝宗在位27年间，几乎未见其长期辍朝的记载。最长的一次大概是在乾道五年的五六月间。五月己巳，孝宗“以射弩弦断伤目，不视朝”，直到六月戊戌，“始视朝”。③这里的“不视朝”是指不举行御殿的仪制及在前殿听政，孝宗仍然可能在后殿或者内殿接受宰辅议事。如淳熙十四年十月，宋高宗病重期间，宋孝宗不视朝，即命“宰执奏事内殿”。
（二）孝宗听政的时间
具体到宋孝宗每一日听政的时间，也往往比较长。北宋真宗以后的皇帝结束后殿议事的时间大概是每日午时（中午十二点）或未时（下午一点）。而宋孝宗则“日御前后殿，大率日旰方罢朝”，据此，宋孝宗结束后殿视事时已经接近日暮时分了。这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宋孝宗每日临朝时间之长确实是超越南宋诸帝的。①孝宗之所以每日听政时间之长，可能包括了在每日前后殿坐朝听政之外，在下午再次排列班次，引见臣僚的奏对活动。隆兴二年（1164年）冬十月乙亥，孝宗诏：“朕每听朝议政，顷刻之际，意有未尽。自今执政大臣或有奏陈，宜于申未间入对便殿，庶可坐论，得尽所闻，期跻于治。”②申未间大概是下午一点至五点，孝宗主动接受臣僚奏对和议事，奏对的地点在“便殿”或“内殿”，方式是“坐论”。内殿奏事之时，皇帝通常会给臣僚赐坐，这与早朝之上臣僚站立奏事有很大不同。在内殿的环境中，君臣之间不似朝殿之上那般地位悬隔，可以相对平等地商议政事，坐而论道。君臣奏对的时间更加充裕，方式灵活，氛围轻松，不似前殿后殿那样的严肃正式，议政效果也更为充分。因为临安宫城的殿宇有限，很多时候内殿召见就是在选德殿进行。③选德殿位于宫城的东北部，深居内廷。但因三省枢密院等主要中央机构均位于皇城北面，臣僚可以经由东华门进入，反而较位于皇城南面的垂拱殿、崇政殿更为便利。选德殿议事增加了皇帝与臣僚的沟通途径，对皇帝而言，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对臣僚，则可更为充分的展现其对政治的見解，进而影响皇帝的决策。
与北宋时期皇帝每日的理政流程不同，自宋高宗开始，增加了晚朝，这一君臣议政新形式。一般而言，除非遇到紧急状况，皇帝在晚间一般会采取阅读书籍、批阅奏章、参与经筵讲读等活动，不再有专门的君臣奏对议事。南宋朝廷建立之初，国家形势危急，战事紧张，日常的常朝制度无法应付复杂多变的局势，君臣议政制度随之做出调整。晚间的议政有时候也会被充分利用起来，于是建炎之初便出现“晚朝”的说法。宋孝宗时期是晚朝最为频繁的时期。广义而言，晚朝应当属于内殿引见的范围，不仅仅是因为引见地点相同（如大多仍是选德殿），有时候引见对象都大体一致。狭义而言，晚朝是与早朝相对的君臣奏对形式，参与的臣僚主要是三省枢密院的长贰官等核心官僚。
宋孝宗的晚朝大概始于乾道元年。五月辛亥，孝宗晓谕丞相钱端礼等：“早朝与卿等每不从容，今后晚间少暇时，当召卿等款曲论治道。”端礼等退朝后，孝宗又派遣宦官传旨：“每遇晚，召公于东华门入，诣选德殿奏事。”④自此之后，晚间召对宰执大臣的频率很高。钱端礼、周必大、虞允文、洪迈等人均被召见过。乾道元年七月癸丑，孝宗晚御选德殿。“御坐后有金漆大屏，分画诸道，各列监司、郡守为两行，以黄签标识居官省职位、姓名。”孝宗指示洪适等说：“朕新作此屏，其皆是华夷图，甚便观览。卿等于都堂，亦可依此。”⑤《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也记载：（乾道七年四月）“晚朝，孝宗御选德殿，始以立皇太子御札宣示大臣……”⑥可见，晚朝之时主要参与者仍然是二府宰执，君臣商议的政事也较为广泛，可以是事关皇位传承的大事，也可以是皇帝理政心得的交流。多年之后，理宗朝的吴泳对孝宗君臣的做法感慨不已：
故召于选德，见于祥曦，引于水殿，燕于观堂，从容坐席之间，略同宾友，上下射饮之乐，过于丝竹，非但曰礼乐相示而已。凡军国大政，古今理乱，有事当商确者，不妨直奏;有疑当关决者，随即彻闻。异时老桧独相，执政皆其所引，更不措辞。而淳熙间枢使周必大、同知施师点各陈己见，互相可否，则犹能于榻前论辨也。当朝宰执同班奏事，更无密奏，而枢臣黄洽见其有未协众心，则退而疏是非，是尚能与宰相异同也。如某事未施行，则以不肯任事责魏杞;如某除未公当，则以徇情废法责允文。至谓“朕有缺失，卿等亦不可不极言”。君臣之间，更相儆戒如此，则事何由不办，治何由不立哉？⑦
由此可知，晚朝的地点不固定，多数仍然集中于内殿如选德殿、祥曦殿等。主要参与人员仍然是二府宰执，而且是同班奏事。这样便于二府之间的信息交流、政务沟通，发挥宰执大臣的集体智慧。对皇帝而言，也能够防范壅蔽，防范出现秦桧式的宰相一人专断而执政官无所适从的局面。
（三）孝宗对朝政的主动参与度
不仅是临朝听政的时间长、频率高、增加了内殿引见和晚朝的君臣奏对制度，宋孝宗对朝政的主动参与程度也是非常高。他常常主动提出议题命臣僚讨论。有时候还主动提醒臣僚奏事。乾道元年十月乙酉，丞相洪适等奏言：“连日祠事，恐圣躬少劳，又蒙宣召，不知有何处分？”孝宗说：“亦别无事，只为卿等两日不曾奏事，明日又是旬假，恐事有积压。”洪适恭维道：“陛下勤政如此。”①有时候孝宗会直接颁布手札、御笔给臣僚，令其对某项政务提出解决方案。乾道六年五月戊寅，孝宗忽然以手札谕丞相陈俊卿曰：“朕痛念祖宗陵寝沦于北地者四十余年，今欲遣使往请，卿意以为如何？”俊卿回奏表示“欲俟一二年间，彼之疑心稍息，吾之事力稍充，乃可遣使”，并辞去相位。②周必大也多次收到皇帝的手札或御笔。《奉诏录》记载宋孝宗于淳熙九年三月十二日曾御笔询问周必大：
近见张氏论孟传，不知是谁作，论议如何？
回奏：此是张九成撰，议论明白，而以洛中程氏为主，九成仕至礼部侍郎，秦桧以其是赵鼎上客，久贬南安军。桧死后，尝起知温州，失明，奉祀，卒。③
淳熙十一年四月三日，孝宗再次下御笔道：“两月前，闻金主廵幸，欲移义胜军赴襄阳府驻扎，唐邓一带用骑之地，兼郭果能驾驻之鏑山险非所长也，今闻遗火屋宇几尽，适当此时，恐或天启之乎。卿可因此拟指挥来。”④君臣之间也会因为个别政事而往来反复数次之多。若与后代的皇帝相比，宋孝宗这种主动参与朝政，躬亲庶务的理政风格更显得难能可贵。宋宁宗以“临朝渊默”“法天不言”而著称，臣僚常常建议他学习宋孝宗。刘爚曾经借经筵讲读之际建言宋宁宗：“陛下临朝，渊默无言，必谓大臣进呈不待咨度，群臣献言当经中书。然讲读之际，则又不同，当款接以求多闻，问辩以求当理。今经筵所见，无异临朝，讲读进退，姑备故事。虽圣性自得，默而识之，然臣愿益广圣心，少加咨访。孝宗每对群臣，多所访问，讲读之臣，多得圣语。间因内宿，赐以面对，此陛下家法也。”⑤这也反证出宋孝宗参与朝政的主动程度之深。三、独断与委任：君相权力边界的议论
南宋时期中枢政治运作的实态，是通过日复一日的君主临朝听政而表现出来的。皇帝听政的频率、听政时间、对大小政务介入的程度，引对班次的多少，都反映着皇帝对政务处理的勤勉与否，也是国家中枢政治的运作是否流畅通达的标志。宋孝宗胸怀大志、意志坚定、精力充沛，其御殿听政频率之高，时间之长，内引臣僚班次之多，对晚朝的充分利用，在两宋诸帝中都是非常突出的，大约与宋神宗勤勉庶务的经历不相上下。正是因为对常朝制度的有效运作，宋孝宗常常被士大夫认为是君主独断、亲揽权纲、躬亲庶务、防范壅蔽的模范君主。但是这只是孝宗朝政治的一个面向，实际上当时及后世的不少士大夫对宋孝宗有着诸多批评。例如：“孝皇独运万几，颇以近习察大臣”，⑥“隆兴至淳熙，万几独运而大臣充位”，⑦“孝宗惩绍兴权臣之弊，躬揽朝纲，不以责任臣下”。⑧“孝宗临御久，事皆上决，执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惧顾望。”⑨刘光祖在乾道五年的对策中说：“凡今宰相之事，不过奉行文书条理而已矣，一政事无不从中治也，一听断无不从己出也。”⑩赵如愚也说道：“近者道路所闻一二有司裁节之事，或言亦取决于九重”，他建议孝宗：“览荀卿好要之说，鉴《虞书》丛脞之戒，凡事之所当为者，皆责成于群有司，而又备耳目之官，重封驳之任，俾谨修其职而告于上，陛下于是公听并观，操赏罚之大柄以临之，顾何求而不得哉！”？輥？輯？訛朱熹对宋孝宗更是不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而陛下所与亲密、所与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也。”后果在于“使陛下之号令黜陟不复出于朝廷而出于此一二人之门，名为陛下之独断，而實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柄”。①
显然，众多臣僚都对宋孝宗过于躬亲庶务、不任大臣、亲揽权柄的做法非常不满。在士大夫看来，在国家政治相对平稳、各项事务大体有章可循的情况下，皇帝过多地介入庶务其实是舍本逐末之举。李椿认为：“陛下亲揽权纲，圣主之事也。谓如近日陛下逐台谏，罢执政，可以销朋党，破奸邪，正纪纲，保善类，群臣莫不厌服陛下之英断。所谓亲揽权纲，如是而已可也。若会计州县之收支，讥察小臣之微罪，臣愿陛下不必经圣虑也。提纲振领，举其大者则小者莫不举也。”②吕祖谦言：“今陛下于声色、于游畋，澹然无一毫之欲，惟其有意于独运万机。故琐微繁细，悉经省览，酬酢区画，日不暇给，而天下大计，或有所遗，治效不进。”③
王十朋认为：“人主之职莫大于论相……论相得人，则可以相与大有为。”④虞允文也说：“论相系之人主，而择相当以天下。故宰相者，天下之选也。选不以天下而用于一人之私意，所相非所任，所任非所相，而天下之心必有所不服矣。”⑤黄洽指出：“人主之命相，任则勿疑。宰相重则朝廷尊，朝廷尊则庙社安。宰相抡才任职，当尽公心。君子进则庶职举，庶职举则天下治。”⑥
總之，士大夫多认为君主的主要职责在于选择、任命宰相，而不是亲自下行宰相百官庶务。皇帝需要任人不疑，“择之于未用之前，信之于既用之后。使之议论天下之事，陛下虚心而察纳之;使之负荷天下之责，陛下端己而责成之”。⑦吕祖谦也建议孝宗“虚心屈己，以来天下之善，居尊执要，以总万事之成，勿以图任或误而谓人多可疑，勿以聪明独高而谓智足遍察，勿详于小而遗远大之计，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萌”。这样，臣下劳碌而君主委任责成、端拱无为才是国家的求治之道。这一士大夫理想中的君相权力分界与现实中的皇帝夙兴夜寐、忧勤政务的君权行使方式难免有所冲突，引起了士大夫长期的讨论。而这种经久不息的士大夫舆论对此后的中枢权力形态也产生了影响。
正是鉴于宋孝宗过于独断、不任大臣、躬亲庶务的做法，当时的士大夫特别强调了委任责成的权力形态的重要性。在宋宁宗即位之初，曾经担任嘉王府翊善长达五年多的黄裳，重病之时还叮嘱宁宗道：“委任大臣，政出中书，万事坐理，此正得人君好要之道。……奖用台谏，每有弹劾，无不听从。善恶区分，纲纪振立，此正得祖宗设官之意。”并指出“此二事者，朝政之大者也”。⑧希望宋宁宗能够终身坚持。朱熹也指出：“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甚者方骤进而忽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此弊不革，臣恐名为独断而主威不免于下移。”朱熹还指出这是“自隆兴以来，已有此失”。⑨正是由于黄裳、朱熹这样的士大夫的建言，宁宗大体上接受了士大夫的训诫教导，加之宋宁宗个人的理政能力较弱，皇帝亲揽权纲的理政方式在宁宗朝不再出现。
① 这一观点已算得成为国内学界的共识。国外学者中，日本学者论述最为集中。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继承发展内藤湖南的观点，影响很大。详见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中文译本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黄约瑟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91页。
② 朱瑞熙先生最早关注了这一课题，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他将宋代君主视朝听政分为前殿视朝听政、内殿视朝听政、后殿再坐、百官大起居等形式，但将礼仪性的活动和具有实质意义的御殿听政杂糅，略显凌乱。平田茂树从政治空间的角度考察了御前会议在君臣交流中的位置（《宋代的政治空间：皇帝与臣僚交流方式的变化》，《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而对此问题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周佳的专著《北宋中央日常政务运行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其对北宋君主御殿听政制度的形成、]变过程、皇帝听政频率等问题讨论颇为详细，对南宋相关研究的展开具有重要价值。详见第一至三章。王化雨以选德殿为中心考察了南宋的宫廷建筑布局对君臣奏对产生的影响，其中涉及孝宗朝的君臣奏对，但只是侧重于选德殿，未能完全展开论述（王化雨：《南宋宫廷的建筑布局与君臣奏对——以选德殿为中心》，《史林》2012年第4期）。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高宗恭俭》，徐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1页。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8“建炎三年九月朔”条，胡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47页。
③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建炎三年二月丙子”条，第474页。
④ 佚名：《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7，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1379页。
⑤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9“绍兴三年六月丙戌”条，第1886页。
⑥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5“绍兴七年十月丁酉”条，第2147页。
⑦ 北宋都城开封各个殿宇的功能与君主御殿听政的流程紧密相连。相关研究参见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第99～106页;[日]平田茂树：《宋代的政治空间：皇帝与臣僚交流方式的变化》，《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周佳：《北宋前期日朝的形成与运行》，《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以及氏著《北宋中央日常政务运行研究》，第31～43页。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庚子”条，第2782页。
② 王应麟：《玉海》卷160，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第2952页。
③ 详见《宋史·地理志》《宋会要辑稿》《咸淳临安志》等记载。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8“绍兴三年九月丙辰”条，第1325页。
⑤ 脱脱：《宋史》卷85《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105页。
⑥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1《宫阙一》，《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358～3359页。
⑦ 吴自牧：《梦粱录》卷8《大内》，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92页。
⑧ 楼钥：《楼钥集》卷97《观文殿学士钱公行状》，顾大朋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85页。
①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四五，刘琳、刁忠民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734页。
② 《宋会要辑稿》仪制一，第2304页。
③ 邓小南主编：《过程·空间：宋代政治史再探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序言第5页。
④ 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如此完备的史料，也并非记载下皇帝每次常朝的所有议事经过，周必大的记载主要围绕着君臣共同商议处理宋高宗陵寝的修建以及谥号的选择为中心。而且在宋高宗下葬永思陵之后，周必大记载的每个月常朝的次数就大大减少。但这并不能证明孝宗常朝次数大减，而只是周必大选取了与丧礼相关的事实来记载而已。例如淳熙十五年十一月，见于记载的皇帝御后殿视事只有两次，十二月也仅有三次。这显然并非孝宗皇帝常朝的实情。
①② 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172《思陵录》上，收入《宋集珍本丛刊》（第52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698～703、695～698页。按：干支纪日后的括号内的数字为笔者所加，为对应的阴历日期。
③ 《宋史》卷34《孝宗本纪二》，第646页。
① 南宋诸帝中，孝宗以勤政最为受到臣僚认可。在实际政务中，宋孝宗要求臣僚在退朝之后再次入内殿奏事，这是此前和此后的皇帝很少做到的。宋高宗虽开创了晚朝的做法，但晚朝实行的最为持久的仍然是宋孝宗。如此看来，宋孝宗每日临朝的时间之长确实超过其他皇帝。
② 佚名：《宋史全文》卷24上，汪圣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001页。
③ 王化雨对南宋皇帝的选德殿议事有详细讨论，其中涉及孝宗朝。详见其《南宋宫廷的建筑布局与君臣奏对——以选德殿为中心》，《史林》2012年第4期。
④⑤ 《宋史全文》卷24下，第2020、2024页。
⑥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2《己酉传位录》，第521页。
⑦ 吴泳：《鹤林集》卷19《论今日未及于孝宗者六事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73页。
① 《宋史全文》卷24下，第2026頁。
② 《宋史全文》卷25上，第2085页。
③ 《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146《奉诏录一》，第465页。
④ 《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147《奉诏录二》，第490页。
⑤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1《刘文简公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
⑥⑦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5《考史》，栾保群、田松青、吕宗力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99、1715页。
⑧ 《宋史》卷394《林栗传》，第12027页。
⑨ 《宋史》卷397《徐谊传》，第12083页。
⑩ 黄淮、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85页。
? 黄淮、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52，第726页。
①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1《庚子应诏封事 淳熙七年四月》，收入《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87页。
②④ 黄淮、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145，第1917、1921页。
③ 吕祖谦：《东莱吕太史文集》卷3《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一》，收入《吕祖谦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7页。
⑤⑦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3《孝宗与近臣论德仁功利》，第540页。
⑥ 《宋史》卷387《黄洽传》，第11874页。
⑧ 楼钥：《楼钥集》卷106《端明殿学士致仕赠资政殿学士黄公墓志铭》，顾大朋点校，第1832～1833页。
⑨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经筵留身面陈四事札子》，收入《朱子全书》，第6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