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8世纪英国学园的兴起
[关键词]学园，非国教徒，高等教育，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K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2-0029-07
凡论及18世纪英国教育，或多或少都会述及学园（Dissenting Academies）。①学园是王政复辟后，非国教徒为弥补自身高等教育权利丧失而开办的教育机构。伴随着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安立甘宗重新被确定为英国国教，“劳德派”占多数的骑士议会颁布排斥性法律，确立国教的垄断地位（Anglican hegemony）。1662年颁布的《信仰划一法》（Uniformity Act）规定，宣誓信奉国教、承认“三十九条信纲”（The Thirty-nine Articles of Religion）不仅是国教会神职人员、学校教师就职的必要条件，②还是牛津大学学生入学、剑桥大学学生获得学位的前提条件。③由此，非国教徒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在某种程度被剥夺，于是他们秘密开办学园进行自救。光荣革命后，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调整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学园逐步兴起。在兴起过程中，学园不断进行教育革新，取得丰硕成果，在英国近代社会转型中占有一席之地。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较为重视对学园的研究，目前已获得丰富的研究成果。艾琳·帕克以学园为支点纵向分析了英国教育发展历程，认为学园是英国高等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主要推动力。④阿什利·史密斯关注了各学园主要教师的教育理念、教育成果等，认为学园教师是影响学园教学改革和整体发展的重要因素。⑤到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研究视角的转变，对学园评价出现分歧。尼古拉斯·汉斯以《牛津国家传记词典》（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名录为主要评判标准，将学园与同时期其他学校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学园在教育现代化方面的开创性较为有限。⑥马修·默瑟通过对学园生源、教学内容等进行研究，认为在1750—1850年间，学园只是占领导阶层的部分非国教徒的学习场所，其教育以宗教教育为主，世俗教育既不占主流也难以对社会产生实质性影响。⑦
国内学界对学园研究相对较少，关注点集中在学园的课程和影响等方面。徐辉、郑继伟分析了学园的课程内容，认为学园推动了近代英国社会变革。①邓云清将学园与英国泛智运动相结合，分析了学园的社会影响。②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拓展了学园研究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但对学园的兴起与历史发展进程之间的关联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对学园评价有较大差异。事实上，学园在18世纪的兴起，不单单是一个教育事件，它涉及斯图亚特王朝与汉诺威王朝宗教政策的转变，关系到英国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价值观念转变等多方面内容，与英国社会转型具有密切关系。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英国社会转型的背景出发，系统探究学园的兴起及影响，以求揭示18世纪英国社会发展的深层次动因。一、学园兴起的原因
学园成立之初，受政府打击和国教会排挤，具有规模小、条件差、选址隐蔽等特征，很多学园被迫中途关闭。18世纪后，学园得到较大发展。1689—1789年间，有名可查的学园有101所，③遍布英国。学园在18世纪的兴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光荣革命后，英国逐步宽容的宗教政策为学园兴起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1689年，议会通过《宗教宽容法》后，政府对学园的管理开始放松。乔治一世、乔治二世统治时期，两位国王和占议会多数席位的辉格党都支持宗教宽容，这为学园发展打开新的空间。1719年，限制学园发展的《反教会分裂法》（Schism Act， 1714）被废止。1734年，政府通过“北安普敦学园案”默认学园具有合法地位。
“北安普敦学园案”缘起于北安普敦学园教师与国教会牧师关于北安普敦地区布道权的纠纷。1729年，菲利普·多德里奇（Philip Doddridge）在北安普敦建立北安普敦学园，并鼓励学生在该地布道。1732年4月，国教牧师威尔斯（Rev. Wills）向多德里奇写信称：“我是该区宗教事务负责人……我不希望你的学生在本区布道！”④多德里奇明确拒绝了他的要求。威尔斯牧师随即控诉多德里奇未按照规定申领办学许可证。多德里奇因此受到地方宗教法庭传唤。当此案在威斯敏斯特大厅进行审判时，哈利法克斯伯爵、斯特拉特福德主教等都为多德里奇辩护，乔治二世也声明“在他统治期间不可再出现因信仰获罪的事情”。⑤1734年，多德里奇被判无罪！威斯敏斯特大厅的审理传递了英国上级法庭对非国教徒开办学园的态度，为地方法庭处理类似诉争提供了判例依据。此后，国家对非国教徒开办学园的处罚再未出现。学园普遍开始进行大规模扩建，北安普敦学园也成为第一个建造图书馆的学园。⑥
其次，在18世纪的英国，对非国教徒宽容日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为学园兴起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学园的创办主体是非国教徒，英国社会对非国教徒的态度直接影响学园的发展。约翰·摩尔的学园在威廉三世统治时期就一直为当时严厉的宗教氛围所困扰。⑦
17世纪后期，约翰·洛克率先提倡宗教宽容。18世纪初，非国教徒丹尼尔·笛福主编的《评论》（Review）等杂志名噪一时。它们以浅显的幽默讽刺国教会，引起大众对国教会弊端的反思，为非国教徒赢得好感。1714年，国教牧师托马斯·科林斯（Thomas Collins）指出：“斯旺西（Swansea）受到非国教派书籍、观念极大污染。”⑧与此同时，批判国教会的自然神论在宗教领域兴起，社会上对国教会的质疑不断增加。1738年，坎特伯雷大主教称：“人们公开蔑视国教是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⑨社会上萌生的这种对国教会的反对情绪，缓和了人们对非国教徒的敌意，使学园作为传播“非国教”信仰的场所而逐渐被大众接受。18世纪上半叶《旁观者》杂志开展关于“公学教育和私立教育”的讨论，也激发了社会上对学园优点的关注。①1745年，詹姆斯党人再次组织叛乱，非国教徒积极拥护汉诺威王朝統治。②社会对非国教徒的宗教偏见进一步消除，学园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英国贵族也开始进入学园学习。邓莫尔伯爵（Earl of Dunmore）、威廉·曼纳斯勋爵（Lord William Manners）等都是北安普敦学园学生。近代英国等级界限明显，贵族的加入显示了学园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标志着学园已实现崛起。
最后，随着18世纪英国经济的发展，大众对教育产生新的诉求，学园对时代需求的满足为其兴起提供物质保障。18世纪英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活动复杂性加强，对于专业人士如医生、药剂师、贸易商等需求增加。这些新兴职业大多收入不菲，这使它们成为人们的就业目标。同时，在18世纪的英国，掌握科学知识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科学协会兴起。
学园课程实用性强，能够满足大众的教育诉求，这为其赢得了大量生源。早在17世纪学园就因实用性课程获得好评。到18世纪上半叶，学园出现了专门的工商业、医学等职业教育课程，对科学的重视进一步加强。具有重要影响的月光社（Lunar Society）等都是学园毕业生组建的。这使得民众可以通过学园获得进入新兴职业的通道，增加了学园的吸引力。正如威尔逊所述：“一些具有社会地位的绅士很讨厌非国教徒，但为了孩子的教育仍把子女送入哈尔菲的学园学习。”③同时，学园学习氛围较好，学生整体花费较低，这进一步增加了学园吸引力，使其生源范围得到扩大。英属西印度群岛大种植园主塞缪尔·沃恩（Samuel Vaughan）就将两个儿子送到沃灵顿学园学习，并指出：“我将他们送到如此遥远的地方就是为了让他们在良好道德的熏陶下获得知识……我的儿子比利10个月只花费59英镑12先令。”④沃恩对比利的花费很满意，这也显示了丰富的课程和较低的学费让学园具有较高的性价比，为学园带来大量生源。充足的生源为学园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推动了学园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其兴起。
综上所述，学园的兴起是国家宗教宽容政策和18世纪英国经济社会变迁综合作用的结果。光荣革命后，国家推行的宗教宽容政策是学园兴起的前提。大众日渐宽容的宗教意识为学园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氛围。在此基础上，学园对大众教育诉求的满足进一步使学园兴起成为可能。二、革新传统高等教育弊端
早期学园普遍被认为沿袭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下文简称“两所古典大学”⑤）的教育模式。18世纪后，学园逐步对以两所古典大学为代表的传统高等教育弊端进行革新，构建新的教育模式，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教育质量也得到社会认可。在《牛津国家传记词典》中，学园师生就有608名，⑥其中包括“圣诗之父”艾萨克·沃茨（Isaac Watts）、“化学之父”约翰·道尔顿、“监狱改革之父”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等。北安普敦学园（Northampton Academy，1729—1751年）被称为英格兰最优良的教育机构，沃灵顿学园（Warrington Academy，1757—1786年）被誉为“北方的雅典”，⑦哈克尼学园（Hackney Academy，1786—1850年）被认为超越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⑧
18世纪，以两所古典大学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弊端主要体现在：首先，教学方法保守，以传统问答制为主。在18世纪“以应付考试为目的的教学系统被破坏，考试的组织和管理都不能令人满意”，⑨教学难以达到理想效果。其次，教学内容单一，以古典教育为主。古典教育是由那些相信贵族思想的人们开创的，并首先是为没有金钱之忧的人服务。①最后，入学门槛高，具有一定等级性。它们收费昂贵，并将信奉国教作为学生入学、毕业和留校任教的重要考核标准。两所古典大学的学生入学后，按照贵族生（noble）、高级自费生（gentleman commoner）、自费生（pensioners）、减费生（sizars）四个等级享受明显不同的学习、生活条件。②在这种教育模式下，两所古典大学逐渐为贵族和中高级国教教士子弟所垄断，学生就业集中在国教会和政府部门。牛津大学每年约57%～72%的学生进入国教会。1752—1799年，剑桥大学约60%的学生进入教会，从事金融、工商业者几乎为零。③
早期学园教师“大都曾在大学接受教育，讲授的课程与大学几乎一样，教学方法也与大学别无二致”。④18世纪后，大量在苏格兰、荷兰、美国等地接受教育的非国教徒加入到学园教师队伍中。多渠道的师资来源增加了学园活力，使学园教育质量稳步提升。如塞缪尔·贝尼翁（Samuel Benion）⑤在学园授课时，利用格拉斯哥大学课程模式时创造性地将数学理论应用到逻辑学、气体力学、自然哲学、伦理学课程中，这比格拉斯哥大学早了20年。⑥据统计，整个18世纪，在苏格兰、荷兰、美国等地接受教育的学园知名教师分别为27人、4人和2人，在学园接受教育者53人，家庭教育及自学等6人。⑦在这些教师的推动下，学园主要进行三方面的教育革新。
首先，改进教学方法。学园摆脱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引导学生自主学习，鼓励学生就学习问题进行研讨。学园教师托马斯·艾默里（Thomas Amory）认为自由问询（free inquiry）是最可能通向真理的道路。⑧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回忆在达文特里学园（Daventry Academy）学习情形时指出：“学园在追求真理方面有良好的风气，学生们在自由与必然性、灵魂之死以及所有正统神学和异端的重要问题上因意见不一致而产生了多个派别，大家对各种观点都进行过多次讨论。”⑨普利斯特里在沃灵顿学园教授历史时，指导学生利用原始文献和确凿的证据（hard evidence）来分析问题，而不是仅仅接受课本内容。⑩这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指导。总之，学园教学方法有利于启发学生思维，提升学生自我效能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学生形成特定的非国教派思维模式。学园毕业生威廉·戈德温和詹姆斯·穆勒在政治制度大论战中的表现被认为是受惠于非国教派思维模式。?
其次，丰富教学内容。学园在古典课程外，增加了更多的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内容，并随着时代发展增加了世俗职业教育课程。学园产生之初，虽以宗教教育为主，但也重视科学教育，如理查德·弗兰克兰（Richard Frankland）在斯梅尔学园（Rathmell Academy，1670—1698年）教学时就将科学内容加入到哲学和神学课程中。?约翰·詹宁斯学园（John Jennings Academy）开有文明史课程。同时，吸纳普通信徒子女进入学园也是学园开办者的重要目的。正如戴维·詹宁斯（Rev. David Jennings）给菲利普·多德里奇的信中所言：“他们（普通信徒）并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为牧师或者学者……让他们的子女到牛津、剑桥或者国外的学校（学习）是不可接受的。”?18世纪，非国教徒主要从事工商業，他们谋求子女学习有用的知识，推动工商业发展。因此，学园根据普通信徒的教育需要，适时增加职业教育内容。沃灵顿学园明确提出其教育目标是“为立志进行学术研究和工商业发展的所有人员提供教育”。①该学园有明确就业信息的222名学生中，4人是议会议员，进入工商界、宗教界、法律界、医药界、军界的学生数分别为100、55、24、21、18。②
最后，降低入学门槛。一方面，大部分学园取消对学生入学、毕业的宗教信仰等限制。沃灵顿学园有约1/3的学生是非国教徒。1755年，普利斯特里在楠特威奇（Nantwich）开办的学园对学生性别也不作限制，实行男女同校。③另一方面，采取较低的收费标准。普遍被认为收费较高的北安普敦学园，寄宿生每年需要支付大约21.05英镑，其中学费4英镑，生活费16英镑，住宿费1.05英镑。④同时期的牛津大学一年基本膳食费是40英镑，高级自费生一年需要120英镑。⑤到18世纪中后期，学园花费才达到60～70英镑。学园较低的入学门槛，吸引了大量生源。18世纪，有名可查的学园学生约11000名。⑥
在学园进行教育革新时，陆续成立的长老派基金（The Presbyterian Fund，1689年）、独立派和公理会基金委员会（The Independent or Congregational Fund Board，1695年）、霍利夫人信托（Lady Hewley Trust，1710年）、威廉斯博士信托（Dr. Williams Trust，1716年）、柯沃德基金（Coward Trust，1735年）等都为其提供资金、管理等方面的支持。菲利普·多德里奇去世后，他所开办的北安普敦学园就由科沃德基金接管。根据玛丽王后大学研究项目统计，接受过长老会基金支持的学园有42所。⑦持久大量的外部资助使学园教学改革可以持续推进，推动学园构建不同于两所古典大学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以革新传统教育弊端为基础，注重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提高教学成效。学生是学习的中心，无论是在专业选择还是具体课程的学习上，学生都具有较大的发挥空间。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也从以教师为主体转换为以学生为主导的模式，学生与学生之间则是平等互助关系。三、推动社会转型
学园是非国教徒建立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教育机构。部分学者认为学园主要是为非国教派服务，这包含了学园教育的全部内涵和外延，不应过高评价。⑧然而，18世纪是英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非国教徒在英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担任着重要角色。⑨同时，学园不仅为非国教徒也为国教徒提供教育场所，它在18世纪呈规模化发展，是英国转型时期的重要现象。它对英国宗教多元化、高等教育近代化和社会世俗化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整体来看，学园对近代英国转型产生重要作用。
首先，推动英国宗教多元化进程。宗教教育是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两所古典大学集中进行国教教育。牛津大学甚至宣称，“在‘国教时代，牛津大学存在的价值是捍卫和提升国教地位”。⑩学园作为非国教徒创办的机构，在课程设置以及教育内容上注重宣传各非国教派宗教思想及布道方法，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英国宗教多元化发展。
《信仰划一法》颁布后，学园成为传播非国教派思想的重要场所。沃灵顿学园被誉为唯一神教的“孵化地”，?北安普敦学园使北安普敦镇成为当时著名的乡村布道中心。?公理派教师艾萨克·沃茨通过创作圣诗、吟唱圣诗的方式进行传道，为公理派甚至是整个基督教发展带来新的生机。“相对于‘大学生而言，很多信众抵触那些全凭自学的神职人员”，①因此预备成为神职人员的非国教徒会主动进入学园学习，各教派也积极支持学园培养宗教人才。1722年，托马斯·艾默里（Thomas Amory）在通过教会考试成为候选人之后，即到约翰·埃姆斯（John Eames）的学园学习。②柯沃德基金在为达文特里学园提供资助时，强调将学生培养成合格牧师，使其能够“透彻理解福音教义（gospel doctrine），熟练掌握《教义问答》”。③
学园在为非国教派培养人才的同时也是国教会的人才培养基地。沃灵顿学园至少有15名学生成为国教牧师。④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塞克（Thomas Secker）和布里斯托主教约瑟夫·巴特勒（Joseph Butler）都曾作为非国教徒在学园接受教育。两人皈依国教后，成为国教会低教派成员，鼓励宗教宽容。学园通过为国教会培养人才，加强了两者的勾连与互动，为不同教派架起理解和互信的桥梁，这也符合宗教多元发展的需要。
其次，促进英国高等教育近代化。一方面，王政复辟后，两所古典大学由国教徒控制。非国教徒创立的学园，虽然直接服务于非国教徒，但是对全体民众开放。它开辟了新的教育模式，有利于高等教育多元化。另一方面，15、16世纪，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平民学习的一个重要场所。据统计，1575至1639年，牛津大学中平民人数平均约占40%。⑤17世纪后半期以后，两所古典大学的教育内容和费用不再适合平民。学园较低的入学门槛加上实用性的职业课程满足了平民教育的需要。这使其成为平民的学习场所，有利于教育大众化。
此外，18世纪，两所古典大学教育日趋保守、落后，科学被放在次要位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学园极为重视科学课程。正如学者所称：“沃灵顿学园甚至被认为在世俗教育方面的开放性和教学质量上超过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与非国教徒的教育理念尤其是對科学的重视有关。”⑥学园对于自然科学和职业教育的重视也与欧洲大学在19世纪出现的教育改革趋势相一致，顺应了教育发展潮流。到18世纪后期，学园的科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两所古典大学。剑桥大学在1783年开始设立自然哲学教席。
最后，促进社会世俗化。世俗化是宗教制度、行为和意识丧失其社会重要性的过程。⑦王政复辟后，英国建立认信国家体制，宗教与政治、教育等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学园教育既可能让学生从理论上对宗教祛魅，又有机会让学生参与到原属于宗教控制的世俗领域，进而弱化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为社会世俗化提供可能。
学园在教学方法上鼓励学生自由追寻真理并重视用科学方法分析社会，这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使他们能够以更加开放、理性的姿态面对宗教，进而质疑宗教的非理性成分，在认识上消解宗教的价值。例如神学生威廉·戈德温和詹姆斯·穆勒毕业后在非国教派担任牧师，并用学园方法继续探求真理，最后转换为无神论者，从事世俗工作。再者，学园的职业教育可使学生进入国教会控制松懈的工商业、医学和教育等专业技术领域，传统上由教会垄断的教育和医疗等行业也逐步被世俗人士占领。这些职业收入较高，是国家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提高了学园学生的经济实力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也推动了社会分工和社会变迁，进而使社会复杂性加强，宗教与社会分离加大，重要性降低。
结 论
综合来讲，学园的兴起恰处于英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它的兴起不仅是英国社会转型的产物，也构成英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层面。从现代化视角来看，如何最大限度利用社会资源，实现社会和平转型是各国由传统走向现代不可避免的问题。学园的兴起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学习的范例。学园作为社会异质力量，在成立之初被认为将对国家统治产生威胁，受到政府打击和主流社会排斥。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学园、非国教徒和政府三方并未故步自封，而是积极利用当时的制度和社会环境，在对抗中进行合作，最后实现各方的共赢。虽然19世纪学园走向没落，但学园精神已融入英国主流社会。知名学园如沃灵顿学园最后发展成为牛津大学哈里斯·曼彻斯特学院（Harris Manchester College， Oxford），哈克尼學园也并入伦敦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学园的发展历程也反映了英国和平、渐进的发展模式。
The Rise of Dissenting Academies in 18th Century Britain
Abstract： At the end of 17th century， dissenting academies came into being to make up the situation that dissenters， to some extent， lost the right of receiving higher education. During the 18th-century， dissenting academies gradually developed， as a result of the governments religious？tolerance policy and social changes. At the Dissenting academies，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was reformed， and therefore a new educational mode different from Oxford University and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was formed. In general， dissenting academ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ligious pluralism，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and social secularization.
Key Words： Dissenting Academies， Dissenter， Higher Educa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① 目前学术界对于“Dissenting Academies”的翻译未有定论，徐辉、郑继伟在其编著的《英国教育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将其翻译为“学园”;喻冰峰在《停滞中的变革——“不信奉国教者学园”在英国的兴起与发展》（《现代大学教育》2013年第6期）中将其翻译为“不信奉国教者学园”;邓云清在《阿卡德米学院运动与英国近代泛智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第8期）中将其翻译为“不信奉国教的学院”等。
② Henry Gee， B. D. & William John Hardy，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English Church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896， pp.600～619.
③ A. Aspinall&E. Anthony Smith， （eds.），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8， London：Routledge， 1996， p.697.
④ Irene Parker， Dissenting Academies in England：Their Rise and Progress and Their Place among the Educational Systems of the Count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4.
⑤ J. W. Ashley Smith， The Birth of Modern Education：The Contribution of the Dissenting Academies， 1660-1800， London： Independent Press， 1954.
⑥ Nicholas Hans， New Trends in Educa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1998.
⑦ Matthew Mercer， “Dissenting Academies and the Education of the Laity， 1750-1850”， History of Education， Vol.30， No.1， （2001）， pp.35～58.
① 徐辉、郑继伟编著：《英国教育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② 邓云清：《阿卡德米学院运动与英国近代泛智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第8期。
③ 数据来源：伦敦玛丽王后大学学园项目的电子数据，参见https：//dissacad.english.qmul.ac.uk/sample1.php？parameter=Academysearch&alpha=，2017-10-15。
④⑤ Charles Stanford， Philip Doddridge， D. D.， New York：A. C. Armstrong and Son， 1881， pp.68、71.
⑥ David L. Ferch，“‘Good Books are a Very Great Mercy to the World：Persecution， Private Libraries， and the Printed Word i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Dissenting Academies， 1663-1730”， The Journal of Library History （1974-1987）， Vol.21， No.2， （1986）， p.353.
⑦ Jerom Murch， A History of the Presbyterian and General Baptist Churches in the West of England：With Memoirs of Some of Their Pastors， London：Hunter， 1835， p.178.
⑧ Philip Jenkins， “Tory Industrialism and Town Politics：Swanse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28， No.1， （1985）， p.109.
⑨ 轉引自周文英《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卫斯理宗（1740-1840）》，《暨南学报》2000年第5期。
① 徐辉、郑继伟编著：《英国教育史》，第123～124页。
② F. J. McLynn， “Issues and Motives in the Jacobite Rising of 1745”， The Eighteenth Century， Vol.23， No.2 （1982）， p.113.
③ Irene Parker， Dissenting Academies in England：Their Rise and Progress and Their Place among the Educational Systems of the Country， p.49.
④ Henry Arthur Bright， A Historical Sketch of Warrington Academy， Liverpool：T. Brakell， 1859， pp.23～24.
⑤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19世纪之前英格兰仅有的两所大学，常被合称为“英格兰古典大学”（English Ancient Universities）。
⑥ https：//dissacad.english.qmul.ac.uk/sample1.php？parameter=ODNB， 2017-11-16.
⑦ Henry Arthur Bright， A Historical Sketch of Warrington Academy， p.14.
⑧ Birrell Augustine， William Hazlitt （English Men of Letters）， London：Macmillan & Co. Ltd.， 1902， p.29.
⑨ L. S. Sutherland&L.G. Mitchell，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6， p.469.
① Iris Butler， Eldest Brother： Marquess Wellesley， London：Hodder& Stoughton Ltd.， 1973， p.87.
② L. W. B. Brockliss，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271.
③ Hester Jenkins& D. Caradog Jones， “Social Class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Alumni of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 No.2， （1950）， p.99.
④ David Bogue& James Bennett， The History of Dissenter：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Year 1808， Vol.2， London：Hamilton， 1812， p.79.
⑤ 塞缪尔·贝尼翁于1695—1696年在格拉斯哥大学进行本科学习，1703年进行研究生学习。
⑥⑧ J. W. Ashley Smith， The Birth of Modern Education：The Contribution of the Dissenting Academies 1660-1800， pp.80、102.
⑦ 数据来源：J. W. Ashley Smith， The Birth of Modern Education：The Contribution of the Dissenting Academies 1660-1800， pp.v-viii， pp.287～300.
⑨ Irene Parker， Dissenting Academies in England：Their Rise and Progress and Their Place among the Educational Systems of the Country， p.103.
⑩ P. OBrien， Warrington Academy， 1757-86：Its Predecessors and Successors， p.58.
? [英]乔纳森·克拉克：《1660—1832年的英国社会》，姜德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81页。
?J. W. Ashley Smith， The Birth of Modern Education：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Dissenting Academies 1660-1800， p.17.
? John Doddridge Humphreys， （ed.）， Correspondence and Diary of Philip Doddridge， D. D.， Vol.3， London：Henry Colburn and Richard Bentley， 1830， p.115.
① Edward Royle， Modern Britain： A Social History， 1750-1985， London：Edward Arnold， 1987， p.375.
②? P. OBrien， Warrington Academy， 1757-86：Its Predecessors and Successors， pp.85～91、85.
③ Isabel Rivers& David L. Wykes， Joseph Priestley， Scientist， Philosopher and Theologia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8.
④ Jewell， H. M.， Educ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p.116.
⑤⑩ L. W. B. Brockliss，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pp.271、316.
⑥ https：//dissacad.english.qmul.ac.uk/sample1.php？parameter=career&alpha=min&personid=3653#tabs-2， 2017-12-12.
⑦ https：//dissacad.english.qmul.ac.uk/sample1.php？parameter=Advacademy&asearch=0&field1=funding_bodies&search1=PFB&acadid=
32#tabs-1， 2018-1-5.
⑧ See Matthew Mercer， “Dissenting Academies and the Education of the Laity， 1750-1850”， History of Education， Vol.30， No.1，（2001）， pp.35～58;Nicholas Hans， New Trends in Educa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57;D. W. Lovegrove， Established Church， Sectarian People：Itineranc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Dissent 1780-183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78.
⑨ 關于非国教徒在英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参见郭伟联《十八世纪英国不奉国教信徒对经济的贡献》，《基督宗教研究》（第13辑），2010年，第69～88页;王英：《论工业革命中的非国教徒》，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 P. OBrien， Warrington Academy， 1757-86：Its Predecessors and Successors， p.25.
① Kathleen W. MacArthur， “Theological Education among the Dissenters”，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Vol.21， No.3， （1941）， p.268.
② Mark Burden，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utors at the Dissenters Private Academies， 1660-1729， London：Dr. Williams Centre for Dissenting Studies， 2013， p.59.
③ J. W. Ashley Smith， The Birth of Modern Education：The Contribution of the Dissenting Academies 1660-1800， p.149.
④ P. OBrien， Warrington Academy， 1757-86：Its Predecessors and Successors， pp.85～91.
⑤ Andrew Clark， （ed.）， Regis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Vol.2， Clarendon：Oxford History Society， 1887， pp.1615～1647.
⑥ John Hedley Brooke， “Science and Dissent： Some Historiographical Issues”， in Science and Dissenter in England， 1688-1945， edited by Paul Wood， Hampshire：Ashgate， 2004， p.31.
⑦ 孙尚扬：《世俗化与去世俗化的对立与并存》，《哲学研究》2008年第7期。
[中图分类号]K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2-0029-07
凡论及18世纪英国教育，或多或少都会述及学园（Dissenting Academies）。①学园是王政复辟后，非国教徒为弥补自身高等教育权利丧失而开办的教育机构。伴随着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安立甘宗重新被确定为英国国教，“劳德派”占多数的骑士议会颁布排斥性法律，确立国教的垄断地位（Anglican hegemony）。1662年颁布的《信仰划一法》（Uniformity Act）规定，宣誓信奉国教、承认“三十九条信纲”（The Thirty-nine Articles of Religion）不仅是国教会神职人员、学校教师就职的必要条件，②还是牛津大学学生入学、剑桥大学学生获得学位的前提条件。③由此，非国教徒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在某种程度被剥夺，于是他们秘密开办学园进行自救。光荣革命后，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调整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学园逐步兴起。在兴起过程中，学园不断进行教育革新，取得丰硕成果，在英国近代社会转型中占有一席之地。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较为重视对学园的研究，目前已获得丰富的研究成果。艾琳·帕克以学园为支点纵向分析了英国教育发展历程，认为学园是英国高等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主要推动力。④阿什利·史密斯关注了各学园主要教师的教育理念、教育成果等，认为学园教师是影响学园教学改革和整体发展的重要因素。⑤到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研究视角的转变，对学园评价出现分歧。尼古拉斯·汉斯以《牛津国家传记词典》（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名录为主要评判标准，将学园与同时期其他学校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学园在教育现代化方面的开创性较为有限。⑥马修·默瑟通过对学园生源、教学内容等进行研究，认为在1750—1850年间，学园只是占领导阶层的部分非国教徒的学习场所，其教育以宗教教育为主，世俗教育既不占主流也难以对社会产生实质性影响。⑦
国内学界对学园研究相对较少，关注点集中在学园的课程和影响等方面。徐辉、郑继伟分析了学园的课程内容，认为学园推动了近代英国社会变革。①邓云清将学园与英国泛智运动相结合，分析了学园的社会影响。②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拓展了学园研究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但对学园的兴起与历史发展进程之间的关联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对学园评价有较大差异。事实上，学园在18世纪的兴起，不单单是一个教育事件，它涉及斯图亚特王朝与汉诺威王朝宗教政策的转变，关系到英国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价值观念转变等多方面内容，与英国社会转型具有密切关系。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英国社会转型的背景出发，系统探究学园的兴起及影响，以求揭示18世纪英国社会发展的深层次动因。一、学园兴起的原因
学园成立之初，受政府打击和国教会排挤，具有规模小、条件差、选址隐蔽等特征，很多学园被迫中途关闭。18世纪后，学园得到较大发展。1689—1789年间，有名可查的学园有101所，③遍布英国。学园在18世纪的兴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光荣革命后，英国逐步宽容的宗教政策为学园兴起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1689年，议会通过《宗教宽容法》后，政府对学园的管理开始放松。乔治一世、乔治二世统治时期，两位国王和占议会多数席位的辉格党都支持宗教宽容，这为学园发展打开新的空间。1719年，限制学园发展的《反教会分裂法》（Schism Act， 1714）被废止。1734年，政府通过“北安普敦学园案”默认学园具有合法地位。
“北安普敦学园案”缘起于北安普敦学园教师与国教会牧师关于北安普敦地区布道权的纠纷。1729年，菲利普·多德里奇（Philip Doddridge）在北安普敦建立北安普敦学园，并鼓励学生在该地布道。1732年4月，国教牧师威尔斯（Rev. Wills）向多德里奇写信称：“我是该区宗教事务负责人……我不希望你的学生在本区布道！”④多德里奇明确拒绝了他的要求。威尔斯牧师随即控诉多德里奇未按照规定申领办学许可证。多德里奇因此受到地方宗教法庭传唤。当此案在威斯敏斯特大厅进行审判时，哈利法克斯伯爵、斯特拉特福德主教等都为多德里奇辩护，乔治二世也声明“在他统治期间不可再出现因信仰获罪的事情”。⑤1734年，多德里奇被判无罪！威斯敏斯特大厅的审理传递了英国上级法庭对非国教徒开办学园的态度，为地方法庭处理类似诉争提供了判例依据。此后，国家对非国教徒开办学园的处罚再未出现。学园普遍开始进行大规模扩建，北安普敦学园也成为第一个建造图书馆的学园。⑥
其次，在18世纪的英国，对非国教徒宽容日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为学园兴起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学园的创办主体是非国教徒，英国社会对非国教徒的态度直接影响学园的发展。约翰·摩尔的学园在威廉三世统治时期就一直为当时严厉的宗教氛围所困扰。⑦
17世纪后期，约翰·洛克率先提倡宗教宽容。18世纪初，非国教徒丹尼尔·笛福主编的《评论》（Review）等杂志名噪一时。它们以浅显的幽默讽刺国教会，引起大众对国教会弊端的反思，为非国教徒赢得好感。1714年，国教牧师托马斯·科林斯（Thomas Collins）指出：“斯旺西（Swansea）受到非国教派书籍、观念极大污染。”⑧与此同时，批判国教会的自然神论在宗教领域兴起，社会上对国教会的质疑不断增加。1738年，坎特伯雷大主教称：“人们公开蔑视国教是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⑨社会上萌生的这种对国教会的反对情绪，缓和了人们对非国教徒的敌意，使学园作为传播“非国教”信仰的场所而逐渐被大众接受。18世纪上半叶《旁观者》杂志开展关于“公学教育和私立教育”的讨论，也激发了社会上对学园优点的关注。①1745年，詹姆斯党人再次组织叛乱，非国教徒积极拥护汉诺威王朝統治。②社会对非国教徒的宗教偏见进一步消除，学园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英国贵族也开始进入学园学习。邓莫尔伯爵（Earl of Dunmore）、威廉·曼纳斯勋爵（Lord William Manners）等都是北安普敦学园学生。近代英国等级界限明显，贵族的加入显示了学园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标志着学园已实现崛起。
最后，随着18世纪英国经济的发展，大众对教育产生新的诉求，学园对时代需求的满足为其兴起提供物质保障。18世纪英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活动复杂性加强，对于专业人士如医生、药剂师、贸易商等需求增加。这些新兴职业大多收入不菲，这使它们成为人们的就业目标。同时，在18世纪的英国，掌握科学知识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科学协会兴起。
学园课程实用性强，能够满足大众的教育诉求，这为其赢得了大量生源。早在17世纪学园就因实用性课程获得好评。到18世纪上半叶，学园出现了专门的工商业、医学等职业教育课程，对科学的重视进一步加强。具有重要影响的月光社（Lunar Society）等都是学园毕业生组建的。这使得民众可以通过学园获得进入新兴职业的通道，增加了学园的吸引力。正如威尔逊所述：“一些具有社会地位的绅士很讨厌非国教徒，但为了孩子的教育仍把子女送入哈尔菲的学园学习。”③同时，学园学习氛围较好，学生整体花费较低，这进一步增加了学园吸引力，使其生源范围得到扩大。英属西印度群岛大种植园主塞缪尔·沃恩（Samuel Vaughan）就将两个儿子送到沃灵顿学园学习，并指出：“我将他们送到如此遥远的地方就是为了让他们在良好道德的熏陶下获得知识……我的儿子比利10个月只花费59英镑12先令。”④沃恩对比利的花费很满意，这也显示了丰富的课程和较低的学费让学园具有较高的性价比，为学园带来大量生源。充足的生源为学园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推动了学园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其兴起。
综上所述，学园的兴起是国家宗教宽容政策和18世纪英国经济社会变迁综合作用的结果。光荣革命后，国家推行的宗教宽容政策是学园兴起的前提。大众日渐宽容的宗教意识为学园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氛围。在此基础上，学园对大众教育诉求的满足进一步使学园兴起成为可能。二、革新传统高等教育弊端
早期学园普遍被认为沿袭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下文简称“两所古典大学”⑤）的教育模式。18世纪后，学园逐步对以两所古典大学为代表的传统高等教育弊端进行革新，构建新的教育模式，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教育质量也得到社会认可。在《牛津国家传记词典》中，学园师生就有608名，⑥其中包括“圣诗之父”艾萨克·沃茨（Isaac Watts）、“化学之父”约翰·道尔顿、“监狱改革之父”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等。北安普敦学园（Northampton Academy，1729—1751年）被称为英格兰最优良的教育机构，沃灵顿学园（Warrington Academy，1757—1786年）被誉为“北方的雅典”，⑦哈克尼学园（Hackney Academy，1786—1850年）被认为超越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⑧
18世纪，以两所古典大学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弊端主要体现在：首先，教学方法保守，以传统问答制为主。在18世纪“以应付考试为目的的教学系统被破坏，考试的组织和管理都不能令人满意”，⑨教学难以达到理想效果。其次，教学内容单一，以古典教育为主。古典教育是由那些相信贵族思想的人们开创的，并首先是为没有金钱之忧的人服务。①最后，入学门槛高，具有一定等级性。它们收费昂贵，并将信奉国教作为学生入学、毕业和留校任教的重要考核标准。两所古典大学的学生入学后，按照贵族生（noble）、高级自费生（gentleman commoner）、自费生（pensioners）、减费生（sizars）四个等级享受明显不同的学习、生活条件。②在这种教育模式下，两所古典大学逐渐为贵族和中高级国教教士子弟所垄断，学生就业集中在国教会和政府部门。牛津大学每年约57%～72%的学生进入国教会。1752—1799年，剑桥大学约60%的学生进入教会，从事金融、工商业者几乎为零。③
早期学园教师“大都曾在大学接受教育，讲授的课程与大学几乎一样，教学方法也与大学别无二致”。④18世纪后，大量在苏格兰、荷兰、美国等地接受教育的非国教徒加入到学园教师队伍中。多渠道的师资来源增加了学园活力，使学园教育质量稳步提升。如塞缪尔·贝尼翁（Samuel Benion）⑤在学园授课时，利用格拉斯哥大学课程模式时创造性地将数学理论应用到逻辑学、气体力学、自然哲学、伦理学课程中，这比格拉斯哥大学早了20年。⑥据统计，整个18世纪，在苏格兰、荷兰、美国等地接受教育的学园知名教师分别为27人、4人和2人，在学园接受教育者53人，家庭教育及自学等6人。⑦在这些教师的推动下，学园主要进行三方面的教育革新。
首先，改进教学方法。学园摆脱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引导学生自主学习，鼓励学生就学习问题进行研讨。学园教师托马斯·艾默里（Thomas Amory）认为自由问询（free inquiry）是最可能通向真理的道路。⑧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回忆在达文特里学园（Daventry Academy）学习情形时指出：“学园在追求真理方面有良好的风气，学生们在自由与必然性、灵魂之死以及所有正统神学和异端的重要问题上因意见不一致而产生了多个派别，大家对各种观点都进行过多次讨论。”⑨普利斯特里在沃灵顿学园教授历史时，指导学生利用原始文献和确凿的证据（hard evidence）来分析问题，而不是仅仅接受课本内容。⑩这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指导。总之，学园教学方法有利于启发学生思维，提升学生自我效能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学生形成特定的非国教派思维模式。学园毕业生威廉·戈德温和詹姆斯·穆勒在政治制度大论战中的表现被认为是受惠于非国教派思维模式。?
其次，丰富教学内容。学园在古典课程外，增加了更多的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内容，并随着时代发展增加了世俗职业教育课程。学园产生之初，虽以宗教教育为主，但也重视科学教育，如理查德·弗兰克兰（Richard Frankland）在斯梅尔学园（Rathmell Academy，1670—1698年）教学时就将科学内容加入到哲学和神学课程中。?约翰·詹宁斯学园（John Jennings Academy）开有文明史课程。同时，吸纳普通信徒子女进入学园也是学园开办者的重要目的。正如戴维·詹宁斯（Rev. David Jennings）给菲利普·多德里奇的信中所言：“他们（普通信徒）并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为牧师或者学者……让他们的子女到牛津、剑桥或者国外的学校（学习）是不可接受的。”?18世纪，非国教徒主要从事工商業，他们谋求子女学习有用的知识，推动工商业发展。因此，学园根据普通信徒的教育需要，适时增加职业教育内容。沃灵顿学园明确提出其教育目标是“为立志进行学术研究和工商业发展的所有人员提供教育”。①该学园有明确就业信息的222名学生中，4人是议会议员，进入工商界、宗教界、法律界、医药界、军界的学生数分别为100、55、24、21、18。②
最后，降低入学门槛。一方面，大部分学园取消对学生入学、毕业的宗教信仰等限制。沃灵顿学园有约1/3的学生是非国教徒。1755年，普利斯特里在楠特威奇（Nantwich）开办的学园对学生性别也不作限制，实行男女同校。③另一方面，采取较低的收费标准。普遍被认为收费较高的北安普敦学园，寄宿生每年需要支付大约21.05英镑，其中学费4英镑，生活费16英镑，住宿费1.05英镑。④同时期的牛津大学一年基本膳食费是40英镑，高级自费生一年需要120英镑。⑤到18世纪中后期，学园花费才达到60～70英镑。学园较低的入学门槛，吸引了大量生源。18世纪，有名可查的学园学生约11000名。⑥
在学园进行教育革新时，陆续成立的长老派基金（The Presbyterian Fund，1689年）、独立派和公理会基金委员会（The Independent or Congregational Fund Board，1695年）、霍利夫人信托（Lady Hewley Trust，1710年）、威廉斯博士信托（Dr. Williams Trust，1716年）、柯沃德基金（Coward Trust，1735年）等都为其提供资金、管理等方面的支持。菲利普·多德里奇去世后，他所开办的北安普敦学园就由科沃德基金接管。根据玛丽王后大学研究项目统计，接受过长老会基金支持的学园有42所。⑦持久大量的外部资助使学园教学改革可以持续推进，推动学园构建不同于两所古典大学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以革新传统教育弊端为基础，注重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提高教学成效。学生是学习的中心，无论是在专业选择还是具体课程的学习上，学生都具有较大的发挥空间。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也从以教师为主体转换为以学生为主导的模式，学生与学生之间则是平等互助关系。三、推动社会转型
学园是非国教徒建立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教育机构。部分学者认为学园主要是为非国教派服务，这包含了学园教育的全部内涵和外延，不应过高评价。⑧然而，18世纪是英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非国教徒在英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担任着重要角色。⑨同时，学园不仅为非国教徒也为国教徒提供教育场所，它在18世纪呈规模化发展，是英国转型时期的重要现象。它对英国宗教多元化、高等教育近代化和社会世俗化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整体来看，学园对近代英国转型产生重要作用。
首先，推动英国宗教多元化进程。宗教教育是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两所古典大学集中进行国教教育。牛津大学甚至宣称，“在‘国教时代，牛津大学存在的价值是捍卫和提升国教地位”。⑩学园作为非国教徒创办的机构，在课程设置以及教育内容上注重宣传各非国教派宗教思想及布道方法，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英国宗教多元化发展。
《信仰划一法》颁布后，学园成为传播非国教派思想的重要场所。沃灵顿学园被誉为唯一神教的“孵化地”，?北安普敦学园使北安普敦镇成为当时著名的乡村布道中心。?公理派教师艾萨克·沃茨通过创作圣诗、吟唱圣诗的方式进行传道，为公理派甚至是整个基督教发展带来新的生机。“相对于‘大学生而言，很多信众抵触那些全凭自学的神职人员”，①因此预备成为神职人员的非国教徒会主动进入学园学习，各教派也积极支持学园培养宗教人才。1722年，托马斯·艾默里（Thomas Amory）在通过教会考试成为候选人之后，即到约翰·埃姆斯（John Eames）的学园学习。②柯沃德基金在为达文特里学园提供资助时，强调将学生培养成合格牧师，使其能够“透彻理解福音教义（gospel doctrine），熟练掌握《教义问答》”。③
学园在为非国教派培养人才的同时也是国教会的人才培养基地。沃灵顿学园至少有15名学生成为国教牧师。④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塞克（Thomas Secker）和布里斯托主教约瑟夫·巴特勒（Joseph Butler）都曾作为非国教徒在学园接受教育。两人皈依国教后，成为国教会低教派成员，鼓励宗教宽容。学园通过为国教会培养人才，加强了两者的勾连与互动，为不同教派架起理解和互信的桥梁，这也符合宗教多元发展的需要。
其次，促进英国高等教育近代化。一方面，王政复辟后，两所古典大学由国教徒控制。非国教徒创立的学园，虽然直接服务于非国教徒，但是对全体民众开放。它开辟了新的教育模式，有利于高等教育多元化。另一方面，15、16世纪，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平民学习的一个重要场所。据统计，1575至1639年，牛津大学中平民人数平均约占40%。⑤17世纪后半期以后，两所古典大学的教育内容和费用不再适合平民。学园较低的入学门槛加上实用性的职业课程满足了平民教育的需要。这使其成为平民的学习场所，有利于教育大众化。
此外，18世纪，两所古典大学教育日趋保守、落后，科学被放在次要位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学园极为重视科学课程。正如学者所称：“沃灵顿学园甚至被认为在世俗教育方面的开放性和教学质量上超过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与非国教徒的教育理念尤其是對科学的重视有关。”⑥学园对于自然科学和职业教育的重视也与欧洲大学在19世纪出现的教育改革趋势相一致，顺应了教育发展潮流。到18世纪后期，学园的科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两所古典大学。剑桥大学在1783年开始设立自然哲学教席。
最后，促进社会世俗化。世俗化是宗教制度、行为和意识丧失其社会重要性的过程。⑦王政复辟后，英国建立认信国家体制，宗教与政治、教育等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学园教育既可能让学生从理论上对宗教祛魅，又有机会让学生参与到原属于宗教控制的世俗领域，进而弱化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为社会世俗化提供可能。
学园在教学方法上鼓励学生自由追寻真理并重视用科学方法分析社会，这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使他们能够以更加开放、理性的姿态面对宗教，进而质疑宗教的非理性成分，在认识上消解宗教的价值。例如神学生威廉·戈德温和詹姆斯·穆勒毕业后在非国教派担任牧师，并用学园方法继续探求真理，最后转换为无神论者，从事世俗工作。再者，学园的职业教育可使学生进入国教会控制松懈的工商业、医学和教育等专业技术领域，传统上由教会垄断的教育和医疗等行业也逐步被世俗人士占领。这些职业收入较高，是国家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提高了学园学生的经济实力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也推动了社会分工和社会变迁，进而使社会复杂性加强，宗教与社会分离加大，重要性降低。
结 论
综合来讲，学园的兴起恰处于英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它的兴起不仅是英国社会转型的产物，也构成英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层面。从现代化视角来看，如何最大限度利用社会资源，实现社会和平转型是各国由传统走向现代不可避免的问题。学园的兴起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学习的范例。学园作为社会异质力量，在成立之初被认为将对国家统治产生威胁，受到政府打击和主流社会排斥。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学园、非国教徒和政府三方并未故步自封，而是积极利用当时的制度和社会环境，在对抗中进行合作，最后实现各方的共赢。虽然19世纪学园走向没落，但学园精神已融入英国主流社会。知名学园如沃灵顿学园最后发展成为牛津大学哈里斯·曼彻斯特学院（Harris Manchester College， Oxford），哈克尼學园也并入伦敦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学园的发展历程也反映了英国和平、渐进的发展模式。
The Rise of Dissenting Academies in 18th Century Britain
Abstract： At the end of 17th century， dissenting academies came into being to make up the situation that dissenters， to some extent， lost the right of receiving higher education. During the 18th-century， dissenting academies gradually developed， as a result of the governments religious？tolerance policy and social changes. At the Dissenting academies，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was reformed， and therefore a new educational mode different from Oxford University and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was formed. In general， dissenting academ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ligious pluralism，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and social secularization.
Key Words： Dissenting Academies， Dissenter， Higher Educa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① 目前学术界对于“Dissenting Academies”的翻译未有定论，徐辉、郑继伟在其编著的《英国教育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将其翻译为“学园”;喻冰峰在《停滞中的变革——“不信奉国教者学园”在英国的兴起与发展》（《现代大学教育》2013年第6期）中将其翻译为“不信奉国教者学园”;邓云清在《阿卡德米学院运动与英国近代泛智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第8期）中将其翻译为“不信奉国教的学院”等。
② Henry Gee， B. D. & William John Hardy，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English Church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896， pp.600～619.
③ A. Aspinall&E. Anthony Smith， （eds.），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8， London：Routledge， 1996， p.697.
④ Irene Parker， Dissenting Academies in England：Their Rise and Progress and Their Place among the Educational Systems of the Count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4.
⑤ J. W. Ashley Smith， The Birth of Modern Education：The Contribution of the Dissenting Academies， 1660-1800， London： Independent Press， 1954.
⑥ Nicholas Hans， New Trends in Educa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1998.
⑦ Matthew Mercer， “Dissenting Academies and the Education of the Laity， 1750-1850”， History of Education， Vol.30， No.1， （2001）， pp.35～58.
① 徐辉、郑继伟编著：《英国教育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② 邓云清：《阿卡德米学院运动与英国近代泛智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第8期。
③ 数据来源：伦敦玛丽王后大学学园项目的电子数据，参见https：//dissacad.english.qmul.ac.uk/sample1.php？parameter=Academysearch&alpha=，2017-10-15。
④⑤ Charles Stanford， Philip Doddridge， D. D.， New York：A. C. Armstrong and Son， 1881， pp.68、71.
⑥ David L. Ferch，“‘Good Books are a Very Great Mercy to the World：Persecution， Private Libraries， and the Printed Word i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Dissenting Academies， 1663-1730”， The Journal of Library History （1974-1987）， Vol.21， No.2， （1986）， p.353.
⑦ Jerom Murch， A History of the Presbyterian and General Baptist Churches in the West of England：With Memoirs of Some of Their Pastors， London：Hunter， 1835， p.178.
⑧ Philip Jenkins， “Tory Industrialism and Town Politics：Swanse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28， No.1， （1985）， p.109.
⑨ 轉引自周文英《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卫斯理宗（1740-1840）》，《暨南学报》2000年第5期。
① 徐辉、郑继伟编著：《英国教育史》，第123～124页。
② F. J. McLynn， “Issues and Motives in the Jacobite Rising of 1745”， The Eighteenth Century， Vol.23， No.2 （1982）， p.113.
③ Irene Parker， Dissenting Academies in England：Their Rise and Progress and Their Place among the Educational Systems of the Country， p.49.
④ Henry Arthur Bright， A Historical Sketch of Warrington Academy， Liverpool：T. Brakell， 1859， pp.23～24.
⑤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19世纪之前英格兰仅有的两所大学，常被合称为“英格兰古典大学”（English Ancient Universities）。
⑥ https：//dissacad.english.qmul.ac.uk/sample1.php？parameter=ODNB， 2017-11-16.
⑦ Henry Arthur Bright， A Historical Sketch of Warrington Academy， p.14.
⑧ Birrell Augustine， William Hazlitt （English Men of Letters）， London：Macmillan & Co. Ltd.， 1902， p.29.
⑨ L. S. Sutherland&L.G. Mitchell，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6， p.469.
① Iris Butler， Eldest Brother： Marquess Wellesley， London：Hodder& Stoughton Ltd.， 1973， p.87.
② L. W. B. Brockliss，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271.
③ Hester Jenkins& D. Caradog Jones， “Social Class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Alumni of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 No.2， （1950）， p.99.
④ David Bogue& James Bennett， The History of Dissenter：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Year 1808， Vol.2， London：Hamilton， 1812， p.79.
⑤ 塞缪尔·贝尼翁于1695—1696年在格拉斯哥大学进行本科学习，1703年进行研究生学习。
⑥⑧ J. W. Ashley Smith， The Birth of Modern Education：The Contribution of the Dissenting Academies 1660-1800， pp.80、102.
⑦ 数据来源：J. W. Ashley Smith， The Birth of Modern Education：The Contribution of the Dissenting Academies 1660-1800， pp.v-viii， pp.287～300.
⑨ Irene Parker， Dissenting Academies in England：Their Rise and Progress and Their Place among the Educational Systems of the Country， p.103.
⑩ P. OBrien， Warrington Academy， 1757-86：Its Predecessors and Successors， p.58.
? [英]乔纳森·克拉克：《1660—1832年的英国社会》，姜德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81页。
?J. W. Ashley Smith， The Birth of Modern Education：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Dissenting Academies 1660-1800， p.17.
? John Doddridge Humphreys， （ed.）， Correspondence and Diary of Philip Doddridge， D. D.， Vol.3， London：Henry Colburn and Richard Bentley， 1830， p.115.
① Edward Royle， Modern Britain： A Social History， 1750-1985， London：Edward Arnold， 1987， p.375.
②? P. OBrien， Warrington Academy， 1757-86：Its Predecessors and Successors， pp.85～91、85.
③ Isabel Rivers& David L. Wykes， Joseph Priestley， Scientist， Philosopher and Theologia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8.
④ Jewell， H. M.， Educ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p.116.
⑤⑩ L. W. B. Brockliss，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pp.271、316.
⑥ https：//dissacad.english.qmul.ac.uk/sample1.php？parameter=career&alpha=min&personid=3653#tabs-2， 2017-12-12.
⑦ https：//dissacad.english.qmul.ac.uk/sample1.php？parameter=Advacademy&asearch=0&field1=funding_bodies&search1=PFB&acadid=
32#tabs-1， 2018-1-5.
⑧ See Matthew Mercer， “Dissenting Academies and the Education of the Laity， 1750-1850”， History of Education， Vol.30， No.1，（2001）， pp.35～58;Nicholas Hans， New Trends in Educa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57;D. W. Lovegrove， Established Church， Sectarian People：Itineranc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Dissent 1780-183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78.
⑨ 關于非国教徒在英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参见郭伟联《十八世纪英国不奉国教信徒对经济的贡献》，《基督宗教研究》（第13辑），2010年，第69～88页;王英：《论工业革命中的非国教徒》，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 P. OBrien， Warrington Academy， 1757-86：Its Predecessors and Successors， p.25.
① Kathleen W. MacArthur， “Theological Education among the Dissenters”，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Vol.21， No.3， （1941）， p.268.
② Mark Burden，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utors at the Dissenters Private Academies， 1660-1729， London：Dr. Williams Centre for Dissenting Studies， 2013， p.59.
③ J. W. Ashley Smith， The Birth of Modern Education：The Contribution of the Dissenting Academies 1660-1800， p.149.
④ P. OBrien， Warrington Academy， 1757-86：Its Predecessors and Successors， pp.85～91.
⑤ Andrew Clark， （ed.）， Regis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Vol.2， Clarendon：Oxford History Society， 1887， pp.1615～1647.
⑥ John Hedley Brooke， “Science and Dissent： Some Historiographical Issues”， in Science and Dissenter in England， 1688-1945， edited by Paul Wood， Hampshire：Ashgate， 2004， p.31.
⑦ 孙尚扬：《世俗化与去世俗化的对立与并存》，《哲学研究》2008年第7期。
